作者：高书杰，郑 南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宋代酒事生活繁华，以酒事生活作为视角来观察宋代酒文化，可看出宋代酒文化的繁盛多彩，这突出体现在酒楼店肆的发达繁荣，酒人、酒令、酒文学等大批涌现，与酒相关的理论文献呈“井喷式”发展。宋代文献记载了众多酒类名目及种类，宋代饮酒风气较之前代更为风行。宋代喜酒风气的形成，孕育出了大量的酒文化词作。无论京城还是地方，宋代的酒店均热闹繁华。宋人酒宴极多，饮酒时酒令内容、玩法形式多样，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饮酒习俗均极为盛行。

宋代；酒文化；酒店；酒人；酒文学

饮食文化是指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等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活动的总和。食事生活包括食物制作、食物消费、饮食社会活动与食事礼仪、社会食生活管理与组织等，人们通常以食事活动为载体，于不同区域、不同群族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食事现象、食事思想和食事习惯等[1]2。酒事生活即是食事生活的一种表现方式，即酒事生活是以酒为主要载体，通过包括酒文化及与制酒、饮酒相关的食事活动等一系列相关酒事活动而形成的一种饮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酒事生活中的酒文化很早就被人们发现和研究。中国酒文化同酒事生活一样源远流长，至宋代时，酒文化的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宋代的酒事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大众化。这里仅以酒事生活为视角，可对宋代酒文化的繁荣窥探出一二。

一、宋代酒店

（一）酒店分布

1.城市酒店。城市酒店设立在繁华的城市之中，这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体现出宋代饮食的发达。宋代食市发达，酒楼林立，酒店业十分繁荣。宋代宫廷设立有光禄寺。《宋史》载：“光禄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会、宴飨、酒醴、膳羞之事，修其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2]3891光禄寺的职责是负责宫廷内的一切膳食，其中就有宴飨、酒醴之事。其下设有法酒库和内酒坊。法酒库和内酒坊与都曲院，都是北宋宫廷的酿酒机构，专门用来酿造官家自用酒。《宋史》载：“法酒库、内酒坊，掌以式法授酒材，视其厚薄之齐（剂），而谨其出纳之政。若造酒以待供进及祭祀、给赐，则法酒库掌之；凡祭祀，供五齐（剂） 三酒，以实尊薏。内酒坊惟造酒，以待余用。”[3]3891又载：“都曲院，掌造曲，以供内酒库酒醴之用，及出鬻以收其直（值）。”[4]3912北宋京城酒店众多，且热闹繁华。《东京梦华录》对此有着充分的描写，其卷2《酒楼》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5]71之语，即东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綵（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萤煌，上下相照……宣和（1119-1125年）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光耀……九桥门街市酒店，綵（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1111-1118年）后，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6]71-72这充分反现出北宋时酒店的繁华兴旺。东京（今河南开封）的这些大酒楼大多是一些二层、三层的庞大建筑，酒楼临大街而屹立，装饰华美，气派端庄，生意兴隆。除京城酒店繁华外，其他城市的酒店也十分繁盛。《宋朝事实类苑》卷13载：“李给事师中保趁西京，时驼马市有人新造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忽大言曰：‘有巴！’”[7]836这里的西京即洛阳，从这可以看出当时洛阳的酒楼也是宏伟壮丽，器宇不凡。南宋京城临安，酒楼林立，其装饰仍然效仿北京东京样式，尽显豪华之貌。《梦梁录》卷16载：“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8]141当时在杭州的酒楼，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户部管辖的官酒库。《梦梁录》卷10载：“点检所官酒库，各库有两监官，下有专吏酒匠掌其役……煮界库，在涌金门外，有酒楼，匾之曰西楼……新界库，在清河坊南，酒楼匾之曰和乐。”[9]85在官酒库中，每库设有酒楼。另一种是属于私人所有而开设的酒楼。这两种酒楼无论是官是私，都具有华丽之风。除在酒楼饮酒欢庆之外，南宋时还有园林庭院、野外江边、城中小院等“花园酒店”，用来提供给文人雅士之间的聚会和谈天[10]247。这些都反映出宋代时的酒店众多，且热闹繁华。

2.乡村酒店。宋代京城外的其他较小的城镇，乃至乡村集市，依然是到处可见酒楼店肆，但其规模和排场相对城市酒店要小得多，这些酒店更像是乡村小店，多为市井憩息闲谈之地，无关风雅奢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中有“酒旗斜矗如”之语，辛弃疾的《丑奴儿近·博道山中》有“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之语，这展现出宋代时期乡村酒店林立繁多。虽然宋时的乡村酒店密度很高，各处都有散布，但规模小、装饰简陋、功能单一[11]100。这是因为其来往客人多以果腹为目的，而非娱乐消遣，且酒客身份多是市井百姓，酒家一方面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为追求更大的利润，故对酒店装饰并不在意。宋代乡村酒店一般坐落在村落集镇或驿路两旁，这是为了招徕顾客的商业需要。《容斋随笔》中《容斋续笔》卷16载：“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12]417说明这类酒店大都悬挂一个酒帘作为标志，这样可使酒店的位置更加醒目，也方便招徕更多的酒客。另外，宋代乡村酒店一般沽的是村酒浊醪，卖的是大众汤菜，其服务对象大都是下层人民。

（二）酒店特色

1.酒店类型多样。宋代的酒店类型不尽相同，有专门卖酒的店肆，有酒菜兼卖的楼馆等。《都城纪胜》载：“有茶饭店，谓兼卖食次下酒是也……包子酒店，谓卖鹅鸭包子、四色兜子、肠血粉羹、鱼子、鱼白之类……宅子酒店，谓外门面装饰如仕宦宅舍，或是旧仕宦宅子改作者。花园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教学园馆装折。直卖店，谓不卖食次也。散酒店，谓零卖百单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并折卖外坊酒。”[13]4可见酒店类型的多样。值得注意的是，《都城纪胜》中还记有一种叫做“奄酒店”的酒店，其载：“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14]4-5这种奄酒店，即是一种娼妓酒店，反映出宋时娼妓已向酒店渗透。除酒店类型繁多外，宋代酒店的档次也有“正店”和“脚店”之分。正店拥有购买官方自酿酒的权利，脚店只能从正店批发酒进行零售[15]234。宋代民间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早市一般自五更开始，以卖食物为主。《东京梦华录》载：“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16]117

2.酒店活动丰富。宋代无论官私酒店，每年都要举办“开煮”和“卖新”两大活动，这是宋代酒产业独有的大型活动。春为“开煮”，举行的是酝酿仪式；秋为“卖新”，迎接的是酒的成熟季节。每逢这两个特殊时节，人们都会想出许多庆贺的项目[17]189。《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18]215南宋杭州诸酒库迎煮更是热闹，四月开煮，九月开清。《梦梁录》载：“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同候占呈。首以三丈余高白布写 ‘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谓之 ‘布牌’以大长竹挂起，三五人扶之而行。次以大鼓及乐官数辈，后以所呈样酒数担。次八仙道人，诸行社队。”[19]12《武林旧事》载：“杂剧百戏诸艺之外，又为鱼父习间，竹马出猎，八仙故事……所经之地，高楼邃阁，绣幕如云，累足骈望肩，真所谓 ‘万人海’也。”[20]50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宋代酒文化的繁荣，尤其是在“开煮”“卖新”活动之时，参与人数众多，热闹非凡。

3.酒店风俗豪爽。宋代饮酒习俗蔚然成风，繁盛的饮酒文化使宋人酒家形成了豪迈爽气、宽厚朴实的民俗特征。《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载：“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二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21]131，这即是宋代豪迈民俗在酒事文化上的反映，这是与宋人喜酒分不开的。同时这也说明了宋代这些酒店普遍使用银器，而且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可以“出借”或“供送”银器，当时宋人诚实守信、宽厚朴实的性格也可略见一斑。

4.酒店装饰讲究。宋代的酒楼十分讲究装潢修饰，除此之外，酒楼的内部还对文雅风韵有所讲究，其墙壁一般都挂有书画，或是留一空白在墙壁，专供饮客题诗作画。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很多酒店，其门楼有着华丽的装饰。 《东京梦华录》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綵（彩）楼欢门。”[22]71彩楼欢门是酒店的门前装饰，《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彩楼欢门的位置多达7处，其中6处为酒店。由于店家的资本不一，所以彩楼欢门的大小不同，装饰情况也不同。有字号可见的如“孙记正店”“十干脚店”，彩楼高耸，气派壮观。而无字号的酒店门前，其绣旗酒招亦可辨认[23]9。这反映了宋代酒事生活的繁荣景象。《梦梁录》又载：“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24]141这记录了南宋杭州酒楼的装潢情况，说明宋代酒店装修华丽。

二、酒人

《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酒人乃“饮酒之人”[25]2528，这是对“酒人”的解释。由此观之，酒人即是一切爱酒、嗜酒者的统称。宋代酒人依酒德、饮行、风藻而论，可分为上、中、下3等。上等是“雅”“清”，即以嗜酒为雅事，饮后而神志清明，举止优雅；中等为“狂”“痴”，即耽于酒而癫狂，酒后时有狂言乱语；下等是“俗”“浊”，即耽于酒而沉俗流，酒性平泛庸浊[26]139。此3等酒人，皆是酒人应有之原貌，至于酗酒无行、伤风败德，沉溺于恶秽，饮酒后丧德误事之徒，当不在酒人之列。

（一）上等酒人

宋代上等酒人当以苏轼、陆游、欧阳修为首。苏轼志气高傲，才情逼人，但政途却坎坷颠簸，既有“诗谤”之嫌的牢狱之灾，又有“天涯海角”的流放生涯，生活上的不如意，让苏轼在酒中得到了宽慰与救赎。在苏轼所写的词中，半数以上都与酒有关。在饮酒赋诗中，苏轼获得了对现实人生的一种超然意趣，他把酒与人格修养、酒与人的意识和文化心态融为一体，从而使酒真正成为文化的载体[27]38。陆游生活在南宋与金的常年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时事使他经常以酒为乐，陆游曾云“酒唯诗里见”[28]1165，其在暮年也还曾写道：“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29]829可见他是用酒作为激发诗歌创作的灵感，将酒写入诗中，借以抒发情怀。欧阳修与酒更有着不解之缘，并以“醉翁”为号，传颂千年的《醉翁亭记》更是留下了“饮少辄醉”“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样的笔墨。欧阳修与酒早已浑然一体，借酒抒情已是欧阳修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中等酒人

中等酒人，多为“酒痴”“酒癫”之类。此类人沉溺于酒，豪饮癫狂，酒后有悖时伦、违人情之行为。南宋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陈亮嗜酒，自称“酒圣诗狂”。才华横溢的他，因嗜酒如命而屡遭牢狱之灾。陈亮的第一次牢狱之灾源于其酒后失言。《宋史·陈亮传》载：“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30]12940-12941陈亮的另一次牢狱之灾也是因酒而起。 《宋史·陈亮传》 载：“先是，乡人会宴……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力言于光宗，遂得免。”[31]12492-12493陈亮嗜酒狂饮，醉后失言，因酒惹祸，终生官运惨淡，抱憾而卒。

（三）下等酒人

下等酒人是“酒徒”“酒疯”之辈，其饮酒忘命，酒后发狂，醉酒糊涂常常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称其“酒鬼”可谓名副其实。石延年，即石曼卿，可谓当之无愧的“酒鬼”。《宋史·石延年传》有“延年喜剧饮”[32]13071之语。石延年的嗜酒，表现在他创造了多种怪诞的饮酒方式。《梦溪笔谈·石曼卿戒酒而卒》中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谓之 ‘囚饮’。饮于木杪，谓之 ‘巢饮’。以稿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 ‘鳖饮’。夜置酒空中，谓之 ‘徒饮’。匿于四旁，一时入出饮，饮已复匿，谓之 ‘鬼饮’。其狂纵大率如此。”[33]123石延年创造出了这么多怪诞的饮酒方式，可见其嗜酒如命之程度，非一般人所能及。

宋代酒人以酒为题材，或以酒为媒触动引发诗情词趣，创作的作品林林总总，数以万计的与酒有关的诗词曲赋、文章联语在宋代酒人的笔下写出，成为宋代酒文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三、酒令

酒文化的另一元素酒令由来己久，最早诞生于西周。宋代时期，酒令已经渐趋完备，普遍流行，且种类众多，各有特点。宋代的酒令由雅趋俗，俗中见雅。最常见的酒令有掷壶、射覆、酒筹、酒牌、文字令，此外还有击鼓传花、手势令、旌旗令、小酒令等。

（一）士大夫酒令

1.投壶。投壶是我国古老的酒令，至宋时在士大夫之间已十分流行。投壶时要求投者站在一定的距离外，将一支支矢投入特制的箭壶中，以投中数量的多寡决定胜负，负者则罚饮酒。欧阳修《归田录》卷1载：“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34]89-90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应声曰：‘几乎败壶’。”[35]203可见在宋代士大夫间，投壶已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酒令。此外，司马光还曾作《投壶新格》，对投壶方式、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的目的进行了修改，竭力使其达到教育目的。

2.九射格。九射格是宋代欧阳修发明的一种新式酒令，相对投壶而言要稍微复杂一点。欧阳修在《九射格》一文中写道：“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大而饮之。”[36]366欧阳修将射箭同酒令结合，使其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颇为流行。

（二）民间酒令

1.流觞传花。流觞传花是宋代民间最为流行的饮酒娱乐活动。宋时曲水流觞与击鼓传花是民间文人墨客最为常见的酒令游戏。曲水流觞即于水之上游放置一只酒杯，当酒杯漂流至其中一位面前之时，他就要取杯饮酒而赋诗。《梦梁录》卷2载：“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37]9说明晋代兴起的曲水流觞，到宋代已很流行，且有农历三月三日进行流觞曲水活动的习俗。击鼓传花即以花代替酒杯进行传递，以鼓击点，鼓声止，传花亦止。花在谁手，谁就要饮酒作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干余朵，插百许盆。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衣摘其叶，尽处则饮酒。”[38]2可见传花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酒活动，广受欢迎。

2.划拳。划拳作为一种手势酒令在宋代民间广受欢迎。划拳即两人相对同时出手，各猜所伸出手指之合计数，猜对者为胜。因是互猜，又称猜拳。宋代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卷30《史弘肇传》载：“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39]332由此可知，宋之前已有划拳，而欧阳修将此写入史书，则说明宋人对划拳的认可。划拳这种酒令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有酒，即可行令，且游戏起来趣味无尽，因而成为宋时民间一种颇为流行的酒令游戏。流觞传花和划拳是宋代民间最为流行的酒令。此外还有摇骰子、猜枚、酒筹、骨牌、游艺等花样多种的酒令，数不胜数[40]155。

宋代无论是在宫廷士大夫之间还是民间的酒令，都是一种饮酒时衍生的游戏。而在文人之间流行的行酒令，是一种由“斗酒”到“斗才”的文化交融。宋代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上至君王，下到百姓，无人不会，无处没有。宋代行酒令的场景热闹，北宋司马光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言：“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笼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41]63，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42]423，就是行酒的盛况。

四、酒文学

自古以来，中国的酒和文学的关系就亲密异常。宋代时期尤为如此。数不尽的宋词宋诗，五字七言，多有叙酒之事，歌酒之章。宋代酒文学，按其词风特点，可分为豪放派酒文学和婉约派酒文学两种。宋代豪放派酒文学诗词洒脱，气象恢弘雄放，创作视野开拓，有时甚至带有天马行空的色彩。婉约派酒文学则是一种“小家碧玉”的文学景象，他们的诗词多叙深闺缠绵之事，情感细腻，温婉动人。

（一）豪放派酒文学

宋代豪放派酒文学的代表作当属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念奴娇·赤壁怀古》全文如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43]28

苏轼写下这首词时，正值他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内心的郁闷和忧愁无处宣泄，只能寄托于山水与酒之中。黄州城外的赤壁矶，正好给了苏轼灵感和想象，因而才写下此词。词中最后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之语，将苏轼豁达宽广的人生观和心态展现得一览无余[44]38。仕途的不如意，苏轼依然能够保持乐观情绪，除了他自身旷达的襟怀及幽默诙谐的性格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苏轼从饮酒中所获得的超然意趣，使得他能够忘却烦恼、排遣忧患。

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则展示了豪放派酒文学的另一番景象，其文如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45]97辛弃疾是宋代豪放派词人代表之一，他一生以恢复为志，但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此词作于辛弃疾闲居信州之时。辛弃疾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披肝沥胆、忠贞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形象。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一语，将辛弃疾的家国军旅情怀、豪迈气概和冲天豪气刻画得入木三分。

宋代豪放派酒文学，多将酒作为自己豪放气概的媒介，借酒抒情。除上述词赋之外，还有陆游的《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全诗运用神话传说的素材，想象奇幻超绝，气势奔放豪纵。诗中“许愁亦当有许酒，吾酒酿尽银河流”[46]211一句，将陆游豪放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婉约派酒文学

宋代婉约派酒文学，当以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为代表作。李清照，号易安居士，齐州济南（今山东济南）人，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声声慢·寻寻觅觅》其文如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47]31

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金兵入据中原后，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此词正是作于李清照南渡之后。此词因家国之事而悲怆，因心中之苦而寂寥。李清照所透露出的凄凉悲情的思绪，展现了她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情，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48]144。“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饮过三杯两盏淡酒，仍不能抵御傍晚之时吹来的冷风，将整首诗的情调风格刻画得深沉凝重，哀婉凄苦，极富艺术感染力。独居深闺，又逢国破哀世，李清照的情感自然比其他人更为细腻，其词作也显得更加温婉哀怨。酒在此处不但是一种慰藉，更是一种发泄，借酒浇愁，愁上加愁。除此词外，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有“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49]1，《醉花阴》有“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50]11等与酒相关的内容，不仅展示了一种休闲、风雅、多愁善感的生活方式，还体现出了婉约派酒文学的“伤感”之美。

柳永是婉约派酒文学的另一代表。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一生屡试不中，曾流寓杭州、苏州等地，沉醉于歌妓酒醉之中，晚年之时才及第为官，历任县令、判官等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一词，是婉约派酒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此词细腻刻画了情人离别的场景，抒发出一种离情别绪，惹人悲悯，其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51]22一句，将柳永内心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

五、酒文献

宋代酒文化的繁荣，被多种文献记录和记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酒文献创作最多的朝代之一。以酒类名目为例，宋代酒类品种多样，琳琅满目，张能臣《酒名记》、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梁录》等文献记载了宋代名酒280余种[52]244。其中张能臣的《酒名记》专记酒名，其记载的皇亲国戚家酿酒有琼酥酒、瑶池酒、香泉酒、天醇酒、琼腴酒、清醇酒、玉沥酒、金波酒、兰芷酒等，市店名酒有丰乐楼的眉寿酒、忻乐楼的仙醪酒、和乐楼的琼浆酒、遇仙楼的玉液酒、会仙楼的玉醑酒、高阳店的流霞酒等，地方名酒有苏州木兰堂、白云泉，明州金波，湖州碧兰堂，剑州东溪，汉州廉泉，果州香桂、银液，广州十八仙，齐州舜泉，曹州银光，登州朝霞等[53]80。此外，《山家清供》《山家清事》《酒尔雅》《酒谱》《酒小史》《酒边词》等也多有与宋代酒文化的相关记载。宋代酿酒业发达繁盛，宋代时占城稻的引进为酿酒提供了原料保障，且宋代制酒酿造工艺理论已初具雏形，相关专著的数量增长明显[54]101。朱翼中《北山酒经》、苏轼《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 范成大《桂海酒志》、 窦革《酒谱》《新丰酒法》 等众多酒经，都有对酿酒工艺技术的记载。其中《北山酒经》是宋代制曲酿酒工艺理论的代表作，它体现了我国黄酒酿造的科技精华，是一部对酿酒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北山酒经》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南北朝以来的制曲酿酒工艺方面的新贡献：制干酵、由人工从旧曲上选育菌种、加热灭菌法、运用酒母以及红曲的制作和广泛应用。另外，《酒经》主要是写南方的酿酒法，《续北山酒经》是对《北山酒经》的增补，补充了当时46种酿酒制曲法。

六、结语

宋代是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宋代时南方经济已显著提升，开始慢慢取代传统的北方，成为宋王朝统治下新的经济重心。此外，南宋王朝迁都临安，也为宋代饮食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南北交融的有利平台。作为宋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的酒文化异常繁盛，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息息相关。宋代酒文化异常繁荣，其特点也独具时代特色。宋代酒文化作为中国酒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所反映出的宋代时期的饮食文化特征及社会生活，对宋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另外，宋代酒文化承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化功能，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宋之前的中国酒文化，还为宋之后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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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丹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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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652（2017）02-0063-07

2016-12-18

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华茶外销与茶文化传播研究”（SKCX2015009）；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菜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区域经济与饮食流派发展研究”（CC16W05）。

高书杰，男，河南洛阳人。主要从事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郑南，女，山东招远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