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家欢,孙德朝,程 馨

(宁波大学 体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在浙江嘉兴南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嘉兴掼牛，起源于回族的宰牲节，是回族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属于节日礼仪的一部分。2011年5月, 正式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非遗热”以及掼牛的独特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文化价值，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现有的文章从符号学解析嘉兴掼牛的文化意涵尚未涉足，因此将嘉兴掼牛文化延伸到学术交流层面，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享。

嘉兴掼牛承载回族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和嘉兴人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与掼牛相关的一些有形物质文化和无形物质文化内容延展开来，形成了一种高度融合的文化符号。对嘉兴掼牛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回族的独特文化，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尤其是在当今符号消费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入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符号价值，这无论是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面，还是在国际化发展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1 掼牛文化符号阐释

1.1 牛的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在畜牧农耕文化时代，牛是重要的畜牧对象，从畜牧的“牧”字可见牛与畜牧的密切联系，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与牛有关的牛耕、牛市、牛车、牛制具和牛器物。牛文化也渗透在人生礼仪习俗中，十二属相习俗就有以牛为生肖，有以牛为参照物衡量姑娘的身价，他们的聘礼往往就是牛,还有把牛作为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慢慢地也把牛文化渗透在纪念牛的专门性节日里，比如，牛王节、斗牛节等，尤其是到现代斗牛也依旧十分盛行，有日本和我国金华的牛牛相斗，西班牙和我国回族的人牛相斗，说明了现代人们对牛的兴致依然不减，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性符号标识。

马、牛、羊、鸡、犬、豕是我国公认的六牲，是所有奉献给神灵的礼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祭品，而在六牲中最重要的又是牛牲。在我国处于农业社会或前农业社会，牛是部落的图腾，被看做是五谷之神,能给人带来吉祥，同时还有财富的象征。对牛的图腾崇拜到后来演变成其他形式，有牛王、牛头马面、仙牛三种崇拜，并出现了像老子骑青牛出关、庄子不愿作牲牛、洗耳之水不饮牛等传说。牛是一种体壮有力的动物，牛的神力具有威慑作用，因此牛除了象征财富以外，在初民的观念中，牛还是男性和力量的象征。民间与牛有关的习俗有斗牛(人牛相斗)、角力(摔跤)，这些游艺活动的主角都是男性，追其根源，都与人们视牛为力神，视牛为男性力量象征这一心理意识有关。正因为牛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又无时无刻出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娱乐当中，与文化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从“牛”文化符号衍生的“掼牛”文化符号有着巨大研究价值。

1.2 掼牛运动的文化符号属性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观点，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他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对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 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 人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基于此文化的诠释，“认为文化是自然人进化为人类(智慧人)进程中劳动与创造物质财富、精神成果和生活方式，具备三重属性”[2]。进一步对文化符号进行剖析认为“文化是借助于符号所进行的能动性创造行为；符号是人类约定成俗的对象指称，符号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符号是以人为主体的创造成果”[3]，这被进一步论证“文化与符号的关系是立体渗透与融合的关系”[4]。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它以物质性的实体承载着文化精神性的内涵，“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5]。符号是人类独创的信息载体, 是文化的体现，是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文化从形式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可见或可感觉到的载体，另一部分是无法看到的载体所承载、蕴含的背后意义，也即隐藏的或隐喻的意义”[6]，因此发现文化背后的意义就是发现符号背后的文化意涵。

嘉兴掼牛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文体性、娱乐性、民族性，是回汉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与西班牙斗牛、金华斗牛等最大的区别就是嘉兴的掼牛是人与牛身体的直接碰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嘉兴身体文化符号。尤其是在休闲娱乐时代，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在进行复制、改造、升华后成为休闲娱乐的核心文化因子，这为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到了现代，依据大众审美需求和心理诉求进行大幅度改良，创作出集合掼牛、武术、舞台文艺等综合元素的情景剧，形成属于嘉兴地区独有的掼牛文化。符号学是意义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绪的综合提升，因此运用文化符号学阐释民族文化具有前瞻性意义[7]。引入符号学研究嘉兴掼牛其价值在于：第一，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掼牛传承中存在“外在形式展演，内在纹理消融”的现状，符号学的阐释功能与掼牛现状具有高度吻合性，借助符号学功能，阐释掼牛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阐释其文化意涵；第二，嘉兴掼牛的符号化加深了人们对嘉兴的印象，成为人们心中重要的城市文化标识。

2 掼牛文化分层阐释

文化是承载“意义”的符号系统，因此文化研究的第一性就是发现意义。在意指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理解符号“载体”，更要理解 “编码”，在研究涵义时破解“编码”，进行符义还原，在文化阐释时探讨“文本”内涵，聚焦隐喻。文化分层理论来源于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为理解多样性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较为系统与客观的方法[8]，对于阐释掼牛文化意涵，体现文化价值找到可操作性中介。中国大陆学者冯天瑜把文化构建为四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或称意识形态，格尔茨发展出一种田野研究策略，把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或社会戏剧作为“深度游戏”层层剥开来观察分析，达到对意义事件的“深描”，这两者的结合对研究传统体育项目颇具参考性和借鉴价值。因此，采借文化符号学理论，选取冯天瑜文化分层的可操作性中介，格尔兹茨的“深描”，阐释嘉兴掼牛运动文化内涵，实现对嘉兴掼牛的挖掘整理。

2.1 物质层面

韩海华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称为“中国式斗牛第一人”，嘉兴掼牛就从他这里发扬光大。掼牛运动是身怀绝技的“掼牛勇士”与野性雄壮的公牛之间的对抗，也就是人的身体和牛的身体直接对抗，是原始社会与野兽搏斗的真实写照。嘉兴掼牛让人回到最原始的自然之中，是人与牛的本能对抗，此时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永恒自然规律的对象，一切的活动都要建立在对牛的敬畏和尊重之上。掼牛的整个比赛过程都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万物斗争的观念，遵照着“自然”的规律去对待自然，顺应生物天性，尊重万物生存的权利，回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

掼牛的场地最初是不固定的，随处空地上就可进行。现在，为了保持原生性，在嘉兴市政府的支持下嘉兴掼牛有了专业的斗牛场。在场地选址上，无论是“争霸赛”、“表演赛”等赛事，还是宗教祭祀一般为户外场地；在场地材质上，一般为红褐色干燥土壤(本地的红色山泥与黏土混合，并压实)或青褐色地砖；在场地形式上，掼牛空间为圆形，观众空间为扇形。其场地选址的“天人和谐性”，场地设计理念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参与者对“自然的亲近和亲和”高愉悦体验和感悟，观赏者礼仪文化的熏陶感染和自我压抑心境聚集能量的轻松释放，正阐释着人类既是符号的“生产者”，又是符号的“消费者”[2]。尤其场地形式——圆，是穆斯林信仰图腾，是伊斯兰教的符号标识，是真主的形态表征。圆的无始无终、无限循环的形态表征着真主——安拉在宇宙中“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主宰地位。

掼牛士的服饰要求：绛红色风髦和上衣、黑色宽松功夫裤、白色回族礼拜帽、系宽牛皮皮带、足蹬黑褐色短筒牛皮靴、手腕系靠牛皮制护腕、手套为黑色羊皮露指半截。白色圆形礼拜帽是穆斯林外部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王岱舆在《正教真诊·正命》中写道:“五色之中，唯白最吉，因其本来清洁，并无造作因由，皆非诸色可及者也。”白色是“本然正色”，象征回族由内而外纯洁的气质以及对真主安拉的纯洁信奉[9]。黑色符合波斯民族审美观念，象征高雅、庄严。外表的庄严肃穆，内心的纯洁朴素，表述穆斯林对真主信奉的“身心合一”特征。绛红色风髦和上衣为了激起牛“斗”的本性。牛皮靴、护腕、手套是为了保护掼牛士的安全。掼牛士的服饰是回族文化的历史标记，是伊斯兰教义物化，承载着不同代际回族人民的历史文化记忆，叙述着回族集体意识的“原始印象”。

2.2 制度层面

韩海华运用形意六合拳、排打功等武术手法、技法以及体育元素，把掼牛运动由原来祭祀活动的一个环节逐渐演变为一个传统体育项目，更是在时代的变迁下，融入更多时代元素和体育元素，丰富了比赛内容，增加了比赛程序，还有了像竞技体育一样的训练内容、规则，将嘉兴“掼牛”发展到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在表演前先要营造气氛，参加掼牛的运动员整队，听师傅教导，随后按照口令进行集体武术表演，以此来唤起掼牛士的搏斗的热情。掼牛运动开展的秩序与规定：首先选牛，一般选择成年的、体格壮实的水牛和黄牛，且牛犄角丰满、姿态雄壮、有斗志，因考虑到水牛斗性相对较差，所以现在基本上选用成年黄牛进行比赛。其次，掼牛士开始掼牛之前，助手先牵牛上场，由武术功底扎实、体态轻巧的“逗牛士”将牛“逗”得性起，等牛完全被激怒后，助手等人退场，掼牛士登场，掼牛正式开始，此时整个运动达到高潮部分，掼牛士用足力气，让牛失去平衡，以此来获取胜利。有比赛就有规则，在体育动作规则上，嘉兴的掼牛有着严格的分级评判规则，初段(双臂单腿别摔)、二段(双臂侧摔)、三段(肩扛摔)、四段(顶摔)动作有严格的分界线，比如二段中不能出现一段的动作，以此类推。在成绩评定上，“掼牛士”及“牛”均可获胜，在规定时间内牛倒地为“掼牛士”胜，牛不倒地,则为牛胜。庄子说过“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与动物的公平直接对抗中，“掼牛士”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主宰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然之物，用同等条件进行竞争，体现了人与自然、与其他物种的和谐平等的价值观，展现了中国人素来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掼牛折射出的制度文化还体现在礼仪方面，开始前向作为竞争对手的牛行抱拳礼，在比赛过程中，不打牛、不伤牛、不辱骂牛；若掼牛对抗中，牛赢得胜利，还将为牛披上掼牛勇士的披风，并向牛再行一个抱拳礼，以示对牛的尊重，这样的大会不光是人的自我展现，也是牛的盛会。自古以来，牛为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10]，它更是一种具有图腾意义和神性的动物，有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

2.3 行为层面

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中提到文化是基于符号的，很多人类的行为中包含了符号，并以有意义的方式代表着某样事物。俗语讲:“言为心声,行为心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借用马克斯·韦伯有关文化是“意义之网”的理论, 提出:“人是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里的动物,人的行动是一种传达价值意义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11]。行为是意义的外在表现，而意义又是行为的内在反映。掼牛最初的形式是斗牛。斗牛作为一种游艺活动在中国已经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了，嘉兴的掼牛就是从回族的斗牛演变发展过来的，它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一种是马家浜文化孕育了嘉兴先民擒牛抓牛的技术，另一种是嘉兴的回族人民将马家浜抓牛技艺运用到传统节日“宰牲节”中，在这样两种文化的交融下延伸出了掼牛的雏形，最后逐步形成掼牛运动。在慢慢演变发展中嘉兴人开始把斗字改成了掼，这个字可以说用的非常妙，“掼牛”的“掼”字，意味“摔”、“使跌”、“握住东西的一端而摔另一端”，也有“掼交”一说，是嘉兴的方言，指摔倒在地上，两人相抱,用力用技,以摔倒对方为胜，这和斗是不同的。据嘉兴市志记载，在回族同胞欢庆穆斯林“宰牲节”传统节日时，有一套固定的回族宗教仪式，掼牛常常被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在宰牛时，一般由阿訇手捧《古兰经》主持诵经，完毕后，由几名壮汉将牛掼倒捆住，然后由阿訇主刀“开宰”，此固定的仪式程序，得到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的认可并仿照执行。元代时，嘉兴的回族人民从河南、山东回族聚居地迁移到嘉兴南湖区甪里街一带聚居，在繁忙的劳动之余，回族人民以斗牛为乐，进而演变为节庆、喜事中的助兴节目，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都要表演这一项目[12]。随后，聚居嘉兴的回民，逐渐开始用习武之力单人或双人将牛掼倒，慢慢地形成区别于其他回族地区的摔牛，富有它独有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演变，嘉兴掼牛开始转化为一项艺术表演和竞赛项目，成为集体育、游艺、杂技于一体的运动，这项运动因韩海华而名扬，也因他而发展，他结合自身摸索出“拧”、“压”“扛”等技术动作，“双臂单腿别摔”、“双臂侧摔”、“肩扛摔”和“顶摔”四大摔法，这四种摔法看似是摔跤里的普通动作，但在掼牛中它们是段位或者说是身份级别的象征，每种摔法对应不同的级别，如同运动员等级，有标志性的符号特点，级别越高，挑战的难度系数越大。初级的摔法动作看则容易，用其则难，它对掼牛士有很高的身体综合素质要求，特别是对手臂力量和腰部力量，在掼牛过程中，掼牛士要双手紧紧抱住牛头，用右肩顶住牛下巴，以压、扛、拧等多种绝技使牛失去重心将其摔倒在地，这一系列的动作都需要掼牛勇士极强的身体素质而且还必须经过多年的武术、硬气功等训练[13]。

“掼牛”运动是人与大型动物同场竞技的项目,竞技方式独一无二，它类似于摔跤,却又不是平常所见到的摔跤，类似于其他斗牛，却又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回族独特的掼牛运动，体现的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存之美，展现出了掼牛士英勇无畏的精神。除了作为一项体育竞技运动，掼牛贯穿着娱乐与武术的成分，在韩海华等传承人的创编下，融合了江南船拳、形意拳、心意六合拳、查拳等武术内容，达到内外兼修，增加观众的观赏性并激起掼牛士的搏斗激情；在斗争过程中，掼牛士需要斗智斗勇，将技术和体力、柔美和勇猛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还要结合摔跤的灵活性和硬气功的爆发力，用最快的速度将牛掼倒，这体现了智和力之美、柔与刚之美。掼牛运动中的美和精神是嘉兴文化的精髓所在，它展现着嘉兴人勇敢无畏、智善并存、积极进取的品质。

2.4 精神层面

郭学松研究指出, 民间体育文化历经中国农耕文化的洗礼, 已经成为这种农耕文化的重要记忆, 这种文化记忆的主体是身体运动[14]。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地附着在文本上,而是还可以附着在舞蹈、竞赛、仪式、面具、图像、韵律、乐曲、饮食、空间和地点、服饰装扮、文身、饰物、武器等之上。这些形式以更密集的方式出现在了群体对自我认知进行现实化和确认时所举行的仪式庆典中[15]。这些祭祀仪式庆典又通过身体运动的展演，来反映人们心中的文化记忆。郭学松在研究“三公下水操”中还指出，身体运动中历史记忆的建构，通过身体运动的展演使民族精神得到重新展示，通过传说记忆中陆秀夫与元军在海中搏斗的历史场景的再现，升华了陆秀夫浩然正气的民族气节,凸显了这种民族精神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反响[16]。“宰牲节”仪式中的掼牛运动,同样是身体运动的展演，通过一种人的身体与牛的身体搏斗情境的再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再现与记忆,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传递,更是民族精神的展现。

掼牛不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摔跤，它较量的是重达500kg以上的公牛，面对如此倔强的动物，难免会有心理的压力，掼牛士克服压力和牛进行比拼，无不展现着掼牛勇士高雅、勇敢独特的灵魂和形象，这让掼牛勇士的高大形象深入人心，使得更多家长将孩子送到掼牛文化园进行锻炼，塑造和培养他们崇尚和谐、勇敢无畏、公平竞争的品格和精神。在参加掼牛演出或者比赛之前，练习者会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共同成长。在人与牛体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掼牛士要战胜“对手”，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台下的技巧力量训练就显得如此重要，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下艰苦的训练不光是动作技能学习的过程，也是竞争意识和意志力培养的过程，更是把牛勤劳、务实、勇敢奋进的精神发扬光大的一个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团结友好、发奋图强、共同创造的产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壮大提供了无比强大的物质基础、制度保证、精神动力。而掼牛的出现，正是嘉兴人民对异文化的接纳和包容，才为穆斯林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空间。嘉兴掼牛承载着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记忆，是回族人民长期以来创造并积累的重要财富，掼牛的发展凝聚了嘉兴人民的智慧与创新，同时也是嘉兴地区汉族人民与回族同胞友好相处的美好象征，团结奋进的重要媒介，透露着嘉兴“勤善和美，勇猛精进”的新时代嘉兴人文精神，体现着嘉兴人水一样的包容，海纳百川。

3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人们对历史与世界的认知，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嘉兴掼牛是回汉民族交融重要的地方性身体文化符号标识。对其分层阐释表述了穆斯林对真主质朴崇拜，也表达了对祖先和历史的追忆，同时蕴含了回族人民无穷的智慧以及对生活的热情，进一步丰富对嘉兴掼牛文化的认知，为今后探索掼牛传承和发展的符号化路径提供相应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