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内十大土地科学问题研究进展
2022年国内土地科学研究聚焦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围绕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开展研究，取得一系列进展。在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的重大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命题围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农地确权与流转等议题展开研究；在统筹发展与安全背景下，耕地保护、空间管制与权益保护、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议题得到学者持续关注；此外，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双碳”目标的科学认知深化，低碳下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土地绿色低碳利用等问题也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
1.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在维护和保障我国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的前提下，调整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提高自然资源的行权效率，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针对我国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集中存在的产权问题、法律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等问题（宋马林等，2022），学者们普遍认同以所有权、监管权分离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委托代理机制有助于解决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不到位、权益难落实的问题，回应自然资源整体性治理等目标，是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方向（郭志京，2022；谭荣，2022）。而为了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机制，未来还需要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在产权和法制建设方面明晰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和监督权，推进“两权分离”，完善自然资源立法并建立和签署委托协议（郭志京，2022）；在实践层面建立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田贵良等，2022 ）和自然资源督察体系（姜闻远等，2022 ），为主张自然资源所有者权利、落实自然资源监管者权力奠定基础。同时还需要统筹构建自然资源用途管制（朱江等，2022）和市场激励机制（于振英，2022）从而兼顾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更好地履行和承担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义务与责任。
2.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其中理清土地要素配置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核心命题。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土地要素配置由政府转向市场的制度变迁是必然选择（龙登高等，2022 ），土地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Lu等，2022），农地市场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政府调控和城乡多维融合间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周佳宁等，2022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发挥引导而非主导作用，需充分尊重农民个体或集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判断的自主权（龙登高等，2022 ），同时减少政府在增长目标驱动下对工业用地市场配置的过度干预（崔新蕾等，2022 ）。当前，土地要素配置的计划色彩依然较重，宏观层面，全国性建设用地、耕地指标的跨区域交易机制尚未建立，城乡之间用地指标使用缺乏制度弹性（刘志彪，2022 ），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国民经济循环受阻（姚树荣等，2022 ）；微观层面，工业用地价格管制导致企业购地成本上涨挤出了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与产业升级（范子英等，2022 米旭明，2022 ）。未来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需强化《民法典》对产权的平等保护，确保集体与国有土地权能趋同（蔡继明等，2022 ），并逐步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化标准规程、交易平台、市场监管及多要素协同配置机制的建设（严金明，2022 ）。
3. 宅基地“三权分置”体系的合理构建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构建有效的“三权分置”制度体系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逻辑目标。从所有权看，需要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巩固其作为所有权人的基本权能（陈美球等，2022 ）。宅基地资格权设置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其设置的内在逻辑是作为新增成员户兑换宅基地使用权“期权”，赋予农户资格权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选择（吴宇哲等，2022 ）。新时代的资格权的本质属性是集成员权和用益物权于一体，以用益物权为核心的复合性权利（苑鹏，2022 ），因此，资格权的具体实现需要兼顾底线思维和动态灵活性，形成因地制宜的政策工具（林超等，2022 ）。使用权改革关键在“放活”，“权力-责任-负面”清单管理和厘清农户和集体盘活的路径分工，均有助于促进闲置宅基地的有效利用（徐忠国，2022），实践证明宅基地发展权在村庄之间转移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土地要素保障（曲颂等，2022 ）。从效率维度看，未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应融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搭建平台（吕晓等，2022 ）。从公平维度看，改革还可通过巩固运行基础、放活内生动力、拓宽财产增收渠道、构建红利分配体系4条路径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鲍海军等，2022）。
4. 农地确权、农地流转与农村经济发展
农地流转规模的形成机制和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对前者的研究多聚焦于土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效应，认为确权行为能够释放出产权明晰和预期稳定两大积极信号，增强农户的投资意愿（杨宗耀等，2022），更进一步推动地权向非熟人社会出租（耿鹏鹏等，2022），对促进土地流转（杨广亮等，2022）整合流转市场、提高配置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王震等，2022）。但也有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蒋甲樱等，2022）和规模经营（杨广亮等，2022）不存在显著影响。对后者的研究则从确权与农地流转对农村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影响展开：学者们检验并确认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其长期效果展现更为充分（王国运等，2022），研究发现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且相较于流出户而言，对流入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杜鑫等，2022）。但农地流转内部仍存在对农业要素有效重组的限制（魏后凯等，2022），且农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农业补贴转化为地租（杨青等，2022）并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杜鑫等，2022）等问题，为此，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郜亮亮等，2022）、强化金融支持和市场建设（李政通等，2022）是未来可行的改革方向。
5.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转型
协调粮食安全与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耕地保护研究的核心议题，可持续集约化（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SI）作为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三位一体”保护的重要手段成为关注的焦点。学者多在阐释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某一区域的可持续集约化水平，揭示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优化耕地利用的对策或模式（李丽等，2022；吕晓等，2022；刘源等，2022）。同时，学者对耕地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综合治理分析框架的探索（刘晶等，2022），以及对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与农户生计转型之间互馈关系的揭示（彭文龙等，2022）均有助于耕地可持续集约化利用水平的提升。此外，经济利益的驱动（张颖诗等，2022）和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撕裂（仇童伟等，2022）引发耕地“非粮化”现象，严重威胁我国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耕地“非粮化”不仅关乎粮食安全，还与资源、生态和生计安全产生动态、非线性的耦合关联（曹宇等，2022），因此，应因地制宜地规划好农业种植结构及其对应的种植区域（谢花林等，2022），严控“非粮化”底线。治理“非粮化”应以增加耕地食物生产作为重要准则（邹金浪等，2022），提供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赋权—限权—激励结合为导向的法律制度保障（任大鹏等，2022）。未来城乡居民膳食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剧耕地保护的压力（余慧容等，2022），大食物安全观也对耕地保护战略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提高种粮农民的收益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对策（高鸣等，2022），同时需要重构耕地轮作和休耕空间布局（宋戈等，2022）、划定耕地保护弹性空间等科学手段（梁鑫源等，2022b）的支撑。
6. 土地绿色利用与低碳化转型
土地要素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其绿色利用在低碳化转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全球和我国城市化率分别突破50%和60%的背景下，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rban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 ULGUE）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具体测算了新型城镇化政策下中国地级市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揭示了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卢新海等，2022 ；张东玲等，2022 ），并证实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协同技术创新对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积极作用（沈思远，2022 ；陈丹玲等，2022 ）。针对农村土地利用，学者发现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具有减碳效应，而土地转入规模扩大则会对减碳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徐湘博等，2022 ）。土地在不同的利用模式下扮演着“碳源”或“碳汇”的角色，学者通过探索土地利用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提出了土地调控碳减排的政策体系（张苗等，2022 ）。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了3个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丁学谦等，2022 ）。另外，学者还关注了土地利用隐性转型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格局（张玥等，2022 ），以及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的影响等问题（Xie，2022 ）。
7.空间用途管制与土地发展权交易
在建立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过程中，将土地发展权政策工具与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有效衔接是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命题（田莉等，2022 ）。部分学者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总结我国资源国情的基础上发现，将发展权的市场化配置和法律规范下的政府手段相结合，细化土地发展收益分配与再分配机制（何明俊，2022 ），是构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必要条件（陈磊等，2022 ）。作为贯穿的地方产业、财政和城镇化等多领域的核心资源，土地发展权也是协调城乡间（张占录等，2022）、城市间发展关系（张衔春等，2022）的重要杠杆。实践中，我国利用土地指标作为空间规划中实施用途管制和配置发展权的政策工具，为解决现阶段土地资源的旺盛需求与因生态保护和土地资源分配天然不均导致的有限供给的矛盾积累了经验（黄大全等，2022），成为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姚树荣等，2022）。但我国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与交易还面临规划管制的刚性约束等理论与实践难题（宋敏等，2022），未来还需要结合存量时代等资源国情（陆晓蔚等，2022），在把握差异性的基础上勇于突破，因地制宜采取异质性政策（姚树荣等，2022），并对土地发展权受限部分设置合理补偿（宋敏等，2022），以求更好地促进发展权收益分配机制的公平与正义（李玲玲等，2022 ）。
8. “双碳”目标下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国土空间承载着重要的碳源活动，也承载着所有的碳汇要素，以推动落实“双碳”目标为导向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研究成为热点。学者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探讨了碳中和目标下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调控机理，从碳收支核算体系、“双评价”方法和产业结构空间调整等方面提出了面向碳中和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路径（丁明磊等，2022 ）。在揭示碳循环与空间要素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学者设计了低碳目标引导-碳核算支撑-碳约束管控的全过程低碳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鲍海君等，2022 ），提出碳排放总量加减综合施策、宏观与微观分层施策、空间治理全过程施策、存量更新与增量新建分类施策4条规划施策路径（崔金丽等，2022 ）。“双碳”目标的提出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控理论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构建“双碳”责任区域分工体系是重要技术路径（林坚等，2022 ），应从全域全要素管控角度出发推动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地（易丹等，2022 ）。此外，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尺度层级差异性，学者们还分别探讨了“双碳”视角下城市群（王伟等，2022 ）和乡镇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路径（冉耀霖等，2022 ）。
9.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与传统的单要素土地整治相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凸现出全空间、全部门、全要素和全周期的“四全”系统思想（严金明等，2022 ），需在人地协调-综合治理-城乡统筹-生态文明多维目标框架下施行（金晓斌等，2022 ）。实证研究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推动农业组织经营方式、农业经营范围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进而促进了乡村产业转型（何硕研等，2022 ），达到了农业规模产出、产业潜力释放、生态效益转化和文化经济多元的目标效果（朱菁等，202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土地制度供给，契合乡村振兴中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的主题（董祚继等，2022 ），并且与双碳目标的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固碳减排效应（李寒冰等，2022 ；吕天宇，2022 ）。效果评价方面，学者基于耦合ANT-SPO理论构建了适用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苏辰等，2022），并探讨了乡村活力评价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的运用（李亚等，2022 ）。基于相关评价，学者认为当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仍然侧重于优化耕地布局和保障产业用地，缺乏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有效对策（游和远等，2022 ），在资金、动力、组织、实施方面尚存困局（肖武等，2022 ），“全域”特征未能充分彰显（金晓斌等，2022 ）。
10.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与保护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是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大量学者基于生态系统问题诊断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探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的精确识别与修复的方法路径（曾晨等，2022 ；杨庆媛等，2022 ；闫玉玉等，2022 ；翟香等，2022 ；曹秀凤等，2022 ）。科学识别修复关键区域也是维护流域国土空间（彭洁等，2022 ），以及统筹城市国土空间（陈媚楠等，2022 ）、乡村国土空间（樊应凭等，2022 ）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矿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是具有长期性、紧迫性的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提出的土层生态位和土壤关键层的关键理念进一步完善了矿山复垦土壤重构的理论与方法（胡振琪，2022 ）。“双碳”目标背景下，矿区生态修复与减排增汇之间的关联得以揭示（何振嘉等，2022 ），工程实践中发现植被与树种恢复（Ye等，2022 ）、生物土壤结皮（毕银丽等，2022 ）是促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并实现固碳减碳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