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麟 马 焓 周 通

1.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361005 2.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厦门361005 3.福建海洋研究所 厦门361012

2011年是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筹备年，海洋经济以其名列世界第七经济体的体量决定其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1]。就在这一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相关机构联合编写了“蓝色世界里的绿色经济”并在2012年1月发布，希望成为大会引导性文件，引发了“海洋经济要成为蓝色世界中的绿色经济还是蓝色经济”的争论[2-3]。

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发展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关键发展战略，海洋经济增速整体放缓，进入阶段性调整期，但仍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4]。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创办了《海洋经济》，我们撰写了国外海洋经济研究进展的论文[5]。10年时间过去了，在2020年，世界海洋经济总量显然没有增长.。联合国在其《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抹去全球10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6]。但是，世界在海洋经济的推进与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的统计和评估、海洋经济创新性技术以及海洋经济转轨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1 蓝色经济与海洋经济

联合国认为，蓝色经济是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倡议[7]，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强调海洋和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应对国际社会推动经济“绿色化”的努力[8-9]。蓝色经济的概念与所有沿海国家和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水域感兴趣的国家有关[7]， “蓝色经济”（blue economy）、“蓝色增长”（blue growth）、蓝色产业（blue industry）、蓝色阴影（blue shadow）和蓝碳（blue carbon）等术语越来越多地在国际文件和学术文献中使用。何广顺等综述了蓝色经济的定义和内涵[10]。尽管蓝色经济已经强势登上国际政治舞台[7]，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义[11]。可以说，过去的10年是蓝色经济从太平洋小岛国的倡议引发2012年里约会议的辩论，到进入区域组织计划,再进入联合国系统的10年，也是蓝色经济三源并流的10年。

过去的10年，蓝色经济实现了从概念到实践的转化[12]，主要表现在国际组织普遍采纳了蓝色经济的概念，其中包括联合国可持续论坛、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主管经济活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虽然在《2030年的海洋经济》和《可持续海洋经济创新的再思考》等重磅出版物中没有采用蓝色经济作为文件名，但在文件中采用了蓝色经济的概念[13-14]。可以看出，综合性组织偏好采用蓝色经济的概念，而负责经济统计的组织偏好于采用海洋经济的概念，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上统计口径、数据库和评估方法采用的概念都是海洋经济。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以2019年第2号工作文件的形式，发布了《计量蓝色经济的国家账户系统和蓝色经济卫星账户的应用》的报告[15]。欧盟制订了蓝色经济评估方法[16]。

2018年，由世界上14个国家领导人创立的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The High Level Panel for a Sustainable Ocean Economy）和2019年成立的全球海洋账户伙伴组织（The Global Ocean Accounts Partnership）采用的都是海洋经济的概念[17-18]。再者，就蓝色经济的概念而言，有学者指出人们正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蓝色经济加以定义，导致国际协商中缺乏共同语言[19]甚至在国际资本进军海洋的浪潮中，有学者提出“蓝色增长到底是海洋的救世主还是掠夺者”的疑问[20]。不过，蓝色经济等同于可持续的海洋经济是主流观点[11,21]。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HLPO）的总报告认可世界银行关于蓝色经济的定义，但指出“本报告将避免使用‘蓝色经济’一词，而代之以‘可持续海洋经济’”[22]。国际社会甚至对蓝色经济加以修饰，提出了新型蓝色经济[23]和可持续的蓝色经济[24]等概念。

何广顺等指出蓝色经济有3个源头，分别为流域经济、海洋经济和贴近自然的循环型经济[10]，但随着陆海统筹概念的确立以及对创新和循环经济的推崇，三源并流，最终汇总于以海洋资本为基础的蓝色经济概念。因为都要以海洋为资本，所以无论是绿色经济还是蓝色经济都受到去增长运动（de-growth）的抨击。抨击者认为，无论是蓝色经济还是绿色经济，其增长概念基本来自绿色增长，实行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环保主义[11]，强调的是经济而非社会，边缘化了文化、传统制度和知识、环境和自然权利的重要性[25]。

可以认定，过去的10年是以海洋经济为基础，向蓝色经济扩展的10年；也是蓝色经济和海洋经济在概念上并行的10年；举蓝色经济的旗帜，行海洋经济的统计和评估的现象将继续。因此，本文依然以海洋经济为主题词，同时并用蓝色经济的概念。

2 海洋经济地位的上升和概念范围的扩展

2.1 海洋经济地位的上升

海洋经济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定名于60年代、发展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5]。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海洋经济的统计和评估始终是以学者为主导。以美国为例，其《海岸带和海洋经济报告》一直到2016年之前都是由大学研究中心的“美国海洋经济项目”公布的，到2018年后，虽然报告依然由该中心负责编制，但已改为由国家海洋大气局发布，显然提高了地位[26]。

蓝色经济是在里约+20峰会期间走上国际舞台的，希望由此把海洋与“绿色经济”联系起来[27]。2014年，联合国发布了《蓝色经济概念》的文件[7]，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the United Nations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LPF)，把海洋经济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4（SDG14）的指标。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并发表了《2030年的海洋经济》[13]和《可持续海洋经济创新的再思考》[14]。2017年，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在纽约召开，旨在改变现状，为了人类、地球与繁荣，扭转海洋健康的衰退趋势[28]。2018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了可持续蓝色经济大会，呼吁进一步承认海洋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海洋经济的贡献，指出海洋和海洋资源的持续发展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优先事项。蓝色经济的挑战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范围内制定全球解决方案[29]。会议决定在2020年召开第二届可持续蓝色经济大会，但由于疫情顺延到2021年，现在又推迟到2022年。2018年，世界上14个国家领导人创立了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HLPO），该小组发表了《有益于人民、自然和经济的海洋解决方案》的总报告以及委托研究的16份白皮书和3份专题研究报告[22]。2019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联合CBD等其他23个国际组织召开了全球第一届海洋账户对话会，建立了全球海洋账户伙伴组织，组织了海洋账户试点项目，编制了海洋账户技术指南[18]。还有更多的组织都开始关注海洋经济，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国际资源委员会发表了通过治理减少陆地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以及支持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过渡的报告[30]。海洋经济或者说蓝色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

2.2 海洋经济概念范围的扩展

时至今日，海洋经济的概念已经突破经济的范畴，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多重领域，海洋以其独特的重要性及面临的挑战，在SDG14及其7大目标中获得体现[31]。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的系列重磅白皮书和研究报告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结了有关如何应用技术、政策、治理和金融来促进与海洋建立更可持续和繁荣的关系的最新科学和最新思想，这种关系使生产与保护之间达到平衡，从而实现所有人的繁荣，同时缓解气候变化，其中总报告《造福人类、自然和经济的海洋解决方案》回答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可持续的海洋经济，为什么是现在？”“可持续的海洋经济会是什么样子？主要的经济组成部分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什么？对经济、人民和地球有什么好处？”“如何理解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转型？应该如何构建10年转型议程？我们应该如何开始？”等问题[22]。3份专题报告分别研究了《海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五个行动机会》[32]《2050年可持续海洋经济的代价效益估算》[33]以及《应对COVID-19危机的可持续、公平的蓝色复苏》[34]等重大问题。16份白皮书则涉及《人类与海洋星球的关系》[35]《海洋转型：从系统过渡中学习什么》[36]《海洋和海洋经济的国民核算》[17]《可持续的海洋管理》[37]《关键的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名录、阈值和治理》[38]《海岸带开发的弹性、修复和基础设施需求》[39]《可持续管理海洋资源的技术，数据和新模式》[40]《迈向海洋公平》[41]《气候变化对海洋经济的预期影响》[42]《海洋食物的未来》[43]《渔业部门的有组织犯罪》[44]《IUU捕捞作业和相关驱动因子》[45]《海洋基因组：海洋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公平、公正和可持续的利用》[46]《在本已紧张的海洋环境中，利用多目标策略应对塑料污染》[47]《海洋可再生能源和深海底矿产在可持续的未来中将扮演什么角色？》[48]以及《海洋金融：为向可持续海洋的过渡提供资金》[49]。上述报告充分说明了海洋经济的概念范围已经扩展到自然资本的保护、管理和修复及其相关技术，而且扩展到海洋金融以及海洋社会文化领域。

3 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必须具有自我修复弹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特别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导致海洋水温、酸度、海平面、风暴强度和溶解氧消耗量等的上升以及可预测性和修复弹性的下降[50],而且主要海流系统的流动速度都发生了变化[51]。全球海洋委员会指出，与人类活动有关且相互关联的6个因子，即资源需求增加、技术进步、渔业资源量减少、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丧失以及公海治理薄弱，是全球海洋衰退的原因[52]。人类活动导致的压力几乎影响整个海洋，使得海洋健康呈螺旋式下降[22]。作为海洋经济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本，海洋必须保护和提高其自然修复弹性。苏纪兰呼吁“逐步修复已受到破坏的近海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合理地持续发展与海洋有紧密关联的陆上和海洋经济活动”，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3]。

过去的10年是海洋生态修复从局部海域到全球海域发展的过程。未来的10年更是把生态修复推动到全球范围的10年。在全球一级，《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为各国如何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海洋，促进海洋资源发展提供了框架。联合国海洋会议（2017年6月）致力于制止和扭转海洋及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产力下降的趋势，并保护和恢复其复原力和生态完整性[54]。联合国大会宣布2021－2030年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促进全球合作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助粮食安全并为地球提供清洁水[39]。

海洋和海岸自然资本恢复的经济价值将得到认可并付诸行动，恢复和受保护的天然蓝色资产将能够为沿海地区人口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通过帮助减轻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来确保人类安全[39]。研究发现，健康的珊瑚礁可将波浪能减少97%，保护多达1亿沿海居民免受风暴风险[55]。此外，100 m宽的红树林带可以将波高降低13%～66%。以红树林保护和恢复为例，每投入1美元，平均可产生3美元的收益，但保护的投资回报率（88∶1）远高于恢复回报率（2∶1），因为红树林恢复成本较高，恢复后成活率较低。不过，红树林恢复30年后的净收益总价值（97亿～1 500亿美元）高于保护的（48亿～960亿美元），其中假设恢复的面积是保护的10倍[39]。

4 海洋经济统计和评估技术的统一势在必行

改进海洋经济价值的计量，将其纳入标准的国家经济数据系统，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领域。2015年，蓝色经济中心（CBE）召集了10个国家的专家会议，探讨将海洋和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纳入国民收入账户的方法[56]。可持续的海洋经济需要通过建立国民账户获取3个关键领域的信息：产出或国民实力，即对国家生产力的量度；成果或政策目标，即对实际收入及其分配方式的量度；可持续性，即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必须以国民账户体系和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现有结构为基础，使海洋账户与现有的国民账户以及国际统计标准兼容[1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也一直在努力促进跨国背景下海洋经济的测算[57]。OECD指出“海洋经济数据应该在各个行业，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从国际到国家到地方以及任何时候都具有可比性，在理论上也应保持一致”，推动“海洋产业计量和评估方法的标准化”。因此，OECD探讨了测算海洋经济的新方法，强调将卫星账户用于海洋经济活动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两大支柱，纳入国民核算体系[14]。贸发会议呼吁“为发展可持续的海洋经济体建立统一的国际贸易分类”[58]。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接受亚太经社会和联合国环境署的提议，以领导海洋账户的开发和测试，作为2020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修订版的输入。进展情况将通过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专家委员会报告[59]。

2019年6月成立的全球海洋账户伙伴关系项目（GOAP）是一个灵活的协调和沟通结构，面向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同成员机构，以确保海洋的价值和利益在决策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认可和考虑。该伙伴关系寻求通过开发共享的海洋核算技术框架以及支持开发、维护和持续用于决策的能力建设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将社会、环境和经济统计数据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海洋账户。同年11月，全球海洋核算对话和全球海洋核算伙伴关系第一次年会召开，来自26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包括18个政府的代表参加了全球对话。该项目建立了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HLPO）、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世界银行蓝色经济计划和PROBLUE信托基金等组织的伙伴关系。建立了全球实践社区，开展“试点项目”，改进和扩展国民账户体系（SNA），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的角度开展多尺度生态系统评估、自然资本评估、综合海洋观测和相关海洋活动的评价。审查和更新了从2018年8月开始编制的GOAP可持续发展海洋账户技术指南，其中包括以国际统计标准为依据的海洋账户的说明性结构和组成表、编制海洋账户指南、海洋账户使用和维护指南，以及海洋账户研究议程。制定了全球海洋账户伙伴关系2020－2021年工作计划[18]。全球海洋账户伙伴关系第二次年会原定于2020年10月在渥太华召开，但因为疫情而顺延。

GOAP可持续发展海洋账户技术指南明确了“海洋账户是关于海洋和沿海环境，包括相关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活动的，结构一致的可比信息：地图、数据、统计数据和指标的结构化汇总”，在框架结构上涵盖海洋资产（ocean assets）或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经济流向（包括海洋和海岸带环境资产对经济在材料、能源、水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对海洋经济的投入）、环境流向（以物理单位记录经济活动向海洋环境输出的固体废物、大气排放、水排放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海洋经济产值（涉海经济部门的生产、消费、积累、进出口的货币价值，以及非市场服务）、海洋治理、组合表述（combined presentation）和国家财富 （national wealth）[60]。

全球海洋账户伙伴关系项目已经开展的活动和工作计划说明，该项目将在海洋经济的定义、统计范围以及和联合国SDG14的关系等重大领域起到重要作用。该项目和OECD将成为国际上统一海洋经济统计和评估技术的重要组织。

5 海洋经济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和创新是海洋产业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因子。OECD把海洋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分成渐进发展技术、颠覆性和引起阶跃性变化的多种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技术，前者包括成像和物理传感器、卫星技术、先进材料、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大数据分析、自主系统、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海底工程等；后者包括海底测绘、电子导航及智能航运、解决海上溢油的可持续战略以及渔业资源和水产品溯源等[13]。数据处理与传感革命保持同步，使得在过去50年中，数据处理能力增加了1万亿倍，促进了从宇宙星系形成到天气、气候预测和飓风预测的大规模动态模型模拟的发展，对海洋治理、管理和海洋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OECD指出，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复杂的数字平台、区块链、无人机、传感器的复杂阵列、小型卫星、遗传学和声学等通用技术在整个海洋领域中的传播越来越普遍。所有这些都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极大地改善了从海底到海面传输的数据质量、数据量、连通性和通信能力。这些支持性技术有潜力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善许多海洋活动的效率、生产率和成本结构,推动跨学科和不同海洋产业之间的技术协同能力的提升[14]。

2019年，OECD发表了《可持续海洋经济创新的再思考》报告，该报告和《2030年的海洋经济》形成了配套报告。该报告探讨了科学、技术和创新（STI）在推动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应对其长期可持续性挑战提供了潜在解决方案，全面介绍了船舶压舱水处理方面的进展，以控制（外来）海洋物种的扩散；浮动式海上风力发电装置及其生产可再生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的能力；海洋水产养殖业的创新，可能有助于使该行业在经济和环境方面更具可持续性；将退役的油气井以及可再生能源平台转化为人工鱼礁等4个协同创新的案例。该报告指出，这4个案例的规模和成熟度各不相同，其创新驱动力来自不同的力量和不同的挑战。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特征：（1）海洋行业的创新由科学主导，并且往往相互关联；（2）海洋经济创新的经济效益很高；（3）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裨益巨大，但仍然难以量化；（4）科学知识的不足可能会限制未来的发展。该报告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3个优先行动领域：一是鼓励创新，为海洋业务和海洋环境带来双赢的结果；二是寻求培育海洋经济创新网络活力的方法；三是支持改进海洋经济计量的新举措[1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价值链》的报告中指出，能够覆盖从教育到商业的各个基础的价值链，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以及提供就业机会的强大动力[61]。融合经济创新链和产业链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6 后疫情时代的海洋经济及未来展望

2019年发生、延续至今且尚未有穷期的全球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永久的伤疤（Lasting Scar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62]，使得联合国SDG 14第一阶段目标本应收官，成为“海洋超级年”的2020年[63]变成了导向失望十年（Heading into a Decade of Disappointments）的年份[64]。全球新冠疫情导致包括世界海洋峰会、联合国海洋大会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内的许多活动被取消或推迟，人们从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转为为制止经济和社会的下滑提供缓冲[63]。边界封闭、人员流动受限、收入机会减少、全球化供应链破坏以及限制性贸易政策的崛起，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全球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近一个世纪以来空前的负面影响[65]，海洋经济也不例外，其中滨海旅游业、邮轮业、捕捞渔业、水产养殖业以及全球航运业都蒙受了巨大的收入损失，亿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34]。OECD在《2030年的海洋经济》中预测，到2030年，滨海旅游业和邮轮业将取代海上油气业，有望成为总增加值最高的海洋产业[65]。可在2020年，国际游客人数减少8.5亿～11亿人次，旅游收入减少0.91万亿～1.2万亿美元，导致1亿～1.2亿旅游就业岗位的丧失[66]，新冠疫情显然给滨海旅游产业造成了严重打击。疫情严重打击了大多数海洋部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不优先考虑应急响应和快速恢复的条件下，这种冲击也可以被视为加速向可持续海洋经济过渡的机会[22]。

疫情总要结束，无论是控制住疫情，还是长期和疫情共存，海洋经济总要振兴，问题是回归原有的轨道，还是转轨到可持续的道路。答案显然是后者，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转轨促进海洋的有效保护（protection），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地生产（production），帮助可持续地供电和养活拥有100亿人口的地球；繁荣（prosperity），使人类公平繁荣，创造更好、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支持经济增长、提高家庭收入和福祉，同时优先考虑支持公平和减少利益的获取、降低对最弱势群体的不平等影响和伤害[22]。

HLPO的《应对COVID-19危机的可持续、公平的蓝色复苏》为转轨提出了5个投资方案：（1）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2）沿海社区的污水处理和废水基础设施；（3）可持续的非投饵海水养殖；（4）零排放海洋运输；（5）可持续海洋可再生能源。这5个方案集中于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和修复以及绿色投资[34]。这些方案的实施将带来就业机会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研究报告认为，2020至2050年，如在红树林、海水养殖、零排放海洋运输和可再生能源等4个领域投资2.0万亿～3.7万亿美元，将产生8.2万亿～22.8万亿美元的净收益，投资回报率高达400%～615%[33]。联合国海洋问题特使汤姆森呼吁后疫情时代以支持生态系统修复为主，例如通过种植红树林、保护珊瑚礁和建立海洋保护区。这些活动不仅可减少碳排放并提高沿海社区的气候适应能力，还可以在旅游、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创造就业机会[63]。海洋经济转轨的关键推动因素之一是海洋科学，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的实施促进了海量数据的生成、新兴技术的形成以及经济创新网络的构建。

总之，疫情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海洋经济复苏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光明的前途来自全世界范围内的蓝色觉醒（blue awakening），海洋意识空前，国际组织、沿海国各级政府、海岸带社区都把海洋经济看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海洋的“3P发展”（protection、production、prosperity）作为努力的方向，海洋资本的保护、海洋生态修复和绿色投资成为重点。光明的前途来自可持续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联合国的领导下，按照SDG14的发展方向，在经合组织、贸发组织、世界银行、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全球海洋账户项目计划等的努力下，已经形成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在这个顶层设计指导下，海洋经济已经突破经济的范畴，涉及海洋的方方面面。光明的前途来自海洋治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的新进展，对于海洋经济或者蓝色经济的内涵及概念范围的认知越来越集中，关于海洋经济的统计范围以及评估指标也建立了技术指南，建立了海洋卫星账户，在国民核算体系中统筹海洋经济活动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提高了各国海洋经济的可比性。光明的前途来自海洋经济技术集成创新，绿色技术的采用、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以及海洋经济技术网络中心的形成以及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