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东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的生态智慧与现代启示

杨旭东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乡村社会在精神层面上对大自然缺乏敬畏之心，实践层面上大肆破坏生态环境，乡村的生态危机日益显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源于工业文明时代对科技的滥用、迷信和对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生态智慧的舍弃。而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经验、生态知识并非都是过时的，它们不仅有可能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而且对工业化、城镇化有诸多有益的启示，包括维护生态链条、物尽其用、尊重自然规律等。

传统村落；生产生活；生态危机；生态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按理说应当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不仅未能幸免，反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由于发展阶段的滞后，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我们无路可循，依然参照的是西方的治污经验。简言之，我们在生态问题上依旧以西方为师，以“科学”的手段来解决滥用科技和“迷信”科学所造成的问题，恰恰忽视了从传统生产生活经验中寻求解决之道。本文拟通过揭示村落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某些生态经验与智慧，思考如何将民众世代累积下来的生态智慧跟当下社会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结合，而不是完全抛弃已有的传统做法与经验。

一、从生态学的人文转向谈起

将生态学引入人文学科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了，“生态学”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它原本属于自然科学，近几十年来，一些人文学科开始从生态学的视角对各自的领域开展研究，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日趋明显。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此后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这被视为是生态学人文转向的标志性事件。稍后的1970年，美国的一位历史学教授纳什正式提出了“环境史”的概念，将生态学理念引入历史学研究。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探索结合，形成生态存在论哲学，新的生态哲学观引发新的美学观念，这让生态美学一时间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除此之外，伦理学领域提出了“生态伦理”的观点。“生态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美欧日，以文化解读生态或以生态解读文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俗学者则认为：“生态民俗学是在现代文明发展的阵阵痉挛和频频剧痛中得以启动。同时，这一研究视角的提出与确立，也与近几十年来生态研究的人文转向这一学术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1]

从上述各个学科引入生态学视角的动因看，无一不是由于后现代语境下全球范围内伴随着文化危机、精神危机而来的生态危机所使然。但凡有良知和担当的知识分子对于地球所发出的“呻吟和哀鸣”已经不再熟视无睹、袖手旁观了。他们试图从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出发，对生态问题予以关注和呼吁，寄希望于在全社会更大范围内形成共识，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唤醒人们的生态自觉。由此也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这些交叉学科的产生既有学科分工日益细化的原因，更多的则是残酷的现实所使然。

这些残酷的现实，一开始是以人类社会的某种进步，或者说，某种文明的姿态出现，往往很难觉察，人类总是习惯于享受这种进步和文明带来的各种便利、愉悦和舒适，却忽略了生态危机正在蚕食着人类的“进步”，并对人类社会做出了无情的报复。然而，这种感官上的满足是建立在对自然界无休止的索取、掠夺、破坏以及对原本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悄然瓦解之上的。姑且不说城市的环境问题，即使那些曾经被视为田园社会的广大农村，如今也被各种污染问题所困扰。尤其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一方面，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民日益脱离沉重的劳作，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另一方面，乡村的“沦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田园风光没有了，淳朴的民风没有了……这些都是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真实的乡村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二、乡村社会现实图景中显现出的生态危机

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与自然抗争的历史。从大禹治水，到西门豹治邺，再到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无论是上古神话传说，还是正史记载，无不反映了在生产力落后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虽然科学技术不断地进步，但在蒸汽机发明之前的“前工业时代”，任何意义上的科技进步对于自然界的改变都是极其有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始终处于劣势。因此，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对大自然的最大愿望可以用“风调雨顺”四个字来概括。在乡村社会里，人们为了实现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在精神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今天乡村社会里的生态危机恰恰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作出管窥。

缺乏对大自然起码的敬畏，是乡村社会生态危机在精神层面的重要表现。早期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对大自然的屈服和敬畏。比如民间各种求雨的仪式，这些仪式看似是祈求某位神灵降雨，实际上是人类在无力征服自然的情况下，被迫与自然进行的一种交流沟通。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现代技术手段被用于改变自然生态，传统上人与自然沟通的形式几乎消失殆尽了，其中所蕴含敬畏自然的文化心态也就随之荡然无存，代之以“人定胜天”的傲慢心态。“与天斗”“与地斗”均“其乐无穷”，在这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大自然无形当中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人们总是以敌对态度对待自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魄、大规模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在特定历史时期，各级政府时常发起的对一些大江大河的改造工程的确减少了水患，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这些行为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也正在承受着那个时期“战天斗地”所留下来的遗患，比如滥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问题就是如此。这种在自然面前大无畏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人类技术手段的进步，以更加野蛮、强势的方式侵蚀着乡村社会的原生环境。比如：传统农业时代的水渠灌溉已经废弃不用，代之以各种先进设施疯狂抽取地下水；利用天敌杀虫的“原始”方法被各种化学农药取代；化肥在农业生产中一家独大，农家肥已少有人再用……

从实践层面看，乡村社会的生态危机几乎无处不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从大的方面说，传统村落内部水循环系统的断裂危机。在过去的中国乡村里面，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池塘、沟渠、水井，这些自然形成或人工开挖的水道与外界连接，是村落生活用水、牲畜饮水的主要来源，而这些村落内部水源的补给主要靠雨水和生活废水。自新中国成立到大约20世纪90年代，广大乡村社会持续进行的大会战式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村落范围内基本上遵循了水文规律，疏导、开挖乡村沟渠，旱时可将河流湖泊中的水引来灌溉，涝时村落内部的洪水可以排入江河湖泊，既连接了村落内部的水源，又和区域内的河流湖泊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可以自立运行的水循环系统。

如今，这一循环系统遭到破坏：生产领域内，乡村田间过去那种渠水流淌的场景已不复存在，沟渠逐渐失去基本的功能，被开垦或者填平，与外部水系的联系中断，各种机械化抽水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对地下水的开采量加剧。生活领域也是如此，即便尚未开通自来水的村落也基本告别了全村共用一口井的时代，每个家庭都有了自家的水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对地下水的开采，同时，村内池塘、公共水井的功能日渐退化，逐渐干涸或者被填平另作他用。有学者曾经不无担忧地指出：“……北方城市周边乡村蓄水、分洪功能日渐衰弱，也已成为隐忧。其中‘填塘造陆’无疑是削弱分洪能力的罪魁祸首。在人居聚落中，天然湖泊、坑塘与人工排水设施共同承担着蓄水、分洪的功能，而为了满足营建需求所进行的‘填塘造陆’行为，则使这一功能降低或者消失。”[2]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由于连接村落内外的沟渠无法发挥作用，外部水源进不来，内部水源枯竭，乡村社会内部的水系统与外部水系的联系中断，从村落、池塘到田间沟渠再到江河湖泊形成的水循环链条断裂。小范围内水循环系统恶化，大范围内江河湖泊断流、截流，导致整个水系的循环不畅。这些现象旷日持久，是否会影响到整个气候的变化不得而知，但近些年来，无论雨水充足的西南地区(2009-2010年西南五省的持续干旱尤为典型)还是原本缺水的华北地区，反常的干旱天气持久发生早已不是新闻。

从小的方面说，生活垃圾的不当处理已经成为乡村生态恶化的集中表现。“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成为乡村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之所以说其为“新表现”，是因为之前的乡村社会生活垃圾具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大部分生活垃圾都转换为农家肥循环利用。而现代社会中，生活垃圾大多由不可降解材料制成，无法转化为农家肥，再加上化肥的广泛使用，生活垃圾的传统处理方式几乎被完全舍弃，垃圾遍地、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场景常常见诸于媒体。

虽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政府也不断加大对农村的建设力度，尝试利用生活垃圾制造清洁能源，比如沼气。但是这些政策经常“剑走偏锋”，地方政府更热衷于用各种项目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热衷于搞一些面子工程，再加上乡村建设涉及面太广，大量资金到了乡村就成了“撒胡椒面”，基层乡村干部不作为或者截留、挪用资金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乡村社会的生态问题始终不被重视，更毋庸说解决。原本发挥着基本水利功能的池塘、沟渠由于基层政府不再组织村民进行大会战式的维护和管理，乡村社会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田园风光，池塘、沟渠干涸或者自然淤积，成了倾倒生活垃圾的场所。

精神层面缺乏敬畏之心，实践层面肆意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乡村社会的生态危机正逐步显现。比这些生态危机更可怕的是大量的传统村落正在消失。“据统计，2000年，中国还有370万个乡村；到了2010年，中国乡村数量削减到260万个。也就是说，乡村正以每天300个的速度消亡。村落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农田、建筑和农业人口的消失，更可能是上千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农业文化和传统伦理的消失”[3]。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存在了数百上千年的村落。特别是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已成为时代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领域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改变，我们在将各种便捷舒适引入村庄的同时，也引入了各种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种种弊病，我们在无意识中丢掉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丢掉了包含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的智慧。回首再看今日日益空心化、千疮百孔的旧村庄和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小洋楼混杂在一起的乡村乱象，正如乡村生态危机所提示我们的那样：工业化、城镇化究竟带给了乡村社会什么？应当引起我们反思。

以《中国在梁庄》而闻名的女作家梁鸿在持续对河南的乡村社会进行观察之后指出：“为什么到了今天乡土中国变成了前现代的、主流的、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必须把它割掉才能走向现代化的这样的存在，什么时候他们变成对立了。实际上乡土中国、乡土社会也许是有包容性的，也许是有后生性的，为什么我们把它二元对立起来，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从理论上来考察这样对立的背后我们忽略了什么，今天可能还对我们有启发性，这是一个纯粹理论的考察。”[4]的确，在以西方为师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对传统经验的抛弃非常之彻底，而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否就意味着落后，是否就一无是处，而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生活的过渡过程中，我们不顾一切地与传统生活进行切割是否合适？能否充分地审视和理解传统社会生活，借助其中的某些经验、智慧“顺势而为”，而非一定要对传统“推倒重来”，重新构建一个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呢？

三、传统乡村生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社会，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古代社会里，人们世世代代以村落为聚居单位，村落既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去组织人们的日常生活，又作为一个文化载体承载着“地方性知识”，比如宗族文化、口传文化、各种生产民俗、生活经验等，民间文化与智慧，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知识体系，以应对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各种挑战。如果仔细审视传统的乡村生活，可以说，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属于乡村社会的口头知识，村民们的日常行为方式都凝聚着他们的生活智慧，下面仅选取其中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传统村落布局中蕴涵的生态智慧

《三国志·魏志·郑浑传》：“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5]“齐整如一”，表明村落有人为设计的印记。今天留存的不少古村落，其格局结构大多不是自然天成，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种经过设计的村落布局，一般以“风水”观念为指导，讲究依山傍水，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观念的体现，而不完全是封建迷信作祟。即使是一般的村落，没有刻意的设计，但这些村落特别重视山、水与村落布局的关系，除了依靠自然形成的河流沟渠之外，往往都要通过人工开挖沟渠等方式，保证村落内部和外部水流的自然循环。例如，在中原地区的一些村庄，在村庄四周开挖有沟渠，这些沟渠的基本功能就是引水和排水，干旱可以从外引水入村，内涝可以向外排水出村；浙江永嘉古村落芙蓉村把流经村落的水引入内部，巧妙地流经每家每户，还在村落中央设计了蓄水池，既可以防止干旱，又可以用于防火。诸如此类的设计都是当地人在对本地区的水资源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巧妙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聪明表现。这种看似简单的村庄布局恰恰反映出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在水的问题上最朴素的生态智慧，即在设计村落结构时，将大自然与人类的居住空间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形成对人类最有利的空间结构。此外，不少地方都有一些久负盛名的古村落，往往被认为是风水观念的产物。在今天看来，这些所谓的风水观念本质上也是传统文化、建筑理念与生态观念的有机结合。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不少村落也是如此，村落的布局基本上考虑了生产生活的便利以及消防、旱涝、循环利用等因素。正如笔者曾经进行田野调查的贵州省黎平县黄岗村，干栏式建筑基本上沿河流两岸而建，村民通过水车把水引入稻田之中，同时还把水引到吊脚楼下，既可以养鱼，又可以防火，还营造了一种房屋与人、水、鱼共存的生态美。

(二)生产生活习俗中积累的生态经验

无论是原始的“刀耕火种”，还是“轮耕轮牧”制度，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们各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从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以最近几年来广为关注的秸秆焚烧问题为例，秸秆主要包括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的茎秆。传统生产中，之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秸秆具有作为饲料、燃料、建筑材料和肥料等用途。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深度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农村能源结构出现‘石化化’‘电力化’，生活方式‘城镇化’。不少农村煮饭不用烧柴，建房不用盖草，牲畜吃工业化饲料，沼气池因人口外出增多而萧条等等。秸秆传统的能源和材料功能快速消失，成为无处安放只能焚烧的‘垃圾’”*①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3/c_1116923471_2.htm。。但在机械化生产全面推广之前，农民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习俗。秸秆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不仅不是废物，而且是用途广泛的生活资源。作为饲料，这些秸秆被收集、堆放、储藏起来，作为马牛羊等牲畜的主要饲料以应对缺少青草的冬春季节，可以说，没有秸秆，牲畜的饲养将成为大问题。作为燃料，秸秆对于乡村生活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它们是农民一年当中生火做饭的燃料来源，而且焚烧之后，农民一般还会把草木灰撒到农田中，或者倒入农家肥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作为建筑材料，它们被编织成帘子用于铺垫屋顶(河南有这样的做法)。总之，在传统农耕生产时期，基本没有秸秆焚烧的问题。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秸秆，它们最终都会成为农家肥，回归到土地中。今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传统生产方式完全被淘汰，秸秆的主要用途基本被取代。如果说以牲畜为主要动力的农耕时代是落后的，但它是一种“精耕”的生产方式，通过一系列生产活动，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农作物的价值，同时又让农作物进入到生活领域，通过各种转化，使其回归到土地中去。可以说，生产习俗与生活习俗合力对农作物秸秆完成一个自然循环的过程。而今天的机械化生产看似先进，却变成了“粗耕”。对农作物的利用率大大降级，耕作过程中更多地依赖现代技术合成出来的工业用品。据统计，农业部门在“各地累计采集土壤样品1 798万个，取得各类化验分析数据12 441万个，初步摸清了2 498个项目县(场)耕地土壤养分状况，特别是发现了土壤酸化、耕层变浅、磷素养分富集和耕地养分失衡等重大共性问题”[6]，由此可以推测，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现象，与化肥农药的滥用有关，与机械化“粗耕”方式有关。当然，和传统生产生活习俗被抛弃显然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而已。

(三)口头文学中凝聚的生态知识

口头传统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它是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提炼和总结，而且以固定的内容和表述方式沉淀下来，口口相传，成为人们安排生产时间的指南。特别是其中那些凝聚着人们对季节、气候、天气、节气等长期观察总结出来与农业生产、气象相关的生态知识。例如，“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冬天把田翻，害虫命归天”“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等。由于这些俗语、谚语、歇后语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易记，也比较容易传承下来，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在农业科技十分发达且普及的今天，反季节、嫁接、转基因等技术手段大行其道，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但由于这些手段不符合自然规律，与四时节令不吻合，不仅影响食物的口感，而且由于完全不按节令生产，也必然要成倍地增加生产垃圾。而看似已然失效的农谚实际上不仅比较精准地概括了各种作物的生长规律，以及大自然的变化规律，而且对于每一种蔬菜瓜果做出了季节性规定，但凡不是应季的作物，不仅口感不佳，而且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此外，还有一些谚语是对昼夜长短、穿衣戴帽的提示，如：过了冬至，一天长一绳子；过了腊八，一天长一杈把(农具)等，既是生活知识，也具有生态学内涵。上述种种表明，口头文学中凝聚的生态知识，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产指南，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指南和健康指南。这些富含生态知识的口头文学文本，对于现代生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现代社会里所谓的“空调病”“城市病”或多或少与这些生态农谚在生活中不再发挥作用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四、传统生态智慧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通过对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智慧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暗含着一整套相对比较完备的生态知识体系，能够有效的处理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环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做到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以来相安无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及其对传统生产生活的渗透，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快捷的同时，既破坏了农耕生产中的基本秩序，也打破了人们本初的生活规律。在以现代化为目标和主导的今天，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已经完全受制于科技，由此带来的生态问题在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解决。长此下去，对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未来生存构成的威胁，当下很可能还未被我们完全认知。生态危机的存在迫使我们必须摒弃科学主义、科技至上的思维模式，探索如何把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产生活相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以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能够从传统村落生产生活的生态智慧中能获取启示的话，可能就需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循环链条的完整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现代科技的运用，其最大的弊端是对自然生态链条的破坏。由于科技手段的使用都是有一定成本的，它对生产生活的干预只发生在某一个环节上，而生态循环是一个系统，对某一环节的破坏势必影响到其上下两个方面的脱节，进而危及到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变。比如30年前的村落布局中的池塘、沟渠、溪流等，基本上在3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这种小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改变对整个自然生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能带来了整个水系的干涸断流，而地表水系的变化又可能影响地下水位的下降，最终表现为可用水资源的枯竭。因此，生态循环链条的断裂会引起连锁式不良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村落布局中对水循环系统的维护尤其值得今天的城镇化、城市化建设规划去加以借鉴，我国当前城市水资源的枯竭不完全是用水量增加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倒是地表储洪抗旱水环节配置缺位的产物，单靠节约用水，不改善地上水资源的配置问题，肯定无法缓解我国水资源缺乏的问题。

第二，物尽其用，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和掠夺。消费主义时代对各种产品的使用都是快餐性的。在这样的消费理念主导下，很多用品的使用价值，往往是在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就已经变成垃圾。传统村落生活中，人们之所以对各种物品能够物尽其用，除了物资匮乏以外，还在于人们的价值观中有根深蒂固的“惜物”观念，而“惜物”观念的根源则来自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心。在传统观念里，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其主导的神灵，人们所用的物品与神灵的灵验与否、功效发挥好坏有关。因此，人们对于神灵的敬意，实则是对自然的敬怀与感念。因此，人类对于自己所得所用之物格外珍惜，以免对神灵产生亵渎。今天的社会虽然可以不去敬畏神灵，但需要对自然怀有一定的敬畏。事实证明，自然界的物产也不是无穷无尽的，物尽其用，减少对自然界的索取和掠夺，不仅是人类理性的表现，也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保护。

第三，尊重自然规律，减少对自然规律的人为干涉。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下让山川变新颜的“战天斗地”，还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在科学主义泛滥下对大自然各种为所欲为的开山填海之举，本质上都是对自然规律的粗暴干涉，而这种干涉的背后，则是人类中心主义作祟。正如杜维明指出的那样：“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气质是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成功的国家建设要求积累经济资源、拥有技术能力、提高认识水平、改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却毫不在意社会资本、文化能力、道德觉悟、精神价值与生态伦理的长远意义。”其结果就是“生态和宗教被严重误解”[7]。从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可以窥见到的经验是，遵循自然规律来安排大到农业生产，小到吃饭休息之类的生活细节，减少人为对“天道”规律的干扰破坏，既可以维持生产生活的持续，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总之，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与传统生产生活经验彻底割裂，相反，要实现生态、社会、人类本身的良性发展，需要接续传统生态智慧与经验，使其在现代社会中也能继续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激进”的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冲击与不适。

[1] 江 帆.生态民俗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6.

[2] 东鲁.北方乡村盲目填塘成隐忧[N].光明日报，2016-07-23.

[3] 朱启臻.从生态文明视角看乡村价值[N].光明日报，2016-07-23.

[4] 梁 鸿.梁鸿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2013-06-24.

[5] 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冯 华.我国耕地土壤“家底”摸清[N].人民日报，2013-07-27.

[7]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6.

[责任编辑：罗康智]

Ecological Wisdom and Modern Impli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YANG Xu-dong

(Hen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Zhengzhou,Henan, 450002，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y, the phenomenon of ecological crisis in villag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since the villagers lack of the respect to the nature and destro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out restraint. The two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are caused by the mis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gnorance of ecological wisdom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t is known that the ecological wisdom,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not outdate, because they could be combined with modern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hich include ecological chain protection, making use of the nature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e, etc.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duction and living;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wisdom; implication

2016-11-25

杨旭东(1980-)，男，河南新野人，河南省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编辑，民俗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Q988

A

1674-621X(2016)04-0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