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昉　向和平

摘要：从语源学、音韵学、文化学的角度推本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始于古人见到众多可以饱腹的禾谷而惊叹的“夥”；久而久之，定名为“禾”；因为“求禾”而有“ ”；禾谷丰收，人们会认为是求禾行为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因而产生了“应和”义的“和”；又因“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其米多而沃，食之者强”，从而抽象出“调和”义的“龢”。金文“龢”的“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譍义”，则由甲骨文“求禾”的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产生了质的飞跃。

关键词：和； ；禾；夥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213?04

一

在厘清了“禾→和”的源流关系之后，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推本穷源、寻根究底了：如果说“和”从“禾”而来，那么，“禾”又从何而来？要解答这最终的词源问题，需要借助音韵学、文化学知识加以论证。“禾、和”二字同音，古今一致，无需多论。就它们的上古语音来说，二字都属于“匣”母、“歌”韵。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作有《释大》，专门解释有“大”义的字176个，依上古声母“见、溪、群、疑、影、喻、晓、匣”区分为8篇，其中的第8篇属于“匣”母，是王国维从初稿中辑录的，其中有：

宏，大也。转之为“夏”。《方言》曰：“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诗》曰：“肆于时夏。”又转之为“洪”。《尔雅》曰：“宏、夏、洪，大也。”又转之为“夥”……。《史记·陈涉世家》：“楚人谓多为‘夥。”《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音‘祸）。……”《说文》曰：“?，齐谓‘多为‘?。”①

这里所说的“夥”（huǒ），上古音属于“晓”母、“歌”韵②，与“禾、和”二字声母相近，语言学上称为“旁纽”；韵部相同，语言学上称为“叠韵”。我们来看这个“夥”：

《史记·陈涉世家》：“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谓涉为王，宫殿帷帐，庶物夥多，惊而伟之，故称‘夥颐也。”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三：“案：夥颐，惊羡之声。今吴楚惊羡人势曰‘夥颐；谦退不敢当美名厚福，亦曰‘夥颐。”《汉书·陈胜传》：“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涉之为王沉沉者！”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夥，吴楚发语惊大之辞，亦见于今。”清·刘淇《助字辨略》卷三：“夥，惊叹辞也。”[1]符定一《联绵字典·夕部》“夥颐”条：“《汉书·陈涉传》省‘颐字，盖‘夥颐者，惊叹之声，并有声无字。‘夥之余声，便是‘颐，故《汉书》省去也。”[2]这就好像现代人表示惊讶或赞叹的“嚯！”“嚇（吓，hè）！”“喝！”崔璇《在区委会里》：“我一看，嚯，满屋子黑压压的一片人。”[1]（542）鲁迅《彷徨·祝福》：“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沙汀《代理县长》：“吓，这才好看哩！”[1]（533）华山《鸡毛信》：“喝！村子里到处好忙。”[1]（415）

由此可见，“夥（颐）”是表示惊奇、羡慕的叹词。原始人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免不了有喜怒哀乐之情要宣泄，发之为声，以为表达；或者为了协调共同的动作，也要通过声音来交流感情。《吕氏春秋·淫 辞》：“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xū），后亦应之。”

高诱注：“‘舆謣或作‘邪（yá）謣。前人倡，后人和，举重劝力之歌声也。”陈奇猷校释：“许维遹曰：《文子·微明篇》‘舆謣作‘邪许，《淮南》同，他籍或作‘邪所，并声近而义同。今北方共著力于一事者犹有劝力之歌。奇猷案：劝力之歌，今谓之‘劳动号子，全国各地皆有之，不限于北方也。”[3]汉语中“吁” “芋”等词的产生，就是因惊叹而成词的一个典型例子：

《说文》卷一下《艹部》：“芋，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也。从艹，‘于声。”丁福保按：“慧琳《音义》五十八卷一页引作：‘大叶实根惊人者也，故谓之芋。蜀多此物，可食。其本（系‘大之误）者谓之蹲鸱。”徐锴系传：“‘芋犹言‘吁也。‘吁，惊词，故曰‘骇人，谓之‘芋。芋状如蹲鸱，故骇人。”段玉裁注：“《口部》曰：‘吁，惊也。《毛传》曰：‘訏，大也。凡‘于声字多训‘大。芋之为物，叶大根实，二者皆堪骇人，故谓之‘芋。”[4]桂馥义证：“‘大叶云云者，本书：‘于，於也。‘吁，惊语也。……芋骇人，即‘吁意。《广雅》：‘芋，大也。《诗》‘君子攸芋，《传》云：‘芋，大也。‘訏谟定命，《传》云：‘訏，大也。‘川泽訏訏，《传》云：‘訏訏，大也。《方言》：‘芋，大也；訏，大也。《注》云：‘芋犹訏也。《一切经音义·四·声类》：‘大叶著根之菜，见之惊人，故曰芋。”[4]（1479）《广雅·释草》：“蕖，芋也。”王念孙疏证引《说文》及徐锴《系传》证之，曰：“则芋之为名，即是惊异其大。”[5]

如果说，许慎等人断言“芋”得名于感叹词“吁”还只是出于猜测的话，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具体事例。

世界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生产水平的原始部落——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塔桑代人。他们没有金属，甚至没有磨制的石器，只使用树枝作为劳动工具。有人描述了当地土人——比兰根和巴拉彦挖掘薯芋的劳动场面：

三人又攀上山坡，寻找“比京”（biking，即野生薯芋）。挥动砍刀，嗖嗖几下，就削成了二根尖尖的掘棒；然后，男人们便提着挖土的掘棒，在山坡上巡行，找寻带心形叶子的薯藤。

比兰根花了半小时功夫，找到了一棵结着茁壮块根的薯蔓。他和巴拉彦轮流挖掘，干得很快，把薯芋从土中挖了出来。巴拉彦一边挖，一边唱着一支“比京”之歌，表达寻到食物的感激之情，并向植物致 谢。[6]

诗歌自然是晚于语言而产生的。现代原始部落的人在挖掘薯芋时尚且如此喜悦、感激，并以歌声表达感情；生活在百万年前、生产工具更为落后的原始人在挖掘薯芋时又是如何欣喜若狂，感叹之声脱口而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7]。

“于、訏、芋”与“禾、和”的上古音声母都属于“匣”母，二字双声；它们韵部相近，在语言学上称为“通转”③；而“吁”以“于”为声旁，本应与“于”同音，但却不属“匣”母而正好与“夥”同属于“晓”母，二字上古双声，这恰恰证明了“吁”与“夥”历史上有同源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禾”的来源，应是表示感叹的“夥”之类。原始人见到众多的谷物，不由惊喜地叫道：“夥！（多啊）”这种情况一再重演，久而久之，“夥”的感叹声逐渐固定下来，“禾”的名称由此产生了。

现在，我们可以对“和”的源头作一番穷尽性地清理了：古人见到众多可以饱腹的禾谷，惊喜之情溢于言表，齐声惊叹：“夥！”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定名为“禾”。再把文字篇中“因为‘求禾而有‘ ；禾谷丰收，人们会认为是求禾行为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因而产生了‘应和义的‘和概念；又因‘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其米多而沃，食之者强，从而抽象出‘调和义的‘龢”概念来”的证明联系起来看，“和”的语音、文字来源及其形成的完整过程为：

“夥”（惊叹禾谷之众多）→“禾”（禾谷）→“ ”

↓

“龢”（调和）

（求禾）→“和”（应和）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龢”是从人脑中的概念、口头语言的词汇这一角度来说的。至于其文字字形所反映的问题，则在下面将要论述。

二

前面，我们采用溯源式方法，逆流而上，探明了“和”观念的源头。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采取沿流式方法，顺流而下，接着探讨“和”观念在产生、形成之后，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从概念的角度来看，“调和”这一意义毕竟较为抽象，在初民时代难以造出相应的字形来。好在人类在不断地进步，社会在持续地前进，由单纯的物质层面向复杂的精神层面升华，由单一的物质享受向高级的精神享受发展。在口腹之欲满足之后，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于是，跳舞、唱歌、奏乐应运而生，舞蹈、歌曲、音乐等精神产品随之产生。

《礼记》卷十四《月令第六》：“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郑玄注：“谓乐器之声也。……春气和则角声调。”孔颖达疏：“其春时之音，为当于角，取象木之声。不云‘其声角，而云‘其音者，单出曰‘声，杂比曰‘音，音则乐曲也。以春时调和，乐以角为主，故云‘其音角。……恐是他物之声，故云‘乐器也。但角是扣木之声，但作乐器之体，象此扣木之声。”[8]又《礼记》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郑玄注：“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乐之器，弹其宫则众宫应，然不足乐，是以变之使杂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春秋传》曰：‘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方，犹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执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执。《周礼》：‘舞师、乐师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诗》曰：‘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孔颖达疏：“‘变成方，谓之音者，‘方谓文章。声既变转，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谓之‘音也。音则今之歌曲也。‘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者，言以乐器次比音之歌曲，而乐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谓之乐也。是乐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言‘声者，是宫、商、角、徵、羽也。极浊者为宫，极清者为羽，五声以清浊相次。云‘杂比曰音者，谓宫、商、角、徵、羽清浊相杂和比谓之‘音。云‘单出曰声者，五声之内，唯单有一声，无馀声相杂，是‘单出曰声也。然则初发口单者谓之‘声，众声和合成章谓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谓之‘乐，则声为初，音为中，乐为末也。所以唯举‘音者，举中见上、下矣。……‘弹其宫则众宫应，然不足乐者，明直唯一声不足可为乐，故须变之使杂也。……同声虽相应，不得为乐；必有异声相应，乃得为乐耳。……案《春秋》昭二十年《左传》：‘[齐景]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言琴瑟专一，唯有一声，不得成乐故也。……凡画者，青黄相杂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浊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画者文章，故云‘方，犹文章也。”④《毛诗诂训传·关雎》：“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疏：“《乐记》注：‘杂比曰音，单出曰声。《记》又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则声、音、乐三者不同矣。以声变乃成音，音和乃成乐，故别为三名。对文则别，散则可以通。”[8]（270）

由上引文献所论音乐来看，“声、音、乐三者不同”：“初发口单[出]者谓之‘声，众声和合成章谓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谓之‘乐，则声为初，音为中，乐为末”，说明了声、音、乐三个阶段由低而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初发口单出者”只能叫做“声”，只有“众声和合成章”才能称为“音”，就是各种乐器互相配合、和谐互奏才能成为“乐”。而且，“同声虽相应，不得为乐；必有异声相应，乃得为乐耳”，各种乐器在音质、音阶（宫、商、角、徵、羽）、音色等方面有着种种不同，存在形形色色的差异，发出的声音才能和谐悦耳。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龢言》：“《说文》‘和、龢异字，‘和在《口部》，曰‘相譍也。从口，禾声。‘龢在《龠部》，曰‘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是许以‘唱和为‘和，以‘调和为‘龢。然古《经》《传》中二者实通用无别，今则‘龢废而‘和行，盖‘龢、和本古今字，许（慎）特强为之别耳。卜辞有‘龢字，文曰‘贞甲龢眔唐，（前二卷四五葉二片）罗⑤释‘龢，谓‘从龠省是矣。……‘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譍义，亦由‘樂字之本为琴（罗说‘象絃附木上，其加白者乃象调絃之器，案即琴矣。）乃引伸而为音乐之‘樂与和乐之‘樂也。引伸之义行而本义转废，后人只知有音乐和乐之‘樂，而不知有琴絃之象，亦仅知有调和应和之‘和而不知‘龢之为何物矣。然龢固乐器名也。《尔雅》云：‘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说文》笙字下亦引此。）此即‘龢之本义矣。当以‘龢为正字，‘和乃后起字。字之从‘龠，正表示其为笙，故此亦正可为互证。盖由‘龠可以知‘龢，由‘龢亦可以返知‘龠也。”[9]从着眼于字形的文字学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着眼于语音和语义之关系的语源学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只反映了“和”之源流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只是“和”的流而不是源。这是因为，文字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语言的历史却多达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7]（206）

甲骨文的“求禾”等记录，反映的尚为人们生存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吃饱肚子。《说文解字》的“得时之中和”以及徐锴系传的“为辛则咸矣，疑咸则甘矣。举而食之，莫此者宜矣，故曰‘和易”等说法，则反映了人们已经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马蹄》），还应该五味调和，满足口味的的需求。这是“和”观念的初次提升，但仍在物质层面。而金文“龢”的“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譍义”，则由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产生了质的飞跃。

注释：

① 王念孙：《释大·第八》第一页，收于罗振玉：《高邮王氏遗书》，上虞罗氏辑本。

② 汉字古音依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③ 如“吾-我”，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

④ 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27页上-下栏。《尔雅注疏》卷五《释乐第七》“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疏：“案郑玄注《乐记》云：‘杂比曰音，谓宫、商、角、徵、羽清浊相杂和比谓之音。‘单出曰声，谓五声之内唯单有一声，更无馀声相杂也。然则初发口单出者谓之声，众声和合成章谓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谓之乐，则声为初，音为中，乐为末。此云五音者，举中而言也。”见邢昺：《尔雅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601页中栏。“初发口单出者谓之‘声”，较“初发口单者谓之‘声”为胜。

⑤ 指罗振玉。

参考文献：

[1]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第3卷）[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 1190?1191.

[2] 符定一. 联绵字典（丑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279? 280.

[3]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 840.

[4] 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478.

[5] 徐复. 广雅诂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850.

[6] 刘达成， 等编绎. 当代原始部落漫游[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4.

[7] 任继昉. 汉语语源学[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 72?75.

[8]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353.

[9]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93?94.

[编辑： 汪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