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喆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西周晚期之“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上承厉王革典，下启宣王中兴，是西周晚期的重要历史事件。虽然“共和行政”的年代史家无甚争议，但“共和”的含义却有两说，一为《史记·周本纪》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一为《古本竹书纪年》之“共伯和干王位”。因《史记》影响较大，后世学者多从《史记》而不从《纪年》。(1)从《史记》、从《纪年》者，顾颉刚论述已详，顾氏云：“从《史记》说者，有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崔述《丰镐考信录》。从《纪年》说者，有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参看顾颉刚：《共和》，载《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203～208页。新出清华简《系年》亦载“共和”事，明述“厉王出奔”“共和行政”，且直言有“共伯和”其人。(2)此即“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第136页。李学勤认为“共伯和归于宋”之“宋”乃“宗”之讹，当以司马彪所言“共伯和复归于宗”为是，“复归于宗”即如成玄英疏所言“共伯退归，还食本邑”。参看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载《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第89～98页。由是观之，“共和”为“共伯和干王位”的可能性更大。

一、《盨》所载非“厉王奔彘”史事

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乃

讯人，則隹(唯)辅天降丧，不雀

甬，马亖(四)匹、鋚勒，敬夙夕勿灋

不(丕)显鲁休，用乍(作)宝盨，弔(叔)邦

父、弔(叔)姞迈(万)年子=孫=永宝用。

“厥师”之“厥”指代“正人”及“师氏人”，郭沫若言“正人”即“政人”，“胥徒之属”，“师氏人”即“卒伍、奴隶之从事公务者也”。(14)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41～142页。实际上，“师”有两训，或训“官长”，或训“军队”，而“师”这两种训释应可包含“正人”和“师氏人”，所以盨铭之“厥师”应理解为“正人和师氏人之长”。

尽管于、杨两家对“军屯制”的理解或有不同，但杨氏已指出“六师”为军事编制和乡邑编制结合的产物，而李学勤提出的“乡”的行政制度与军事组织对应，也是很重要的意见，因此，不能排除“六师”是“六乡”的可能性。虽然李峰认为以“六师”联系“六乡”证据不足，但李峰同样认为“六师”和“八师”不仅要完成对外作战的军事任务，而且自身还行使一些民事职能。(23)参看李峰：《西周的政体》，第83～87页。诸家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均指出“六师”“八师”有“兵”“农”两种属性。因此西周、春秋间所行或为“兵农合一”之制，吕思勉认为这种制度，即“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24)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由此看来，西周时期“士”兼具兵、农两重属性，其战时为兵，非战时则为农。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因为“国人”中有“士”的存在，所以“国人暴动”中有“士”的参与不足为奇，郭沫若指出“国人暴动”中有军事力量的参与是可信的。

二、“伯龢父”与“师龢父”非同一人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伯龢父”与“师龢父”是否为同一人。

隹(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扁、东扁，仆驭、百工、牧、臣妾，

“荣”见于《书序》“王俾荣伯”，马融注云：“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凡”见于《左传·隐公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杜注：“凡，国；伯，爵也。”陈槃谓“凡”为畿内诸侯。(43)参看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因“伯龢父”家族的地位不逊于“荣”“凡”，所以“伯龢父”家族应与“荣”“凡”相类，可能是畿内诸侯国。据“伯龢父”可比肩于“荣伯”“荣季”“凡仲”“叔氏”及“齐灵公”推断，“伯龢父”当为家族中之尊者。综合起来看，“伯龢父”的身份大概是“畿内邦君”，可能就是“共和行政”的主角“共伯和”。

隹(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

入门，立中廷，王乎(呼)内史尹

册令(命)师兑：“余既令(命)女(汝)疋师

师兑其万年子=(子子)孙=(孙孙)永宝用。

(三年师兑簋)

隹(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

才(在)周，各(格)康庙，即立(位)。同仲右

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

史尹册令(命)师兑：“疋师龢父，

女(汝)乃且(祖)巾五黄、赤舄。”兑拜

兑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元年师兑簋)

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于大(太)

——小辅眔鼓钟，易(锡)女(汝)叔巿、金黄、赤舄、攸

《周礼·春官·镈师》：“镈师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乐。飨食、宾射亦如之。军大献，则鼓其恺乐。凡军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周礼·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军旅，夜鼓鼜；军动，则鼓其众。田役亦如之。”

《周礼·春官·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缦乐。”

根据以上讨论，“伯龢父”为畿内邦君，“师龢父”为司马系统之官，因此，从二者的身份判断，“伯龢父”与“师龢父”实非一人。

以上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即“伯龢父”与“师龢父”并非一人。根据二者的身份，第二个问题“谁是共伯和”也就有了答案——“伯龢父”才可能是“共伯和”。

新出清华简《系年》第一章：“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5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6页。《系年》明确记述了“共和”发生的大背景、时间及宣王即位后还政的史实(52)“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李学勤认为“宋”乃“宗”之讹，当以司马彪所言“共伯和复归于宗”为是，“复归于宗”即如成玄英疏所言“共伯退归，还食本邑”。参看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第89～98页。，可与古本《纪年》等文献相互印证。(5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59页。根据西周金文等出土文献的记载，西周晚期当有“共伯和”其人，直至战国时期，“共伯和行政”仍是通行看法。金文材料中的“兵农合一”之制，对《纪年》“共伯和干王位”的历史原因也可作出相应的解释。由此看来，出土文献对“共和行政”的记载应更值得信从。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黄德宽师指正，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