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里的中国最美家庭农场
《新农业》杂志 2019年20期
2019年9月2日上午，乌苏里江畔鳌花岛景区里的洪水还没有退去，一排房屋周围和橡树园都满布积水，形成了一个天然小湖泊，岛主葛柏林和他的员工不得不撑着自制的铁板小船往返。
这里是位于中国东北边陲的双鸭山市域内八五九农场东安镇，占地380余亩，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距建三江、饶河县分别为120公里和109公里，距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6公里。
葛柏林虽经营管理着鳌花岛，但他却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商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大荒新农人，是中国最早兴起的一批家庭农场主之一。
34年前，他在北大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创办了中国首个有特色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圈河家庭农场。11年前，他出资购买了乌苏里江边这片两公里长的荒滩，投资上百万元建设江堤，避免江水冲刷国土，在江边植树造林2万余株，建成了鳌花岛橡树园。6年前，这个原生态旅游度假村已被评为国家2A级景区。在葛柏林的规划里，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景区正逐步产生经济效益，其目标是国家5A级。
在这里，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承包经营着上万亩土地，其中仅耕地就多达6000亩，年产商品粮3000余吨，够整整装满火车一个专列。他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贷款、融资等方式一次性购买了数千亩五荒地（期限30年），开荒、排水和围堰，他认为这是做强做大圈河家庭农场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出所料，这的确让日后的葛柏林获益匪浅，使其一步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然而，这并非他的终极追求，他并没有死守农场这块“阵地”，相反，他思想比较开明，又率领员工陆续开辟了新的“战场”——承包经营林地达4000亩，湿地1000亩；截至目前，他自费造林已达100多万株。
建三江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中国家庭农场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在北大荒垦区的一个缩影。在改革的阵痛中，有一大批家庭农场被淘汰。他们发扬了第一代北大荒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自筹资金，开荒种地，修路建房，用滚雪球、填大坑的方法，逐步配套现代化农机装备，每年为国家提供350亿斤商品粮，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而圈河家庭农场作为其中一个突出代表，其发展历程是十分独特的。之所以独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开创了中国家庭农场新的发展方式。在葛柏林的字典里，没有单纯的经济利益，他认为保护北大荒自然生态是与种田同样重要的事情。让他至今引以为傲的是，他曾用200亩熟地换湿地，建成第一个由中国农民自费建设的上千亩湿地保护区。
他几乎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美丽北大荒的建设上，至今没有在其他城市购置任何房产。很多年前，有朋友劝他到北京、海南等地买房，但他最后还是把钱花在了农场上，购置了一批现代化大型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工具，搞农田基本建设、建林场、保护湿地。这几十年来到底投了多少，他并没有细算过。“反正有钱就往里投，没有停止过。”葛柏林说。
老葛与他的“三幅画”
他原是佳木斯知青，和原是北京知青的妻子林莉同在八五九农场工作。知青大返城时，林莉家人为她办好所有手续，安排了工作，但她为了葛柏林没有回城。从下乡第一天算起，他们已在北大荒坚守和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他被人亲切地称为“葛老”，熟悉的人都叫他“老葛”。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宛若邻家长辈一般。
他的发型多年未变，脸庞显得黝黑如铁，白色短胡须透着一种沧桑感。他身材魁梧，看上去体格依旧健壮，似乎不像一位已年过七旬的老人，依然显得精力充沛，走起路来十分矫健，仍然每天自驾越野车往来于各地之间。他至今仍没有退休的打算。葛柏林说，“国家培养我们花了不少钱，现在只要还能干动就要多做一些事。”
他比较认可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说过的一段话：“国家培养一个企业家代价太大太大，不要轻易谈退下来。坚持在第一线，像蜡烛一样把蜡烧光了再说，这个才叫作奉献。如果我现在开着我心爱的飞机到处去玩，那是不负责任的，那是不受人家尊重的。”
他不仅是一个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种粮高手，也是一位出色的家庭农场主。早在16年前，葛柏林就被评为全国十大种粮标兵。当你走进圈河家庭农场党支部办公室时，在左侧墙柜内摆满的各个时期的荣誉和奖章，足以吸引眼球。据八五九农场组织部部长讲，早在2003年，八五九农场党委就批准圈河成立北大荒第一个家庭农场党支部。
对于葛柏林的经营智慧及成功之道，建三江管理局和八五九农场熟悉他的人士归结为六个字——有远识、肯坚守。现在，他正在绘制他认为颇具深远意义的“画卷”。之所以不退休，他也有这样的担忧——“如果尚未画好，有人插进来，很可能几笔画不好，就会把它给毁了。”
他外出不多，一年有330多天在农场工作。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眷恋。葛柏林说，这里既有北大荒粗犷的美，有大湿地、大农田、大森林，又有江南的小桥流水，风景如画。有生之年，他希望能把这里建成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乌苏里江畔中国最美的家庭林场、二龙山三大硬阔示范区。这“三幅画”，是他的愿景和奋斗目标。“是否想过用多少时间完成这‘三幅画’”，面对我们不止一次的发问，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滔滔不绝地念叨起如何保护湿地：管好乌拉草拯救；每年用大水泵提新河水，灌满湿地，补充地下水；植树造林，恢复北大荒林子原生态等等。每做一件事，就离目标更进了一步。
他不提倡建家族企业，主张能者上、庸者下。在他的家庭农场中，仅有15位员工，大多跟随葛柏林10年以上，其中有三分之一超过20年。他给老员工在场部买了90平米住房，同时还答应买车，价值10万元、20万元不等。圈河家庭农场、林场、三大硬阔示范区属公私合营股份制企业，葛柏林决定以后把股份陆续分赠员工，并规定不能转让；分配利润国有占20%，其他按贡献分配给员工股份，形成命运共同体。
葛柏林喜欢拍照，每天除了查看农场、给员工安排工作、处理一些事务外，就是用他的新手机拍摄北大荒。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女教会了他如何制作美篇，现在在微信朋友圈发美篇，成为了他的常态。他给儿子起名葛麦，给孙女起名葛豆，寓意深远。
一部小说里的丰收梦
51年前的那个冬天是葛柏林在八五九农场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当时吃的是大锅饭，副食品奇缺，顿顿酸馒头、白菜汤，干的都是累活儿。在一次知青私下聚餐时，葛柏林感慨：“真想自己拥有一块土地，自己耕耘，自己收获。”其他人都笑他是在做梦。
他的这个梦想源自于一部前苏联小说《金星英雄》里所描写的场景。让葛柏林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小说里讲述的那位前苏联转业军人回到家乡，带领乡亲改变集体农庄落后面貌的故事。他们在丰收的宴会上，摆满了烤面包、烤大鹅、玫瑰色的红葡萄酒。这种场面给葛柏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激励他改变贫困现状。
不过，当时整个垦区都还在吃大锅饭。个人养鸡超5只，就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职工干多干少都一样，每月都挣35.2元。职工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年终决算常常亏多盈少。
直到改革开放后，垦区面貌才开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赋予北大荒新的生命力，首先是打破大锅饭，这也意味着葛柏林最初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尽管当时很多人有不同看法，但他觉得这是一次发展机遇。
彼时的葛柏林已是八五九农场二十三团十连连长，当时连队一年指标任务是10万元，多余的可分给职工。他当连长期间（1979～1983年），基本每年都能让职工分到300元钱，这在当时可相当于职工一年的工资。下乡15年后，葛柏林终于实现了小说里的丰收梦，他在食堂给职工每桌准备了12个菜，喝的是泸州老窖、剑南春高级酒，抽的是牡丹牌、上海牌高级烟，有些老职工还分到了啤酒，这在那个年代是件时髦事。
这仅仅只是序幕。葛柏林随后向垦区农场极力申请大包干，目标是一年盈利100万元，上交20万元，其余利润30%分给职工，50%盖房改善居住条件。不过风险很大，亏损就要挂账。
但他最终还是实现了百万目标，这在当时的建三江仅此一家。这笔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简直不敢想像。如葛柏林所讲：“这是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很多职工一年就分到了3000多元，是此前的十倍。当时海尔的厂长张瑞敏还在砸冰箱呢。”此后，在黑龙江农垦总局两千多个生产连队评比中，葛柏林从一个后进队干到了前三。他由此升为三分场场长。
不过，问题也显现了出来。有些分到3000元的职工还认为拿的不够多，分的少的就更不满意了。这种利益分配问题及其所产生的矛盾在当时很难调和。“也就是说，大锅饭、大包干都不能使每个人的付出和收入直接挂钩，这是不科学的发展模式。”葛柏林陷入了沉思，究竟何种模式才是可持续的？
天大的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号召兴办家庭农场。这让迷茫中的葛柏林颇感振奋，但此时的他已行至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走仕途还是选择辞去公职？他面临着艰难抉择。“辞去公职，在当时是天大的事，这意味着要放弃稳定的收入和地位。很多人不理解，家人更是极力反对。”但最终他和林莉毅然辞去公职，率先办起了家庭农场。
这一干就是34年。
葛柏林解释说，“人生道路有很多种走法，不一定非要在官场。实践证明，吃大锅饭不行，小包干、大包干也不行，如果能在垦区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人生价值将会更大。”他认为，外国人能办家庭农场，中国人也照样能办好。
不过，在起步之初，摆在他面前的路并不好走。当他甩开膀子干时，又面临政策不稳，旱涝、虫灾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当时“紧箍咒”还没有完全摘下，新旧体制之间仍在进行一次次调整。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才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期间，葛柏林所经历的一切都极为艰难。房屋四面透风，屋里水缸的水被冻成冰坨，要用斧子砸开才能用；6个人睡在两米宽的土炕上，晚上必须喊着号子一起翻身。一场暴雨，让2000亩大豆颗粒无收，断了资金来源。当时外部的一些讨论更将家庭农场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人甚至提出要搞垮家庭农场。在此形势下，改革犹如翻了一次烙饼，土地被重新收回，家庭农场止步。
尽管如此，葛柏林和林莉仍硬着头皮坚持着，当时的葛柏林患了角膜炎，每天红肿着眼睛穿梭于荒草地之中。一年后，连队再次亏损，农场不得不又开始分地，但不久后家庭农场被再度边缘化，职工二次离开，家庭农场深陷困境。忧虑中，葛柏林低烧不退，在荒原小屋的土炕上一躺就是三个多月。这段岁月，是他人生的“滑铁卢”。
当时有人曾直言：“别折腾了，洗脚上岸吧。”但葛柏林始终相信自己的选择。他认为，只要农户联产承包制度不变，城里个体户不取缔，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变。他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终于在1992年春迎来了转机，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了争论。葛柏林准备大干一场，撂荒地全种上了大豆，但接下来的虫灾、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又在接连考验着他。
洗牌
这数十年间，不少试图走家庭农场道路的北大荒农人，大都饱经风霜，甚至无奈折戟。其中在1997年，北大荒遭遇了特大洪灾，很多家庭农场颗粒无收，遭受灭顶之灾。他们从此偃旗息鼓，无力东山再起。“他们此前以每亩120多元价格一次性买断五荒地，30年内不上交任何费用，但数千亩荒地需要贷一大笔钱投资开垦。他们最终付不起本息，信誉尽失，资金链断裂，有的甚至到现在还没缓过气来。”葛柏林介绍，约有80%家庭农场在这轮洗牌中被淘汰。
可是圈河家庭农场和葛柏林并未因此而陷入绝境。他凭借丰富的管种经验，借贷购置挖掘机筑高耕地四周，五千亩大豆得以侥幸保住，多收了上百万元。葛柏林说，干家庭农场与干企业一样，一定要注意避免盲目投资。
葛柏林称，2003年之前的五年粮价低迷，大豆市价从1.2元/斤降至0.7元/斤，最低降至0.4元/斤。几乎所有家庭农场都处于崩溃边缘，其中近90%纷纷倒下。但随着粮价的上涨，北大荒又兴起了一股办家庭农场的热潮，约有20多万户。
建三江管理局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建三江几乎没有水稻种植，个别地方只是试种，大多是种大豆、小麦、玉米和旱稻。2003年后才开始大面积改种水稻，基本是靠引进外来有经验和技术的水稻户，把本地水稻种植带了起来。水稻种植需要一定积温，但由于三江平原冬季漫长，很难达到积温要求，所以当地发明了扣大棚技术，每个棚覆盖60亩。
建三江素有“中国绿色米都”之称，占地1.24万平方千米，占整个黑龙江垦区面积的22%。目前有耕地1200万亩，年产水稻140亿斤。其中，“三江六号”（主茎12叶，生育日数138天，活动积温2520℃，平均亩产550千克）和“龙稻18”（主茎13叶，生育日数140天，活动积温2600℃，平均亩产500千克）是较有代表性的水稻品种。
在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的魅力无人能够抗拒，仅仅是翻腾的滚滚稻浪就足以令人心醉。人在其间是渺小的。初次来访的客人，不被眼前的场景所撼动，基本是不可能的。
现在北大荒基本形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格局，小承包户水稻种植规模一般在300亩～500亩。每年3月起，他们雇“长、短工”开始清理积雪、扣大棚，消融土地。“短工”为期三个月，费用1.7万元左右；“长工”负责日常农活，到水稻收割后才离开，费用在5万元以上，食宿均由承包户提供。除去成本包括每亩上交农场的500元左右租金，他们每亩能赚400多元。近十多年来，葛柏林把耕地承包给了小农户，租金从过去每亩300多元减至200多元。预计2019年总收入100多万元。
“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政策影响大，在自然灾害面前风险太大，即便长期干家庭农场，也很难发财致富。如果没有国家和地方支持，单凭个人将很难干成。”葛柏林说。
他认为，家庭农场这条路不应轻易改，实践证明是能走得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现在新型家庭农场首先是有最新生产力，技术新、效率高、智能化程度高，基本都是现代化大农机、无人机作业，作业难度大幅降低。目前家庭农场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专业化协作的趋势。
如今距离土地承包期限已为时不远了，这让葛柏林的心里很不平静。他说：“家庭农场把北大荒人的幸福、前途命运与黑土地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我们行走在一条充满希望而又坎坷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