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文存阅刊》杂志 2016年3期 作者：李幼谦
1958年6月29日清晨，位于北大荒的密山铁道兵农垦局来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
铁道兵司令员兼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停止了爽朗的大笑，二十二年前曾热情地欢迎过她，而今面对来他治下接受劳动改造的她，双方都有些尴尬，因为这女人是丁玲。
她是革命烈士胡也频的遗孀，曾是上海滩著名的美女作家，曾是国民党监狱里的囚徒，曾是革命领袖身边文武双全的“将军”……突然从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高位上被“拉下马”，变成了罪名最大、落难最深的女“右派”，没哪个女人有这样上天入地大起大落的人生反差。
半年前，她还坐在北京多福巷幽静的家中，对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言犹未尽。续写的书名如同箴言——《在严寒的日子里》。她没想，此后漫长的十二年就“在严寒的日子里”度过的。
1958年春节前夕，丈夫陈明被撤销级别，保留厂籍，离开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下放到黑龙江八五三农场监督劳动。放心不下妻子，陈明见到王震，提出让丁玲也来北大荒，他的要求很快被批准了。
丁玲无端地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全家都受牵连，软禁家中，也主动要求去东北“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
中宣部的介绍信如此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这意味着她要告别北京舒适的生活，要靠丈夫二十八元的工资度日了。她依然义无反顾地带着一大箱书，由一个转业军人“押”到东北，卧铺车票还得自己出。
垦区领导问她是否到条件好些的农场去？她坚定地回答：“我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
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身心
王震将军体恤丁玲，将她安排在汤原农场，离佳木斯近些的铁道线旁，并将陈明也调到一起，而且承诺：“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夫妻俩终于团聚在汤原农场的向左村养鸡场。
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小屋，两扇朝西的窗户，两张木板床，两张小桌子，两条板凳，排长特意给把大椅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邻居是四个养鸡的女孩子，还有几千只鸡。对她最隆重的欢迎仪式，就是几只欺生的大公鸡凶猛地向她扑过来……
农场来了个大右派，还是女的！人们从几里或几十里路外赶来看稀奇。丁玲窝在屋子里宁愿喝开水吃饼干对付肚子，也不愿意出去面对那些诧异的眼光。
陈明劝告她：“你不是说过，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吗？”
一夜煎熬，丁玲也终于想通了：“我应该不必羞愧，我应该无所畏惧，扫除迷茫，承担苦难。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
第二天中午，她硬着头皮去食堂，果然引起轰动。所有人围过来，对这个名声大得像月亮一样的女人评头论足：中国早期的女大学生，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连毛主席都专门给她写诗词的女人，她丈夫真比她小十几岁吗？她怎么从大红到大黑了？
一个矮矮胖胖的大娘，年过半百但神采奕奕，身材微胖但明眸皓齿；穿着简朴但气质不凡，可惜还要到这么苦的地方来受罪，大家多了几分怜悯。
见她头发都白了，畜牧队长派给她最轻巧的活，去孵化室挑选能孵化小鸡的鸡蛋。
不曾想，丁玲有脊椎骨质增生病，最怕弯腰，半个小时就腰酸背痛手发僵，突然脸色潮红、大汗淋漓，把队长吓一跳，只得让她坐下歇息一会，但就这样轻巧的工作每天还是累得她伸不直腰。
她咬着牙坚持下来，买来养鸡的书，从鸡蛋孵化、到鸡雏的喂养、到饲料的加工等等，全部从头学起。开始捡鸡蛋只能一手拿一枚，后来能一手拿三枚了。
看见人们把孵化出来的弱小的雏鸡都煮了当肥料，她好心疼，自己花钱，托人买来鱼肝油喂它们，再放在热炕上精心饲养，居然大部分都成活了。
她向畜牧场建议发展优良品种，亲自去牡丹江购买良种鸡。火车上与鸡待在一起，不时喂水喂食。每停一站，都要下车去买青菜、找水，差点被火车落下。
买回来后，她在自家院里做几个鸡棚，按书上讲的科学方法分棚饲养。
每天夜里三点就得起床到饲养室干活，相对来说，扫鸡屎已经算是轻微劳动了。最累的活是剁鸡菜，几千只鸡的口粮，需要把蔬菜切碎与杂粮混合。剁鸡菜一剁就是大半天，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几位山东姑娘，从她手中抢过菜刀，不让她再剁。
冬天的蔬菜冻在一起，搅拌累得右手腕子肿得像馒头一样，手都拿不起筷子了。但丁玲想，我来北大荒就是要改造自己，要“脱胎换骨”，再痛苦也不叫苦不喊累，仍然拼命干活，不完成工作决不休息。
第二年，王震将军听说她成了养鸡能手，还把签有“王震”两个字的《养鸡学》送给了丁玲。
工作艰苦，吃得也简单，经常是苞米糊糊就腌白菜帮子度日。
可是，淳朴善良的职工们温暖了她，还有个女孩子把婚事都托付给她做主，她也将一腔热血倾注在职工们身上。阴冷的日子，她把自己的雨靴送给布鞋透湿的女工穿上；职工有思想包袱，她苦口婆心地帮助排解；畜牧队要搞文娱活动，她与丈夫就是编剧与导演……
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右派被摘了帽，陈明也早“脱帽”，丁玲却始终顶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工作再好也得不到表彰与奖励。
1961年，中央把所有在北大荒的“右派”一律调回北京工作。丁玲与陈明却没有走，他们给农垦部长王震写信，要求继续留在北大荒，继续体验生活，准备创作。
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她给作协党组写信说：中央的精神，还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我已经在下面了，我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锻炼……自觉锻炼得还不够，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比回北京后经常再往下跑要好些……
丁玲要潜下心来，在北大荒写一部展现农业机械化的新篇。王震同意了她的要求，指示垦区派人陪她和陈明参观一些大农场。
在麦香千里的时节，丁玲、陈明夫妇参观访问了八五二、八五三等几个大农场。那年丁玲已经六十岁了，身着白色短袖衫，脚穿圆口布鞋，拿一把芭蕉团扇，雍容大度，儒雅质朴，虽然身处逆境，但神态自若，不卑不亢。
1957年3月,陈明下放北大荒农场前与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寓所留影。
她又参观了地处二分场一队的“老头店”，参观了艾青夫妻住过的院落，看到金黄波涌的麦浪、墨绿封垄的豆海、红色的机车群……情不自禁赞叹道：“农场庄稼长得真好！真是大农业的气魄！”
她了解到那个徒步跋涉两个月、来北大荒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高大钧，领着复转官兵及家属们在开发雁窝岛时战胜漂筏甸子，打开登岛通路，抢运物资，住马架子，吃野菜，抢春播，夺得当年粮食丰收的动人事迹。特别是拖拉机手任增学潜水挂钩救机车，有的家属上岛支援麦播把孩子生在半路上，转业军人罗海荣为水上运油牺牲在宝清河，山东支边青年、联合收割机手张德信为抢修机车、背负塔形齿轮渡河牺牲的故事……
丁玲激动不已，坚信“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她更希望用自己的笔墨，描写出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英雄事迹。
工作七年之后，农场党委向全国作协汇报她的表现：“丁玲每天除了喂鸡、清理畜舍以外，还担任夜校教员、扫盲、出黑板报，还给《农垦报》写稿……”那是为了配合生产队的忆苦思甜活动，丁玲曾专门采访了一名老贫农，写了稿，发表在报纸上。这是她戴帽期间发表的仅有的一篇作品，因是“右派”，没有署名。当时，农场有的边远生产队不通电，职工长年看不到电影，丁玲得知后，捐赠一笔钱，为电影队买了台小马力发电机，帮助农场解决困难……“老丁很能联系群众，经常去职工家串门，家属们都愿接近她。”
姑娘小伙子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找“丁奶奶”说，有什么事，都找丁奶奶去讨教。连畜牧队指导员遇到群众的思想问题也说：“这些事你们找老丁去。”北大荒人说：老丁是畜牧队的编外指导员。
丁玲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做思想工作，帮助大家安心建设北大荒。养猪排的小姑娘，因为没人做思想工作跑得只剩下两个。养鸡排的姑娘却跟她在一起，在北大荒扎下根来，一个也没跑回家。
这些革命工作，在北大荒创业初期的艰苦斗争中，稳定了职工情绪，鼓舞了生产斗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都成了拉拢群众、腐蚀职工的罪过，甚至有人贴大字报，说丁玲在汤原搞了个“丁玲地下俱乐部”。
农场党委秘书赵发炳正在写小说《家庭内幕》，也上了“丁玲地下俱乐部”成员的“黑榜”。他生气地说，如果说跟丁玲学写作就是搞“丁玲地下俱乐部”，那还有好多人啊。他一气写上三十六个人的名字。这可是轰动农场的“阶级斗争的大动向”，一直报到沈阳军区。军区一听，派专人来调查深挖。发现这些人都是上甘岭的战士和英雄，他们不但向丁玲学写作，还演革命戏，传播革命文艺。沈阳军区党委狠狠地批评汤原的党委说：“你们太不严肃了，也不搞清楚就上报。”
和上甘岭英雄们在一起
丁玲夫妻所在的汤原农场，是上甘岭战役的英雄们转业当农民的地方。
这里有邱少云营参谋长，有黄继光连指导员，更有攻打上甘岭三九一高地的许多英雄，他们解甲归田，向荒原进军，也鼓舞了丁玲的斗志，她要“从英雄们身上吸取营养”。
战场上的铁血英雄，在和平年代却充满了人文关怀，对这个中央来的大右派，他们不时伸出援助的手。畜牧队的党支部书记说她这么大年纪了，可以不劳动的，让她到养鸡排，能干多少是多少。
二队排长何富到他们家去看看，连把椅子都没有，马上就跑到队部里拿来一把木头椅子。家里的炉子坏了，有人帮他们修理；她住的屋子外面窗台上，经常有人放着一束束野花，没等枯萎又换成新的，以至于场部还有人来暗暗追查：是哪个给大右派送花的？
李亚铎、郭硕基等一批喜爱写作的业余作者，更为农场来了个大作家高兴，一个个跑来向她请教。在上甘岭坑道里战斗过十七个昼夜的李亚铎，后来当了部队的文化教员，自己写了电影剧本《洪宣娇》，专门找到在畜牧队的丁玲，称赞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说读了几遍，难怪能得“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一方面鼓励他，另一方面也诚恳地指出：写这样大部头的剧本，需要研究许多历史资料，就像自己写长篇小说，不深入生活，不熟悉群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写不出来的。建议他先把这个剧本放一放，组织一些有文化的人，写自己最熟悉的北大荒生活。
李亚铎就找来了娄芹、罗平伟、郭硕基、老耿等来自上甘岭部队的战士，他们都爱好文学，来和丁玲商议写北大荒的事。丁玲高兴：“上甘岭的英雄部队，放下手中枪，拿起锄头镰刀来开发建设北大荒，难能可贵啊。”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认为除了种大豆、割小麦，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生活太平淡无奇了。
丁玲就启发他们说，你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在上甘岭拿枪反对侵略，在北大荒拿锄头镰刀开发建设，应该歌颂的人和事情很多，生活很丰富啊！他们回忆：当初，来到北大荒一片荒原，没有房子，住马架棚子；种大豆的时候没有机器，就用手拿根木棍，在拖拉机翻出的垡片上用手点播……
“披荆斩棘，开发荒原，干的不就是翻天覆地的事业吗？你们现在生活在创作的源泉之中，英雄都在你们周围，从上甘岭到北大荒，你们每天都在一起并肩战斗，生活太丰富了。”丁玲充满激情地对他们谈起延安大生产，“把建设北大荒的事业写出来，下一代就能看出它的伟大。你们现在写北大荒的艰苦创业，等许多年后，再看看你们写的北大荒，才珍贵哩！”
在她的指导下，罗平伟写了《一张没有发出的奖状》，娄芹写了《战友》，李亚铎写了《十五块钱的皮革厂》。丁玲到北大荒认识的第一个“青年诗人”王金宝更了不得，用“柯红”的笔名写出一部长诗，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她还帮助英雄们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夫妻俩闹矛盾了，她去调解；找对象犹豫不决的，她帮着拿主意；能说会道的排长王世发认字不开窍，还说：“打上甘岭我半点没含糊，就这方块字我怎么也攻不进去。”她也亲自去他家做思想工作，见他炕桌上摆一大堆钟表零件，丁玲高兴地一拍老王的肩膀：“你这‘顽固派’可一点也不顽固呵！笨脑门还能摆弄钟表？就是不专心。”
除了战士，农场还有新吸收的员工，尤其是畜牧场的姑娘们，看到这里遍地冰雪荒无人烟，野藤杂草野兽出没，条件太艰苦了，她们天天想家，经常哭泣，还有人偷跑。丁玲就问她们，知不知道上甘岭的战斗英雄邱少云、黄继光。
丁玲告诉她们，在汤原农场开荒种地的转业官兵，很多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英雄，他们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来的，而是到北大荒来当垦荒战士，他们的事业多豪迈呀，都是你们身边的英雄，应该向他们学习。
她不仅仅讲上甘岭的故事，还讲在汤原这一带坚持抗日的“抗联”英烈赵一曼、赵尚志的事迹；讲王震司令员率领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故事……她用英雄们的事迹鼓励她们，也用英雄的故事激励自己。
把文化撒播在荒原
王震非常关心丁玲，每次到佳木斯，都要打电话问她有什么困难。听别人说她右手肿了，原来是弄鸡饲料造成的，马上打电话给宝泉岭农场场长高大钧，要他赶过去，布置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说丁玲是下来锻炼改造的，不要在肉体上进行惩罚，她是作家，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把丁玲转到他那里不要参加劳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4年，在王震的关心下，农垦局领导为照顾他们的生活，把丁玲夫妻转到了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宝泉岭农场。老两口步行一圈走了一百多里，到各生产队和熟识的同志告别。
农场里那些上甘岭的“尉官”平常对她十分关照，有病的时候看望她，经常给他们捎来鱼呀，油炸豆等营养品。听说他们要走舍不得，她说为了写作应该多看一些地方，还笑道：“我这人是‘灾星’，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们会因为我吃苦头。”后来果然一语成谶。
在如此逆境中生存，不仅需要她非凡的勇气，更是她坚持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
1964年12月，那是北大荒严冬季节，丁玲与陈明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到农场后丁玲的编制在工会，实际上是做职工家属工作。农场场部有职工家属二三百人，丁玲来了后将家属组织起来，开展读报，学习文化活动，还办起了黑板报，家属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了宝泉岭垦区的标兵。
丁玲（前排中）在汤原农场
农场开展了扫盲运动，陈明因为不是右派了，被正式任命为文化教员。丁玲头上还有帽子，就在畜牧队负责家属的扫盲工作。
听说大作家给她们上课还讲故事，拖儿带女的女人们都来了，她采取先讲故事的办法，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明天来听课再继续讲。
丁玲把猪圈、鸡舍贴上纸条，与实物结合教她们认字。她还自己编写教材，针对畜牧队的特点，写出了顺口溜：“小黑猪是个宝，猪鬃猪毛价值高，猪肉肥美喷喷香，猪多肥多多打粮。”
经过她的悉心教导，一个冬天，这班的学员一半都摘掉了文盲帽子，过去，一个大字不识的妇女们也能看懂报纸了。
冬天农闲的时候，为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丁玲与陈明当导演，在畜牧队排练了《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刘三姐》、《三世仇》等节目。
他们的住处离场部有三里多路，老俩口吃过晚饭，就早早地提前来到场部俱乐部。每天排完戏，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雪荒原里，踏着吱吱作响的冰雪回家，往往已经过了午夜。
春播、秋收的大忙季节，丁玲帮着工会组织文艺小分队，送戏到田边地头，现场搜集好人好事编写节目，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夫妻俩还像在延安时期一样，经常一大早下连队，放下背包就采访记录连队的新人新事，收集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回来后抄写在他们夫妻两个精心制作的墙报上。
墙报很简陋，一张炕席四周用木条钉个边框，糊上纸就是了，但是内容很丰富。丁玲自己画报头、画插图、写诗歌、表彰先进人物、配合生产宣传。做好以后，她和丈夫抬到农场工会，顺墙放在大院里，供大家参观学习。
一天睡到半夜，老丁突然听到窗外狂风大作，想起墙报没有收起来，把陈明叫起床，老两口在漆黑的夜里，顶着狂风，赶了三里多路，才来到场部大院，刚刚把墙报抬进屋里，被巡夜的人发现，还责骂他们，说他们深更半夜跑场部来搞鬼。丁玲并不计较，除了自己悄悄撰写了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之外，她一颗向善的心总是朝着光明朝着美好。
在东北的日子里，她写了不少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没有出版的机会，只有在黑板报、墙报上发表。孵化室的山东姑娘孙素英，养鸭排的养鸭能手徐婉云……都被她用优美的文笔歌颂过，但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篇家史。
那是为汤原农场一分场畜牧一队饲养员任广荣写的，题目是“我的生活回忆”，发表在1961年1月12日的《合江农垦》报上，署名也是那个任广荣。
宝泉岭农场的场长是个很好的人。下队时就带她坐车一起转转，开开眼界；老父亲逮了鱼，他就打发闺女拿几条送到丁玲家；丁玲家里没有细粮，他就派人从别的农场换来大米给她们。上级发来形势讲话材料，也打发秘书给丁玲送去……
做职工家属工作也不容易，为此，丁玲也费了很多心血。
一天，她听到两个家属吵架闹到工会来了。工会干事邓婉荣对几百个人闲是非多的家属很头疼，丁玲建议办个托儿所，组织家属学习和劳动。于是，就从她所在的六委开始工作了。
农场只能给他们一间破草房，初夏时里面还有一尺多厚的雪。丁玲与工会干部带着家属动手，到十几里外的草甸上割草，盖好了房顶，修墙，粉刷，她还买了些花花绿绿的气球小玩具，孩子们都愿意来了。
六委的家属们掀起了工作热潮：街道干净了，厕所有人打扫了，农场“双抢”的时候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她们还支援别的农场干活，连外地的也来取经。
在丁玲的帮助下，宝泉岭第六居民委员会远近闻名，成为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还上过报纸呢！
儿子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一封信，给她已经平静的生活带来了阴影，虽然儿子汇报自己优异的成绩，也关心母亲在北大荒的劳动改造，但最后提出：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她发生任何联系……丁玲难过了一整天，翌日的回信中忍痛表示同意儿子的意见。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寒冷的日子又来了
1966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灾难再次降临到丁玲夫妻身上。两人都被打成“农场地下黑俱乐部”首领，凡是跟他们有往来的人都受到了牵连。原来发给他们的每月三十元生活费停发了，家也从招待所搬到只有七平方米的小茅屋里。
宝泉岭农场批斗“走资派”高大钧时，丁玲也要作为陪斗，跪在俱乐部门前的石台阶上……
后来，夫妻俩都被关进了牛棚，丁玲还住在单间，看守她的人不忍心呵斥这位六十四岁的老太太。但是北京来的造反派却痛下毒手，不但拉她跪下，而且拳打脚踢，尖声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一个少一个！”
1967年11月13日夜，两个造反派闯进牛棚，将丁玲抓回汤原农场，陈明第三次找去，才见到妻子。好在当初丁玲在那里与干部职工相处得不错，从上到下都保护着她，没受到伤害，很快就送他们回去了。
1968年的夏天，宝泉岭农场组织了贫下中农红色造反团，丁玲又一次被关进了牛棚，不久，陈明被关进了另一个房间，两人只能在走廊里偶尔见面了。
一天，陈明走过丁玲的门口丢下一个香烟盒，反面的白纸上写了一行行小字：“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
丈夫深情的鼓励，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坚定信念，一个个小小的纸团，如火焰一般温暖着她，包裹起来，珍藏在贴身的口袋里，抵御了一次次风暴的摧残。
在批斗会的高台上，年过花甲的丁玲被用墨汁涂黑了脸，被棍棒打得头破血流，被踢倒在台下，踢得腰骨受损，摔得后背肿起……
不离不弃的陈明心疼却无可奈何，只有偷偷地到兽医站，弄来些给牲口治病的药给她。
一些淳朴的农场职工家属保护着她。丁玲所在的那个居委会，尽管分成几派，但没有一派人揪斗她。有人还悄悄地给他们买菜，不让孩子跟着别人胡闹……
大约是造反派们觉得太温情了，1969年5 月12日，他们把丁玲送到了二十队，并加强了对她的管制：让她用钉耙翻晒肥料，下地割麦子；别人学习时，她要在马棚里清除马粪；别人在仓库补麻袋，她要在一边搓麻绳，以至于秋凉后手心裂开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能愈合。
那些都已经算是轻微的劳动，又脏又臭又累人的，要数清理厕所。上面要打扫干净，撒上石灰，把粪坑里的粪水掏干。只要一下大雨，六十多立方米的大粪坑，粪便随着地下水上涨，她从坑边挖了一条沟，顺着坡势，每天都站粪坑沿儿，舀出粪汤顺沟流到附近的菜地里，一天到晚要舀五六千瓢，过一夜粪便水又会涨起来，一直干到了秋天。厨房种菜的老王头看她实在辛苦，就说缺少人手，才把她留在菜地里劳动。
在艰苦的劳动中她无怨无悔，她觉得还是在为人民工作。可忍受不了的是对她人格上的侮辱：住在八九个人的集体宿舍里，别人睡炕，她睡门边的小木床，连到食堂打饭也受到呵斥。每天早上要给宿舍的小将们大扫除，给她们倒尿盆。晚上睡觉打鼾，一屋子人都起来骂她。
尽管遭受非人待遇，但她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冰封刺骨的环境下熬炼，依然含泪而笑：“我相信党，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着这一天……”
1970年4月3日深夜，丁玲和爱人被北京军管会戴着手铐抓走了，所有的东西都丢在东北，她随身带的，只有同时关在牛棚里互相不能说话的时候，陈明用废纸给她写的书信。在北京秦城监狱，一进去就遭到搜查，那破破烂烂的纸张被别人当废物扔掉了。这一关就是五年多，此前已撰写了十几万字的《在严寒的日子里》被付之一炬。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告别
1975年春天，丁玲和陈明被释放出狱，他们在山西省长治市郊区的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逢了。
1978年7月，丁玲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在东北的时候，丁玲和工会干事邓婉荣相处了两年多，以她为原型，写了篇散文叫《杜晚香》，至此才得以在《人民文学》上面世，因丁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0年法文版又转载发表。
农垦局上下都为恢复了名誉、重新拿起笔杆的丁玲庆幸，并为她在全国人民面前歌颂北大荒人感到自豪，都盼望她回北大荒来看看。
承包畜牧站的山东男子，在改革中大显身手，忘不了当年是丁玲手把手地教他学文化，还在经济上接济过他，一再要把他家的康贝尔鸭种蛋捎给丁玲，请她老两口再来北大荒探亲。
1981年7月17日，丁玲又一次回到了北大荒。
农场安排了接待，她坚决不要，说她就是来探亲的。北大荒农场的职工就是她的亲人。
每到一地，农场的男女老少都闻讯涌来，把他们夫妻俩团团围住，亲热地喊着当年的称呼：老丁！老陈！
丁玲一见面就能道出他们的名字，问一位老铁道兵是否已把老伴接来。热情地感谢一位姓朱的木工帮她家打过木箱，挨个地回忆当年她导演的《三世仇》中的演员，笑着说，农场八大员，就是没有真正的演员。
一个大娘掏出十多年前丁玲和妇女家属们的合影。照片上，一个个眉开眼笑，庆贺扫盲获奖，感谢这位鼎鼎大名的女作家。文革中这也成了罪状，照片中的人受到牵连。但是她们把照片转移，终于保存了下来。
丁玲对着照片涌出了泪水：“今天我回来，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我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了。”
一个老人迎上去问她：“你还记得吗？一天你看见我在缝衣服，马上走过来说，今天没戴眼镜，要不然就帮我缝了……”丁玲真记不得了，因为这样的小事太多了。
农场要拿一天的时间来安排“落实政策”，想办法补偿她在“文革”中被抄家损失的财产，包括存折什么的，丁玲斩钉截铁地说：“坚决不能安排这个，我就是来探亲的。”
去以前她待过的地方看看，再到田间地头走走，下农场的时候，还特意穿了一双高帮农田鞋，就像当年要下地干活一样。
在总局机关欢迎会上，她用卖火柴的小女孩比喻自己，深情地对大家说：“在寒冷的黑夜里……给我点亮第一根（火柴）的是王震将军，在那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他真是个有魄力、有勇气的人，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
他要感谢的人，还有农场许许多多的官兵和家属，告别他们时，她只要了一个人——黑龙江农场总局的党委宣传部王增如，给自己当秘书，最主要的原因，她是北京人，在北大荒呆了十四年，“比我还多待两年，有锻炼。”可见丁玲对北大荒人的信任。
告别北大荒，她情不自禁地在作品中呼喊：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么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行列中……”
当丁玲得知相隔半个多世纪未能相见的老友徐霞村是厦门大学博导时，立即写信去：“这个消息对于我长年处于隔绝人世的人，真仿如天外飞来，真使人快愉！”
北京阴冷的胡同，北大荒苍凉的雪原，京郊压抑的秦城监狱……都远去了，丁玲在风雨如晦、苦难沧桑中，以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迈过生命的一道道坎，终于走出了严寒的日子，到了南国温暖的鼓浪屿，在温暖如春、繁花似锦的“观海园”内，他们相逢了。
1925年两人结识，此后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在老友的雅舍里，两人谈得更畅快。当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革”时，她只提到一件事，说她被强迫与“专”她“政”的“革命小将”同住在一间屋子里。其他人都睡炕上，她却不准上炕，只能在屋角搭一张铺板睡觉！在北大荒那屋里滴水成冰的冬夜，彻骨的寒冷，使她缩成一团也长夜难眠：“我那个时候可就是‘团长’了。”
当老友为她不平时，她对小将们对她采取的种种“革命行动”却没有抱怨，只是叹惜那场“革命”使年轻一代的灵魂受到了扭曲，为他们的成长担忧！
1984年，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此后的丁玲不顾体弱多病与严重的白内障，戴上修钟表那样半寸厚的独眼眼镜，开始文学创作并创办、主编《中国》文学杂志。勤奋的丁玲又进入了她的创作高峰期，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她把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爱撒播到了人间。
1986年的春天，这位有五十四年党龄、在中国文坛上驰骋半个世纪的女作家，最后要告别人世了。临终前，她轻轻地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陈明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丁玲的额头。
1986年3月4日上午10时45分，八十二岁的丁玲走完了饱经磨难、风雨沧桑的一生。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老领导赵清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赶来悼念，他代表一百六十万北大荒人最后献给她一面红旗，那是由丁玲的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原总局党委宣传部干事、北京下乡的女知青专门去空政文工团要来的，又专程找了著名画家范曾在上面写了大字。
3月15日，是举行追悼会的日子，陈明、赵清景等将那面写着“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的红旗，轻轻地覆盖在鲜花丛中的丁玲遗体上。
“丁玲不死”，正如有作家评说：“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她永远铭记在北大荒人的心中。
1981年，七十七岁的丁玲（前右六）和爱人陈明（前左六）回到离别十二年的第二个故乡——汤原农场走亲访友，与曾和她一起劳动过的职工合影。
1981年，七十七岁的丁玲（前右六）和爱人陈明（前左六）回到离别十二年的第二个故乡——汤原农场走亲访友，与曾和她一起劳动过的职工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