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古彝文渊｜古彝文记忆文化遗产文选要目专辑（五）

赵积将（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第十五次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会与第十次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综述赵积将（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摘要】文章对第十五次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会与第十次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代表进行了介绍，并对会议中彝文古籍文献论坛、彝语文标准化建设论坛、彝区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彝族语言文学论坛、彝族文化艺术论坛、彝族历史宗教论坛六大论坛进行了详解，使人们对这次彝学的盛会有所了解。【关键词】彝文；彝学；古籍协作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坛由滇川黔桂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协作会与四川省彝学学会主办，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云南省彝学学会、贵州省彝学学会、广西彝学学会及凉山州彝学学会协办的第十五次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会与第十次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两会），于2014年11月17至19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召开。来自四省区机关单位、各级彝学学会、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会的领导以及北京、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和参会论文作者及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等200多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200多篇，经过专家拟选推荐了130多篇参会交流。会议开幕式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凉山州委书记翟占一，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曲木史哈，贵州省彝学学会会长禄文斌，云南省彝学学会会长马立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彝学学会会长王光荣，四川省彝学学会名誉会长冯元蔚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四川省彝学学会执行会长沙马拉毅主持。会议由开幕式、主题发言、小组研讨、闭幕式四个部分组成。四川省彝学学会执行会长沙马拉毅的主题发言对通用规范彝文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做了大体的说明。他建议采取规范统一、逐步讨论、统一使用的方法在各地彝区推广使用通用规范彝文，希望在此次两会通过会议纪要。其他主题发言的专家学者还有贾瓦盘加、王明贵、普学旺、侯前所、罗世荣、李文华。本次会议根据论文的内容分成了六个论坛：彝文古籍文献论坛、彝语文标准化建设论坛、彝区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彝族语言文学论坛、彝族文化艺术论坛、彝族历史宗教论坛。研讨结束后各论坛的召集人汇报了研讨情况。一、彝文古籍文献论坛召集人为四川省民委古籍办主任龙彦教授。小组主要围绕彝文古籍抢救、收集、整理出版工作等情况进行交流发言，主要涉及彝文古籍普查保护、彝文古籍数据化、彝文古籍工作人才培养、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的编纂工作等议题。第一，古籍的普查与收集。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朱琚元提出彝族古籍的家底尚未摸清，彝族口碑文献的流失非常严重。凉山州语委主任贾瓦盘加、凉山州语委副译审阿余铁日认为，彝族古籍存在征集难、保存难、传承难、翻译难四难的问题，呼吁尽快建立凉山彝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云南民族中专书记张庆芬在明代的铜鼓上发现了新的彝学信息，展示了彝族祖先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画面。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编纂工作基本具备了完稿的基础，将在2015年5月全部完成。第二，达成共识。云南民族古籍办主任普学旺认为普查抢救收集工作仍然是当前民族古籍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数字化、信息化是彝族古籍工作必然的趋势。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教授龙倮贵就加快人才培养与彝族古籍工作持续健康开展的重要性做了论述。第三，提出建议。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刘云、凉山州语委古籍编译科依火布都提出要重视和加大口碑文献的收集力度。西昌学院彝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洛边木果提出加大彝族古籍的深入研究，打造彝族古籍的文化精品，建议设立支格阿鲁文学奖，创办支格阿鲁文化节。二、彝语文标准化建设论坛召集人为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小组针对彝语文标准化建设展开以下讨论：规范通用彝文方案和完善通用彝文方案。按照规范原则、标准原则、时间原则的要求，以国务院批准的彝文为基础，围绕5589字进行字典、词典的编撰工作。贵州省彝学学会会长禄文斌指出推广使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贵州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子尧提到通用彝文规范后的走向，标准音应趋于完善和落实各地区的宣传与统一。凉山日报社副总编海来牛牛指出方案要与扫盲相结合，通过媒体为中介促进彝语文的规范与统一。四川省民委侯前所指出推广通用彝文后应注意反馈的必要性及明确推广运用中在基层工作的具体落实。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乌尼乌且指出规范统一通用彝文以后要注意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教育政策倾斜的必要性。贵州省彝学学会李应才发言明确统一的必要性以及指出今后要加强宣传力度和抓好教育力度等。贵州省民语委吴沛常阐述了统一方案的重大意义及对以后工作的建议。会议达成一致认识，一致通过通用彝文规范方案，统一交给大会表决，同意向大会提交会议纪要。三、彝区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召集人为云南民族大学白兴发教授。白教授认为论坛主题涉及面有较大的扩展，其中阿哲鲁汝·乌都科就彝族服饰、舞蹈文化如丧葬舞、节日文化如丧葬节进行了讨论。云南昭通彝学学会杨勇探讨了彝族传统中的生态观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贵阳市彝学学会会长万晓流指出针对彝族地区经济落后现状要改变观念，发挥旅游优势，开发彝族特色文化，改善养殖和种植结构，在异乡的彝人反哺彝区家乡（技术、资金）等。西南民族大学吉木哈学就岭光电出生背景、教育理念、办学校、在家乡人民心中的地位等做了讨论。西南大学博士马巍莹谈到了彝族青年族群认同发展模型验证及其心理健康，指出不同民族认同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同。普格县彝学会会长火补舍日认为彝历年和火把节源于十月太阳历，认为两大节日应统一。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译审阿石尼古就凉山彝族内部阶层、阶级形成与发展作了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王丽君根据凉山州普格县拖木沟的调查介绍了民族社区的概念。四川省彝学学会陆德安指出地方政府对双语教育存在盲点（杂居地区），呼吁重视彝汉杂居地区的双语教育。顾尔伙提到对彝族克哲传承与保护的思考。喜德中学吉布呷呷介绍了课题“新时期彝语文教学如何弘扬彝族传统文化”研究的概况。雷波县彝学学会吴华清提倡新彝语文教材的编写。四、彝族语言文学论坛召集人为广西师范学院王光荣教授。王教授用十六个字概括小组讨论：身份齐全，态度认真，论题集中，观点鲜明。第一，提出语言文学对彝族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木乃热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搞学术研究要扎扎实实，重在田野考察。第二，保护的措施。西南民族大学王成平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视野下，加强彝语言文字信息化和本地化建设非常重要。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杨娟就双语词的借用词如何解释，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西南民族大学潘正云、金骋从文化学角度分析彝族称谓文化和其他民族称谓文化的不同来证明彝族文化的独特性，并就称谓的汉文转写的用字规范做了研究。第三，彝文研究。凉山州语委马尔坡指出目前规范彝语文文字非常重要。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译审王昌富从古彝文、老彝文、新彝文、规范彝文传承关系说明研究学术问题要认真对待、通过事实证据和史料文献证实来进行科学分析判定。西南民族大学老师莫色木加通过阿诗玛这个民间传说故事，从社会和历史文化角度评述在彝族男权社会下彝族女性的社会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平慧通过对红河州做的大量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的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对红河州地区的神话故事做了举例分析。五、彝族文化艺术论坛召集人为西昌学院沙马打各教授。沙马打各教授将论文分为四类：文化保护与传承、民俗研究、彝文书法研究、艺术及其他。第一，从学理的研究走向了对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参考性且针对性很强的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王菊认为彝族火把节文化产业价值的研究对凉山州提出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火把资源战略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喜德县文联沙马阿古全面地梳理了喜德县境内可以充分利用的彝族文化资源。西昌学院吉木阿洛提出的将南红玛瑙赋予彝族文化元素，与彝族传统的漆器工艺很好地结合。马边县彝学学会的阿别什子对马边县彝族传统婚俗财力过高的这种现象进行干预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红河学院柏绍荣老师提出将彝族服饰文化中的文化图案和色彩作为雕塑和建筑符号，开拓了对彝族文化符号新的思考。第二，将理论研究与具体的文化思想紧密结合。中央民族大学朱文旭教授对彝族黑白文化的研究不仅从彝族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证，还应用了汉文文献进行论证，并与道教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张海静从人类学的角度，将彝族漆器的美学价值赋予了新意。第三，民俗研究。云南彝学学会李朝旺老师对云南尼苏花腰人12年一轮的“德培好”习俗做了详细的讲解。楚雄彝族研究院院长肖惠华介绍了楚雄彝族研究院和将要出版的《中国彝族艺术》的情况。第四，彝文书法的理论研究。西南民族大学的麦吉木呷、越西县文联的田玉华、西昌学院的沙马打各三位对彝文书法做了理论研究，田玉华和麦吉木呷还展示了书法作品。第五，提出值得研究的话题。贵州毕节学院的禄绍康会长提出彝族核心文化研究就是宗教文化研究。喜德县彝学学会会长阿于古格提出学者应该从专业化的方面分专业进行研究。六、彝族历史宗教论坛召集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蔡富莲教授。蔡教授将小组论文分为历史和宗教两大类。历史类的主要谈到了古蜀文化、夜郎文化和彝族文化的关系，凉山州彝学学会的安吉贤和红河学院李金发谈到了中国的土司制度，西南民族大学的贾银忠教授谈到了《中国彝族通史》对彝族精神的阐释等内容。宗教类谈到的内容如下：第一，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毕摩的传承和保护。丽江彝学学会的杨文彬会长介绍了当地对毕摩的专业化培训与验收的做法。第二，对毕摩文献进行研究。比如马边县彝学学会立克达曲就毕摩神铃所折射的彝族古代文明展开论述，西南民族大学蔡富莲教授谈了对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奴图》和彝族麻风病的认识，也谈到了如何保护和传承毕摩文献。第三，怎样用现代的媒体技术来保护和传承彝族的仪式。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张纯德教授专门做了光盘来讲述仪式的传承。第四，讨论了外来宗教对彝族文化的影响。云南玉溪学院的叶宏、张雨姗谈到了基督教对彝族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云南省鲁甸县彝学学会的陈安胤建议加强保护彝族散居地区的文物的搜集与保护。第五，讨论了传统信仰与环保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罗曲谈到了彝族传统习俗信仰力与彝区环保的问题。闭幕式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根据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向大会推荐，会议决定正式在四省区推广使用通用彝文规划方案，并在此次会议上形成了会议纪要。在闭幕式上此次两会的主办方四川省彝学学会的代表向下次（2016年）两会的主办方贵州彝学学会代表转交了会旗。本次会议，从政界到学界，从理论研究人员到一线工作人员，从历史总结到未来规划，选题来源广泛，参会代表众多，学术见解新颖，实践经验充足，注重学术交流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充分展示了学术研究的魅力。正如四川省人民政府资政张作哈在闭幕式上的总结所指出的：“这次会议是全国彝学的一次盛会，总结了近几年我国彝学的成果，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相信将会对今后彝学的发展繁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华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指出本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内容丰富，既是彝族人的一次盛会，也是彝学继往开来、转型发展的一次盛会。【中图分类号】C27【文献标识码】A

■陈练（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马边彝族民歌现状调查及保护传承之思考■陈练（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马边彝族地区地形上以山高、坡陡、谷深、切割为特征的大山区，主要居民为汉族、彝族和苗族，其中，彝族占约三分之一，大多聚居在马边县的西部和南部，如三河口、高卓营、沙腔、烟袁溪、大竹堡、雪口山等乡镇。马边彝族民歌保存的歌种较多，内容丰富多彩，音乐独具特色，存在的形式与人们的爱情、生活、劳动及风俗习惯密切相关。■马边彝族生存的文化背景（一）自然生态与人口马边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个彝族自治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小凉山地区。马边曾在1956年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管辖，1984年正式成立马边彝族自治县，归乐山地区管理。马边在地貌上是一个以山高、坡陡、谷深、切割大为特征的大山区，东北与西北分别与乐山市的沐川县和彝族县毗邻，东部与宜宾市的屏山县接壤，西部和南部分别与凉山彝族自治县的美姑县和雷波县交界。全县总面积为2382.93平方千米，辖2个镇，18个乡。人口18万左右，主要居民为汉族、彝族和苗族，其中，彝族占约三分之一，主要聚居在马边县的西部和南部，如三河口、高卓营、沙腔、烟袁溪、大竹堡、雪口山等乡镇。（二）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彝族是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民族。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因彝族分布辽阔，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彝语共分为六大方言区：南部方言、东部方言、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东南方言。马边彝语属于彝语北部方言中的“义诺语”土语，其语音与凉山语音相比，发音和词义有一定差别。马边彝族语音的舒唇和展唇的特殊语音在其他语系中比较少见。单个的字有3个声调，组成词组的时候就有4个声调。彝族历史悠久，文字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彝文属于音节文字类型，一个字型代表一个音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彝文多为毕摩和统治阶级所掌握，没有普及到群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彝文的梳理和保护，规范彝族文字，翻译和出版彝族典籍，收集了部分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歌和格言，发展和丰富了彝族文化资料。宗教信仰上，马边彝族多处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鬼神观念很深，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有鬼神，他们支配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巫师便是能和鬼神对话的人，通过他们的巫术活动能达到人的某种愿望和帮助。马边彝族巫师有“毕摩”和“树研”两类神职人员。毕摩，由男性充当，掌管文书和主持祭祀，懂得天文地理，通晓彝文典籍，属于文明时代的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是沟通人和神之间的“使者”。树研，男女都可以担任，专门击鼓跳神，从事各种巫术活动，如为民间驱鬼治病、占卜等，但不识经文，彝文水平不高，宗教地位比毕摩低。毕摩和树研都具有沟通人和鬼神的特殊能力和神秘法器，他们通过一定的仪式继承和传播了彝族文化。（三）生产方式马边彝区基本是一个农业和牧业并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状况。长期以来，彝区社会生产力较低，农业工具简陋，耕作技术粗放，还有刀耕火种方式。大多彝族人民居住在高山地区，水田较少，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土豆、荞麦、燕麦等。马边的草地资源丰富，彝族人以养牛羊为主，兼养猪、马、鸡，均采用放牧式。牲口的喂养主要用于自家食用或各种风俗活动，如祭祀、婚礼、招待客人等，并没有形成商业交换的养殖业，因而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等级制度森严，马边除了没有兹莫（土司）外，按照社会成员之间的人身权利、财产权以及血缘等分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4个等级，其中只有诺伙是奴隶主，属于统治阶级；其余为劳动者或奴隶，属于被统治阶级。在奴隶主的统治和剥削下，劳动者和奴隶生活艰难，不时激起底层奴隶的反抗，有力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实行了民主改革，彝族人民当家做主，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汉族同胞共同发展了地方经济。（四）生活习俗每年农历十月是马边彝族的年节。具体日期无统一规定，一般由彝族村寨的年长者或毕摩择定3天吉日为最佳年节。年节期间家家杀猪宰羊，煮酒蒸粑，串亲访友，载歌载舞，常常通宵达旦欢度新年。彝族人民崇敬先祖和老人，在年节期间，享用肉食和酒水之前要祭祀先辈灵位，孝敬长者和父母，之后全家才可食用祭品，饮酒作乐。彝族人民热情好客，凡有来客来访，必备酒肉款待，唱祝酒歌，以示尊重。彝族房屋大多建在依山傍水的高山坡，几户或几十户组成自然村寨。房屋多用土墙做壁，屋顶为杉木瓦板，即“瓦板房”，为了避风，房屋以矮小为特点。房屋一般为3间，左屋为卧室，右屋为储藏室，中屋为厨房和客厅。中屋设有火塘，塘边立三石成鼎脚，俗称“锅庄”。上置铁锅，火塘内烧柴，是全家人烤火、做饭、待客、议事、聚会的场所。彝族服饰色彩鲜艳，图案别致，刺绣精美。男女老少喜用披毡做外衣，既能白天避风雨，又能夜晚当被盖。男子上装一般为黑布右开襟紧身小袖单衣，女子上装多为黑底红边彩绣挑花的高硬领；下装，男子穿蓝布大脚长裤，女子穿黄、红、绿等分段配色的百褶裙；头饰，青年男子一般用黑布做头帕，前段有状如竹笋的“英雄结”，女子头饰考究，不同年龄、婚否、是否生子等都用不同发辫和头帕予以区别，如在女子在举行婚礼时，则将独辫梳成双辫盘于头帕上，做了母亲就去掉头帕，戴荷叶形夹层帽。彝族的传统食物有玉米、荞子、燕麦，可用来磨粉做粑或做炒面，也可用来酿酒。玉米粑粑、酸菜汤、坨坨肉（主要为仔猪肉）是彝族人民喜爱的食物，其中玉米粑粑是主食，酸菜汤是伴玉米粑粑的菜汤，坨坨肉是逢年过节、招待客人的佳肴。另外，饮酒是彝族人民最有特色的生活习惯。每户彝族都会酿制用玉米炒熟、发酵而成的“泡水酒”。喝“转转酒”是彝族人民待客、交友的重要方式。每逢客人来访或亲友聚会，大家便围坐一圈，倒一大碗酒，依次传递，边喝边聊，气氛十分融洽。主人所敬之酒，客人必饮，以表尊敬之情，如遇不能饮酒之人，以酒沾嘴唇来表达对主人的谢意。彝族的婚姻，过去实行严格的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姑舅表优先婚、买卖婚姻等制度。实行了民族改革以后，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提倡自由婚姻，妇女权利获得保护，但传统的婚姻习俗得到了沿袭。婚礼期间，婚嫁双方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对歌饮酒，说唱古今，欢歌笑语，气氛异常热烈，往往通宵达旦。■民歌现状调查随着时代的发展，马边彝族地区进入城市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以受汉族文化教育为主，穿着打扮与汉族人区别不大，县城和郊区彝族人的风俗习惯逐渐汉化或表现为两种文化的交融，但仍有不少边远山区彝族老人一年四季穿着彝族传统服装，说着彝语，在儿孙的成年礼、婚礼等各种仪式上遵循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唱歌是这些仪式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民间还有不少的中年彝族歌手。这些现状为民歌的传承提供了研究场合和发展的载体。因而，马边彝族民歌极具现实的研究价值。近年来，阿惹妞（情歌）、阿依牛牛（女子演唱的婚嫁歌）、阿斯牛牛（男子演唱的婚嫁歌）马边苗族芦笙舞等民歌形式已先后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整理、保护、传承彝族民歌，发展民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以下是笔者从2013年到2016年间对马边彝族民歌种类、音乐特点、政府的保护措施及相关成果等的调查。情况如下：(一)民歌种类关于民歌的分类，不同民族有自己的习惯性称谓与分类法。马边彝族人民对民歌的称谓与分类，主要从演唱场合、社会功用、表演形式、歌词内容等方面给予了概括性的称谓。归纳起来，马边彝族民歌大致有以下几种：风俗歌、山歌、情歌、叙事歌、儿歌等。风俗歌，是指在彝族风俗仪式上所唱的歌曲。按演唱场合和实用功能可以分为婚嫁歌、丧葬歌、节日歌、祭祀歌。这类歌曲的数量最多。其中以婚嫁仪式中的歌曲为主，在现存民歌中占了一大半，内容和形式与特定的环境有密切关系，并有一定的表演程式，如婚嫁仪式中的“阿依牛牛”和“阿斯牛牛”。“阿依牛牛”是以彝族女子演唱为主的歌曲。新娘出嫁前几天，邻家或亲友中的女子会聚在即将出嫁的新娘家，陪伴新娘，直到新娘出嫁。每天夜里，姑娘们在新娘家演唱歌曲，这种形成称为“阿依牛牛”。以妇女演唱为主，可以女子对唱，也可以男女对唱。两人对唱时，一个是主唱，由声音明亮、记忆力好、歌唱能力强的人担任；另一个是复唱，基本为模仿唱，可以加深听众的记忆。“阿斯牛牛”是指彝族男子所演唱的歌曲。彝族新娘出嫁的晚上，男子会聚在新娘家里演唱，彝语又称为“卓”。演唱时分新郎和新娘两方，每一方由两个人组成，其中一个是主唱，一个是复唱。演唱的双方带有辩论、挑战性质，往往气氛热烈，众人笑声不断，演唱一直持续到分出高低，决出胜负。其次，丧葬歌、节日歌、祭祀歌都会在特定的场合演唱与之相关的内容。情歌，彝语又称“阿惹妞”，是男女青年之间表达爱恋之情所唱的歌曲，以男子演唱为主。彝族传统实行姑表优婚的习俗，即哥哥（弟弟）的儿子和姐姐（妹妹）的女子优婚，并称为阿惹。将最小的女子称妞，因此，“阿惹妞”也常翻译成幺表妹。传统观念中，“阿惹妞”是在野外演唱的，不能在公开场合、室内及长辈面前演唱。情歌表现为彝族青年男子在采竹笋、放牛羊、山中劳作时对自己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情的一种交流方式，一般由男子对女子演唱，女子可以用歌声回应，形成了男子独唱为主，男女对唱为辅的情歌演唱形式。情歌的旋律优美，感情细腻，节奏规整，内容大多与赞美姑娘的容貌、表达相思之情或同情“阿惹妞”悲惨遭遇，向往自由婚姻等有关。山歌，是指在山野劳动或玩耍时，用于消愁解闷、抒发情怀的歌曲。节奏自由，音域较宽，旋律舒展，跳进多。内容有与放牧（牛羊）有关的，也有借景抒情，表达离别愁绪、内心苦闷等。这类歌曲并没有直接配合劳动节奏而起到统一步伐、协调劳动的作用，这是由小凉山的生产劳动方式决定的，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劳动为主，没有形成集体劳动的方式。叙事歌，是以唱史诗、历史、人物、故事为内容的歌曲。此类歌曲以叙事人物、事件为主，内容有长有短，具体而生动。音乐旋律较简单，往往以单一乐句不断重复或变化重复来适应歌词的不同。儿歌，彝语称“伙格”，是指儿童游戏时和父母在抚育儿童的过程中所唱的歌曲。这类儿歌的内容反映了儿童的生活特性，音乐结构短小、单一，与语言结合紧密，旋律活泼、跳荡，富有儿童情趣。以上是调查中现存民歌的歌种。从民间歌手演唱的情况和曲目统计数量来看，情歌和风俗歌较多，其次是山歌、叙事歌、儿歌。民歌的演唱和存在形式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民间的风俗活动和政府举办的各种民俗表演。（二）歌手及音乐特点马边彝族民间歌手大多为中老年（30~60岁为主），男性歌手和女性歌手比例接近。会唱传统民歌的歌手多为郊县和山区的农民，平时耕作劳动或山野放牧，在风俗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歌唱，没有职业歌手的性质。中年歌手大多受了汉族学校教育，能听懂和说少量彝族，会唱的歌种相对于老年歌手较少；老年歌手没受过学校教育，日常的交流几乎为彝语，会唱的歌种较多。传承方式上属于家族（家支）式传承，亲朋聚会以及各种仪式活动是他们学习和传唱民歌的主要场所。马边彝族民歌的音乐节奏是以语言节奏为基础，在一些叙事性强的歌曲中表现突出。在节拍的使用上，多采用三拍子和二拍子的混合。节奏特点为：前短后长或短长短，如××、×××、×××……有强弱倒置、前弱后强之感，这与彝族的语言表达特点有关。在收集的43首歌曲中，是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有五声音阶、加变音的六声音列和带省略型的四声音列，以五声音阶的歌曲数量居多。调式上以羽调式最多，其次是徵、宫等调式，另有少数交替调式。民歌旋律的起伏不大，以自然语调的高低变化为旋律基本的走向，多使用级进音程，音调较柔美、委婉，旋律线条多数从低音开始，逐渐迂回向上，结束在低音；另一种是从高音起，旋律一直在高音区域波动，最后落在低音。马边彝族民歌曲式结构和峨边彝族民歌接近，结构较单一，歌词内容丰富且涵盖面广，往往通过一句式旋律的变化反复来适应歌词内容的不断变化。■解析调查资料（一）前期成果近年来，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在发展地方经济，宣传文化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多次开展民间文化普查工作，加强了对彝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编撰了极具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字资料，对彝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相关成果。在编辑出版物方面，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编写了《马边彝族自治县概况》，对全县的地理环境、历史、经济、文化等进行了概述；2004年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编《马边民间文化》（第一辑），重点对彝族远古神话、语言、民俗村落、文化艺术等进行了介绍；2007年马边彝族民间文化学会和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编《马边民间文化》（第一辑），整理了民间口头故事，详述了毕摩文化、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彝族民间文化现象；2014年马边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了《马边彝族自治县志》（1994~2006年），较全面记载马边彝族地区13年的历史、现状等问题，为研究彝族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值得一提的是马边彝族文化馆副馆长、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曲比兴义，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责任感的文化工作者。他不仅热衷于整理、编写彝族民族文化史料，参与研究古籍，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歌、小说等彝族作品，还多次在重大学术场合展示、宣传彝族民族文化，组织申报成功了数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策划并举办了各种彝族文化研讨会，以自身的不懈努力来探索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新途径，称得上是一位民族文化先驱者。其次，近年来民族音乐学者加强了对马边彝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如周翔《凉山彝族“列目丛毕”仪式及毕摩经诵音声探析——以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涂江涛《马边彝族童谣研究》等论文。另外，马边县在民族事务局、文化馆的组织下，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免费彝语班，聘请专职彝文教师授课。学员由最初的20名发展到100多名，主要为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群众。彝语班根据学员的彝文基础，分为基础班和提高班。基础班针对没有彝语基础的学员，讲授拼音、字词、常用对话、彝文歌曲等内容；提高班针对有一定彝文基础的学员，讲授彝族的诗歌、经文、民歌等内容。这一举措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激发了中青年者对民族语言的学习热情和自豪感，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同时，彝语班的开设对彝族民歌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存在问题1．民间歌手出现断层，数量正在减少在采录民间歌手的过程中了解到，会唱彝族传统民歌的人大多在30岁以上，能唱篇幅较长，讲述民族历史、来源等叙事性内容的歌手，已是六七十以上的老年人，因而歌手已出现断层现象。这些歌手多居住在三河口、高卓营、大竹堡等彝族聚居的村寨，能听能说彝语，经常参加亲友的传统婚礼、节日、聚会等活动，对彝族民歌有较深的感情。30岁以下年轻人会唱民歌的歌手和数量非常有限。这部分青年人因成长环境已走出山区，接受了汉族语言文化教育，受现代传媒和审美的影响，已很难融入传统风俗活动的歌唱中。因而，随着老一辈彝族歌手的相继离去，民间歌手的数量正日益减少。2．风俗仪式简化，歌唱环节压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接触各种媒介和外界的机会日益增多，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些风俗仪式程序已被简化，歌唱环节压缩。如婚嫁习俗中发生的变化，家族制度的淡化，包办、买卖婚姻的减少，自由恋爱的年轻人增多，说媒、订婚中的“占卜”仪式已不是必需的程序，婚礼中新娘出嫁时唱的“哭嫁歌”也不是必经的环节，往往走走形式等等。■保护传承之思考除地方政府前期已取得的成果外，笔者认为保护与传承民歌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加强民歌曲谱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地方政府在取得以上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应把以下几个方面落到实处：第一，政府投放资金成立专门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各级文化部门，让他们与民间文艺组织、教育部门一同把收集、整理音乐文化的工作有效地落到实处。到目前为止，马边还没有一本全面的、正式的彝族民歌曲谱集。第二，在收集民歌之前，文化部门应该对各乡镇的民间歌手做一个全面普查，对那些年事已高、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要重点保护，及时收录他们的演唱曲目，因为在他们的歌声中更能体现出民歌原有的风貌。第三，在收集民歌时，工作人员不仅要进行书面的记录、整理，还要重视录音、录像工作，并及时存档，以便以后梳理、研究。第四，在人员组织上，除了文化部门之外，还可组织中小学音乐教师、音乐爱好者自觉参与到收集民歌的队伍中来。如笔者在调查中接触了一位酷爱彝族民歌的音乐教师，他不仅能演唱民歌，还能根据民歌素材自己创编歌曲。据他自己说，他收集了上百首的民歌，平时也教自己的学生演唱，但主要是用于业余的音乐创作（这纯属个人的音乐爱好）。如果政府能给予像他这样的人以适当的鼓励和支持，将会有更多教师或音乐爱好者参与到民歌的收集、宣传工作中，同时也为保护和发展地方音乐提供一些思路。第五，收集、整理出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应该编辑出版。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部、国家民委等的号召下，各地音乐学者和专家都积极投入到了民歌集成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中。在马边地区，彝族文化工作者采录了5首民歌选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但因各种原因文化馆并没有保留原始民歌的采访记录和录音资料，也没有出版与其相关的刊物。（二）民间力量参与保护政府并非保护民间音乐文化的唯一力量，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同样是有力的措施。只有调动起社会各界的主动性，保护和传承音乐文化的途径和意义才更深远。比如彝族村寨的那些记忆着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礼仪等的“长者”，他们往往能说会唱，在长大的叙事歌曲中颂扬祖先、讲述历史传说、宣扬伦理道德、规范仪式仪规等，以他们的学识和影响力，可以起到“复活”民族文化的功用。其次是彝族“毕摩”的作用不容忽视。毕摩是彝族民间宗教仪式活动中沟通神、鬼、人的中介，他们掌握和通晓彝文典籍，通过念诵经文的仪式活动，充当与鬼神、祖先之间的调解人，为人们逢凶化吉、祈求平安。可以说毕摩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贡献，发挥他们的民间社会作用是传承民歌的一条有利途径。另外，可以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成立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定期开展专题活动，举办普及性音乐文化讲座，一方面可使当地的专业音乐者或音乐爱好者参与到音乐艺术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可使广大的青年接受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以传承和发展民歌。（三）以高校培养专门人才和基础教育保证彝族民歌的传承发展一方面，政府可以与当地高校音乐院校联合培养专门的民族音乐人才。政府精心选拔艺术人才，投放一定的资金，与具备民族文化研究条件的高校联合培养彝族人才，并在进修科目上严格把关，如设置考查民族语言、历史、民俗、民歌等和民族音乐相关的学科。学员结业后政府组织专业人员考核，合格以后文化部门可以长期聘用。这样有目的、有针对性并有保障地培养人才，才能长久地开展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另一方面，在本地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增加彝族民歌的教学内容。教育主管部门将彝族民间音乐进入课堂纳入中小学教育管理范畴，并组织好音乐专家编写音乐教材，使本土音乐进入课堂。学校鼓励音乐教师深入民间采风，做好音像、文字记录，充实本土音乐教材内容。教师采风既能提高教师音乐实践能力，又可以丰富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实施教育的过程中采取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措施，并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以传承和长期的发展为目标。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邀请演唱经验丰富的民间歌手进入课堂，亲自为学生讲解、教唱民歌，加强民族音乐的原生态传承。注：本文系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科研项目,编号：DYWH1509[1]马边彝族自治县概况[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2]马边民间文化[M].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编,2004.[3]曾令士.彝族音乐论文集[G].四川:凉山州文化局,1991.[4]巴莫阿依嫫等编.彝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92.[5]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6]管建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凉山毕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量分析摘要：2008年至2020年，我国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1，132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文章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文种、版本、收藏机构等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就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发掘不充分、民间开发力度不够、保护措施欠缺、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02-0112-03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8月，为了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提出要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主要收录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截至2020年，我国已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1，132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1数据分析1.1各批次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共10，037部，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约占总数的10%。详见表1。1.2入选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种情况统计结果显示，有16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和1种多文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详见表2。不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数量与各少数民族文字消亡的时间有关，粟特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种在公元10世纪前后消亡，其古籍流传数量甚少;察合台文自公元13世纪出现，至20世纪20～30年代仍被使用，其古籍流传数量较多;藏文、蒙古文等文种被沿用至今，其古籍流传的数量较多。1.3入选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情况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版本主要有写本、抄本、刻本、活字本、印本等。详见下页表3。察合台文、水文、彝文、布依文、傣文、东巴文、古壮字等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都是通过传抄的方式保存、流传，数量最多。西夏文、满文、多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大多以刻本的形式保存，藏文、蒙古文则以写本、抄本、刻本的形式保存。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情况体现了汉族雕版印刷术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影响，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观点。1.4入选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收藏机构分布情况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共分布在16个省、市、自治区的140个收藏机构。详见表4。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收藏机构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生活区域相一致，这些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文字的发源地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保存地。在所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收藏机构中，西藏自治区以46个收藏机构位居榜首，绝大多数为寺庙。各省、市、自治区收藏机构收藏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数量相差很多，笔者以入选10部以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为标准进行统计，北京市有5家，西藏自治区有4家，贵州省有3家，甘肃省有3家，云南省有2家，内蒙古自治区有3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2家，辽宁省有3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家。虽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量超过10部的收藏机构仅有26家，占相关收藏机构总量的18.6%，但这些收藏机构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共851部，占入选总量的75.2%。2收藏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2.1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发掘不充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少数民族文种古籍的一部分。我国古籍收藏机构应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广泛深入地开展对所有少数民族文字及文献的调查、摸底等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存量、分布和流传情况，充分发掘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价值。2.2民间开发力度不够自改革開放以来，我国私人藏书的风潮再度兴起。2000年，仅浙江省永康市收藏2，000册以上私人藏书的家庭就有76家，收藏10，000册以上的家庭有4家，故我国的私人藏书总量不可估量。另外，“文化火种寻找之旅——民间公益图书馆事迹寻访录”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20日，共有419家民间图书馆分布于我国的31个省市和地区，其馆藏资源中不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目前，因民间古籍尚未被纳入我国古籍普查范围，故民间古籍藏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不论是私人还是民间图书馆，其古籍保存条件均无法与专业的藏书机构相比，古籍保护状况堪忧。各古籍收藏机构，特别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应通过讲座、展览等形式宣传古籍保护知识和古籍保护政策，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公共媒体，以及各收藏机构的网站、公众号等自媒体加大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普及古籍保护知识，展示古籍保护成果，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古籍保护意识，营造古籍保护氛围;加强与私人收藏者和民间图书馆的沟通和交流，共享古籍信息与古籍研究成果;加大对古籍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重视对民间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征集工作，使散藏于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尽早得到科学、有序的保护。2.3保护措施欠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分藏于140个收藏机构，保存地的分散必然带来保护措施欠缺的问题。不同级别的收藏机构的古籍保护设施和保存条件不同，且很多收藏机构位于民族聚居区域内，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有关部门无法提供充足的古籍保护经费，一些县级的收藏机构甚至没有古籍保护设施。目前，我国有关部门虽然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制作了配套函套，以起到保护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更为精准的保护措施。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大多为孤本，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珍贵古籍，古籍收藏机构应加强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尽快实现珍贵古籍的数字化，并建设古籍全文数据库，方便读者阅览。我国有关部门应针对珍贵古籍进行统筹规划，于各地区建设达到古籍保存标准要求的独立古籍书库，聘请第三方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工作，同时鼓励和支持各级古籍收藏机构开展库房新建和改扩建工作，使其符合《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的要求，以充分改善古籍保存条件。2.4专业人才缺乏相较于汉文字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辨别、识读、鉴定方面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研究者需要在熟悉少数民族文字的前提下，掌握与古籍内容相对应的专业知识。另外，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同样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该地区的所有古籍收藏机构均缺乏专业人才，严重制约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古籍收藏机构应广泛开展人才对口交流学习活动，实现专业人才的跨越式发展，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等科研机构的合作，联合办学，根据古籍相关学科的特点，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培养自身所需的语言文字、修复技术等人才。3结语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徐关元.私人藏书走向社会的桥梁：论藏书者协会的建立及作用[J].图书馆学研究，2000（3）：98-100.[2]史金波.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文献，2010（3）：13-21.[3]李冬生.保护少数民族古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N].中国民族报，2014-09-27（013）.[4]傅宝珍.改革开放四十年民间图书馆发展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12）：5-10，16.[5]林宏磊，冯静.新疆地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定量分析[J].公共图书馆，2019（2）：60-64.（编校：冯耕）

甲巴有格　刘沛江　罗琼【摘要】凉山双语教育是凉山地区的语言文字环境和教育的结合，随着语言文字环境的变化和转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凉山地区的双语教育和双语环境，尤其是作为学习对象的语言文字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关键词】凉山双语教育双语环境语言文字【中图分类号】G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05-0094-03双语教育是一种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育系统。凉山双语教育是以母语（彝语）作为语言基础和主要教学用语进行教学，并在此基础上教授第二种语言（汉语）的教育模式。凉山双语教育是汉语文和彝语文共同存在的教育模式，其基础是双语环境，对双语环境下的语言文字的考察至关重要。一凉山双语教育中彝语文和汉语文使用态度存在的问题彝语文和汉语文的使用态度存在差异。我们通过调查94位彝族民众，得到如下数据：对语言的使用态度，66%的人认为学习彝语很有用，31.9%的人认为在一定范围有用，而有92.6%的人认为学习普通话很有用。对于文字的使用态度，60.6%的人认为学习彝文（规范彝文）很有用，39.4%的人认为在一定范围有用，而有93.6%的人认为学习汉文很有用。彝语文与汉语文进行对比：在认为哪种语言对你来说更有用的回答中，有60%的家长认为是“彝语”，35.1%的家长认为是“当地汉语方言”，52.1%的家长认为是“普通话”，1.1%的家长认为是“其他语言和方言”；在你觉得哪种文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回答中，43.6%觉得是“规范彝文”，85.1%觉得是“汉文”，7%觉得是“英文”。由此可见，彝语的有用性和认同度要高于汉语，汉文的有用性和认同度明显高于彝文，而彝语的有用性和认同度略高于彝文。我们认为彝语文和汉语文使用态度的不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以验证，同时也是我们的思考。1.双语模式下彝语文与汉语文互相竞争的问题双语教育的目的和落脚点还是教育，是双语环境和教育目的的结合。双语是教育的手段和措施，使用双语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接受教育。凉山地区的双语教育是在汉语文教育和彝语作为母语基础的环境下的教育模式，也是最适合该地区教育发展的教育模式。但是在双语教育中，双语的语言环境决定了汉语文和彝语文始终存在竞争，虽然它们都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双语教育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情况也在变化。随着汉语文在凉山地区的推广和该地区人们不断接受汉语文，越来越多以彝语为母语的单一语言使用者能在教育之外接触到汉语文，并逐渐掌握了这种语言。他们从单一语言使用者到多语言的使用者，当他们发现汉语文的使用功能和范围强于和大于彝语文时，汉语文的作用和价值就会在社会和教育上得到体现，双语教育的优越性和对当地语言环境的适应性就会降低。随着汉语文对彝语文的冲击，彝语（母语）作为语言基础地位的丧失或者人们成为双语者或单一语言（汉语）使用者，双语教育模式的语言环境也会消失，双语教育的价值性和实用性就会削弱。2.凉山双语教育中彝语和彝文的使用功效和范围存在差异1984年，凉山州根据居住地区不同的语言环境，实施两种不同的双语教育模式，即“两类模式”：（1）在只有彝语环境的地区用彝语为教学用语进行教学，并开设汉语文课，即“一类模式”。（2）在有一定汉语环境和与汉族杂居的城镇、农村用汉语为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同时开设彝语文课，即“二类模式”。“两类模式”中彝语作为母语不仅起到了辅助教学的作用，同时也是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语言基础和载体。随着凉山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双语教育不断受到汉语文的挑战和冲击，“二类模式”的教学实际适应了这一需求和挑战，慢慢发展为凉山双语教育的主流，“一类模式”逐渐退出双语教育的舞台。而在“二类模式”中彝语作为语言基础的辅助性作用明顯，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凉山地区语言环境的实际。而彝文的使用和功效则慢慢弱化，范围也更加狭窄。二凉山地区语言环境转换中的语言问题语言环境是决定语言和文字使用的基础，民族地区尤其是有自己语言的民族聚集区的语言环境往往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转换之中。1.凉山地区彝语的使用环境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在使用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面对不同对象和不同语言环境时，语言的使用和转化比较方便。凉山彝族地区作为彝族聚居区，彝语作为母语是最早接触和学习到的语言，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双语教育的开展，汉语文进入当地人学习的视野，但在汉语学习中他们没有丢弃自己的语言，而是在与本民族同胞的交往中不断地强化这种语言环境，而且使得这一语言环境根深蒂固，即在与本民族同胞交往中和本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交流。而汉语文的学习作为学校和国家主要的语言形式，也使其在社会上得到认同，并作为一种交际通用语应用于更大范围的语言环境，即“非本民族的语言环境”。在从“本民族的语言环境”向“非本民族的语言环境”转换的过程中，当地的汉语方言作为“地区的语言环境”，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目的而存在。而汉语方言又慢慢向普通话过渡，形成更大的能够交际的语言环境。我们要理清三个概念：“民族语言环境”是在本民族地区使用，面向于本民族同胞的语言环境。“非本民族语言环境”包括“当地汉语方言语言环境”和“普通话语言环境”，“当地汉语方言环境”大于“民族语言环境”，是面向于地区的语言环境，也称为“地区语言环境”；“普通话语言环境”大于“当地汉语方言环境”，也称为“国家语言环境”。这三个语言环境的转换是伴随着个人成长的，是历时层面的。但是它们又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层面，在历时层面的发展中，低级的语言环境不可能消失，因为语言环境的不同也使交际对象的选择不同，“民族语言环境”是面向于本民族同胞的语言使用环境，而“当地汉语方言”则是面向地区使用的语言，而“国家语言”则是国家语言环境使用的语言。因为有交际对象的存在，同时它们又共同形成一个相对保守的语言环境，内部成员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即必须使用哪一种语言进行交流，久而久之，这种语言环境得到固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也是这个道理，语言交际对象的不同会引起语言和语言环境的变化，所以本民族语言、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在不同对象和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使用性很强，它们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会同时长期存在于民族地区。我们会发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使用程度明显低于当地汉语方言，甚至是民族语，但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民族地区的地域局限性和交际对象的稳定性，使得这里还没有形成“国家语言环境”，也没有这方面的语言交际对象和需求，那么其自然会落后于“民族语言环境”和“当地汉语方言语言环境”。2.双语环境下的语言主体和交际对象语言的使用者和交际对象的存在是一种语言生存和发展的主体，也是语言旺盛生命力的存在。凉山地区的双语环境处在不断的转换之中，双语的实际使得语言环境复杂，那么语言主体和交际对象也同样存在双语的特色。语言主体和交际对象会影响语言环境的建立。交际对象存在限定性，即当我们用某一语言与别人交流时，有时会受到交际对象语言的影响而转换不同的语言，选择一种双方都能交流的语言进行交流。如双方都是彝族，本应是用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但有时一方可能不会民族语，那么就会使对方不得不转变语言，使用汉语方言或普通话进行交流。所以，我们认为语言环境的建立必须要有交流者双方同时会用这一语言环境下的语言为基础。如果一方不会就会影响到该语言的使用。所以，交际者也是重要因素。民族语言环境的建立需要交际者双方都有一定的听说能力，如果一方交际者达不到标准，那么这一语言环境就很难建立，所以交际者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语言环境”也是民族语使用的环境，这一环境一旦丧失，那么该语言也就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即使是熟练懂得民族语言的交际者，也会在无“民族语言”的环境中慢慢放弃民族语，转向其他两个语言环境。所以，“民族语言环境”和“交际者”的语言使用是双方面的。现在我们不得不有这样的忧虑，虽然我们前面提到民族语、汉语方言和普通话长期共存。但在这长期的过程中，民族语和地区方言的使用者在不断减少，那么就会影响到“民族语言环境”的建立，而这种语言环境又有一定的“传染性”，即语言环境的长期不能建立也会使得说民族语的交际者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而转向使用其他语言。“民族语言环境”的长期建立和民族语使用者的存在是保护民族语言的重要因素。三凉山双语环境中语言和文字的共生共存及彝文的保护问题凉山地区的双语环境决定了彝语文和汉语文的竞争关系，但并不影响它们内部的和谐和共生共存，尤其是对语言和文字而言更是如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进行思维的工具。而语言又是符号系统，由语音和语义结合，并通过组合来进行交際。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由于语言和文字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二者表现形式的不同，语言是通过语音来表达意思进行交际，而文字则是记录语言为书面形式进行交际的，二者在它们产生之后是相互依存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必然以语言为基础。对彝文和彝语来讲，二者的共生共存关系同样密切。就彝文来讲，存在着规范彝文和老彝文的争论，一个作为社会规范用字，一个作为文化传承的象征，二者同样重要。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应保护的不是规范彝文，而是老彝文，归纳起来有两个原因：1.规范彝文自身的原因第一，规范彝文的字数较少，只有819个，常用的也只有一二百个，掌握了这些文字，记录日常的生活琐事还是可以的。第二，规范彝文现在已经成为表音文字，相对于老彝文和汉文更容易记忆和书写。所以，在彝语环境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学习规范彝文是很容易的。2.老彝文与规范彝文的特点和使用情况规范彝文既然已经变成了表音文字，其文字内部固有的彝族文化和历史就不能显现，而且规范彝文的推广必然会使得老彝文丧失原有的书面文字的属性和价值，也是对老彝文学习和研究的冲击。综合他们的观点，现在加以保护的应是彝语和老彝文，彝语的消失必然会丧失原有的彝语环境，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民族语言环境”的缺失。随着汉文化、汉字和规范彝文大规模应用的冲击，老彝文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也会存在诸多困难。在我们看来，规范彝文和老彝文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规范彝文是从社会应用出发，规范了彝族固有的文字，而且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符号，其在使用上是越简便越好，但却忽略了彝文中最珍贵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而这正是老彝文研究者所关心的。既然规范彝文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得到国家和四川凉山彝族群众的认可和推行，已成为规范的文字系统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我们也必须赞同，同时规范彝文作为文字符号的应用也是科学合理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规范彝文衍生于老彝文，在学习好规范彝文的基础上对老彝文进行认知和研究也是有帮助的。既在规范彝文的基础上认知和研究老彝文，又从老彝文的文化和历史属性出发来对照现在的规范彝文，对老彝文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这才是新旧文字应有的价值。参考文献[1]戴庆厦、成燕燕、博爱兰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2]黄建明.彝文文字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滕星.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马黑木呷、姚昌道.彝文在凉山的普及给人们的启示[J].民族语文，1993（2）[5]马锦卫、蔡华、仁青措等.四川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应用情况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8）[6]曲木铁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双语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9（2）[7]王远新.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几个问题[J].满语研究，1999（1）[8]朱文旭、肖雪.彝族地区双语教育类型现状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5（5）[9]邢璐.规范彝文在四川凉山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D].中央民族大学，2013〔责任编辑：庞远燕〕

施淼陈雪茹摘  要：彝族的语言文字承载着彝族人民相互沟通、文化交流的重任，而彝族文字的信息处理技术是彝族文字走向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迈向现代化、信息化的步伐和速度。本文对目前我国的彝文信息处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背景下，从规范彝文的推广及使用和彝族网络文化的建设两个角度了提出了一些看法，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关键词：计算机 彝文信息处理 展望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分支，彝族人口在少数民族人口当中占比较大，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彝族人口约有871万，尽管彝族人口众多，但是分布比较分散，相对集中分布的仅有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三个大省。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且彝文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承载着本民族人民相互沟通、文化交流的重任，而它的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迈向信息化、现代化的步伐和速度，基于此，以《彝文规范方案》为例，有学者对彝文信息处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搭配成果。从近40年的实践证明来看，《彝文规范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后，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彝语文专业人才，彝语文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这也是我国对彝族文字进行必要规范改革的一个成功典范，同时也为彝文信息化处理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 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现状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中所需存储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汉字如此，彝文字亦是如此，因此，使用计算机来处理彝文信息已经迫在眉睫。在彝文信息处理方面，我国学者早有研究，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彝文输入法”研究起步，随后，“彝文输入法”正式问世，也被称之为“沙马拉毅输入法”，从此，彝族文字正式进入计算机领域;从1982年开始，我国学者又对处理彝文信息的操作系统展开深入研究，研发出的彝文信息处理操作系统相继问世，1982年的《PGYW彝文计算机》，1984年的《微型计算机彝文处理系统YWCL》，1986年的《计算机激光彝文/汉文编辑排版系统》，1992年的《北大方正彝文激光照排系统》，1995年的《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以及《YWUC彝文系统》、《YWWIN彝文系统》、《计算机彝文字幕系统YWZM》等，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我国彝族文化蓬勃发展，紧跟文化发展的步伐，逐步走向现代化。有关研究者还研究制定了关于彝文信息处理的相关国家标准，如1989年制定的《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又陆续制定了《信息交换用15×16彝文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等国家标准，还制定了有关国际标准，即《通用多八位彝文编码字符集》。2001年，“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专著出版，2003年，“计算机彝文输入码及其键盘”获国家专利;在随后的几年里，又相继研发了“彝语六大方言库”、“彝语语料库”、“彝文手机”等，其中，“彝语语料库”是世界上第一大规模的彝语语料库，标志着我国彝族文化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除此之外，彝文字在数字电视和网络建设方面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如今，电视已经成为人们娱乐放松的主要工具，而在凉山州地区，凉山广播电视台已经开设了一些纯彝语的电视节目，如“彝乡风”、“彝语电影”、“彝语新闻”、“彝语经典文学赏析”、“跟我学彝语”等，第一时间将关于彝族的新鲜事儿传递给广大彝族同胞，意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让广大彝族同胞在潜移默化中习得彝语知识。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而在彝族学界，有关学者对彝族网站的建设进行了研究，也开发了属于彝族同胞的网站，分别有彝族网、彝族人网、中国彝学网、彝语在线等，其中彝语在线这个网站重点提供了规范彝文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彝文字表、彝文拼读、常用语句、日常会话、格言警句、彝文典籍、彝汉词典，让广大彝族同胞可以通过“彝语在线”这个网站来学习规范彝文，“彝语在线”还以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呈现，让广大彝族同胞可以直接通过手机进行学习，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2 未来研究展望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国内学者在彝文信息处理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不难发现，未来彝文信息处理的研究重点将会集中在字符信息处理的不断完善、语料库的完善方面，手写识别和文字识别也将会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在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同时，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它的推广及使用的问题，先进的技术应该与彝族群众实际结合，不能脱离大众，应该让广大彝语群众学习并使用它，更好的实现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实用价值，也有利于彝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2.1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推广及使用彝语文在科研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彝语文进入了信息化、现代化。然而，笔者认为，彝语作为一门彝族人民的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国务院批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彝文规范方案》，意在保留各地区方言的情况下，让彝语有一个统一的形式，使得各个地方的彝族同胞能使用共同语言进行沟通交流。而彝文信息處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推动着彝族文化的发展，此时，应该在推广方面多做一些研究，包括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推广，目前来看，四川省凉山州地区有许多学校在开设彝语课程，而除了凉山州地区，其他省份在校内推广的都很少，社会上的使用更是少之又少。而彝族人口分布比较广泛且分散，在教育信息化2.0的时代背景下，可以利用网络将彝文信息处理技术进行推广，让广大彝语学习爱好者学习及教学。2.2彝语教学网络的建设尽管有学者对彝族网络文化的建设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关于大多都是关于彝族的资讯以及彝学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涉及到彝文教学方面的网站很少，对于身处世界上不同彝族地区的彝族同胞来说，要想进入以规范彝文为基础的彝学领域，首先要从学习语音和文字开始。因此，笔者认为，推广规范彝文，应该线上线下相结合，结合计算机技术，研发一些彝语教学网站和彝语教学软件，在交互、内容等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让这些教学资源更加智能，方便广大彝族同胞使用，促进学习效率。3 结语彝文信息处理工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为彝语言文字的繁荣和发展，为彝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和科技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具有划时代意义。继续加强彝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并能有效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彝族同胞学习并掌握它，能更好的发挥彝语文的社会功能，能更好的传播彝族文化，能提高彝文工作者的办公效率，能更好的推广彝语文文化，吸引更多的彝语文学习者，对彝语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参考文献[1]王成平.试论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多元化的潮流[J].中国西部科技，2010，9（21）：28-29，21.[2]钱玉趾，董天罡.彝文信息处理与沙马拉毅的原创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4）：43-49.[3]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述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6-9，252.[4]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3）：42-46.[5]夫江.《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出版[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3）：7.

■梁思思云南省的“非遗”数量不胜枚举，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云南省共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为109项，位居全国第八位，其中第一批34项，第二批共38项，第三批共21项，第四批16项，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大多数，四批中包括民间文学（如阿诗玛）、传统音乐（如彝族海菜腔）、民间舞蹈（如傣族孔雀舞艺）、传统戏剧（如玉溪花灯戏）、曲艺（如傣族章哈）、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如彝族摔跤）、传统美术（如纳西族东巴画）、传统手工技艺（如白族扎染技艺）、传统医药（如彝医药-彝医水膏药疗法）和民俗（如傣族泼水节）等十个种类。一、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的必要性（一）有利于社会记忆的传承云南省“非遗”档案大都是以神话传说或者是民间说唱和民间民谣形式传承以往的社会生活，对这些“非遗”档案的保护无疑是对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延续，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诗玛，阿诗玛不屈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揭示了光明终将代替黑暗、善美终将代替丑恶、自由终将代替压迫与禁锢的人类理想，对这些以民间故事或者神话传说方式流传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建档保护，是传承社会记忆以及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二）有利于社会记忆的建构“非遗”档案的保护具有在活态性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证实和纠正作用，云南省“非遗”档案的保护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可以发挥形象展示与传播功能，例如傣族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独龙族卡雀哇节、怒族仙女节、傈僳族刀杆节等“非遗”节日，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式的保护，可以将少数民族“非遗”作为云南省的特色产品，并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从而建构云南记忆。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的优势分析（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档案的保护已引起高度重视2011年，在第一批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的文章中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是亟待重点保护的文化类专业档案。档案部门开始意识到，必须承担起文化类专业档案的监督指导职能[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七条也明确规定：“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3]。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非遗”及“非遗”档案的保护日益重视都为“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与名录体系的建立随着2001年第1批入选名单的公布，“名录制度”开始从物质文化遗产转向“非遗”。我国也开始建立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与名录体系。根据国办发［2005］8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4]，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和审批工作于2005年开始。随着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建立，云南省“非遗”代表作名录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共建立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云南省“非遗”档案保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云南省的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是最主要的表现。云南省各个档案部门的传统专业优势尚未成为云南省“非遗”保护的迫切需求。在云南省目前的“非遗”实际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诸如“非遗”档案收集不齐全，整理不规范，保管不科学，开放利用不及时等现象。“非遗”档案保护的安全风险还没有在实践中对专业的保存体系形成迫切要求，这也造成了档案部门的专业优势不能在具体的“非遗”保护中发挥作用[5]。（二）全民保护意识弱，民众参与度低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兴趣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年轻人在外上学、工作，加之受到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丧失了兴趣，认为传统文化都是落后过时的东西，全民的保护意识不强。此外，由于“非遗”与民俗紧密相连，这使得民众的认知容易出现偏差，无法正确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经过笔者在云南省的调研显示，民众对云南省传统古村落的保护，有一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在保护落后的东西”。（三）传承人的缺乏“非遗”的传承主体就是传承人。这些“非遗”在父与子、师与徒之间通过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等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现代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的冲击，很少会有年轻人再对传统文化感兴趣。随着一些云南省优秀民间艺人因年老而去世，使得云南省很多“非遗”传承主体缺失，从而导致一些传统技艺濒临失传。此外，对于身处云南省贫困落后地区的“非遗”，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水平的落后，在学习传承“非遗”方面就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并且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许多“非遗”的传承还面临着不通少数民族语言，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非遗”本身所蕴含文化内涵的困境，以及在具体掌握“非遗”技巧方面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造成了传承主体的缺失，导致云南省有不少“非遗”面临着无人传承的状况。四、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路径的优化（一）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档案馆是长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社会各方面开发利用档案资料的中心。我国的《档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管在机关档案室的档案，要定期向本级综合性档案馆移交[6]。因此，云南省各级综合性档案馆要定期接收机关档案室已经分类整理好了的，包括“非遗”档案在内的档案。对于云南省各机关档案室移交到档案馆的已经分类整理好的“非遗”档案，本级档案馆应先将其按“项目”区分全宗，然后按全宗顺序编号上架便可。如果移交的档案没有经过分类整理，或者整理质量不符合要求，档案馆就要对其进行重新分类、编号、编目等整理程序。（二）提高社会意识和参与意识“非遗”档案保护本质上需要公民参与的，只有传承人和保护部门参与形成的“非遗”档案是不完整的，“非遗”档案护中不仅在于丰满社会记忆，更在于丰富民族特色。社会意识是“非遗”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基础，“非遗”及其档案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内涵与特征带着特定社会意识时期的烙印，如傣族章哈的唱词内容是历史故事或歌唱劳动、生活、爱情等，都能真实地反映傣族先民的生产劳动、居住环境和社会风气。通过利用云南省“非遗”线上线下的表演、档案的展示展览等方式进行宣传，激活社会的基础感知和精力投入，并且吸引云南省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事业当中。（三）重视建立传承人档案“非遗”传承人档案，因其类似人事档案，是传承人人事档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事档案的性质，故对其分类可参照人事档案的分类标准设类。但传承人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人事档案分类中“十大类”，而是要体现“非遗”传承人档案的特点灵活设类，对于云南省“非遗”传承人档案而言，可以保留反映传承人基本背景信息的类别。另外，又可增设传承人“教育培训”、传承人“艺术作品”、传承人“表演场所和道具”、传承人“口述档案”、与传承人“相关文献报道”等类别。因云南省为少数民族大省，还可根据云南省少数民族归类后，再对传承人档案进行分类。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650091)1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意义彝文古籍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承载着彝族人民特有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精神。从内容上，彝文古籍可分成祭祀类、占卜类、律历类、谱牒类、历史类、文艺类、医药类、伦理类、神话类、译著类这十大类。对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进行资源建设具有诸多现实意义。1.1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彝族文化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国内外彝文古籍总量实存10万册以上，国家收藏仅三分之一左右，剩余的部分少量流于海外、大量则散存民间。散存在民间的彝文古籍大部分缺乏系统性的整理保护，许多古籍受损严重，难以修复；加之，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诱惑，将不少珍贵的彝文古籍贩卖到海外，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损失。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前提是拥有充足的彝文古籍资源，因而资源建设的研究会加快各收藏单位对彝文古籍的征集，使更多的古籍资源获得更好的保护，从而延长古籍的生命周期，将彝族文化延续下去。1.2促进民族教育与满足科研的需求1.2.1民族教育的基石。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而教育离不开知识的载体——书籍。没有书籍，教育便只是无本之木，没有目标与方向。彝文古籍的资源建设，使彝族文化的教育有的放矢，更加系统与完整。近年来，楚雄师范学院受楚雄州民宗委与楚雄州教委之托，成立了楚雄师范学院彝族文化学院，旨在培养彝族方面的人才。培训教材是参考了大量彝族古籍文献后汇编而成，涉及诸多彝族语言文学知识，这都得益于现阶段各收藏单位对彝文古籍文献资源建设所做出的贡献。1.2.2科研的需要。无论是高校还是其他科研单位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古籍文献都发挥着其特有的参考、凭证作用。古籍文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而科学研究又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科研成果。在过去，研究彝族历史多靠汉文古籍文献，而与汉文古籍文献相比，彝文古籍更能全面、细致地反映彝族的面貌。彝文古籍中蕴含着大量彝族信息，是研究彝族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1.3有关政策制订的依据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制订相关政策时，需要了解该地居住民族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历史沿革、文化发展等相关内容。民族政策的本质是为了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而民族古籍所承载的内容为维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卫经等事业，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措施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了依据。2国内彝文古籍研究综述为对当前我国有关彝文古籍文献资源建设的研究有一个较为全面、准确的认知，笔者选取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库来源，在跨库检索系统中以“主题=彝文古籍”进行精确检索，并运用回溯思维查看论文摘要，剔除不相关文献，共得到32条检索结果，梳理结果如下。2.2.1彝文古籍文献的搜集。搜集是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第一步。没有彝文古籍，资源建设无从谈起。张邡认为各彝文古籍收藏管理单位应该共同制定长近期搜集目标，形成整体规划，同时应该深入彝区采取拉网式收集的方式，家家户户都要涉及。周铭等提出诸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保存条件较好的彝文古籍收藏管理单位可以提供古籍寄存服务，搜集一些保管条件较差单位的古籍，以避免古籍二次损毁。2.2.2彝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古籍整理包括修复、翻译、编目著录等步骤。整理后的古籍才便于开发利用。在修复方面，沈峥等在《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研究》一文中指出古籍在修复前要鉴定分析破损程度，确定破损级别，从而制订修复方案和选择修复材料，在修复的过程中需要遵循“整旧如旧、整旧如新、最少干预、过程可逆”四个原则。沙马打各等在《浅谈凉山彝文古籍的修复与整理》一文中对修补法、揭裱法、去污法三种常用修复方法的分类、使用工具和操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翻译方面，陈英首次提出彝文古籍的翻译也要做到“信、达、雅”，达到“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的标准。沙马打各等介绍了古籍的翻译样本如何选择以及人员的分工怎样合理，认为翻译应该采用四行对照译注法。刘云从经济的角度提出应根据文献的性质、价值和出版条件来选择译注的行数。在编目著录方面，杨怀珍说明了编目著录的意义与作用，并对著录项目、著录信息源、著录用标识符号、著录用文字、著录格式的类型和规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2.3彝文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及建库。通过数字化可以对古籍形成再生型保护，对数字化的成果建库，可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禄玉萍在《彝文古籍数字化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古籍数字化的前提，并在《论黔西北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录入技术、扫描技术、数字化加工系统。张邡认为先应建成各单位彝文古籍的子数据库，再逐步建设地区数据库，最终建成全国数据库。杨云燕则在《彝文古籍档案数据库的构建》一文中提出应当建立反映外部特征的书目提要型彝文古籍数据库、含有各种载体类型的彝文古籍全文数据库、彝文古籍研究成果篇名数据库三种数据库，针对破损情况采取不同的数字化方式，保证数据库的检索简便及信息安全。3楚雄州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现状及现存问题分析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记录知识、传授经验与表达思想为目的，书写并镌刻了大量珍贵的彝文古籍。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医药、占卜、农事、艺术、天文地理、民风民俗、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具有较高的收藏利用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搜集的彝文古籍数量多达3万余卷，分别收藏于滇、黔、蜀、京等地的档案馆、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研究民族文化的科研工作单位。以云南省为例，各区域收藏单位的彝文古籍收藏数量合计约为7000卷，其中楚雄州的收藏数量4600余册，在云南省各区域的收藏数量中排行第一。但是，仍有大量古籍散落民间，且多数在彝族高级知识分子(毕摩)手中。3.1楚雄州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现状楚雄州作为三大彝族自治州之一，是彝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州内有不少单位展开了有关彝文古籍文献的工作。例如，楚雄州图书馆建有“彝族文献数字资源库”“彝族文献数据库系统平台”与“彝族毕摩经典数据库”；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申请了5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两项财政部专项项目，依次是《彝族古籍及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中缅跨境民族口承文化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西南彝族口述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及其有声数据库建设》《彝族族源研究》《中国彝族土司史研究》和《楚雄彝族文化优秀作品数据库》《彝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应用开发资源集成平台建设项目》；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创办了《彝文文献译丛》《彝族文化》等学术刊物，编印了《彝族民间文字资料》《双柏彝文字词资料》等书籍。各单位工作的开展推动了楚雄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课题采取田野调查法辅以文献研究法，以楚雄彝族自治州7个主要的彝文古籍收藏保护单位为访谈对象，于2018年12月25—28日展开调研。现状如下：3.1.1云南楚雄彝文古籍的特色介绍。楚雄州彝文古籍的特点是纸质彝文古籍的材质多为土纸和绵纸，以手抄本为主；明代后期彝文古籍居多；彝文古籍的行款都是竖写右行，直书，从左到右移行；句式简洁而整齐，文字多属五字句，兼用七字句和九字句。3.1.2云南楚雄彝文古籍收藏翻译保护现状(见表1)。表1云南楚雄彝文古籍收藏翻译保护现状3.1.3云南楚雄彝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见表2)。表2云南楚雄彝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3.2楚雄州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现存问题分析3.2.1各单位收藏数量差异大。如表1所示，在古籍收藏数量上，楚雄州各单位彝文古籍的数量参差不齐，呈两极分化的趋势。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化研究院收藏数量排名第一，占7家单位总收藏数量的65.5%。其次是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收藏的卷数已达1300卷左右。其余5家单位均未超过100卷，大姚县文化馆仅仅只有10余卷。各单位收藏数量的不均衡会造成有的单位有能力收藏但无资源，而有的单位有资源但无收藏能力，造成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总进度迟滞。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彝文古籍散存民间，征集古籍缺乏方向；二是征集的过程存在困难，体现在经费的不足、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以及古籍比较珍贵，收藏者不会轻易转让等。因而各单位在征集的过程中，征集的成功与否、能征集的数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3.2.2翻译进度缓慢。如表1所示，在古籍翻译进度上，只有楚雄州双柏县文化馆和大姚县文化馆进行了全文翻译，其余5家单位只翻译了所收藏彝文古籍的题录和摘要。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老毕摩们的离世，懂得彝文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未经全文翻译的彝文古籍在众多研究学者手上如同一本“有字天书”，因而在古籍开发利用方面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彝语有六大发源地，搜集的彝文古籍中存在4种彝族方言，每种方言的字形、读音存在着差异，加之彝语言人才的缺乏，导致彝文古籍的翻译进度缓慢。3.2.3保护条件有待提高。如表1所示，在古籍保护条件与设施方面，7家单位均设有消防设备以及使用杀虫药品，在专柜中保存彝文古籍，保存条件尚可。但是仅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楚雄彝族自治州档案馆的保存条件达到恒温恒湿的水平。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更有利于维持古籍的物化性质的稳定，能够更好地延长古籍的寿命。3.2.4数字化成果共享程度低。如表2所示，7家收藏单位中有4家已经开展了彝文古籍数字化的工作，分别是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楚雄彝族自治州档案馆和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数字化的方式均是根据载体的类型选择拍摄、扫描等，多种数字化手段并行的方式保存，而数字化的成果因为涉及版权问题多未对外公开，主要保存在单位数据库或者相关数据平台里。如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在做文物普查工作时，会将彝文古籍的相关数据(长度、宽度、厚度、名称、年代、封面电子版、内封电子版等)录入到国家文物局的可移动文物系统中，只有通过行业内部的账号、密码登录后方可以查看；楚雄彝族自治州档案馆是将PIG、PDF等格式的数字化古籍保存在馆内的彝文档案专题数据库中，未对外公开，只能通过馆内的局域网查看。3.2.5其他问题。在调研中还发现存在重藏轻用、古籍普遍利用率不高，没有统一古籍编目标准及数字化格式与质量要求等问题，亟待解决。4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对策研究4.1加强彝文古籍的搜集工作由于大量散落民间的彝文古籍没得到良好的保护，且不少州外的单位来州内搜集彝文古籍，导致楚雄州内彝文古籍的数量不断减少，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为了减少或避免此类现象，首先，地方上诸如民宗局、档案局等单位要深入民间彝文古籍分布较多的市、县、村去调查统计民间收藏者收藏的彝文古籍的书名、数量、类型、珍贵程度(分为“极其珍贵”“较为珍贵”“普通”三种)与破损情况。其次，相关单位应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和经费，征集彝文古籍，如申请国家级、省级重大课题项目。由于资金的限制，在古籍征集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征集的难易程度、古籍的珍贵程度与破损情况等因素，优先征集部分古籍。此外，可通过如电视、报纸、会议、宣传册等进行宣传推广，提高群众对彝文古籍保护的意识，促进私藏者的捐献积极性。4.2增进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目前，研究部门、民委单位、档案和文化部门等各部门各单位都在开展彝文古籍的搜集工作。各部门的投入过于分散，无法将有价值的彝文古籍统一集中进行保存，各自为政的现状还会产生一些负效应。因此，需改变目前由各单位部门分散收集古籍的情况，由政府统筹协调、财政拨款，主要部门负责搜集，其他部门同时进行协助搜集，消除各单位发力不均衡的现象。此外，各单位应加强联系与合作，做好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促进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避免古籍数字化资源的重复性开发，为深层次的彝文古籍信息挖掘、利用成为可能。例如，各单位可以单独或者联合组织有关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促进该领域专家学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通过会议分享的形式，各专家学者可以了解其他单位的工作状况，避免重复劳动以及能够借鉴其他单位的专业技术和其他单位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采用合规、合理的利用方式运用到本单位的工作中和自己的研究上。亦可多单位联合申请重大课题或者成立联盟，由一个单位牵头，整合所有资源，将各单位人、财、力集中起来，以最小的投入争取最大的回报。4.3强化培训，重视人才的培养彝文古籍抢救、保护、修复、翻译、数字化的专业人才匮乏，研究队伍青黄不接是阻碍彝文古籍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重大因素之一。例如，精通彝文的毕摩和研究专业人才往往对计算机及数字化技术不甚了解，而计算机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又不懂彝文，因此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彝族地区民族宗教管理局、图书馆、文化馆等单位可以联合彝族文化研究机构等定期开设专业技能培训班，对精通彝族语言文化、古籍修复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等中一门或几门的人员进行重点培训，增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人才交流，成立一批拥有复合型人才的团队。此外，处于彝族地区，拥有丰富彝族文化资源的大学可以开设彝族文化相关专业或课程，培养彝族语言文字、彝文古籍数字化等研究方面的潜在人才。例如，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学院早在2004年就领导建设有彝族文化研究所(后更名为“彝族文化研究中心”)，在校内青年教师、校外研究生、校内优秀本科生中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彝族文化研究队伍和学术带头人。4.4实现真正的古籍数字化目前，楚雄州彝文古籍数字化程度一直处在领先位置，一些价值高、利用率高的彝文古籍完成了数字化转换工作。如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楚雄州档案馆、楚雄州图书馆等单位采用照相、缩微和扫描等方式将古籍信息转化成电子格式，但是这与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还存在差距。古籍真正的数字化应当在完善彝语输入法的基础上在数据库中能实现通过输入书名或者全文中的任意的字、词(汉语或者彝语)可以检索出古籍的功能，检索出的标题应当包括古籍书名的古彝文样式、规范彝文样式、汉语样式、彝文的拼音标注、古籍内容的简短介绍(彝汉双语)等内容，点击标题进入后能查看到图像版或文字版甚至图文版的原彝文古籍和译后的彝文古籍，以便使用者开展相关研究；应展现古籍的装帧形式、版本、尺寸大小(长、宽、厚度)、书写方式(横排或竖排)、抄录年代等著录信息，以便使用者加以考证；数字化后的古籍能够以doc、pdf、pig等常用文件格式进行下载，文字能够被复制粘贴或者能够通过OCR技术进行识别与读取；馆际之间应能在国家级的彝文古籍数据库实现相互检索，实现资源互享。4.5注重古籍的版权收藏单位应重视所有权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所有古籍数字化成果应申请相应的版权。版权申请一方面能为信息资源所有者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版权所有者提供资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资源的利用共享，加速数字化成果共享的进程。版权的保护体现在当信息使用者在数据库中对独有资源进行利用时，应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上传对等价值的古籍或其他资料提供阅览权，且查看的过程中不可转发、转载以及提供商业用途等。此外，国家层面也应针对数字化古籍版权的使用方面制订严格条款，避免信息使用者钻法律的漏洞。4.6避免重藏轻用据调查，目前彝文古籍的普遍利用率不高，一是因为古籍为收藏单位的私有财产，一般不能轻易借阅；二是因为大多数彝文古籍更多被注重的是其收藏价值，忽略了实用价值，因此产生了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变藏为用，才能使彝文古籍得到可持续发展。在古籍保护资金匮乏的当下，古籍中涉及的宗教、文化、历史、艺术、医药、天文地理、民风民俗等内容有助于带动当地旅游行业发展，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也会增加古籍保护经费，由此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例如，楚雄彝族自治州近年来非常重视彝文古籍的整理和挖掘，先后成功开发了“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彝人古镇大型旅游地产项目”以及楚雄“彝海湿地公园”等；还可根据古籍文献的具体内容，开发民族旅游产品，如书签、包、耳环、项链等文创产品。当这些旅游景点和文创产品带来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的时候，政府定会支持重视彝文古籍的开发工作。4.7制订《古籍保护法》与《古籍保护技术标准》《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中第一章(总则)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受国家保护。”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彝文古籍属于文物且应受到国家保护。但整部法律都在强调文物的所有权受到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其内容并未对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作出规范，也未规定古籍收藏单位和有关工作机构的法律职责及相关责任，未制订古籍分级保护工作、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保护拨款制度，也未涉及古籍的保管、修复、展示与合理利用等内容。因此，必须制订专门的《古籍保护法》，一是符合《“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要求，二是有法可依，使地方能够以国家古籍保护成文法为基础结合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出台更详细的管理方法。目前，地方古籍保护办法颁布的较少，仅有《镇江市古籍保护办法》等。地方各古籍保护单位应该充分运用各学科研究成果共同制订古籍的装具、实体保护与修复技术、保护用品及环境，古籍数字化的格式及质量等标准，使各地古籍保护标准化、统一化，建立起完备的古籍保护标准体系。

宁威林，王嘉梅，王辉，明志远(云南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云南昆明650031)彝文合体字少，不似汉字采取形声结构来多产字［1－6］，而是采用字体结构易位、增添笔划等方法来多产字．结构易位有上下易位、左右易位;增添笔划则指在已具独立形、音、义的独体字不同部位增添不同的笔划，形成另具形、音、义的字．彝文再一特点是异写繁多，每字的异写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十个．目前彝文的输入法方式大体可分为2类：即根据读音来输入和根据字型来输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音码与形码输入法．彝文的音码输入法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方法，其缺点也显而易见．使用彝文音码输入法，必须是懂彝文的人，局限性很大．然而彝文形码输入法的研究在国内外仍旧是空白．综合分析彝文字型的主要特点，分类编码，极大地扩大了适用范围，无论使用者懂不懂彝文，都可以根据文字的形码规则进行拆分输入，相比音码输入法而言，适用人群更为广泛，普遍．1彝文输入法字型编码本文所研究的彝文输入法，是一种仅仅使用10个数字键0到9，最多击键3次便可以轻松输入彝文的大众化输入法．即便在用户纯粹不懂得彝文的情况下，只需根据字型拆分规则就能进行彝文字符的计算机输入，使用非常方便．它较好地解决了彝文字符输入过程中的高效性与实用性的问题．此输入法可广泛应用于小型设备，电脑等．1.1编码方案第1位为大体分类，后2位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字形的特点(如：有无曲线，有无封闭等)具体细化分类．其编码规则：针对彝文文字的整体特征，根据彝文字型是否有曲线，是否有封闭，是否有点进行分类．分为8类：用1至8作为代码，即1代表无曲线，无封闭，无点;2代表无曲线，无封闭，有点;3代表无曲线，有封闭，无点;4代表无曲线，有封闭，有点;5代表有曲线，无封闭，无点;6代表有曲线，无封闭，有点;7代表有曲线，有封闭，无点;8代表有曲线，有封闭，有点．第2位编码规则：在有无曲线的基础上，针对笔画特征进行分类．无曲线9种分类，用代码1至9表示，即1代表仅含横竖笔画;2代表横斜笔画，横笔画数大于斜笔画数;3代表仅横斜，横笔画数小于斜笔画数;4代表仅横斜，横笔画数等于斜笔画数;5代表仅竖斜;6代表横竖斜，有交叉且仅左斜;7代表有横竖斜，有交叉且有其它斜;8代表横竖斜，无交叉且仅有左斜;9代表横竖斜，无交叉且有其它斜．有曲6种分类：即1代表仅有上或下曲有交叉;2代表仅有上或下曲且无交叉;3代表仅有左或右曲且有交叉;4代表仅有左或右曲且无交叉;5代表其他的曲且有交叉;6代表其他的曲且无交叉．第3位编码规则：在有无封闭的基础上，针对封闭的构成分类，无封闭有曲线时，根据曲线开口方向分类，无封闭无曲线时，笔画交叉个数来进行分类．封闭提供6种分类：即1代表仅曲线构成的封闭，封闭内无笔画;2代表仅曲构成封闭，封闭内有笔画;3代表直线加曲构成封闭，封闭内无笔画;4代表直线加曲构成封闭，封闭内有笔画;5代表直线构成封闭，封闭内无笔画;6代表直线构成封闭，封闭内有笔画．有曲且无封闭提供4种分类：即1代表仅有左曲;2代表仅有右曲;3代表有左右曲;4代表其它曲线类型．无曲无封闭文字的编码为：用代码0表示无交叉，有1处交叉用1表示，依此类推，交叉个数就是其最后1位代码．综上所述，便得到一种清晰明确的编码方案，如图1所示．另外点不作为笔画．凡文字上部带弧线的，编码先以0开头，去掉上部弧线，之后再编码2位即可，0代码表示仅由1种笔画构成的文字，点和曲线除外．根据上述编码方案，输入1个彝文字符最多只需输入3位数字代码，每位代码有明确的归类．经过统计，重码率如表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6．99%的重码率小于10，即输入编码后只需在屏幕上选字即可．另外88．76%的字也只需翻6页之内，其余的4．25%超过6页．由此可见，此方案是可行的．表1重码统计表重码的范围是指相同的编码的文字的统计．比如：1～10指的是，相同的编码的文字有1～10个内的．重码的字数是指含有相同编码文字的个数．重码率是指，含有相同编码的文字在总体中所占的比率．平均击键率如表2所示．表2击键统计表击键率是指输入1个文字敲击键盘的次数在总体敲击键盘次数中所占的比率．1．2彝文输入法的实现过程字库的制作利用计算机制作字库一般要经过设计字稿、扫描输入、程序拟合、人工修饰、质量检查、组织字库、测试字库、安装使用等几个步骤，彝文字库也不例外．采用造字程序拟合的效率很高，但字的质量、结构，特别是原设计字稿中所包含的鲜明的、人格化的韵味是计算机程序无法自动表现出来的［7－9］，只有靠人工修饰才能做到．完成所有字稿上的字以及相应修饰工作之后，下一步的就是设置好字库的适用平台［8］．我们使用的是Unicode1.0/Unicode1.1/Unicode2.0和Unicode3.0语义学．之后，由专门人员负责装库，配上相应的符号及数字、外文等，然后根据需要，组织、转换成GBK编码的标准WindowsTrueType字库．彝文字字库产品的使用要经过严格测试．测试字库的工作包括字形、质量、编码、安装、使用、显示、输出以及产品的完整性、适用性、合理性、兼容性、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经过上述几个环节后，制作好的彝文字字库就可以安装到Windows系统中，与我们开发的彝文输入法共同使用．在彝文输入法的实现上，我们采用基于Windows开发平台，运用imegen．exe输入法生成器实现彝文输入法．彝文字符的编码段选在Unicode字符集的自定义区，彝文的字体可以兼容宋体．Windowsxp/2000下彝文输入法的使用在Word记事本等文字编辑软件中测试通过．如图2所示．2结语本文所介绍的彝文形码分类输入法，在使用中仅用到0～9数字键，平均击键率低，重码率适当，易学，即使不懂彝文的人也可以正常使用．因此本方法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范围．［1］陈钦梧，郝元礼．汉字笔划输入法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4(3)：23－29．［2］武传坤．信息论、编码与密码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9．［3］郭平欣，张淞芝．汉字信息处理技术［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4］陈增武，金连甫．汉字信息处理［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5］王颂平．笔顺码和数字CKE技术［J］．计算机世界，1999(44，C)：9－10．［6］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2－23．［7］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8］吴兵，史军，刘玉萍，等．基于Linux系统的彝文输入动态挂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6(4)：26－28．［9］李金发．试论计算机彝文字符编码的转换［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7(1)：80－84．

吴贵飙（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是一所全国性的民族文献资料中心图书馆，面向全社会开放。中国民族图书馆现有藏书60万册，所藏文献的民族文字种类多，有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24种。其中，特藏汉文古籍11.5万册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8万余册件，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为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发挥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中国民族图书馆从2013年起积极拓展服务领域，探索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和展览展示形式相结合的模式，举办专题文献展览，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全方位、多形式、多视角展览展示优秀的民族文化、宣传我国民族政策、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伟大成就。至今中国民族图书馆已经成功策划、组织、举办了50余期各种专题文献展，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普及知识、传承文明等方面的作用。一、民族古籍专题展览（一）在馆里举办的民族古籍展览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藏藏文古籍珍本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3年12月5日-2014年4月1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此次展品均来自大连民族学院（现大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共有19部清中晚期金汁写本。其中不乏《圣大解脱十方广大忏悔除罪成佛大乘经》等书法上乘、装帧精美的珍品。民族文化宫宫藏文物古籍精品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3月5日-15日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正厅展出。此次展览立足于宫藏文化资源，分设“综合厅”“服饰厅”“书画厅”三部分。综合厅中集中展示了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察合台文、彝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朝鲜文等12个文种的48部珍贵古籍。八桂遗珍——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成果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3月24日-31日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西一厅展出。展览首次集中展示广西少数民族古籍120余册，以壮族、毛南族古籍为主，内容涉及民间宗教、字书、民间故事传说等，之中不少入选了国家或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是极为稀见的民族古籍珍品，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间文学等。展出古籍抢救、整理、出版成果100余册。中国民族古籍再生保护成果展此展览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民族文化宫、北京市民族古籍办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6年2月4日-3月2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这次展览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少数民族古籍影印再版成果200余部。涵盖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察合台文、彝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十余个文种文献，其中不少是具有代表性、孤本或流传稀少、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珍贵典籍。观众可近距离接触这些民族文化遗产，感受民族文化底蕴，了解各族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40周年京津冀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此展览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单位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等单位承办，2019年1月21日-4月1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全面展示北京、天津、河北地区民族古籍抢救、搜集、保护、普查、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工作取得的成就。展览精选了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少数民族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原件及复制本，多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品。本次展览共展出了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东巴文、彝文、西夏文、察合台文、满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朝鲜文等13种文字的古籍近百册(件)，拓片2幅。此外，展览还展出了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成果近百种，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的成果近200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板15幅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视频。墨香遗珍——辽宁省阜新市政协文史馆馆藏北京木刻版蒙古文、藏文古籍珍品展此展览由辽宁省阜新市政协、民族文化宫主办，辽宁省阜新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阜新市政协文史馆、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7年5月9日-6月2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开展。辽宁省阜新市政协文史馆是集收藏、征集、研究、展示、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史馆，是发掘阜新深厚文化底蕴、弘扬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阵地。收藏有蒙古文、藏文、满文、锡伯文、汉文等古籍2,300余册件，均来自首任馆长海春生先生的收藏。展览展出了阜新市政协文史馆馆藏蒙藏文古籍文献60余部，其中不少是具有代表性、孤本或流传稀少、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珍贵典籍。此外还展出了阜新地方文化、人文景观、方志、民俗方面的图书近70册。观众可近距离接触这些民族文化遗产，感受民族文化底蕴，了解各族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墨香遗珍——蒙古族古今珍贵文献特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6年8月12日-9月2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中国民族图书馆现已收藏蒙古文古籍177种、200多册，蒙古文新书6,691种、1.5万余册，并已建成蒙古文文献书目数据库。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蒙古文古籍有14种，此次展示了《甘珠尔》《格斯尔传》《蒙古源流》《蒙古文法诠释苍天如意珠》《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传略》《莲花生大师传》《章嘉若必多吉传酬愿如意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蒙古文古籍和1种馆藏蒙古文重要历史文献。博文遗珍——古今藏文重要文献特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12月15日-2016年2月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展出藏文古籍、图书200余册（件），包括珍贵古籍文献、吐蕃藏文写卷、现代藏文优秀图书、研究成果、涉藏报刊，以及古今藏族重要文人、藏文书法、非遗中的藏文等介绍，彰显了藏文文献旺盛的生命力和源远流长。墨香遗珍——满族古今重要文献特展此展览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北京醇圆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2017年12月6日-2018年2月1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满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满族文化，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流传至今的满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研究清代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医学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截止到2017年10月，中国民族图书馆有15部满文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本次展览特从馆藏文献中遴选满文古籍以及相关图书和音像制品300余种（册），供广大观众参观、欣赏、阅读。（二）在馆外举办的民族古籍展览中国民族古籍珍品展此展览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承办，2013年10月9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汉文、藏文、蒙古文等12个文种的75件珍贵古籍，集中反映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古籍书写、印刷及装帧形式、特点、风格等。中国民族古籍珍品展此展览由广西古籍保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联合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协承办，2013年12月1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一楼大厅展出。此展览是“中国民族古籍珍品展”首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出。展品全部来自中国民族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馆藏，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察合台文、彝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朝鲜文等12个民族文种的68件珍贵古籍实物和介绍。中国民族古籍珍品展此展览由大连民族学院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承办，2014年5月8日在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等12个民族文种的68件珍贵古籍的实物及介绍，集中反映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古籍书写、印刷及装帧形式、特点、风格。中国民族古籍珍品展此展览由北方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2014年9月22日在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展出。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等十余个少数民族文种的古籍82部100余册（函），集中反映了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古籍书写、印刷及装帧形式、特点、风格等。中国民族古籍珍品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呼伦贝尔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承办，2015年6月23日-7月12日在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彝文、水文、布依文等十余个民族文种的49部60余册（函），集中反映了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古籍书写、印刷及装帧形式、特点、风格等。呼伦贝尔历史悠久，民族文化浓厚，是拓跋鲜卑人、蒙古族等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源地，这些古籍文献真实见证了众多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呼伦贝尔史上各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是各族群众几千年来创造的灿烂文化的精华。（三）“中国民族典籍文化展”巡展民族典籍文化进校园——中国民族典籍文化展此展览由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与所在展出单位联合主办。2016年5月23日-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2016年5月31日-6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出；2016年12月9日-30日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展出；2019年5月7日-30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展出。民族典籍文化进社区——中国民族典籍文化展此展览由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与所在展出单位联合主办。2016年7月11日-15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展出；2018年4月11日-5月3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展出；2019年4月11日-5月30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展出；2019年5月11日-3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展出；2019年6月1日-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北馆展出；2019年7月1日-16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展出；2019年8月7日-30日在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展出；2019年8月8日-30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图书馆展出。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民族文献专题展览大理白族自治州暨白族人文历史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4月12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展示了有关白族的古籍及各类文献共200余册，涉及白族的历史、考古、民俗、建筑、艺术以及与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内容的书籍。甘孜藏族自治州暨藏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6月3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汉文、藏文各类文献200余册，包括地方志、格萨尔史诗、唐卡藏画、文学名著、旅游读本等优秀研究成果、藏文古籍珍本，内容丰富，展示了灿烂多彩、底蕴深厚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暨康藏历史文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暨朝鲜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6月24日-7月23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方志、政治经济成就、旅游读本；朝鲜族历史、文化、文学、教育、科技等优秀研究成果和珍贵古籍200余册，有汉文和朝鲜文各类文献，内容丰富，展示了灿烂多彩、底蕴深厚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暨朝鲜族历史文化。凉山彝族自治州暨彝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8月2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地方志、彝族历史、文化、民俗、医药、服饰、文学名著、旅游读本等优秀研究成果和彝文古籍珍本200余册，有汉文和各类文献，内容丰富，展示了灿烂多彩、底蕴深厚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暨彝族历史文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暨土家族、苗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10月16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历代地方志、政治经济成就、旅游读本，土家族与苗族历史、文化、文学、教育、科技等优秀研究成果和珍贵古籍200余册。内容丰富，展示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土家族与苗族灿烂多彩、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暨傈僳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11月15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傈僳族、独龙族、怒族、普米族等相关文献200余册，包括怒江州地方志以及反映怒江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傈僳族等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教育等方面的图书和珍贵古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自治旗民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呼伦贝尔市图书馆等单位承办，2015年5月12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包括从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民族众多的文献中选出的300余种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三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人文风情以及经济发展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暨阿坝藏族、羌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9月2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共展出中国民族图书馆藏阿坝州及藏族、羌族相关文献200余册，包括阿坝州地方志以及反应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图书和珍贵古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暨布依族、苗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11月3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该展览以黔南州历史、文化为主题，共展出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布依族、苗族等相关文献200余册，其中不乏优秀研究成果。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暨傣族、景颇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6年4月18日-5月3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该展览以德宏州历史、文化为主题，共展出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傣族、景颇族等相关文献200余册，其中不乏优秀研究成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暨苗族、侗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6年6月13日-2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该展览以黔东南州历史、文化为主题，共展出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及苗族、侗族等相关文献200余册，其中不乏优秀研究成果。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暨土家族、苗族文献展此展览由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支持，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文献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协办，2017年8月18日-9月17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本次展览是为配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成就展”，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宣传湘西州60年来的伟大成就，展示湘西州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而举办。展品均为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精选相关古籍文献十余部、各文种新书约300册，并结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呈献给广大观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8年3月20日-29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是为配合“世界三七之乡——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成就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宣传文山州60年来的伟大成就，展示自治州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此次展览精选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相关古籍文献十余部、新书200余册，并结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了文山州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文山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紧密团结、相互支持，用心血和汗水、辛劳和勤奋，谱写出团结奋进、务实创新、开放发展的华章。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少数民族图书馆专业会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文献阅读推广专业会员会协办，2018年3月30日-4月1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为配合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成就展”，展览精选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相关古籍文献（如《西南彝志》）十余部，方志、年鉴、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古籍研究等新书200余册，并结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彝文书法作品、视频资料，供广大观众参观、阅读。三、民族文化专题文献展馆藏民族法律法规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9月2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汉文的民族区域法律法规相关文献及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傣、傈僳、佤、纳西等多种文字的少数民族法律法规文献200多册，展示了我们党在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上取得的光辉成就和在民族地区法制化道路中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图书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4年12月5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乾隆皇帝御批真迹》《启功书法集》以及馆藏民族文字书法写本等近百余册，展示了灿烂多彩、底蕴深厚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及文化。中国回族文献展此展览由北方民族大学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2014年12月8日在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展出。展览分别为实物陈列、图片展示、文字图表说明、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包括汉文、阿拉伯文书籍200余部。中国民族节日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1月12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民族文字古籍、节日风俗纪实、研究论著、画册等共100余册，全面展示了我国56个民族别具一格、绚丽多彩的节日及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阿拉伯文典籍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成果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3月12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集中展示了馆藏抄本、印本阿拉伯文古籍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相关文献200余册。复兴丝路再现辉煌——“一带一路”人文历史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4月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品包括有关古丝绸之路相关优秀研究成果、古籍文献等200余册。魅力鄂尔多斯绿色乌审——民族文献、摄影、书法作品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7月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此次展览展出了乌审旗3位历史名人、226位文学作者、36位艺术名家的550本书籍、50幅摄影作品、10幅书法作品和262篇传略。这些展品展示了乌审旗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精品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4月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新疆当地各出版社出版的200余册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锡伯文优秀图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医学、旅游等诸多方面。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第一至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民族出版社、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管理协会、西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2016年4月1日-10日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西一厅展出。孝庄故里魅力通辽：通辽市民族文献、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此展览由通辽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展览馆、通辽市图书馆等单位承办，2016年5月7日-3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神秘水乡秀秀三都——水族文化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等承办，2016年11月5日-2017年1月1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览是配合“2016年北京水族同胞欢度端节活动”举办的，旨在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水族悠久的历史、深厚文化底蕴、浓郁的地域特色、丰富的文化资源。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全国57%以上的水族人口居住在三都，有“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的美誉，美丽的都柳江蜿蜒穿城而过，2016年成功申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展览以水族水书习俗、水族马尾绣、水族剪纸、水族端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展出水文古籍10种，水文古籍保护成果、水族研究等精品文献近400册，马尾绣作品10幅，水文书法作品4幅，水族剪纸作品2幅。新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北京市西城区文联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7年1月12日-2月2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此次展览展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各类优秀文学图书近400种。随着国家对文学创作的重视，我国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创作出各类优秀文学作品，不仅对本民族当代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推动了我国文学多元化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暨文献展此展览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民族文化宫、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7年3月4日-4月25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项目14个。它们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朝鲜族农乐舞、藏戏、热贡艺术、呼麦、玛纳斯、格萨（斯）尔、侗族大歌、花儿、麦西热甫（又译“麦西来甫”）、赫哲族伊玛堪。本次展出以这14个项目为主题，展出相关文献300余种，并配有相关展板和音像资料。中国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文献展此展览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协办，2017年9月25日-11月2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按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流、共同发展的要求，积极抢救和保护中华文化记忆，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7年8月，中国共有传统音乐音响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纳西东巴古籍、清代大金榜、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本草纲目》《皇帝内经》、中国西藏元代官方档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南京大屠杀档案等10项“记忆遗产”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本次展览之后，2017年11月，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由此，中国“世界记忆遗产”增至11项。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延续民族记忆，呼唤和推动全社会对“记忆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国民族图书馆从馆藏文献中遴选图书及相关音像制品200余种，供广大观众参观、欣赏、阅读。新时代迎新春——春节习俗文化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承办，2018年2月12日-3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春节习俗是中华文明精神内涵最集中的体现。辞旧迎新之际，立足馆藏资源，介绍我国各民族春节习俗文化，传承民族传统节日习俗活动，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切实让传统节日厚重的文化氛围伴随千家万户度过一个欢快祥和的羊年新春佳节。改革开放40周年——京津冀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此展览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北京市民族宗教委、天津市民族宗教委、河北省民委、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市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等承办，2019年1月12日-2月28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此次展览旨在让广大观众共享北京、天津、河北区域文化发展成果，使各民族同胞深入了解京津冀区域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近距离感受中华各民族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切实提高全社会对古籍保护的意识。展览全面展示北京、天津、河北地区民族古籍抢救、搜集、保护、普查、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工作取得的成就，展览精选了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少数民族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原件及复制本，多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品。本次展览共展出了包括汉文、蒙古文、藏文、东巴文、彝文、西夏文、察合台文、满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朝鲜文等13种文字的古籍近百册(件)，拓片2幅。展览还展出了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成果近百种，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的成果近200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板15幅，同时还展出了有关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视频，供观众观看。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五个自治区图书馆阅读推广成果展此展览由中国民族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少数民族图书馆专业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民族文献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协办，2019年4月19日-6月3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在“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展出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五个自治区图书馆精选图书及研究成果近100册，中国民族图书馆精选图书100余册，通过文献、展板、音像等多种形式，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立体生动地向各界观众全景展示五个自治区图书馆的概况，以及在阅读推广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四、纪念活动专题文献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民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5年8月10日-9月1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从众多抗战文献中选出200余部重要著作，展现了全体中华各民族儿女冒着敌人炮火共赴国难，英勇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历史，反映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这对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伟业，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建党95周年——少数民族革命人物暨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6年6月30日-8月1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涌现出无数的优秀人物，他们光辉的人生是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本次展览从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文献中筛选有关少数民族革命人物的各类文献及研究成果近200余种。展览还利用展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八至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少数民族委员名单，特别介绍了乌兰夫、包尔汉、阿沛阿旺晋美等杰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物生平及功绩，旨在铭记历史、珍惜现在、走向未来。红色记忆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民族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6年9月30日-11月3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从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文献中精选汉文、少数民族文字有关长征的图书、珍贵古籍以及相关研究成果300余册。这些文献包括记录长征史实的文献、长征经过的民族地区的文献和关于长征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二万五千里》珍藏本，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世界首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一九三五年长征》，长征少数民族人物谱等。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民族区域自治法暨内蒙古民族文献专题展此展览由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支持，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7年6月29日-8月16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来，在1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49个民族组成的2500多万各族人民谱写着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北疆乐章。内蒙古自治区7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的繁荣进步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展览精选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的图书以及汉文、蒙古文新书，蒙古文古籍等约300册，并结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呈献给广大观众。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经典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少数民族图书馆专业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文献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协办，2018年5月30日-10月30日在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传入中国后，翻译成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文种，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实践。本次展览精选马克思经典著作、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近300册。展出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展览还精选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各文种的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及研究马克思的文献200余册，结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和视频资料，呈献给广大观众。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民族文献特展此展览由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支持，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承办，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9日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展出。展览精选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相关古籍文献十余部、新书约300册，让各位观众通过文献走近、走进广西，领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受广西的美丽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灿烂的民族文化。我和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民族文字书法作品暨文献展此展览由民族文化宫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承办，2019年7月1日-10月31日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中国民族图书馆举办。展览共展出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托忒蒙古文、古壮文、满文、锡伯文、柯尔克孜文、土文、东巴文、哥巴文、纳西文、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文、哈尼文、傈僳音节文、老傈僳文、傈僳文、拉祜文、佤文、古白文、白文、瑶文、独龙文、苗文、古布依文、布依文、侗文、水文、仡佬文、黎文、喃字、鲁尼文、摩尼文、回鹘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女书等46个文种的书法作品200余幅；展出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托忒蒙古文、古壮文、满文、锡伯文、柯尔克孜文、土文、东巴文、纳西文、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文、哈尼文、傈僳音节文、傈僳文、拉祜文、佤文、载瓦文、古白文、白文、勉方言瑶文、门方言瑶文、独龙文、滇东北苗文、川黔滇苗文、古布依文、布依文、侗文、水文、仡佬文、黎文、喃字、于阗文、鲁尼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女书等48个文种的文献（图书、期刊、报纸）100余册件；总计有51个文种的展品300余件。通过展品，展示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历年展览中展示文种最多的一次。通过展览，观众可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团结，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五、加强媒体宣传，让展讯及时传递给观众每一期展览均撰写新闻稿，有开幕式的展览，通常会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社、人民政协报、中国民族、民族画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记者现场采访。展览信息在人民网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少数民族文字网站，央视网，国家民委网站，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人民政协网，民族文化宫网站，中工网，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民族、中国民族（蒙古文版），中国民族图书馆，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民族画报、民族画报（蒙古文版），中国文化报、中国文化传媒网，中国美术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时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青年网，中国蒙古语广播网，中国博物馆协会网站，凤凰网，国际在线，搜狐新闻，弘博网等多家媒体、网站做了相关报道。在展览期间，会针对展览内容和展品撰写深度展览推介，分别在微信平台、微博上发布，成为微信朋友圈最热阅读、转载文章。总之，策划举办以上展览的选题首先要考虑读者、观众的需求，第二要考虑时代需求，第三要考虑馆藏特色文献资源，第四要考虑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做，对本民族历史坚持正确的观点，不能本末倒置。在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二是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在增进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展览，观众可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团结，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发挥积极作用。

南剑飞赵丽丽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南剑飞赵丽丽地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地名的灵魂。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地名日常管理、地名专项普查、地名公共服务等工作有序推进，依附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国特色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的逐步建立、日趋健全，是一项关系到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长远战略。为了最大限度确保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取得实效，各级政府应注意十大问题，即“四个认识、四个高度、一个关键、一个结合”。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诊断分析；对策建议1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诊断1.1主要举措民政部在2004年试点的基础上于2007在全国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其中，在地名文化遗产的评价与记录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名录》及《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名录》两个概念[1]。由此拉开了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序幕。2012年7月10日全国地名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会议强调：按照《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安排部署，重点做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地名文化平台建设，创新载体，丰富内容，以地名文化为引领，推动地名事业全面健康发展[2]。其中，《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第一次阐明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相关问题，涉及入选重点保护名录的遗产类型、遗产鉴定标准（基本标准+具体标准）、管理机制、申报程序及进入名录后续的跟踪监管等，同时指出，经民政部确认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列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由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联合颁发“中国地名文化遗产”证书和牌匾，并向社会公示。应该说，这是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工作的重要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整体部署下，在“文化强国战略”的推动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范地名管理，传承、保护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地名文化”及“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等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2015年3月，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同志正式提出了构筑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制度，建立地名文化遗产数据库，健全地名文化评价标准体系，深入推进“千年古县”等地名文化遗产认定工作，使地名文化遗产得到分类、分级和分层保护。2016年5月，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王胜三同志系统阐述了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应有序推进四个方面工作（《中国民政》2016年第8期）。2016年12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344号）中再次强调：要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完善地名文化遗产评价、鉴定、确认的标准和程序，逐步建立国家和省、市、县四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和省、市、县地名工作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批准工作。要按照《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和《地名文化遗产鉴定》(MZ/T033—2012)标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规范程序、科学认定、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分级分类分批开展古城（都）、古县、古镇、古村落、古街巷地名以及甲骨文（金文）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著名山川地名、近现代重要地名等文化遗产认定工作。地方各级地名工作主管部门，要从本地地名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文化遗产向上级申报。对列入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地名，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加强监督管理，进行有效保护。与此同时，各地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创建方面，结合地情，因地制宜，制定了各自的实施办法，力求取得实效。以走在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前列的南京（2006年12月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编制老地名保护名录概念）为例，2008年7月起实施的《南京市地名管理条例》第六章（历史地名保护）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本市实行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制度。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内的历史地名进行普查，做好资料收集、记录、统计等工作，建立历史地名档案。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历史地名评价体系，科学论证，提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经市地名委员会评审并征求社会意见后，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第三十五条规定：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由市地名委员会组织评审，经公示后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保护名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应当重点保护。第三十六条规定：变更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仍在使用的地名时，应当充分论证、确定保护方案并经公示后，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未使用的地名应当优先启用；未被启用的，应当采取挂牌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第三十七条规定：建设部门在城市建设改造中，需要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涉及的地理实体拆除或者迁移的，应当会同地名主管部门制订地名保护方案。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应当由市地名主管部门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标志。标志上应当载有名称、释义、历史文化价值等内容。此外，2016年6月，江苏省出台了《关于加强地名管理服务和地名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到2020年，地名法规政策进一步健全，地名管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使得市、县（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制度建成率达到100%。又如，《山东省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完善地名文化遗产评价、鉴定、确认标准，形成省、市、县三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来源：中国文化报，2016-05-26）。1.2取得的成效经过不懈地努力，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初见成效。2004年民政部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保护试点，为最终科学系统的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开展了地名保护名录建设活动，取得了一些地名保护名录成果，有代表性的如，2008年1月，南京“老地名”首次列入首批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御道街、朝天宫、贡院街、杏花村、凤凰台、朱雀桥、乌衣巷等[3]；《上海市政区类地名保护名录》（2009年4月30日公示）、《苏州市区第一批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2014年1月29日苏州市政府公布）[4-5]。南京市在名录成果应用方面，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制度被纳入2008年7月实施的《南京市地名管理条例》之中，另外一些城市明确将编制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纳入当地地名总体规划，例如成都市民政局在公示的《成都市地名总体规划（2015—2020）》（简称《总规》）中就有此规定[6]。2015年以来，在一二线城市的带动下，三四线城市开始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名保护名录。以江苏、浙江为主要代表，具体有扬州、无锡、徐州、绍兴、湖州、温州等。1.3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调研（地名保护与管理类、遗产保护与管理类文献）、实地调研（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四川、陕西等）、网站调查（区划网、地名普查网、地名网等）、大学生、居民交流及专家咨询等方式，课题组发现，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工作存在以下问题：1.3.1建设滞后不均衡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总体滞后且地区不均衡：城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的重视程度与实际效度，整体优于乡村[7]；地名普查试点地区整体要优于非试点地区；在地名普查试点地区中，华东片区优于其他试点片区，尤其以长三角地区为主要代表，江苏、浙江两省表现抢眼，江苏整体表现最优，尤其以苏州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和南京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最为典型。详情可查询苏州地名网（图1）。图1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产生这一现象，应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密切相关，更与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公众较高的认知度与保护意识密切相关，还与当地地名主管部门的文化自信、自觉密切相关。备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09〕58号）要求，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2009-2012年，全国沿边沿海累计359个县（市、区）完成了地名普查试点任务。1.3.2归口部门差异化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主体、各级地名办或归口部门的表现差异化或不均衡显著，设在民政部门的地名办对地名保护名录的投入程度多于设在规划部门的地名办（可从网站开通、栏目设置、内容质量、数据更新、网民意见等方面予以观察、评估）；设在民政部门的地名办对地名文化名录的建设成效大于设在规划部门的地名办（可从网站开通、栏目设置、内容质量、数据更新、网民意见等方面予以观察、评估），尤其以江苏、浙江为主要代表，江苏省民政部门整体表现最优，如南京市地名公共服务网栏目齐备，特别是地名文化单独构成一个栏目，值得点赞。相比之下，虽然同为长三角片区，但是，有些地名办网站10多年了，其网页至今未更新，如下图2、图3所示：1.3.3不规范现象突出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中，地名保护名录的内容、格式以及地名保护名录建立过程，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不规范现象，例如名录标题不规范，有的标题中的关键字“名录”变成了“目录”（如聊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目录[8]），有的标题中是“名录”，内容中又变成了“目录”，有的标题中的关键字“名录”被“名单”取代（如2006年8月17日,南京市地名办宣布首次建立《南京历史文化地名保护名单》[9]）。实际上，名录不同于目录和名单；有的名录标题中的“地名”前加上“老”或“历史”，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如果不加以注释，难免产生歧义，因为《地名文化遗产鉴定》及《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GB/T18521-2001）中的术语如“历史地名”不同于公布该名录中的“历史地名”，两者差异很大；有的名录要素不齐全、格式不统一；有的名录公示环节、附件根本打不开或缺少公众介入渠道（如无电话、联系人等信息），有的名录公示后公众有异议，但未予回复；有的名录公示后，就没有下文了，例如《上海市政区类地名保护名录》公示后，就看不到了，以至于网友2015年还质疑其是否已发布，等等[10]。图2南京市地名公共服务网图3上海市地名管理办公室网站1.3.4流程环节碎片化在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中，地名保护名录的产生、形成、运行、控制、更新、维护诸多环节不完整，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调研发现：在有限的相对较规范的地名保护名录中，大多数地名保护名录仅仅停留在建立阶段以及市区层面，对名录产生之后成果的利用、宣传、运行、控制、更新、维护等认识不足。1.3.5名录制度未形成一些地方政府要么认识不到位，没有实质性方案；要么制定了方案，但缺乏执行力。有些县级政府至今也没有制定地名文化保护政策。从深层次看，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尚未理顺、保护机制尚未健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地名保护名录四级体系尚未建立，虽然这项工作已提出近十年。2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对策建议中国特色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的建立健全，是一项关系到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长远的战略任务。为了最大限度确保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取得实效，各级政府需从如下几方面着手，概言之为“四个认识、四个高度、一个结合”[15]。所谓“四个认识”，即正确认识地名管理、地名普查、地名服务、地名文化四者关系，认清地名保护名录建设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六大特征（包括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渐进性、动态性、系统性）；所谓“四个高度”，即高度尊重地名文化遗产、高度敬畏群情民意、高度慎用行政权力、高度践行法治精神；所谓“一个结合”，即把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加强地名文化保护与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地名普查、地名管理、地名服务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相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2.1正确认识地名普查、地名管理、地名服务、地名文化四者关系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中，地名普查、地名管理、地名服务、地名文化是地名主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的四项工作，它们彼此交叉、相互渗透、四位一体。保护名录是地名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成果；名录创建需要从地名普查中提取地名文化属性信息，并从中择优选录，系统采集地名文化属性信息是地名普查的核心任务[11]；名录成果可直接用于地名管理和地名服务。名录建设贯穿其间，不可孤立。2.2正确认识地名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两者关系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只是形式和手段，后者（保护）才是内容和目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既是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定阶段下的一项重要成果。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比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2.3正确认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名录）而建立，也不是为了建设（名录制度）而建设，而是依托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载体，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地名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使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的看法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的更换而改变，实现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2.4正确认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六大特征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地名浩如烟海，是典型的世界地名大国。除了数量大，我国地名还具有类型多、分布广等特点。这些决定了在我国地名文化保护工作当下整体进入建章立制、逐步完善阶段后，未来一段时期内面对的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渐进性、动态性、系统性的战略工程。名录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涉及方方面面、里里外外、许多部门、诸多环节，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配合协调，最终形成合力。其中，系统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这包括名录内容的系统性、名录体系的系统性及实施流程的系统性。2.5高度尊重地名文化遗产著名作家、民俗专家冯骥才在《地名的意义》一文中说：地名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意。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地名中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地名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12]。不仅如此，地名文化遗产还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见证、城市的记忆，更是乡愁情结的寄托。因此，政府务必高度尊重地名文化遗产。2.6高度敬畏群情民意中国地名文化是以地名为载体，在中华大地上伴随着民族文化而形成发展，具有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且世代传承[13]。中国地名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记录了华夏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这决定了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有权利参与名录制度建设，因此政府务必高度重视与敬畏群情民意。2.7高度慎用行政权力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但行政权力必须慎重使用。近年一些地方热衷于起洋地名、大地名、乱改老地名，折射出权力意志的任性[14]，在地名的更改中无视法定的程序，不征求群众意见，漠视历史文化因素。殊不知，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历史文化传承的断裂，政府部门务必要高度慎用行政权力。2.8高度践行法治精神政府部门务必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结合地名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地名管理条例》尽快修订，健全完善地名管理法规体系，争取早日出台科学实用的地名管理法规（包括对入选保护名录遗产地名的条款规定），为地名管理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制度保障，从根源上杜绝各种地名乱象，促进地名工作依法依规健康发展。同时依法行政，地名变更要严格申报审批制度。2.9有机结合、协同推进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过程中，要把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创建与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地名普查、地名管理、地名服务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相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一并部署，统筹安排，协同推进。这是因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不是孤立的，它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密不可分，更何况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创建成果，也将会对上述相关工作发挥积极功效。综上所述，只有科学把握、真正落实“四个认识”、“四个高度”、“一个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和确保中国特色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乃至整个地名文化保护管理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进一步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地名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1]刘保全.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J]．中国地名,2006(04)：20-21．[2]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2-07-04)http：//www．mca．gov．cn/article/yw/qhdm/gzdt/201605/20160500000442．shtml．[3]姚玉洁.南京将“老地名”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OL/R]．(2008-01-13)http：//news．sohu．com/20080113/n254621404．shtml．[4]杭燕,徐明.沪首次启动地名保护工作名录公开征求意见[EB/OL]．(2009-04-30)http：//sh．eastday．com/qtmt/20090430/u1a568381．html．[5]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区第一批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EB/OL]．(2008-01-13)http：//www．subaonet．com/cul/2016/0202/1642478．shtml．[6]华露艳.成都市地名总规划征求意见考虑恢复使用老地名[N]．成都日报，2015-10-20(4)．[7]熊梅.加强乡村地名文化遗产保护[N]．光明日报，2015-11-19．[8]高田.聊城将发布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目录[N]．大众日报，2015-11-11．[9]唐悦.南京在全国率先保护老地名[J]．江苏地方志，2006(05)：48．[10]PPY.上海消失了的历史地名[EB/OL]．(2015-09-28)http：//club．jjjaaa．com/xiuxian/thread-762155-1-1．html．[11]国家地名普查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属性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EB/OL]．(2016-06-29)http：//www．hebmz．gov．cn/dmpcw/tzgg/201608/t20160812_48210．html．[12]冯骥才.地名的意义[J]．建筑与文化，2005(08)：60．[13]刘保全.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J]．中国地名,2006(04)：20-21．[14]民政部政务微信平台.用制度守护地名的文化底蕴[J]．中国民政,2016(08)：1．[15]赵丽丽,南剑飞.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的十大建议[J]．中国地名,2017(04)：20-21．Geographicalnamesarethecarriersofcultureandcultureisthesoulofgeographicalnames.Inrecentyears,withtheorderlyadvancementindailymanagement,generalinvestigationandpublicservicesforgeographicalnamesinourcountry,theprotectionlistsystemconstructionforculturalheritageofgeographicalnameswhichisattachedtotheprotectionofculturalheritageofgeographicalnameshasmadesomeachievements.However,therearesomeproblemsthatcan’tbeignored.ThereisnodoubtthatthegraduallyestablishmentandincreasinglyperfectionofprotectionlistsystemconstructionforculturalheritageofgeographicalnamesinChinaisalong-termstrategywithrelationtotheculturalprotectionofgeographicalnames.Inordertofurthestensuretheprotectionlistsystemconstructionforculturalheritageofgeographicalnamesinourcountrytoachievetangibleresults,governmentsatalllevelsshallpayattentiontotenproblems,thatis,fourunderstandings,fourhighnesses,onekeypointandonecombination.culturalheritageofgeographicalnames;protectionlist;systemconstruction;diagnosisandanalysis;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K901A1674-4144（2017）-12-87（6）南剑飞，西南石油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丽丽，上海商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蒋亚林

黄龙光杨晖(玉溪师范学院,云南玉溪653100)彝族民间歌谣及其歌诗传统＊黄龙光杨晖(玉溪师范学院,云南玉溪653100)彝族歌谣习俗最有效的养成机制,在于彝族民间普遍存在的歌诗传统。彝族民间各种大小仪式歌诗活动,滋养了其经籍诗歌文化。口头歌谣和书写诗歌,二者有效互动,孕育了彝族民间歌诗传统,促进了其诗歌的兴盛和蓬勃。彝族民间歌谣、诗化经唱、毕摩诗教以及诗论,四位一体地建构了彝族诗学体系。彝族歌谣;歌诗传统;诗论诗;诗学体系作为一个典型的诗性民族,彝族民间凡节庆祭典、婚丧嫁娶、起屋建房,少不了或神圣或抒情的口头歌谣叙唱。在广大彝区,长老、毕摩、巫师能昼夜滔滔不绝地演述洪水泛滥、开天辟地、六组分支等神话古歌,即使是普通的彝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也离不了歌谣。彝人的日常叙事,属于一种诗性“唱述”,他们藉歌达意,以歌传情,以歌择偶,以歌连理,以歌庆生,最后以歌送灵归祖。总之,歌谣伴其一生,对于彝人来说,没有歌谣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彝族诗论家布麦阿钮在《论彝诗体例》中说:“还有的诗歌,它能表达,对父的尊敬,对母的孝心,对子的爱护,对妻的真情,对老的敬重,对长的虚心。还有的诗歌,它能表达出,夫妻的和睦,青年的爱憎,朋辈的友谊,男和女之间,相互的真诚。”彝族民间歌谣及其歌诗传统,具有文学意义上的诗性艺术美,是彝族传统深层诗性智慧的诗化硕果,更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彝族浩如烟海的经籍诗歌及其诗化经唱,是彝族传统信仰、道德、价值观的神圣诗学载体及其诗性文化本身。一、彝族民间歌谣习俗“在艺术的领域,再没有别种艺术,像诗歌那样能无限制地支配着无限制的材料。不论是外界或内在的现象,诗歌从来没有不能将它们捉住与表出的;而且它的工具——就是语言的形式——又是一切人们所能取得与熟悉的,同时它又能够达到最复杂和精致的审美的完成。”[1](P205)格罗塞这里所说的诗歌捉住和表达的“外界或内在的现象”,应指诗歌的题材,而达到“最复杂和最精致的审美”的诗的语言,就是诗的形式和载体。诗歌就是这样由外在的诗体语言和内在的诗性思维,紧密结合而成的一种艺术审美过程及其结果,彝族口头传统历史悠久,底蕴丰厚,除少量散文体民间传说故事外,其余民间口承传统均以“诗的形式”传承着。一切有关天地开创、万物起源、族群迁徙、部落争战、英雄史诗、宗教信仰、情恋传奇等等记录和反映民族重大历史遭遇、文化命运、社会礼俗的民族文化,无不以“诗体语言”得到严格的传承,诗意般地被人们代代口耳相传。彝族民间歌谣的种类异常丰富,按题材一般可分为劳动歌、仪式歌、习俗歌、情歌、苦歌、儿歌等。劳动歌和仪式歌是歌谣的始机,讴歌了彝人与自然间最淳朴的关系,其中彝族民间各类祭祀仪式歌谣,特别是创世古歌和人类起源神话,是彝族传统的溯源思维和审美诗化的结果,更是彝族祀神崇祖意识形态外化的产物。只要一有歌舞,繁重和枯燥的劳作立马化为诗情画意的审美活动。彝族丰富的劳动歌,其劳动场域覆盖了狩猎、耕作、建房等时空,云南楚雄武定有一首彝族撵山①撵山,即上山打猎。歌这么唱:追麂子,扑麂子。敲石子②敲石子:击火镰石取火,也含有娱乐庆贺之意,烧麂子。围拢来,作作作③“作”,彝语,意为吃。[2](P44)彝族民间撵山,主要以村寨为单位进行,有时甚至要举寨出动参与吆喝驱赶,人们击打着各种各样的响器,唱着围猎撵山歌朝统一的方向驱赶。猎物受惊后纷纷逃窜,而尽头早设有各种扣子和禽网,猎手在一旁持弓弩、枪械静候,只要猎物一露头便被猎获,然后按“见者有份”的共享原则进行分配。有的在山上就地生火烤肉,人们围拢来席地而坐,一边“作作作”享用可口的野味,一边开始诵唱歌舞。流传在云南楚雄南华地区的《兄妹造天地》,[3](P66—67)唱述了天地的起始:古时没有天,古时没有地。格滋④格滋,有时也写为“格兹”,彝语神话传说中主宰天地万物的天神。天神他,丢下一个球,炸出两兄妹。叫哥去造天,叫妹去造地。哥哥学蜘蛛,结网把天造。妹妹学藤树,发芽把地造。妹妹缝地皮,团团缝一转。哥哥来拉线,团团拉一圈。天与地拉拢,将好一样大。地边起皱折,就成山与河。大地有山河,山在四周围,平地在中间。有意思的是,还演唱了哥哥因玩性大,把天造小了,妹妹很勤劳,地造得很大,天地合不拢,兄妹二人商量把地缩小,于是哥哥找来钩藤刺做针,妹妹找来芦苇草做线,将天与地拉拢合一块的现实情节。因为兄妹两人造天地有神功,“从此凡间人,把哥当天父,把妹当地母,永远来祭祀。”(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黑乾夷,宣威有之。居深山密箐,婚配不用媒妁。男吹笙,女弹口琴,唱和相调悦而野会,归语父母,始用媒聘迎妇归。”(乾隆)汤大宾《开化府志》卷之九:“阿倮……婚姻悉听男女自择,含口琴,吹唱相悦,即为夫妇。”流传在云南峨山县岔河一带的彝族情歌《哥哥无嫂妹无夫》这样唱到:[4](P260—261)豆腐开浆靠石膏,纸糊灯笼靠篾条,新打水桶靠木片,彝家成媒靠歌谣。灯盏无油哪有亮?雨不浇花哪有香?天上无云哪有雨?妹不连哥哪成双?男大当婚女当嫁,说来又羞又不羞,哪根花针不拖线?哪根灯芯不抽油?树上斑鸠叫咕咕,哥哥无嫂妹无夫,我俩都是半壶酒,何不倒拢做一壶?这首情歌自由运用“比”、“兴”修辞开篇,巧妙采用反诘句形式谋篇布局,以大量的排比形式来铺垫“哥妹连心成一家”的题旨,无疑更加深了肯定和确定的程度。同时,以“情妹”的女性口吻来进行诉唱,没有文人骚客忸怩故作之嫌,像溪水汩汩浑然天成,性情大胆率真,体现出彝族青年对爱情和婚姻的真挚追求。“跳脚”①跳脚,即彝族打歌,因地域和支系不同叫法略有不同。有的也叫跳拢总调、大娱乐、左脚舞等,是彝族民间最为流行的集体歌舞。歌:[2](P467)月亮出,大火着①“大火着”,即燃起篝火起来。;围着火,来跳脚。尘土飞,鞋子脱;大家唱,多快活,手拉手,使劲跺。月亮落,管不着。儿歌的特点是每句都行韵,便于朗朗上口,语言全部采用平铺直叙手法进行,便于记忆,同时保持着歌舞一体的复合特点,诵唱时要求舞蹈肢体语汇的积极参与,所以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在篝火边,随着欢乐的人群,儿童们唱起这首歌学跳脚,歌谣描写了彝族民间代际之间歌舞传习的真实场域,当大人们围着篝火尽情歌舞时,对于孩童们来说,正是一种活态的即时“舞教”和现场“诗传”,孩童们就这样在旁懵懂蹒跚开始学跳学唱。大小凉山彝区有一种称为“克智”的民间辩辞传统,意为“辩嘴”、“夸口”、“赛说”,是彝族民间口承语言民俗中的一朵奇葩,彝谚说:“克智如繁星,不可用数计”。“克智”在表现形式上即可朗诵又可歌唱,间或诵,间或唱,采取诵唱兼行的方式,深受广大彝民的喜爱。民间婚礼仪式往往是“克智”重要的传承场,姻亲双方各派一位知识渊博,具有高超雄辩力的赛手,双方赛手轮流登场,临场诵唱即兴创作的诗歌,互相辩驳、褒贬,引经据典、盘古论今,以能“穷百家之词,困众人之辩”者为胜。[5](P188—189)彝族民间克智活动,赛手之间即兴创作演唱诗歌,不仅斗智慧拼脑力,而且是一种浪漫的诗学活动,具有诗学意义上的艺术美育和文化传承功能。“歌谣都是‘活在口头上’,它的生命就在流动生展之中。给它一个写定的形式,就是替它钉棺材盖。每个人都可以更改流行的歌谣,但是没有人有权更改《国风》或汉魏《乐府》。写定的形式就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威。”[6](P24)彝族民间歌谣以其鲜活的形态广泛流传于人们口头之间,它的生命就在其“流动的生展之中”,歌谣所依傍的各种传统民间仪式和民俗活动,提供了歌谣诵唱赖以存活、传习的重要时空场域。同时,彝族自古拥有卷帙浩繁的彝文经籍,这些经由数代毕摩书写、记录的写定诗歌,也主要是出于口头诵唱和演述的需要。二、彝族歌诗与诗教传统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作为其民间主要的宗教和文化传习者,彝族历代毕摩书写并留下了珍贵的经籍文化遗产,“一个出色的毕摩,往往也是一个出色的歌手,他们不仅通晓各类彝文典籍,同时也擅长歌艺,‘操千曲而晓声’。”[8](P33)纵观彝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彝文经籍,我们发现它们拥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特征,即所有记述其历史、宗教、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医药等内容的彝文经典,无一例外地都是用诗体语言写就的,尤以五言体居多,这是彝族诗性智慧的集大成。不论是记录创世、人类起源、部族迁徙和征战的历史篇《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查姆》、《梅葛》、《六组分支》等,还是记述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的《指路经》、《吾查们查》宗教祭祀类篇目,虽具有不可更改的写定权威性,但均以诗歌的形式,在民间各种大大小小的仪式场域中被反复演唱。很多毕摩在各种大小民间仪式上,虽携带并摆现出各自相应的彝文经书,但他们从小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从老毕摩处学习演述、记忆和贯通了经文内容,将彝文经籍摆出来只不过是神圣仪式的一个程序而已。按照毕摩传说,据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获得毕摩神的护佑和神威,如此看来彝族经籍文字仅仅是一种文化保存的书面文献实体,以便使其在物质层面上获得一种至上的权威地位,真正重要的是毕摩的现场口头唱诵和真实演述,他们与想象中的各种天地神灵、历代祖灵通过唱诵沟通交流,以及他们与民众通过聆听接收信息之间的现场互动,构成了彝族民间的歌诗传统。“对有彝文书写能力的演述人而言,文字的掌握无疑是他们解读古雅深奥的史诗文本,掌握大量古代语汇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在史诗的习得、传承与演述能力的提高中,民间的歌诗传统如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仪式歌调等,尤其是口头言语技巧如谚语、格言的娴熟掌握与综合运用,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8](P14)毕摩举娄布佗在其《诗歌写作谈》中说:“所有诗歌呀,用诗写的书,边写边要看,边写边要念,这样写出的,读来既好懂,字句也明白,这样才完善。”彝族毕摩教育当中,呗若(小毕摩)一般被要求先跟老毕摩口头诵读、演唱大量的口诵经,等记忆、诵唱到了娴熟的程度,才逐步进行经籍的誊抄和写记。在口头吟唱念诵到文本誊写的传习过程中,老毕摩的诵唱、歌调、表情、神态、手势以及举手投足等“声教”与“身教”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在具体真实的仪式情境场域中,一齐集中投射和作用到呗若身上。这种特有的“言传声教”的诗教方式,完全取决于彝族歌诗传统下诗歌经唱的需要,从毕摩演唱的长期传承效果来看,这种诗教传承方式是非常有效的。《查姆》是楚雄彝族讲述天地、日月、风雨、人类、民族、衣食等万物起源的一部创世史诗,在彝族还没有发明文字前,其先民就已创作并流传《查姆》了,有了文字之后,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进入了彝族经籍典册记录系统。“查姆”是彝语音译,即“万物的起源”,当地彝族把天地之间一种事物的起源叫做一个“查”。《查姆》规模宏大,据说共有一百二十个“查”,1958年调查队搜集到十一个“查”,1980年又搜集到十二个“查”,整理出版的《查姆》,一共有三千五百多行,分为上下两部,主要讲述开天辟地、人类繁衍和民族起源。彝文经籍《查姆》是用五言韵文写就的彝族诗歌形式,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吟唱,在双柏县新街一带,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播种收割、狩猎放牧、起屋建房,都要请毕摩来演唱史诗《查姆》。毕摩演唱时,采用“阿色调”,配以民族乐器大四弦,五言音节为一句,音声和谐铿锵,声调庄重深沉,可以连唱数日不绝,白日里炊烟缭绕,入夜则篝火熊熊。“拉文”是我们彝家的祖先,最早的“拉文”是两兄妹,他俩名叫阿卜独姆①阿卜独姆,也写作阿普笃慕、玉朴笃慕、笃咪等,是川滇黔桂四省区洪荒时代的彝族共祖。,阿卜独姆西是他们的子孙。亲亲的阿哥,亲亲的阿姐,请慢慢听彝家的“查”,请细细听彝家的古根。……在“托得多查”(即天地的起源)结尾时又唱道:万物在动中生,万物在动中演变。不动嘛不生,不动嘛不长,这就是万物的起始,这就是万物的来源。[9](P73—78)《梅葛》是楚雄彝族的又一部创世史诗,“梅葛”属彝语音译,是楚雄彝族一种民间曲调的总称,因通篇用“梅葛调”演唱,所以定名为《梅葛》。《梅葛》史诗长达五千七百七十多行,分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又由许多篇章组成。全诗虽没有一个从头至尾完整的叙事,每一个章节均可独立成章,又是全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梅葛唱腔约有十多种,分为“辅梅葛”和“赤梅葛”两大类。前者一般俗称“喜调”,节奏比较自由活泼,善于婉转抒情,有时近似说唱,多用于人生礼仪中的婚嫁和生产上的播种收成等喜庆场合。后者一般俗称“哀调”,或叫“古腔调”,音乐性较强,节奏缓慢凝重,旋律沉郁忧伤,多用于丧葬和祭祀场合。《梅葛》唱述了彝民四时节令劳作的规律:一年十二月,月月要生产。正月去背柴,二月砍荞把,三月撒荞子,四月割大麦,五月忙栽秧,六月去薅秧,七月割苦荞,八月割了谷子掰包谷,九月割了甜荞撒大麦,十月粮食装进仓,冬月撒小麦,腊月砍柴忙过年。[9](P92)彝族民间每逢老人逝去,主家和死者女儿家必请毕摩为亡灵诵唱《指路经》,将亡灵指路引回祖界圣地。祖界是彝族历史记忆中的一个理想世界,据双柏《指路经》[10](P591—592)记载,在那遥远的祖界:千山绿油油,树花亮晃晃。栗树沉满果,红栗似扇开。树冠银灿灿。鸟儿树上嚷,獐麂顺山逛。右边看一眼,右边有水塘,水波荡漾漾。白鱼尾长长,红鱼把嘴露。此有放鸭处,养鸡适又近。还有好菜园,挑水也方便。左边看一眼,旱地一块块,旱地平坦坦,种的是玉米,种的是麦子。门前眺一眼,梯田水汪汪。田里养着鱼,水田平坦坦,水田弯长长,种谷两道熟。沟水长长流,水声潺潺响,看了很留恋。屋外瞥一眼,大坝平洋洋,小坝长又长,青草绿茵茵,此有放牧场,极宜放牛羊。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难怪祖界的吸引力之大,毕摩先在堂屋孝台前念诵《指路经》,把归祖路线一程程一站站详细念诵给亡魂,让其安心上路。经过哪座山、哪条河、哪座城等都要一一交代清楚,一直将亡魂指路到祖先发源地,即据考证在现今曲靖会泽洛尼山附近,据说那里曾是彝族共祖阿普笃慕躲避洪水,进行六组分支的地方。彝族《指路经》与其名为亡灵指引漫漫归祖之路,不如说实为活着的人缅怀已故祖先,向后代讲述经文里详细记录的地理状况和具体行走路线。事实上,这也就是历代彝族先祖们,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向着不同方向迁徙和发展的历史,通过毕摩诵唱《指路经》,彝民在旁现场聆听指路,以阿普笃慕为共祖进行认同,强有力地结起紧密的血缘纽带,把整个民族联系起来,整合为一体。三、彝族诗论与彝族悠久的经唱歌诗传统相应,大约在一千多年前,彝族就有了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文理论。举奢哲是大毕摩,是受人尊敬的经师、思想家、史家、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阿买妮是著名的女诗人、诗论家。收在《彝族古代文论》中的十二篇文艺论述,从时间跨度上看,上起魏晋,下迄明清。从表现形式上看,又都以五言诗写就,内容涉及彝族诗歌的起源、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的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诗歌的欣赏等一系列重大的诗歌文艺理论。贾芝在给《彝族诗文论》序中写到:“他们(指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学,还凝结了彝族的经师毕摩和歌者摩师的创作经验和人民创作民歌的历史经验。他们的诗学不仅曾对彝族的诗歌创作起了指导作用,而且他们的诗论本身就是用诗体来表述的,这也是彝族诗文论的一个特点。大概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推广流传,使人易记易传吧!同时也可见彝族人民是多么的习惯用诗的语言来叙事状物了。”[11](P3—5)这些五言体的诗论诗,不仅是彝族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者,自身就拥有诗学意义上的美学品位,发挥着彝族礼俗文化传承上的联系效能。如举奢哲论“历史书”的创作:大凡历史书,写书须注意,韵律要牢记:上句押下句,五言对五言,七言对七言,九言对九言,三言对三言,这样写下来,念起既和谐,读来也顺畅,文笔更流利。历史书,即史诗类诗歌,内容上不仅要真实可靠,不允许凭空想象和编创;在形式上更要求便于记忆,易于诵唱。彝族自古以诗歌为载体,浓缩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以经籍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口头歌诗传统的形式千百年来唱诵。论到写经文时,举奢哲继续写道:记下作经文,超度死者领。所有过往事,一一要讲清;过错也要讲,教育后世人。这样人死后,或错指出了,美德也说清。这样一来呀,所有活的人,都会明了呀!人生在世时,好事要多做,坏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恶事决不行!可见,举奢哲诗论中的经文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神圣的诗歌叙唱,它具备强烈的道德宣讲和善恶劝诫作用。在彝族民间各种神圣化祭祀场域烘托下,经唱歌诗在这里仪式性地化作了一曲曲反复咏唱的道德颂歌,带着重要的教化力量,飘荡在享有至高权威的祭坛上空。彝族诗论具有独特的“以诗论诗”特点,它不仅是彝族诗歌理论及其实践的最高总结,其本身更是一首首优美的诗论诗。彝族民间拥有大量的歌手、辩手和史诗演唱家,同时在各种大小宗教仪式中,掌握文字的毕摩又仪式化神圣“歌诗经唱”,这都跟彝族诗论的长期指导和深入影响分不开。彝族诗论与其固有的口头歌谣、经唱歌诗、毕摩诗教,共同构成了彝族庞大的诗学体系,它们之间互相依托、互相影响,共生并存至今。四、结语“诗的思维贯穿着整个传承与传播的过程,成为彝族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思维根基。特别是其口头传统始终离不开这一诗化思维的主导,甚至上升为一种精神主旨,不断深化着其所传递的智慧体系和所传承的文明成果的价值和意义。”[12](P119)彝族民间歌谣和经籍诗歌演唱,不像一般的口头和文字诗歌分道扬镳后各行其道,它们是整个彝族民间诗歌文化体系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二合一地构成了彝族的歌诗传统。这种传统,其口头性和书面性密不可分,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纵横相交后的深层积淀,是民族文化历时传承和共时播布的并置和交合。从彝族绚丽丰厚的诗歌及其鲜活的歌诗传统,我们可以瞥见彝族社会历史结构的端倪,特别是其中的仪式歌诗活动,毕摩和歌手向我们娓娓唱述了彝族诗歌的审美艺术性和仪式神圣性。彝族既有活跃在口头的内涵丰富的民间歌谣,又有古老彝文写定的卷帙浩繁的经籍诗歌及其歌诗传统。彝族传统毕摩教育中“言传声教”的诗教方式,动态地将口头歌谣与经唱及其抄写合二为一,最后加上彝族特有的诗论,它们就四合一完满地建构了彝族特有的诗学体系。彝族的诗学体系,已超出了一般民族文学范畴内的美学意义,它具有鲜活而灵动的文化传续意义,彰显出其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茁壮、跃动。同时彝族歌诗传统在各种仪式情境化动态流转和展现中,不断延续和再生着其诗歌叙事的生命和活力,将毕摩、辩手、歌手与民众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共同完成每一次演唱和叙述文本的意义生成。所以,它不仅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能,还具有民间社会组织上的建构意义,具有整合彝族民间社会的强大功能。民间喜闻乐见的歌谣活动,是彝族诗学广阔的土壤和沃腴的母体;浩如烟海的经籍诗歌及其经唱传统,是彝族书写诗歌的集萃和重要传承媒介;彝族毕摩教育中的诗教方式及其实践活动,则是彝族歌诗传统的核心传承链和社会粘合剂;彝族诗论诗不仅充实了彝族诗歌蕴藏库,而且将彝族诗歌及其歌诗传统进行了完美总结和理论升华,形成独具特色的“以诗论诗”的诗论。[1](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云南彝族歌谣集成[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3]李明.彝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4]峨山彝族自治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峨山民间文学集成[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5]姊妹彝学小组.彝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6]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书写文化·电子传媒——兼谈文化多样性中的民俗学视界[J].广西民族研究,2004,(2).[8]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J].读书,2003,(10).[9]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0]果吉·宁哈,岭福祥.彝文〈指路经〉译集[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11]贾芝.彝族诗文论序·彝族古代文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2]罗庆春.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J].民族文学研究,2004,(4).YiBalladandItsPoem-SingingTraditionHUANGLong-guang;YANGHui(CollegeofChineseLanguagesandLiterature,YuxiNormalUniversity,Yuxi653100,China)Yiefficientnurturancemechanismofitsballadcustomsubiquitouslyliesinitspoem-singingtraditioninYifolkcommunities.Yipoem-singingritualsofvariouskindsnourishitsscriptureanditspoemculture.OralballadandwrittenpoeminteractinadynamicwaytogestateYiballad-singingcustoms,whichinreversedevelopedtheirpoeticflourishandprosperity.ThequaternityofYiballad,poeticscripturalsinging,poeticBimoinstructionandpoeticstheoryconsistsofYipoeticssystem.Yiballad;poem-singingtradition;poeticstheoreticpoem;poeticssystemI276.291.7A1671-7406(2010)02-0066-092009-11-29黄龙光(1974—),男,彝族,云南峨山人,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民俗学博士,研究方向:从事民俗学。(责任编辑刘祖鑫)

■李燕段华梅于雯青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开展实施了“世纪记忆工程”，呼吁人们保护文献遗产，重点关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各种介质文件。“记忆”成为档案界伴随着“信息”和“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1]。198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统曾在中国档案学会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说：“少数民族的档案史料,不仅是各少数民族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是少数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档案史料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族资源、文化资源和知识信息资源，是开发云南、振兴云南、发展云南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2]少数民族档案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录，充分地反映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对这些档案的保护和数字化建设可以将地区的社会记忆延续并长久利用。1对楚雄州彝族特色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1.1有利于彝族特色档案的抢救与保护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近1/3，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全州常住人口274.40万人，彝族人口77.01万人，占总人口的29.1%。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历法，其档案有多种特有的形式，如树木彝文、骨头、皮书、帛书、金石等，特有的档案有彝族占卜图、十月太阳历、查姆等。据统计，民间散存的纸质彝文档案有3000多册，其中，仅武定县就有1100册，双柏县240册。而彝文碑刻仅武定县遗存有500多块。就收集数量而言，保存最多的是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共收集到纸质彝文档案1000余册，拓印彝文碑刻60余幅[3]。纸质档案、碑刻档案、实物档案以及口述档案等，在保存和利用上需要很大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其保存状况也受环境的影响，且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磨损，很多档案年份较长，纸张、帛书等的材料已经老化、脆化，所以对这些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不仅延长档案保存年限，节省空间、便于保管和转移，更利于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1.2有利于楚雄州彝族非遗的传承截止201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已申报成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1项，其中与彝族相关的就有8项，约占72.7%。楚雄已申报成功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20项，与彝族相关的有16项，占80%。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方面，楚雄建立了包括楚雄紫溪山、南华五街咪黑们、大姚三台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等12个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彝族非遗中，较为突出的是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彝族梅葛。彝族梅葛是长期以来彝族民间的歌舞和重大历史事件、民间传说等组成的彝族口头文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文学艺术价值的口述档案。楚雄彝族自治州所记载的彝族梅葛长达5770余行，共有四个部分，分别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彝族梅葛经世代口碑相传，成为流传千古的原生态民族民间口头创世文学遗产，是彝族的“百科全书”，被彝族人民视为本民族的“根谱”[4]。由于彝族梅葛多为年长的毕摩演绎，口耳相传，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其数字化后的档案可以永久保存，发挥其价值。另一项彝族特色非遗彝医彝药（彝医水膏药疗法），以“一元二气六路”的医学理论和“简便灵验”的组方用药，并配合多种治疗手段为特色。彝医水膏药疗法具体方法为加药水或水（常用的有冰雪水、井中凉水、地表长流水、温水、烟筒水、草药水、水酒、醋等）调拌成膏糊状，摊于棉布或油纸上，外敷于病患部位[5]。对彝族医药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让彝族的医药文化不仅仅保存于书籍文献中，而是让优秀的彝族医学信息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让彝医药为更多的人带来康复。1.3有利于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记忆彝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由于彝族又分为黑彝、红彝和白彝、干彝等分支，其生产生活和语言都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带来了民族歌舞多样性。彝族有“梅葛”“啊唾调”“峨衣”“道嘎”“命熬”“哑膜”等叙事歌，有“喃嘎”“四句长腔”“邹可苏调”等山歌小调，有“酒歌”“留客调”“哭嫁调”等风俗歌[6]。彝族舞蹈有打歌舞、葫芦笙舞、烟盒舞、花鼓舞、铜鼓舞、大锣舞、羊皮鼓舞、跳弦舞、跳伞舞、左脚舞等多种多样的形式[7]。彝族的歌舞不仅是彝族人民情感的表达，更代表着楚雄地区浓郁彝族特色的人文记忆。彝族女性做出的彝族刺绣制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部分彝族女性的收入来源，比如楚雄永仁直苴一件精美别致的彝绣手工艺品可卖到数千元。随着机器刺绣品渐渐垄断绣品市场，掌握传统彝绣手艺的彝族妇人渐渐离世，刺绣手工艺工序繁杂，耗时太长，服装穿戴较为麻烦，且偏饱和的色彩与现代审美较为不符，彝族刺绣服饰失去市场，从业者流失，手工失传，彝族刺绣面临传承危机。将彝族刺绣档案数字化，可以防止传统的刺绣图样和刺绣工艺技巧流失。2楚雄州彝族特色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2.1现有政策条例体系的欠缺现有关于民族档案收集与资源建设的政策条例较少，最先提出要进行民族档案收集工作的是国家档案局。1961年8月，云南省档案局在将收集范围做了一个划分，其中包括：“反映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方面的历史档案资料；反映民族起源、历史沿革、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档案资料”[8]。2007年《云南省档案条例》第二十条，提出了“有关单位应加强对记述和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9]”就目前来看，尚未形成对于民族特色档案的分类管理、数字化保护与建设的条例和规范。再者，彝族特色档案常散存于彝族部落、组织或个人手中，涉及到产权和物权的问题，对其征购或征用和补偿办法有待健全。仅有的政策条例还不足以满足民族特色档案数字化建设的需求，极大地制约了民族特色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开展。2.2现有彝族特色档案的存量不足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档案主要分为纸质档案和实物档案，现由楚雄彝族自治州各单位保存的彝族文献古籍约2180册，其中原文仅1100余册；对于实物档案，楚雄彝族自治州档案馆存有少许彝文碑刻、彝文瓦当和彝族服饰，州博物馆保存有部分彝文经书、碑刻、服饰、工具等实物档案。彝族特色档案存量有限，档案缺失严重，导致系统整理困难，难以保护档案间的内在统一。楚雄地区的彝族档案大多散存于民间，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彝文典籍、经书、彝医药方等很难征集；碑刻档案也多留存于偏远山区，拓印和拍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受到档案馆的经费限制，很多碑刻档案无法及时地进行数字化采集；口述档案在民间艺人和群众中口耳相传，要收录建档并系统管理难度较大。再则，1980年前后，州内能通识彝文的毕摩已不到50人，能完全掌握彝文古籍翻译和释义的毕摩数量减少，彝族文献内容难以分辨，价值难以鉴定，想要系统地进行整理并进行数字化建设较为困难。2.3管理主体对彝族特色档案数字化建设工作的滞后彝族特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工作滞后，关键因素为缺少资金和技术支持。其一，在档案保管工作上，由于楚雄气候冬春干燥、夏秋潮湿，有些档案保管场所不具备档案保管的条件，档案难以杜绝受潮、光照、虫蛀和风化等损坏，档案馆室工作人员缺乏相应对档案价值鉴定、保管的经验，破坏了彝族特色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其二，转换设备和器材难以满足数字化建设的需求，数字化转换的专业人员稀缺；其三，档案的数字化建设也涉及到档案信息安全和保密问题，不仅数字化建设的硬件和软件要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标准，人员的培训也需要诸多的规范和准则，目前彝族档案管理主体尚未形成对数字化建设信息安全和保密问题的相关实施办法和条例。3对于楚雄州彝族特色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对策与思考3.1普查与宣传带动彝族特色档案的资源征集政府部门应该带头走进彝族村落，广泛开展彝族散存古籍和文物普查，以便了解散存民间的彝族特色档案情况。私人所有的彝族特色档案，将其有偿征收或借用，再进行数字化保存。如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将彝族毕摩请来把他们私有的经书和家谱抄录下来，每本给予相应的报酬，征集到了彝族文献古籍近千册。档案局和档案馆可通过不同的平台，如楚雄州电视台、日报、广播电台等传播媒体，鼓励社会大众参与到彝族特色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工作中，积极提供彝族档案信息。比如2014年8月楚雄州文化馆拍摄了专题纪录片《彝族梅葛》，在网络上获得十万余的点击率，对彝族非遗档案的征集工作具有宣传和促进作用。每年四月十二号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庆、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彝族火把节、十二月底的彝族年等这些特有的彝族节日，档案部门可通过节日的关注度和热度，组织开展彝族档案宣传科普活动，向社会大众普及彝族特色档案知识，带动资源征集。3.2档案部门及相关部门的资源整合杨毅、张会超在对民族档案资源整合的研究中提出：“要整合民族档案资源，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10]楚雄州的彝族档案主要由州档案馆、州图书馆、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州彝族博物馆和州民委古籍办等机构保管，彝族档案的管理主体较多且保管条件参差不齐，有些档案处于非专业管理状态，且重复建设的问题明显，使得彝族档案的数字化和利用较为困难。档案局应该积极与相关机构联系，建立好档案资源流通共享的关系；图书馆、博物馆、古籍办等机构也应该按时向州档案局移交彝族档案，通过相互配合与合作的方式，实现彝族档案资源互补，档案资源的融合和合理化分配。其次，省档案局从2010年开始启动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采取省统一规划，省、州(市)、县级档案馆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方式开展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工作。[11]楚雄州档案局应联合相关机构，建立专门的彝族特色档案专题数据库，以便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更好的检索与利用。3.3档案资源的规范性建设档案数字化基本环节包括：档案整理、数字化转换、数据处理存储和备份等。档案资源的规范性建设及按照相应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其一，档案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依据地区和档案的特殊性，进行档案工作制度和标准的制定，新制度和条例根据试行情况进行修订和推广。其二，在数字化工作开始之前制定档案数字化的总体方案、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确保工作标准化、流程化和规范化。其三，针对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如数字化档案真实性、档案安全等重要的问题，制定详细的标准和规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详细记录，及时整理汇总，防止档案的失真和机密泄露。在设施方面，购置专业设备和器材；运用新型的档案管理平台，如使用沙马拉毅的彝文输入法进行彝族文献古籍的录入；使用VCDOS汉彝文双语平台进行彝族特色档案的浏览与转换、操作系统可以选择SPDOS汉彝文版文字操作系统，以适配双语言环境。在工作流程上，层次性地对彝族特色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对存量极少、处境危险的彝族档案进行优先的数字化保护和建设。同时可对现有的彝族档案进行筛查鉴定，移除和销毁无价值的档案，整理和统计保证数字化档案的完整与统一。3.4传统型与智力型服务模式相结合档案馆的传统型服务模式是指档案的查阅、外借、管内陈列和展览等服务；档案馆的智力型服务模式是指档案的检索、编研、情报、专题和咨询等多种灵活性服务。传统的档案服务无法满足建设楚雄记忆的需求，所以档案部门可将两种模式相结合，将档案数字化资源在不影响信息安全和保密的前提下选择性公开，提供网上检索、专题研究和信息咨询等服务，为楚雄经济建设、文化传播、旅游资源开发等事业提供民族素材和数据支撑。同时，楚雄州档案馆可联合州图书馆、州博物馆等，构建彝族档案信息化平台，实现对彝族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国家档案法第十四条说明了只要档案同时也是文物或图书资料，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相关单位可以互为合作关系，可以互换复制件，可以合作进行研究、出版书籍刊物、举办展览等[12]。楚雄州图书馆有丰富的彝族古籍和文献；博物馆有丰富的实物档案馆藏资源；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和州民委古籍办保存有彝文经书、家谱、账簿、医典等纸质彝文档案。可以进行多馆合作，联合举办彝族特色档案展览、讲座等活动；共同对彝族史料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出版彝族特色档案汇编，开发彝族特色文化产品等；共同建立“楚雄记忆”的彝族特色文化网站，并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实现对彝族特色档案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