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古彝文渊｜古彝文记忆文化遗产文选要目专辑（一）

文｜吴勰，印金成贵州彝文信息技术研究概述文｜吴勰，印金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工作就启动了，经过30多年不断发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其中我国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现代彝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成绩斐然，先后完成了“文字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等国家标准研制工作，并先后获得了国际ISO/IEC10646标准，即每个民族文字字符在Unicode编码体系中的唯一性，实现与全世界多文种的统一编码、同平台显示。通过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学科的基础研究工作的扎实推进，成功解决了民族文字信息技术的输入、输出难题。在现代移动通讯手机上也实现了民族文字的数字化传输与应用。近几年，藏文、现代彝文等在语料库建设、智能机器翻译、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化产业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与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共同进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掘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开发的各种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产品在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是民族地区信息化产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建设工作。早在2008年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就指出，“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是信息时代提出的新任务”。彝文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之一，开展彝文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是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开发彝文信息处理技术，实现彝文的数字化应用，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彝文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作用。彝文信息处理技术是随着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彝文字符的音、形、义等信息进行处理。即对字、词、句、篇章的输入、输出、识别、分析、理解、生成等的操作与加工技术，是实现彝文信息化的关键性技术。贵州在彝文信息处理基础研究工作中，目前主要以开发贵州彝文计算机输入软件为突破口，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技术，同时积极研制相关规范标准，开创了贵州彝语文信息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格局。一、主要研究进展及取得成果（一）整理彝文字符，建立《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集﹒大字符集》字符(Character)是各种文字和符号的总称，包括彝文字符、标点符号、图形符号、数字符号等。本文中“彝文字符集”（YiCharacterSet）是指在贵州境内使用的彝文字、标点符号、图形符号、数字符号等彝文信息交换所需的多个字符集合。彝文字符整理是彝文信息处理的基础研究工作。从2012年贵州开展贵州彝文字符整理工作，笔者通过负责贵州省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研制”，在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继超老师的支持下，以贵州《简明彝汉字典》、《彝文字释》为选字蓝本，以贵州经典传世彝文文献《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等为选字范本，在常用字整理工作中，采用“源自古籍，保持风貌，字形美观，便于书写，符合用字规律”原则来开展工作。对于异体字整理按照“最大限度剔除异体字数量，选择使用频率高的字形，充分遵循彝文的构字规律，选择结构合理、笔画简易的字形”为选字原则。构建5000余字《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为贵州彝文信息处理学科发展奠定基础。2014年根据贵州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翻译的用字需求，笔者与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的刘云老师合作，依据《滇川黔桂彝文字集•贵州卷》里彝文字符，同时参考贵州传世彝文文献。对彝文字符进行增补，对于同组异体字整理中尽量选择结构合理、笔画简洁的字形，放弃弯曲复杂疑难笔画，纠正有的使用者在日常使用中故意增加笔画，或手写错误字形，整理出4000余字，并对彝文字形进行矫正、规范，建立9000余字《信息技术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大字符集》，能满足彝文日常应用、彝语文教学、彝文文献整理、翻译等用字需求，达到彝文信息技术开发的用字需求。（二）开发彝文印刷字体，建立彝文字库彝文印刷字体是以《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集.大字符集》为研究蓝本，采用TrueType这种新型数字化字形描述技术，根据彝文字体设计“易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基本原理，按照“平、直、正、方、圆、匀”的要求设计彝文基础笔画。在此基础之上设计TrueType彝文“正体”字形，建立彝文字库。此外2014年在贵州省民委古籍办支持下，笔者与研究团队合作开发出“彝文楷书字体”。彝文楷书字体是以彝文经典古籍文献为基础，以彝文经典书法作品为依托，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同时参照学界前期研究成果，如《简明彝汉字典》，《贵州彝族语言文字》等学科著作，对彝文书写规律、笔画特征、字型结构、书写笔顺等研究成果，归纳彝文楷书字体的艺术特征及基本规律。按照“笔形塑造规范、字型重心平稳、文本编排合理”的要求，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的王明亮老师用毛笔书写而成，再用专业字体软件FontCreator对彝文字形进行修整，建立彝文楷书字库。彝文楷书字体实现与彝文传统手写字体风格相一致（见图1），不仅能满足彝文日常办公应用，同时也能满足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的用字需求。建立的彝文计算机字库，实现彝文字体在计算机中的显示应用，彝文字在计算机文档中像其他文字一样可进行排版和打印输出，实现开发彝文输出技术目标。（三）研制贵州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方案，设计彝文笔画输入方法，开发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贵州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内容：第一，根据彝文构字规律、字型结构、书写笔顺等基本要素，在《彝文编码字符集》基础之上，整理彝文构字部件，建立彝文部件系统，设计出彝文部件码，为设计彝文字形输入码打下基础。第二，基于现有英文键盘字母区，根据人体工学原理对字母键盘的合理化要求，依据彝文部件与英文字母键形状相似的特点，在英文键盘字母区，对彝文部件码进行规律分布，设计出彝文笔画键位图。第三，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彝文书写笔顺，设计出彝文笔画“传统和简易”两种输入方法。同时根据彝文字形构字特征，设计彝文末笔结构识别码，以减少彝文笔画输入码的重码率。如上所述，彝文笔画输入方法是在彝文字形特征基础之上，依据彝文基本字型结构，按照彝文书写笔顺，结合不同用户使用需求，成功研制出彝文笔画输入方案，解决彝文字符输入问题。基于Windows平台的核心组件输入法管理器（IMM）-输入法编辑器（IME）结构开发彝文输入法程序，攻克“输入法与操作系统的关系，IME用户界面”等技术难题，采用VC++编程开发接口式贵州彝文输入法，生成彝文输入法安装程序，实现彝文输入法软件在计算机中方便快捷的安装使用，实现开发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目标。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的成功开发，实现了彝文方便快捷的数字化输入，彻底改变彝文手写的历史现状，使得彝文以电子文本形式得以永久保存，为保护和弘扬彝文古籍文献搭建数字化平台。二、彝文信息技术应用及实际效果开发的贵州彝文信息技术在日常办公应用、彝语文教学和彝文古籍文献翻译整理方面得到很好应用。现在主要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和贵州民族大学两个单位的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翻译整理中得到有效使用，改变彝文手写应用现状，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的数字化应用。（一）用彝文输入法软件编辑出版《通用彝文字典》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承担的教育部"国家语委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及信息化项目“古彝文整理及计算机输入软件”，研究成果为“超方言古彝文输入法软件”。该软件用于录入、编辑排版了2016年出版的《通用彝文字典》，该部字典采用数字化整理方式，字典中的国际音标、彝文字、汉文以及标点符号等全部实现电脑录入，编辑排版整部字典86万字内容。比较以前出版彝文书籍，书中的彝文字均是在汉文、国际音标等字符已经排版好的前提下，在打印出的样稿中手写彝文字符，因此用彝文输入法软件编辑排版《通用彝文字典》，这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彝文书籍编辑排版的繁琐工作量，提高了彝文应用质量，更是开拓了彝文新兴的应用领域。（二）实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贵州目前用彝文软件整理的彝文文献有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翻译整理《彝族卢比精选译著》，贵州民族大学与六盘水市档案局合作翻译整理《彝文通书》，这两部彝文古籍都用贵州彝文软件来编辑整理，其中彝文字符的录入、编辑、排版与修改均采用数字化技术，文献中的彝文字符、国际音标、汉字等字符实现了同平台应用，开启贵州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新征程。三、价值与意义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贵州彝文字符进行全面、系统的开发，着力解决了“彝文的输出、输入技术和基于IMMIME输入法结构开发彝文输入法程序”等3个关键性技术，自足开发出贵州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系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长远的社会意义。通过开展彝文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彝文计算机输入系统，解决彝文字符人机交际问题，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方便、快捷、高效的数字化应用，使得彝文告别手写应用现状，使古老的彝文获得新兴承载方式，满足了现代信息社会对彝文数字化应用需求。在彝文信息处理学科基础研究之上开发彝文信息技术，解决彝文字符信息数字化输出和输入的基础性实用技术，构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平台，实现彝文数字化关键性技术突破，为贵州彝语文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填补贵州彝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空白局面。四、存在问题与发展建议（一）存在的问题首先，目前我国传统彝文没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际标准ISO/IEC10646编码空间，鉴于彝文这种情况，贵州彝文字库只能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编码空间，但会影响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系统使用的稳定性。其次，随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目前建立的彝文计算机字库中彝文字还不能完全满足彝文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的用字需求。第三，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之上，贵州开发的彝文计算机笔画输入法软件，仅实现了彝文笔画输入，彝文拼音、手写、语音等输入方法还没有实现，限制彝文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二）发展建议第一，目前我国传统彝文没有国际统一的编码标准，需要相关单位继续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交申请我国传统彝文的ISO/IEC10646的正式提案，实现传统彝文与全世界多文种的统一编码，同平台显示应用。第二，随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开展的需要，不断增加彝文字符、包括生僻字、疑难字等，进一步完善彝文计算机字库，才能满足彝文计算机用字需求。第三，今后需要另立项目来开展彝文拼音输入方法研究工作。针对彝文读音各按方音念读，彝文读音不统一，且采用了国际音标注音等情况，研制贵州彝文拉丁字母拼音输入方案，开展彝文拼音输入法技术开发研究工作，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拼音输入。第四，随着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根据用户在实践中使用彝文输入软件反馈信息，需要对彝文部件码、键位等作少量的微观调整，进一步完善彝文笔画编码输入方案，不断提高彝文计算机使用效率。五、未来展望笔者从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从事彝文信息处理基础理论和彝文信息技术开发研究工作，多年实践证明，彝文字符作为彝文信息处理的研究对象，笔者深知由于彝文字符数量极大，对贵州境内彝文字符整理与开发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紧密结合彝语文学科建设、彝文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等实际用字需求，进行合理、科学规划，结合彝文信息处理学科特征，分阶段、有步骤地有序推进。从2012年到2015年，贵州彝文信息研究工作是在充分利用学界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开展彝文信息技术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成就，基本上解决了彝文字符输入和输出问题，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的数字化日常应用。但上述研究成果仅是阶段性的，还没有完成彝文信息处理基础研究任务。从2016年开始，贵州彝文信息处理研究团队从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入手，在已建立《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字符集·大字符集》基础上，继续开展彝文字符整理工作。目前研究团队对贵州经典传世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全26卷进行数字化整理，《西南彝志》全26卷中仅彝文字就有30多万字，不仅字量大，而且质量上乘。现阶段在计算机中用彝文软件录入彝文字，对《西南彝志》中彝文字符进行系统梳理，增补400多个彝文编码字符集中没有的字符，不断扩充彝文编码字符集、彝文字库，完善彝文计算机输入系统。目前以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为突破口，尤其是像《西南彝志》这样传世经典文献，继续开展贵州彝文信息处理学科基础研究工作，才能开发出高质量的彝文信息技术。这一阶段通过研究团队未来3至5年不断努力，才能完成贵州彝文输入和输出信息技术开发研究工作。贵州彝文信息技术开发工作，只有在扎实基础研究之上，才能开发出实用数字化产品，真正解决彝语文、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难题，实现彝文被越来越多用户使用，真正发挥其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作用，用科技力量助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2016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计划项目“基于彝文古籍文献的贵州传统彝文字符整理及其输入法软件开发研究”（HQ135-7）成果之一。

王明贵（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贵州毕节551700）彝族有自源性成熟文字体系，彝文就是彝族古代先民创造的一种文明记载工具，古代彝族知识分子用彝文书写出了《西南彝志》巨著，记录了中国西南各民族的历史与发展，为中国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大量彝文典籍的传承，特别是大量彝文金铭、石刻、木刻、印章等，留下了宝贵的彝文书法形式。但由于彝族古代艺术门类少，彝文书法在古代也不发达，大多作为写字和实用传承，因此对彝文书法的整理、研究也不丰富，对彝文书法实践的总结与理论探讨很不充分，导致一些书写者在创作彝文书法作品时，完全照搬汉文书法的行款格式，缘木求鱼，与传统彝文书法的行款格式南辕北辙，弄得笑话百出。这样一个看似常识的问题，既是一个实践层面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理论层面必需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不能模糊的重大原则和问题，仍然需要从理论证明和实践纠错上给予厘清。一彝文书法字序与行款排列的几种形式（一）竖写竖读竖写竖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彝文书写排列方式；另一种是古代汉字与汉文书法同。其中关于彝文书写的竖写竖读，包括传统彝文书写格式，是传统彝文书写的正确格式，也就是每一个彝文书写时从上到下逐字竖写。但是从左到右竖排和从左到右阅读，还是从右到左竖排和从右到左阅读，是区分正确行款格式和错误行款格式的分水岭。1.竖写竖读，从左到右。是指书写、阅读和展示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逐字逐行读写，就是下文所说的“左翻倒念”的行款和格式。2.竖写竖读，从右到左。是指书写时从上而下逐字竖写，而阅读和展示时从右到左逐行阅读和展示，则是一种新起的形式。传统彝文行款格式中没有这种形式，此乃系汉文书法格式。无论从实践中探寻，还是从理论上求证，在传统彝文书法中找不到依据，是一种没有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的彝文书写格式（二）横写横读此乃系1980年后规范彝文书写格式。在此所言的横写横读，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右到左横写，另一种是从左到右横写。1.横写横读，从右到左。从右到左横写并按此顺序阅读是阿拉伯文的书写方式，这种格式既不是传统彝文书写格式，且规范彝文、现代彝文书写格式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情况。2.横写横读，从左到右。从左到右横写和阅读是现代英文、汉文的书写方式。1980年，国务院批准了四川省上报的《彝文规范方案》后，所采用的书写顺序，就与汉文、英文顺序相同的从左到右横写横读的格式。在彝文书法行款格式中，先哲马学良先生等书写的作品，就是采取这种行款格式，这是正确的新格式。[1]110因此，收录在《中国彝文书法选》中的王继超、白显云等的书法作品，都是采用这种行款格式。有的彝文书法者既创作竖写竖读、左翻倒念的传统彝文书法作品，也横写横读、从左到右的现代彝文书法作品，如陈英、王继超等，这个书写方法与曾规范过的彝文格式一致。书写规范彝文的书法者，也采用这种正确格式，如李明清的《洋芋丰收歌》。[1]148遗憾的是，这种正确格式，没有被大多规范彝文书法者理解、接受、传承。（三）左翻倒念王允浩、黄宅中先后主编，林则徐作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付梓的地方志《大定府志》卷十三《疆土志》记载：“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町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夷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所谓“左翻倒念”是相对于当时汉文书籍排版的情况而言，古代汉文书籍排版，是从上到下逐字竖排，从右到左逐行念读，从右到左逐页翻阅，这是相对“夷字”（彝文）来说的“右翻正读”。而古彝文书籍的抄写与排版，则是从上到下逐字竖写，从左到右逐行念读。这是“倒念”的准确含义，不是从结尾处逐字往回念读和从结尾处逐行往回念读，这就是相对于古汉字来说的“左翻倒念”。因此，传统彝文书写顺序与行款，与汉文的书写顺序与行款是不同的。汉文书法继承和保留的是汉字书籍排版的行款格式，彝文书法继承和保留的应该是传统的“左翻倒念”行款格式。（四）横写竖读2005年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四川美姑县巴普镇召开。期间，会议代表曾到美姑县巴普镇郊区，观摩彝族毕摩举行祭祀仪式，笔者重点观察了毕摩在仪式中的插枝和现场抄写经籍情景。当时毕摩抄写祭祀经典是从右至左逐字横向书写，从右至左横排。但抄写完毕后，把整个经书页面，按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在诵读经书时，又按自左上向左下、从上到下逐字念诵，从左到右逐行念诵。这就所谓的“横写竖读”。而这样一写一读，解决了四川彝文与云南、贵州传统彝文字形不一致的问题：即四川彝文是顺时针方向转了90度，经过这一技术处理，完成了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之后回归到原来彝文的本真状态。二竖写竖挂反传统写法的出现及其流播（一）一种“直书横读”的格式摩瑟磁火在《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经籍写本特征概述》一文中指出：“从行款上看，如今可见的诺苏宗教经籍绝大部分都是横书体，但也有个别经籍为直书体。横书的一般从右向左书写，直书的一般从左向右书写（与彝族其他支系经籍的写法相同）。直书的在阅读时要把书本向右转90度来阅读，即直书横读。由此看来，四川凉山彝族宗教经籍早期的书写款式与其他地方彝文经籍的书写款式是一致的，即直书体。这点我们还可以从部分横书体的四川凉山彝族宗教经籍中仍有许多‘反写字’（与一般认为的正体字在笔顺和字形结构上相反）的特点中看出。这种‘反写字’应该是在书写款式从直书逐渐转变为横书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混乱现象。而书写款式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什么时候发生这种转变，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清楚。”[2]摩瑟磁火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这种“直书横读”的款式，“直书”继承了传统彝文的书写方式，而“横读”则应该是一种创新发展，可能是阅读者展示才能或表现水平高超做出的一种选择，也许是彝族古代毕摩比赛中个别人的选择，并成为他人的效仿。这已背离了传统彝文书写格式，成了一种猎奇形式。也许，这正是后来特别是当下造成一些人认识混乱的一个重要源头。（二）竖写竖挂反传统写法的出现何时始起汉字式彝文书法？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0年四川省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实施之后，对这一方案的宣传、实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让从前并不认识彝文，也不知道有彝文的彝族干部群众热情高涨，纷纷开始学习彝文，并有一定书法知识、写字基础的人，开始使用规范彝文来尝试彝文书法创作。但是他们没有接触过传统彝文古籍，也没有见过彝文书法作品，只好以比较熟悉的汉字书法为参照和学习的模板，错误地认为彝文书法可能也和汉字书法是一样的，于就开始了这样的书法写法。这些人中，一部分人是领导干部或者社会地位较高的专家学者，一些大小彝学会议或活动邀请他们参加，还邀请他们题词留下“墨宝”，他们的题词也是根据他们所受到汉文化教育中的书法行款格式来书写，或多或少懂得些彝文书写出来的彝文题词，基本上成了汉文书法格式。而这些干部、专家的题词一旦印刷在会议手册、论文集、著作或其他出版物上出版发行，或刊载于报刊之后，其影响所及超过了一般的书法爱好者，这就造成了以讹传讹，越发不可收拾。因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道德传统，知其错误的彝族同胞不说、或不敢说，不懂彝文书法格式的其他民族同胞无法说、或不愿说，这些错误的彝文书法行款格式就这样传播开来，影响开去，至今没有收敛，不能收拾。（三）竖写竖挂反传统写法的流播各地彝文书法展览上，往往会出现竖写竖挂的传统正确格式的书法，与竖写竖挂非传统格式的书法同时出现在一个展览大厅中的现象。从2011年以来笔者参观过至少4场有关彝文书法展览中，只要是全国范围的展览，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而且这种非传统格式的竖写竖挂的书法作品，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类作品还有流传到国外的情况[3]，影响不可小视。在一些书法展览或者书法比赛中，主办者难免也要搞一些作品评奖，这类书法作品的个别获奖，又进一步刺激了这类书法作品的创作热情，出现更多的作品。除此，编辑出版彝文书法作品，由于没有把这种反传统写法的竖写竖读行款格式的书法作品剔选出来，反把它作为彝文书法编选在各种书法作品集子中出版发行，扩大了这一类书法作品的认知面和影响力。加上一些作者把这类书法作品发表在有关报刊上，其造成的影响面更为宽广，影响更大。这样的出版物，公开的和内部出版的，至少也有10种以上。图1所示的这幅书法作品，是陈英按照传统彝文的书写格式创写的《欢唱彝歌闹佳节》条幅，即左上角开头是一行竖写的彝文小字，然后彝文竖写上联“欢唱彝歌闹佳节”在左，下联“高举火把照良宵”在右，落款落在右下角。陈老还创造性地把彝文内容释文置于两行对联的中间。魏林直接临写陈英的彝文对联内容（如见图2），但是没有临写陈英原作的彝文题头和彝文落款，而是采用汉文书法作品的题头和落款方式，把题头题在右边，又把作者的落款落在左边并钤印。虽彝文对联内容没有改变，但从行款上变成了从右到左阅览的格式，与彝文原作的顺序正好相反。这幅作品的出现，虽是直接临写原作，但因临写者不了解彝文传统书写格式、行款，在译解内容和落款时正好全部弄成了传统汉字书法的格式。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生动地诠释了不了解彝族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传统彝文书写格式的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并都不约而同地吸纳了汉字书法的形式来临摹、创作彝文书法。这是绝大多数人犯错误而不自知的基本原因。图1：陈英先生彝文书法原作[4]466图2：魏林先生临摩陈英先生的作品（三）传统彝文左书的相关传说关于彝文的产生，就如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一样，也有自己的一些传说。不妨在此略举一二例：毕摩阿诗拉则听见鸟鸣后，根据鸟儿的提示在树林里创造了彝文；毕摩根据仪式插枝排列情况的描绘创造了彝文；图纳创造了彝文；六位先圣对照树上繁花创造了彝文；《西南彝志》中有先圣密阿叠创造了彝文。云南彝族中的一个传说很能够说明彝文作为“左书”形式的来源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彝文和汉文都是孔子创造，他用右手创造了汉文，所以汉文是从右到左书写；他用左手创造了彝文，所以彝文是从左到右书写。说明在此传说产生的时候，彝文与汉文不同的排列方式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并彝文的“左书”格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识。因此，汉文史籍中记载的“文字左翻倒念”的格式，在传说中孔子年代就已经有了，而这个形式在古代社会包括民间却已经是一个常识。（四）传统彝文与规范彝文研究的分野在彝文研究领域，也有一些传统彝文解说与规范彝文解说的成果，但所用的材料不同，得出的结论显然也不一样。如：丁椿寿的《彝文论》学术著作；[5]李家祥1988年5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会成立时在会议上发表解说古彝文的文章；王子国的《彝文字释》[6]一书，是对古彝文字解说字数最多的著作。他们都是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入，所依据的都是传统彝文材料，提出的观点、得到的结论，也基本上是科学的，是符合彝文实际的。特别是王子国的观点比较贴切地解释了彝文的系统研究成果。然而，以规范后的彝文来进行探源性的彝文研究，因基本研究材料不是古彝文，而是新文字来探讨彝文字形之源，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7]可见，由于不熟悉彝文产生、发展、成熟、改革、创新的历史，对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没有搞清楚，以改变字形的材料来探讨其字形之源，很多关于文字解说的观点都只是推测和臆断，其研究体系也是不可靠的，并得出的结论也无法得到大家认可。三改正竖写竖挂无理论与实证依据彝文书法的对策笔者编著出版了《韪书编年史》一书，除了给读者集中展示彝族古代书法的辉煌成就之外，其实就是为了说一句话：传统彝文书写格式才是正确的彝文书法格式，才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书末还附有“代后记”《论彝文书法章法中行款的发展转变及其标准》一文，其中对出现竖写竖挂竖读右翻正念错误格式纠偏救弊提出了七条对策。未收录《韪书编年史》前，此文已刊发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8]，并在《彝族人网》上全文转载。现在根据实际情况，再提几点具体的对策建议。（一）敬畏遗产，端正学风彝文作为中国两个发展为成熟系统的本民族自创性、自源性文字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汉字），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代学者喻为“活着的第六大古文字系统”。我们祖先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财富，我们要懂得珍惜，好好继承，不要随意篡改，更不能糟蹋。传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具有魔法一般的奇异威力。文字的力量穿越时空，有无穷的魅力，每一个写字的人，特别是创作书法的人，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2018年9月罗庆春在北京为“鲁迅文学院彝族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培训学员时指出：“要把彝文高置在神坛上来敬奉！”这个铿锵教诲要作为彝族永远的警醒。在学习彝文特别是传统彝文时，要端正学风，舍得下功夫，扣好第一颗扣子。（二）向古籍学习，向碑铭学习彝文古籍在清代之前都从上到下竖写，从左到右竖置和竖读的“左翻倒念”格式。这个格式在古代彝文碑刻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古代彝文摩崖如《罗婺盛世摩崖》《桃源峡摩崖》《宣慰岩石刻》、古代彝文金铭如《成化钟铭文》等中都可得到印证。学习彝文书法不能摒弃根基，直接到彝族文字遗存的古籍和碑铭之外去寻找依据，离开了本来的源头，就是另外一条河流了。（三）向毕摩学习，向传统学习毕摩是彝族传统知识分子，是彝族传统文化传承人。横写竖挂竖读，是彝语北部方言区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为了避免战争中的军事文书被敌人截获、识破，军事秘密被敌人破译，而将传统彝文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横着从右向左书写，然后约定阅读时按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回归原本悬挂从上而下阅读，使其回归本来面目。这种横写竖挂竖读成为一种历史形式，在当代也有体现，它只是竖写竖读的一种特殊方式，成为传统的一种格式，是历史事实，可以学习和坚持。向毕摩学习，主要是指向坚持传统的毕摩学习，但在当下，一些地区的毕摩传抄彝文经籍，已经不是传统的书写格式，要正确对待，不能弄混淆了。（四）改革创新，要有理有据汉语当代式、英语式的横写横读的书写方法，因为其科学，被大多世人接受。彝文发展到当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入了新时期，也采用了这种排列方式，这是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值得学习。但竖写竖挂从右到左竖读的彝文书法，既没有彝族历史文化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当代规范彝文书写的现实依据，既不尊重彝族文化，也不遵循科学原理，便是一种谬误，应给予纠错，并正本清源。因为彝族有自创自传本民族传统文字及其书写格式、书法行款与格式，不能丢掉传统而另起空中楼阁，失掉本真！竖写竖挂竖读左翻倒念格式、横写竖挂竖读左翻倒念格式、横写横挂横读格式，都是正确的格式，既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要创新，先哲马学良的创新是值得学习的，名曰“恭录”，却没有照抄传统格式而是采用了当代形式，也没有采用汉字传统书法形式。竖写竖挂竖读中“右翻正念”的这种格式，与“直写横读”的格式，不符合彝文传统格式，没有理论依据，无法找到传统实证，也不符合科学原理，应予废止。彝文书法创作，不能邯郸学步，丢掉自己的本来面目。

摘要：贵州现当代彝文文学翻译以当代的成就最大。现代的有罗文笔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最为著名，当代则以王子尧翻译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王继超等翻译的《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和王运权等翻译的《西南彝志》最为著名。翻译机构中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成就最大。翻译的主要是彝文古籍，包括少量口碑文献。今后要从四个方面开展贵州彝文文学的翻译工作。关键词：彝文文学翻译现代当代贵州中图分类号：I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113-117本文所说的彝文文学翻译，专门指现代、当代彝文翻译家把彝文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文学作品，包括古代彝文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的作品，不包括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彝文文学作品，也不包括彝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当代贵州彝族文学史上，彝族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文学的翻译，最早可上溯到汉代《白狼王歌》三章的翻译。明代朝廷专门设有翻译机构，编纂了《华夷译语》工具书，其中有彝汉文翻译文字对照。明清时期有学者把汉语《劝善经》《凤凰记》《陈状元记》《董永故事》即《赛特阿育》翻译为彝文书籍。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翻译，是丁文江请罗文笔翻译、于1936年公开出版的彝文古籍汇编《爨文丛刻（甲编）》，1这部著作被外国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志。1950年代成立的毕节彝文翻译组，除在“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了十年，翻译彝文古籍成就巨大，贡献尤伟。其他一些机构翻译出版了不少彝文古籍，其中有许多彝文文学作品。在这些工作中，涌现出了罗文笔、龙正清、王子国、王子尧、王继超等翻译家。龙正清是贵州省赫章县民族古籍办公室原主任、译审，合作翻译出版了《彝族创世志》《夜郎史籍译稿》，著有《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精气易发微》。王子国，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审。翻译、合作翻译出版了《土鲁窦吉》《载苏》《彝族源流》，著有《彝文字释》。一、现当代贵州彝文文学翻译的总体情况（一）毕节彝文翻译组的成就贵州省毕节行政专员公署老彝文翻译组是贵州省境内最早从事彝文古籍搜集、整理与翻译的机构。而改革开放以后的1986年至新世纪的2007年之间，毕节地区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纳雍县、赫章县、大方县的民族工作部门，在内部也成立有民族古籍机构或彝文翻译组织。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是贵州省的特有优势。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从1955年成立到1966年，共搜集彝文古籍282册，其中送20册给北京文化宫，送7册给中央第四语言工作队，实存255册。1966年因机构被撤消，这批古籍被转到毕节地区档案馆保管，1977年彝文翻译组被恢复为临时机构后，250余册彝文古籍由毕节地区档案馆转了过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文批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为国家常设机构，贵州省人民政府直接下文对机构定编。从地区彝文翻译组恢复到1982年，彝文翻译组共整理、翻译《奴仆工匠记》《彝文字典》《彝汉常用词语》《彝语千字文》油印本各1卷。为贵州大学中文系整理、翻译彝族民歌4000首，民间故事3篇共22万字。以地区彝文翻译组为中心，积极培养农村翻译人员，发展农村翻译网点，重点辅导毕节县龙场营区彝文翻译点，就地举办36人的农村业余翻译人员培训班，组成6个古籍整理翻译小组，共整理、翻译出《尼能人》《赫达以》《鄂莫以》《投确数》《书文史记》《婚姻歌》《丧礼歌》《民歌》《故事诗》等70余万字的初译稿。198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增订〈爨文丛刻〉》，这是三部影响很大的彝文经典著作。同时，整理、翻译出《洪水与笃米》《播勒娶亲》《绣荷包》《三才文史》《凤凰记》各1卷，分别以油印等形式印发给有关部门参考。1986年以来至2010年的24年间，彝文古籍整理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更名为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共同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120余卷、1826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这些成果是：《彝文典籍目录》《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彝文金石图录》《彝族指路丛书》《物始纪略》《黔西北彝族美术》增订、《爨文丛刻》（部分）、《土鲁窦吉》《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简明彝汉字典》《苏巨黎咪》《支嘎阿鲁王》《彝文指路经譯集》（部分）、《赛特阿育》《乌鲁诺纪》《益那悲歌》《明清彝文书法汇辑》《彝文书法字帖》《彝族美术·黔西北民间工艺美术辑》《估哲数·农事篇》《阿买恳》《诺沤曲姐》《摩史苏》《彝族创世史诗》《布默战史》《彝族毕摩经典译注》（部分）、《载苏》《彝文字释》《实勺以陡数》《彝族古歌》《叙事长诗》《彝文文献释名集》《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彝族原始信仰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一》。整理翻译尚未公开出版的成果计27部511﹒6万字。1（二）其他机构的翻译成果1956年到1958年，贵州省民委在威宁自治县黑土河一带收集51部彝文古籍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1986年到1996年期间，为配合全国彝族服饰展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奢香博物馆的建立等活动，各地展开了彝文古籍的大量收集。威宁自治县民委收集近200册，赫章县民委收集200余册，大方县民委收集近300册，其中的110余册交到奢香博物馆，纳雍、织金、金沙等县民委也各收集到10多册至20多册不等。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彝文文献中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大量征集彝文古籍时，在毕节地区境内征集去300余册。2008年至2009年，毕节地区档案馆从各县征集彝文古籍近180多册。endprint1980年代贵州民族学院成立了彝文文献研究所，该所成立之后即搜集、翻译了大量彝族古代文艺理论方面和彝族古歌方面的著作，先后出版了《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夜郎史传》《红白杜鹃花》《洪水纪》《彝族古歌》等翻译著作。六盘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成立的民族古籍机构翻译、出版了《指路经》等一些成果。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宗局的民族古籍办彝文翻译室整理翻译《阿诺楚》《支嘎阿鲁传》《哪哩传奇》等多部彝文古籍翻译成果。赫章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下设的民族古籍办（其中下设一个彝文翻译组），搜集、翻译了《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彝族创世志》《海腮摩启》等金石彝文文献和纸质彝文文献。大方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所属的民族古籍部门也翻译了《水西十三仓库》等数项彝文古籍成果。遵义市仁怀县（今仁怀市）政协成立有一个彝文翻译室，该室翻译出版了《彝族创世诗》《启谷署》等彝文创世史诗和彝族医药文献。1二、罗文笔与《爨文丛刻甲编》的翻译罗文笔（1868—1947），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彝文翻译家。罗文笔彝名相多阿伦，自号郇山居士，生长于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世代以务农为生，家境比较贫寒。他幼年时期入私塾就读，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学知识。因为废除科举制度，未能参加有关考试，成就功名，就在家乡开设塾馆，收纳学生，从事乡村教育近30年，培育了不少乡土人才，对贵州省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教育有贡献。他对彝族文学的贡献，体现在对彝文史籍、经籍的翻译中。罗文笔生活在传统彝族社会中，对彝族历史文化比较了解，决心为传承彝族文化贡献力量，从1915年开始向彝族毕摩杨腓力学习，经历几年之后，学习到了彝族毕摩熟悉彝文、传承文化的本领。民国十八年（1929）冬天，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路过贵州省大定县时，认识了罗文笔先生，请罗文笔帮助搜集彝文古籍，并请他翻译彝文古籍。罗文笔同意后，从1930年动笔翻译，到1932年为止，采用了彝文、注音、直译、意译的方法，一共翻译了自己珍藏和搜集到的彝文古籍7部，邮寄给丁文江先生，由丁文江题写书名为《爨文丛刻甲编》、撰写序言后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公开出版发行。《爨文丛刻甲编》全书包括彝、汉文和注音近100万字，是现代时期出版的一部影响巨大的彝文典籍译著，对研究彝族哲学、宗教、语言、文字、历史、民俗、地理等具有重大的价值，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一些学者纷纷撰写书评予以推介。日本上智大学博士粟源悟在《从明代彝族土司看民族联合纽带——彝族民族史研究报告之一》一文中，把《爨文丛刻甲编》的出版称之为（彝族历史）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是研究彝族的重要资料。因为罗文笔既熟悉彝文古籍，又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平，在翻译这些彝文古籍期间，丁文江曾经有意推荐他到政界任职。罗文笔却无意去做官，只想借助丁氏之力请政府在家乡办一所培养彝族孩子的学校，改变彝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丁文江承诺帮助办这件事情，但是丁氏不幸于1936年在湖南中毒去世，这事终究未能如愿以偿。罗文笔一生甘于淡泊，不慕荣利，追求真理，爱憎分明。1936年2月，红军长征过大方，他听到了宣传的革命政策，思想境界为之一新，欣然作了欢迎红军的贺诗，托金正安、陈永贞等三位至亲带到城里，面送红军指挥员陈希云、朱长青。罗文笔对彝文的翻译传授，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继承和发展彝族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中，《献酒经》《天路指明》（指路经）、《权神经》（祭龙经）等，都是很好的彝文文学作品。2罗文笔先生不但精通彝汉双语翻译，还会写诗。他1931年在翻译完《解冤经》上卷之后，写作了诗歌《翻译〈解冤经〉上卷终赋律诗一首》：此经原為禳祸灾，未到之先梦兆来。降祥降殃皆由己，消灾消咎祈神排。贤良诸君请查考，聪明契友早开怀。礼仪既备言辞准，洗净身心上瑶台。民国二十年六月四日贵州大定东瓜林1这首诗是对彝族《解冤经》内容的一种解释，用七言诗形式表达，有劝诫人们不要作恶，多做善事，消灾消祸，祸殃多是自己为恶所取，要洗净身心，方能到达理想的瑶台。诗歌的道德宣讲意味浓厚，诗味稍嫌不足。三、王子尧的彝族古代文论翻译王子尧（1954—），彝名阿侯布岱，贵州省赫章县人。198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译审，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民族历史学会理事，贵州翻译家协会理事，贵州民族语言文字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文字、翻译、古籍、民俗、宗教、玄学等文化领域方面的研究。自1977年至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已翻译、整理、研究出版发行的合著、专著有30余部，其中有多部作品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成果奖。在其著作中，《彝族古代文论》（译著，合译）是其代表性著作。后来这系列文艺理论采用彝文、国际音标注音、音译的对照形式，以《彝族古代文论精译》为名重新出版。2《彝族古代文论》是从彝族古代“羊皮书档案”（彝文古籍）中精选翻译、整理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译著。原文约为两万四千余行，音标、对译、意译总计约为五万二千余行，按二十诗行一千字计算，总计约为两百余万字数。从成书年代及时间跨度上看，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上始于哎哺时期，中经魏晋、下迄明清；从精选古籍的表现形式上看，全书都是以五言诗句写成，其内容已涉及到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起源、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的创作过程、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艺作品的体裁、作家的艺术修养、文艺作品的艺术欣赏，以及天文历法理论、哎哺八卦理论、人文科学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的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和哲学问题。该译著内容丰富，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所需的资料。例如历史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的历史；哲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哲学；社会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作家艺术家可以从中看到人民的艺术才华。endprint四、王继超的彝文文学翻译王继超（1957—），彝名阿洛兴德，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译审。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专业班，1986年1月从威宁县民委调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现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工作。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贵州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古籍保护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毕节学院和曲靖师范学院的特聘教授、客座研究员等。王继超从事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20年，成就卓著，其中有大量的彝文文学作品。20多年来，王继超整理、翻译、公开出版的彝文古籍，影响较大的有《彝族源流》27卷、《物始纪略》三辑、《彝族指路丛书》（8部）、《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苏巨黎咪》《估哲数农事篇》。还组织编译了《西南彝志》26卷，《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至第三辑；组织编写了《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黔西北彝族美术》等。各种成果合计26部58卷。其中《彝文典籍目录》前者于l997年8月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彝族指路丛书》获2000年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曲谷精选》获部级民族图书三等奖。参与组织编写的《简明彝汉字典》获贵州省社科一等奖。合作主编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毕节地区）》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继超在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彝文古籍之外，同时开展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前后发表了40多篇文章，总计30万字，结集为《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出版。1在如何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整合及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等，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他的专著《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2（合著）对彝族传统信仰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他的翻译作品中，如《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阿买恳》等，以及以“咪谷”为总题的丛书中，许多都是优秀的彝文文学作品。结语贵州的现代和当代的彝文文学翻译，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彝文文学的翻译，以彝文文献的翻译为主。贵州的现当代彝文文献翻译，又主要是翻译彝文古籍，即以历史上传承至今的书面古籍为主，也搜集整理和翻译部分口碑文献，这部分占的比例不大。而现代和当代的彝文文学作品翻译几乎没有发现。二是贵州的现当代彝文翻译，明显的是以彝文翻译为汉文为主，汉文翻译为彝文的极少，除了王明贵在《贵州民族报》上发表的彝译江泽民同志《诗二首》（寒江雪柳日新晴又是神州满目春）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汉译彝的文学作品。对此，要做好今后贵州的彝文文学翻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对策。一是继续做好彝文古籍中文学作品的翻译，集中力量译出丛书或类书型的成果。二是继续做好彝文作品翻译为汉文作品的工作。三是要开辟当代优秀作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彝语文翻译，开辟当代汉语优秀文学作品的彝译工作。四是要尝试开拓外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汉语优秀文学作品的彝译工作。这样，贵州的彝文文学翻译工作才能够比较全面的开展起来。OntheTranslationofYiTextLiteratureintheModernandContemporaryinGuizhouWangMingguiAbstract：ThecontemporarytranslationofYitextliteratureachievedgreatersuccessthanmodern.TheCuanWenCongKetranslatedbyLuoWen-biisthemostfamousoneinthemodernliterature，theYiancientliterarytheorybookstranslatedbyWangZiyao，YiOriginandYiTextPictureandCatalogtranslatedbyWangJichao，SouthwestYiAnnalstranslatedbyWangYun-quanarethemostfamousinthecontemporary.YiTextTranslationGroupinBijieachievedgreatersuccess，themainlytranslatedcontentsareYitextancientbooks，whichwereincludedsomereputationliterature.Fromnowon，weshouldhaveYitranslationworksfromfouraspects.KeyWords：Yitextliterature；translation；modern；present；Guizhou【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珍本彝文史籍《西南彝志》全26卷整理今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6XMZ005）和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重大项目“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合同编号：黔省专合字【2012】003号）的阶段成果。1丁文江编，罗文笔译，爨文丛刻（甲编）[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彝学网http：//222.210.17.136/mzwz/news/2/z_2_40005.html。1彝学网http：//222.210.17.136/mzwz/news/2/z_2_40005.html。2罗正仁，早期彝文翻译家罗文笔[A]，载沙玛·加呷主编，彝族人物录[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291-292。1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177。2沙玛拉毅主编，《彝族古代文论精译》[O]，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1王继超，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2王繼超，余海，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endprint

刘鹏[摘要]彝族的语言和文字历史久远，有着本民族的独特性及发展的完善性、规范性及传承性。但彝文的起源尚未有较为一致定论，现以汉、彝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及考古实物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展开论述，以期对彝文起源的探索取得新的认识。[关键词]彝文；彝族；起源彝语属于汉藏语系，其历史悠久，彝文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涉及宗教、历史、民俗、文学、哲学等领域，内容博大精深，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除图书馆、文博机构、科研机构外，还有众多文献散存在民间。诸多彝族文献浩如烟海，是研究彝族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文化的重要资料。如耳熟能详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等，在中华民间文化宝库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彝文起源——文献述略彝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史书称之为“夷文”、“銮文”、“韪书”等，彝族自称为“尼斯”、“阿哲苏”、“诺苏补玛”等。彝文载体以纸质为主，兼有金石、竹木、岩书等。关于其起源，尚未定论，四川凉山民间流传的是“毕摩阿史拉则”创造说，《西南彝志》记载由“伊阿伍”创制。目前学界对其起源有且萨乌牛、马史火先生为代表的母系社会说；刘志一、朱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夏代之前说；丁文江、马学良先生为代表的汉代说等等，简言之，彝文传承演变过程与汉字演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南夷志》载，彝族最早从远古时的“哎哺”时代就由毕摩、摩史用彝文记录族群历史，作为彝族文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彝族谱牒，便形成于母系社会晚期，它是由母女连名制的母系社会过渡到父子连名制的父系社会产物，并一直延续至今。四川的《伲茨》有241代记录，云南的《天文起源》有248代记录，贵州的《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谱牒志》更有473代的记录，若以30年为一代估算，则分别有6400年、7500年、15000多年的彝族历史，若从“哎哺”时代至今的记载属实，则彝文的起源便可追溯到1万年之前。谱牒对彝文起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其中远古部分应为口头传承而来，是否真实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二、彝文起源——考证述略彝族在汉族文献中通常称之为“夷”、“夷家”等。汉代以降的封建王朝，通常将西南少数民族合称为“西南夷”，其世代生息于云贵高原及巴蜀一带，有学界观点认为彝族等是云南元谋人的后裔。经中科院用古地磁法对元谋人化石测定，距今约170万年，为亚洲最早的原始人类之一。贵州观音洞遗址距今约20万年左右，并发现有石制工具3000多件，种类包括石锥、石核等，这是研究西南地区人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彝族社会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交通不便造成了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发展比较缓慢，正因如此，这种古老而不发达的文明很多保持在初始阶段。出土陶器上刻划的诸多陶文与彝文形态十分相似，例如半坡遗址、大溪文化、青海乐都马家窑遗址等出土的陶文刻划符号都与古彝文相似或相同，且数量众多。由此可见，古彝文与这些新石器时代为主陶文应有一定渊源，这些符号的释读应引起学界的重视。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就有《猴变史》的记载；彝族中关于猿猴与人的传说也较多。这些传说与史诗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彝族至今的分布都与古人类分布相吻合。另外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古蜀国青铜戈，距今三千年左右，上有铭文释义“诺苏用的铜戈”，显而易见这是彝族用的铜戈，也说明了彝族社会已进入青铜时代。通过上述例证，可见彝族历史久远，完全具备创造彝文的历史条件及孕育环境。彝族社会活动的主要组织与协调者就是毕摩，在彝族社会中毕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彝文的主要传承者，民间也有传说彝文的创制者即是毕摩。《彝族源流》中有“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科举”的记述。毕摩在祭祀活动中模仿河流山川、日月星辰布局在地上插树枝，这些树枝被称之为“神枝”，图形称之为“神枝图”，很多毕摩经书都记载有不同的“神枝图”并代表不同的含义。可见毕摩是彝文的传承、传播者、规范者，也有可能是彝文的创制者。三、彝文起源——规范述略彝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完全具备产生彝文的温床，但其起源的细节还有待于确切的材料考证，现存彝族文献大都为明清手抄本，金石彝文遗物只能上推到战国时期，即距今2000多年，从数量上来看，明清为彝文的大发展时期。主要的彝族文献记载彝文上限形成于“哎哺”时代，相当于汉典中的伏羲氏时期；下限于“六祖分支”时期，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这属于初创阶段。在西南部分地区普遍应用则是在两汉时期，此时已经处于规范使用阶段。两汉以降，彝文虽然在不断传承发展，但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作为依托与基础，始终都在彝族内部以毕摩为首的少数人中流传，虽然几乎深入到了彝族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始终难以得到广泛传播。直至明清时期，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政权及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以奢香夫人为代表的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势力不断强大，进而得到各方面全面发展，彝族文献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彝文集大成于明清。特别是奢香夫人执政时期，官至明朝四品，因其不懂汉文，故彝文成为了当时土司的官方语言文字，加上开办学校，开通“龙场九驿”，使得彝族文化在云贵成为主流。结语彝文是古彝先民智慧的结晶，源于对河流山川、日月星辰、周边事物的描绘、刻划、积累与演变。这种原生的古老文字，是中华文字的一个重要源点。从现存汉、彝文献研究来推测，约产生在古夷人时期，通过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等铭文研究比较，完全可以把彝文产生的年代从春秋战国时期适当向前推移。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文明探源研究，也是华夏文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汉及其他民族文化研究有互补性，值得深入探索。参考文献：[1]马锦卫.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D].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陈棣芳朱崇先杨成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博物馆学家，也是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文文献研究的拓荒者。他的学术贡献，已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均未延及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彰显杨先生在彝文文献搜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的独特价值。杨成志是整理研究彝族文化典籍的先行者，对彝文古籍的搜集、介绍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称其为“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1］26。就目前所见材料，他不但是最早大规模收集彝文经典的国内学者之一、第一个公开发表彝文翻译作品的国内学者、对彝文古籍进行分类的国内学者第一人，而且还是将彝文文献研究成果推上国际学术论坛的我国学者第一人。一、杨成志其人杨成志教授(1902－1991)，广东海丰人，我国老一辈著名民族学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之一。1927年任职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在教会学校练就的扎实英语基础，是杨成志进入中山大学后涉足人类学领域的利器。1928年杨成志翻译的《民俗学问题格》在《民俗》周刊陆续发表。稍后，与顾颉刚等人开办民俗讲习班，与钟敬文先生合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杨先生从此踏上了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之路。翻译实践过程，其实是杨先生对民俗学研究理论内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也是强化学科意识和竖立学科观念的过程。他意识到调查研究是形成民族特色和本土化民俗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开掘中国民俗的金矿，要完成‘中国民俗学运动’，非我们自己去努力调查搜集整理研究，以求得精深的发现不可”。［2］31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中指出:“鼓励研究所同仁要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新学问。”［3］1采风问俗在当时似乎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余永梁也认为，“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乘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的一种损失?”［4］114当时中山大学重视民俗文化的学术取向，强调实地调查，到民间寻找学术新思路的学术氛围，是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的外在促成因素。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科本土化意识，促成了杨先生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开辟了彝文文献研究的新园地。杨先生的本意是对彝族社会进行人类学调查，彝文文献的发现似乎属于意外的收获。杨先生极具语言天赋，进凉山之前，先在六城坝专门学习彝族语言，还请了一位叫王正庭的翻译。从凉山回到六城坝，杨成志又让保头为他“请了一位白毛先生专教罗罗文”［5］232，后来在巧家县城，“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78岁)到教育局教我夷文”［6］241。在较短时间内学会彝语，识读文字，并多方努力搜集收藏彝文经典，在“其(彝族)文经向来不为汉族人士所推重及发扬以至逐日失传”的当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刻认识到抢救濒临绝境的彝文古籍的重要性，积极收集彝文经典，为保存彝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能不佩服杨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巨大的学术勇气。二、彝文文献的搜集与收藏1928年，受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委派，杨成志、容肇祖和俄人史禄国(S.M.Shirkogoroff)夫妇一行四人，从广州出发，取道海防、河内，到达昆明。一个月后，其他三人因故返粤。经过一番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杨成志先生只身深入凉山彝族地区，“统计有二十五天，足迹所及纵横凡两百余里，经过的乡村亦达百余”。［7］227返回昆明后，用四个月的时间，到东、西、南、北四乡实地考察，收集散民、白夷、子君等彝族支系经典古籍近百部。时人对杨成志先生的凉山之行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实我国空前未有之民族调查成功之一员也”［8］39。在杨成志之前，国内学者还未曾深入大小凉山及云南一些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过，因此，杨成志是较早深入到民族地区并作较长时间民族调查的民族学工作者。［9］杨成志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二日起至十九年三月廿三日抵校止，共一年八个月”，调查了“滇南、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收集的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其中以独立罗罗、夷人、青苗、摆夷、散民、子君、罗罗、安南土字各种书籍为最宝贵”［8］44。记录彝文的汉文资料，以1913年出版的《古滇土人图志》为最早，作者董贯一将彝文置于首篇仅作为插图而已。1920年谢彬的《云南游记》竟将保禄·维亚尔(PaulVial)的彝文误抄为苗文。“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荟而已。其急功近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廷，挑唆挞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10］48－82马长寿先生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历代文人对西南民族及其文化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国外学者曾有意收集彝文古籍，也多以猎奇心理而为之。据杨成志考证，克拉布耶(Grabouillet)神父是目前已知的向外界介绍彝文的第一人，他于1873年在云南得到彝文手抄古籍后，邮寄给葛迪(Cordier)著文发表。1882年巴伯(Baber)的《中国西部旅行记》的出版，彝文才为英国人知道。巴伯(Baber)本人不懂彝文，带走的彝文经典只是陈列于大不列颠博物馆，供人观赏而已。同年，卡克(Cark)发表了《中国西部的罗罗文》，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彝文。1906年法国中国学学者伯希和(Pelliot)与沙希亚(Charria)两人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关于爨文与罗罗文的意见。1912年法国德·布里安(Guebriant)神父和奥龙(D’Ollone)合著的《中国的非中国人民的文字》，对彝文的研究贡献尤大，其中收录了摄自卢光县的明代彝汉文合璧墓碑文图片，这是目前已知时代较早的彝文文献之一。当时学界对杨成志收集整理彝文经典的举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新纂云南通志》卷70《方言考五·爨文》载:“粤人杨成志衔中山大学使命，曾只身入大凉山，请罗罗祭师所谓毕摩者教以罗罗语言，授以罗罗经典，半年间，竟能了解其俗习礼制，乃以中西文互译其经咒、歌谣，标为《独立罗罗三十部经典》。”［11］252杨成志先生意识到这些经典“从来未为国内学术界所注目”，是“民族学研究的新园地”，［12］40搜集和保存彝文经典，就是“保存西南民族文化上的一线曙光”［13］32。杨成志对彝文古籍的发掘和搜集，无论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越前人，“1928年我往云南调查民族，侥幸地，对罗罗文献的搜集，数量既比中外学人所得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14］213－214直到1936年，丁文江在他的《爨文丛刻》自序中还说，“最近研究倮倮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15］13－16杨成志先生搜集的彝文文献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在昆明西乡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彝文手抄本。杨先生后来记述道:“在距昆明二十里的昭宗夷村，我访问了66岁的著名老觋爸(巫师)李森。他温让客气，能说汉语，家中保藏有古老手抄经典数十本。我问愿否让我宣扬其祖传文化。他答道:‘十分赞成’，便把几本残缺不全的祖传经书赠送给我。我把彝文经书带回广州中山大学，糊裱成合订本——《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16］封三此经是“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乃足以完全表现原始人的思想的源泉和行为的真型，较诸所谓矫揉造作的‘圣经真传’，其价值更高”，“不特系云南的孤本，亦即全国或全世界的绝本”。［14］218杨成志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川滇交界研究独立罗罗(俗称蛮子)的字，共有900个;在金沙江边巧家县研究罗罗(俗称夷教)共有800余个;在昆明研究散民(罗罗的别称)共有1500余个;又研究白夷的字共9000余个;子君的字700余个”［17］162－163。所获远比保禄·维亚尔(PaulVial)在《法罗字典》中收录的427个更加丰富而切合实际。他还注意到彝文文献的书写是“由左而右的直行式”，并以十二生肖为例，揭示了彝文字形和语音的地域性差异，“语音和字形也是随地而转变的”［17］165。此外，彝文文献中“一字数样写法或十几种写法”的异体现象，也引起了他的注意。杨成志先生对彝文古籍形制、收藏及制作的地域特色也有深刻的认识。四川彝文古籍“以一幼竹缝联经的左缘，用黑布为经皮，由左而右可卷成一捆，竹的上端系一线，当经卷成捆时作结束之”;昆明的散民文献“与中国线装书的订成适相反，因他们是在经的左边用线来联成的”。彝文古籍的收藏，四川地区以羊皮制成的书包装藏，而昆明地区则以布包裹。书写用的笔墨纸张，散民已经同汉人无异;四川则用土制棉纸，削尖树枝为笔，以锅底黑烟融水为墨。昆明散民彝文古籍，“除他们自己的原经外，有许多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以罗罗字音来释汉字音的资料，在我国书本尚未见到，这实在可注目的。”［12］59杨成志先生因为通达彝文经典，“深透其思想的结晶和文化的程度”，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我们现在研究这种被时代埋没的罗罗文，对于保存我国上古文化或许得到一种明了见解的资助。我们看他们的经书，是卷起来成帙的，我国古代所谓‘卷书’，于此更可证明罗罗文确系保存我国古代文化的真价值了。”［8］145杨先生总结彝文文献的四个优点:一曰句多为五言，二曰段落分明，三曰韵腔自然，四曰词义简朴。文字古拙而不失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12］44。彝文古籍中的插图反映了彝族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堪称绘画的楷模。凉山当时唯一的智囊巫师毕丘阿贺曾赠杨成志先生两幅原始图画:一为男人和女人，一为星宿包围的月亮和太阳。杨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些原始图画的价值，“这些图画说明，彝人不仅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男女结合，繁衍人类)有所反映，同时对于肉眼难以识破的天体奥秘，也甚为关注并有所研究”，“这些原始图画对于考察彝族文化和人类的原始思维及哲学，足资参考。”［18］1930年回到广州之后，他首先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集发表了《罗罗文字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一文，初步介绍了自己在彝族地区学习彝文，搜集彝文经书的情况。1931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印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这是杨先生对川、滇大小凉山和云南昆明等地彝族进行广泛调查，收集大量彝文经典并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也是国内最早的彝族古籍研究专著。三、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杨成志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彝文经典的翻译原则和体例，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采用三行对译体，即第一行抄录原著彝文;第二行逐字注音;第三行用汉字逐句意译。1931年杨先生用这种体例翻译了凉山彝族的《十二生肖经》。这种体例在后来的彝文古籍整理中被继续使用，199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贵州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的《彝文〈物始纪略〉译注》即采用三行对照体例。同时他还用两行对译体，即彝、汉文互译，翻译了散民的四十六位神名。后来的四行对译体，在三行对译体基础上增加汉语逐字对照直译。这种体例在整理非拼音文字文献的实践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杨成志先生于1931年在《新亚细亚》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的《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翻译这部经书的缘由和希望。这部经书原名为(ʨifouŋoiwodiʣa)，译名为《太上清净消灾经》，系杨先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在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翻译得来的。据杨先生介绍，觋爸张正的经典、卜书、卦辞和符咒共有数十种，用汉语翻译的只有十种而已，其余的都是他们自己族里的遗宝。杨先生差不多费了半月的时间，把这部经书翻译出来，“国内外学者想研究云南罗罗族的也未始不可以此为一种研究的资料，这便是翻译此经的缘由和希望”。第二部分为“本经的内容和释略”，杨成志先生所佩服和惊讶的是“虽然彝语和汉语的发音有许多不能同出一辙，然而从前的觋爸竟能选择出其土字的土音，求适合汉字的云南音，取其最精确而近似者而译之，这是他的一点聪明处”;杨先生还注意到音译，与字义没有一点相干的，如(si)本作“蛇”字解，然借读为“圣”字，(na)本作“黑”字解，然借读为“纳”字。第三部分为“罗罗经原文对译”，用两行对照体的形式彝汉对译。这篇文章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用汉语翻译的彝文作品，开启了彝文典籍汉文翻译的新篇章，为彝文古籍的整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因为杨成志先生是国内首次用现代汉语对彝文文献进行翻译，所以当时学界对其翻译成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堪与汉代《白狼歌》相媲美。《新纂云南通志》这样评价他的翻译成果:“昔汉之世，白狼王唐菆献乐歌三章，梁国朱黼命掾吏田恭译而进之于朝，此后白狼乃骎骎向化，遂开今日之丽江。今杨氏所译独立罗罗经，雅有音节可诵，此亦白狼槃木三章之嗣响也。”［11］252文献分类是对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类，在外部形式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群书目录中的位置极其价值，在内在蕴含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文化体系中的独特性质和功能。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19］1804文献分类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可谓不大。依据彝文古籍的内容和用途，彝族人把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文献;一类是毕摩文献。凉山彝族称大众文献为“卓卓特依”，称毕摩文献为“毕摩特依”。云南路南彝族称宗教文献为“佐稿司”，称大众文献为“毕摩司”。贵州赫章彝族把彝文文献分为“卜苏”(pu33su33)和“特苏”(thɯ33su33)两大类。滇南彝区把当地彝文文献分“正经”和“小书”。(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附录《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记录了清代彝族知识分子对彝文古籍的分类:“书籍有曰理命，言性理者也;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补苏，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其堪舆即杨茂筠雌雄之说;禄命与汉法不同，不用五行生克。其历法类古宣夜家言，而闰皆于余。自元以后，奉行正朔其法遂无传。”这种按文献内容进行的分类与此前的二分法相比，确实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但实际上并未摆脱传统分类法的窠臼。目前所知，第一个对彝文文献进行分类的学者是保禄·维亚尔。19世纪末出版的《罗罗的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一书中，他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1)创造说:a.世界的开始;b.人类的由来;(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3)世界的大旱时代;(4)世界的洪水时代;(5)世界的黑暗时代;(6)人类的救援。奥龙也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1)家族系谱;(2)洪水传说;(3)人种分布传说;(4)计数术;(5)飞禽走兽述录;(6)山河记录。杨成志认真研究分析了他们的分类法，认为“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多属于普遍的传说，并不是供牲献神的经典;是限于一部族或一地区的范围，并不能代表整个罗罗族的文献”。［14］P219杨先生的论述指出了他们所据以分类的彝文文献的内容局限和区域局限，难以明了彝族传统信仰的整个原型。杨成志根据所获凉山彝族古籍30部、散民古籍60部、白夷古籍84部，共计130部，将彝文文献分为十六类:献祭类(14种);祈祷类(11种);酬愿类(5种);做斋类(5种);禳柭类(21种);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15部);咒术技法类(10种);婚姻和生产类(4种);丧葬及祭祖类(13部);农业类(10部);火神类(5部);雷神类(3种);龙王类(4种);李老君类(3种);占卜类(3种);历史与传说类(2种)。杨先生认为，这种分类法体现了彝族的整个精神生活——文化、思想和信仰，也说明彝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他的分类优点是保存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强化了以祭祀为中心的分类思想，这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看重祭祀经典的实际情况。［20］P87－94在今天看来，囿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及文献本身品种和数量的限制，杨先生对彝文文献的分类还显得粗疏，但对彝文文献分类的首创之功惠泽后学，后人对彝文文献所进行的分类，无非是在杨先生分类基础上的系统化和精细化。杨成志先生的彝文文献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学界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7月，杨成志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用法文宣读了《罗罗语言文字与经典》一文，英国的《人类》(Man)杂志将它译成英文发表，日内瓦的《东方与西方》(OrientetOccilent)杂志分4期将该文连续刊载。这是我国民族学学者第一次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论坛上向世界同行报告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21］也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推介彝文经典。［22］5杨成志的法语论著L’EcritureetLeoManuscritsLolos，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作序，被认为是“实为研究罗罗文字与经典之重要著作，在国际民族学上自当占一席位”［23］19。四、结语丰厚的知识储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研究视角，增进了杨先生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从而成就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建树。“杨成志先生早年所处的学术时代，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或可称之为“西北史地学派”)兴之于前，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包含在时称“两南边政研究”之中)继起于后，二者都是当时学术界对时局由被动式反应转为主动式反应的表现。杨先生可以说是后一潮流的主要引领者。”［22］286－287杨成志先生的许多早期著述可以被视为多门学科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彝族文献研究的相关著述更是民族文献学史上的丰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彝族的研究可谓独领风骚，“考察其社会制度、风俗、宗教、文字和语言，收集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尤注意其宝贵之经典，为最有成绩。……国内研究罗罗族专家，以杨氏为巨子，当无问题。”［23］19杨先生对彝文文献搜集、整理、译介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及其学术魄力，在今天看来，愈加难能可贵。［1］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G］//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译者赘言［G］//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3］顾颉刚.发刊词［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1).［4］余永梁.编后［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35－36).［5］杨成志.致钟敬文余永梁［G］//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6］杨成志.致容肇祖［G］//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7］杨成志.致傅斯年、顾颉刚［G］//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8］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G］//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9］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10］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G］//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四)［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2］杨成志.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G］//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3］杨成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G］//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4］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G］//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5］丁文江.爨文丛刻自序［J］.出版周刊，1936(168).［16］杨成志.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17］杨成志.罗罗说略［G］//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8］杨成志.大凉山彝族的原始图画［J］.民俗(画刊)，1989(3).［19］(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0.［20］李敏.我国民族古籍传统分类体系概述——以纳西族、藏族、彝族古籍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7(3).［21］蔡家麒.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记杨成志先生滇川调查之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22］刘昭瑞.杨成志文集［G］.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23］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J］.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1).

黑惹子喊伟大的歌德在自传《诗与真》的第二部的卷头语题有德意志格言：“一个人在青春期所企望的，老年便得到丰收。”这句歌德所注重的德意志格言阐释出了一个人在年轻时，需要有梦想和追求，有了梦想和追求后，需要不懈地坚持和努力，最后才能获得成功。中国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正当壮年时，通过近30年的执着坚持和艰辛努力，他的彝文书法艺术作品展现在各种重要的书法刊物，在国内外重要的书法活动中获过奖，他的彝文书法理论文章在国内重要的书法理论刊物刊登过，他的彝文书法自成一体，形成了独特风格，他的彝文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都己走向成熟，2016年他著的《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和《规范彝文书法字帖》两部书已经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彝文书法史上，目前还未曾有过，填补了彝族彝文书法史上的两大空白。2016年10月，我请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阿鲁拉伙以彝文书法书写我翻译的吉狄马加的共103节的长诗《不朽者》彝文版本，阿鲁拉伙完成了我的这个请求。一来而往中，我与阿鲁拉伙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我到过他的家进过他书法室，他的书法室里琳琅满目的是他的彝文书法作品、书法资料、书法著作和笔墨纸砚，充满了笔墨书香的气息和氛围。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在他的《欧阳中石谈书法》一书中说到：“要成为一名书法家，当然既要能作书，又要具有相当的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不仅在书法艺术作品上卓有成就，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应该要有一定的高度。阿鲁拉伙是彝文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理论的二者兼具的大成者。人们对名人名家传记式的发展历程想了解和感兴趣，因此，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来反映出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書法理论家阿鲁拉伙的彝文书法发展历程，想让人们对彝文书法有所认识和启发，特别是对彝文书法有着兴趣和爱好的年轻人，少走一些弯路、多走些便捷。我以采访交流的方式，通过“兴趣和爱好的兴起”、“探索和努力的融合”、“实践和总结后的再应用”及“逐步提升和走向成熟”四个方面来对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作详细深度的了解和记述。一、兴趣和爱好的兴起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产生兴趣和爱好，一般都有一定的原因，因此，我好奇地问起阿鲁拉伙：“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对彝文书法产生兴趣和爱好的？”他的回答是：“小时候受长辈们的熏陶，对彝族文化有所了解和认识，见过舅舅留下的彝文手抄本。我小时生长在泸沽湖，家乡的美丽产生了“把家乡的美丽用笔画得更美丽”的愿望。所以，从初中时代就对汉文化中的诗书画感兴趣，于是借用手中的铅笔和钢笔，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凭自己的想象乱画乱写。参加工作后，终于有了用毛笔练汉文书法的机会，于是开始认真练起字来。选择练字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小接受汉字书写学习，对汉字的书写比较熟悉；二是学习工具和原料便宜一些。直到1988年后，开始陡然转向自学彝文，练习彝文书法艺术，研究彝文书法理论。”我看到很多关于怎样开始练习书法时，书法家们总是谈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必须从临摹名家的书法字帖开始。对练习彝文书法的当初，你是否也有过临摹？若有过，你是选择了哪些名家的书法字帖来临摹的？他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刚开始学习彝文书法的时候，找不到学习资料和名家范本，只是按照《四川规范彝文字表》凭自己的想象抄写，后来找了一些毕摩老经书来抄写，从中得到了很多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从1992年参加由国家民委在西昌举办的首届全国彝文书法比赛以后，千方百计寻找彝文碑刻资料、老经书手抄本来进一步临摹和学习，正式开始步入学习和探索阶段。”在他的回答中他提到让我比较敏感的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因此我对他说：“这些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可以具体的说出来听听吗？”他通过自己的书写经验，与汉文书法相比较的方式回答了我的提问：“我用竹笔抄录了一百多部彝文经书，从中获得了传统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我把彝文字的笔画归纳为：直、折、圆、弧、绕五类。其中，传统的书写方法是：‘从上到下书写，从左到右排列，顺时针旋转九十度阅读，也印证了史书上‘左翻文字的记载。在起笔、收笔和运笔上与汉文书写不同，主要区别于：起笔不用逆锋，收笔不用回锋，用顺锋起笔和顺锋收笔，笔画有直有曲，运笔有直行和曲行，转折有直转和曲转。所以在起、运、收笔上，与汉文书法不同。传统的彝文书法落款是以正文出现，主要描述‘记述事件中的环境、场面、投入和记录者心情等。”老的彝文经书容易找到，但是碑刻彝文我还没有见过，他在回答我的提问中提到了借用彝文碑刻和老经书来临摹学习彝文书法，因此，我问起了这些碑刻和老经书从哪里找来？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临摹训练？“有部分彝文经书是从老毕摩手中借来传抄，有部分经书是从朋友的收藏中借来传抄，有部分经书是从舅舅家拿来的。至于碑帖都是朋友们传来的照片，通过复制、放大、描摹等手段来借助学习和临摹。其中，我曾经临摹过的彝文碑刻有：千岁衢碑记、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拦龙桥碑记、成化钟铭文等。”从他的回答中，特别是碑帖部分，还通过跨地域、跨省份才获得，并且通过好几道的技术手段处理后，才能进行临摹，实属不易。二、探索和努力的融合我在想，自一个民族文字的开始，也就开始了这个民族文字的书写，随之也应该就开始了这个民族文字的书法艺术。可是在彝文书法史上，没有对彝文字书写的规律和方法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需要当代彝文书法家们去艰辛地探索和努力，因此，我向他问起对这方面他是怎样进行探索和努力一事。他的回答是：其实，我探索彝文书法艺术用的时间很长，可以说是漫长了。当初选择探索彝文书法艺术也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既然想做一点事，就必然要选择做什么事”，就这样开始选择了“学习彝文书法艺术，研究彝文书法理论”。由于受汉文书法艺术的启发，在学习中产生了一个偶然的念头“汉字历经几千年书写，形成了汉字书法艺术，彝文也历经了几千年的书写，为什么不能成为书法艺术”，就是这个偶然的念头，让我探索起彝文书法艺术。说起探索，只是一个词，做起探索，就不是一个词那么简单了。但我始终坚信，彩虹总是出现在风雨后。还记得那是1988年的春天，从偶然想起的那个瞬间开始，提起毛笔试着练习彝文书法，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为了让自己尽快应用“悬笔书写”，借助“背沙袋练轻功”的经验，在手背上增加一块钢板来练习“悬笔书写”。也用过自制铁管毛笔用于练字，现在想起来这种方法不可取。当初练字用的纸都是报纸，一是当时自己的经济能力买不起纸来练字；二是县上买不到练字的纸；三是自己也不瞳用什么纸来练习书法。说实在话：为了学习和探索彝文书法艺术，费尽心思，也走了不少弯路。由于前面没有现成的书法学习范本和理论指引，只好自己去寻找有关学习的范本和研究的资料。也为了研究彝文书法理论，翻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和近代彝文教科书。结果发现，彝文书写理论自古没形成体系没有形成专著只零散断续的在教与学的口述中传承。于是自己开始边学习边收集彝文书写口传经验，也借助对汉文书法的学习经验和汉文书法理论的学习，有意识的收集彝文书写经验、书写传承的口述等，为研究彝文书法艺术理论奠定基础。为了学习和研究彝文书法艺术，我曾经参加“中国书法函授北京第二分校”学习，也参加过“彝语培训班”学习，同时到很多彝族地区考察过“关于彝文书法发展和现状”情况，为自己后来的研究增添了信心。三、实践和总结后的再应用从哲学的角度，一切的知识都来自于实践经验，一切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书法也不例外。之所以，我向他问起了他对彝文书法的实践和总结的感受有哪些。他通过一阵回想后一一地向我道来：从1999年开始，把收集到的彝文书写口传资料、自己的书写体会、初步总结出的经验等，与汉文书法理论体系进行对比研究，并把理论研究的成果再次应用到实际书写创作中去实践，然后对初稿进行再次修改。到2005年，根据自己对彝文书法艺术的认识、对彝族地区彝文书写传承情况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再次探索起如何来传播彝文书法艺术和宣传彝文书法理论的问题。于是筹划起以“举办个人彝文书法展览”的方式，选择大学彝文系为传播的渠道，开始传播彝文書法艺术和宣讲彝文书法理论。后来在盐源县、宁蒗县、凉山州图书馆、西昌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地举办了“个人彝文书法展览”，也在部分学校组织了“彝文书法讲座”，并在电视台作了大量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彝文书法艺术以及彝文书法理论。四、逐步提升和走向成熟我在诗歌创作中体会到，突破与转化的问题，是提升与走向成熟的问题。说来简单，做来很难。我想，艺术都有相通之处，文学艺术如此，书法艺术亦然。因此，我对他说：“想听听你的彝文书法艺术还是彝文书法理论，通过怎样的突破与转化，逐步得到提升和走向成熟？”他好像不加思考如数家珍般地向我的提问娓娓道来：从2006年开始，通过个人彝文书法展览，有很多专家和爱好者向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把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仔细琢磨、总结经验、扬长避短，使自己的彝文书法开始步入提升形成个人的风格，使所研究的彝文书法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化。从2009年被四川省文化厅命名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文书法项目传承人”以后，又策划起出版《彝文书法理论研究》《彝文碑刻临摹》《彝文书法字帖》《中国彝文书法专刊》《个人彝文书法集》《当代彝文书法优秀作品集》等书籍。同时，筹划创办“彝文书法培训班”、“彝语文培训班”等。后来在盐源县和云南宁蒗县分别举办了彝文书法培训班和彝语文培训班，也出版了《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规范彝文书法字帖》。特别是2014年参加文化部举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与传承”和世界文字书艺协会举办的“韩国第十一、十二、十三届直指世界文字书艺大赛”以后，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难免产生一些责任的压力，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动力，自己的彝文书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在我的感受和理解中，一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成熟，表现在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上已经形成相对的沉稳和定型，一个人的某类艺术作品和艺术理论的成熟应该表现在这个人的某类艺术作品和艺术理论已经形成自我风格和自成体系。我没有系统的读过他的彝文书法理论，但通过他打印送给我的用毛笔书写的不同字体的彝文书法字贴上看来，他书写的基本笔画、偏旁部首和字符结构已经相当规范、稳定、已显功力。从他的行体彝文书法艺术作品上看来，笔法自如、不拘一格、行云流水、变化多样、错落有致，显示出了一种书法艺术的美，欣赏过后，的确给人带来了一种美的享受。但我还是想听听他对他的彝文书法艺术和彝文书法理论的成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为此我向他作了提问。从他的表隋中看来他也认司我的看祛，他面带笑容，显得有些兴奋地回答：“‘站在伟人的肩膀上你才会有高度，这句话说的很好。我的彝文书法艺术作品的风格和彝文书法理论的体系，都是在对前人墨迹的学习、临摹和经验总结上得到提升和走向成熟。主要表现在：用笔、运笔、起笔、收笔、结构、章法、布局、落款等方面。所创作出的作品，能够以美学角度来审视，给人以美的享受。”每当他提到书法的“美”字时，在我的感觉中：文学的美体现在美的语感上，雕塑的美体现在取掉多余的部分后的朴素立体上，绘画的美体现在优美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的完美结合，舞蹈的美体现在体型与动作协调运动的美上，音乐的美体现在优美的旋律和节奏上。我想问问，那么，书法的美，特别是彝文书法的美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从美学的角度开始回答起了我的提问：“美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实用与审美的价值，彝文书法美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与动态美在书家大脑中反映的产物，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的。它是一种净化了的线条美，线条的张弛开阔，笔势奔腾飞舞富有无比的魅力，它以一种抽象、纯粹的形态表现了美学的精化。彝文字是具有生命的形体，因此，彝文书法艺术就是一种把文字加以美化的艺术。早在彝文诞生时，就孕育了美的因素，其象形文字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这就是艺术造形的基础，也是彝文书法艺术的萌芽。诗贵含蓄、书贵藏锋、书法之妙、妙在曲折、多姿多态，如一览无余，则索然寡味。彝文书法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局部多样与全部统一，构成完美体系，将形式美与内容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忽视法度，没有点线运用的法则和前人运笔经验就不可能创作出美的书法作品。彝文书法刨作就是对美的追求、传播和创造。在创作过程中，先有自己的燃烧，才能感动别人，引起共鸣。彝文书法创作就是民族心灵的写照，故是民族艺术美与心灵美和谐的统一。”五、结语歌德坚信，并且也实现了“一个人在青春期所企望的，老年便得到丰收。”的德意志格言。歌德在晚年时，创作出了最有代表性的杰作《威廉·迈斯特》和不朽的诗剧《浮士德》。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凭着他聪明的感悟能力、独特的审美意识和执着努力的精神，还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彝文书法艺术多次获过大奖，他的书法艺术作品已跨国参展，他的书法理论已自成体系，并出版了个人创作和撰写的《规范彝文书法字帖》和《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两部专著，开创了彝文书法史上的先河，他的彝文书法著作的成果，像一座高峰一样矗立在了彝文书法史上。我在期待，充满着希望地期待，随着时间、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随着功力与审美的不断提升，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在中国民族书法，甚至在国际民族书法的领域上，更能书写出更加优秀的彝文书法艺术作品和彝文书法理论著作。责任编辑：李慧

⊙罗曲余华(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文史馆，四川成都610041；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100089)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和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从2006年开始出版第一辑，至2018年共出版了10辑，每一辑中包括若干卷，有的“卷”还包括若干章节。从篇章内容看，《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主要选自操彝族北部方言的四川彝区毕摩经典，在选编及其呈现方面，对比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至2012年陆续出版的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以古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的“四行对照”形式，《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突出“辑”的特点：所载文本有的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规范彝文和汉语文译文文本对照的方式呈现，有的则是直接对过去汉译本的辑用。一、内容概述目前出版的10辑《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译丛”)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传统文学作品操彝语北部方言的四川彝族，其传统文学主要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有的口头传承文学作品记录于毕摩经书之中，具有“写本”的特点。在已经出版的10辑《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中，第一辑和第二辑主要是这类“写本”作品，其篇目有刊载于第一辑的第一卷《勒俄特衣》、第二卷《物种的起源》、第三卷《玛牧特衣》、第四卷《彝族尔比选》，刊载于第二辑的有第五卷《妈妈的女儿》、第六卷《幺表妹》、第七卷《甘嫫阿妞》、第八卷《姿子妮乍》、第九卷《彝族克智选》、第十卷《彝族过年歌》、第十一卷《彝族挽歌选》。彝族传统文学的传播在历史上有两条渠道，一是民间口头渠道，二是古彝文写本渠道。历史上四川彝族中能运用彝文者，是祭司毕摩群体和个别有条件学习运用彝文者(如土司土目阶层中的部分人士)，他们是古彝文写本渠道的传播主体。“译丛”第一辑和第二辑里的传统文学作品也是如此，由他们通过相关民俗文化活动或其他方式，使“定格”写录的作品得以传播。除了以上所例示的文学作品题名外，还有的文学作品融会于毕摩祭祀经文之中，如“译丛”第四辑第二卷《祭祀缘由经》中的《祭祖的缘由》一章，载有《石尔俄特》传说；“译丛”第四辑第三卷中的《献祭驮马经》中，关于马的起源以及不同马的品种的描述是文学作品，其内容与第一辑中第二卷中《骏马的起源》雷同。(二)祭神祈福“译丛”第三辑至第十辑，其内容都是关于彝族先民的精神信仰及其对生活的追求，从多个角度表现了彝族先民祈求平安福运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相关的俗信文化。1.灵物崇拜下的愿望“译丛”中的某些经文，标题题名或是祭神的，或是驱鬼的，或是祭魂招魂的，其内容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祈愿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比如“译丛”第三辑第二卷《请魂祭神经》，据编译者前言称：“该经主要是用于祭祀家宅神仪式或举行防护礼仪式。旨在招请和安抚主人的家宅神灵，让它们忠于职守，各司其职，护佑整个家庭，让各家庭成员和谐共处、事业兴旺、安居乐业、健康长寿。”[1]21-22该卷的《祭祀佑神经》中说：“恩木兹吉禄，乃是众贤人；恩木莫吉禄，乃是众群星……吉禄莫反叛，吉禄莫背主，祭之降临主人家。”[1]23-24在四川彝族传统文化观念中，“吉禄”是护佑神之意，其物质载体可是任何一种物质，可意译为“吉祥神灵”，是灵物崇拜的表现。除了反映彝族先民祭祀神灵祈求平安的愿望之外，还有请毕摩念诵相关经文，以获得长寿的愿望。这在“译丛”第三辑第二卷《请魂祭神经》中的《长寿吉禄》表现明显。2.祈求神灵“护法”“译丛”中的某些经文题名有“护法”一词，如第三辑第四卷《毕祖护法经》《护法快神经》等。据称《护法快神经》的使用频率很高，内容涉及彝族神话传说中的支格阿龙射日月并治理人间后，因行祭祀而使人神和谐之事，请天地、山川、河流、森林等神灵前来护法，并协助毕摩驱逐有关的死神和病魔。在这类经文里，将神灵视为是一种按自然规律翻滚旋转之物，而且速度快，所以称为“旋转快神”。从经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看，就是祈求神灵在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保佑人们平安，并赐福于人。[1]67-68类似的文本还有《纳布纳威快神》《截击快神》《鹫鹰快神》等。(三)防病治病经1.对疾病及生与死的认识彝族先民在历史长河里，在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生存食物的同时，也不断地探索如何应对自然界对其生存的影响和威胁。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莫过于疾病，反映彝族先民对疾病源的探索以及防病治病和表达生死观的文本，在“译丛”中相当丰富，主要分布于第三辑、第九辑、第十辑之中。如“译丛”第三辑第十卷《死因病由经》中的《死因》篇，表达了彝族先民的生死观：自古世事难预料，秋季雷声震，巨雷震寰宇，秋雷闷沉沉。冬来雪花飘，冰雪连天际，压毁松柏枝，捣毁雁鹅巢。早春三月里，牛羊撒牧场，牧场不安全，畜命丧牧场。秋季三月里，山坡牧牛马，山坡不安全，时有坠崖命丧者。夏季三月里，沼泽牧猪群，沼泽不安全，时有命丧狼口者。自古人类栖身在世间，世间并非安全处，生生息息永循环。[1]151-152生老病死虽然是大自然的规律，但人们对于疾病还是要积极防治的。“译丛”第三辑第十三卷《献药疗疾经》，包括《驱逐病魔》《堵塞病源》《疗疾》三部分。其中的《驱逐病魔》说：毕摩举行仪式驱逐病魔斩病根，主要是驱逐降自苍天鬼界的病菌，驱逐来自鬼界的十二类疾病。对于人的疾病，不是人本身自带而得的，而是自然界传播的，所以驱逐病魔时要将之驱逐到病魔的来源之处[1]174-178。过去曾视这样的经文为落后“迷信”，没有对彝族先民关于疾病的认识从保健和疾病防控的视角加以审视。在现代医学视野下，尤其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和危害的背景下，这篇关于驱逐病魔的毕摩经文蕴含的信息量很大，现在看来最为突出的，是关于疾病传染的描述，对于当下预防疾病也有其“文化力”的价值。“译丛”第三辑第十三卷《献药疗疾经》强调“巫医并举”，在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信仰语境中多次提到药物治病。文卷在毕摩举行祭祖仪式，通过给祖先亡灵祛除疾病的语境下，表达了药物治病的理念[1]179-181。从祭祀鬼神精怪以祈求平安吉祥到以药物治疗疾病的行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发展历程中往往表现出原始的“巫医”特性，所以在古彝文经典中，有关寻找药物治病的内容往往融汇于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很浓厚的祭词类经文中。2.对几种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认识痢疾在过去的凉山彝区被视为最为恐怖的疾病之一，有一句咒骂人的话就是“你得了痢疾了吧”。“译丛”第三辑第十五卷中所载，在祭祖送灵仪式上也要念诵的《痢疾起源经》，其内容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痢疾的认识，其中的《序经》描述了痢疾病魔的严重性和毕摩念经咒痢疾病魔鬼的浩大声势。紧接《序经》后的《痢鬼的来源》，以先民当时的认识水平，在其观念意识里塑造了“痢疾鬼”这个角色，认为痢疾由三种食人魔怪带到人间。虽然字里行间仍充斥着万物有灵论，把痢疾视为鬼灵精怪，但从认识论的视角，这里的“带”结合上下文可视为是一种“传播”或“传染”，且将痢疾作了分类，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痢疾的种类有所认识，且对其传染性也有所了解。关于痢疾的预防，“译丛”第三辑第十六卷《防痢经》的记述也较详细。“译丛”中关于防治痢疾伤寒疾病的内容，还见于第九辑第九卷《防痢卸伤寒》。该经主要用于痢疾伤寒流行时的预防仪式或送灵归祖的“尼木措毕”仪式中的葬送痢疾仪程。除此之外，还用于给因痢疾伤寒致死之人的亡灵祛秽仪式上。麻风俗称“癞子”，在人们的心里甚至比痢疾及相关传染病还恐怖。有关防治麻风疾病的经文及其仪式活动也倍受重视。“译丛”第九辑第十卷《预防麻风经》，是了解和研究彝族传统社会里人们对麻风疾病的认知和防治的重要文献。“译丛”第九辑第十一卷的《预防神疾怪病符咒》，内容是借助神灵防治各种疾病。第四辑第五卷《镇病魔经》，可视为是彝族先民的一种治病措施和行为。该经所载内容，是邀请毕摩的护法神和天神地祗前来并协助毕摩，驱逐病魔，并对病魔进行镇压。传统社会里，四川彝族的婚姻除了门当户对等要素外，还有不成文的禁忌：禁与有传染病史、狐臭病、麻风病的人家通婚。这是出于彝族传统社会对这些疾病无可奈何的原因。不过人们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即借助人们信仰的神灵加以镇压消除之。如“译丛”第四辑第七卷《祛除狐臭经》，表现了彝族先民对狐臭的憎恶和预防祛除措施。在彝族传统社会里，疯癫症、神经病、狂犬病等对人们的生活威胁也是极为严重的。对于这类疑难杂症，彝族先民用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解释，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些带有历史特别印记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渗透着鬼灵精怪的信仰，但其中仍闪烁着彝族先民探索世界的精神光芒，表现了彝族先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相关文献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如“译丛”第八辑第五卷《驱疯经》里，将疯癫疾病拟人化、神灵化并重点描述了疯癫疾病的传播及其表现形状。《疯癫起源》则对疯癫疾病的起源进行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认知：疯癫也是传播传染的。[1]149-150“译丛”第十辑第一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所载内容，也是关于防治疾病的。(四)灵魂崇拜经彝族传统社会盛行万物有灵论，灵魂崇拜是其一大特色，这在人们的生活祈愿、平安求吉、孝亲敬老等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处于生病或身体不适状态时，都要从人的魂上寻找答案，并通过与人的所谓灵魂的“互动”作用，来祛病恢复健康。毕摩经文里关于招魂、拽魂之类的经文极为丰富。生病或精神状态不好时，被认为是魂被鬼怪缠住的原因，如果人死了，则认为是魂永远离开了人的躯体的原因。所以在传统日常生活中，除了为活着的病人招魂、唤魂、拽魂外，还有在逝者老人丧葬仪礼上的祭词挽歌中进行相关招魂、唤魂、拽魂。“译丛”第一辑、第二辑为传统文学作品，但第二辑第十卷的《彝族挽歌选》，从其二级标题看，灵魂崇拜贯彻始终。第三辑第一卷为《魂路拽魂经》，是彝语“莫嘎以宪”的意译，意为“拽住走向亡魂路的活人之魂”。彝族的传统信仰中，人死后其灵魂归祖先生活之处，所以该经中所描述的“拽魂”路线，是从祖界一站一站地将游魂拽回到仪式主人家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彝族先民进入凉山时的迁徙路线，对于研究彝族的历史地理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有学者据此将之视为《指路经》的姊妹篇。(五)丧葬祭祖中的祖灵崇拜彝族先民的灵魂崇拜，在丧葬仪礼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译丛”中几乎每一辑都有丧葬仪礼或祭祖仪礼中所表现的灵魂崇拜。如“译丛”第三辑第十二卷的《招引亡灵经》、第十七卷的《拽灵重祭经》。《招引亡灵经》是彝语“尼核尼果”的意译，意为“为受祭者指引亡魂”。其主要内容为通过劝导受祭者的亡灵切勿变化和躲藏，迅速前来依附于灵竹根和羊毛麻皮上，以便制作成祖灵筒(签)类祖灵替代符号加以祭供。“译丛”第三辑第十七卷的《拽灵重祭经》，是彝语“尼木俄宪”的意译，意为“祭祖送灵，拽取亡灵”。(六)除秽求平安经在彝族先民观念里，污秽无时无处不存在着，而污秽的存在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导致人生病；在祭祖送灵仪式中，如果毕摩的灵签和家中神物等具有灵性的物品被污染了，就会失去灵性而致病于主人。在彝族传统社会，每个家庭每年都会在一定的时间举行去污秽的仪式。进行任何宗教仪式，去污秽仪式也是必须的。在去污秽的仪式里念诵的相关经文，统称为“祛污除秽经”。在重视祛除污秽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对之加以预防，使之不出现或少出现，使生活环境保持一种“洁净”极为重要，这在“译丛”第三辑第十四卷《祛污除秽经》中的《防污秽》一章中有详细描述[1]186-187。除了专门针对毕摩的祛污除秽经文外，更多是针对具体事物、具体场景的祛污除秽。这方面的经文极为丰富。如“译丛”第三辑第十四卷中用了十八章内容进行详述，此外还有第十八卷的《祓除火秽经》，第十九卷的《扫除尸秽经》等。避灾祸、求吉祥，是人类的共同心理行为，但其表现带有民族或地域特色。载于“译丛”第四辑第一卷的《避祸躲灾经》，彝语为“茨则久则”。“茨则”意为“一对”或“一双”，“久”有“循环”“运转”“运行”“行走”等意，“则”有“躲过”“躲避”“错开”“让过”等意。该经是彝族传统社会中请毕摩进行除污祓秽仪式时使用的重要经文之一，包括《活祸的源流》《祛污除灾》两章，以彝族先民在当时的认知，描述了污秽的产生过程[2]。(七)祭祖献祭求吉祥彝族传统社会盛行万物有灵论，相应的仪式相当频繁。仪式的主角是祭司毕摩，相关经文里，请毕摩或请历代毕摩神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译丛”第四辑第二卷《祭祀缘由经》，包括《请毕摩》和《祭祖的缘由》两章。彝族的祖先崇拜为最突出，对祭祀祖先的仪礼特别重视，表现为祭祀仪礼的规模以及祭祀仪礼中的“祭献”。载于“译丛”第四辑第三卷的《莫弥库伙》，意译为汉语即《献祭经》，对祭献内容的表现记述最为详细，经文篇幅也最长，其表现形式为优美的彝文长诗，是彝族传统社会祭祖送灵仪式上专用的经文之一，也是一部典型的祭祀长诗作品。“译丛”中除以上所列各门类外，还有大量表现对疾病预防为主要理念的“避灾祸求吉祥经(防治置卫经)”类经文。二、文本特点简述“译丛”的文本源自彝族民间祭司毕摩的经书，其母语原文的文体为彝文诗体形式，节奏感强，在音律上表现出与彝语“声母多、韵母少”的语言特点相适合的押“音节”特色。这种音律特色，在译文中得到了尽可能的体现。比如第九辑：鲁朵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斯乃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木阶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此此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3]78在这段译文里，保留了原文中押音节的音律特点，分别有规律地押“毕摩”“主人”“此一家”等音节。又如：烧肉热茶一置卫，烧肉热茶来护卫；曲味酒香来置卫，曲味酒香来护卫；粮食粉面来置卫，粮食粉面来护卫。[3]149在这段文本中，分别押“置卫”音节和“护卫”音节。①从体量上看，篇幅都较长，所以本文称之为“经籍长诗”②。因为“译丛”各辑不是严格按内容逻辑排列的，比如防治疾病的文本，从第三辑到第十辑都有分布，所以从整体而言，可将“译丛”视为“经籍长诗辑”。从大的方面看，作为“经籍长诗辑”的“译丛”，可分为“一般文学作品”与“信仰文化经籍诗”两部分。到目前为止，“译丛”共出版了10辑，文学部分还有不少优秀之作未收入其中，如《哈一迭古》《惹底索夫》《阿苏史惹》《勒革史惹》《勒俄特依公史篇》等，以及曾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出现过的咒语长诗《狐仙三姊妹》等。这些优秀之作，应该会出现在第10辑之后的某一“辑”或某些“辑”之中。否则，作为凉山州政府的一个翻译文化工程，就是一大遗憾。从“译丛”所包括的“一般文学作品”与“信仰文化经籍诗”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态性”。与《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相比较，“译丛”的原生态性首先表现在反映民间俗信文化方面，完全是彝族历史上的本土自然信仰文化，未见从外输入的信仰文化内容，更未见人文宗教文化内容。在已出版的10辑“译丛”中所载的“大众文学作品”，从题材到内容到表现手法，表现出完全的彝族特色。而《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所载的《董永记》《凤凰记》《丁兰刻木》之类的翻译作品在“译丛”中未见，更未见以汉文化题材为对象的彝文创作作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化的发生发展一是取决于自然环境，二是取决于社会环境。“译丛”的这种原生态特性，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历史上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交通不便，限制了与外界的往来交流。另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历史上的社会，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彝族社会自身的发展特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循环系统”，从而影响到与外界文化交流。所以，在1949年前的毕摩经文中，没有见到外来文化内容。而在近年发现的毕摩经书中，则出现了彝族信仰文化中镇压病魔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龙手握手枪的插图。在凉山甘洛县，由于岭光电土司自小接触汉文化，并在外地学习时接触了新知识，当时经过他整理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衣》中，出现了“欧罗巴”之类的新内容，但是增加了此类新内容的《玛牧特衣》，肯定没有进入毕摩经书之中，因为与岭光电同时代的凉山毕摩们，没有条件接触外界的相关文化知识。“译丛”的原生态性特点，对于研究彝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这种原生态性如实地展现了彝族历史上受制于自然地理及社会环境的认知特点，以及由这种认知所影响下的彝族历史上的文明发展特性。比如，在彝族传统社会，生产力落后，医药文化更为落后，一些现在看来不是很难治疗的疾病，在当时却是严重威胁人们生命的“鬼怪”，要靠祭司毕摩诵经预防和驱病鬼，以求得健康平安，突出了疾病是传染的和应预防的认知。在相关仪式上念诵的防治痢疾的长篇经文，正是反映出人们对于预防疾病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生活充满着热望，在方法上现在看来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仅从文本而言，在作品的翻译上有的地方值得斟酌，比如在祭祀祖先时对祖先称呼为“你”，作为汉语表达，用尊称“您”似乎更妥当些。另外在《祭酒还债经》译本中，有“三神主三域”一句，但是在阐述中，却出现了一神主高原、一神主宰姻亲戚、一神主宰社居地、一神主鬼域等内容，表明的是“四神主四域”，存在着形式逻辑上的“种属”不相等的情况。当然，诸如此类的情形，和“译丛”整体价值相比较，瑕不掩瑜。注释：①关于彝族传统母语诗歌音律中的“押音”或“押音节”的民族特色，本文作者在相关学术刊物分别发表了《彝族古代文论中的“押音”》《彝族古代文论“押音”的表现模式》《彝族母语传统诗歌的“音律”》《彝族母语诗歌的比兴和音律》《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等研究成果。②这里的“经”是毕摩经书之意，“籍”则有书籍、彝文古籍之意。

安清宁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份。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国内彝族有871.4393万人，而贵州彝族有83.45万人，主要聚居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大方、赫章、黔西、毕节、纳雍、织金、金沙等县和六盘水市的水城、盘县、六枝等县。此外，安顺和黔南、黔西南也有彝族分布，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一、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大方言区，即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贵州彝语属东部方言。“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史称“爨文”、“韪书”、“罗文”或“倮文”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字。”彝文创自何时，无明文可考。现今见于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彝文，最早是今存于大方县的明代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所铸的彝文大铜钟。从文字产生的规律分析，彝文的产生远在此前。对于彝文的性质，国内外学者说法不一，总的来说，有象形、表意、表音，以表意为主兼有表音特点的综合型文字等诸种说法。二、贵州是全国彝文古籍最多的省份。“彝文古籍广义是指用彝文写成的各种古书和各种古代的彝文经石碑刻等。”贵州彝文古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其各种内容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为了维护彝文古籍材料内部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内在有机联系，可从彝文古籍，文书（家谱、账簿地契、公文），经石铭文和木刻、竹简、骨文、皮书、布书、瓦书、陶文等方面来系统研究贵州彝文古籍的具体种类。（一）彝文文书文书学把文书分为公务文书和私人文书两部分。古代彝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彝文家谱、账簿和地契，这类文书属私人文书；历代封建王朝在管理彝区的过程中以及彝族土官在管理本民族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彝文文告，这类文书属公务文书。1.家谱家谱也叫“族谱”，是记载一姓世系或家族中显赫任职事迹的谱籍。彝文家谱中所记录的彝族家支系源流、分支分支和亲属关系及其详细，特别是西南各地彝族的谱系都能追溯到“六祖分支”时期，以及笃慕为彝族的共同祖先，这对研究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以及各个支系的源流、迁徙发展情况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2.账簿、地契账簿、地契是古代彝族地区的彝族上层和彝族群众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史料。彝族地区都保存有彝文账簿、地契。除了专门的彝文账簿、地契外，其他彝文古籍也记载有彝族贵族定期收取财物的账目。彝文账簿、地契在彝区都有保存，数量不多。毕节彝文翻译组从金沙县搜集到一份彝族买地的彝文《契纸》，从威宁县搜集到两份反映布摩作斋开支情况的《斋账》和《斋账记》。3.文告彝文文告保存下来的较少。据大方县布摩介绍：“水西家办了东南西北中五所学校，在政治方面还用本民族的文字行文。”现存彝文文告原件数量极少。用彝汉文对照刻印的《通告》，不仅提供了清朝统治者在彝族地区实施的靖边政策法令情况，还具有推广、保存彝族文字的重要历史价值。（二））金石铭文碑刻铭文系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独特的瑰宝，西南地区滇、川、黔三省的彝文经石是中国碑刻中一种特殊的类型，特别是黔西北乌蒙山区现存的古代彝文石刻，其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内容之丰富，均属上乘。其种类有碑刻、摩崖、铭文。1.碑刻彝文碑刻种类较多，按其用途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墓碑。古代彝族有多种葬制，主要盛行火葬。随着历代封建王朝对彝区统治的逐步深入及汉文化的影响，彝族上层实行土葬。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汉族移民大量增加，土葬开始在彝区民间盛行，许多彝族土司死后都要刻碑立传，一般的彝族群众死后也要立碑。（2）修路建桥碑。修路建桥碑是古代彝族在开凿道路、修建桥梁之时，为纪念工程竣工，赞颂修建绅民的功德而刻写的碑文，碑文内容对当地彝族社会历史情况亦有叙述。这类碑刻最为著名的是立于大方县鸡场区和黔西县林泉区分界的大渡河桥北头，圈碑彝文1972字。为明代万历二十年（公元1596年）立，至今有395年。2.摩崖石刻彝族先民在历史上常常把本民族中发生的重大事情刻在岩石上用以记载史事，以示后人。彝族摩崖石刻历史悠久，纪事性强，分布广泛。比较著名的是《拦龙桥碑记》，此碑位于贵州省黄火树瀑布上游的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寨彝族乡和新场乡之间的拦龙河岸岩石上，有彝文589字。刻于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年），迄今有728年。3.金文金文也叫“铭文”，泛指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随着文物发掘工作的深入，铭铸有彝文的金属器物时有发现。其代表作为《成化钟铭文》，1982年，贵州省大方县文物工作者在本县城关小学内发现了它，因钟面彝汉文均注明其铸于明成化二十一（1485年）而称之为“成化钟”。迄今有502年历史。（三）纸书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成立于1955年，从此，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彝文古籍的搜集翻译工作。最著名的是被称为彝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从文字的角度看，它传递了彝族文字使用数千年的历史时空的信息；从文献的角度看，它是卷轶浩繁的彝文典籍的典型代表。

陈顺强(西南民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四川成都610041)1引言彝文信息处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涵盖了从字、词、短语、句子、语篇等多层面的信息加工处理任务。彝文本是大字符集的字串，因此，彝文信息处理就增加了大字符集处理和字串到词串处理这两大块任务。而词是最小的、能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彝文处理应用系统只要涉及语法语义(如检索、翻译、文摘、校对等)，就需要以词为基本单位。随着对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彝文信息处理在编码和输入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彝文字处理技术趋于成熟，并已逐步在普遍推广中，彝文信息处理技术也从字信息处理逐步转向语言信息处理，与汉语、英语和蒙、藏、维语等语种的信息处理一样，彝文自动分词是彝文信息处理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1]。从应用需求来看，彝文分词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彝语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分析单位，为进一步开展彝语自动分析，彝文文字识别、文本校对、词汇获取，进而为实现机器翻译、篇章理解、自动文摘、文本校对、自动索引等应用处理系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2]。这里所研究的彝文指的是1980年国务院规定颁布使用的规范彝文。所谓的自动分词，就是利用计算机把一个句子按照其中词的含义、语法意义进行切分。分词单位指的是一个词它具有独立的语义或语法功能，以彝文分词规范为依据，有二字、三字词或四字、五字的成语、谚语、格言等[3]。2制定《彝文分词规范》和分词词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10月4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注《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为现代汉语信息处理进一步发展制定了规范。中国台湾“计算机语言学会”也为了适应中文信息处理的需求，于1995年制定了《资讯处理用中文分词规范》。国家标准的制定为少数民族文字分词规范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在制定《彝文分词规范》的基本原则时，可以借鉴以上两个分词规范中的适合彝文特点的比较成熟的分词技术。根据彝语的特点和规律，《彝文分词规范》基于适用、实用、科学的角度从彝文信息处理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彝文的分词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则，该规范不仅适用于彝语自动分词、彝语词性标注、词法分析、句法分析等彝语自动分析，而且适用于以后的彝文自动识别、机器翻译等彝文信息处理研究[4]。2.1彝文分词规范原则2.1.1语义上无法由组合成分直接相加而得到的字串应该合为一个分词单位2.1.2单纯词的分词单位2.1.3合成词的分词单位2.1.4骈俪词的分词单位2.1.5有明显的分词标记的分词单位这里所说的有明显的分词标记指的是：空格或标点符号。比如，“/”符号，逗号、句号、分号、顿号、冒号、问号、叹号、引号、书名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间隔号、连接号等，标点符号为结尾的具有很明显的分隔标记，就将它切分为一分词单位。2.1.6二字、三字、四字或五字以上的谚语和格言的词分词单位2.1.7术语、熟语、外来词、音译词及非彝文字其他词的分词单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许多术语、熟语、外来词及音译词，在分词中遇到科学术语、外来词、音译词的时候应视作为分词单位。例如：在彝文文本中出现的非彝文字符号，应该保留其原有的形式一律视作为一分词单位。如：NBACEOOTC12343.14等等。根据彝语的特点彝文信息处理的发展及以上所述的分词原则，这些原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规定，而是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可增可减。3彝文分词算法对于英语来说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而且词与词之间有空格，所以计算机分析的时候不需要再做分词，而在计算机中分析彝语就必须对彝语进行分词。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和汉字一样都是方块字。目前中文的分词技术发展迅速，其算法也千姿百态都有利有弊。目前比较流行的中文分词算法有：(1)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2)基于理解的分词；(3)基于统计的分词[5]。4基于Java彝文分词技术的实现根据彝文分词实现目标，分词程序运行的硬件平台确定为普通PC机，运行的软件平台是流行的Windows，根据不同模块实现的具体情况，选择利用Java作为系统开发语言，利用Eclipse3.2+jdk1.6+Access平台来实现彝文分词设计开发。用Java语言中的TreeMap的结构特性和HashMap储存方式。TreeMap[6]是一个可以将包含的键根据键名自动按升序排列的Map集合，排列顺序可以是默认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定，用它来存储词的字头，可以自动排成顺序，在分词的时候直接判断输入的内容在TreeMap中是否存在，有就进行下一步，没有就输入下一段内容，大大节省时间。HashMap是一个二元数据存储集合，可以存储键名和键值，最适合用来统计某些对象出现的次数，其访问速度非常快*基于计算机自动分词的研究．李瑞芳，孙健，李娜．沈阳化工学院学报．2008年3期．255。。4.1彝文自动分词处理流程图图1彝文自动分词处理流程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彝文分词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1)导入文本。导入用于分词的文本，在导入工程中可以选择文本的格式，而目前本系统只支持纯文本文件的导入。(2)对文本进行预处理。为了提高分词的准确性和速度，文本在进入分词阶段前都要先进行处理，做好相应的工序，如将长篇文本分成段落式，将段落文本再处理成以标点符号为单位的句子形式，尽量把句子断得小一些。分词时候系统一旦遇见以标点符号为首尾的就将预处理成分词单位。(3)将词存储到TreeMap中，并建立HashMap数组。利用Java中的数据链接方法，将彝文分词词典中的词逐一给予读取出来，按照上面分词原则里的条件设置成长度为2字、3字、4字或者5字以上来区分词，将其分别存储到4个HashMap数组中，然后将获取的所有词的第一个字存储到TreeMap结构中，以待下一步操作。(4)对TreeMap结构和HashMap数组中彝文词进行判断。在这一步里，首先系统判断输入的字是否已经在HashMap数组中存在，如果不存在那就继续匹配，再进行判断。而如果输入的字已经在HashMap数组中存在，那就将其送到临时数组中进行判断看TreeMap结构中是否有这个词，如果没有就返回HashMap中再进行判断，如有该词已经在HashMap数组中存在，而且跟设置的长度相匹配，就得出分词的结果，否则将返回，继续匹配判断。(5)得出分词结果。一个词已经过以上几个步骤，顺利到达终点，就成功结束，得出分词结果。4.2实现过程文本进行预处理步骤的核心代码：Out;//输出流In;//输入流StringBuffers1=newStringBuffer();//缓冲chara=in.read();while(a!=-1)//判断是否已到流的终点{if((a==,‖a==。‖a==；‖a==、‖a==:‖a==/‖a==?‖a==!‖a==“”‖a==《》‖a==()‖a==——‖a==……‖a==))//一句结束{Strings2=newString(s1);out.write("");//在句子前加out.write(s2);out.write("");//在句子末尾加out.write(/n);//换行s1=newStringBuffer();}elseif(a==/)s1=s1.append((char)32);//分词位置空格elseif(a>256)s1=s1.append((char)a);a=in.read();}out.close();in.close();文本在预处理后，以字符数组的形式存储起来，对TreeMap结构和HashMap数组中彝文词进行判断核心代码：//first为前一个词,second为紧随其后的词publicstaticvoidadd(Stringfirst,Stringcurrwd){Stringkey=first;Stringsec=second;booleanbb=HMap.containsKey(key);//Hmap是一个已存在的HashMap，用来存储数组。在这里判断first是否在主map中if(bb==false){//若主map中无，则添加HashMaphm=newHashMap();//首先，新构造一个子MAPhm.put(key,newInteger(1));//存储主KEY的频率hm.put(sec,newInteger(1));//存储主KEY后面紧接着的那个词频率HMap.put(key,hm);//将主KEY和对应的子MAP放入主MAP中}else//若主map中含有该词{HashMaptemp=(HashMap)HMap.get(key);//返回主KEY所对应的子MAP，进行值的修改intcount=((Integer)temp.get(key)).intValue()+1;//在子map中将主key次数加1temp.put(key,newInteger(count));if(temp.containsKey(sec))//判断子map中是否含有该词{intvalue=((Integer)temp.get(sec)).intValue()+1;temp.put(sec,newInteger(value));}elsetemp.put(sec,newInteger(1));//若无，则将其存入子mapHMap.put(key,temp);//子map修改完毕，将其重新放入主map4.3分词结果通过对一段文本的切分测试如下：切分前的文本：切分后的文本：5彝文分词中存在的难点5.1彝文Unicode编码Java支持多国语言编码，其内核是Unicode编码。在Java中，字符都是以Unicode进行存储的，由于Java的String类里的char都是Unicode编码，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字符的机内码来判断和识别字符。彝文字与英文甚至和汉字的编码体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程序中就应该让程序来判断我们导入的是彝文文本还是英文或者是汉文，判断是根据文字的内码来进行的，汉字是用GBK编码的内码，GBK是为了推进Unicode的实施，同时也是为了向下与我国一直沿用的字符集标注GB2312完全兼容，电子工业部与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颁布的一个新的汉字内码扩展规范。微软从Windows95简体中文版就开始就在系统中采用了GBK编码。GBK中汉字的编码范围为4E00～9FA5(十进制为19968～40869)，其中有汉字(包括部首和构件)20902个。西南民族大学和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合作研制的Unicode彝文系统，其在Unicode中的编码范围0xA000～0xA4C6[7]。在程序中文字编码的判断方法如下：/*str导入文本里的文字*/Intnum=str.charAt(0);//求出字符的内码If(numelseif(num>=19968&&numelseif(num>=57344&&numelseif(num>=40960&&num5.2对彝文歧义字段的处理是不是有了分词算法就能比较容易地解决分词的精度和速度呢？事实远非如此。彝文的语法和句法结构都比较复杂，不像英文那么简单。一个句子在不同的场景或不同的语境下，可以理解成不同的词串、词组串等，并有着不同的意义。所以彝文句子中存在这很多歧义和多义的现象。分词中处理歧义字段的方法很多有：基于规则的分词消歧，基于统计方法的分词消歧等等。文本在预处理阶段就用双向扫描的方法来发现歧义字段，就是对同一个字段分别用正向匹配和逆向匹配方法扫描切分，如果正反扫描的结果都一样就不存在歧义，反之则有歧义需要消歧。字段的歧义有交叉歧义和组合歧义，所以在分词中最困难的还是消歧的技术[8]。如果能处理好消歧的问题，分词的精度也会相应提高。5.3对彝文未登录词识别分词中另一个难题还数新词的识别，也就是未登录词的识别。在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中，会遇到许多在字典中都没有收录过，但又确实能称为词的那些词。最典型的是人名、地名、机构名、术语等都是很难处理的问题，而且这些又正好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词，对这些词语的识别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分词系统中的新词识别十分重要。现今新词识别准确率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分词系统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9]。目前彝文信息处理对未登录词识别这领域，还没有专项地去做研究，只是在彝文分词中遇到时候简单解决下，这里采用是遇到新词就在词典中随时加入新词汇来解决。相信在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段深入发展后会有所突破的。6结束语彝文分词技术前几年西南民族大学有老师用C语言做过研究，但是，用Java语言研究开发的本文还尚属首例。本文经过研究设计得出的彝文自动分词软件，在对彝文真实文本分词的时候得到的分词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验证了本文初始的研究方案，将为后面的词性标注、彝文文字识别、文本校对、词汇获取，进而为实现彝语自动分析、机器翻译、篇章理解、自动文摘、文本校对、自动索引等应用处理系统做好前期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诚然，彝文自动分词技术现在还完全没有达到国际国内其他语言自动分词的水平，本软件目前还没有大量的推广使用，仅在实验室，不过其彝文分词理论是比较成熟的。但相信在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段深入发展以后将会有所突破的。[1]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21-67.[2]陈顺强．规范彝文字词频统计系统设计语实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644-648.[3]陈小荷．现代汉语自动分析[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35-80.[4]刘开瑛．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标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49.[5]李月伦，常宝宝．基于最大间隔马尔可夫网模型的汉语分词方法[J]．中文信息学报,2010，24(1)：8-14.[6]庞永庆，庞丽娟．21天学通Java[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20-300.[7]李金发．彝语真人发音词典的开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0：34-37.[8]傅永和．中文信息处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120.[9]石民，李斌，陈小荷．基于CRF的先秦汉语分词标注一体化研究[J]．中文信息学报,2010，24(2)：39-45.

吴勰(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贵州毕节551700)彝文是中国彝族固有的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1].从古至今，彝文记录了卷帙浩繁的民族文献，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今，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及网络的普及,彝文应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彝文在面对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和发展，以适应彝文社会信息交换和日常交际的需要.在信息时代大背景下实现彝文数字化应用，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目前在彝文字形特征、字形结构、书写笔顺等构字要素基础之上，结合计算机编码输入文字的综合性要求，制定出一个成熟的彝文字编码输入方案是实现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前期研究成果《信息技术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里的5980个彝文字为研究基础，以《贵州彝文部件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彝文部件为码元，设计彝文计算机“形码”输入方法，解决彝文计算机输入的难题.彝文拼音输入方法不在本文探讨范围.1彝文部件码古老的彝文，是一种以表意为主的、形音义结合的方块形的单音节文字[2].彝文造字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以“部首”为主导[3]，彝文的字形往往可以分析出一个主体结构和若干附加符号[4].彝文字形由部首和基本笔画组成，字型结构简单易于拆分，构字笔画间层次清晰明了，易于提起构字部件.因此，彝文字形输入方法设计采用部件码，也称为形码.彝文部件码的设计是把彝文字字形拆分为若干个构字部件，然后把彝文部件转换为输入代码，再按照计算机键位设计原则，结合彝文部件特征把彝文部件代码安排在输入键位上.因此，彝文基础构字部件是设计彝文部件输入码的基础.贵州彝文字数量庞大，彝文整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彝文字形整理工作只能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目前，在《信息技术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根据彝文构字规律全面、系统地整理出彝文部件，建立彝文规范部件系统，实现彝文构字部件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应用，是开展彝文部件编码设计工作的首要任务.彝文部件是由彝文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彝文字形功能的构造单位，也叫字根、字元和字素[5].本文采用《贵州彝文部件系统》里的181个构字部件为代码，部件笔画数目从1画至5画间不等，分为“方位倒置类、形变类、形近类和单个”4类部件，这些部件都是由彝文笔画组成的稳定结构块，这些构字部件的结构具有稳固性，不宜发生变动，具有强大的组配彝文字形的功能，符合计算机输入码的基本要件，是科学、合理的输入码.2键位设计当前，虽然计算机的输入设备有多种，但是大众用户日常使用最多的还是键盘.因此，彝文键位设计尤为重要，建立彝文计算机输入平台.根据人体工学原理，对字母键盘的合理化要求是：1)中排字键应安排最常用的字母，上排负担其次，下排负担应最少；2)同一手指越排连击的次数尽量少；3)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所负担的工作量应当依次降低；4)右手总负担应略大于左手总负担.5)打字时应尽量左右手交替[6].在现行英文键盘上，根据人体工学原理要求，结合彝文部件在主键盘区对彝文部件码进行合理、有效与实用的排列和分布，以期达到最佳编码速率.经笔者反复试验得出彝文键位设计应遵循以下规则：4)笔画数相同的部件归为同类，放置在同一键位上.在彝文部件系统中除与英文字母键外形相近的部件外，由“点、横、竖”3种基本笔画组合而成的部件很难归类，不利于键位码设计.为了解决这些部件的归类和键位设计问题，把常用笔画构成的部件按照笔画数目进行归类.这类部件可分为“2画部件组、3画部件组和4画部件组”3类，本文把30个部件分别归为3组，再把各组分别放置在相同键位上(见表1)，这样就不仅便于对部件进行有序性归类，更便于部件码规律性放置.表1相同笔画数目部件归类表至此，彝文部件码键位图设计工作已完成(见图1)，彝文部件码在主键盘区的键位分布得出如下结论：综上所述，彝文键盘部件码的分布完全符合彝文构字规律和人体工学原理，是科学而实用的彝文编码输入平台.3编码方法彝文编码是对“彝文字符集”中单个彝文字编制计算机输入码.彝文编码方法在上述彝文部件码和键位图基础上，根据“编码规则”把彝文部件按照其在不同字形中书写笔顺依次编制输入代码，本文采用传统码和简易码2种编码方法.3.1编码规则彝文编码规则是指单个彝文字的编码规则，编码数为5位，即彝文书写的前3笔和末笔，最后加上彝文字结构末笔识别码.即彝文输入码=首笔码+次笔码+第3笔码+末笔码+末笔结构识别码，其中首笔、次笔、第3笔、末笔是指按彝文书写笔顺编制彝文部件码，末笔结构识别码按其结构图和取码规则来编码.3.2传统码彝文传统码完全按照彝文字的传统书写笔顺来编码，力争做到彝文计算机输入码与手写笔形相一致，不仅利于熟悉彝文用户便捷地应用彝文，对初学彝文的广大用户也有很大帮助，它是彝文传统书写方式与民族文字数字编码输入的有效结合.按照彝文“自上而下、自左至右、先横后竖、从外到内、先中间后两边、先中间后上下、先下后上”等7种传统书写笔顺[7]，对彝文构字部件进行编码，如:3.3简易码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主笔后附笔”的顺序对彝文部件进行编码，最大编码数5位，即简易码=首笔码+次笔码+第3笔码+末笔码+末笔结构识别码，这种编码方法简单，易于掌握.如:4末笔结构识别码4.1结构图彝文造字方式以独体字、基本笔形加符号，独体字加符号和独体字加独体字为主，是基本笔形、独体字、辅助符号互相搭配溶合造字[8].据此，大多数彝文字末笔符号依附在独体字、基本笔形符号的上、下、左、右、中、两旁、上下等位置.结合彝文字基本结构，确定彝文末笔符号可能出现在各种字型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从上、中、下、左、中、右方位制定彝文末笔结构识别码方案，末笔结构识别码共计9位(见图3)，分为上左码、上中码、上右码、中左码、中码、中右码、下左码、下中码、下右码，末笔结构识别码涵盖了末笔符号可能出现在字形空间不同位置上.4.2取码规则以彝文字型结构为基准，对应彝文字末笔识别码结构图，确定末笔符号准确位置，再提取末笔识别码.彝文基本字型结构与末笔结构识别码对照基本如下：1)上下型结构与上中码T、下中码B相对应.2)上一下二型结构与上中码T、下左码V、下右码N相对应.3)上二下一型结构与上左码R、上右码Y、下中码B相对应.4)上中下结构与上中码T、中码G、下中码B相对应.5)左右结构与中左码F、中右码H相对应.6)左二右一型结构与上左码R、下左码V、中右码H相对应.7)左一右二型结构与中左码F、上右码Y、下右码N相对应.8)左中右结构与中左码F、中码G、中右码H相对应.9)包围字型除主笔外，其余附笔对照末笔结构图，根据末笔符号在结构图中的位置来取码，均适用于1)～9)取码规则.10)末笔的长度或宽度与字形的长或宽相等或略相等的识别码取中排码.11)成字部件取中码，如独体字О识别码取中码G.总体而言，彝文计算机字形编码输入方案综合分析彝文字型的主要特点，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字形输入码，有利于扩大适用范围，无论使用者懂不懂彝文，都可以根据文字的形码规则进行拆分输入，相比音码输入法而言，适用人群更为广泛[9].5结语彝文属于超方言的表意文字，根据彝文构字规律，采用彝文部件码，设计了彝文计算机字母键位，同时结合彝文字型结构和书写笔顺，设计彝文“传统码和简易码”2种计算机输入码，通过这2套编码，实现彝文计算机数字化录入，用户能快捷有效地输入彝文，实现与汉字、英文等其他文字同平台数字化应用，达到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开发目标，满足了用户使用需求，因此彝文编码是合理、高效且非常实用的计算机输入码.参考文献:[1]王继超.解码历史——彝文价值及整理[J].当代贵州,2013(16):28-29.[2]那建坤.彝文部首浅析[J].贵州民族研究，1989(2)：158.[3]丁椿寿.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81(1)：77.[4]武自立，纪嘉发，肖家成.云贵彝文浅论[J].民族语文，1980(4)：37.[5]苏培成.现代汉子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4.[6]张泽全.汉光码汉字输入法的键盘分布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9(3)：83-84.[7]王正贤，张和平.贵州彝族语言文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236.[8]李生福.古彝文及其造字规律新探[J].贵州民族研究，2001，21(2):135—138.[9]宁威林，王嘉梅，王辉，等.彝文输入法形码编码的研究与实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0(4)：310.

心归我恋上了你如同伊人从心动到心痛从喜欢到爱上你像父母给予的生命不能停止流动的血液不能停止跳动的心脉我的祖先謝谢您给我留下的语言和文字请相信我我会用它诉说您的故事我会用它厮守您的根枝我会用它书写我的人生我将注定一生为你歌唱我的未来会在哪里我必不知道谢谢一路有你我的彝文我会用你歌唱——我的人生

沙马拉毅(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彝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多的一员，据2010年统计，共有800多万人口，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彝族是一个跨国界民族，越南有近万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都分布有彝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彝文古籍卷帙浩繁，彝文有三千年以上历史。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六大方言区，1980年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以[1980]70号文件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规定了以彝语北部方言的圣乍语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规定一字一音，819个字加次高音符号的字以及一个替音符号，共1165个字符；书写一律从左到右横排；还确定使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和彝文原有的数字。2011年3月，根据四省区彝学会和滇、川、黔、桂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协作会的要求，在原有国务院批准实行的规范彝文基础上，增加了六个音节、83个字，统一制订了注音符号。共有1251个音节，5589个通用规范彝文字。涵盖了彝语六大方言区的全部音节和常用字。使彝文信息处理工作从原来的规范彝文进入了全国通用规范彝文阶段。从30年的实践证明来看，彝文规范方案推行后，培养了一大批彝语文专业人才，彝语文也得到了广泛使用，有力促进了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当时的四机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出版局等部门发起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工程”，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工作开始提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日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有53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将近30个少数民族使用30余种民族文字。因此，在研究汉字信息处理时，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工程，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系统的开发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彝文信息处理工程也正是这股语言信息处理浪潮中启动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彝文信息处理是指用计算机对彝文进行转换、传输、存储、分析等加工的科学，是一门与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控制论、信息论、声学、自动化技术等多种学科相关联的边缘交叉性科学。彝文信息处理的研究工作其实早在1982年就拉开了序幕，近30年过去了,彝文信息处理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1计算机彝文系统研制概况中文所包括的文字不仅仅是汉字，它包括蒙、维、彝、朝等中国所有文字，还包括我国古代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文字。因此，在研究中文信息处理时，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工程。彝文信息处理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1)《PGYW彝文计算机》1982年，我们在苹果计算机上开发了彝文软件，虽然不能打印出彝文，但能在屏幕上显示出彝文，字形较美观。(2)《微型计算机彝文处理系统YWCL》1984年6月，我们在PIEDPIPER微机上进行了彝文处理的研制。建立了彝文字库，可用BASIC或FORTRAN语言调用，可编写彝文文件进行编辑和修改工作，经过移植也可以在其他类型的微机上应用。此项成果开发成功后，于1984年10月27日通过了四川省级专家技术鉴定，1985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3)《计算机激光彝文/汉文编辑排版系统》这是列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1985～1987年的重点技术开发项目。1986年4月通过了电子工业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主持的两部委专家技术鉴定。该系统采用了和汉字系统兼容的策略，基本上没有改变原主系统的硬件配置，其主要指标和汉字系统基本相同。该系统的排版功能是保留了汉字系统的书宋、仿宋、黑体、楷体和小标宋五种字体以及多种数字、字母和符号。并增加了含次高调在内的1165个彝文字，彝文字的字宽和字高之比为11∶6，共有14种字号，可排长、扁两种彝文字体。照排速度为5号字每秒60个字，分辨率为每毫米292线。可以编排16开和32开的普通彝文书刊以及彝文汉字混合编排，标点符号行末行自动禁排，还能够自动编排页码、安放书眉等。该系统的编辑功能是：增删、进行修改、分段、段落合并等。可以复制，将文章合并，或将一篇文章分成若干章节，可以利用长城0520及兼容机上的WORDSTAR等文字编辑及处理功能。该系统是我国首次运用激光照排技术进行少数民族文字处理的编辑排版系统。在鉴定会上，彝文编码输入方案被两院院士王选称为“沙马拉毅输入法”。1986年5月在北京“全国‘六五’期间科学技术攻关项目展览会”上荣获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颁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奖。(4)《计算机彝文/汉文/西文系统》1985～1986年，我们在长城0520A型计算机上进行了彝文/汉文/西文系统的研制，采用软件插件兼容的策略，坚持不增加硬件成本，在保留原汉字系统的基础上，根据彝语音及彝语音符号的特点，设计了具有唯一性的彝文编码方案，增加了彝文音素输入法和区位输入法。建立了系统公用字库，从而使该系统拥有丰富的中西软件资源。该系统在保留了原系统功能的同时，增加了彝文处理功能。系统包括彝文编码方案、彝文字库、输入输出的彝文显示、打印等一套程序。最突出的特点是：彝、汉、西文可以随机混合编排打印。可横排也可竖排，也可以打印长体和扁体彝文，有从A～P的几十种字号的彝文。该系统还可以与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联机使用。(5)《北大方正彝文激光照排系统》1992年，为迎接党的十四大召开，上级有关领导要求党的十四大会议文件各种翻译文件和汉文文件一样都要用激光照排统一规格统一印刷。为向党的十四大献礼，我们日夜奋战、修改、编制了彝文编码方案和彝文字模稿，与北京大学方正集团新技术开发公司联合在方正系统上开发了“北大方正彝文激光照排系统”。该系统建立了白体、宋体、黑体等彝文矢量精密字库。字体美观，符合书籍、报刊印刷要求。键盘未作任何改动。该系统有区位码、彝拼码两种输入法，有书版和报版，是当前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国家机关、学校教学科研用的主要彝文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只作激光精密字库的发排使用。因24点阵的打印字库未修改完，字型不美观，不适合针打文件，只能做小样校对。(6)《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1995年，西南民族学院计算机中心研制成功了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该系统与WPS金山系统完全兼容，有彝文拼音输入法、彝文笔画输入法，用48点阵的打印字模，字形美观，适于办公自动化使用。(7)《YWUC彝文系统》计算机《YWUS彝文系统》是在希望汉字系统UCDOS6.0下开发出来的，该系统具有希望汉字系统的所有功能，并提供了彝文拼音输入法、彝文笔画输入法。(8)《YWWIN彝文系统》《YWWIN彝文系统》是在中文WINDOWS95下开发的。彝文WINDOWS95提供了彝文全拼(彝全拼)输入法、彝文简拼(彝拼)输入法、彝文笔画(彝笔)输入法、彝语词汇(彝词)输入法。(9)《计算机彝文字幕系统YWZM》《计算机彝文字幕系统YWZM》是集彝文、汉文、英文为一体，具有图像、文字编辑、创作、播放等广播级字幕系统。彝汉字幕系统采用加拿大进口图像卡作为硬件平台，用32位保护模式进行编程，因而系统稳定性好、速度快、编辑十分方便、视频指标高。彝汉字幕系统采用界面菜单人机对话方式，界面菜单有文本编辑、字幕创作、字幕播出、卡拉OK制作、艺术绘画、新闻唱词、视频调整、系统退出等功能，彝汉字幕系统中有彝文白体、宋体两种字体，汉字字体40多种，英文字体几十种，有四十多种播出方式。彝汉字幕系统适用于电视录像字幕、新闻字幕，彝汉文卡拉OK制作等。2彝文信息处理有关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信息交换用彝文15×16点阵字模集及数据库》1988～1989年，由四川省民委、国家电子工业部共同提出。主要起草人：沙马拉毅；发布时间：1992年；发布机关：国家技术监督局。(1)《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GB13134-91)本标准于1989年制定完成，收彝文规范字819个，带次高调符号彝文345个，一个替音符号C(wu),共计1165个彝文字符，编码于16区～28区，其他图形符688个，编码于1区～9区。1165个彝文字符采用彝文字母表以音序排列，便于输入和查找。1989年7月，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北京的有关计算机专家和彝语文专家及有关省市区领导90余人，云集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邛海宾馆，历时三天对二项彝文信息处理国家标准方案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将1165个规范彝文国家标准方案上报国家机关颁布。1992年该项标准由国家标准出版社出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实施。(2)《信息交换用15×16彝文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GB13135-91)这是与《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同时制定并审定通过，同时发布实施的。主要起草人为沙马拉毅。该标准规定了信息交换彝文图形字符的15x16点阵字模及其数据。它主要适用于彝文信息处理系统中的显示设备，也可适用于点阵印刷设备和其他有关设备。本标准提供彝文字形1165个，其他图形符号688个。这些字符横向为15点，纵向为16点。字形实用、美观，完全适用于屏幕显示等。(3)信息交换用彝文24×24点阵字模及数据集》该标准规定了信息交换彝文图形字符的24×24点阵字模及其数据。它主要适用于彝文信息处理系统中的显示设备，也可适用于点阵印刷设备和其他有关设备。本标准提供彝文字形1165个，其他图形符号688个。这些字符横向为24点，纵向为24点。字形实用、美观，完全适用于屏幕显示等。3彝文信息处理国际标准《通用多八位彝文编码字符集》该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电子工业部、国家语委及国家民委下达任务。四川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川省民语委、西南民族学院负责研制。主要研制人员为沙马拉毅。《通用多八位彝文编码字符集》国际信息标准方案于1994年4月作为中国提案提交国际信息组织ISO/IECJTCI/SC2/WG2第25次会议。1994年4月受电子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及国家民委的派遣，由周永军、沙马拉毅等六人组成中国代表团赴土耳其出席第25次WG2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团宣读了“关于彝文进入ISO10646BMP基本平面”的提案，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土耳其、加拿大、芬兰、德国、希腊、越南等32个国家的专家。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全面介绍了我国彝文使用的情况，包括彝族人口、文字使用的各级学校、机关、文教、新闻出版等。经过讨论，WG2会议同意接纳中国的彝文提案，并提交下次WG2第26次会议讨论。会后，英国专家休·诺斯和爱尔兰专家麦克对中国彝文方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从资料和宣传中得知规范彝文只有819个，而中国提案中则有1165个字，这会增大BMP平面占用空间的，所以他们也各自提出了彝文国际标准方案。1994～1998年间，经过中国代表的反驳和再三说服提出1165个彝文字符的原因，终于说服了外国专家对彝文的不同意见。通过三轮的国家投票。终于在1998年丹麦会议上审定通过，并录入2000年版的国际信息标准集，作为彝文国际信息标准颁布实施。4彝文手机的研发2003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的彝文输入法及其键盘布局获得国家专利。在此基础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研究所组成了彝文手机输入法和彝文字库的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广泛采集彝文手写字样共31625个不同的手写字样，创建了24点阵的彝文点阵字库，翻译了13000多条彝文手机术语；设计出了彝文显示字模，彝文拼音和笔画输入模式，彝文手写样式，彝文电子图书等，为彝文手机软件的进一步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5月，西南民族大学和北京网道公司联合开发成功了彝文手机。该手机是我国首款民族文字的手机。共推出6款彝文手机，包括5款GSM手机和1款CDMA手机。具有全彝文界面，编辑、收发彝文短信、彩信，彝文拼音输入和手写输入，彝族风格图片、铃声和彝文电子书等特色功能。该产品实现了对包括文字输入在内的全部手机功能进行的系统整合，使彝族地区手机用户可以在手机上使用熟悉的文字和习惯进行手机操作和信息交流。研制成功的彝文手机，被国内外各大媒体誉为“彝语文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使历史悠久的彝族传统文化与移动通信技术相结合，为彝语言文字向科技化、信息化迈进开辟了一条新路，为彝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5国家专利1999年，计算机彝文拼音输入码和彝文笔画码基本定型。我们就将1165个彝文字符、43个声母和10个韵母的拉丁字母输入码、笔画输入码及其在计算机键盘的布局申报了国家专利。经过四年的审查审定，于2003年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专利号：ZL00112801.9，证书号：第117415号。6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展望从现有的中文信息处理理论和方法以及彝语言资源数据库的现状，规范彝文信息处理以后要做的研究课题相当多，例如，文字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及其他民族语言对照词库、跨平台的操作以及计算机彝文网络系统等，还要开发基于彝语言资源库的多种应用系统，如果这些项目都实现了，规范彝文信息处理将会有更辉煌的发展与前景。随着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规范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上必将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规范彝文信息处理会像其他学科一样，需要经过众多学者长久的、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期待着语言学(包括计算语言学)、语音学、信息科学、智能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密切合作，在规范彝文信息处理中实现“规则与统计共舞，语言随计算齐飞”。1998年,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古籍整理协作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将国务院批准的四川规范彝文作为我国彝族统一文字的会议纪要”。至此，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2000年后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各项成果如春笋般涌现，从开始只能对单字的处理到现在的词汇处理，从文书编辑到电子彝文出版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彝文信息处理技术体系。200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2005年研制出四川省教育厅的“中小学汉彝对照电子词典”完成了国家民委课题“彝文文献全文数据库研究与开发”均填补了国内相关方面的空白；2006年西南民族大学与北大方正合作开发的UNICODE彝文系统问世，计算机彝文字体从开始的两种发展到现在的白体、黑体、细黑体、宋体、仿宋体、综艺体、圆头体、手写体等8种字体；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与北大方正合作研发的彝文书版研发成功；2008年完成了“彝语六大方言语料库”的建设；2008年研制建立了“彝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和术语库”2009年研制出的“彝语语料库”；2009年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合作完成了国家教育部重点项目“彝语声学参数数据库”，开创了彝语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先河，也为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实验语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2009年11月，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在西南民族大学成立，这是我国彝语文信息化处理研究工作的一件大事，对进一步推动滇、川、黔、桂四省区彝语文全面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进程，促进彝语文信息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7结语通过30年的社会实践，彝文信息处理的研究成果已经已广泛应用于新闻出版、教学科研、国家机关等各领域，以及全国党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等全国性的大会，加快了彝语文工作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推进了彝族社会进入现代化信息时代的进程。在今天，Internet把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联接了起来，共享信息和技术是必然的趋势和需要，因此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各种语言信息资源的互相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规范彝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开发应用，不仅标志着规范彝语文的社会功能在这一领域的不断扩展，而且为彝语言文字的繁荣和发展，为彝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强劲地推动了彝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1]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述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4):6-9.[2]钱玉趾,董正罡.彝文信息处理与沙马拉毅的原创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4):49-55.[3]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4]KeoghJ.JZME开发大全[M].潘颖,王磊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李金发.试论计算机彝文字符编码的转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82-86.[6]钱玉趾.规范彝文编码方案[J].中文信息,1990,(3).

摘要：彝文古籍绘画，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民间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叙事性和指向性，具有一定的规范程式，显示出彝族人特有的绘画艺术形式和深层的文化内涵。关键词：彝文古籍;绘画;表现形式;审美彝族是中国古老民族之一，有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用彝文写下数以万计的彝文古籍，部分散存在国家图书馆、民族文化博物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及其他部分博物馆，少部分还散存在法国、英国等国外收藏机构。在部分彝文古籍中，穿插有大量的绘画，表现形式多样，艺术特色鲜明，其形式与内容具有地域民族性特征。一、彝族绘画的起源及彝文古籍绘画的表现内容彝族绘画可追溯到比彝文更古远的年代。在众多的现存彝文古籍中，还蕴藏着图为文，图为字的痕迹。以此我们可以看出，彝族原始绘画是彝文的前身，即彝文字在演进过程中也是从象形逐渐改造成今天我们所目睹到的成熟文字。毕摩是彝族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毕摩的历史有多长，彝族原始绘画的历史就有多长。“额毕驷乌”是故事传说中彝族毕摩的鼻祖，其生存年代大约是旧石器时代母系氏族时期，即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早期，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伙毕石祖”“提毕渣慕”等毕摩。彝族古代史上还有“维乐丘布”“阿堵鲁菩”“阿苏拉则”等一代代宗师为彝族原始绘画和彝文字的创造、彝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毕摩及原始绘画始于母系氏族时期，成熟于父系氏族时代，并在之后得到发展。彝文古籍绘画通过与文字相互配合的形式来叙述故事、塑造形象、抒发情感、反映历史生活、排兵布阵，表达生产生活、历史事件、志向愿望的文化艺术体系，是彝族远古绘画艺术的“活化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彝文古籍绘画内容广泛、庞杂，涉及的宏观空间有宇宙天空、人间大地和地下“三界”;神话传说中虚拟的形象、境界和现实世俗世界的事物、人物、境界都可以入画。彝文古籍绘画的内容不限于原始生活，还包括现实的世俗生活和虚拟时空的境界，而且经常把诸多时空的内容集于一幅画之中。彝族古代社会中，毕摩掌握并传承着本民族古老而久远的文化知识，曾在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精神领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在一些民俗活动中仍然在发挥其作用。彝文古籍绘画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伦理、军事、传说、史诗、医药、占卜、家谱、文学、艺术等等，可谓博大而精深。彝文古籍绘画只是毕摩文化艺术领域的一部分，但它却是彝族传统绘画的源与根。现存的彝文古籍绘画以明清以后的居多，由于年代久远，古代的绘画大多已被漫长的岁月所淹没。有的彝文古籍受岁月的侵蚀老化而破损不堪，甚至无法翻阅。好在彝族毕摩们把留下的老版本一代代临摹下来，继承并拓展着这一独有的原始绘画艺术。二、彝文古籍绘画的表现形式（一）写实与夸张相统一写实与夸张是对立与统一关系。在彝文古籍绘画中，写实与夸张是其常用的两种造型方式。绘画中写实造型占有一定的比重，描绘的对象，大多是尊重客观事物真实形象基础上进行描绘，呈现出写实的图式化语言，体现实用和审美的相互交融、物质生活与精神活动相互互动。部分表现题材虽然来源于古老傳说，但呈现的却是与彝族人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造型特征。有的绘画，采用夸张变形手法，同样遵循夸张变形原则，有的舍弃、改变事物的固有特征，根据表现需要随意取形，随心所欲进行艺术形象塑造来表现夸张的韵味，显示出夸张的造型意识，与工艺美术造型处理如出一辙。彝文古籍绘画中的夸张造型，可以明显感受到受原始造型思维的影响。（二）古老与现代相结合相对于彝文古籍本身来说，古老与现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所指的彝文古籍上限无从考证，下限为清末。人类文明经历了古老与现代两个阶段，文化发展也随人类发展经历了从古老走向现代的历程。早期的彝文古籍绘画主要继承原始艺术的纯粹性，上承岩画风格，表现手法与世界上现存的岩画、古陶器装饰绘画手法具有一致性，都是以天真与质朴的心理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眼中的外部世界，用单纯的表现手法描绘所知所感的主客观事物，具有明显的原始绘画造型特点。后期的彝文古籍绘画，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表现手法明显带有壁画用线造型和中国画的笔墨韵味，表现内容与现实生活相映衬，饱含现代艺术气息，这充分说明彝文古籍绘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早期的部分彝文古籍绘画，表现手法上具有随意笨拙的一面，但有的绘画作品不求形似，主要强调其神似，追求“意到气到”，“以意领气”，用随意、扭曲、变形的手法描绘对象，观物之表而绘物之里，寥寥几笔直抓事物的本质特征，强调点、线、面的构成，率性的直抒胸臆，把形象用点、线、面处理得相宜得彰，点线面相间，疏密有致，或硬或松，或直或曲，或流畅或滞涩。彝族画师用笔创造了点线面的完美意象形态，在视觉上彰显出朴素完美的装饰美感。而这些恰恰是现代绘画所特有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绘画艺术样式的最高境界。彝文古籍绘画呈现出的古老与现代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体现在时间顺序上，一方面是体现在绘画表现手法上。三、彝文古籍绘画的审美特征彝文古籍绘画契合超现实主义绘画理念，主动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而呈现人的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释放潜意识中的那种原生情感，摆脱理性对人的束缚，以具有极精炼的抽象形态和符号进行创作，表达出一种梦幻、神秘的心灵释放。比如四川凉山彝文古籍绘画中的“画骨”是其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骨”是血脉和灵性的表象，抓住“骨”就直接概括了物象的根本，就把握了对象及与之相关联的全部整体，是一种以表意为目的的表达方式。彝族画师的绘画表达不受客观物象的限制，“艺术成了大自然的主观变形，而不是大自然的复制品”。[1]彝文古籍绘画根据创作内容审美形式需求，对客观事物高度提炼，夸张变形，以线条表现为主，繁简有致、刚柔相济，具有东方绘画的共有特征。同时辅以点、面结合，组成抽象的二度空间图形，达到一种装饰味效果，呈现出现代抽象绘画的韵味，给人们一种童趣感，具有彝族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特质，传达彝族人纯主观的精神诉求。四、彝文古籍绘画的文化价值彝文古籍绘画不管是“效法自然”的“写实”，还是抽象的“写意”，大多构思巧妙、用笔考究、精巧构思、取意明确、色彩斑斓。不论是图腾图示还是传达一定叙事情节，都是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不可多得的民族艺术珍品。彝文古籍绘画大多是彝文字表述的解析或补充，相当于起到注释作用，通过图画使文字表述内容更加具体化和形象化，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文字之意。有的绘画也不完全是文字的释意，无具体的内容指向，带有即兴似的借题发挥痕迹。彝文古籍中，彝文与绘画的排版布局上，主要有上图下文、左图右文、左文右图等，文字和图画相依相存。这种排版布局方式既保留了彝族文字，又保留了彝族历史故事和彝文书法艺术，对研究语言学、艺术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总之，彝文古籍绘画是彝族生产生活、民俗、文化的外化形式，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表现，在绘画形态上都承继和发展了彝族古老的原始艺术，为所覆盖地区彝族民众喜闻乐见，代代相承，具有特定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和艺术风格，无不彰显彝族民间美术的艺术的魅力。参考文献：[1]巴莫阿依.关于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Z].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2]杨洪文.贵州彝族传统美术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

吉娃阿英（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成都610065）0引言字符识别因为其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一直是模式识别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随着计算机和相关学科的发展，文字识别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一些文字识别的产品相继产生，并投入使用当中。特别是针对汉字和英文的光学字符识别产品已经比较成熟[1]，在实际的应用中表现良好。然而，对于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却还刚刚起步甚至是空白。彝语是一门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语言，而对于彝文字识别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统一或者成型的彝文字识别方法和工具出现[2]。目前虽然有少数的相关研究者对彝文字符识别做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大都使用的是一些传统的人工设计规则来提取特征，再用模板匹配或者是分类的方法。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一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数据集上可以获得比较良好的实验结果，但是存在着不足和缺陷[3]。例如，手工构造规则并提取特征对特定的数据集有效，但是在不同数据集或者实际应用中它会出现泛化能力不足的现象。另外，不同的特征选择算法和特征选择，对识别的效果影响较大以及特征选择困难，容易受数据集影响，算法对数据的噪声敏感，从而对前期原始数据的预处理要求就很高[4]。鉴于此，本文探究了深度学习在彝文字符识别上的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因能够自主从数据中学习和提取特征，能够大大弥补上述传统方法的缺点。经过实验验证，深度学习算法在彝文字符识别中具有良好的表现。1相关研究彝文字符识别是一个新起步的研究课题，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王嘉梅等人使用基于图像分割，手工构造规则和特征字典匹配的方法研究了彝文字识别的应用，并设计相关实验来进行仿真[4]。朱宗晓等人采用1024维周边方向贡献度作为彝文字符的统计特征，使用基于K-L变化的特征压缩算法和三级字典快速匹配算法，来实现脱机印刷体彝文的识别[5]。朱龙华等人应用弹性网格特征，方向线素特征，投影特征和笔画密度特征以及结合彝文字型的结构特征进行特征提取，最后通过多分类器集成的方法来输出识别结果[6]。贾晓栋初次提出了深度学习方法在脱机手写彝文字上的研究工作，并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在自建的包含100个类的手写体彝文字数据集上训练和测试，在此100个类别的手写体彝文数据集上获得不错的效果[3]。本文在更大的脱机印刷体彝文字符数据集上探索和验证了深度学习在彝文印刷体文字识别上的应用，实验结果表明，深度学习在彝文脱机印刷体识别上是有效可行的。2实验设计2.1数据准备图1本文收集了大量的脱机印刷体彝文字图片和扫描件样本，然后将彝文字图片数据经过文字切分，二值化和归一化处理。最后形成包含全部1165个标准彝文字符，每个字符对应20个不同图片，样本大小为23300张32×32小图片的彝文印刷体字符集。示例样本如图2：图2本实验设计的彝文字识别方法属于机器学习中的监督学习方法，需要让神经网络模型从训练数据中学习不同类别文字的模式，因此需要对彝文字符进行数据标注。本文采用Unicode彝文系统[7]的编码顺序来对彝文字进行标注，类别标号从0开始。Unicode彝文系统中彝文字符的编码范围为0xA000-0xA4c6，而0xA000编码对应的是字，所以该字的类别标号是0，同样地字的类别标号为10，依此类推。实验时从数据集中随机20000份样本作为训练集，剩余的3300份作为测试集。2.2实验实施采用的网络模型如图3，包括多个卷积层和下采样层，原始图像数据输入模型，经过卷积层的处理产生多个输出（特征图），特征图再经过采样层max-pooling采样处理，最后特征图作为全连接层的输入来产生对应的输出。在此网络模型当中，卷积层经过学习输出多个特征图，这是一个特征学习的过程，跟传统算法的特征选择相似，但是卷积层能够通过多个卷积核对输入图像产生多个对应的特征图，相比传统人工设计和选择特征相比，能学习到更多更细微的特征，能够适应图像的旋转位移等变化[8]。下采样层类似传统方法中的特征降维处理，这样能降低网络模型参数的复杂度，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最后的全连接层类似传统方法中的分类器，把卷积网络学习到的高层特征作为模式输入，学习输出对应的分类预测结果。图3图4图5图4和图5训练和验证误差曲线，横轴表示模型训练过程中的迭代次数，纵轴是对应准确率和误差。由图可以看到，随着训练迭代次数的增加准确率逐渐提高，误差逐渐减小，当模型迭代次数到达400左右的时候，准确率和误差趋于稳定。在验证过程中，情况与训练过程类似。虽然随着训练迭代次数的增加，模型预测的准确率也会相应地提高，但这可能会产生过拟合现象，为此，在本实验中，迭代次数选择350次，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3实验结果与分析由于彝文字符识别的研究尚不成熟，标准统一的数据集没有形成，目前为止很难做到相同条件下的实验结果对比，本文从数据集、识别率，以及特征提取方法等角度来对不同方法的比较。如表1。表1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到，基于特征字典匹配，基于组合特征多分类器集成和本文深度学习的方法在识别率上都表现出较好的性能。但是，由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前期数据预处理的要求比上文两种方法低，也不需要人工构造和提取特征，而是通过数据学习获取相关特征。因此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不仅能提高识别的效率，其在不同数据集上的泛化能力也明显优于前者。4结语彝文字符识别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尚处在摸索探究的阶段，大多数研究方法都还在沿用传统的手工设计规则和特征提取的方法。鉴于深度学习方法现在图像处理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8]，本文探索了深度学习方法在彝文字符识别中的应用，实验结果表明，深度学习方法在彝文字符识别方面的应用是可行的，并且相比一些传统的方法，其具有一定的优势。参考文献：[1]孙华，张航.汉字识别方法综述[J].计算机工程，2010,36（20）:194-197.[2]朱宗晓,吴显礼.脱机印刷体彝族文字识别系统的原理与实现[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12，22（2）:85-88.[3]贾晓栋.基于深度学习的手写体彝文识别技术应用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7.[4]王嘉梅，文永华，李燕青.基于图图像分割的古彝文字识别系统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7（1）：76–79[5]朱宗晓,吴显礼.脱机印刷体彝族文字识别系统的原理与实现[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12，22（2）:85-88.[6]朱龙华，王嘉梅.基于组合特征的多分类器集成的脱机手写体彝文字识别[J].云南民族大学；自然科学版,2010,19（5）：329-333.[7]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J].凉山大学学报，2001,3:4-7.[8]AlexKrizhevsky,IlyaSutskever,GeoffreyE.Hinton.ImageNetClassificationwithDeepLearning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Neural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2012，60（2）:1097-1105.

王明贵（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贵州毕节551700）“当代彝文书法”是个新概念，是对存在事物的新命名与阶段总结，是对旧事物即彝文书写到新事物即彝文书法发展过程的一个理性思考。从彝文与汉文、彝文与国内少数民族文字、彝文与西方文字比较的视角，选择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及其批评与理论建构的问题进行一次有多个参照系的探讨，无疑有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从此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1956年开始对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在两年后基本完成。至此，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代韪书即当代彝文书法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较，都体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彝文书法”作为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概念被提出来且被广泛使用，初步具有了学科概念的基础。“韪书”这个对传统彝文书法称呼的旧概念进入当代，随着“彝族”成为彝人的法定族称，“彝文”也成了彝族文字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就可以用“彝文书法”来代替和使用了。一彝文书法概念的出现彝文在历史上，被称为“蝌蚪文”“爨字”“爨书”“爨文”“韪书”“倮倮文”“夷字”“夷文”“毕摩文”“巫师文”“西波文”等。彝族在历史上自称和他称很多，据统计有60多种，其中自称为“诺苏”“尼苏”等的人口最多，他称最多的是“夷”“倮倮”，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统一称为“彝族”。因此，历史上对彝族文字的各种称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统一称为“彝文”。有了“彝文”这一统一的称谓，方才出现“彝文书法”的概念。从文献检索和公开的报道看，1992年在北京举办并随后在四川凉山州举办的“首届全国彝族文字书法展”，首次提出了“彝族文字书法”的概念。1993年在云南楚雄州成立的“彝文书法研究会”首次提出了“彝文书法”的概念。1996年，笔者在《贵州古彝文书法刍议》一文中首先对“彝文书法”的概念进行了学术解析。[1]791997年李乔以《试谈汉彝文字的产生、衍变、发展》为题为《中国彝文书法选》作序时提出了“彝文书法也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说法；罗正富为该书作序时也使用“彝文书法”的概念。而该书的名称也是使用“彝文书法”的概念和标识。[2]1这本《中国彝文书法选》与1992年举办的“彝族文字书法”展览，从作品的角度为彝文书法提供了实证。之后，1998年丁诗建、李玉平、王继超主编出版了《明清彝文书法汇辑》《彝文书法字帖》，[3]1第一本彝文字帖出版。这样，“彝文书法”从作品层面的实证到理论意义的概念正式形成。二彝文书法在当代发展的基础（一）相关机构的成立相关机构的成立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国家相关机构的建立，二是社会、群众团体的建立。关于国家相关机构的建立。首先，在国家民委就有民族古籍的专门机构，相应的在各民族地方，也成立类似的机构。如西南彝族居住区的滇川黔三省在省级层面上都成立了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各州（市）县级基本上都有类似的机构，虽然名称并没有完全统一，在民族地方可能叫语言文字办公室。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于1957年成立，从属政府及民委的正式机构，其职能是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彝文古籍。半个多世纪以来，该机构搜集了数千册彝文古籍，翻译出版了上百卷彝文典籍。[4]其中《彝文金石图录》《明清彝文书法汇辑》《彝文字帖》等与彝文书法相关的书籍，也由该机构编纂出版。关于群众性的社会团体的建立。最早的当数各地民族学会或民族研究会的成立，如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是一个成立较早的国家级的民族研究群众性学术团体。其他如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云南省民族学会等也逐步的成立。这些民族学会，对彝文古籍也有所研究。而对彝文古籍、彝文书法事业推动有直接作用的，是各地彝学学会或彝学研究会的成立。20世纪80年代开始，滇川黔桂四省相继成立了省级层面上的彝学会或彝学研究会。随后，彝族人口较多的自治州、市、县、市、区也相继成立了彝学学会或彝学研究会。隶属于国家民委管理的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组成立，对彝文书法事业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二）彝汉双语双文的学习新中国成立至今，推广彝汉双语双文教学，推动学习本民族语文，一直是政府大力推广的一项工作。另外，对于成人学习彝文，各地民委和一些学校，也举办了不同时长、不同层级的培训班，编辑出版了《彝文识字课本》等扫盲读物供使用。彝文的学习，伴随着的是彝文的书写，这对学习彝文书法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激发了彝族民众自信心和自豪感，对推动彝文书法创作有内驱的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有关民族院校、彝族文化研究单位、彝文翻译机构中，特别是在大学招收的彝语文专业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毕业后终身从事彝语文教育和研究工作，这些人后来成为彝文书法创作的主要力量。（三）彝汉汉彝翻译步入正轨新中国成立以来，彝汉翻译和汉彝翻译的需要量都大量增加，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推广普通话，无论是传达党和政府的文件，还是推广科学文化知识，两种翻译的要求都比较迫切。从中央层面上，中央编译局（中国民族编译局）成立了彝文编译室，主要承担中央文件、领袖著作和全国“两会”文件的翻译工作，各省区语文办、古籍办等也有一些类似的职能，专职机构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等，主要承担彝文古籍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对推动各族群众认识和了解彝文，有着特殊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为吸引其他民族爱好书法艺术的人学习和创作彝文书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四）现代彝文规范1980年，由四川省组织申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规范了现代彝文即以彝语北部方言区彝文为基本字型的彝文，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使现代彝文有了标准的字型，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现代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彝文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彝文书法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指标。（五）计算机彝文输入法的开发运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开发文字输入法，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汉字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相关的各民族文字也开始起步。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彝文输入法的开发，先从现代规范彝文中取得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解决了规范彝文计算机输入法的问题。[5]这一成果，大量运用到报刊、书籍出版、印刷，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当代彝文发展的情况。同时，传统彝文计算机输入法的开发也在进行，云南楚雄州、红河州、石林县，都组织开发了云南省传统彝文的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经国家工信委批准成立相关的工作领导小组，在毕节学院（今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成立了有关技术攻关组织，开发传统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并且在2011年由教育部组织验收。这些研究成果，为彝文的普及和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彝文书法开发出了新字体，使常用的字形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扩展了彝文的知晓面。这一类型的彝文字体的固定，无论是现代规范彝文、云南传统彝文还是贵州传统彝文，选择的彝文都是有很强的代表性的字型，通过许多专家、学者和彝族领导干部的认可，因此它特别为彝文正字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六）编纂字帖字典辞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彝文书法的字帖、字典和辞书来看，字典类的书当然出版得多一些。如《简明彝汉字典》《滇南彝文字典》《彝文字典》《滇川黔桂彝文字典》《彝文字集》等，这是因为字典是认识彝文最为迫切需要的工具书。而直接作为彝文书法和字帖出版的，是《明清彝文书法汇辑》《彝文书法字帖》。以彝文、彝汉文混合编排出版的辞书，有《彝语大词典》《彝汉简明词典》等。字典的大量出版，特别是以“彝文书法”为名称出版的书法汇辑和字帖，无疑对推动彝文书法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学术概念的角度上说，“彝文书法”名称的提出和使用，在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来论述“彝文书法”之时，它为“彝文书法学科”开启了规范概念之先河，其学术意义是巨大的。（七）彝文古籍出版成绩显著彝文古籍翻译作品的大量出版，特别是《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这样的大型经籍出版工程，其中的80多种图书，前面都彩印了彝文古籍、彝族经籍中选择出来的8张图片，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彝文古籍、彝族经籍原来的书写样式，为当代人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彝文书法作品的字帖。[6]《彝文典籍集成》160卷的出版，也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的彝文文字文本。[7]其他如《彝文金石图录》（三辑）、《西南彝志》（26卷）、《彝族源流》（26卷）、《彝族咪谷丛书》等，在每本书之前，一般都附有少许彝文古籍书写样式的图片，为当代的学习提供方便。三彝文书法在当代发展的情况彝文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遇到过一些波折，“彝文古籍曾经被当作“四旧”“牛鬼蛇神”和革命对象，被收集起来销毁。彝文书法，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展起来的。（一）彝文书法展览检索有关彝文书法展览的记载或报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多年才出现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开始第一次出现彝文书法展览，各地已经举办过多次彝文书法展，有的作品已经结集出版。大致情况如下：1992年，北京、随后在凉山州举办了“首届全国彝族文字书法展”。1993年，楚雄州彝文书法研究会成立。1999年12月8日至31日，楚雄州举办了“迎澳门回归祖国彝文书法展”。2000年9月，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组委会在云南石林县举办了“彝文书法展”。2001年，楚雄州彝文书法研究会举办了“彝文书法展”。2006年12月，西昌学院彝文系举办了“规范彝文书法展”。2007年8月，凉山州图书馆举办了“阿鲁拉伙个人彝文书法展”。2008年9月26—28日，凉山州图书馆举办了“首届彝文书法篆刻大展赛”。2010年8月，楚雄州楚雄市龙江公园江心楼举办了“彝山书韵彝文书法展”。2010年8月，西昌民族风情园在凉山州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举办庆祝“彝文规范方案”颁布30周年“彝文手机杯”彝文书法大赛。2011年4月，贵州省黔西县彝学研究会筹委会在黔西县行政中心举办“水西彝汉书画展”。2011年，北京江洋互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收藏的丁椿寿“古彝文书法作品”。①2012年4月，中国大方首届（国际）彝族文化节组委会在“贵州宣慰府”举办了“彝文书法展”。2013年11月，凉山州首届彝文书法大赛举办；同月，西南民族大学老校区三教学楼举办了一次彝文书法讲座并展出了彝文书法作品。2014年1月，西昌学院南校区举办“支嘎阿鲁杯”彝文书法大赛。2014年5月，云南宁蒗县书协组织26幅彝文书法作品参加了韩国第十一届清州直指心经世界文字书法大赛，部分作品获奖。2014年8月，红河州博物馆举办了“首届红河州彝文书法和毕摩文化摄影作品展”。2014年11月，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组第十五次年会和第十届全国彝学研讨会组委会在凉山州西昌市邛海宾馆会展中心举办了“彝文书法作品展”。2015年8月，贵州威宁县“毕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举办了首届毕业学生彝文书法展。2017年7月，楚雄州举行一次彝文书法展。2019年3月，云南巍山县举行了彝汉文书法展。从上述可知，最早的彝文书法展览起始于1992年，而研究彝文书法的学术团体则成立于1993年。但是此后多年没有举办彝文书法展览或者召开彝文书法研讨会的报道。直到1999年之后的连续三年，又有三次彝文书法作品展览。从2006年起，除了2009年之外，几乎每年都有彝文书法作品展览，其中以2004年为最多。2015年后又少了，2017年有一次，2019年有一次。（二）彝文书法作品的结集出版当代彝文书法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1998年同时出版了三本彝文书法作品，即丁诗建、李玉平、王继超主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3]古今彝文书法家的合集，即龙吟主编《中国彝文书法选》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以古代彝文书法作品为字范的字帖，即丁诗建、阿铺索卡、阿洛兴德主编《彝文书法字帖》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3]师有副主编《红河彝文书法选》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7]图一明成化钟铭文彝文拓片然而，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情况，三部《彝文金石图录》先后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分别出版。其中：第一辑由陈长友主编，于1989年出版；[9]第二辑由陈长友主编，于1994年出版；[10]第三辑由王继超、王世忠、龙正清主编，于2005年出版。[11]三辑共选编了100多幅古代彝文金石拓片、照片，其中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彝文、汉文各一通）等，可以作为彝文书法字帖，也可以为彝文正字提供重要的参照标准。而规范彝文书法，《规范彝文毛笔书法字帖》作为个人毛笔字的一种，出版于2016年。[12]（三）彝文书法的研究与探索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中国彝文书法集中的公开展览，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年提出的“彝族文字书法”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彝文书法”的概念，但是还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称谓，没有在学术或者学科的层面上给予界定和解析。随着1992年开始有第一次公开的彝文书法展览，彝文书法的研究也随之开始。从目前公开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王明贵1996年发表在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贵州彝学》（之二）上的《贵州古彝文书法刍议》一文，正式把“彝文书法”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此后，他连续在《民族艺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贵州社会科学》《毕节学院学报》《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和一些文集当中，发表了有关彝文书法的论文多篇，如《贵州古彝文碑刻》（1997）、《韪书年谱甲编》（2005）、《韪书简史（一）》（2006）、《贵州彝族艺术概论》（2009）、《明代的韪书及其历史地位》（2012）、《清代韪书的繁荣及其贡献》（2013）、《韪书年谱乙编》（2013）、《贵州彝文书法研究》（合著，2014）、《论彝文书法章法中行款的发展转变及其标准》（2015）等，并出版专著《韪书编年史》（2019）。图二明弘治木刻《劝善经》彝文图片图三清嘉庆《李雨铺碑》拓片彝文从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文献，2014年到2015年是彝文书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年份。2014年除了前述王明贵等的文章外，还有龙倮贵的《试析彝文文献载体形制及其书法艺术》、麦吉木呷的《书写彝文书法字体及各种笔画的造型美》同时发表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3期；陈福来的《浅谈彝文书法研究》[13]、田玉华的《浅谈彝文书法的几个问题》[14]发表在《贵州民族报》上。另外，聂鹏的《彝文书法发展问题探析》、[15]杨正发的《彝文书法创作技法探析》[16]《试论彝文书法创作发展的走向与策略》，[17]都是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彝文书法问题。此外，阿鲁拉伙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多篇研究彝文书法的博文。卢拉伙出版了《中国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18]（2016）。彝文书法展览展示的大量作品，同彝文书法的批评与研究，两相参照，体现了彝文书法在当代的发展脉络。总的来看，彝文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反映出了当代彝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支撑。四当代彝文书法发展的基本判断当代彝文书法，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呈现出一片发展繁荣的景象，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或者几次书法作品展。最近一两年，对彝文书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多篇文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的繁荣，形式上的热闹和本质上的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一）当代彝文书法取得的主要成绩1.书法会展多，作品数量足。这是当代彝文书法发展的主要成绩。1999年至2001年、2006年到2015年，每年都有彝文书法展，有的还有几次。作品数量少的几十幅，多的有二百多幅。2.字体有创新，正书行书多。如果把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彝文称为“正书”，把略为带笔或者连笔的彝文称为“行书”，则展出的作品以“正书”为主，“行书”次之，也有少量相当于“草书”的作品。另外，有的作者还摹仿汉字的“隶书”创作了彝文“隶书”或者其它的字体，体现了一种探索精神。图四当代王继超书“彝族文化源远流长”横幅3.刻制彝文章，接续断代印。彝文印在出土的秦汉时期文物中有发现，但是在魏晋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现。进入当代，有的作者开始刻制彝文印章，[2]使断代了上千年的彝文印章得以重新接续。4.格式多样化，以条幅为主。这里说的是表现形式以条幅为主，也有横幅、斗方、扇面等形式，体现了多样化的追求。在载体材质上，以纸质为主，也偶尔有少量简牍、帛书、骨书等形式。5.文具有多种，以毛笔为主。书法需要的“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仍然是彝文书法的书写文具，书写时还是以毛笔为主。但是也继承了彝族传统的以竹为笔和以松枝等为笔，以炭、锅烟、铁屑、朱砂、牲血、兽血等为墨的情况也还存在，以麻布、牛皮、羊皮、构皮纸、白绵纸等为载体材质的也偶尔还有。6.作者数量多，作品来源广。每次书法展览，都可以发现一些新作者，作者的身份涵盖了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各类学生、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等，只要知道有书法展览的征稿信息，凡是能够写几个彝文的彝族，都有制作作品参加展览的冲动，绝大多数都付诸行动，不计成本，不计得失，作品来源十分广泛。7.组织者热心，支持者得力。进入21世纪，彝文书法展览越来越多，西南地区的滇、川、黔三省彝族地区都组织过展览，地方政府、彝学社团、民族工作部门和文学艺术组织都有贡献，其热心程度为以往所未见。一些彝族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彝族企业家特别是广大彝文书法爱好者积极参与，切实支持，使得每一次彝文书法展都办得比较成功，成绩不小。8.研究有起步，理论有探索。从一般意义上的彝文书法的称谓，到学术意义上的彝文书法概念的界定，从一般的作品观赏与评价，到探讨彝文书法创作方面的问题，从一般的书法展览的报道，到彝文书法创作历程的回顾，都开始有一些文章发表。（二）当代彝文书法发展的主要问题虽然彝文书法展览多，研究文章也有了，但是当代彝文书法发展中，也反映出了不少的问题。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总体是写字，创造力不足。这是当代彝文书法的主要问题之一，每一次书法展览，都会给人以雷同的印象，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写字，循规蹈矩的作品比比皆是，没有新意。即使是一些以行书、草书等面目出现的作品，也没有体现出对线条的质感的把握和运用，用笔随意，体现不出创造力。2.行款很混乱，没有继承性。最大的败笔，不是字写错了、线条质感差或者书法无创造，而是很多作者基本上不懂彝文书法的传统行款是每个字从上到下写、每行字上下相接从左到右的布局，缺乏对传统彝文书法基本行款格式的继承。这一点贵州的作者基本能区分，云南有部分作者能够区分，其他地方则十分混乱，没有统一的认识或者说没有基本的常识，不知道彝文书法“文字左翻倒念”的传统，作品出来全部是汉字书法的“右书”款式。[19]3.技法练习差，书法精品少。除了个别平时从事汉字书法、彝文书法练习者之外，绝大多数作者都是趋时应景，有征稿的时候提起笔来练习几下就开始写，平时则基本不练习，缺乏书法基本功，写出来的作品缺少美感，书法精品极其稀少。4.借鉴无创新，食汉而不化。绝大多数作者在写作彝文书法时，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汉字书法，有的甚至借鉴汉字书法的各种书体创制彝文新书体，但是由于缺乏对彝文发展历史把握，对汉字书法也没有深入研究，借鉴却没有创新，体现出“食汉不化”的生硬情状。5.批评跟不上，缺理论支撑。这也是彝文书法在当代发展中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虽然有一些研究彝文书法的文章，但是从总体上看，每一次彝文书法展览，几乎看不到什么评论、鉴赏或者批评的文章，用以总结得失，评判优劣。即使是大赛一类，评奖的标准没有一个恒定的指标，无法说服观众、读者。彝文书法的理论也还处在起步阶段，只有个别文章对“彝文书法”进行了探讨，还没有指导彝文书法创作、批评、鉴赏、教学等的理论体系。五发展当代彝文书法的对策思考（一）发展当代彝文书法的对策针对当代彝文书法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寻找其中存在的原因，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普及彝文常识，抓好历史文化教育。特别是针对彝文书法行款都还没有基本常识的情况，要普及彝文书写“文字左翻倒念”的基本常识，普及彝文书法是“左书”的基本常识。要抓好彝族历史文化教育，特别是彝族文字的产生、发展与使用的历史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捷径之一，就是当代彝文书法的作者，至少要多看、多读几本彝文古籍，多看几幅古代彝文碑刻的拓片、照片、字帖，认识彝文传统书法行款的形式、布局，这是再也简便不过的事情。2.提高艺术创作意识，加强技法训练。虽然彝文书法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但是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起点要高，有利于今后的开拓和发展。无论如何，不能把彝文书法的创作等同于一般的写字，要有强烈的艺术创作意识，强调表现。技法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没有基础的技法训练，创作也只能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没有依托，更难前进。3.广泛借鉴，大胆创新。彝文是与汉字一样具有表意功能的方块字，也是与汉字有亲缘关系同属于汉藏语系的文字，借鉴成熟的汉字书法创作方法和汉字书法理论体系，可以少走弯路。世界各民族的文字，其书法技法与理论体系虽然没有汉字的成熟，但是也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如欧洲的书法与书法画、日本的书法、国内藏文等其他文字的书法等，要广开眼界，拓展视域，从更加广阔的各种文字书法技法和理论中吸取营养，创造出具有彝文字特色的书法作品和理论体系。4.强化批评指导，深化内涵研究。对每一次彝文书法展，或者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彝文书法作品，或者见诸于各种媒介与材质的彝文书法题词、牌匾等，都要有强烈的批评意识，总结其得失，评判其优劣。特别是各种彝文书法大赛，要有一定的标准特别是能够说服大众的理论支撑，否则仅仅靠当时评委的感觉和认识，没有基本的准则，优胜作品难以服众，也无法传承、传播。对于好的作品，特别是一些传统的经典作品，也要深化内涵研究，发掘其艺术特质，结合当代彝文书法创作存在的问题，用来指导当代的创作。5.加快理论构建，形成美学体系。理论的缺乏是当代彝文书法发展的制约瓶颈。继承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相关理论，结合彝文的特殊属性，参照汉字书法理论体系和世界其他文字的书法理论，加快彝文书法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要从彝文的点画形质、结构特征、线条韵律，艺术内涵等方面入手，结合彝族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形式的深切把握，总结出彝文书法的规律性特征，尽早形成彝文书法的美学体系。（二）当代彝文书法批评与理论建设的几个维度1.彝文书法的历史方位。彝文书法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彝文书法创作实践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论的起步或者是创作的推进，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实实在在的举措。由于其历史时长过短，创作数量有限，理论研究滞后，并没有引起书法界过多的关注，外界的认知就更其有限。因此，谈到彝文书法的批评与理论建设，还得在艰难的起步中开始。在比较权威的书法学理论中，彝文书法及与其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和西文书法，还处在“比较书法学研究”的“更外围部分”。陈振濂在《书法学概论》中，把书法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核心部分，以中国汉字书法篆隶楷行草为主体的‘书法本体’部分……。第二，是中间部分，这是中国书法的延伸部分，包括日本假名书法，也包括西方书法画中一些较注重汉字造型符号的作品。第三，是外围部分，包括西方抽象画中的一部分作品和‘书法画’……。第四，是更外围部分，它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大家都是文字艺术，但它在美学上更接近美术字而非书法。如西夏、藏、满、维、蒙文或朝鲜谚文、伊朗文、印度文以及还有西方的电脑文字艺术……。它们离书法核心的距离，我想绝不会比绘画离书法更近些。”[20]28-29这里没有提到彝文及彝文书法，但是彝文书法作为中国少数少数民族文字的一种，显然是包括在更外围部分之中的。也就是说，彝文书法的历史方位，还处在起步时期，还是一个初级阶段，这是客观事实。2.书法批评的字体参照与创新。要开展批评，需要有理论指导。彝文书法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一条捷径就是从发达的汉字书法寻找参照系，还可以从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书法、西文书法的有关理论中寻找参考。换言之从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来看看书法的定义，也许更能给人以启迪。英国学者朱迪·马丁认为，“在东方文化中，书法是最精粹、最受尊崇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艺术技巧和哲学传统的完美结合。”“西方的真正书法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在少数地区出现。”“‘书法’（Calligraphy)一词意思是优美的书写。”“从根本上说，书法就是文字书写，借助于笔的移动和节奏，它与描画或机械地规定字母的组合形式是不同的。”[20]2-3而文字书写体，汉文的篆隶楷行草已经为读者所熟知，西文的字体参考，可能更能唤醒比较的意图。西文的书写体系，大略有罗马和罗马晚期书写体系：包括乡村大写体、方大写体、安色尔体与仿安色尔体、帝国大写体；岛屿和列国书写体系：包括岛屿“大写”体和岛屿小写体；卡罗林和早期哥特书写体系：包括卡罗林小写体、基础手写体、早期哥特体；哥特书写体系：包括平织菱足体、哥特体大写字母及绘饰字母、伦巴第大写体、巴斯塔德文书体、巴塔德书写体、断笔体与施瓦巴赫体、巴斯塔德大写体、彩带字母；意大利和人文主义书写体系：包括圆敦体、圆敦体大写字母、人文主义小写体、意大利体、人文主义及意大利体大写字母、意大利波浪大写体；后文艺复兴书写体系：包括铜板花饰体、铜板花饰体大写字母。[22]8-9这些字体，与彝文书法当下的情况相比，可以作为切实的参照。而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写体，以藏文为例，也有12种以上。黄建明认为，关于书法，由于汉文书法的名气很大，而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书法忽略了。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书法艺术，不仅汉文书法博大精深，少数民族文字书法也同样流光溢彩。以藏文为例，也有“达斯奔益体”“玛尔钦体”“玛尔琼体”“斯益体”“乌坚体”“徂仁”“徂同”“徂玛遒”“白徂”“朱匝”“遒琼体”“遒钦体”等，文字书法字体种类，一点也不逊色于汉文。[23]2说到创新，作为对实体型文字形式美的追求，需要有十分坚实的基础。既要有许多文字形式美的积累与比较，又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没有一定的基础，既无法完成字体的创新，批评更是无以为据。因此，创新对于彝文书法批评，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也是未来的课题。3.理论建设的渊源与参照体系。理论建设可以从玄想获得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态度，实际上一切理论的构建都要在此前的基础上进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坚持的原则。因此，像彝文书法理论这样目前还没有什么基础的理论建设，也需要从实际出发去寻找合理的渊源。就目前而言，这种渊源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四个方向：一方面就是从彝文发展与书写的历史过程中寻找渊源，另一方面是从彝文之外的书法理论建设历史中去寻找渊源。从彝文发展与书写的历史渊源这个方面，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彝文书写、彝文字典编纂、彝文字符集整理与计算机输入法软件开发中，获得的点画形质的区分、书写顺序、结构方法等具体操作的经验总结，彝文偏旁、部首的分类与排列，彝文字符的分类编排、笔画顺序，等等，这些都是在实践操作中获得的经验与方法，值得充分吸收。另一个方向也很重要，就是从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中去汲取彝族美学的理论表达方式。彝族古代文艺理论有关于诗歌、文章、工艺等的相关理论，虽然没有谈到彝文书法问题，但是这一套不同于外来理论的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其基本思想方式与表述方法，可以启迪彝文书法理论的构建。彝文之外的书法理论历史渊源的参照，也有两个方向：一个当然就非常发达的汉文书法理论，它对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彝语文、同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的彝文，是非常重要而必需的参照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也是最能提供很好的理论渊源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字书法如藏文书法的参照以及西文书法的参照，这也是重要的两个理论渊源参照体系，它可以避免彝文书法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向汉字书法理论的趋同、混一，从而构建出有独立的美学特质的书法理论体系。注释：①拍卖作品编号：2209，规格：31*31cm*3，估价：300，000元，预展时间：9月6日～9月27日。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艾维克大酒店。

胡淇研，赵小兵（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2.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心，北京100081）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人口众多，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居第六位，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一带。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分为6大方言，5个次方言和40多个土语。彝文主要流传于北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历史上曾流传过彝文，现已失传。中部方言区尚未发现使用彝文的史料。[1]（P29-36）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彝文称谓不同，汉文史志称彝文为“爨文、韪书、夷文、倮文、罗文、蝌蚪文、毕摩文、倮倮文”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彝文。彝文可分为古彝文和凉山规范彝文（以下简称“规范彝文”），古彝文又称老彝文或传统彝文，是对1980年国务院批准实行的规范彝文之前刻画、手写彝文的总称。规范彝文是表音的音节文字，以彝语北部方言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共有1165个字符，包括819个常用字符，345个次高调字符和1个替音符号“ꀕ”。[2]一、彝文输入法研究现状规范彝文当前已完成编码字符集构建、字型、键盘及输入法开发等工作，获得了国家和国际编码标准，开发了比较成熟的输入法，主要有沙氏彝文输入法、阿才彝文输入法、搜狗输入法、Vista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及彝文手机输入法等。沙氏彝文输入法包括彝文简拼、全拼及笔画输入码。全拼码以彝文注音符号为编码方式，击键次数多达5键，无重码；简拼码以读音为主，用拼音或拼音代码为输入码，最多4键即可完成输入；笔画码按彝文书写顺序拆分字符笔画，并将其映射到键盘的英文字母或数字键上，以笔画实现输入。[3]（P46-48）阿才及Vista系统自带的彝文输入法采用全拼音码编码方式，实现中文、彝文、数字、符号自由混合输入。搜狗彝文输入法以全拼音码输入为主，可实现彝汉混输。2016年，民族语文翻译局开发了运用到安卓和iOS系统上的彝文手机输入法，实现了彝文笔画、简拼、全拼输入。古彝文输入法主要有楚雄彝文输入法、石林彝文输入法、古彝文正体字形码输入法、古彝文笔画及自由拆分一对多形码输入法等。楚雄彝文输入法是以彝文中部和东部方言区常用的9447字符为基础开发的字根形码输入法，对彝文字符进行字根拆分，按字符结构编码，以“形托”方式实现字根到键盘的映射，实现4键输入；石林彝文输入法以《彝汉简明词典》东南部方言撒尼彝语常用字符为基础设计的彝文字根式输入法，以4键实现输入；古彝文正体字形码输入法以《彝文字典》《彝文字集》及经典文献中收录的5363个古彝文常用字符为基础设计的形码输入法。[4]此外，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研究所设计了彝文笔画和拼音输入法；王成平以《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中2676个字符为蓝本设计了古彝文笔画输入法；云南民族大学王嘉梅以四川彝文、云南规范彝文、贵州彝文及滇南彝文字集为基础，设计了彝文数字和自由编码方案，实现了“云南规范彝文数字键笔画自由拆分、滇南彝文自由拆分一对多形态编码输入法”。目前，彝文输入法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由于彝文内部情况复杂，仍存在规范彝文和古彝文外码编码标准不统一、输入规则不一致，输入法不够通用等问题。用户输入时需要反复学习各地彝文的输入规则，多次安装不同地区的彝文输入法，增加了使用难度。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规范彝文为例，提出一种基于字形部件拆分的形码编码方案，希望能为彝文输入法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方案。二、输入方案设计彝文独体字多，常采用字体结构易位、增添笔画等方法来造字，其构字体系包括：笔画、部首、笔顺和书写结构。[5]彝文文字发展过程中呈现高度的线条化和抽象化发展趋势，部首的表意功能较弱，主要作为字符构字的主干笔画或基础构件。[6]因此可依据直观、易学、易操作的原则，对彝文进行构形层面的部件拆分，整理出稳定的构字部件，并进行合理的分类编码，设计适用于古彝文和规范彝文的一对多形码输入方案。（一）部件拆分彝文部件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彝文字形功能的构造单位，是字符构字的核心，介于整字和笔画之间。笔画则是字符书写时不间断地写成的点和线，是字形结构中的最小单位。[7]彝文部首一般是字符的主笔画或突出笔画，常作为字符构字的稳定部件。规范彝文分为26个部首，包括54个基本构件。从规范彝文819个常用字符部首统计发现，꒓部字符最多，约占8.5%；꒔部次之，约占8%；∨，∩，꒦，꒥，꒷，△，꒯，꒶，꒺，꒽，꓂，꒹部字符较少。部首꒔，꒨，꒟，ꁐ，ꎫ，꒜，ꏂ，ꉙ，꒚，ꑘ，ꊱ，ꁊ，꒺，꓂能独立成字，表示完整的意义，作为稳定的构字部件。部件分类时以已有的彝文部首分类标准为参考，兼顾字符构造理据，遵循字符构形的整体性及输入编码的便捷性原则，对于可独立成字且用于古彝文和规范彝文中构字能力强的部首不拆分；构字能力弱的部首进行拆分合并，如“꓄”部，规范彝文中有17个字符，在古彝文中不做构字部件，拆分为“꒐”和“─”；“꓆”部，规范彝文中有7个字符，古彝文中有类似的部首“”，为方便编码，拆分为“꒐”和“꒐”；部件“，，，，─”在古彝文作为字符构件使用频率高，构字能力较强，视为独立的构字部件。依据该部件分类标准，整理出稳定的构字部件，部件分类如表1所示。（二）编码分类根据各部件字符数量分布的多少及字符构形特征，将规范彝文的基本构字部件分为26个大类并进行编码。编码分类时，主要依据部件与英文大小写字母的形近性原则进行一对多编码映射。如部件“꒐、꒒、꒟、꒘、꒕、꒼、꒚、∨、꒤”分别与大写英文字母“I、L、C、W、N、X、S、V、U”外形相似，映射到相应的英文字母上；“꒱、、、、꒳”与小写英文字母m外形相似，映射到M键上。少数与英文字母外形不具有相似性的部件，可借用汉字笔形读音映射方式，如部件“匚，꒠”视为框形，映射到K键上；“、、、”视为汉字“撇、捺”的变形部件，映射到P键上。编码时，不区分基本部件的朝向、大小和方向，将形变、形近及方向倒置类部件放在同一键位上。如“꒥、꒦、꒷、꒵”几个部件可视为由同一个部件变形而来，放在Y键上；部件“꒡、⌒、꒟”外形相似，朝向不同，放在C键上；部件“─、、-”朝向一致，大小不同，映射到T键上；部件“꒐、”不区分大小，映射到I键上。后期可依据该分类标准将古彝文的基本构字部件依次归入该编码分类表中，从而实现古彝文和规范彝文编码的统一分类。部件编码分类映射表如下：表1部件编码分类映射表（三）编码原则彝文有上下、左右、左中右、上中下、半包围、全包围、交叉及单一结构。规范彝文中上下结构的字符居多，约为50%；左右结构次之，约为24%；交叉结构约为14%；单一结构的字符数最少，约为1.2%。主要采用先主笔后副笔，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中间后两边，先外后内的书写顺序。字符编码时依据字符的书写笔顺对字符进行全码编码，如字符“ꁘ”书写顺序为先竖后撇捺，编码为IX；字符“ꅔ”书写笔顺是先外后内，编码为BI。为简化编码，对于重复部件，采用“部件字母+重复次数”的方式编码，如字符“ꐈ”编码为I4。字符“ꃍ”编码为BT4；因次高调符号“”与电脑键盘主键区数字符号键6上的“^”外形相似，编码时在规范字编码之前加“^”表示，如字符“ꇘ”编码为^S。输入法实现时，可不规定基本部件的键入顺序，允许用户自由组合输入，实现一对多形码编码映射，由程序实现自动匹配。如字符“ꒉ”的输入编码可为IC和CI；“ꈎ”的输入编码可为“CIT，CTI，ICT，ITC，TCI，TIC”6种；“ꈓ”的输入编码为“LZT，LTZ，ZTL，ZLT，TLZ，TZL”6种。三、性能与优势分析国家标准将编码层次和软件层次视为统一的键盘输入系统进行性能考核。GB/T19246-2003《信息技术通用键盘汉字输入通用要求》提出了通用键盘汉字输入系统的性能指标包括两个方面：编码层次上要求形码编码输入法应该遵循汉字部件和笔画规范，达到定性指标（易学性）；软件层次上要求达到量化指标（平均码长、重码字词键选率）。[8]笔者从定性和定量指标统计分析发现，该方案字符部件拆分规则合理，编码原则简单易学，输入平均码长适中，重码率低，输入效率较高。（一）易学性易学性，即“字符输入系统的时间应尽量短，并符合使用者的思维习惯”[9]。该方案主要依据彝文的构形特点，对字符进行部件拆分。部件拆分时遵循已有的部首分类原则，拆分合理，归类科学，符合彝文字符部件规范，能有效减少彝文字符的构字单位，便于编码和学习；此外，采用一对多部件编码方式，不要求使用者熟悉彝文字符读音，字符输入时无须认读，允许用户按部件自由组合输入，由程序实现自动匹配，降低了使用者的记忆难度。普通用户只需很少的学习时间，即可掌握规则并进行文字输入，易学性较强。（二）平均码长该方案对字符进行全码编码，平均码长可作为输入效率高低的参考指标。《信息技术通用键盘汉字输入通用要求》（GB/T19246—2003）规定：汉语拼音或简易笔画编码方式输入汉字常见文本时，平均码长应＜3.2；双拼、部件编码或以部件为主的编码输入，平均码长应＜2.2。该方案平均码长计算如下：表2字符编码码长分布表从表2可以看出，该方案平均编码码长约为3.1，码长适中。码长为3键元和4键元字符的分布率最高。因而字符输入时，击键次数较少，输入速度较快。（三）重码分布重码率是衡量一个编码方案中具有相同编码的字符多少的指标，可用作衡量输入法输入效率的定量指标。[10]测试发现，该方案的重码率相对较低，输入效果较好。重码分布表如下：表3字符重码分布表从表3可以看出，该编码方案下，规范彝文819个常用字符中无重复编码的字符数为554个，占67.6%，即有554个字符输入时可实现与目标字符的精确匹配；字符编码最高重复次数不超过5次，即字符输入时均不需要翻页查找即可实现与目标字符的匹配。因而，该输入方案对字符的精确匹性较好，重码率较低，输入较为快捷。（四）优势本文依据彝文字符构形特征设计了一对多形码输入方案，字符输入时，不受字符读音的限制，允许用户按部件自由组合输入，编码规则简单易学，能较好地迁移到古彝文及其他象形文字上使用，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1）实用性强。彝文内部情况复杂，字符量大，异体字、生僻字多，字符存在方言区读音和形体差异。采用字形编码输入，可不受字符读音的限制，能迁移到古彝文及他少数民族象形文字上编码使用；此外，采用一对多映射的编码方式，不完全要求按字符书写顺序输入字符，用户可按部件自由组合输入，降低了学习难度，即使不熟彝文的用户也能快速掌握，实用性较强。（2）适用性广。古彝文是超方言的表意文字，字形独特，其构字部件大多与规范彝文相同或由其方位倒置或变形而来。字符书写笔画多样，除有规范彝文中的点、横、竖、撇、捺、折、圆、弧形、曲形、框形等基本笔形外，还有丰富的连体、绕形、波浪及重叠变形笔画。字符构字笔画少则1画，多则10画以上。该方案按部件拆分方式对字符进行分类编码，能保持彝文字形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避免了对字符进行过度拆分，有效地减少了字符的构字单位，便于实现计算机字符的编码和输入。其次，依据形码编码方式输入字符，不受彝文方言区读音差异的影响，不仅适合规范彝文字集编码，也能用于大字符集的古彝文编码，适用范围更广。四、结语彝文内部情况复杂，但有共同的字符结构、部首、笔画、笔顺及稳定的部件构字体系。本文依据彝文的字形特点，参考已有的部首分类标准，遵循直观、易学的原则，对规范彝文字符进行部件拆分。部件拆分时，考虑到彝文字符构形的整体性及输入编码的便捷性，保留了规范彝文中的独体字及构字能力强的部首，拆分合并构字能力弱的部首，拆分规则合理，符合彝文字符的构字规律。在此基础上，按形似性特征实现字符的一对多编码映射，设计一对多部件形码输入方案。从已有的统计数据来看，该方案编码规则简单易学，平均码长适中，重码率低，输入效率高，适用范围较广，具有较好的实用性。此外，本文采用部件编码输入方式，便于实现计算机字符输入，有助于推进古彝文和规范彝文编码的统一，为古彝文信息化发展提供条件，符合当前彝文信息化发展的要求。

王成平，田宜宣，孙某姑，曾庆雅（1.西南民族大学：a.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b.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41；2.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政府办，四川雅安625100）我国的古文献学源远流长，其任务是研究中国古文献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历史古文献学家的经验和战果，为古文献研究和整理提供借鉴作用[1]。民族古籍文献典籍体例严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在信息化时代应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文献的发展，以建设民族古籍文献为核心要务，传承民族文献文化，最终实现民族文化的发扬和传播。彝文古籍文献种类颇多，卷帙浩繁，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它作为彝族历代先民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珍贵的知识财富，是认识和了解彝族古代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然而，在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彝文古籍文献的长期保存、流通与利用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威胁。即使进入信息化时代，各种因素对彝文古籍文献的自然损坏和人为被坏等不利因素仍然存在，针对现有的彝文古籍文献有必要进行抢救与保护[2]。本文通过梳理彝文古籍文献现有成果，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对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作一些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古籍文献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及其意义（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背景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员。据2010年统计，彝族人口有900多万，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1980年国务院以[1980]70号文件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2010年11月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滇川黔桂民委、民语委根据滇、川、黔、桂四省（区）彝学学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规范彝文的建议》[3]。规范彝文方案的实施加速了彝文的传播和数字化建设的步伐，特别是在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为首的彝语言信息处理团队的推动下，彝文正式步入信息化的道路，以彝文为载体的数字文本资源迅速发展，使得古老的彝文成为了数字化时代焕发出活态的民族语言文字。然而，古彝文数量多，同意异字、同字异意且不同类型文献表意不一等现象也多，用规范彝文方案解读彝文古籍文献存在着艰巨的翻译工作量和误解、误读等诸多情况，且国内彝文文献专业在高校开设较少，导致彝文古籍文献专业研究人员断层，进一步限制彝文古籍文献的解读和翻译等工作的建设。再者，彝文古籍文献分布广、类型多、文字不统一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发展，使得部分彝文古籍文献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由于原生性保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彝文古籍文献趋向濒危状态。因此，亟需出台新的策略解决彝文古籍文献传承和保护面临的困境。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是当下国内外对民族古籍文献进行保护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对民族古籍、古典文献的传承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彝文古籍文献，需要借助通用彝文字，并借鉴国内外保护文献的思路，结合现有的彝文信息化技术，促进并实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信息化建设、数字化保护乃至传承。（二）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状况目前，国内外均有不同层次地创建了语言文字库、文献库，乃至影像库或数字化博物馆。199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成功开启美国数字图书馆时代。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首次将数字化技术带入到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中。1995年，包括美国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在内的多家欧美博物馆着手开展数字化存储项目等工程，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范围愈加广阔。2015年挪威文化中心对全球范围内31个国家和地区59座语言文字主题博物馆的调查，列出了45个语言网站、语言资料库，以及30个纪念碑和83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性节日。中国语言主题类博物馆有4个，仅次于德国和美国，与法国并列第三。语言文字为主题的数字化博物馆包括NationalMuseumofLanguage、Muséedeslangues,dulangageetdelalinguistique、MuseumoftheAlphabet、MuseudaLínguaPortuguesa、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数字化馆藏[4]。除此，其他文献典籍数字化馆藏，如：国家典籍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国家级古籍文献博物馆，开创了国内全图书、文献典籍的阅览新形式。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则是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主题，集齐图书、图片与绘画、文物与纪念品及研究成果为一体的，具有收藏、展示、传承、研究和传播功能的陈列型博物馆。2017年，蒙古文字文献博物馆在内蒙古成立，其是第一家以少数民族——蒙古文字文献为主的专题型博物馆。国内古籍文献数据库有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书同文古籍库，其内容含有《四部丛刊》《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十通》《大明会典》等全文检索库。明清档案文献网、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的中华古籍网、大成古籍文献全文数据库等也是国内知名文献数字库。国内目前涉及彝文古籍文献的藏馆主要以实体馆为主，包括滇、川、黔、桂四省（区）均有不同规模的彝文古籍文献馆和彝族语言文化博物馆，但缺乏以彝族语言、文字、文献、文化等为主题的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数字化博物馆是当下发展民族文献资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载体的更为有效的方式。（三）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意义彝文古籍文献涉及诸多种类和领域，包括百科全书类如《西南彝志》、创世史诗如：《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占卜类如《哈体特依》教育类如：《玛牧特依》、《劝善经》、天文类如《宇宙人文论》及谱牒类等类型。它是由多样化的载体形式存在，有纸质书籍、文书档案、碑刻、竹简、金属等和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当下彝文古籍文献传世较多，但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献破损情况十分严重，如传抄本经时间的推移，部分出现了人为的破损及潮湿、虫咬、发黄、酸化、腐损等诸多情况。各种类型载体的彝文古籍文献仍难摆脱继续破损和亡失的危险[2]。在社会大趋势下，彝文古籍文献必须走出传统图书馆、文献馆、博物馆等传承制约，开发出数字化博物馆。利用网络建库、VR/AR影像互动等技术，以多维度数字化博物馆的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地面向大众进行文化资源的传播和共享，让彝文古籍文献得以在信息化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彝文古籍文献通过数字化规范整理的方式使持久性保护，促进彝文古籍文献资源共享，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彝族文化，为彝文古籍文献挖掘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为其他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数字化开发提供思路和参考。二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思路（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前期建设准备1.开展彝文字基础性建设。选取彝文古籍文献进行光学字符识别工作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建设内容。首先提取形状特征较为相似的各地古彝文字，并进一步录入，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实验。在实验过程中通过黑盒、白盒的实验数据测试，对识别质量的评估，根据识别率判定实验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注重实验校验的准确率、精确率和召回率，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实验，奠定以光学字符识别为中心内容的彝文古籍文献数字信息化的研究工作，总结并探索彝文字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经验，着重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附加人工的检查校注，准确无误地解读出彝文古籍文献。2.开展彝文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全面实现彝文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整合。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进行彝文古籍文献分类：一是通过方言区进行分类；二是通过所记载的类别进行分类，如占卜、律算、文学、史诗、传说等进行各方言区同一故事的整理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建设，需要全面、科学地提取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展品。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在选择时应取其精华，寻找比较齐全的古籍文献展品。3.多维度建立数字化博物馆。采用多媒体技术多维度采集和展示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文古籍文献。彝文古籍文献的全面信息化需要文字、图像、音视频、VR/AR技术等结合，打造立体的数字化博物馆。古籍文献的文字主要依赖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图像的获取主要靠高清晰度的扫描设备以及拍照设备；音视频主要采集古籍文献传承人的录音摄影资料，也可找到古籍文献相关研究者进行数据采集；VR/AR技术将彝文古籍文献从时间、空间范围内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模拟仿真后再叠加，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的世界中，让数字化博物馆“游览者”从视听感官系统上超越以往传统的感官体验，全方位接触到古老的民族古籍文献在新时代活力和珍贵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有利于数字化博物馆的推广使用，也利于后台的管理控制。（二）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思路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一个面向公众平台服务的民族语言文献类数字化博物馆，将利用多媒体、数据库、Web程序、三维技术、图像全景技术开发等技术开发，以全方位视角呈现彝文古籍文献。无论是知识库、语言库或博物馆，分类检索管理始终是数据资源库建设的重点。分类检索的科学性，将影响到数字化博物馆的推广和使用。人性化的管理和简便的用户界面将是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的核心问题，将最大程度地方便“游览者”使用博物馆，以简单化的指令查询和阅览需要的文献资源。1.用户管理。用户管理可根据不同的用户设定不同的用户权限。用户权限可分为管理员权限、超级用户和普通用户等。管理员用户是直接面向系统进行布局调试的超级权限所有者；超级用户是为除去系统管理外的内部信息注入的工作人员的用户群体；普通用户是为享有访问、读取、阅览权限的用户集合。2.安全管理。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将全力保护彝文古籍文献信息不被剽窃。制定功能限制，防止机密信息被不法窃取。权限设置将运用数字加密技术防止古籍文献被“复制”“临摹”的可能，保护文献传承所有人数据资源的安全性。3.主题界面。数字化博物馆以2D、3D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虚拟文献博物馆。从形式到内容简介，突出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通过视频录像资料作为基础介绍，可以了解到文献作品的背景知识；使用导读，可以明确文献的解答范围；通过高分辨率图片，可以清晰查看更多细节；通过VR/AR虚拟现实技术增加互动和推广，可以让“参观者”全面感受文献的细节和整体。1.检索功能。查询系统的优劣和快慢是衡量一个数字化博物馆活力的评判标准。查询系统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到数字化博物馆古籍文献阅览者查询时的直观感受。为了服务广大阅览者，查询系统更需人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尽量方便用户的需求。由此，可以根据文献的属性、类别、内容及方言区等制定策略来部署和关联查询的关键词。通过AI智能管理，结合云计算，科学创建具有民族特色风格的古籍文献博物馆，将是时代的选择，同时也将有利于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最大便捷地服务大众。三结语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与运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程。运用计算机技术、文献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知识来构建，按照统一规划、标准的原则进行整合管理，融合动静态网页形式，结合多媒体、VR/AR虚拟技术等展示方式，多维度呈现彝文为载体的古籍文献和文化特征。多媒体技术嵌合传统文献学是构建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的核心工作。随着数字化技术覆盖更多国内外民族类博物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去了解多元文化将激活更多发展路径，创建数字化博物馆发展走上新台阶，促进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多元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一个面向数以万计的网上“游览者”开展的一个兼容彝族人文的文献类数字化博物馆。该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为彝文古籍文献呈现活态的良性的发展提供信息化建设的道路。利用现代技术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是保护珍贵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研究与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尽量集齐六大方言区的古籍文献，是国内首个彝族文献的创新性，也是民族古籍文献典藏在信息化时代的革命性先例，为保护、传播、传承民族文明奠定了数字信息化基石，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乃至其他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起到示范性作用。

施淼陈雪茹摘  要：彝族的语言文字承载着彝族人民相互沟通、文化交流的重任，而彝族文字的信息处理技术是彝族文字走向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迈向现代化、信息化的步伐和速度。本文对目前我国的彝文信息处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背景下，从规范彝文的推广及使用和彝族网络文化的建设两个角度了提出了一些看法，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关键词：计算机 彝文信息处理 展望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分支，彝族人口在少数民族人口当中占比较大，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彝族人口约有871万，尽管彝族人口众多，但是分布比较分散，相对集中分布的仅有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三个大省。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且彝文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承载着本民族人民相互沟通、文化交流的重任，而它的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迈向信息化、现代化的步伐和速度，基于此，以《彝文规范方案》为例，有学者对彝文信息处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搭配成果。从近40年的实践证明来看，《彝文规范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后，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彝语文专业人才，彝语文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这也是我国对彝族文字进行必要规范改革的一个成功典范，同时也为彝文信息化处理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 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现状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中所需存储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汉字如此，彝文字亦是如此，因此，使用计算机来处理彝文信息已经迫在眉睫。在彝文信息处理方面，我国学者早有研究，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彝文输入法”研究起步，随后，“彝文输入法”正式问世，也被称之为“沙马拉毅输入法”，从此，彝族文字正式进入计算机领域;从1982年开始，我国学者又对处理彝文信息的操作系统展开深入研究，研发出的彝文信息处理操作系统相继问世，1982年的《PGYW彝文计算机》，1984年的《微型计算机彝文处理系统YWCL》，1986年的《计算机激光彝文/汉文编辑排版系统》，1992年的《北大方正彝文激光照排系统》，1995年的《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以及《YWUC彝文系统》、《YWWIN彝文系统》、《计算机彝文字幕系统YWZM》等，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我国彝族文化蓬勃发展，紧跟文化发展的步伐，逐步走向现代化。有关研究者还研究制定了关于彝文信息处理的相关国家标准，如1989年制定的《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又陆续制定了《信息交换用15×16彝文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等国家标准，还制定了有关国际标准，即《通用多八位彝文编码字符集》。2001年，“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专著出版，2003年，“计算机彝文输入码及其键盘”获国家专利;在随后的几年里，又相继研发了“彝语六大方言库”、“彝语语料库”、“彝文手机”等，其中，“彝语语料库”是世界上第一大规模的彝语语料库，标志着我国彝族文化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除此之外，彝文字在数字电视和网络建设方面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如今，电视已经成为人们娱乐放松的主要工具，而在凉山州地区，凉山广播电视台已经开设了一些纯彝语的电视节目，如“彝乡风”、“彝语电影”、“彝语新闻”、“彝语经典文学赏析”、“跟我学彝语”等，第一时间将关于彝族的新鲜事儿传递给广大彝族同胞，意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让广大彝族同胞在潜移默化中习得彝语知识。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而在彝族学界，有关学者对彝族网站的建设进行了研究，也开发了属于彝族同胞的网站，分别有彝族网、彝族人网、中国彝学网、彝语在线等，其中彝语在线这个网站重点提供了规范彝文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彝文字表、彝文拼读、常用语句、日常会话、格言警句、彝文典籍、彝汉词典，让广大彝族同胞可以通过“彝语在线”这个网站来学习规范彝文，“彝语在线”还以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呈现，让广大彝族同胞可以直接通过手机进行学习，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2 未来研究展望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国内学者在彝文信息处理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不难发现，未来彝文信息处理的研究重点将会集中在字符信息处理的不断完善、语料库的完善方面，手写识别和文字识别也将会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在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同时，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它的推广及使用的问题，先进的技术应该与彝族群众实际结合，不能脱离大众，应该让广大彝语群众学习并使用它，更好的实现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实用价值，也有利于彝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2.1彝文信息处理技术的推广及使用彝语文在科研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彝语文进入了信息化、现代化。然而，笔者认为，彝语作为一门彝族人民的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国务院批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彝文规范方案》，意在保留各地区方言的情况下，让彝语有一个统一的形式，使得各个地方的彝族同胞能使用共同语言进行沟通交流。而彝文信息處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推动着彝族文化的发展，此时，应该在推广方面多做一些研究，包括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推广，目前来看，四川省凉山州地区有许多学校在开设彝语课程，而除了凉山州地区，其他省份在校内推广的都很少，社会上的使用更是少之又少。而彝族人口分布比较广泛且分散，在教育信息化2.0的时代背景下，可以利用网络将彝文信息处理技术进行推广，让广大彝语学习爱好者学习及教学。2.2彝语教学网络的建设尽管有学者对彝族网络文化的建设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关于大多都是关于彝族的资讯以及彝学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涉及到彝文教学方面的网站很少，对于身处世界上不同彝族地区的彝族同胞来说，要想进入以规范彝文为基础的彝学领域，首先要从学习语音和文字开始。因此，笔者认为，推广规范彝文，应该线上线下相结合，结合计算机技术，研发一些彝语教学网站和彝语教学软件，在交互、内容等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让这些教学资源更加智能，方便广大彝族同胞使用，促进学习效率。3 结语彝文信息处理工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为彝语言文字的繁荣和发展，为彝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和科技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具有划时代意义。继续加强彝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并能有效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彝族同胞学习并掌握它，能更好的发挥彝语文的社会功能，能更好的传播彝族文化，能提高彝文工作者的办公效率，能更好的推广彝语文文化，吸引更多的彝语文学习者，对彝语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参考文献[1]王成平.试论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多元化的潮流[J].中国西部科技，2010，9（21）：28-29，21.[2]钱玉趾，董天罡.彝文信息处理与沙马拉毅的原创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4）：43-49.[3]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述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6-9，252.[4]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3）：42-46.[5]夫江.《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出版[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3）：7.

艾芳（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昆明650031）彝族是一个生活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古老民族。早在殷商时期，彝族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先民用这套表意文字记录了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军事等多方面的文献古籍。这些彝文古籍中，有大量内容记载可视作是彝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结晶。这些彝文记载（传抄）的古籍，不仅推动了彝族医药向前发展，而且表现出彝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坚韧的生命意识。彝族谚语说：“人死皆源于疾病，树亡皆源于火烧。”彝族传统思想认为，疾病是生活中所有灾难的元凶，疾病不仅使人们遭受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而且使人们遭受由疾病引起的种种联想和对死亡的恐惧。如何消除这一元凶，成为彝族先民生生不息的追求。在医学人类学视阈下，对于疾病的解读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病理生理现象，而是力求透过疾病及治病的不同文化理解及文化实践，揭示出掩盖于疾病之下的文化形态及社会过程。彝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疾病认知体系。本文将以彝文古籍为例，分析其中的疾病书写及蕴涵于其中的病因观、疾病观，力求呈现彝族对疾病认知探索的辩证思考和理性之光。一多元、辩证、朴素的病因观彝族对疾病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从人类童年期的懵懂到成熟的理念认知，经历了漫长的理解和探索过程。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彝族结合自身宗教信仰及科学认知与生活环境，对疾病产生的原因、致疾条件给出了能够代表群体思考、判断的看法和见解，这些多元、辩证、朴素的病因观，成为彝文古籍书写中彝族文化的独特代表。（一）源于原始宗教的“人格化”病因观在彝族先民朦胧的意识中，疾病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密不可分。早期彝族社会，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低下，人们无法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和自然灾害等作出科学及合理的解释，而是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源于自然界中无法感触的超自然力量。彝族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懵懂的病因观，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与以下八种原因相关：神灵带来的疾病，迷失灵魂带来的疾病，鬼魂带来的疾病，祖灵带来的疾病，附着于操作工具的魂灵带来的疾病，职业神引起的疾病，咒语咒术带来的疾病、违反禁忌带来的疾病。灵魂是彝族传统信仰中最为基本的信仰。天地万物，均有其灵魂。有灵魂附体，则有活力与生气，而一旦失了魂，便会精神萎靡，出现疾病症状。当人死亡后，灵魂与肉身相剥离，灵魂将游离于肉身之外继续存在，一部分成为祖灵，而不能成为祖灵的灵魂则成为鬼怪。彝族先民认为祖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可以庇佑赐福后人，但若后人违反禁忌或祖礼祖规等，祖灵同样也能降祸惩罚后人。其中，疾病便是祖灵致祸后代的表现。祖灵具有的双重性，决定了人们对其怀有既敬畏、又恐惧，既爱又离的矛盾情感心态。变为鬼怪的亡灵，属性单一，即为降灾者。它们常伺机袭击人们，给人们生存、繁衍与发展带来种种威胁及灾难，使人致病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云南彝文古籍《查诗拉书》中记载：邪是由没有婚嫁没有伴侣的女人死后所变，变成邪后的女人并没有离开村寨，而是继续躲在村寨中祸害人，使人生病。不仅如此，连粮食、牲畜等都难以幸免。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具象化为一个孤独终老的女人形象，从而将人得病致死、粮食歉收、家禽死亡等现象都归结于这个“邪”。无独有偶，云南石林彝族毕摩为丧偶女性吟诵的祭奠词中同样将死者的死因邪魔所引起归结为由邪魔所致。词中唱到：“……邪魔倾巢出，四处去作怪，不到地方到，钻到风肚里，清风染上邪，风刮不顺畅。云彩染邪魔，无法移半寸……邪魔降下地，邪气布四方，木洛格提啊，到处染天花。邪魔走路，人间灾一片……”[1]邪魔不仅夺走了人的生命，同时也能摧毁树木、鲜花、动物，使得万物不得安宁。随风而来的邪魔在寨子中游荡，潜入民宅，缠上家人，使其身染重疾，最终医治无效而死亡。祭奠词完整而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邪魔如何祸害日月及人间，解释了人是如何被邪气所缠身，最终得病死亡的全过程。从这些描述中，流露出人们对疾病席卷而破坏一切生命的恐惧。此外，一方面会因保护对象的恭敬而庇佑其身；另一方面，会因为对保护的个人不满或受到污秽不洁等原因而降病于人。除了寻找致病的源头，人们也会从信仰行为等方面对患病原因进行检讨。云南彝文古籍《供牲献药经》中将人所患疾病理解为因触犯魂灵，遭受神灵惩罚或撞鬼所致。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作祟及人类德行失范导致的鬼神作祟人，在彝文古籍中对病因观最普遍最直接的描述。这样将疾病产生原因与宗教信仰进行关联的意识行为，是彝族人格化病因观的典型体现。（二）自然现象、自然环境与疾病产生1.风疾论。在彝族部分文献中记载，疾病的产生与自然界中的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界之温度、湿度、风速之变化使恒温体的人体产生不适，导致生病，即为“风邪染疾”[2]。彝族先民认为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万物的生长、繁衍、成熟，季节的更迭、气候的变化等，都与风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同时，彝族先民也认识到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风使万物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也因风四处流动的特性给人们带来了疾病。凉山彝族口传文献《风的起源》中记载：风啊来到杰野硕诺山，硕诺山上吹三日，毒药神药随风散。[3]贵州彝文古籍《物始纪略·医药的根源》记载了彝族先民认为人世间疾病的生成、蔓延都是由风带来的。风不仅会带来疾病，同时能够使疾病发生变化，这样的观念在凉山彝文古籍《痢疾来源经》中详细记载了来自于天上的传染性疾病痢疾，在传播蔓延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文中用“黄痢鬼、黑痢鬼、灰疾鬼、红疾鬼、花疾鬼、白疾鬼”来代表疾病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不同颜色的“鬼”则分别对应病症的严重程度。这些对疾病变化认知的描述，是彝族先民对传染性疾病在时空中扩散特点的总结。2.疾病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意识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居住环境优劣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此因，对本民族居住环境的选择成为彝族先贤尤为重视的问题。为有效地预防和抵抗疾病，彝族先民在选择本民族“宜居”之所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四川彝文古籍《勒俄特依·兹的住地》中这样描述彝族先民理想中的居住环境：“屋后有山能放羊，屋前有坝能栽秧，中间人畜有住所，坝上有坪能赛马，沼泽地带能放猪，寨内又有青年玩耍处，院内又有妇女闲谈处，门前还有待客处。”[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彝族理想中的居住环境不仅要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农耕和畜牧的需求，同时还应满足人们休闲娱乐及人际交往的需求。彝族先民对自然和地理环境探索及改造的局限性决定，要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居所，并非易事。四川彝文古籍《勒俄特依》中记载了彝族祖先武吾格子为找到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数十代人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最终到达兹自蒲吾并在此定居的过程。通过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彝族先贤摒弃了疟疾、瘟疫、皮疹、湿疹等肠胃疾病和各种皮肤疾病肆虐的“背当烈日晒，腹部起水泡”的西昌之地；森林资源和水草丰富的黄毛埂山脉，各种既能治病，却也能置人于死地的毒草药草随处可见，同样并非理想的居住地；依施特布和尼普俄戳等地，为不清净之地，不适于人畜居住。从而彝族先民一路迁徙，最终选定了“屋后砍柴柴带松脂来，屋前背水水带鱼儿来”，犹如世外桃源并可远离疾病的兹兹蒲吾定居生活。我们发现，彝族先贤对疾因和环境的关系认识是深层和全面的，不仅关注到身体健康的层面，同时意识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心理活动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身体健康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而和谐愉悦的社会氛围、必需的娱乐活动及人际交往，则是心理健康的有效保障。（三）朴素的宇宙天象病因观对疾病的认知背后，实则蕴涵着的是一种文化阐释体系，在彝族社会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形成了一套将生命和疾病置于时间与空间中探索，形成一整套以太阳论万物、以天文论人文的疾病理论，充分体现了彝族传统的哲学观念、认知方式、价值观及其对生命与疾病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及观念，彝文古籍中也多有记载。在长期的天文观察中，彝族先贤通过自己长期细致的观察及智慧的思考总结，形成具有彝族特色的“宇宙演化观”“天地日月星辰系统”的疾病观。在贵州彝文古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宇宙人文论》等中均有关于气浊的记载。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现象变化的重要认识。彝医认为气浊之多少均可以通过脉象病症而相应的表现出来。同时，彝族先贤重视对天地、日月，星辰等运转规律的观测及研究，总结出“天地日月星辰系统”的认识论。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万物都应该遵循百事一理贯通、表征盛衰、殷鉴常变这三大原则，即告诫人们要遵循客观规律，要从时间角度看待问题，要从空间角度认识万物。彝医理解为天地万物之间均有平衡，若是打破了这个平衡，那么疾病就由此而生。正是掌握了寒暑、昼夜、荣枯、生死的变化规律，从而为彝医根据推测病人的衰年和盛年来针对性地采取有效调整和预防措施奠定了基础。二医祭合一、二元互动的应疾文化体系对疾病诊疗方式的讨论应结合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及生活场景加以分析和理解。因不同的世界观延伸出相关的病因，不同的病因观决定了不同的诊疗方式。在彝族传统疾病观下产生的医疗实践，是理性认知与宗教信仰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一方面，大量总结和记录医学知识的彝文医药医书的出现，反映出彝族对因现实成因致疾以及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医疗实践。另一方面，频繁多样的祭献仪式及宗教活动，反映了彝族以信仰的手段来回应超自然力量致病的积极努力。最终呈现出医祭混合、二元共生的应疾行为规则，嵌合在彝族社会的疾病认知体系中。（一）驱赶、安慰的宗教仪式治疗由“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引发的疾病，彝族先民主要采取“信仰疗法”来应对，“疗”的过程则是通过彝族社会中的毕摩和苏尼来实现的。毕摩是彝族医药知识的主要记录者和传承者，也是主要的疾病疗诊实施者。毕摩均为男性，承习方式多为家传，也有部分拜师学成者，主要的职能是在调解人们与祖先、神灵和鬼魂之间的关系。苏尼因“神选”而产生的途径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苏尼男女均有，其职能主要是为人诊断病因，驱赶病鬼，治疗疾病。毕摩和苏尼有一套完整的防治疾病的仪式，仪式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驱赶及安慰来达到治疗的效果。在彝族毕摩诊疗仪式中，会用竹子拍打病人的身体各处，这一拍打病人身体的仪式行为，不仅是对“鬼”“邪”的驱赶，同时也是“祖灵”或“神灵”借助毕摩之手，对违反禁忌或道德失范之人进行惩罚的过程。传统仪式诊疗者因在彝族传统文化期望中存在，使患者在一系列的仪式后，产生了一种确定感和归属感，从而对患者起到一定的安慰效应。用仪式进行治疗疾病以及祈望健康的行为，解释了彝族传统信仰中对超自然力量既崇拜又敬畏的矛盾心理，带有浓厚的彝族传统文化色彩。在治疗疾病的仪式过程中，患者常会喝下一碗毕摩给的草药。可见，彝族宗教与医药相互依存，在宗教仪式的形式之下，实现草药医治的目的。（二）漫长的、曲折的彝医药发展1.漫长的寻药历程。在饱受了疾病与死亡的残酷折磨之后，彝族先民逐渐认识到疾病对生命的掠夺和威胁，出于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追求及战胜疾病的渴望，彝族先民们踏上了漫漫的寻药之路。彝族先民认为可医治疾病的药物不会由“神赐”，也不会通过权利所得，而是来源于生活实践，源于生产劳动及生活中的观察积累。云南彝文古籍《寻药找药经》中记述了天君、天臣及天师一起出发寻药，但始终苦于无法找到“不病不死药”，万般无奈下，只能以黑牛和羊为礼，求教于放牧羊的天仙女。因羊儿生病，牧羊女在宏兽山上寻找药草，经过多次尝试后，治愈了生病的羊儿[5]。此经籍中发现“良药”的主角是一名牧羊女，医治的对象是“羊”而不是人。此牧羊女可以看作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化身，也可以看作是彝族医药起源于母权制时代的原型表达。在长期的放牧实践中，牧羊女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草本知识，经过多次反复实践后，最终才找到了“医治病羊”的草药。对植物属性的了解，对圈养动物的怜悯，并通过细心观察及坚忍不拔的尝试，最终找到有效的草药。这就是彝族先民对医药愈疾最直观最朦胧的认识。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中记述了彝族先民为寻找到有效治病的良药，经历了艰苦、反复、甚至失败的历程。较之《尼苏夺节》的记述，另一本云南彝文古籍《供牲献药经》则把寻药过程描述更为详细、生动。书中记载到：“寻药找药无暇日，寻药来到雪山顶，巍巍雪山不见顶，未见药树在此生，不见一点药材影……”接着又寻遍深箐、悬崖、大箐、平坝、江边，均不见“药材影”。直至寻找到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天边”，这才大功告成。云南新平县彝文古籍《俄姆支杰察》中也记载了彝族祖先英臣什诺在荒古年代，为了医治世人，帮助他们解除病患之苦，上山采百草，治百病，从而使彝族拥有了现实可用的彝族医药知识继承的过程。这一记载，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颇为相似。以上记载，充分表现了彝族先民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应对疾病之道，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认识-发展-再认识-再发展，发现了各种各样能够医治人类疾病的药物的历史过程。在彝族先民的思想意识中，能够治愈疾病的药物乃是先民苦苦寻求、经历艰险，甚至付出了生命为代价才得到的。彝文古籍中所记载的寻药找药的过程，可看作是彝族历代先民防治疾病原始记忆的追述，同时也意味着彝族先民对疾病的认知由蒙昧混沌的纯宗教意识阶段转而向理性思维的萌芽状态过渡，揭示了彝族先民朴素的唯物主义论意识。2.专业彝医的产生。伴随着对疾病认知的逐步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从传统的仪式治疗者毕摩中逐渐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医疗活动的彝族医生，他们摒弃了由原始宗教而产生的仪式疗法，更注重于对病理的研究和分析，撰写下一部部专门记载医药知识的彝文医药专著，伴随着彝医及专业医书的出现，彝族对疾病进行治疗的过程逐渐从宗教方式中剥离出来，成为彝族疾病认知及其文化构建中的重要文化。这种分化后独立发展从彝医对待疾病诊疗方式的态度和彝文医药专著古籍的出现就可以得到印证。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彝医鼓励人们要积极主动的治疗，劝诫人们不要盲目求助于巫师鬼神。云南彝文古籍《劝善经》中将有了病就积极治疗的汉人、白彝与有病不治而是送鬼的龙烘人进行对比，认为得病时选择治疗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几种民族人种的兴亡。同时还提到采用祭鬼的治疗方式会导致家庭生活困难。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中也强调对待疾病的态度应是“若要人不死，要把太医求，要把良药吃。娘古阿娘吉，娘别厄母病，天天去求神，日日去卜卦，早晚又刮痧。卜卦卦不利，求神神不灵。样样都做遍，病魔不脱身。寻思人世间，人人这样说，治病要喂药，吃药能治病”。[6]成书年代在清末明初之际，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翻译，于1982年刊印的《卓莫苏》，汉译名为《指路经》，据主要内容有人们称之为《人生三部曲》。此书属于彝族丧葬仪式唱诵经书，在其第一部分“追忆亡人”一篇中有反映彝族先民遇到疾病时，并非“降志屈节，钦望巫助，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而是积极地采药治疗的疾病观。发掘于云南红河元阳县攀枝花乡勐品村毕摩世家马光福家的《元阳彝医书》，据考证成书于大理国二十年（公元957年），被视为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彝族医药古籍中最为古老的一部。源于彝医《医药书》的《启谷署》，是黔北和川南毗邻地区的彝族毕摩兼彝医历代独自掌管和运用中草药配合治疗各类疾病的一本彝文古籍，记载有5门、38个疾病、263个方剂。据后人称此书为依据应用于临床，有效率达95%。《齐苏书》，书名意思就是彝族治病的医书，又称《双柏彝文医书》《明代彝文医书》。此外，还有《好药医病书》《小儿生成书》《努苦苏》《聂苏诺期》《老五斗彝医书》《三马头彝医书》《洼垤彝医书》《哀牢山彝族医药》《哀牢本草》《医病书》等大量彝文医药专著。由于彝族社会各地发展进程的不平衡，因而不同地区彝族对待如何治疗疾病的手段也多样。彝族毕摩当之无愧地承担起尚属奴隶制社会的大小凉山地区治病救人、采药配伍及传承彝族医药知识的主要职能。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滇中、滇南地区，彝族医药也向更为专业的方向发展，不仅出现了从事专业治疗疾病的行业彝医“诺美颇”，甚至出现了至今仍家喻户晓的拨云眼药锭、云南白药等专门的彝药加工坊。彝医重视疾病的医治，但同时也发现疾病可以未病先防及即病防变。云南彝文古籍《劝善经》《献药经》记载了彝族先民对疾病预先防疫及保健方面的医学知识，如《献药经》中记载：煮食麂子肉，既可治麻风，又可预防麻风传染；煮食箐鸡肉，既可治疗麻疹，又可预防麻疹。这些防病治病的疾病认知观，都是建立在彝族古老的宇宙观与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法的认知基础上。彝文古籍中的疾病书写，不仅见证了彝族先贤对疾病认知不断探索的过程，同时揭示了蕴涵其中的文化意蕴，是我们挖掘民族文化的一重要窗口。注释：①关祖：《彝族医药概论》；贾克琳：《彝族医药学研究》，云南中医学院，内部资料，1993。

文Ⅰ王继超（作者系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责任编辑/李坤）彝文是中国彝族固有的文字，贵州地区有彝文字两万余个。以彝文为载体的彝文献，具有独特的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价值，并自成体系。彝文是中国彝族固有的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cuàn）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彝文的起源，有伯博耿造字、密阿叠造字等多种传说。彝文文献《彝族源流》、《物始纪略》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彝族的君、臣、布摩出现在哎哺时期，这一时期，据《阿买尼（磨弥）谱》载：“在笃慕之前，有三百八十六代，在笃慕之后，传了七十代。”说明彝文文字及其古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彝文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其中象形字与独体字的比重占用很大的份量，其发展演变同样经历从符号到成熟文字的发展过程。毕节市彝文翻译组曾有多人多次用彝文释读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威宁中水陶文、二里头文化遗址等多个地方出土的刻划符号等，说明彝文与刻划符号（陶文）应存在着神秘的历史亲缘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彝文字的字数在贵州地区有两万余个。她与汉文、纳西东巴文被共同誉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三种文字。传承载体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载体有金文、竹、木刻、竹木简、皮书、构皮纸、石刻等。金文目前为止发现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经贵州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再是从贵州流传到云南省昭通市的蛙钮彝文“统管堂郎印”铜印、“夜郎赐印”两件铜印。以竹、木刻、竹木简为载体，见于文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等文献“木刻竹简，堆积如柴薪”或“堆放如柴禾”的记载。木刻有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摩史苏》1件。皮书即以牛羊皮为载体的彝文文献，在毕节市境内残存有10件左右，其中较完整的是《余吉米体访亲记》1件。明清以来一万部以上的彝文文献都是以构皮纸作载体的。石刻为载体的文献有数千件，绝大部分也形成于明清时期。汉唐以来，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始见于汉文献中。汉文献中较早记录彝文的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宋代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也提及彝族罗殿国文字的事：“押马者，称西南谢藩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2009年，香港《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文献价值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稀而可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彝文为载体的古籍，用牛羊皮或麻布做护封，故而俗称“牛皮档案”或“羊皮档案”。它记录的历史年代久远，从哎哺时期至“六祖”时期，尤其是从尼能、什勺、慕靡、举偶到“六祖”分支，直到1664年的近4000年间，近200代父子连名谱牒世系完整相连而不间断。记录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算学、文学、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反映彝民族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情况，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学、教育学等学科体系。内容与文字传承互为前提又彼此相互依存，正是它的这种属性决定着其文字文化的传承的生命力。《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爨文丛刻》（中、下）、《西南彝志》1-4卷、《彝族源流》等文献集中反映了彝族的哲学和天文与历法史观，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爨文丛刻》上、《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文献，记录了全国彝族的数百代谱系、分布，回答了彝族的起源问题和彝族在贵州分布与活动的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为贵州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要素；《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源流》、《策尼勾则》等文献，记录了古夜郎王族的27代连续的父子连名谱谱系，反映古夜郎在毕节市境内活动六七百年的历史；《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曲谷走谷选》等文献，记录的彝族史诗，堪与《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苏巨黎咪》、《海腮耄启》等文献，提供了教育、法律、伦理道德等多方面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历史文化遗产财富，值得去研究、继承和弘扬；《估哲数·农事篇》、《物始纪略》等文献，反映了贵州古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和农业社会的经济，在全国的彝文文献中也具有唯一性。《彝族诗文论》、《彝诗体例》等文献，是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早于同是文艺理论著作的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彝族史料、文献有贵州的彝族历史上形成的远古文化、夜郎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如黔西北至黔中的罗氏国文化，安顺至黔西南的罗殿国、毗那自桤国文化）、千年土司文化（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化等），神秘文化（如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向天墓葬文化）支撑着，反过来，这些种种文化信息必须靠彝族文献来解读、解答，归纳出其优势所在。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及出版将对贵州、乃至中国的彝族发展史研究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整理现状毕节市留存的彝族文献里，文字传承的历史脉络线索清晰，文字发育与使用成熟，文献记录系统完善。毕节市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66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25部52卷，200余万字；“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第二阶段，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文批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为国家常设机构，到1982年，整理、翻译编写《奴仆工匠记》、《彝文字典》6卷，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爨文丛刻》3部5卷，合计134.2万字。1983年到1985年，整理、翻译编写出《洪水与笃米》、《播勒娶亲》、《贵州省小学彝文试用课本》等36.6万字。第三阶段，1986年以来至今的27年间，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翻译研究中心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七五”以来的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彝族指路丛书》、《土鲁窦吉》等近百部、120余卷、2500余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2008年2月至2012年3月，分四批申报80余部彝文古籍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族源流》和《摩史诺沤苏》等48部彝文古籍晋升为“国宝”。同时，还完成48部彝文古籍的国家级标准一二三四级定级测试。历史上的毕节是彝文文献具有标志性和发展发育最完善的一块宝地，但到了21世纪，在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与强烈冲击下，彝文文献的传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表现在其传承人青黄不接，断代断层的危险日渐凸显出来，文献古籍的抢救、保护、利用、传承等都越发显得迫在眉睫。彝文文献的传承人是“布摩”，是掌握彝族文字和彝族各类典籍文献的文化人，是对彝文文献作出特殊贡献的历史功臣。但“布摩”目前已后继乏人。因此，要尽快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按照短、中、长班不等的批次方式进行正规授课教育，通过这种培养方式，尽快培养出一批新时代的彝族“布摩”，把属于彝族、属于中华、属于人类的文明香火传下去，这是责任更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