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古彝文渊｜古彝文记忆文化遗产文选要目专辑（二）

■黄燕玲编者按：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传承和弘扬云南优秀历史文化，构建云南记忆体系，夯实我省参与世界记忆项目的工作基础，按照国家档案局相关工作要求，省档案局于2020年启动《云南记忆名录》评选工作，制定《云南记忆名录评审办法》，明确申报程序、评审标准，组建评审机构。第一批收到41组件档案文献申报项目，省档案局组织云南大学、省社科院、省文史馆、省博物馆、省档案馆等单位10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的档案文献进行评审，除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7组珍贵档案文献自动入选外，另有13组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入选第一批《云南记忆名录》（共计20组），现对入选的珍贵档案文献作简要介绍。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纳西族东巴古籍是纳西族东巴教祭司用东巴文和哥巴文书写下来的东巴教经典，俗称东巴经，现存于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所，共2000多本，主要记载的是东巴教祭司在祭祀仪式中诵唱的经文，是纳西族东巴教祭祀和占卜活动中使用的经典、书画和民间记事文书。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由云南省档案馆和原丽江地区行政公署申报，于2002年3月首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3年8月28日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纳西族东巴古籍具有多重、独特的社会文化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珍稀性、系统性、宗教性、活态性、民间性等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融的今天，纳西族东巴古籍在研究宗教起源、文字起源以及其他原始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攘多鬼仪式，人类起源和迁徙来历经（哥巴文）（局部）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形成时间为1937年至1947年，共计850卷，主要以公文、电文、手稿为主，另有少量照片。该部分档案呈现了抗战时期南洋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支援抗战，在滇缅公路等后方运输线上从事艰险的物资运输工作的全过程。该组档案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02年2月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主要内容有西南运输处与南侨总会关于招募人员的往来电文、公函；招募人员原始登记；招募人员回国批次名册、照片；西南运输处对机工进行训练管理的指令、训词；陈嘉庚有关募购车辆的函电、抢运物资记录、滇缅公路路况报告；有关机工牺牲抚恤训令、电报；有关改善机工生活待遇的电文、公函；有关南侨慰问团视察滇缅公路的电函；有关组建南侨机工互助社的训令章程；有关南侨机工服务复员的指令、登记表；有关南侨机工请假、求学的申请，补助发放的申请等。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具有真实性、唯一性和独特性。新加坡雪兰莪欢送第二批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云南护国首义档案文献云南护国首义档案形成于1915年至1916年，共计191件，主要为文书、报纸等，这组档案文献反映了1915年至1916年发生的护国运动的背景及全过程。云南护国首义档案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02年3月首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云南护国首义档案主要内容有：商讨起义的密电、护国讨袁的文告、通告、檄文；护国军出师四川、广西、湖南的战况和来往文电；贵州、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宣布独立，护国北伐的通电；护国军政府成立、撤销的宣言、布告、通电等。护国首义档案内容系统，保存完整，其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使其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档案献之一。云南都督唐继尧护国首义誓师文（首页）彝族文献档案彝族文献档案主要保存于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院和楚雄州档案馆，其形成时间大约为明清时期。属于珍品的彝族文献档案共44部，反映了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哲学、论理道德、天文历法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彝族文献档案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02年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彝族文献档案主要由彝族民间称为毕摩的本土宗教祭司世代传承，因此，彝文也叫毕摩文。彝族文献档案载体多为棉质，老彝文纸和白布，其中以彝文纸最具特色。随着社会的发展，毕摩日渐式微，懂彝文的人越来越少，这组档案文献也显得更加珍贵。彝族历算书（局部）昆明教案与七府矿权的丧失及其收回档案文献昆明教案与七府矿权的丧失及其收回档案文献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形成时间为1900年至1911年，共171件，主要有外交、昆明教案、七府矿权的丧失及收回等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这组档案文献真实、详细地记录了昆明教案的发生、议决，法英云南矿务公司与清朝庭商定云南七府矿务章程的经过，滇省各界反对法英霸占七府矿权的斗争，以及废除矿约收回矿权的情况等。这组档案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03年10月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档案文献主要为清末云贵总督衙门的官方文本文档，有云贵总督及云南有关机构给朝廷所上的奏禀呈，清朝廷总理衙门、洋务总局等给云南地方政府的旨谕、咨文，云南政府与法英交涉的外交公文，云南各地给省有关部门的禀呈，云南士绅的奏禀等内容，几乎涵盖这一时期云南政治、经济、外交的方方面面，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唯一性，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这一时期云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不可替代的第一手珍贵档案资料。隆兴公司承办云南矿务章程（节选）建水知县呈举人范彭龄、监生范嵩林举办火柴业的禀清末云南为禁种大烟倡种桑棉推进实业档案文献清末云南为禁种大烟倡种桑棉推进实业档案文献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形成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民国九年（1920），共170件，反映了清末民初云南各级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禁烟运动，挽回烟利，推广桑、麻、棉茶、青等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推广合作股份公司，鼓励各地开办地方实业，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这组档案文献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10年2月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档案内容多为清末云南劝业道办理各州县禁烟，劝办桑、麻的往来公文，以纸质档案为主，内容涉及云南省州县大部分地区，呈现了清末民初云南农业经济政策的实施和云南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为研究近代云南农业经济史提供了完整、详尽的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卡瓦（阿佤）山佤族酋长印谱档案文献卡瓦（阿佤）山佤族酋长印谱形成于1935年。1935年，以委员身份参加中英会勘中缅边界工作的方国瑜，将此次勘界工作中的阿佤山（1987年4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卡瓦山更名为阿佤山）各位酋长携归的珍贵印图制成印谱，印谱长82厘米，宽34厘米，标题为“滇边卡瓦（阿瓦山）诸部酋长印图之一班”，共6枚红色印谱，每一枚印谱右边都标注了所属之王的名称和印的材质。印的材质分为铜质、铁质和木质三种类型。阿瓦山佤族酋长印谱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15年4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卡瓦（阿佤）山佤族酋长印谱不仅是中英联合会勘滇缅边界的历史见证，也是阿佤山为中国固有领土的铁证，更是佤族人民爱国情怀的佐证和最高体现，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卡瓦山佤族酋长印谱东陆大学创办档案文献东陆大学创办档案形成时间为民国初期，共225卷，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第一所综合性正规私立大学，其创办档案来源确切，真实有效。档案系统、真实、全面地记录了东陆大学创立的全过程，涵盖东陆大学教务、校务、行政管理、教学研究、学术活动等方方面面内容，其中还有大量名人手迹，是研究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等的珍贵档案文献。东陆大学创办档案不仅具有真实性、系统性、权威性、唯一性、稀缺性，还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东陆大学招生广告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档案文献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档案，形成时间为清末民初，共1212卷（56679件），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档案主要内容有耀龙电力公司和石龙坝电厂公司制度章程、年度大事纪、总结报告、会议记录、工程图纸、合同契约、统计报表、账目凭证、人员名册、人事档案、职工生活、日常管理和对外联系公文公函等，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石龙坝水电站的建设和管理全过程。档案文献时间跨度长，从清朝末年到近现代，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反映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史，对研究我国工业发展史和电力事业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档案文献具有稀有性和独特性。云南耀龙电灯公司水力发电机河道略图滇越铁路筹修档案文献滇越铁路筹修档案文献，形成时间为清末民初，共6件，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滇越铁路是中国境内较早修筑的铁路之一，也是中国最长的一条轨距为1米的窄轨铁路。它是云南百年前唯一的运输“大动脉”，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的修筑与运营对云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其修筑由法国主办，相关档案保存国内的数量不多，本系列档案文献尤显珍贵和稀有，是研究清末土地征收、滇越铁路修建中法交涉、云南地方配合修建滇越铁路情况等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于云南近现代的历史和社会研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云南善后局关于蒙自县周令孙家祥等禀会勘铁路占用民田拟定补偿案件的批（节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档案文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档案形成于抗战期间，共301卷，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内容全面，价值独特。内容涵盖了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西南联大的成立、蒙自分校、叙永分校教学管理、学校日常管理、师生日常生活；云南地方政府在建筑校舍、物资运输、供水供电、资助学生、粮食、通信和教学等方面的支持；西南联大在文化、教育、社会方面对云南的回馈，西南联大结束北归等方面。档案保存完整而系统，对研究西南联大的成功办学和取得巨大成的原因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研究地方政府和高等院校精诚合作的代表性档案资料，是联大档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育部关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启用新关防的布告抗战时期云南人民救助美军飞行员档案文献云南省政府关于飞行员衣帽标识式样的通令抗战时期云南人民救助美军飞行员档案，共47份，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有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关于救助美军飞行员的各种指令、通令、训令，及多地对失事飞行员救援情况给省政府的呈、报告等档案，内容丰富完整，真实全面地记录了那段特殊时期云南人民无条件救助飞虎队员的情形。档案内容丰富完整，保存完好，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稀有性特点。抗战时期赶修滇缅公路档案文献抗战时期赶修滇缅公路档案形成于抗战期间，共239卷，7804件，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滇越铁路中断后，滇缅公路一度成为我国战时唯一的一条出海国际通道，成为抗日战争的“输血线”和“生命线”。抗战时期赶修滇缅公路档案保存十分完整，数量庞大，已经过系统整理，并进行了全文数字化，详细、完整地再现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云南人民为赶修事关国防军事及抗战前途的滇缅公路的历史背景和修筑全过程。第一公路分局局长李曰垓关于拟定滇缅公路路线方案给云南全省公路总局的呈（节选）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闻一多所撰《“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档案文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形成于1946年12月20日，是作为一二·一运动的亲历者的闻一多先生撰写，近1800字，记录了一二·一运动发起的背景，揭露了惨案真相，阐释了一二·一运动的重要意义，该文献既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珍贵材料，也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重要素材。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越北受降档案文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越北受降档案文献，共30余卷，全面详实地反映了1945年至1948年受降前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内容涵盖整个事件的重点、节点，及中国和法国在越南问题的冲突和协定等。文种包括代电、训令、函件、图表、布告、剪报等；载体包括纸质、照片等，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反映了中国军队唯一一次跨国界受降这一光荣历史，具有较强的历史研究价值。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关于接受日本驻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军队投降的训令（节选）修建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档案文献云南省建设厅关于函请派员会同验收抗战胜利堂工程一案给昆明市政府的公函现保存于昆明市档案馆的“抗战胜利纪念堂”档案文献，形成于1943年至1949年，共13卷、3222件，内容包括胜利堂名称的演变经过、提议修建胜利堂函件、建筑工程承包公司概况、承包合同、施工来往函件、竣工验收文件、工程图纸、管理维护、经费开支等，较为系统、齐全，是研究昆明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部分档案对研究云南抗战史及云南当时的建筑文化和经济发展及胜利堂的管理、维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润庠考试试卷》（长卷）档案文献保存于泸西县档案馆的《张润庠考试试卷》（长卷）档案文献，形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共1卷3张。长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和当时遴选人才的方式方法，具有时代性和一定的代表性。恩科考试的三场考试长卷完整、系统，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和人文研究价值。试卷字迹工整，笔道有力，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张润庠考试试卷（局部）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同胞书》档案文献现存于大理州档案馆的《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档案文献，形成于1936年，共1卷。该组档案文献从历史的角度，全面阐述了自古以来班洪地区就是我国的领土，揭露了英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领土野心，充分体现我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团结御侮，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此件档案对研究云南民族史及我国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有重要的价值，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实物）现保存于普洱民族团结园的“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立于1951年元旦，是普洱专区26种民族的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剽牛盟誓后刻石而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历史见证，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统战工作的有力见证，是集革命性、历史性、民族性于一体的千秋丰碑，是民族大团结的生动体现，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民族团结誓词碑《查姆》系列文献档案《查姆》系列古籍文献收藏于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查姆》系列彝文古籍，复抄于清代早至中期。清乾隆十九年（1754)彝文抄，是目前所见最早有明确复抄年代的抄本，且篇幅较大，内容完整，是彝族创世史诗典籍孤本。《查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历史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和社会价值。《查姆》系列之《卖查》文献档案

[摘要]语言濒危已成为现当代社会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通过母语读写的重建来保护濒危语言是可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它可以激发母语使用者对母语的热爱，更好地保护族群文化，发挥语言的工具性能，拓展母语的使用范围，顺利地融入社会生活。[关键词]濒危语言母语语言态度读写大量的语言事实和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语言濒危已成为现当代社会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它表现为语言交际功能下降、交际范围缩小；使用人数占民族总人口的比例锐减；语言自我创新与发展能力降低；民族群体语言态度变异等诸多特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如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强势语言和文化的不断扩张、语言使用者自身的消极态度等等。针对此种现象，国内外语言学家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措施来加以保护。本文以为母语读写的重建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母语可以分为“广义母语”和“狭义母语”两种。广义母语指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那种语言，这一理解着眼于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狭义母语指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故又称本族语、第一语言。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成员在幼儿时期通过模仿双亲或周围成人说话而掌握的语言。本文讨论的母语指的是狭义母语。母语读写和母语保存的关系复杂，并没有绝对的关联。历史上，有文字的语言仍然有语言死亡的现象，如西夏语、满语等。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必要将濒临灭绝的语言文字化。从以往的历史来看，母语读写在语言复兴、保存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伯来语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不再充当口语沟通的工具，有人称之为“死了的语言”。但是其书面语传统却从来没有断过，希伯来文一直在宗教领域中使用，如祈祷、阅读圣经、碑铭刻写、宗教文学和犹太法典。到20世纪初，希伯来语竟起死回生，重新变成有生命力的语言，在各种领域使用。书面语的存在和使用是希伯来语重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如语言人类学家WilliamLeap开展的尤特语语言更新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施尤特语的读写活动，并把它融入尤特语复兴运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尤特语在书面语的发展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包括建立了一套实用的书写系统，部落的报纸广泛的使用尤特语词，用母语来报导政府命令等等。这次计划的成功，WilliamLeap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尤特语在印第安家庭及社区中都有严重流失的现象，大众认为读写母语有助于扭转尤特语流失的危机；二是母语读写发展有助于改善英语读写的问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母语的读写不仅有利于解决语言濒危过程中母语使用者自身的消极态度，激发他们使用母语的热情，而且也可促进他们对第二语言的习得，成为一名成功的双语者。在我国，不少的语言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母语读写的重要，并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在50年代由国家组织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语言调查，以及在50年代后期，国家帮助壮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佤族和黎族共计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的土族、云南省的景颇族的载瓦支系、云南省的白族、独龙族和羌族、湖南省的土家族等民族，也制订或设计了拼音文字方案。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些措施对母语的保存和发展、提高民族教育水平和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发展民族经济，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地区小学，在未使用彝文前，小学难以普及，文盲成堆，但自从1976年开始使用表音的规范的彝文以后，扫盲的效果非常显著。重建母语读写是保护濒危语言文化的客观需要。文化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物质世界与文化观念的千差万别，必然要求作为信息交流工具与民族文化载体的语言种类是多样的，繁多的语种并存才使得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流传。语言没有高低之别、优劣之分，它是根植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是使用该语言的群体长期的独一无二的创造，代表着该族群的共同记忆和源流历史，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创作的民间文学，如山歌、传说、情歌等都保存在口头语言中，靠口耳相传代代相袭，使语言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族群特征的重要体现和表现形式。如果说任何文化的特性都展示在自己的语言中，那么保护语言其实就是保护文化，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美国语言学家霍尔姆斯也曾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圣殿，里面珍藏着使用的那些人的灵魂。”[1]一旦消失，将是人类文化宝库和人类文明成果的重大损失。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关于文字的重要性，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曾做过这样的表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2]籍由文字，前人的文化可以传承给后人，后人也可以籍此而认识古代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如在云南景东县以南多有“磨～、莫～”地名，如孟连有莫口、莫秧，墨江有莫约，勐腊有磨憨、磨龙。莫、磨来自傣语β5、uo5，即井，主要指盐井，这一带盛产井盐，历史上曾成为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在云南傣族地区还保留有大量与象有关的地名，还可以领略到当初“乘象国”的风采。如德宏盈江的“弄章”傣语意为“象塘”，陇川的“章风”傣语意为“象吼”，临沧的“章驮”意为“大象打架”。虽然文字化或读写本身并不会自动促成语言保存，但母语书写可以提升母语的象征性地位，增进弱势族群主观的母语活力感知，因而有助于母语的保存。Landry&Bourhis的实证研究显示弱势语言景观的建立，可以提升弱势语族的族群活力、扩展族语使用及促进族语传承。例如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建构本土语言的语言景观（如﹕街道名、地名、公共告示、工商广告等）以提升语言的能见度，促进语言保存，而语言景观的建立当然需要文字。因此，透过母语读写的建立，能让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对自己的母语产生光荣感，去除主流社会强加的污名感，提升族群语言的声望进而产生对其母语的情感性依附。母语读写的重建也是语言工具性的现实需要。语言的工具性体现着一种语言的实质利益。读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社会语言学家Fishman特别强调母语读写的重要性，他说﹕“弱势族群的语言保存越来越需要读写的帮助，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奖赏系统都得读写运作……为了象征性及实际性的报酬，弱势语族需要母语的读写能力，也需要读写共同语的能力。”[3]弱势族群的语言如果缺乏母语的读写，将很难在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经济流动迅速的社会立足。从语言濒危的原因来看，缺乏工具性价值常常是弱势族群放弃母语转向强势语言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目前的语言复兴运动中，应特别注意加强母语读写工具性功能的建立，使弱势族群能融入社会生活。母语读写可以扩展母语的使用范围使其和社会生活相关。Scoot在1994年夏威夷华人家庭进行的读写个案研究显示就算在以英文为主的社会，族裔语言的书面语仍然有重要的功能。她观察到华文在华人家庭中有帮助记忆、记录日常事务、协助完成专业工作、维持家庭和社交关系等功用。这些书写资料的使用有助于开启华人共同兴趣增加团体的凝聚力，有助于华人对其文化的认同与延续。弱势语言要想生存下来，也必须拓展语言功能，以便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在谈到许多弱势语言都面临灭绝的危机时，有学者以为“主要的原因是弱势语言没有发展成知识的语言。一个‘知识的语言必须在学术界或其它现代社会生活层面上能与时并进”。[4]因此，保护濒危语言首先应使这些语言精制化，更具语用活力。发展、丰富一种语言不仅要把它编成词典加以保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也就是使这种语言现代化，走出农村生活和家庭内部，广泛用于其他领域。这种语言必须承担起文化的功能，必须补充表达当代科学和技术的概念。而实施这项工作的基础就是重建母语的读写。因为，写作实践的增加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丰富语言和扩大其专有词汇的环境，同时又能使该语言在句法和文体方面更具精确性和灵活性。如果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仅在口语中传承的话，那么这种语言的命运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当它的使用者慢慢衰老以至死亡之后，这种语言也就随之消亡了。如果我们能够顺应时代的需求，不断地变革母语，也就能够增加母语自身的活力，扩展语言的功能和使用范围。从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蒙古语虽说是比较规范的文字，但由于创制已有几百年，有许多不适宜时代发展的因素阻碍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如正写不易，掌握起来需要一定时间，这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求快求便宜的要求是不合拍的。还有它的写法和读音是相脱节的，也为初学者带来不便。还有蒙古文是竖写文字，虽有书写快的特点，但对学习自然科学、书写公式、制表、画表等带来许多不便。蒙古语文中有不少缩略语，但是目前还没有规范的缩略语书写规则，汉文和其他语言文字中大量出现的缩略语无法转译过来等等这些。要使蒙古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需进行相应的一些变革。一些有识之士、语言学者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逐步解决了这此问题，使蒙古文又能紧密地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生活，为本族人的日常交际、学习和工作带来更大的方便。一种民族语言文字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该语言的工具性能的大小。一种民族语言，如果只是作为生活语言，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只有把它变成教学语言、科学语言、生产语言、信息语言并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时才有生命力。重建母语的读写也是让濒危语言融入信息社会的现实需要。自1964年日本的梅棹忠夫第一次使用了“信息社会”后，这一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生活模式正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人，也对弱势语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对于以信息接受为主的非英语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全球网络的互联有可能造成对本国文化的冲击和忽视。如果这些国家不采用高技术手段保护和宣传本国的文化艺术，那么就会在网络环境下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有些民族语言和文化甚至有可能消失。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保护民族文化的艰巨任务。”[5]一种民族语言的功能和作用能否得到更好的发挥，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水平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计算机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及运用网络进行人际沟通的能力比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写作更为重要。要使弱势语言被现代化社会所接受，发挥现代社会的诸多功能。让它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工具，有效地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服务。在它不断改造、完善的过程中，不断适应现代化信息社会的需要，必将对全球范围内的新技术传播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重建母语读写也是实践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现实需求。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中的一项根本性的一贯原则。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82年的《宪法》第4条又重申了这一根本性的原则。语言是民族自我意识的直接体现，是民族存在的具体标志，是民族生存权利的象征。对其母语的使用，直接关系着民族感情。母语读写的重建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语言学者及该母语的使用者等各方面通力合作才有可能达成。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加强母语读写训练来保护濒危语言。建设多元化社会，实施多语政策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信息交流的迅捷，国与国的距离愈来愈近，各民族文化交会的机会增多，多元文化的存在成为事实。各个民族应以理解、宽容、对话的精神来对待彼此。政府也应给予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平等地位，使各个民族从肯定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其他文化，尊重其他文化达到和谐共荣的目的。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宽松的语言文化环境，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就没有发展可言，只有走向衰微甚至死亡。政府应基于本土语言是国家重要的资源，是人民基本权利的观点，实施合乎平等、公义原则的多语政策。在亚洲一些地区不少弱势语言纷纷走向濒危之际，印度由于实施多语政策，还较好地保持着语言的多样性。建立系统的母语教育体制母语的读写属于文化能力，必须经由特殊的施教才能驾驭自如。而现在母语教育大多是点缀式的，主要由家庭内的口语传承，传授的范围有限也存在很大变数，一旦会这种母语的长者过世，这种母语也即终止。在我国，虽然在小学、中学阶段有不少地区可以提供给少数民族以母语教学，但在大学阶段，仅有少数一些民族院校可以提供民族语的教学，故此建立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的系统性的母语教育体制尤为重要。从毛利语复兴经验中，我们发现“母语幼儿园”是极有效的实施方式，透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儿童从自然的学习情境，通过游戏、活动及日常生活中帮助儿童接触失落已久的语言。在这里，儿童将不仅仅学习母语的语言文化知识，而且也让母语文化从小植根在儿童的心里，对语言文化的传承将有极大的帮助。在随后的学校教育中，通过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实施双语教育以及建立学校、社区、家庭的母语传承来建立母语的系统教育体制。加强母语师资培训在母语教育过程中，师资是母语教育最棘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建立系统性母语教育体制的保障。对此问题，可由政府拨出专项培训经费，在各民族院校、师范院校培养专门母语教育人才，也可开设母语教师进修班，提高现有师资母语教育水平。加速母语读写资源的建设要真正让母语融入族群的生活之中，就必须加速母语读资源的建设。为使语言充分发挥其功能，我们需要发展适合各族群文化的文学、影视作品，发展广播、电视节目、儿童识字教材以及文书处理、网络应用等等。当语言濒危成为全球性的一个突出现象摆在所有的族群面前时，如何保护这些濒危语言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政府、语言学家及语言使用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从历史经验及仅有的一些语言复兴成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母语读写的重建对语言的复兴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可以借此更好地保留、传承族群的文化，可以帮助族群更好地融入信息社会，充分发挥语言的工具的功用。重建母语的读写来保护濒危语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只要紧密地联系其他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母语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注]本文系吉首大学校级课题经费资助成果之一。参考文献：[1]Holmes，Olivewendell：Theprofessoratthebreakfasttable．Boston：TicktonandFields.1860.[2]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808-809[3]Fishman，Joshua．Minoritylanguagemaintenanceandtheethnicmothertongueschool．ModernLanguageJournal．64(2)：167-172[4]Kitingan，JosephPairin．KeyoneAddressattheSymposiumonthestandardizationoftheKadazandialects．PaperpresentedatKundasang，Sabah，January1989，1989，14-15[5]王士元．以现代科技拯救濒危语言[J]．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通讯，1998[1]（瞿继勇，湖南吉首大学文学院）

杨敏仙(云南省图书馆,云南昆明650031)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拥有“自成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彝文记载了浩繁的传世古籍,在彝文流传使用的地区都有彝文古籍留存。”[1]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彝文古籍,就是保护和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的重要内容。保护好民族古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1云南彝文古籍基本概况据统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达10余万册(件),其中彝文古籍达2万余件。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古彝文典籍共有592册(件),其中500余册是马学良、万斯年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到云南武定县慕连乡那安和卿土司家,以及武定禄劝一带彝区收集的。[2]如今,云南仍藏有大量的彝文古籍,这些彝文古籍主要分布在云南的昆明、楚雄、玉溪、曲靖、丽江等地区。2008年,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牵头向国务院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务院公布的截止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云南有81部少数民族古籍入选,而彝文古籍占有较高的比重达76.5%,共62部,其中包括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收藏的《百乐书》清抄本;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收藏的《尼苏》一卷,(明)嘉靖十六年(1583)抄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号02348);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的《劝善经》存一卷,(明)刻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号06745);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分院、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收藏的《彝族六祖源流》一卷,(清)同治二年(1863)抄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号09727);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昂自明私人收藏的《阿诗玛》一卷,(清末)写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号06777)等。[3]在这些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彝文古籍中,部分破损极其严重,在云南省图书馆的支持下已得到修复。目前,云南的彝文古籍大部分收藏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等单位,仍有相当一部分收藏在民间私人手中,而民间收藏彝文古籍则以毕摩①毕摩是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在彝语中,“毕”为举行宗教活动时祝赞诵经之意,“摩”意为长老或老师。毕摩在彝族社会中扮演着讲述历史,传播知识,规范行为的文化教育角色,被视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是彝族历史文化的记录者、保存者和传播者。收藏为主。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高度重视,部分彝文古籍收藏单位存藏条件得以改善。与此同时,民间收藏彝文古籍的保存方式则是简陋的,多数毕摩习惯用帆布或麻布袋子储存彝文古籍,极少数毕摩有专门储存彝文古籍的书柜。[4]还有的彝文古籍放置在山洞、火塘上方房梁、墙洞、神龛及屋檐等处进行保存。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彝文古籍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破损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以来,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抢救修复《百乐书》《猜考书》《记脑更早》《历算书》《查姆》《吾查》《卖花女》《看人死凶吉日》《反诅咒经》《祭祖献牲经》等彝文古籍14000余叶,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参与修复彝文古籍的实践进行总结和论述。2彝文古籍修复2.1彝文古籍装帧形制彝族拥有载体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彝文古籍。彝文古籍的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书、骨书、岩书、瓦书、木牍、木刻、金石铭刻等,但纸质文献是目前所见最多的一种。本文所讲的彝文古籍,主要指的是纸本彝文古籍。彝文古籍中材质最多的是构皮纸,纸张厚薄不匀,有的粗且糙,有的薄如蝉翼。当然也有竹纸、草纸和其它纸类,但构皮纸是最常见的材质。彝文古籍大多为抄本,也有刻本及少数印刷版本。抄本大多由毕摩世代传抄流传,用毛笔或竹笔书写。一般用一似带尾云朵符或一个正三角形顶端再加一横表示某段完结。有的彝文抄本插入单色或多色的插图作为装饰,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既是书籍,又是艺术品。彝文古籍的开本五花八门,有整张纸、4开、8开、16开、32开、64开等不同规格。[5]篇幅则相差悬殊,有的仅三至五叶,有的多达上百叶。装帧形制大多为线装或线订卷装、毛装等。为了使书籍便于携带、收存、不易磨损,在线装的基础上加一层比书叶稍宽的麻布、火草布、棉布、牛皮、绵羊皮等,并在上面订上带子,将书卷好进行捆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线订卷装,是彝文古籍最常见的一种装帧形式。装订的书眼随意性大,少则三个眼,多则十几个眼,但多数以单数眼为主。彝文古籍的封面材质有麻布、棉布、火草布、皮纸,也用到绸缎、羊皮、牛皮或鹿皮的。2.2彝文古籍破损情况由于彝文古籍数量多,分散性强,很多难以得到及时整理,加上保存条件差,现存彝文古籍的损毁已经非常严重,有些文献垒积在收藏室内数十年之久,甚至腐烂不可辨认,亟待修复整理。而大量散存民间的彝文古籍因年代久远,保存条件恶劣,发霉、受潮、粘连、结砖和破碎现象非常普遍,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如不及时抢救保护,随时都有损毁和丧失的危险。从笔者的彝文古籍修复实践来看,彝文古籍的破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2.2.1水渍、油渍由于彝文古籍使用人群的特殊性,大部份彝文古籍是毕摩使用,毕摩在做法事时大多围绕在火炉或饭桌旁,这也是大多数彝文古籍叶面留下了水渍、油渍的原因。2.2.2絮化与霉变彝文古籍材质皮纸居多,絮化是彝文古籍最为常见的一种破损情形。许多彝文古籍在使用或储藏取拿过程中,由于书芯过度磨损或其他原因,导致书叶纸张纤维蓬松并拉长变形,呈棉絮状态。絮化的书叶纸张纤维因变形而上下左右粘连,组织稀松,难以分层,并且韧性缺失,纸张强度降低。彝文古籍的霉变主要与存藏的方式有关,私人收藏的彝文古籍很少有专门的书房书柜,而大多使用布袋、麻袋、皮、纸、布等装置或包裹,藏之房梁、神龛、屋檐、墙洞,甚至是山洞之中,当遇雨时,古籍被渍或受潮,没能及时进行晾晒或采取有效的方法除去水分,长期湿润,滋长细菌,导致古籍纸张霉变、书叶粘连。2.2.3烟熏与脆化彝文古籍特别是民间私人收藏烟熏火炙的情况较为严重,因为彝文古籍多由毕摩传抄、应用保管,为表敬惜和防潮,平时一般供放于火塘上方楼梁上或神龛中,长年烟熏火烤而显得烟渍陈旧。彝文古籍经过烟熏,纸质发脆,烟尘颗粒物还会附着渗入书叶中,形成难以清除的污斑。一些彝文古籍不幸被烧,这些被烧古籍大多用水浇灭,因没有及时晾晒处理,也容易霉变粘结成书砖。经长时间的烟熏火炙,导致彝文古籍文献纸质渐渐发黄,甚至是变黑,严重者部分古籍边沿的字迹也会随之模糊不清。2.2.4破坏性修复古籍的破坏性修复是修复人员认知能力和修复技术的局限所致,主要指古籍修复人员在修复的过程中违背古籍修复的标准和原则,误用修复技术和材料、过度修复古籍等原因,导致古籍再次受损。譬如:2019年8月,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对云南双柏县文化馆收藏的一批彝文古籍文献的保护情况进行调研,经调研发现双柏县文化馆收藏的一批彝文古籍存在破坏性修复的情况,这批彝文古籍在修复过程中大量采用化学胶水作为粘合剂进行托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类似的破坏性修复在私人收藏的彝文古籍中仍然存在。2.3彝文古籍修复方法如上所述,现存的彝文古籍数量虽多,但藏存分散,且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亟需抢救修复。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自2012年以来,以多种方式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在云南云南省图书馆、曲靖市图书馆、楚雄州图书馆、石屏县图书馆、澜沧县图书馆等彝文古籍收藏地区举办彝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招集云南省内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通过以“以干代训”的方式培养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人才,同时也抢救修复了一批彝文古籍。2.3.1修复原则在修复原则上,彝文古籍修复应遵循汉文古籍修复的普遍性原则,也就是现在行业内通行的“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安全可逆”“可辨识”等原则。同时还必须以文化部颁发的《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WH/T23-2006)中的标准进行修复。2.3.2修复纸张选取据彝族的学者介绍,云南彝文的写经用纸一部分来自禄劝、禄丰的彝族地区,在文献《滇海虞衡志》《镇南州志略》中已有记载,这些地区生产的主要是竹纸。我们今天所见彝文古籍的纸质大部分为构皮纸,有学者认为这种构皮纸是来自云南其它民族地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云南大理鹤庆县、临沧耿马、保山腾冲、曲靖罗平等地都生产过构皮纸。而最具影响力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白族手工造纸,在云南各民族手工造纸中,鹤庆“白棉纸”①由于构皮纸较白,其特征明显,所以称“白棉纸”。的造艺水平最高,有“安徽宣纸甲天下,鹤庆棉纸誉西南”的美称。科技史专家袁翰青先生曾例举了6种中国有名的手工纸,其中就有云南鹤庆的白棉纸。由于大理鹤庆的白族手工造纸技术赢得了声誉,云南各民族也广泛使用鹤庆白棉纸。笔者自2010年以来,曾多次考察云南鹤庆松桂镇龙珠村、六合乡灵地村的手工造纸,发现鹤庆一带生产的构皮纸张与所见的彝文古籍纸张有一定的差异,但也有部分构皮纸可用于修复彝文古籍。另外,贵州丹寨的构皮纸,特别是“迎春”系列的构皮纸与部分彝文古籍纸张质地较为匹配,可选择这一系列的构皮纸经国画原料染色后作为彝文古籍的修复用纸。2.3.3技法要点笔者根据所见彝文古籍纸质特征和破损情形,借鉴汉文古籍修复技法开展彝文古籍修复。以下介绍几种常见的彝文古籍修复技法。去污。去污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清洗,对于纸质较好的书叶清洗之前利用镊子、挑针挑除污垢,在必要时利用手术刀或马蹄刀刮除紧实的污垢。清洗书叶之前要检查字迹是否会洇染,若存在洇染,需进行固色加工后方能除污。固色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宣纸包裹书叶后,放入塑料袋密封,放蒸锅里高温蒸半小时左右,墨色稳定后再用温水刷洗。对于污渍较为严重但纸质较好的书叶,可在水中适当加入少量小苏打进行刷洗。对于书叶破损严重而无法进行刷洗的,需借助一张化纤纸,在化纤纸上将书叶展平,然后喷大量温水,再用毛巾按压吸水。吸水的同时也吸走了一些污渍,同时一些污渍也会吸附在化纤纸上。拆揭。絮化、霉变的古籍一般都是粘连或结成书砖,在修复前必须进行揭叶。修复起来也是难度大,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毁。所以揭叶时对修复工具、辅助材料、实施方法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揭书叶时,需根据纸质和粘连的程度选择适合的方法进行揭叶。揭叶的方法主要有干揭、湿揭、蒸揭、粘接等。对于粘连不太严重的书叶采用干揭;对于粘连严重的书叶,干揭不易揭开,可采用毛笔局部润湿,使粘连处遇水脱胶分离。对于粘连非常严重的书砖,可根据其耐水性,先用水浸泡或不浸泡而直接选用宣纸包裹书叶后放入塑料袋密封,放蒸锅里高温熏蒸,趁热随蒸随揭。裱补。对于脆化、絮化、霉变、火烧的破损书叶,需根据实际情况对书叶进行局部裱补或整叶裱补。在裱补过程中,可以先裱后补,也可以先补后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需要注意的是,裱补的书叶切忌上墙,要让书叶自然晾至八成干后,再喷水轻压。装订。彝文古籍大多为线装或线订卷装,“线订卷装”是彝文古籍特有的装帧,其装订方法是:把彝文古籍上护叶后加订纸捻,用一张厚皮纸作为书的封面,用一张比书叶稍大的棉布作为封底,根据原书大小打眼订线。装订前,作为封底的棉布四周要由外向内转边封一圈,并在书口一端的棉布中点封上一根带子,带子上封一别子。线订好后,布面朝外由书脊卷起,用带子绕捆再用别子别住即可。装订后封底在外,以底代面。线订卷装也可以使用一整块棉布作为封底和封面,订线后按同样的方法加带、上别签卷起。2.4云南彝文古籍修复成果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针对云南民族文字古籍资源丰富但缺乏专业保护、亟待抢救修复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古籍修复人才资源优势,在全省范围实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修复文化志愿者在行动”服务项目,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先后举办了5期彝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抢救性修复《百乐书》《记脑更早》《猜考书》《历算书》《查姆》等多种彝文古籍14000余叶,并建立了一批彝文古籍修复档案。云南省图书馆以多种方式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得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业界的一致认可。在2015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大会上,国家图书馆领导充分肯定了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修复工作,肯定“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结合培训开展藏文、彝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工作,不断探索修复形式,取得了重要突破”。2012至2016年,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修复的彝文古籍先后入选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华古籍保护成果展”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民族记忆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2020年,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云南省图书馆甄选《查姆》《历算书》《驱祸》三部彝文古籍修复作品参赛,在全国21个省43家参赛单位中,是唯一以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作品参赛并获奖的单位。3彝文古籍修复的启示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彝文古籍乃至其它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科学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3.1加强对民间收藏者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近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举办了十余期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每期招生范围仅限于公共图书馆或少量藏有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单位。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古籍散落于民间,唯有提高民间古籍收藏爱好者对古籍保护的意识,让他们参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修复的培训,通过培训让这些民间古籍收藏者了解一定的古籍保护修复技法,能对自己收藏的古籍有意识地进行保护与修复,避免破坏性修复。3.2加强对手工纸作坊工作人员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有其特殊性,以笔者近年来对云南少数民族手工纸的寻访来看,真正适于修复少数民族古籍的手工纸少之又少,无论从造纸的工艺,还是造纸设备的使用上,都与古籍修复的要求相差甚远。就拿抄纸的帘子来说,有的作坊采用铁丝网来做纸帘是不科学的。用铁丝网做为纸帘抄纸,势必造成纸张氧化而发脆,这样的纸张是不适宜作为修复用纸的。古籍保护与修复培训班的大门可以向这些手工造纸作坊的人敞开,让他们通过参加培训了解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的要求,从而生产出更合适的修复用纸。3.3聘请彝文及其它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专家参与古籍修复由于少数民族古籍文字的独特性,能识读少数民族文字的人并不多。据笔者多年来参加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经验来看,修复人员需简单识别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及符号,了解其文化背景,从而了解古籍的破损成因,再选择恰当的修复方法进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彝文研究专家参与修复,对彝文古籍修复实践将会起到导向、参考和借鉴的作用。3.4加强彝文及其它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技艺和理论研究由于少数民族古籍载体、装帧等方面的特殊性,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艺研究十分必要。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在2014年修复“纳格拉洞藏经”时,成功研制“人工纸浆补书法”,并在后来的藏文古籍修复中运用和推广。笔者认为“人工纸浆补书法”同样适于修复其它纸质较厚的少数民族古籍。要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艺的问题分析,并探究古籍修复的理论依据。只有对古籍修复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才能将古籍修复从技艺传承推向问题分析,走入追寻科学性、合理性与长久性的研究阶段,从而提高古籍修复和保护技术的水平。[6]

钟楚宇（云南省图书馆，云南昆明650031）1古籍修复档案概况1.1基本概念少数民族古籍档案按照形成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少数民族以本民族文字或汉文形成的反映本民族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声像、文字、图标等原始性记录，具有原始记录性、民族性、价值性[1]；另一种是指对于少数民族古籍有意识地开展普查收集以来，对前一种古籍档案进行整理分类归纳后形成的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在原有的特性上增添了系统性和科学性。因此，可以说，现今通行的古籍档案，是原始档案不断发展改进的结果，具有真实性、民族性、系统性、科学性、价值性等特点。古籍修复档案是古籍档案的一个分支，是应用于古籍修复过程记录的常规档案，用于记录修复古籍的基本信息、破损信息、修复方案、修复效果等。修复档案贯穿于修复过程始终，具体内容为在开展修复前对整部古籍或整册古籍的整体面貌进行影像记录，并将文献的基本信息（题名、版本、开本尺寸等）、破损情形（虫蛀、老化、缺损、絮化、粘连、破损级别等）进行详细记录，在修复工作中，对实际操作情况、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在修复工作完成后对实际效果进行记录，对修复经验进行总结。1.2应用范围古籍修复档案应用于所有需要进行修复的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与古籍档案不同的是，并非所有古籍都有修复档案。根据古籍修复“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整旧如旧，最少干预，操作可逆的四条基本原则[2]，通常根据古籍的破损程度，按轻、重、缓、急合理排序，集中力量优先修复破损严重的濒危古籍，对于破损并不严重的古籍，为了最大程度保持其原貌，一般暂不进行修复。1.3彝族古籍修复档案体系同所有少数民族古籍一样，目前，彝文古籍并没有自己专用的修复档案和普查档案模板。现有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档案基本是在古籍普查档案的基础上，参考文物修复档案格式，根据文物修复操作要求和修复原则，结合纸质文献特征和汉文古籍普查平台固定要素制定出的《纸质文献修复档案》（如表1所示），只在档案号、题名、文种和其他具体内容上与其他文字的古籍有所区分。目前，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没有标准格式，也没有专门的网上互联平台。其缺点是没有像古籍普查一样规范、互联的平台可供交流使用，优点是在彝文古籍的收藏、整理、翻译仍未形成统一标准的今天，现有的修复档案灵活性强，能够在操作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修改、优化古籍修复档案。表1纸质文献修复档案（示例）2彝文古籍概况2.1彝文古籍基本情况彝文，又称“韪书”“贝玛文”“毕摩文”“爨文”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彝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文字古籍，主要分布在云南昆明、楚雄、红河、曲靖、玉溪，四川成都、凉山，广西百色，贵州贵阳、六盘水、毕节、威宁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公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高校、研究院等彝文古籍存藏单位藏量丰富，云南全省约存彝文古籍5000册，贵州全省约存彝文古籍4200册，四川全省约存彝文古籍8000册，广西全省约存彝文古籍数十册[3]。此外，因普查不全、经费不足、个人意愿等原因，绝大部分彝文古籍还留在民间，彝文古籍的存藏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彝文古籍类目繁多，有经书、文告、家谱、账簿、地契等。种类丰富，有手抄本、木刻本、皮书、布书、竹简、木牍、金石铭文等，其中以手抄本最多。因彝文多为毕摩（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使用，非一般平民能够书写，因此，彝文古籍大多以口耳相传及手抄的形式流传。在耳听手写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个人理解和记忆偏差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很大一部分彝文古籍存在多个版本的现象[4]。彝文古籍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按照内容大致可分为：祭祀经、占卜经、天文历律、谱牒、历史、地理、伦理、神话传说、文学艺术、译著、哲学、科技军事、医药卫生、档案文学14类[5]。2.2彝文古籍的价值和内涵现存彝文古籍以宗教经书、神话史诗为主，创世史诗是彝族人民艺术创作的结晶，反映了彝族早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素材[6]。按照现有的图书分类体系来说，彝文古籍中宗教类占绝大多数，专门的社会科学类古籍稍显不足，自然科学类古籍就更少了。事实上，彝族关于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哲学、军事、医药等方方面面的记述，都包含在创世史诗中，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2.2.1创世史诗是彝族先民对万物起源的探索和理解受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科学发展、教育程度、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彝族创世史诗的故事体现的是早期彝族先民以有限的认识对万物起源的探索。以“人类起源”这一议题为例，在对彝族史诗《梅葛》《查姆》《勒俄特依》的翻译研究中，宋长宏、傅光宇等学者把这些创世史诗中有关“人类起源”的相关传说进行归纳，大致分为了天神创造、猴子变人、老虎化身、泥土造人、卵生人类等数种[7]。这些故事大多与自然相关，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低下的生产力和生存能力，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十分低微，对神秘的自然事物充满敬畏感和好奇心[8]，应运而生的起源史诗也就有了“自然性”的特点。2.2.2神话传说符合早期人类记忆方式马克思曾经提出：“在人类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想象’这一对人类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的神话、传奇、传说和未记载的文字，已经给予了人类强有力的影响。”[9]在创世史诗故事中，虽然神话故事带有渲染的色彩，但同样以“人类起源”为例，在彝族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类传说故事中，已经有了与真实的人类起源比较接近的“猴子变人”说。“泥土造人”说也与我国传统神话故事“女娲造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人类接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理性的过程。从简单感性认识到复杂理性认识，这与人类从小到大接受知识的方式“从简单到复杂”一样，符合事物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而在医药、生活常识等方面，由于这一方面的相关内容是人类长期尝试得出的有效结论，只是为了便于流传予以了艺术加工，赋予了真实知识神话的色彩，因而，早期的人们也就更加相信有关的传说故事。2.2.3符合族群属性和文化认同的需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族群不是通过血统脉络延续，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即族群是通过包含在各种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观之中的文化亲和力脉络来延续的[10]。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族群符号构成了共同的文化，对于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彝族史诗古籍中记录的彝族的婚俗、葬俗、宗教习俗等包含自身特色的内容，是文化传承的实物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彝族方方面面的历史古籍是研究各民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素材。而古籍修复正是当代社会为保留历史文化实物载体而做出的努力。3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3.1标准体系尚未形成一方面，标准体系尚未形成。目前，针对古籍修复档案，虽然各地依照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大馆的形式制定出的修复档案要素相差不大，但还没有形成一个通行的国家规范版本。对于修复档案的建立和使用，目前，由各修复单位参照古籍普查档案和古籍修复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一般仅在本单位内通行。对于使用古籍修复档案的单位来说，阅读其他单位的修复档案并不困难，但对于一些条件不足的基层古籍存藏单位，由于缺乏使用条件，因此，古籍修复档案的使用还需专门教学。少数民族古籍相比汉文古籍来说，体量小、数量少、专业人才少、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因而到目前为止，彝文等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档案，一般参照汉文古籍修复档案制定。另一方面，标准体系构建困难。彝文古籍多为抄本，相对来说印刷本较少，这就造成同一古籍可能有数种不同版本，没有固定的体例，给征集、普查、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一定困难。同时，彝语有“十里不同音”的特点，不只是云南、四川、贵州等彝族聚集的省份之间彝语不同，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彝语也有区别。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武定、牟定、双柏等县的彝语各有区别，虽然近年来一直推进构建以东部方言区为标准的彝语体系，但是这项工作工程浩大，目前还在推进之中。语言有所区别，这就造成了文字有所差异，甚至导致不同地区、不同人对同一文字的理解和译注都有所不同，给修复档案标准体系构建带来了困难。3.2互联系统仍在构建古籍数字化是古籍修复成果科学利用的体现，目前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14家单位联合发布了古籍数字资源线上平台，免费提供给大众阅览、研究。但受版权、技术、操作资质等限制，目前大多数彝族古籍收藏单位的数字资源仍只能在自己单位内部共享，数据库还没有完整系统地建立起来，现有的（包括建设中）彝文古籍数据库有“彝文古籍数据库”（沙马拉毅，西南民族大学）、“彝文古籍数据库”（李仲良，云南楚雄师范学院）、“楚雄彝族优秀作品数据库”（李全华，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彝族文化相关数据库”（龙倮贵，云南红河学院）等[11]。现有的彝文古籍数据库或多或少存在条目众多、查阅不便的问题。彝文古籍以宗教经书、神话史诗为主，社会科学类体系并不完善，自然科学类典籍甚少，如此一来，若简单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会导致大多数彝文古籍聚集在一个类别之下，因此，标准体例并不适用于彝文古籍分类[12]。古籍索引的构成三要素为：一定的检索范围、特定的检索对象和便捷的检索手段。这就要求在为彝文古籍制定索书号和书名时，要兼顾彝文、汉文、汉彝译制偏差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规范的方法体系。3.3专业人才缺口较大当下，彝族语言文字人才不多，同时具备彝语能力、修复技能、档案管理能力的人更是稀缺。现有的专家和毕摩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亟待培养出适应古籍保护、修复、档案整理工作需求的接班人。4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发展趋势修复档案是记录彝文古籍从发现后的初始状态到修复完成后的完好状态全过程的载体。修复档案中所蕴含的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物质本身，其材质、装帧、破损、污渍等提供的自然信息，另一类是作为书籍，其中的文字所提供的内容信息。因此，修复档案不只是记录修复操作过程和修复结果，还包含了更重要的使命——对历史、文化、自然的研究发挥价值。归纳来说，传统修复的文字记述，能够便于修复人员总结工作经验、累积工作素材，着重于技艺的研究和提高；随着档案建设的发展和拍照设备的普及，图片档案开始被引入修复档案中，为彝文古籍的内容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翻译线索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近些年，影像记录开始逐渐进入古籍修复流程，成为修复档案的一部分，因古籍修复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技术，多以师带徒的形式进行，所以，影像档案的运用，对于人才培养、技术交流、技艺提高是十分有益的。加之彝族古籍除了有纸质文献，还有耳听手写的“活典籍”毕摩，要尽可能保留来自毕摩的知识内容，影音设备参与档案建设势在必行。因此，健全“文字—图片—影像”一体化古籍修复档案或许将成为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发展的趋势。4.1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的优势构建“文字—图片—影像”一体化古籍修复档案，从而促进彝文古籍“普查—修复—翻译—研究—开发利用”一体化建设。4.1.1修复技术探究目前的修复技术水平还无法让古籍焕然新生，只能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保护古籍，延长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古籍是记载资料的书籍，其最本质的作用和价值是提供给人们阅读和使用。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如何将古籍修补“完”，还要研究如何将古籍修补“好”，使之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兼顾“藏”和“用”。4.1.2民族文化研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要满足社会教育的需要。在彝族创世史诗中，阿诗玛、支格阿鲁等名人都拥有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的品质[13]，本质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掘宣传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促进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4.1.3科学研究利于动植物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果说文化研究是对历史的探寻，是精神文明的支撑，那么，科学研究就是为物质生活的实际改善而不断努力的实用性研究。在传统彝文古籍中，许多植物、动物、药材的分布和特性等，都被记录其中。现已出版的彝族医药类书籍有《齐苏书》《彝族献药经》《彝医药》《彝医基础理论》《彝医诊断学》等，已面世的药品有痛舒胶囊、乌金活血止痛胶囊等，相关技艺彝医药水膏药疗法和拨云锭制作技艺已获得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为丰富中医药种类、构建中国特色传统医药体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4.1.4民族地区文旅开发文化体系建设和旅游资源建设密不可分，文化教育是旅游需要达到的社会教育意义之一，这点在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成为“文化和旅游部”的决策上便可看出。我国共有56个民族，对于各民族神话故事、史诗人物的合理利用，能够将神话的文化审美价值更多地转化为新型经济形态，在发展旅游文化中取得文化资源优势，使旅游产品借助神话史诗提升文化品位，神话故事借助旅游产品重焕活力[14]，如云南石林和阿诗玛就是互相成就的成功例子，作为电影《阿诗玛》的拍摄地，“阿诗玛故乡”的名气使石林实现了文化价值到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实现“修复档案—古籍档案—文献资源—研究材料—民族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转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贡献古籍力量。4.2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的努力方向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是一件需要长期进行并合作完成的工作，需要古籍存藏单位自身、相关单位、区域联合协同进行，任重而道远。从内部来说，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就是古籍保护单位自身对彝文修复档案的不断优化。因此，应将现有的普查档案与修复档案相结合，为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打下基础。另外，在优化现有修复档案的同时，也要兼顾原有纸质档案电子化工作。从外部来说，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就是彝语通行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修复机构、存藏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联合。彝文古籍收藏单位众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高校、研究所等机构隶属不同地区的不同主管部门，资源整合是地区合作的目的和方式，在区域联合的过程中，机构系统、工作思路、合作模式、资金支持等都是实际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5结语在彝文古籍修复和彝文古籍档案建立的实际操作中，需要重点注意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详细记录古籍初始情况。古籍档案具有唯一且不可重复修改的特性，这里的不可修改不是指实际意义上的对记录内容进行修改，而是指每次古籍修复操作过程都是不可重复的，古籍的初始形态、破损情形和污渍种类，都是古籍在接受修复前这一段时间内的可研究线索，这些内容在修复操作开始之后便发生改变，因此，务必重视古籍初始情况的记录，走好彝文古籍保护利用的第一步。二是，注意页码标识。由于绝大多数修复工作人员不识彝文，做不到如汉文古籍一般能够靠卷次、上下文判断书叶前后顺序，且彝文古籍没有固定的装帧形式和格式体例，因此，在拆解古籍时要尤其注意书叶顺序，谨防正反、上下颠倒导致的文章顺序错乱。面对带字的残片掉落的情况，如若不能确定其准确位置，就尽量选择空出那片位置，以空白页进行修补，将残片做好标注之后随修复好的古籍一并存档，避免因为不识彝文导致修补错误，进而影响后续翻译。三是，遵循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档案。如今彝文古籍档案标准尚在探索当中，当前使用的通用模板虽然具有普适性，但也缺乏一定的完整度。在实际建立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时，对于每册古籍的要素（必要时可包括文字、照片、影像等）必须认真仔细填写记录，对于新发现而档案标准模板中没有的部分，也要详尽记录，以备后续查用。切不可为了追求现有格式的统一而遗漏重要信息，避免古籍档案“模板化”。古籍修复档案在彝文古籍保护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究，古籍修复档案能做的，绝不仅是记录而已。

文Ⅰ王继超（作者系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责任编辑/李坤）彝文是中国彝族固有的文字，贵州地区有彝文字两万余个。以彝文为载体的彝文献，具有独特的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价值，并自成体系。彝文是中国彝族固有的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cuàn）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彝文的起源，有伯博耿造字、密阿叠造字等多种传说。彝文文献《彝族源流》、《物始纪略》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彝族的君、臣、布摩出现在哎哺时期，这一时期，据《阿买尼（磨弥）谱》载：“在笃慕之前，有三百八十六代，在笃慕之后，传了七十代。”说明彝文文字及其古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彝文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其中象形字与独体字的比重占用很大的份量，其发展演变同样经历从符号到成熟文字的发展过程。毕节市彝文翻译组曾有多人多次用彝文释读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威宁中水陶文、二里头文化遗址等多个地方出土的刻划符号等，说明彝文与刻划符号（陶文）应存在着神秘的历史亲缘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彝文字的字数在贵州地区有两万余个。她与汉文、纳西东巴文被共同誉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三种文字。传承载体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载体有金文、竹、木刻、竹木简、皮书、构皮纸、石刻等。金文目前为止发现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经贵州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再是从贵州流传到云南省昭通市的蛙钮彝文“统管堂郎印”铜印、“夜郎赐印”两件铜印。以竹、木刻、竹木简为载体，见于文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等文献“木刻竹简，堆积如柴薪”或“堆放如柴禾”的记载。木刻有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摩史苏》1件。皮书即以牛羊皮为载体的彝文文献，在毕节市境内残存有10件左右，其中较完整的是《余吉米体访亲记》1件。明清以来一万部以上的彝文文献都是以构皮纸作载体的。石刻为载体的文献有数千件，绝大部分也形成于明清时期。汉唐以来，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始见于汉文献中。汉文献中较早记录彝文的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宋代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也提及彝族罗殿国文字的事：“押马者，称西南谢藩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2009年，香港《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文献价值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稀而可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彝文为载体的古籍，用牛羊皮或麻布做护封，故而俗称“牛皮档案”或“羊皮档案”。它记录的历史年代久远，从哎哺时期至“六祖”时期，尤其是从尼能、什勺、慕靡、举偶到“六祖”分支，直到1664年的近4000年间，近200代父子连名谱牒世系完整相连而不间断。记录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算学、文学、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反映彝民族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情况，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学、教育学等学科体系。内容与文字传承互为前提又彼此相互依存，正是它的这种属性决定着其文字文化的传承的生命力。《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爨文丛刻》（中、下）、《西南彝志》1-4卷、《彝族源流》等文献集中反映了彝族的哲学和天文与历法史观，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爨文丛刻》上、《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文献，记录了全国彝族的数百代谱系、分布，回答了彝族的起源问题和彝族在贵州分布与活动的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为贵州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要素；《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源流》、《策尼勾则》等文献，记录了古夜郎王族的27代连续的父子连名谱谱系，反映古夜郎在毕节市境内活动六七百年的历史；《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曲谷走谷选》等文献，记录的彝族史诗，堪与《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苏巨黎咪》、《海腮耄启》等文献，提供了教育、法律、伦理道德等多方面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历史文化遗产财富，值得去研究、继承和弘扬；《估哲数·农事篇》、《物始纪略》等文献，反映了贵州古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和农业社会的经济，在全国的彝文文献中也具有唯一性。《彝族诗文论》、《彝诗体例》等文献，是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早于同是文艺理论著作的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彝族史料、文献有贵州的彝族历史上形成的远古文化、夜郎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如黔西北至黔中的罗氏国文化，安顺至黔西南的罗殿国、毗那自桤国文化）、千年土司文化（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化等），神秘文化（如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向天墓葬文化）支撑着，反过来，这些种种文化信息必须靠彝族文献来解读、解答，归纳出其优势所在。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及出版将对贵州、乃至中国的彝族发展史研究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整理现状毕节市留存的彝族文献里，文字传承的历史脉络线索清晰，文字发育与使用成熟，文献记录系统完善。毕节市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66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25部52卷，200余万字；“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第二阶段，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文批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为国家常设机构，到1982年，整理、翻译编写《奴仆工匠记》、《彝文字典》6卷，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爨文丛刻》3部5卷，合计134.2万字。1983年到1985年，整理、翻译编写出《洪水与笃米》、《播勒娶亲》、《贵州省小学彝文试用课本》等36.6万字。第三阶段，1986年以来至今的27年间，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翻译研究中心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七五”以来的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彝族指路丛书》、《土鲁窦吉》等近百部、120余卷、2500余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2008年2月至2012年3月，分四批申报80余部彝文古籍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族源流》和《摩史诺沤苏》等48部彝文古籍晋升为“国宝”。同时，还完成48部彝文古籍的国家级标准一二三四级定级测试。历史上的毕节是彝文文献具有标志性和发展发育最完善的一块宝地，但到了21世纪，在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与强烈冲击下，彝文文献的传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表现在其传承人青黄不接，断代断层的危险日渐凸显出来，文献古籍的抢救、保护、利用、传承等都越发显得迫在眉睫。彝文文献的传承人是“布摩”，是掌握彝族文字和彝族各类典籍文献的文化人，是对彝文文献作出特殊贡献的历史功臣。但“布摩”目前已后继乏人。因此，要尽快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按照短、中、长班不等的批次方式进行正规授课教育，通过这种培养方式，尽快培养出一批新时代的彝族“布摩”，把属于彝族、属于中华、属于人类的文明香火传下去，这是责任更是使命。

郑莉（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绵阳621010）1“一类模式”学生彝文使用现状1.1调查基本情况本次调查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回收有效问卷214份。其中男性121人，占比56.54%；女性93人，占比43.46%。生活在彝族聚居区150人，占比70.09%；生活在汉族为主地区的57人，占比26.64%；其他地区7人，占比3.27%。表1可知本次调查样本集中在10-30的年轻人，表2自评了解彝文的超过97%，但认为完全了解彝文者仅仅17.76%。表1：参与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表2：参与调查样本对彝文了解程度自评1.2调查结果与分析调查数据显示，一类模式学生超过93%的人生活中会使用彝文，并且使用彝文频率超过汉语的有49.06%，远远超过只用汉语6.54%和汉语使用多于彝文15.89%之和。从表3和表4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处于新时代的“一类模式”学生未来发展方向趋势是彝汉并重。表5中“一类模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彝文的超过80%，但会经常性使用彝文创作者只占调查样本总体14.95%，整体有待提高。表3：参与调查样本生活中彝文使用频率表4：参与调查样本对自身语言理想状态表5：参与调查样本在生活和创作中彝文使用情况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学习生活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一类模式学生也不例外。手机作为人们平常接收信息和发布信息的主要工具，影响着“一类模式”学生使用彝文的频次。对此，本次调查“一类模式”学生彝文使用情况中设置就关于手机的问题。调查显示参与调查样本使用的手机中能显示彝文且有彝文输入法的有95人，占比44.39%；能显示彝文而无输入法有44人，占比20.56%；不能显示彝文且有输入法27人，占比12.62%；不能显示彝文也无输入法48人，占比22.43%。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手机是否有输入法和是否能显示彝文可能会影响使用率。图1显示会主动下载彝文输入法APP的有135人，占比63.08%，但是剩下36.92%中不会主动下载占25.7%，不知道有彝文输入法APP占11.21%。表6显示，“一类模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彝文的频率低，一部分学生在生活中几乎不用彝文。表6：参与调查样本手机使用彝文情况总的来说，新时代“一类模式”学生不管在生活中使用率还是彝文创作方面彝文使用率都有所降低，彝汉并重或者汉语为重是未来发展新趋势。但文字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记录的主要方式之一，要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就需要保持其文字高使用率。“一类模式”学生作文新时代彝文使用的主力军，要提高其使用彝文的积极性。2“一类模式”学生彝文使用下降原因2.1社会环境的改变其原因：一是“一类模式”学生现处于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环境。在多样化的语言环境中，“一类模式”学生所接触的语种增加，在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学习后，生活环境从彝族聚居区到汉族聚居区或者多民族聚居区，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一类模式”学生的彝文功能弱化，大学所接受的教育除了语言类如英语、日语、彝文等专业，其他类别专业都以汉语为主，在提高自身能力、丰富学识的同时汉化的严重导致彝语口语的使用率下降，从而带动彝文使用率的下降。二是凉山彝族地区现使用的819文字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是表音文一词多义现象普遍，无读音上的区别，现存书籍整理其用法少，有其俗语和习惯法的使用，增加了正确彝文使用的难度。另一方面在新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出现的新词汇与日俱增，凉山彝族聚居区使用的819文字没能与时俱进的增补新词汇，导致“一类模式”学生无法表达或者不能准确的表达内心想法，从而减少或者完全使用汉语，导致彝文使用率降低。三是在城市化和国际化，民族性的语言文字使用受到影响。城市化和国际化是一个逐渐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多元文化的碰撞必然导致一些文化的融合，导致其文字使用率的下降、上升甚至是消失。“一类模式”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受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影响，其语言优势在工作中无法体现，除从事翻译或者与彝文相关岗位工作其他工作岗位上使用不上彝文，导致“一类模式”学生在生活工作中使用频率下降，失去巩固或者利用母语创作的兴趣和能力。四是一类模式教学存在二类模式化。自“一类模式”与高考接轨后，“一类模式”高考考生有权选择汉语作答或者彝文作答，在懂彝文又具备专业学科知识的师资缺乏、教材辅助资料的不足以及一类模式管理缺失情况下，学校采用与二类模式差不多的教学方式，懂不懂彝文只会影响高考彝语文成绩，致使出现部分“一类模式”学生对彝文不重视，造成知识的不牢固和不会应用。渐渐的“一类模式”学生彝文使用率降低。2.2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是火塘文化影响。凉山彝族聚居区人民深受火塘文化，当然“一类模式”学生也不例外。自小在火塘边长大，长辈们会用口述的方式讲解民族、家族的历史事迹以及一些教育小故事，并且彝族民间克智和牛妞也都是以口述方式传承，书籍记录少。在缺乏文字书本的情况下学习和接受长辈们为人处世以及一些经典俗语理论，我们会忽视文字的记录传承功能，导致“一类模式”学生在学习过后还是习惯性的讲述而不会去用彝文记录点点滴滴，以此做纪念的想法很少出现。二是对传统的否定和没有信心。自1984年一类模式教育的出现，除汉语文其他以彝文教学，但是就业中无明显优势，甚至出现“一类模式”毕业生就业务困难现象。以及2005年“一类模式”与高考接轨，高考彝文影响程度降低，出现“一类模式”人们就想当然等于基础差、能力低等词语。“一类模式”学生和家长对彝文的信任度降低，导致学习和使用彝文者减少。三是新时代一类模式教育和科研投入不足。一方面“一类模式”教育中辅助资料不足、教师队伍参差不齐以及存在有倒挂学籍现象，影响“一类模式”学生使用彝文的积极性以及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信心。另一方面彝文输入法软件的不完善和彝文方面研究的及少，“一类模式”学生使用体验感差并且对于彝文认识不全面，在参与调查的样本中认为自己完全了解彝文仅17.76%。3对策建议3.1加大科研和宣传力度一是合理利用互联网，推彝文输入法软件。市面上的手机存在不能显示彝文或者没有输入法的现象，而日常生活中我们离不开手机，手机是是否能够显示彝文影响着是否会经常使用彝文，彝文输入法正好能够解决此问题。上述调查中我们发现还是存在不知道彝文输入法软件的“一类模式”学生，因此推广覆盖面存在不足。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交流平台多样，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宣传，提高彝文输入法软件普及率。二是加大科研投入，提供更加方便使用的彝文APP和增加关于彝文方面的研究。首先，调查样本中有25.7%的“一类模式”学生不会主动下载彝文输入法软件，其使用不便利、体验感觉差等是软件的不完善和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最深层次的表现。因此，加大科研力度，研发更好的产品服务于使用者能够提高彝文使用率。其次，彝文方面研究的缺乏，致使“一类模式”学生没有对彝文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识，阻碍学生的使用进行创作。加大其研究不仅能丰富民族资源库，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起到继承和发扬的作用。三是加大宣传，提高“一类模式”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信心，认识到彝文的重要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主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是我们的责任，加大宣传有利于提高“一类模式”学生对彝文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信心，从而增加其彝文使用率。3.2鼓励整理和记录民间作品火塘文化的形成缺少彝文记录读本，口口相传存在风险性，新时代是一个追求快的时代，信息量繁杂，整理和记录民间关于彝文作品，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并且整理和记录民间作品的过程就是“一类模式”学生使用彝文的过程，使用彝文的同时可以起到巩固和创新的作用。彝族民间的牛牛和克智是彝族同胞在劳务过程形成的，不同场景有着不同的种类，对于“一类模式”学生对于彝文的了解上记忆一定的帮助，其中包含中彝族同胞智慧的结晶，能够提高“一类模式”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达到增加彝文使用率的效果。3.3完善一类模式教育一是提供丰富的教材辅助资料。在学习生活中，我们除了教材在市面上难以买到彝文读物，这限制了“一类模式”学生知识面的拓展，难以形成以彝文进行创作的思想，限制其使用率。如果市面上或者学校提供课本以外的彝文辅助材料，提高“一类模式”学生彝文阅读量，在一定程度说可以提高学生的彝文使用率，提高其用彝文写作水平和兴趣，达到增加使用率的效果。可以通过增加翻译更多的作品来实现，如凉山彝文编译室翻译的《红楼梦》和《水浒传》就是一个好的写照。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提高福利待遇和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留住彝文方面的人才和招揽彝文方面的人才，同时提高教师队伍数量和质量。老教师可以通过培训和开展讲座方式等进行自我知识的更新换代，新教师的考核应该注重彝文功底和学科能力，齐全学科教师。实现双语教学高整合，提高师资水平，以带动“一类模式”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落实政策，加强管理。2018年凉山州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双语教育工作的决定，其中提到初高中升学彝语文要按照50%打折进入总录取分数，进一步肯定了彝文的作用，认真落实能够引起家长和学生的关注，达到增加彝文使用率的目的。4总结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类模式教育环境和学生自身的心理都是影响其彝文使用率的因素，通过调查发现一类模式学生未来语言文字使用发展方向是双语并重，要提高或者保持彝文的高使用率必须重视一类模式教学方式、质量以及学生的责任感和使用信心。

⊙罗曲余华(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文史馆，四川成都610041；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100089)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和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从2006年开始出版第一辑，至2018年共出版了10辑，每一辑中包括若干卷，有的“卷”还包括若干章节。从篇章内容看，《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主要选自操彝族北部方言的四川彝区毕摩经典，在选编及其呈现方面，对比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至2012年陆续出版的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以古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的“四行对照”形式，《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突出“辑”的特点：所载文本有的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规范彝文和汉语文译文文本对照的方式呈现，有的则是直接对过去汉译本的辑用。一、内容概述目前出版的10辑《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译丛”)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传统文学作品操彝语北部方言的四川彝族，其传统文学主要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有的口头传承文学作品记录于毕摩经书之中，具有“写本”的特点。在已经出版的10辑《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中，第一辑和第二辑主要是这类“写本”作品，其篇目有刊载于第一辑的第一卷《勒俄特衣》、第二卷《物种的起源》、第三卷《玛牧特衣》、第四卷《彝族尔比选》，刊载于第二辑的有第五卷《妈妈的女儿》、第六卷《幺表妹》、第七卷《甘嫫阿妞》、第八卷《姿子妮乍》、第九卷《彝族克智选》、第十卷《彝族过年歌》、第十一卷《彝族挽歌选》。彝族传统文学的传播在历史上有两条渠道，一是民间口头渠道，二是古彝文写本渠道。历史上四川彝族中能运用彝文者，是祭司毕摩群体和个别有条件学习运用彝文者(如土司土目阶层中的部分人士)，他们是古彝文写本渠道的传播主体。“译丛”第一辑和第二辑里的传统文学作品也是如此，由他们通过相关民俗文化活动或其他方式，使“定格”写录的作品得以传播。除了以上所例示的文学作品题名外，还有的文学作品融会于毕摩祭祀经文之中，如“译丛”第四辑第二卷《祭祀缘由经》中的《祭祖的缘由》一章，载有《石尔俄特》传说；“译丛”第四辑第三卷中的《献祭驮马经》中，关于马的起源以及不同马的品种的描述是文学作品，其内容与第一辑中第二卷中《骏马的起源》雷同。(二)祭神祈福“译丛”第三辑至第十辑，其内容都是关于彝族先民的精神信仰及其对生活的追求，从多个角度表现了彝族先民祈求平安福运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相关的俗信文化。1.灵物崇拜下的愿望“译丛”中的某些经文，标题题名或是祭神的，或是驱鬼的，或是祭魂招魂的，其内容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祈愿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比如“译丛”第三辑第二卷《请魂祭神经》，据编译者前言称：“该经主要是用于祭祀家宅神仪式或举行防护礼仪式。旨在招请和安抚主人的家宅神灵，让它们忠于职守，各司其职，护佑整个家庭，让各家庭成员和谐共处、事业兴旺、安居乐业、健康长寿。”[1]21-22该卷的《祭祀佑神经》中说：“恩木兹吉禄，乃是众贤人；恩木莫吉禄，乃是众群星……吉禄莫反叛，吉禄莫背主，祭之降临主人家。”[1]23-24在四川彝族传统文化观念中，“吉禄”是护佑神之意，其物质载体可是任何一种物质，可意译为“吉祥神灵”，是灵物崇拜的表现。除了反映彝族先民祭祀神灵祈求平安的愿望之外，还有请毕摩念诵相关经文，以获得长寿的愿望。这在“译丛”第三辑第二卷《请魂祭神经》中的《长寿吉禄》表现明显。2.祈求神灵“护法”“译丛”中的某些经文题名有“护法”一词，如第三辑第四卷《毕祖护法经》《护法快神经》等。据称《护法快神经》的使用频率很高，内容涉及彝族神话传说中的支格阿龙射日月并治理人间后，因行祭祀而使人神和谐之事，请天地、山川、河流、森林等神灵前来护法，并协助毕摩驱逐有关的死神和病魔。在这类经文里，将神灵视为是一种按自然规律翻滚旋转之物，而且速度快，所以称为“旋转快神”。从经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看，就是祈求神灵在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保佑人们平安，并赐福于人。[1]67-68类似的文本还有《纳布纳威快神》《截击快神》《鹫鹰快神》等。(三)防病治病经1.对疾病及生与死的认识彝族先民在历史长河里，在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生存食物的同时，也不断地探索如何应对自然界对其生存的影响和威胁。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莫过于疾病，反映彝族先民对疾病源的探索以及防病治病和表达生死观的文本，在“译丛”中相当丰富，主要分布于第三辑、第九辑、第十辑之中。如“译丛”第三辑第十卷《死因病由经》中的《死因》篇，表达了彝族先民的生死观：自古世事难预料，秋季雷声震，巨雷震寰宇，秋雷闷沉沉。冬来雪花飘，冰雪连天际，压毁松柏枝，捣毁雁鹅巢。早春三月里，牛羊撒牧场，牧场不安全，畜命丧牧场。秋季三月里，山坡牧牛马，山坡不安全，时有坠崖命丧者。夏季三月里，沼泽牧猪群，沼泽不安全，时有命丧狼口者。自古人类栖身在世间，世间并非安全处，生生息息永循环。[1]151-152生老病死虽然是大自然的规律，但人们对于疾病还是要积极防治的。“译丛”第三辑第十三卷《献药疗疾经》，包括《驱逐病魔》《堵塞病源》《疗疾》三部分。其中的《驱逐病魔》说：毕摩举行仪式驱逐病魔斩病根，主要是驱逐降自苍天鬼界的病菌，驱逐来自鬼界的十二类疾病。对于人的疾病，不是人本身自带而得的，而是自然界传播的，所以驱逐病魔时要将之驱逐到病魔的来源之处[1]174-178。过去曾视这样的经文为落后“迷信”，没有对彝族先民关于疾病的认识从保健和疾病防控的视角加以审视。在现代医学视野下，尤其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和危害的背景下，这篇关于驱逐病魔的毕摩经文蕴含的信息量很大，现在看来最为突出的，是关于疾病传染的描述，对于当下预防疾病也有其“文化力”的价值。“译丛”第三辑第十三卷《献药疗疾经》强调“巫医并举”，在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信仰语境中多次提到药物治病。文卷在毕摩举行祭祖仪式，通过给祖先亡灵祛除疾病的语境下，表达了药物治病的理念[1]179-181。从祭祀鬼神精怪以祈求平安吉祥到以药物治疗疾病的行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发展历程中往往表现出原始的“巫医”特性，所以在古彝文经典中，有关寻找药物治病的内容往往融汇于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很浓厚的祭词类经文中。2.对几种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认识痢疾在过去的凉山彝区被视为最为恐怖的疾病之一，有一句咒骂人的话就是“你得了痢疾了吧”。“译丛”第三辑第十五卷中所载，在祭祖送灵仪式上也要念诵的《痢疾起源经》，其内容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痢疾的认识，其中的《序经》描述了痢疾病魔的严重性和毕摩念经咒痢疾病魔鬼的浩大声势。紧接《序经》后的《痢鬼的来源》，以先民当时的认识水平，在其观念意识里塑造了“痢疾鬼”这个角色，认为痢疾由三种食人魔怪带到人间。虽然字里行间仍充斥着万物有灵论，把痢疾视为鬼灵精怪，但从认识论的视角，这里的“带”结合上下文可视为是一种“传播”或“传染”，且将痢疾作了分类，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痢疾的种类有所认识，且对其传染性也有所了解。关于痢疾的预防，“译丛”第三辑第十六卷《防痢经》的记述也较详细。“译丛”中关于防治痢疾伤寒疾病的内容，还见于第九辑第九卷《防痢卸伤寒》。该经主要用于痢疾伤寒流行时的预防仪式或送灵归祖的“尼木措毕”仪式中的葬送痢疾仪程。除此之外，还用于给因痢疾伤寒致死之人的亡灵祛秽仪式上。麻风俗称“癞子”，在人们的心里甚至比痢疾及相关传染病还恐怖。有关防治麻风疾病的经文及其仪式活动也倍受重视。“译丛”第九辑第十卷《预防麻风经》，是了解和研究彝族传统社会里人们对麻风疾病的认知和防治的重要文献。“译丛”第九辑第十一卷的《预防神疾怪病符咒》，内容是借助神灵防治各种疾病。第四辑第五卷《镇病魔经》，可视为是彝族先民的一种治病措施和行为。该经所载内容，是邀请毕摩的护法神和天神地祗前来并协助毕摩，驱逐病魔，并对病魔进行镇压。传统社会里，四川彝族的婚姻除了门当户对等要素外，还有不成文的禁忌：禁与有传染病史、狐臭病、麻风病的人家通婚。这是出于彝族传统社会对这些疾病无可奈何的原因。不过人们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即借助人们信仰的神灵加以镇压消除之。如“译丛”第四辑第七卷《祛除狐臭经》，表现了彝族先民对狐臭的憎恶和预防祛除措施。在彝族传统社会里，疯癫症、神经病、狂犬病等对人们的生活威胁也是极为严重的。对于这类疑难杂症，彝族先民用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解释，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些带有历史特别印记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渗透着鬼灵精怪的信仰，但其中仍闪烁着彝族先民探索世界的精神光芒，表现了彝族先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相关文献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如“译丛”第八辑第五卷《驱疯经》里，将疯癫疾病拟人化、神灵化并重点描述了疯癫疾病的传播及其表现形状。《疯癫起源》则对疯癫疾病的起源进行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认知：疯癫也是传播传染的。[1]149-150“译丛”第十辑第一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所载内容，也是关于防治疾病的。(四)灵魂崇拜经彝族传统社会盛行万物有灵论，灵魂崇拜是其一大特色，这在人们的生活祈愿、平安求吉、孝亲敬老等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处于生病或身体不适状态时，都要从人的魂上寻找答案，并通过与人的所谓灵魂的“互动”作用，来祛病恢复健康。毕摩经文里关于招魂、拽魂之类的经文极为丰富。生病或精神状态不好时，被认为是魂被鬼怪缠住的原因，如果人死了，则认为是魂永远离开了人的躯体的原因。所以在传统日常生活中，除了为活着的病人招魂、唤魂、拽魂外，还有在逝者老人丧葬仪礼上的祭词挽歌中进行相关招魂、唤魂、拽魂。“译丛”第一辑、第二辑为传统文学作品，但第二辑第十卷的《彝族挽歌选》，从其二级标题看，灵魂崇拜贯彻始终。第三辑第一卷为《魂路拽魂经》，是彝语“莫嘎以宪”的意译，意为“拽住走向亡魂路的活人之魂”。彝族的传统信仰中，人死后其灵魂归祖先生活之处，所以该经中所描述的“拽魂”路线，是从祖界一站一站地将游魂拽回到仪式主人家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彝族先民进入凉山时的迁徙路线，对于研究彝族的历史地理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有学者据此将之视为《指路经》的姊妹篇。(五)丧葬祭祖中的祖灵崇拜彝族先民的灵魂崇拜，在丧葬仪礼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译丛”中几乎每一辑都有丧葬仪礼或祭祖仪礼中所表现的灵魂崇拜。如“译丛”第三辑第十二卷的《招引亡灵经》、第十七卷的《拽灵重祭经》。《招引亡灵经》是彝语“尼核尼果”的意译，意为“为受祭者指引亡魂”。其主要内容为通过劝导受祭者的亡灵切勿变化和躲藏，迅速前来依附于灵竹根和羊毛麻皮上，以便制作成祖灵筒(签)类祖灵替代符号加以祭供。“译丛”第三辑第十七卷的《拽灵重祭经》，是彝语“尼木俄宪”的意译，意为“祭祖送灵，拽取亡灵”。(六)除秽求平安经在彝族先民观念里，污秽无时无处不存在着，而污秽的存在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导致人生病；在祭祖送灵仪式中，如果毕摩的灵签和家中神物等具有灵性的物品被污染了，就会失去灵性而致病于主人。在彝族传统社会，每个家庭每年都会在一定的时间举行去污秽的仪式。进行任何宗教仪式，去污秽仪式也是必须的。在去污秽的仪式里念诵的相关经文，统称为“祛污除秽经”。在重视祛除污秽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对之加以预防，使之不出现或少出现，使生活环境保持一种“洁净”极为重要，这在“译丛”第三辑第十四卷《祛污除秽经》中的《防污秽》一章中有详细描述[1]186-187。除了专门针对毕摩的祛污除秽经文外，更多是针对具体事物、具体场景的祛污除秽。这方面的经文极为丰富。如“译丛”第三辑第十四卷中用了十八章内容进行详述，此外还有第十八卷的《祓除火秽经》，第十九卷的《扫除尸秽经》等。避灾祸、求吉祥，是人类的共同心理行为，但其表现带有民族或地域特色。载于“译丛”第四辑第一卷的《避祸躲灾经》，彝语为“茨则久则”。“茨则”意为“一对”或“一双”，“久”有“循环”“运转”“运行”“行走”等意，“则”有“躲过”“躲避”“错开”“让过”等意。该经是彝族传统社会中请毕摩进行除污祓秽仪式时使用的重要经文之一，包括《活祸的源流》《祛污除灾》两章，以彝族先民在当时的认知，描述了污秽的产生过程[2]。(七)祭祖献祭求吉祥彝族传统社会盛行万物有灵论，相应的仪式相当频繁。仪式的主角是祭司毕摩，相关经文里，请毕摩或请历代毕摩神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译丛”第四辑第二卷《祭祀缘由经》，包括《请毕摩》和《祭祖的缘由》两章。彝族的祖先崇拜为最突出，对祭祀祖先的仪礼特别重视，表现为祭祀仪礼的规模以及祭祀仪礼中的“祭献”。载于“译丛”第四辑第三卷的《莫弥库伙》，意译为汉语即《献祭经》，对祭献内容的表现记述最为详细，经文篇幅也最长，其表现形式为优美的彝文长诗，是彝族传统社会祭祖送灵仪式上专用的经文之一，也是一部典型的祭祀长诗作品。“译丛”中除以上所列各门类外，还有大量表现对疾病预防为主要理念的“避灾祸求吉祥经(防治置卫经)”类经文。二、文本特点简述“译丛”的文本源自彝族民间祭司毕摩的经书，其母语原文的文体为彝文诗体形式，节奏感强，在音律上表现出与彝语“声母多、韵母少”的语言特点相适合的押“音节”特色。这种音律特色，在译文中得到了尽可能的体现。比如第九辑：鲁朵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斯乃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木阶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此此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3]78在这段译文里，保留了原文中押音节的音律特点，分别有规律地押“毕摩”“主人”“此一家”等音节。又如：烧肉热茶一置卫，烧肉热茶来护卫；曲味酒香来置卫，曲味酒香来护卫；粮食粉面来置卫，粮食粉面来护卫。[3]149在这段文本中，分别押“置卫”音节和“护卫”音节。①从体量上看，篇幅都较长，所以本文称之为“经籍长诗”②。因为“译丛”各辑不是严格按内容逻辑排列的，比如防治疾病的文本，从第三辑到第十辑都有分布，所以从整体而言，可将“译丛”视为“经籍长诗辑”。从大的方面看，作为“经籍长诗辑”的“译丛”，可分为“一般文学作品”与“信仰文化经籍诗”两部分。到目前为止，“译丛”共出版了10辑，文学部分还有不少优秀之作未收入其中，如《哈一迭古》《惹底索夫》《阿苏史惹》《勒革史惹》《勒俄特依公史篇》等，以及曾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出现过的咒语长诗《狐仙三姊妹》等。这些优秀之作，应该会出现在第10辑之后的某一“辑”或某些“辑”之中。否则，作为凉山州政府的一个翻译文化工程，就是一大遗憾。从“译丛”所包括的“一般文学作品”与“信仰文化经籍诗”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态性”。与《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相比较，“译丛”的原生态性首先表现在反映民间俗信文化方面，完全是彝族历史上的本土自然信仰文化，未见从外输入的信仰文化内容，更未见人文宗教文化内容。在已出版的10辑“译丛”中所载的“大众文学作品”，从题材到内容到表现手法，表现出完全的彝族特色。而《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所载的《董永记》《凤凰记》《丁兰刻木》之类的翻译作品在“译丛”中未见，更未见以汉文化题材为对象的彝文创作作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化的发生发展一是取决于自然环境，二是取决于社会环境。“译丛”的这种原生态特性，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历史上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交通不便，限制了与外界的往来交流。另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历史上的社会，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彝族社会自身的发展特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循环系统”，从而影响到与外界文化交流。所以，在1949年前的毕摩经文中，没有见到外来文化内容。而在近年发现的毕摩经书中，则出现了彝族信仰文化中镇压病魔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龙手握手枪的插图。在凉山甘洛县，由于岭光电土司自小接触汉文化，并在外地学习时接触了新知识，当时经过他整理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衣》中，出现了“欧罗巴”之类的新内容，但是增加了此类新内容的《玛牧特衣》，肯定没有进入毕摩经书之中，因为与岭光电同时代的凉山毕摩们，没有条件接触外界的相关文化知识。“译丛”的原生态性特点，对于研究彝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这种原生态性如实地展现了彝族历史上受制于自然地理及社会环境的认知特点，以及由这种认知所影响下的彝族历史上的文明发展特性。比如，在彝族传统社会，生产力落后，医药文化更为落后，一些现在看来不是很难治疗的疾病，在当时却是严重威胁人们生命的“鬼怪”，要靠祭司毕摩诵经预防和驱病鬼，以求得健康平安，突出了疾病是传染的和应预防的认知。在相关仪式上念诵的防治痢疾的长篇经文，正是反映出人们对于预防疾病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生活充满着热望，在方法上现在看来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仅从文本而言，在作品的翻译上有的地方值得斟酌，比如在祭祀祖先时对祖先称呼为“你”，作为汉语表达，用尊称“您”似乎更妥当些。另外在《祭酒还债经》译本中，有“三神主三域”一句，但是在阐述中，却出现了一神主高原、一神主宰姻亲戚、一神主宰社居地、一神主鬼域等内容，表明的是“四神主四域”，存在着形式逻辑上的“种属”不相等的情况。当然，诸如此类的情形，和“译丛”整体价值相比较，瑕不掩瑜。注释：①关于彝族传统母语诗歌音律中的“押音”或“押音节”的民族特色，本文作者在相关学术刊物分别发表了《彝族古代文论中的“押音”》《彝族古代文论“押音”的表现模式》《彝族母语传统诗歌的“音律”》《彝族母语诗歌的比兴和音律》《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等研究成果。②这里的“经”是毕摩经书之意，“籍”则有书籍、彝文古籍之意。

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当《民族文学》创刊时,陈企霞、玛拉沁夫等老一辈办刊人就曾有过创办《民族文学》多民族文版本的愿望,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28年后,在中国作协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下,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本期开始我们要正式出版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版本的《民族文学》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值得一提、值得庆贺的可喜的一件大事。母语创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人口较多民族中大部分作家是用母语创作的。我们《民族文学》一贯重视发表用母语创作的作品,每期都设有翻译作品专栏。作为多民族文学版本的第一期,我们欣慰地编发了鲁迅文学院第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学员翻译的8个民族的27篇作品。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带着一种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思维习惯,带着一种本民族的言说方式、认知方式来叙事和抒情的,使人读来清新、神秘、绚丽、多彩,充分显示了这些民族的一种智慧和一种语言的美。蒙古族的《遥远的香柏洼》就是一篇用自己民族的审美和思维方式创作的让人读了怦然心动的作品。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对那片在沙漠中圣洁的绿地、也是他们心中的“绿地”的苦苦追寻,却最终没有寻找到的经历,流露出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对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担忧之情。维吾尔族的《叔父的桃树情》同样是一篇从叙述上看更像是一篇散文的很不错的作品。作品以稍带歉疚的心情回忆叔父老实、平凡、甚至有些窝囊的一生。虽然叔父那朴实而善良的品质与现实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但她那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品质正是当今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诗歌创作历来是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强项。我国闻名于世的三大诗史都是少数民族的。最近欣闻继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之后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期编发的《对一只小绵羊的怀念》等风格各异的诗作,就是从作者笔端流泻而出的对人类良知和文明的呼唤,对大自然神灵的倾诉,充满激情、新意和民族特色。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期编发了两篇用壮文、景颇文创作的散文译作。这两篇作品虽然算不上精品佳作,但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语言自然流畅、生动、优美。在当今像壮文,景颇文、哈尼文、彝文、傣文等母语创作逐渐萎缩、甚至处于一种濒危状态下,他们仍坚持母语创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更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对母语的坚守就是对一种人类文明、人类智慧、人类精神、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保全、传承和拯救。用母语创作的作品中同样有许多精品佳作,但这些凝聚着一个民族智慧和语言美的佳作往往只局限于熟悉本民族语言的读者群和学术界,要将它们介绍给广大内地读者,使之引起更多评论家的注意,从而获得文学界的认可,就必须经过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文学翻译家的努力,努力在译作中展现出原作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读者领略到这些用母语创作的精品佳作的艺术魅力,使之少数从民族地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本期这些作品的作者、译者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名家、大家,在《民族文学》经常露脸的也不是很多。我们发现他们的作品并不比那些名家的作品逊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坛新人辈出的可喜局面。

高建辉李全华李仲良摘要根据我国彝文古籍的特点及其保存现状，论文设计了适合于我国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及利用的具体步骤，详细研究了每个工作环节的实施策略，研究成果不但可以指导彝文古籍的数字化工程，在进行其他民族古籍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时也可以借鉴。关键词彝文古籍古籍数字化古籍保护与利用分类号G255.1Abstract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YilanguageancientbooksinChinaandtheirpreservationsituation，thispaperdesignsspecificstepsofdigitalprotectionandutilizationwhicharesuitableforourcountrysYilanguageancientbookspreservation，expoundstheimplementationstrategyofeachworklink.Itsresearchresultscannotonlyguidethedigital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Yilanguageancientbooks，butalsoprovidereferencefordigitalprotectionworkofotherethnicancientbooks.KeywordsYilanguageancientbooks.Ancientbooksdigitization.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ancientbooks.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古籍保护与利用的主要手段和趋势。我国古籍数字化开始于20世界8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许多经典古籍著作得到了数字化保护，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基本古籍光盘库》和书同文公司的《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等，但对于少数民族古籍的数字化保护目前关注的还不多。2014年10月11日举行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发展规划，提出了要加强民族古籍的数字化保护和利用，推进了《古籍保护条例》和各类相关标准的修订和升级，使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目标更为明确、有法可依[1]。1彝文古籍及其数字化工程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彝文作为一种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字一直沿用至今，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彝文古籍一般是指1949年以前用彝文写成的图书资料，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目前大量散落民间，数量在十万卷以上，大多数损坏严重，急需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利用。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的如图1所示。工程实施前需要确立一个机构进行统一协调，做好顶层设计和理论研究，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策略，结合我国彝文古籍的实际情况，选用适合的数字化转换、存储、建库和共享技术，制定科学合理的数据库建设与利用方案，才能使数字化保护及利用工程顺利实施，实现既定目标[1]。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步骤设计如图2所示。根据彝文古籍的种类、分布、载体特点和数字化现状，研究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策略是该工程的首要任务，本文将按这一步骤详细阐述每个环节的工作策略。2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前期工作策略2.1制定规划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协调与支持下制定长期规划，分阶段实施。当数字化及建库工作完成后，数据库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扩充和开发利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有很多单位都拥有彝文古籍数字化资源和原件，所以首先要确立项目实施的主体机构，由一个单位牵头进行资源整合与建库工作。其次要做好整体规划，做出实施该项目的费用计划、时间进度安排，质量要求和建成后的后续工作方案，以保证项目按质按量完成和可持续发展。2.2信息调研在进行彝文古籍数字化工程之前，要事先了解我国彝文古籍的规模、数量、分布地点、内容、种类、形式、载体特点和收藏单位等相关信息，由于各单位彝文古籍的收藏信息一般不对外公布，所以信息来源应以实地考察调研为主，查阅资料为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时，重点调研对象是西南三省彝族聚居地区的民委、图书馆、博物馆及彝族文化研究机构，调研的目的是了解我国彝文古籍的总体分布情况，各单位所拥有的彝文古籍信息以及当地民间的分布和收藏信息。调研时力求和收藏单位初步达成共建共享的合作意向。通过调研，可以确定古籍的大致数量、征集范围、收集地点和合作单位，并估算出数据库的规模。2.3古籍资源获取彝文古籍资源的获取应以合作共建和资源共享为主，零星征集为辅，力争以最小的成本支出换取最多的资源。第一，在调研过程中部分彝族村寨的居民会无偿赠予，一些收藏单位也会授权可以无偿进行数字化；此外，还可以对石刻或毕摩的表演进行拍摄以获取素材。第二，由项目组或合作单位向民间征集或定向购买古籍原件，如可以向当地的民间收藏爱好者购买，也可以设立固定征集点长期征集。第三，由于彝文古籍中很大一部分还掌握在毕摩手中，这些古籍是他们生存的必需品，不可能出售，这种情况下可以和毕摩协商利用手抄的高仿古籍替代原版古籍，使原版古籍得到保护。第四，如果能和收藏单位签订共建共享合作协议，就可以得到海量的古籍资源，这是目前获取古籍最主要的方式。3数字化预处理及转换存储策略3.1古籍甄选与整理彝文古籍数字化前要选择好的底本。（1）版本的甄选。首先可以通过影印本、目录图书和网络搜索相结合的方式保证版本鉴定的准确性，然后优先选择学术界公认的最佳版本或价值较大的版本。（2）载体现状的甄选。应综合考虑印刷、装订、纸张等条件，优先选择完整度、清晰度较高和保存较完整的古籍。（3）内容甄选。要对所有古籍进行辨伪、文字校勘和内容考证，优先选择价值较高和经典的古籍。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要考虑规范性，应聘请权威专家对古籍进行翻译，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就是国内知名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机构，此外在各地民委和高校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古籍目录最好能形成知识体系，最后可以根据内容进行目录的分类汇总。3.2古籍原件的修复与保护古籍修复质量是影响数字化质量最基本的因素。根据文化部颁布的《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和《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的要求，总体上遵循“整旧为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五条原则进行修复[2]。彝文古籍的纸张有土质、皮纸、绵纸、草纸、宣纸五种，其中以皮纸最多，为了防虫一般都经过烟熏处理，容易发黑，而且大多数为边残。因此，修复时所选取的材料、颜色和纸纹应和原件一致或者相近，配置的浆糊要相对浓一些，修复手段以补边为主，装帧遵循整旧如旧颜色，封面一般采用原件相同的小牛皮和麻布等材料。此外，修复前最好根据每本古籍的破损情况先鉴定破损程度，然后制定修复方案，并建立修复档案，记录修复材料的资料、修复手段和部位，并对古籍修复前后进行对比拍照，作为修复历史进行保存。彝文古籍原件的保护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化过程中的保护，如扫描时为追求速度，按压造成古籍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不容易数字化的古籍最好等有了更好的技术后再进行数字化。另一方面是数字化后的古籍作为文物需要长期保存，保护策略主要是对存放环境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包括对温度、湿度、光照等自然条件的控制，霉菌虫害的防治，空气污染物和通风性等影响空气质量因素的控制和火灾等人为损害的防护四个方面[3]。3.3模数转换及数据存储古籍的模数转换是指把古籍原件通过数字化手段转换成电子信息的过程。数字化的工作既可以由项目组自己完成，也可以外包给专业公司。如外包给专业数字化企业，按项目组要求进行数字化，等数据和原件验收合格后支付相关费用，或者是外包给数据库生产商，合作共建并共享资源。目前，适用于彝文古籍数字化的手段主要有手工录入（包括手工绘图）、扫描、拍照、彝文识别（包括语音识别）、录音录像（包括缩微影像）等。手工录入适用于彝文古籍编目数据和电子全文的录入，但录入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它采用的技术是彝文输入法及其字库，比较权威的是“YWWIN2000”系统、“滇南彝文输入法”和沙马拉毅教授主导的“信息交换用彝文24×24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手工录入的数据保存格式可以采用TXT、DOC、DOCX、ODT、WPS、RTF等文本格式。彝文识别主要用于古籍电子全文的录入，它先对古籍按统一规格进行扫描，再利用彝文识别软件将扫描的图像转换成文本，最后经过校对后保存，这方面目前尚未有更多突破。古籍全文图像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古籍原貌，是目前古籍全文数字化的主要手段。扫描时要注意四个要点。第一是所有古籍页面的扫描都要遵循事先制定的规范和流程进行。第二是扫描设备最好采用非接触式“V”型书稿台大幅面扫描仪，以小角度翻页扫描为主，并且可以自动纠偏、剪裁和大小识别，扫描结果能直接生成需要的封装格式。第三是扫描的分辨率、图像大小、文件大小和格式的选择要合理。分辨率越高，图像越清晰，文件也就越大，需要的存储空间也就会相应增大且网络传输速度慢；文件格式可以采用TIFF、JPGE、PSD、GIF、PNG、DjVn等，它们各有优缺点。第四，根据彝文古籍的纸张特点，扫描时光源最好选用零紫外和零红外低亮度冷光源。拍照方式主要用于临时获取且不能长久拥有的纸质古籍和非纸质古籍的数字化处理，它的优点是数字化速度快，环境适应性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操作。此外，还可以利用平角镜头和专业工作台对古籍进行固定照相以代替扫描仪。拍照的设备最好选用暗光条件下成像性能较好的单反相机，拍照时需要多拍几个角度，以便最终筛选。照片的像素、尺寸、IOS、光圈、颜色位深度等参数对照片质量和文件大小的影响较大，需要反复测试找出合理的参数设置。录音录像主要用于记录口传古籍和特殊情况下的古籍全貌及其动态特征，目前用得不多，在录制时同样要考虑音视频的编码格式、封装格式、分辨率、码率、声道、采样数、图像尺寸、文件大小等参数，需要通过实验确定最优配置[4]。通过以上方法得到基本数据后，需要对全文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为下一步的规范存储做准备。首先要把全文数据封装成最终所需要的格式，常用的全文资源封装格式有PDF、HTML、CAJ、EXE、WDL、PDG、EBK、EBD、NLC、SGML、FLV、MKV、MP3等，不同的封装格式将影响阅读的方式。文本和图片目前用得较多的是PDF、HTML，音视频用得较多的是MKV或FLV。其次要对全文的存储文件进行标识，建议用题名作为标识字段，以便于后续的数据库建设工作。最后要考虑存储及其灾备设备。目前的存储技术主要有RAID、DAS、NAS、SAN、SAS等，它们各有优缺点，考虑到全天候无故障运转时间、容量易扩展、文件交互共享方便和数据安全及备份功能，建议选择企业级产品。4彝文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及资源共享策略彝文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主要包括软硬件平台建设和数据库内容建设两个方面，软硬件平台建设既可以直接租用云端设备，也可以自建。彝文古籍数据库内容建设的资源应积极采用各收藏单位已经数字化了的古籍资源，以提高建设效率。4.1数据库平台建设彝文古籍数据库属于中等规模数据库，对软硬件环境的要求不是太高，但要考虑将来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按照应用层次至少要选择部门级以上服务器，比如DELLPowerEdgeR430、IBMX3750M4和HPDL560G8等机架式服务器，存储可按需求逐步增加。此外，建议把服务器进行虚拟化，如果采用虚拟服务器作为硬件平台，当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可以自动进行应用的动态迁移，保证数据库的正常运行。虚拟化软件可以采用VMware公司的vSphere系列软件，其中的ESXI既具备了基本的功能，又可以免费使用。软件平台建设包括系统、数据库、数据库管理平台建设及管理模块设计。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有WindowsServer、Linux、Netware、Unix等，按需选择即可；数据库可用的有MYSQL、Oracl、DB2、SQLServer等，需要根据数据库规模和应用平台的支持类型进行选用，彝文古籍数据属于中等规模关系数据库，建议选用SQLServer；目前的数据库管理平台比较多，如DSpace、EPrints、Fedora等，建设时既可以选择直接购买和定制成品，也可以自己开发或者采用免费开源软件进行修改使之符合需求[5]。如果考虑到节约成本和数据安全的需要，可以使用免费的开源软件DSpace，其已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图书馆广泛应用。管理模块一般由有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是用于控制用户权限的用户管理模块；第二是用于广泛收集资料而设计的彝文古籍文献采集模块；第三是用于质量审核和错误修正的古籍管理模块；第四是用于呈现和在网络上发布的古籍检索与展示模块。4.2数据库内容建设彝文古籍数据库内容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分阶段进行。第一步是创建提要数据库。它包含了书目及文献有关数据的基本信息，其著录的目录信息主要包括中彝文题名、收集人/单位、收集地点、资料完整度、收集时间、全文资源格式等。编目规则可参照“CALIS古籍联机合作编目规则”和“古籍著录规范”，创建方式主要是手工录入，录入时可以由各数据录入人员或单位联网远程操作，也可以填写统一制作的EXCEL表格，然后把表格汇总至项目组检查数据的准确性与规范性，最后由技术人员统一导入数据库。这里建议采用后者的操作模式，可以有效地保证数据库质量。第二步是创建图片版全文数据库。首先将以扫描、拍照等方式获取的古籍全文图片、多角度拍摄的外观图片等古籍全文资料封装成统一的图书格式，存储到计算机中，然后把古籍全文与其目录数据条目一一对应，并建立链接，最后通过网站进行发布。第三步是创建详细书目数据库，它包含了更加详细和完善的中彝文书目数据，如中彝文内容摘要、中彝文关键词、版本、中彝文内容分类、中彝文用途等。第四步是创建全文检索版数据库，主要工作就是将图片版的彝文古籍图书请专家整理翻译及校对后，形成彝文古籍全文电子文档和中文译注全文电子文档，最后将这些文档和对应的目录数据库中的条目进行关联，建成中彝文对照和图文对照的全文数据库。4.3资源检索及共享资源检索是古籍数据库最重要的功能和应用。在数据库系统构建过程中，只要对文献进行了统一的标识和组织，对文献内容的描述和揭示清楚规范，就可以实现对古籍的中文或彝文全文检索、图像检索、精确和模糊检索等检索方式。检索功能设计时，要考虑界面、检索策略、信息量等方面的问题。依照用户习惯，界面及操作应尽量简化。此外，还应注重单位门户网站和数据库的信息关联，为读者提供集成化、专业化的信息检索途径[6]。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库建设时必须考虑读者对移动阅读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古籍数据库可以和移动图书馆系统挂接，使用户在移动转端上就可以直接访问、检索和获取古籍信息及全文。由于彝文古籍数据库是凝聚了众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劳动成果，有时需要对访问权限进行控制。一般情况下书目和提要数据可以完全共享，但全文数据可以采用IP控制或账号控制的手段有偿获取。为提高数据库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书目数据库还可以加入云图书馆、高校特色数据库共享平台、CALIS特色中心服务系统等资源共享平台，扩大其认知度和影响力。5彝文数字化古籍的深度开发与利用策略为了使数据库功能不断完善和增值，为读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和使用体验，彝文古籍数据库建成后需要借助新兴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深度开发，对古籍蕴含的多重信息尽可能地进行组织与揭示，使其成为一个立体的彝族文化信息知识库。5.1构建可扩展性古籍数据库，提供立体阅读环境彝文古籍数据库除了是纸本图书的简单翻版外，应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第一，可以在古籍的不同类别、用途和版本之间建立元数据关联。比如图像版和文本版之间的对照与切换。图像版主要展示版本类型、版刻形式、字体和墨色等信息，用于版本、书史的研究和文物的鉴定。第二，可以在原文与相关知识点之间创建链接，为读者提供立体阅读环境。这些知识点主要包括彝文古籍的注疏、传注、章句、义疏、集解、音译等，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后人阅读理解原文和继续研究的重要材料。此外，还可以建立相关文献之间的链接和文献与相关网站之间的链接，比如古籍关键词和现代研究成果之间的链接。第三，可以开发一些辅助性工具加入数据库中，如彝文查询工具（字典），历史年表、电子地图等。这样就可以避免研究者为了获得某些繁琐细碎的知识而耗费大量的时间另行查找相关资料。5.2建立智能检索系统，开发数据库的统计和分析功能当数据库内容建设完成了第四步后，就可以开发智能检索系统，这将极大地节省研究者在文献检索方面所花的时间，启发和扩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根据不同文献自身的特点，针对性地开辟各种特殊检索项目，系统从已有的信息中自动提取信息，构成一个基本信息数据库，再结合一个规则库，实现对基本信息数据库的智能检索。另外，还可以对有关古籍内容和各类检索结果进行计量统计，把统计结果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数据，最终建立一个统计知识库，包括词汇知识库和作者信息库等在内的相关统计信息。并利用“知识发现”领域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如元数据仓储、知识挖掘和聚类分析方法，为研究者展示一个多维度的统计和分析结果，提供可视化的知识关联图谱，把各种统计结果相互结合、参照、对比，获得更大的思考和研究空间[7]。5.3利用数字化资源提高彝文古籍的整理效率利用数字化了的彝文古籍数据库，研究者可以方便高效地完成原始资料搜集，极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效率和精确度，开阔了整理工作者的眼界。首先，要厘清彝文古籍版本源流，离不开书目数据库，它可以快速地查阅版本有哪些、藏在哪里等信息，借助详细的著录信息，可以精准高效地进行版本考辨。其次，许多非彝文古籍的相关资料，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辑佚、笺注和编年价值，通过古籍数据库的知识链接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便捷地获取相关资料。另外，在没有古籍数据库之前，完全靠整理者的知识积累、有限的工具书和自己拥有的古籍资料，古籍之间注释和翻译的准确度无法相互印证，有了数字化版本后，古籍整理者可以利用高质量的在线工具书，方便快捷地获取大量的已经整理好的古籍文本进行借鉴。5.4利用数字化彝文古籍传播彝族文化彝文古籍数据库建成后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拓展宣传途径，依托CALIS中心站促进资源信息共享，积极创造条件，使数据库走向开放存取，最终让广大群众也能学习和继承彝族曾经创造的辉煌文化，并把这些优秀的文化和精神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对于普通民众，目前的技术方法还有些不足，难以满足他们的求知和审美需求，需要利用更有力的技术对古籍进行更加直观的展示。对于纸本古籍，首先可以把零星的图片进行拼接并制作背景，最大限度还原古籍原貌，然后利用FLASH制作成动画，最后配上相关的彝族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必然能产生较好的文化传播效果。对于碑刻古籍，可以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场景重现，制作3D动画碑林进行展示，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8]。除此之外，应不失时机地将商业化运作与彝文古籍保护相结合，通过周边产品的开发和市场营销，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地受到彝族优秀文化的熏陶，促成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的诞生。6彝文数字化古籍知识产权的保护策略彝文古籍数据库建设需要长期持续地进行，投入较大，如果要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这就涉及到古籍如何避免非法商业利用的问题。目前，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数字化古籍文献的版权。6.1利用先进的版权保护技术现有版权保护的技术手段主要有水印、数字证书和PKI体系等。为了有效地追踪版权的归属信息，建议采用水印技术。如基于二值图像水印的古籍数字化图像版权保护技术，利用小波变换和余弦函数变换相结合的数字水印技术等[9]。由于彝文古籍大多是由两种对比度极强的颜色组成的二值图像，因此前者的技术更加适合，其原理是先对水印信号置乱加密以提高安全性，然后将水印信息嵌入到数字资源中，在进行版权鉴定时，提取水印解密后和原数据对比，如果一致，表明对其具有版权，反之则说明对该图书不具有版权，从而为其版权归属提供参考依据。6.2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与支持数字化古籍文献的版权保护，还要靠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古籍数字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古籍的“文献保真”和“文献整理”的界定和处理原则，纸质古籍产品对应电子产品的著作权界定，数字化古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加以解决。古籍数字化虽然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览古代文献，但对于立法原则的争议也比较多。比如近年来我国涉及“古文点校”成果电子化的著作权纠纷，有的学者认为基于事实和对事实的思想观点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有的学者认为绝大多数人阅读古籍只能通过点校版本阅读，古代文献的点校者和出版者应当受到保护。对于此类古籍知识产权立法的争议，立法时既要考虑符合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又要使点校者和出版者受到合理期限的保护。7结语通过彝族文化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建设彝文古籍数据库，开发相关扩展功能，开拓数字化彝文古籍利用的新方式，是目前彝族古籍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也是弘扬彝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彝文古籍整理技术的发展方向。数据库的建成将为彝文古籍研究者提供一个便捷的研究平台和研究利器，满足新时代彝文古籍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彝文古籍数字化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肩负着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1]高娟，刘家真.中国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问题及对策[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4）：110-119.[2]杨楠郡.修复彝文古籍基本方法回顾[J].云南档案，2013（4）：35-37.[3]栾伟平.数字化过程中的古籍保护问题：“明别集丛刊”项目的工作体会[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3）：84-86，121.[4]傅荣校，翁敏曦.档案数字化扫描与存储格式比较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7（2）：61-64.[5]张旺强，祝忠明，卢利农.几种典型新型开源机构知识库软件的比较分析[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4（2）：17-24.[6]郭春凤.图书馆古籍数字化保护平台的构建[J].图书馆学刊，2012（12）：49-51.[7]徐清，石向实，王唯.古籍数字化资源的深度开发[J].图书情报工作，2007（3）：95-97，79.[8]朱宗晓，王江晴，田微，等.少数民族古籍的数字化传播[J].图书馆建设，2013（3）：23-26，29.[9]张军亮，朱学芳.基于二值图像水印的古籍数字化图像版权保护及其实现[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0（9）：79-83.

俄尼·牧莎斯加1.吉俄伍沙的长诗《兹兹普乌和阿普笃慕》（《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4期）这首诗长达221行，每一行诗句式变化多端，语言精炼新颖，让人过目不忘。“来到兹兹普乌/我做梦/我惊魂/兹兹普乌啊兹兹普乌/我的梦里/祖辈居住在此/祖母居住在此/士兵络绎不绝/骏马蹄声响彻山谷/街道像要被踏裂开/房屋像要被振坍塌”。全诗是对祖居地和先祖的怀念之作，而寻根文化是这首诗歌的典型特色。大凉山的彝族人大都知晓兹兹普乌是祖先居住的地方，阿普笃慕就是指彝族的始祖——六祖的父亲。大凉山许多彝族人在超度亡灵的时候，一定要把灵魂超度向兹兹普乌，而不是留在大凉山。扬扬洒洒的几百句诗歌，在“到了兹兹普乌”反复咏唱的诗句中展开，这个反复咏唱有一定的音乐感。所以说，他如一个坐在乡间小路上行吟的诗人，又像在灯火辉煌的现代都市里面行吟的诗人，他只顾自己唱啊唱的，不管他人是怎么样看他的、怎么样想的。他咏唱的什么？他咏唱的是对祖居地和先祖的怀念，在“我的梦中”的祖居地和先祖。但是，关注现在、以后的比较少，甚至没有，集体（群体、民族）、整个民族和他自己个人的，这是这首诗歌的瑕疵。不管你写什么？不管写历史、也不管写现在，更不管写将来，总得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或许忧愁、或许悲伤，或许欢乐，或许思索等等不一而足，总得告诉人们一点你独到的东西，不然这首诗歌就算白写了。对于不是群体（民族）记忆都记得的东西，像这首长诗，里面提到东西南北六祖是怎样分支的，又是怎么样做的等等，这种记忆大凡彝族人都知道的，特别是彝族毕摩文化所承载的东西，说了也没有用，关键是没有了独到的东西，诗人或者诗作者是怎么样想的、是怎么样做的、是怎么样去梦幻的，等等。长诗最容易显得没有抓住重点，而泛泛而谈，或是甚至达到了不知所云的境地。但，这首诗歌，以“到了兹兹普乌”这样一个主线条，诉说着祖居地的荣光和先祖的荣耀，那是肯定的。2.木帕古体的组诗《历史长河》（《凉山日报》彝文版2012年12月30日）是一组画面式的、像闪落玉盘的珠玑的诗歌，每首都以彝族母语文学经典作品为标题，描写了彝乡的景象，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就是呈现了彝家高山的景物，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很多诗行欲言又止，恰到好处，总能给人无尽的遐思。从现实深入到历史的抒写，可见诗作者的良苦用心。这种写法语言干净、利落，但把握不好，文字偏颇、语言欠丰，很容易失去本来的用意。因为，一首诗歌，就那么几句话，要想表现出作者的用意，实在是困难。诗歌语言，不一定要很多，但是只要主线说清楚，说得美妙就可以了，呈现一个意象物。从“这块黑色的土地/分不清哪些是故事/解不开哪些是历史/只有母亲的怀抱/依旧很温暖”中就可以读出来，这组诗歌，也恰恰在此下了功夫的。彝族传统上有克智、尔比，那是经典民间诗语，包罗万象，但不失哲理性。这组诗歌，有点像用现代人写的“现代的克智尔比”，较之传统上的“克智尔比”而言，也有所超越，且作者试图把这个意象物表现得更好是值得肯定的。3.阿鲁金乐的诗歌《不曾离开的土地》（《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2期）以长句诗行书写故土的深情。其实苍天厚土，谁都无法、也不可能离开脚下的土地。我们都在土地上生和死，我们都在土地上成长、相爱、生儿育女、社交、梦想、思考和思索，等等。题目是很大的题目，但写就时从很小的角度入手，这种写法，也可以写出经典性的诗歌出来，但实在是太难了。作者落脚点落在“你”和“我”之间，仿若爱情诗一样，纯正性差了一点。本来是一首诗，就应该是一个意思，有了彷如两个意思了。诚然，只要是写诗的人，大家都知道，诗坛上流行一句诗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就是因为了“土地”。阿鲁金乐是彝文诗坛的新星，许多诗歌，令人叫绝叫妙，但单就这首诗而言，就是升华没有升华。4.尔古阿木的诗歌《人生道路》（《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4期）富有哲理和诗意。“……白线是河流/黑线是道路……”，“……人类思想就是那道路/……/人类思想是道路……”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首现代诗，一首放荡不羁的现代诗，放荡得毫无章法可言，但也是正因为了此，我们觉得它的谈吐是那么的自然，一切诗的理论在它的面前黯然逊色，只是诗歌的“启”，然后“承”，到结尾的“收”，它都具备，所以说它是一首诗歌——没有了羁绊、没有了顾忌，落脚点在“……人类思想就是那道路/只要思想还没有死亡/道路必定朝向四野”，整首诗歌看起来是一气呵成的，也有一定的哲理性。纵有千条好处，让我们说说它的不足之处，不足之处就是“大白话”。所有的诗歌的艺术技巧，除了有对称、有排比以外，别无他处。本来应该可以把它挖掘的更深一层的，但是作者止笔了，是为败笔。5.尔额拉则的诗歌《等待》（《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1期）是一首爱情诗，一个悲壮的为爱情而殉忘的故事。一个大凉山人彝族之间发生的爱情悲剧，那个女主人悲剧到拿起一个“黑色的绳索”在“那黑色的大树上一根小枝桠”上吊自尽了，只留下一个男人在日思夜想的度日。大凉山彝族式的婚姻方式，是这样的——“父亲做主，母亲帮衬”，说穿了，“父母包办婚姻”。几千年了，这种婚姻方式一成不变，当中有好多恋人是畏惧、甚至生怕这个婚姻模式，但不得不遵从父母的，婚姻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指的恋人间的自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这么那么地很多很多的故事、遗憾、悲剧。诗中运用了关键词“黑色、大树”，“黑色”是指“诺苏”——“黑色的人”——彝族——自称为：黑色的人，以黑色唯美；但实事并不像这样的，也就是“黑色的人”——诺苏，“诺”字是“尼”的变音，是“竹节——灵竹”，是祖宗、包括父母，以及自己，还有儿孙在内，都总会有一天成为了“灵竹”。以备被超度到岩洞里去。这样说，诺苏一词，不是“黑色的人”，而是“笃信灵竹的人”。“大树”是指彝族的婚姻固定模式。这首诗歌，是老题材，行文可算是流畅，字句也把握得较准确。但是，正因为题材陈旧，难出新招。6.阿皮依哈的诗歌《求财莫贩毒》（《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2期）是以五言、七言体为主。诗歌本来就有古典式、民歌体、新诗、散文诗这四种写法。古典式，又称为传统的写法。那么，它是个彝族人写的，彝族传统写法就是必然了，彝族传统诗歌的“五字格”是最为常见的，这在文中多数都这样表现出来了。这种写法，它的典型特点是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它是古典式抒写方式，但关照于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所以说，现实主义是它的力挺。涉及到凉山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毒品。从历史深层次地动员，不要、千万不要种毒、贩毒，“求财莫贩毒”，告诫人们毒品的危害。吸贩毒人员，有的妻离子散，甚至于达到父子不认、病危毙命、家破人亡的境地。因了此，这首诗歌，有必要产生；因了此，这首诗歌写下了，而且是凉山彝族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式——古典式写成的。要说文中的瑕疵，不足之处，创新上还有待提高。7.老板萨龙的组诗《黑土之子》（《民族》彝文版2012年1期）对老师的怀念，对三朋四友的怀念，一切均达到了极致。五首诗歌浑然一体，直面“黑土之子”的主旨，感情豪迈奔放，相象丰富奇突，其宗教神性色彩浓厚，带有神秘感和幽深感。但诗歌显得冗长而乏味。我们通常说，诗歌有那么一点是灵魂的闪光点就够了，这个“灵魂”就是“诗眼”。这组诗歌，并没有闪光的成分，即没有“诗眼”。一首诗说它成功就因了“诗眼”是很重要的。对老师、对三朋四友的爱是无可厚非的，但只是千篇一律的说出多余的话，就显得不够精致了，这也是诗歌创作中需要注意的。8.时长日黑的诗歌《秋天的印象》（《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3期）文字严谨，照应严密。可以说，文词是诗歌的语言，诗歌的严谨是不容小觑的。因而作者在营造诗的过程中，是殚精竭虑，抑或是随手拈来的。除此之外，“深秋”是最能让人想象的季节，万木潇洒、枯黄一遍……发出一排秋天的景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更具有孕育着创新的，这当中就少不了深深地思索在内了。诗歌的理性和感性，这个感性就是指的是形象化。但诗人对深秋的“思索”行文大多从理性角度出发，有点偏重于理性了，殊不知诗歌是形象化的语言。9.沙长秀的诗歌《老师，您辛苦了》（《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4期）是一首教师节感恩和祝福。情不自禁的感恩，朴实无华的祝福，这个感恩和祝福针对的是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里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道出了尊重、理解和敬仰之情。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一腔热血；也无大气和诗的语言，有的只是很朴实、坦诚和真诚的话语。教师是神圣的，遇到教师节的时候每个人心中不免有很多感触和遐想，作者也才自然有了别样的深情祝福。诗人的这个祝福是发自内心、发自灵魂深处的牵动我们神经的感动和赞美。但需要提及的是，就因为这样，诗中的诗的成分仿佛不多，通读了之后，标语似的语言还依稀可见。这也难怪，中国的节日很多，写节日的诗歌也相当的多，然而，写这些节日诗歌语言把握不住，就很容易落入俗套，譬如文中针对的是教师节。10.沈比木嘎的诗歌《今夜月儿明，今天最快乐》（《凉山文学》彝文版2012年1期）是传统与现代技巧的融合中，倾述学习母语文字时感受与快乐的一首校园里的诗。“文字819个/愿它变为这个民族血泪/文字819个/愿它成为这个民族的魂”，这之中的“819个”指的凉山规范彝文字不加次高调字号的总数，这是这种诗歌，没有形象化的东西，有的只是一旺热血——思想，它在某个场合，有可能唤起人们的赞许，放入历史长河中，显得苍白了一点。诗中除了豪言壮语以外，见不到具体的做法。其实，我们时常在说一个思想家和一个诗人，区别仅就那么一点：同一个话，这样说的人就成为诗人了，那样说的人就成为了思想家。通读全文，就是这样的了。11.尔古阿木的诗歌《对妈妈的情深意切》（《凉山日报》彝文版2012年10月21日）读了这首诗歌，让我们想起，著名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写了一首彝文诗歌，名字叫《黄昏的时候，我想起妈妈》。不管是不是模仿他的，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的。文中也是这样开头的，“黄昏要来的时候/房头山梁上妈妈嫫果牵挂很冗长……”。阿库乌雾的《黄昏的时候，我想起妈妈》，他指的是黄昏，也就是世纪之交，这个“黄昏”指的是“世纪”。立意之高，是彝文现代诗歌典范之作。而眼前的《对妈妈的情深意切》，又是另外的一个面了。抒写了很平常，但是不平常之物。这点显然有模仿的痕迹在内。说起模仿，谁都有模仿别人的经历，尤其是初学诗歌写作者。这样模仿，长久之计，总不是办法。所以说，很多人称得上“诗人”的诗人，他是经过了很多的模仿，逐渐走出了模仿的痕迹。摒除模仿的痕迹，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武和兴摘要：云南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省份，16个民族跨境而居，其母语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和重要表现，在国家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是延续母语文化发展，提升母语文化地位，促进边疆地区和谐发展与社会稳定，二是强化跨境民族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发挥母语文化巨大的归宿力量，是边疆地区民族认同、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三是有利于实现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深化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关键词：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一带一路”说明：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发展及其影响研究”（15BZW195）阶段性研究成果。云南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自古就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出境公共路20多条，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省份，在国家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云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宗教多元，民族特色鲜明，中国56个民族中，世居云南的民族25个，云南特有民族15个，人口较少民族8个，尤其是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泰国、孟加拉、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地缘相接，是跨境民族[1]最多的省份，16个跨境民族（傣族、景颇族、苗族、拉祜族、佤族、壮族、傈僳族、哈尼族、彝族、独龙族、布依族、瑶族、德昂族、阿昌族、怒族、布朗族）分别生活在总长为4060公里的边界线上：中缅边界线1997公里，中老边界线710公里，中越边界线1353公里，他们“山川同脉、江河同流、民族同宗、文化同源”，如“傣—泰民族”就包括中国境内的傣族、泰国的泰族（Tai）、缅甸的掸族（Shan）、老挝的老族（Lao）等生活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跨境分布，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国家发展与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联系。跨境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尽管跨境民族所生活的国家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生活环境相异，但相互之间影响很大，彼此在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经济、血缘（亲属）和地缘等方面的联系不仅难以割裂，且会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中国西南的门户，云南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无论是打造经济走廊、提升技术应用、旅游开发、生态保护，还是保护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其母语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和最重要表现，所起到的交流、传播及影响作用更大，必定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之中，发挥积极意义。首先，母语交流增进感情，和顺睦邻，是延续和提升母语文化地位，促进边疆地区和谐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良好手段；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境内外发展虽不平衡，但十分丰富：壮族有中国政府帮助创制并批准推行的壮文（广西），越南壮族也有政府帮助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壮文，苗族则国内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和广西等省区，国外苗族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德国和阿根廷等。苗语内部有方言次方言之分，国内苗族分别使用几种不同的方言次方言语，国外苗族则只使用其中的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苗语。国内外苗族使用多种不同的文形式，其中，国内有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新苗文等，国外主要有越南苗文、老挝苗文、杨松罗苗文等，国内外瑶族大部分使用瑶语，民间有使用仿汉方块瑶文的传统，同时创制有拉丁字母拼音瑶文，并实现了国内外的统一，彝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国外分布在越南和老挝等。国内外彝族共同使用彝语。内部分六大方言，且差别较大。彝族有老彝文存在，但现在学和用的人不多，四川、云南和贵州分别对本省的老彝文进行了规范，并推行和使用。哈尼族国内分布在云南红河、思茅和西双版纳等地，国外分布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哈尼语内部分哈雅、碧卡和豪白三大方言，国内哈尼族有政府帮助创制的哈尼文，国外哈尼族有的有本民族文字，有的没有。傣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德宏、版纳、思茅等地，国外包括缅甸的掸族，越南的泰族，老挝的泰族和泰国的泐人等。傣族使用傣语，分傣那和傣泐两个方言。国内傣族分别使用傣那文（德宏）、傣仂文（版纳）、傣绷文和金平傣文等，缅甸掸族使用傣繃文，越南泰族使用金平傣文，也有新创的拉丁傣文。景颇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德宏，国外分布缅甸的克钦邦和掸邦。景颇族使用景颇语和载瓦语，文字也有景颇文和载瓦文两种。前者于19世纪末创制于缅甸，1957年国内对其进行改造，缅甸则沿用原形式，后者系国内于1956年创制，且只在国内推行和使用。傈僳族国内分布在云南怒江、丽江、迪庆等地，国外分布在缅甸和泰国。傈僳语分怒江、禄劝等方言。国内傈僳族使用老傈僳文、新傈文等，国外则只使用老傈僳文。拉祜族国内分布在云南思茅和临沧，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拉祜语分拉祜纳和拉祜西两种方言。拉祜族原有一套拉祜文，国内于1956年对其进行改革并实验推行，国外则没有改革。佤族国内分布在云南临沧和思茅，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和老挝。佤族使用佤语，过去英国传教士为佤族创制有佤文，称“撒拉文”，但国内于1956年另外创制了一套佤文，国外及国内的信教群众则使用“撒拉文”。德昂族国内分布在云南德宏州，国外分布在缅甸。德昂族操德昂语，国内没有本民族文字，国外则使用缅文、掸文字母拼写德昂语。独龙族国内居住在云南怒江贡山县，国外住在缅甸克钦邦独龙江下游。独龙族使用独龙语，过去传教士曾为缅甸独龙族创制有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称日汪文，现缅甸独龙族仍在使用，因语音差别，国内于1983年又设计有独龙语拼音方案并试行。以上多种语言，至今依然活跃在跨境民族群众生活之中，是他们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和现实的方式，在平时走亲访友、赶集赴会、民俗节日、歌会歌圩等场合，互相使用母语拉家常，讲故事，长期以来，形成情感上相互联系，经济上相互往来，文化上相互渗透的局面。“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重要的理念内涵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为其奠定了深厚的全方位交流的语言文化基础；其次，母语文学强化跨境民族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发挥母语文化巨大的归宿力量，是边疆地区民族认同、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是母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口传文学，二是古籍文献，三是作家母语创作。口传文学如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诗歌、歌谣、谚语等，很多口传文学都在境内外流传，有的民间文化品种在中国境内衰落和失传，但邻国却保存较好，反过来，有的在境内传承得很好，邻国却失传了。此外，大量有文字記录的古籍资料是母语文化的历史表达，如傣族的贝叶经、彝文古籍等，数万卷堪称民族古籍博物馆，其中彝族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已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无论是口传文学还是古籍文献，其母语叙事传统“同源异流”、跨境交流的特点，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境内外民族文化频繁接触，同时，带动了跨境民族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为境内外各民族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打下良好的人文环境，是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呈辐射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口传文学和古籍文献相比较，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起步于建国初期，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云南25个世居民族中，22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14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由此奠定了云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丰富多样的基础，其中，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有德宏州的景颇族、傣族、傈僳族、西双版纳州的傣族、怒江州的傈僳族、红河州的哈尼族、苗族、文山州的苗族等，母语文学作品除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点之外，对中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和谐、民族认同具有特殊的作用与意义，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彰显出边疆特有的人文精神内涵，提升了母语文化的地位，深化和发展了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民族友好关系，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尤其是在东南亚、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云南跨境民族作家采用各自的母语创作，对境外相邻民族有着较大的影响，是国家认同、祖国统一的精神武器，众多作家的母语作品犹如边疆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担负着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重任，意义深远。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原创作品不仅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具有影响力，同时，对境外同一民族特别具有神奇的感召力量。苗语诗人张元奇在文山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1987年）上，朗诵了他创作的苗语诗歌《我们的名字叫苗族》，翻译为汉语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己的语言/为什么我们要穿自己的服装/不为别的什么/只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自己的文字/为什么我们不忘记自己的历史/不为别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为什么我们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自己的风俗/不为别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我们有自己的血统/我们有自己的骨肉/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们有自己的使命/我们是世界上的一个民族/别人的历史有多悠久我们的历史也有多悠久/我们勤劳/我们勇敢/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有发展的主张/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足迹从东方洒满西方/我们从不怕谁/我们不做奴隶/我们不欺弱小/我们爱好和平/我们与其民族一道/共创和谐美好的社会/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是苗族/无论经过多少世纪我们是苗族/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苗族！苗族！！苗族！！！”[2]该诗歌受到了广大苗族人的称赞，后来由文山苗族陶永华谱成歌曲，流传到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苗族聚居区，对促进文山苗族和国外苗族的友好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起离散千年、遍布世界多地的苗族同胞共同的民族认同感。第三，东南亚、南亚在中国对外政策战略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而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强调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而云南跨境民族与周边毗邻国家的很多民族同源异流，由此，借助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天然纽带关系，充分发挥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的软实力作用，增进互信，促进合作，加深友谊，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而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从国家层面保护和发展母语文化，全方位展示跨境民族母语生活多层共生的现实状况，契合当代“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文化构想与精神诉求。1956年，周恩来总理特批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团结报》社成立，并以傣、景颇、傈僳、汉（后又增加景颇族载瓦语）五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的发展除作家们自己发表和出版作品的形式之外，媒体的载体和传播功能如同推进器，使其远播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德宏州文联1981年创刊主办了德宏傣文文艺期刊《勇罕》、景颇文文艺期刊《文蚌》、傈僳语刊物《W—Ny》（后停刊），西双版纳自治州文联则创办了西双版纳傣语文艺期刊《版纳》，这些刊物长期刊发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文学作品，不仅得到境内老百姓的喜爱，也同样受到境外老百姓的欢迎，景颇文文艺期刊《文蚌》除在国内发行，在德宏州景颇族人民中传阅外，还正式发行到缅甸克钦地区，对境外景颇族有很大影响。云南省广播电视台则专设民族语言频率频道，目前建立了景颇、傣（包括德宏、西双版纳傣语）、傈僳、拉祜等四个民族、五个语种的电台民语节目部，很多地州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母语广播电台，如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有苗语、壮语、瑶语广播，覆盖面主要是越南宣光省、和江省、老街省的部分区域，境外听众达100多万。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杨道博士（美籍苗族）1987年到昆明听到文山台带去的苗语歌曲，他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八个苗语广播电台，文山台才是最正宗的，希望文山电台的苗语广播能给世界人民传播友谊的佳音。泰国披集省克梅村苗族村长侯宗夸（泰名玛纳）从80年代初，就一直收听文山台的苗族语广播，1991年3月13日，当时文山还没有对外开放，他受两百多户苗民委托，带着美好的祝愿，辗转昆明，绕道前来文山台专门拜访全体苗语采编译播人员”。[3]1997年，德宏州建立了“德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电视译制传播中心”，为播出傣语、景颇语、载瓦语（景颇支系）的民语电视专用频道，其中有“傣族名著名剧欣赏”栏目。该中心的民语节目设计覆盖率约为150万人口，德宏的邻居州保山以及缅甸边境一线地区不同程度地可以收看节目。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只是省一级、州一级有条件开设母语电台广播，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也逐渐拓展母语广播事业，如屏边县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9月正式开播，特设苗语节目。当然，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境内外文字使用问题，云南省语委资料显示，云南16个跨境民族中，有12个民族（傣、景颇、彝、哈尼、壮、苗、瑶、藏、傈僳、拉祜、佤、独龙等）在境外有相应的民族文字，境外文字影响现象日益突出，如傈僳族过去国内外都使用外国传教士创制的老傈僳文，国内外不少群众至今仍然使用，但50年代以后，国内认为老傈僳文是外国传教士创制的，于是又另外创制出一套新傈僳文，致使国内傈僳族出现了同时使用新老傈僳文的情况，引发了新老傈僳文之争的一些矛盾。再如，有的人希望境内使用境外的文字，利用报刊、广播、VCD光碟等影响境内民族语言。据调查，仅在德宏州，境外流入的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和傈僳文报刊书籍达几百种，藏语、傣语、景颇语、载瓦语、傈僳语、苗语、瑶语等民语广播电台就有几十家，至于VCD光碟，在一些边境民族地区随处可见，估计有200多种40余万片（碟）；境内少数民族经常看境外民文报刊、听境外民语广播、播放境外光碟，所受影响不小。跨境民族母语文化问题被境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人权讲坛意见，影响了边疆的稳定。总而言之，跨境民族本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境内外文化交流的引导和影响首先依赖于语言文字工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与建设，倡导推动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境内外交流与对话机制，保护、延续、发展母语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化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深化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意义深远。参考文献[1]就地域而论，跨境民族指一切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2]杨桂林，《滇南苗乡苗族当代文学雏议——云南文山苗族当代文学创作回顾》，《中国西部苗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苗学发展研究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3]云南广播电视局宣传管理处，“油毛毡精神”绽放的民族之花——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民语频率先进事迹，2010年9月20日。

王成平，田宜宣，孙某姑，曾庆雅（1.西南民族大学：a.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b.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41；2.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政府办，四川雅安625100）我国的古文献学源远流长，其任务是研究中国古文献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历史古文献学家的经验和战果，为古文献研究和整理提供借鉴作用[1]。民族古籍文献典籍体例严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在信息化时代应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文献的发展，以建设民族古籍文献为核心要务，传承民族文献文化，最终实现民族文化的发扬和传播。彝文古籍文献种类颇多，卷帙浩繁，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它作为彝族历代先民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珍贵的知识财富，是认识和了解彝族古代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然而，在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彝文古籍文献的长期保存、流通与利用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威胁。即使进入信息化时代，各种因素对彝文古籍文献的自然损坏和人为被坏等不利因素仍然存在，针对现有的彝文古籍文献有必要进行抢救与保护[2]。本文通过梳理彝文古籍文献现有成果，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对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作一些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古籍文献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及其意义（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背景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员。据2010年统计，彝族人口有900多万，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1980年国务院以[1980]70号文件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2010年11月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滇川黔桂民委、民语委根据滇、川、黔、桂四省（区）彝学学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规范彝文的建议》[3]。规范彝文方案的实施加速了彝文的传播和数字化建设的步伐，特别是在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为首的彝语言信息处理团队的推动下，彝文正式步入信息化的道路，以彝文为载体的数字文本资源迅速发展，使得古老的彝文成为了数字化时代焕发出活态的民族语言文字。然而，古彝文数量多，同意异字、同字异意且不同类型文献表意不一等现象也多，用规范彝文方案解读彝文古籍文献存在着艰巨的翻译工作量和误解、误读等诸多情况，且国内彝文文献专业在高校开设较少，导致彝文古籍文献专业研究人员断层，进一步限制彝文古籍文献的解读和翻译等工作的建设。再者，彝文古籍文献分布广、类型多、文字不统一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发展，使得部分彝文古籍文献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由于原生性保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彝文古籍文献趋向濒危状态。因此，亟需出台新的策略解决彝文古籍文献传承和保护面临的困境。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是当下国内外对民族古籍文献进行保护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对民族古籍、古典文献的传承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彝文古籍文献，需要借助通用彝文字，并借鉴国内外保护文献的思路，结合现有的彝文信息化技术，促进并实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信息化建设、数字化保护乃至传承。（二）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状况目前，国内外均有不同层次地创建了语言文字库、文献库，乃至影像库或数字化博物馆。199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成功开启美国数字图书馆时代。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首次将数字化技术带入到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中。1995年，包括美国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在内的多家欧美博物馆着手开展数字化存储项目等工程，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范围愈加广阔。2015年挪威文化中心对全球范围内31个国家和地区59座语言文字主题博物馆的调查，列出了45个语言网站、语言资料库，以及30个纪念碑和83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性节日。中国语言主题类博物馆有4个，仅次于德国和美国，与法国并列第三。语言文字为主题的数字化博物馆包括NationalMuseumofLanguage、Muséedeslangues,dulangageetdelalinguistique、MuseumoftheAlphabet、MuseudaLínguaPortuguesa、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数字化馆藏[4]。除此，其他文献典籍数字化馆藏，如：国家典籍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国家级古籍文献博物馆，开创了国内全图书、文献典籍的阅览新形式。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则是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主题，集齐图书、图片与绘画、文物与纪念品及研究成果为一体的，具有收藏、展示、传承、研究和传播功能的陈列型博物馆。2017年，蒙古文字文献博物馆在内蒙古成立，其是第一家以少数民族——蒙古文字文献为主的专题型博物馆。国内古籍文献数据库有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书同文古籍库，其内容含有《四部丛刊》《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十通》《大明会典》等全文检索库。明清档案文献网、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的中华古籍网、大成古籍文献全文数据库等也是国内知名文献数字库。国内目前涉及彝文古籍文献的藏馆主要以实体馆为主，包括滇、川、黔、桂四省（区）均有不同规模的彝文古籍文献馆和彝族语言文化博物馆，但缺乏以彝族语言、文字、文献、文化等为主题的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数字化博物馆是当下发展民族文献资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载体的更为有效的方式。（三）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意义彝文古籍文献涉及诸多种类和领域，包括百科全书类如《西南彝志》、创世史诗如：《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占卜类如《哈体特依》教育类如：《玛牧特依》、《劝善经》、天文类如《宇宙人文论》及谱牒类等类型。它是由多样化的载体形式存在，有纸质书籍、文书档案、碑刻、竹简、金属等和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当下彝文古籍文献传世较多，但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献破损情况十分严重，如传抄本经时间的推移，部分出现了人为的破损及潮湿、虫咬、发黄、酸化、腐损等诸多情况。各种类型载体的彝文古籍文献仍难摆脱继续破损和亡失的危险[2]。在社会大趋势下，彝文古籍文献必须走出传统图书馆、文献馆、博物馆等传承制约，开发出数字化博物馆。利用网络建库、VR/AR影像互动等技术，以多维度数字化博物馆的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地面向大众进行文化资源的传播和共享，让彝文古籍文献得以在信息化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彝文古籍文献通过数字化规范整理的方式使持久性保护，促进彝文古籍文献资源共享，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彝族文化，为彝文古籍文献挖掘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为其他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数字化开发提供思路和参考。二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思路（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前期建设准备1.开展彝文字基础性建设。选取彝文古籍文献进行光学字符识别工作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建设内容。首先提取形状特征较为相似的各地古彝文字，并进一步录入，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实验。在实验过程中通过黑盒、白盒的实验数据测试，对识别质量的评估，根据识别率判定实验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注重实验校验的准确率、精确率和召回率，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实验，奠定以光学字符识别为中心内容的彝文古籍文献数字信息化的研究工作，总结并探索彝文字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经验，着重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附加人工的检查校注，准确无误地解读出彝文古籍文献。2.开展彝文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全面实现彝文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整合。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进行彝文古籍文献分类：一是通过方言区进行分类；二是通过所记载的类别进行分类，如占卜、律算、文学、史诗、传说等进行各方言区同一故事的整理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建设，需要全面、科学地提取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展品。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在选择时应取其精华，寻找比较齐全的古籍文献展品。3.多维度建立数字化博物馆。采用多媒体技术多维度采集和展示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文古籍文献。彝文古籍文献的全面信息化需要文字、图像、音视频、VR/AR技术等结合，打造立体的数字化博物馆。古籍文献的文字主要依赖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图像的获取主要靠高清晰度的扫描设备以及拍照设备；音视频主要采集古籍文献传承人的录音摄影资料，也可找到古籍文献相关研究者进行数据采集；VR/AR技术将彝文古籍文献从时间、空间范围内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模拟仿真后再叠加，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的世界中，让数字化博物馆“游览者”从视听感官系统上超越以往传统的感官体验，全方位接触到古老的民族古籍文献在新时代活力和珍贵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有利于数字化博物馆的推广使用，也利于后台的管理控制。（二）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思路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一个面向公众平台服务的民族语言文献类数字化博物馆，将利用多媒体、数据库、Web程序、三维技术、图像全景技术开发等技术开发，以全方位视角呈现彝文古籍文献。无论是知识库、语言库或博物馆，分类检索管理始终是数据资源库建设的重点。分类检索的科学性，将影响到数字化博物馆的推广和使用。人性化的管理和简便的用户界面将是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的核心问题，将最大程度地方便“游览者”使用博物馆，以简单化的指令查询和阅览需要的文献资源。1.用户管理。用户管理可根据不同的用户设定不同的用户权限。用户权限可分为管理员权限、超级用户和普通用户等。管理员用户是直接面向系统进行布局调试的超级权限所有者；超级用户是为除去系统管理外的内部信息注入的工作人员的用户群体；普通用户是为享有访问、读取、阅览权限的用户集合。2.安全管理。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将全力保护彝文古籍文献信息不被剽窃。制定功能限制，防止机密信息被不法窃取。权限设置将运用数字加密技术防止古籍文献被“复制”“临摹”的可能，保护文献传承所有人数据资源的安全性。3.主题界面。数字化博物馆以2D、3D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虚拟文献博物馆。从形式到内容简介，突出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通过视频录像资料作为基础介绍，可以了解到文献作品的背景知识；使用导读，可以明确文献的解答范围；通过高分辨率图片，可以清晰查看更多细节；通过VR/AR虚拟现实技术增加互动和推广，可以让“参观者”全面感受文献的细节和整体。1.检索功能。查询系统的优劣和快慢是衡量一个数字化博物馆活力的评判标准。查询系统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到数字化博物馆古籍文献阅览者查询时的直观感受。为了服务广大阅览者，查询系统更需人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尽量方便用户的需求。由此，可以根据文献的属性、类别、内容及方言区等制定策略来部署和关联查询的关键词。通过AI智能管理，结合云计算，科学创建具有民族特色风格的古籍文献博物馆，将是时代的选择，同时也将有利于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最大便捷地服务大众。三结语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与运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程。运用计算机技术、文献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知识来构建，按照统一规划、标准的原则进行整合管理，融合动静态网页形式，结合多媒体、VR/AR虚拟技术等展示方式，多维度呈现彝文为载体的古籍文献和文化特征。多媒体技术嵌合传统文献学是构建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的核心工作。随着数字化技术覆盖更多国内外民族类博物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去了解多元文化将激活更多发展路径，创建数字化博物馆发展走上新台阶，促进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多元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一个面向数以万计的网上“游览者”开展的一个兼容彝族人文的文献类数字化博物馆。该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为彝文古籍文献呈现活态的良性的发展提供信息化建设的道路。利用现代技术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是保护珍贵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研究与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尽量集齐六大方言区的古籍文献，是国内首个彝族文献的创新性，也是民族古籍文献典藏在信息化时代的革命性先例，为保护、传播、传承民族文明奠定了数字信息化基石，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乃至其他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起到示范性作用。

黑惹子喊伟大的歌德在自传《诗与真》的第二部的卷头语题有德意志格言：“一个人在青春期所企望的，老年便得到丰收。”这句歌德所注重的德意志格言阐释出了一个人在年轻时，需要有梦想和追求，有了梦想和追求后，需要不懈地坚持和努力，最后才能获得成功。中国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正当壮年时，通过近30年的执着坚持和艰辛努力，他的彝文书法艺术作品展现在各种重要的书法刊物，在国内外重要的书法活动中获过奖，他的彝文书法理论文章在国内重要的书法理论刊物刊登过，他的彝文书法自成一体，形成了独特风格，他的彝文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都己走向成熟，2016年他著的《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和《规范彝文书法字帖》两部书已经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彝文书法史上，目前还未曾有过，填补了彝族彝文书法史上的两大空白。2016年10月，我请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阿鲁拉伙以彝文书法书写我翻译的吉狄马加的共103节的长诗《不朽者》彝文版本，阿鲁拉伙完成了我的这个请求。一来而往中，我与阿鲁拉伙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我到过他的家进过他书法室，他的书法室里琳琅满目的是他的彝文书法作品、书法资料、书法著作和笔墨纸砚，充满了笔墨书香的气息和氛围。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在他的《欧阳中石谈书法》一书中说到：“要成为一名书法家，当然既要能作书，又要具有相当的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不仅在书法艺术作品上卓有成就，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应该要有一定的高度。阿鲁拉伙是彝文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理论的二者兼具的大成者。人们对名人名家传记式的发展历程想了解和感兴趣，因此，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来反映出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書法理论家阿鲁拉伙的彝文书法发展历程，想让人们对彝文书法有所认识和启发，特别是对彝文书法有着兴趣和爱好的年轻人，少走一些弯路、多走些便捷。我以采访交流的方式，通过“兴趣和爱好的兴起”、“探索和努力的融合”、“实践和总结后的再应用”及“逐步提升和走向成熟”四个方面来对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作详细深度的了解和记述。一、兴趣和爱好的兴起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产生兴趣和爱好，一般都有一定的原因，因此，我好奇地问起阿鲁拉伙：“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对彝文书法产生兴趣和爱好的？”他的回答是：“小时候受长辈们的熏陶，对彝族文化有所了解和认识，见过舅舅留下的彝文手抄本。我小时生长在泸沽湖，家乡的美丽产生了“把家乡的美丽用笔画得更美丽”的愿望。所以，从初中时代就对汉文化中的诗书画感兴趣，于是借用手中的铅笔和钢笔，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凭自己的想象乱画乱写。参加工作后，终于有了用毛笔练汉文书法的机会，于是开始认真练起字来。选择练字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小接受汉字书写学习，对汉字的书写比较熟悉；二是学习工具和原料便宜一些。直到1988年后，开始陡然转向自学彝文，练习彝文书法艺术，研究彝文书法理论。”我看到很多关于怎样开始练习书法时，书法家们总是谈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必须从临摹名家的书法字帖开始。对练习彝文书法的当初，你是否也有过临摹？若有过，你是选择了哪些名家的书法字帖来临摹的？他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刚开始学习彝文书法的时候，找不到学习资料和名家范本，只是按照《四川规范彝文字表》凭自己的想象抄写，后来找了一些毕摩老经书来抄写，从中得到了很多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从1992年参加由国家民委在西昌举办的首届全国彝文书法比赛以后，千方百计寻找彝文碑刻资料、老经书手抄本来进一步临摹和学习，正式开始步入学习和探索阶段。”在他的回答中他提到让我比较敏感的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因此我对他说：“这些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可以具体的说出来听听吗？”他通过自己的书写经验，与汉文书法相比较的方式回答了我的提问：“我用竹笔抄录了一百多部彝文经书，从中获得了传统彝文书写的方法和规律。我把彝文字的笔画归纳为：直、折、圆、弧、绕五类。其中，传统的书写方法是：‘从上到下书写，从左到右排列，顺时针旋转九十度阅读，也印证了史书上‘左翻文字的记载。在起笔、收笔和运笔上与汉文书写不同，主要区别于：起笔不用逆锋，收笔不用回锋，用顺锋起笔和顺锋收笔，笔画有直有曲，运笔有直行和曲行，转折有直转和曲转。所以在起、运、收笔上，与汉文书法不同。传统的彝文书法落款是以正文出现，主要描述‘记述事件中的环境、场面、投入和记录者心情等。”老的彝文经书容易找到，但是碑刻彝文我还没有见过，他在回答我的提问中提到了借用彝文碑刻和老经书来临摹学习彝文书法，因此，我问起了这些碑刻和老经书从哪里找来？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临摹训练？“有部分彝文经书是从老毕摩手中借来传抄，有部分经书是从朋友的收藏中借来传抄，有部分经书是从舅舅家拿来的。至于碑帖都是朋友们传来的照片，通过复制、放大、描摹等手段来借助学习和临摹。其中，我曾经临摹过的彝文碑刻有：千岁衢碑记、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拦龙桥碑记、成化钟铭文等。”从他的回答中，特别是碑帖部分，还通过跨地域、跨省份才获得，并且通过好几道的技术手段处理后，才能进行临摹，实属不易。二、探索和努力的融合我在想，自一个民族文字的开始，也就开始了这个民族文字的书写，随之也应该就开始了这个民族文字的书法艺术。可是在彝文书法史上，没有对彝文字书写的规律和方法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需要当代彝文书法家们去艰辛地探索和努力，因此，我向他问起对这方面他是怎样进行探索和努力一事。他的回答是：其实，我探索彝文书法艺术用的时间很长，可以说是漫长了。当初选择探索彝文书法艺术也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既然想做一点事，就必然要选择做什么事”，就这样开始选择了“学习彝文书法艺术，研究彝文书法理论”。由于受汉文书法艺术的启发，在学习中产生了一个偶然的念头“汉字历经几千年书写，形成了汉字书法艺术，彝文也历经了几千年的书写，为什么不能成为书法艺术”，就是这个偶然的念头，让我探索起彝文书法艺术。说起探索，只是一个词，做起探索，就不是一个词那么简单了。但我始终坚信，彩虹总是出现在风雨后。还记得那是1988年的春天，从偶然想起的那个瞬间开始，提起毛笔试着练习彝文书法，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为了让自己尽快应用“悬笔书写”，借助“背沙袋练轻功”的经验，在手背上增加一块钢板来练习“悬笔书写”。也用过自制铁管毛笔用于练字，现在想起来这种方法不可取。当初练字用的纸都是报纸，一是当时自己的经济能力买不起纸来练字；二是县上买不到练字的纸；三是自己也不瞳用什么纸来练习书法。说实在话：为了学习和探索彝文书法艺术，费尽心思，也走了不少弯路。由于前面没有现成的书法学习范本和理论指引，只好自己去寻找有关学习的范本和研究的资料。也为了研究彝文书法理论，翻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和近代彝文教科书。结果发现，彝文书写理论自古没形成体系没有形成专著只零散断续的在教与学的口述中传承。于是自己开始边学习边收集彝文书写口传经验，也借助对汉文书法的学习经验和汉文书法理论的学习，有意识的收集彝文书写经验、书写传承的口述等，为研究彝文书法艺术理论奠定基础。为了学习和研究彝文书法艺术，我曾经参加“中国书法函授北京第二分校”学习，也参加过“彝语培训班”学习，同时到很多彝族地区考察过“关于彝文书法发展和现状”情况，为自己后来的研究增添了信心。三、实践和总结后的再应用从哲学的角度，一切的知识都来自于实践经验，一切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书法也不例外。之所以，我向他问起了他对彝文书法的实践和总结的感受有哪些。他通过一阵回想后一一地向我道来：从1999年开始，把收集到的彝文书写口传资料、自己的书写体会、初步总结出的经验等，与汉文书法理论体系进行对比研究，并把理论研究的成果再次应用到实际书写创作中去实践，然后对初稿进行再次修改。到2005年，根据自己对彝文书法艺术的认识、对彝族地区彝文书写传承情况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再次探索起如何来传播彝文书法艺术和宣传彝文书法理论的问题。于是筹划起以“举办个人彝文书法展览”的方式，选择大学彝文系为传播的渠道，开始传播彝文書法艺术和宣讲彝文书法理论。后来在盐源县、宁蒗县、凉山州图书馆、西昌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地举办了“个人彝文书法展览”，也在部分学校组织了“彝文书法讲座”，并在电视台作了大量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彝文书法艺术以及彝文书法理论。四、逐步提升和走向成熟我在诗歌创作中体会到，突破与转化的问题，是提升与走向成熟的问题。说来简单，做来很难。我想，艺术都有相通之处，文学艺术如此，书法艺术亦然。因此，我对他说：“想听听你的彝文书法艺术还是彝文书法理论，通过怎样的突破与转化，逐步得到提升和走向成熟？”他好像不加思考如数家珍般地向我的提问娓娓道来：从2006年开始，通过个人彝文书法展览，有很多专家和爱好者向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把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仔细琢磨、总结经验、扬长避短，使自己的彝文书法开始步入提升形成个人的风格，使所研究的彝文书法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化。从2009年被四川省文化厅命名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文书法项目传承人”以后，又策划起出版《彝文书法理论研究》《彝文碑刻临摹》《彝文书法字帖》《中国彝文书法专刊》《个人彝文书法集》《当代彝文书法优秀作品集》等书籍。同时，筹划创办“彝文书法培训班”、“彝语文培训班”等。后来在盐源县和云南宁蒗县分别举办了彝文书法培训班和彝语文培训班，也出版了《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规范彝文书法字帖》。特别是2014年参加文化部举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与传承”和世界文字书艺协会举办的“韩国第十一、十二、十三届直指世界文字书艺大赛”以后，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难免产生一些责任的压力，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动力，自己的彝文书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在我的感受和理解中，一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成熟，表现在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上已经形成相对的沉稳和定型，一个人的某类艺术作品和艺术理论的成熟应该表现在这个人的某类艺术作品和艺术理论已经形成自我风格和自成体系。我没有系统的读过他的彝文书法理论，但通过他打印送给我的用毛笔书写的不同字体的彝文书法字贴上看来，他书写的基本笔画、偏旁部首和字符结构已经相当规范、稳定、已显功力。从他的行体彝文书法艺术作品上看来，笔法自如、不拘一格、行云流水、变化多样、错落有致，显示出了一种书法艺术的美，欣赏过后，的确给人带来了一种美的享受。但我还是想听听他对他的彝文书法艺术和彝文书法理论的成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为此我向他作了提问。从他的表隋中看来他也认司我的看祛，他面带笑容，显得有些兴奋地回答：“‘站在伟人的肩膀上你才会有高度，这句话说的很好。我的彝文书法艺术作品的风格和彝文书法理论的体系，都是在对前人墨迹的学习、临摹和经验总结上得到提升和走向成熟。主要表现在：用笔、运笔、起笔、收笔、结构、章法、布局、落款等方面。所创作出的作品，能够以美学角度来审视，给人以美的享受。”每当他提到书法的“美”字时，在我的感觉中：文学的美体现在美的语感上，雕塑的美体现在取掉多余的部分后的朴素立体上，绘画的美体现在优美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的完美结合，舞蹈的美体现在体型与动作协调运动的美上，音乐的美体现在优美的旋律和节奏上。我想问问，那么，书法的美，特别是彝文书法的美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从美学的角度开始回答起了我的提问：“美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实用与审美的价值，彝文书法美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与动态美在书家大脑中反映的产物，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的。它是一种净化了的线条美，线条的张弛开阔，笔势奔腾飞舞富有无比的魅力，它以一种抽象、纯粹的形态表现了美学的精化。彝文字是具有生命的形体，因此，彝文书法艺术就是一种把文字加以美化的艺术。早在彝文诞生时，就孕育了美的因素，其象形文字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这就是艺术造形的基础，也是彝文书法艺术的萌芽。诗贵含蓄、书贵藏锋、书法之妙、妙在曲折、多姿多态，如一览无余，则索然寡味。彝文书法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局部多样与全部统一，构成完美体系，将形式美与内容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忽视法度，没有点线运用的法则和前人运笔经验就不可能创作出美的书法作品。彝文书法刨作就是对美的追求、传播和创造。在创作过程中，先有自己的燃烧，才能感动别人，引起共鸣。彝文书法创作就是民族心灵的写照，故是民族艺术美与心灵美和谐的统一。”五、结语歌德坚信，并且也实现了“一个人在青春期所企望的，老年便得到丰收。”的德意志格言。歌德在晚年时，创作出了最有代表性的杰作《威廉·迈斯特》和不朽的诗剧《浮士德》。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凭着他聪明的感悟能力、独特的审美意识和执着努力的精神，还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彝文书法艺术多次获过大奖，他的书法艺术作品已跨国参展，他的书法理论已自成体系，并出版了个人创作和撰写的《规范彝文书法字帖》和《彝文书法研究与彝文碑刻临摹》两部专著，开创了彝文书法史上的先河，他的彝文书法著作的成果，像一座高峰一样矗立在了彝文书法史上。我在期待，充满着希望地期待，随着时间、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随着功力与审美的不断提升，彝族青年著名彝文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阿鲁拉伙，在中国民族书法，甚至在国际民族书法的领域上，更能书写出更加优秀的彝文书法艺术作品和彝文书法理论著作。责任编辑：李慧

高建辉，李全华，余正祥，李仲良（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云南　楚雄675000）彝文古籍保存现状及其数字化保护中面临的难题研究*高建辉，李全华，余正祥，李仲良（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云南楚雄675000）彝文古籍是彝族人民十分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应用现代数字技术对其进行保护、开发与利用十分必要。首先调研了我国彝文古籍的分布和收藏现状，然后研究它们的种类和载体特点，最终分析了进行数字化保护所面临的难题。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难题分析1　引言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彝文作为一种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字一直沿用至今，彝文古籍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涉及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记载了许多彝族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现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民族古籍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彝文古籍的数字化有利于彝文古籍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和彝族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数字化后的彝文古籍将大幅提高学者的研究效率，开拓研究者的眼界，对彝族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彝文古籍的内容、形式、分布、载体等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目前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尚不多，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策略，在充分调研和实验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数据库建设与利用方案，结合我国彝文古籍的实际情况，选用适合的数字化转换、存储、建库和共享技术，科学有序地进行。2　彝文古籍的种类和特点彝文古籍主要是指用彝文写成的各种古书和彝文金石碑刻，一般没有年代和作者，但大多数为古代彝族知识分子毕摩所撰写，载体以手抄本为主[1]。彝文古籍记载了彝族系统、完整、独特的传统文化，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历算、伦理道德、农牧生产、军事、美术、宗教祭祀、医药、文学、天文地理等，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和弘扬，特别是彝族医药及其典籍已经成为当前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比如在云南楚雄州双柏县雨龙乡发掘出来的彝族医药文献，其成书年代比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早13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彝文古籍中种类最多的是宗教、历史和文学三大类[2]。一些著名古籍已经被整理出版，比如记载西南彝族历史的巨著《西南彝志》，以及《彝族源流》《爨文丛刻》《玛牧特依》《查姆》《阿鲁举热》《梅葛》等。彝文古籍按内容和用途主要分为毕摩祭司古籍、民众古籍和其他古籍。其中，毕摩祭司古籍最为常见，且数量最多，体系最庞杂，内容最丰富，现在还在民间普遍使用，它可细分成很多小类，比如祭献类、除祟类、卜课类、谱牒类、招魂类、咒术类、丧葬类、婚仪类、祈祷类等。民众古籍可分为创世类、传说轶事类、神灵故事类、伦理道德类、童话类、情歌类、译著类、字典字集类等，这类古籍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此外还有部分其他类型的古籍比如畜牧、医药、农事、建筑、工艺、艺术、地理、民俗、信札、布告、账本等以及与彝族有关的其他民族的记载的彝文古籍，这类古籍具有较高的借鉴和实用价值。彝文古籍的载体可分为石刻古籍、崖画古籍、木牍古籍和纸书，其中纸书是主要形式，数量最多，其次是石刻。纸书的纸张有土纸、皮纸、绵纸、草纸、宣纸五种。石刻古籍即刻在石头上的彝文材料，这类古籍主要包括墓碑和修桥筑路碑，其中前者的数量最多，后者的价值较高。比如云南弥勒县大黑土普氏族彝文墓碑，巡检司镇丫宗村马氏彝文墓碑，五三乡冲子村刘世中彝文墓碑和大黑村土主庙彝文碑等。纸书和石刻古籍是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主要对象。总之，彝文古籍的内容丰富，载体和形式多样，在数字化保护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调研和了解，掌握其特点，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化保护的原则和策略，比如数字化预处理的方式，数字化手段及参数的选择，数据库目录结构的设计和检索策略等。3　彝文古籍的分布和收藏现状经实地调研和统计，我国彝文古籍总存量在10万卷以上，主要分布于云、贵、川三省，大多数散落于民间。从分布情况看，云南约有彝文古籍有3万余卷，主要分布在楚雄州、红河州、玉溪市、昭通市和大理市；贵州有4万余卷，主要分布在贵阳市、毕节和六盘水地区；四川有2万余卷，主要分布在凉山州和成都市。从收藏单位看，主要有机构收藏、个人私藏和山崖野外散存。目前全国范围内各机构已收集到的彝文古籍3万余卷，存于西南三省和北京等地的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科研部门、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中云南有30多个单位藏有彝文古籍1万余卷，贵州有20多个单位藏有彝文古籍8000余卷，四川除西南民族大学藏有6000余卷外，还有10多个单位藏有彝文古籍数千卷。此外，广西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和高校收藏的彝文古籍不少于4000卷[3]。个人收藏和野外散存部分无法统计数量，个人收藏者主要是毕摩、收藏爱好者和当地农民，他们少则几十卷，多则几百卷，散存野外的主要是石碑石刻古籍。长期以来，由于保护观念淡薄，彝文古籍多次受到破坏，根据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民族研究所的民间调查显示，仅一个县在“文革”期间被烧掉的彝文古籍就有200多卷，包括《祭祖经全集》《物常书》等珍贵古籍。此外，由于古籍本身年代久远，加之保存条件一般比较差，容易受潮、发霉、粘连和虫蛀，大多数古籍都出现严重残损。从目前收集到的古籍来看，保存完好的大约占37%，边残的占26%，半残的占19%，全残的占18%。可以看出，现存的彝文古籍已经脆弱不堪，但人们又很想研究、整理、查阅和欣赏它们，这就必然形成保存与利用的矛盾，急需进行数字化保护[4]。4　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现状近年来，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彝文古籍的保护，加强了相关的监管措施和收集力度，但总体上，国内外关于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的研究和关注并不多，研究成果也很少。目前还没有建成的彝文古籍数据库，在建的相关数据库有四个，分别是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李仲良研究馆员主持的“彝文古籍数据库”、楚雄师范学院李全华副教授主持的“楚雄彝族优秀作品数据库”、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主持的民族古籍数据库和红河学院龙倮贵教授主持的彝族文化相关数据库。截至目前，有部分收藏单位已经对自己所拥有的彝文古籍按类别进行了目录或全文的数字化并出版发行，但很多都是各自为政，规模小，种类单一，无法进行统一检索和共享。全文数字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云南省楚雄州的106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红河州的“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丛书和贵州彝文翻译组几十年来翻译和出版的几百部彝文古籍及相关资料；目录数字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提要·彝族卷”，把各地收集到的彝文古籍目录资料进行了汇总，方便学者查阅。此外，其他很多小型图书馆和收藏机构也正在着手数字化自己拥有的彝文古籍，但都没有条件利用统一平台建立数据库。目前，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想要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彝文古籍数据库并进行资源共享和利用，都面临着许多难题，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5　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所面临的难题分析5.1数字化认识不够，定位不明，缺乏整体规划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只能以个人或某一机构的名义来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沟通协调都会面临着很多困难，需要在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协调与支持下，分阶段实施，当数字化及建库工作完成后，数据库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和扩充。其次，很多古籍收藏单位都想自己数字化所拥有的古籍，不愿意提供给其他单位统一数字化，个人收藏者同样把自己的古籍视为珍宝，不愿轻易示人，彝文古籍价格近十年来翻了几十倍。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重复数字化、质量参差不齐、格式繁多、统一建库困难、成本过高、资源无法共享等问题[5]。所以要确立项目实施的主体机构，由一个单位牵头进行资源整合与建库工作，并做好整体规划，做出实施该项目的费用计划、时间进度安排，质量要求和建成后的后续工作方案，以保证项目按质按量完成和可持续发展。5.2分布和收藏较散，收集和整理困难拥有一定数量的数字化对象是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前提，由于彝文古籍总体上分布很散，既有单位收藏，也有个人收藏，还有野外分布，大多数散落民间，私藏较多，且破损严重，需要在懂彝文的人的协助下进行长时间的调研了解、收集和征集，因此，在资源采集方面难度很大。在进行彝文古籍数字化工程之前，要事先了解我国彝文古籍的规模、数量、分布地点、内容、种类、形式、载体特点和收藏单位等相关信息，以确定古籍的大致数量、征集范围、收集地点和合作单位，并估算出数据库的规模。彝文古籍资源的获取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和多种渠道进行，为提高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效率和效益，应以合作共建和资源共享为主，零星征集为辅，力争以最小的成本支出换取最多的资源。5.3数字化预处理困难为保证数字化资源的质量，在古籍数字化之前要进行预处理，其中的难题，第一是彝文古籍价值的鉴定比较困难，随着彝文古籍价格的飙升，盗版古籍的增加使得甄选难度增大，特别是很多彝文古籍根据所处地域的不同虽有一定差别，但大部分内容是一样的，比如不同地方的“指路经”就需进行大量的版本甄选工作。第二，目前懂彝文的权威专家不多，把有价值的古籍或最佳版本挑选出来，进行整理和翻译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效率很低。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要考虑规范性，应聘请权威专家对古籍进行翻译，比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就是国内知名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机构，此外还有各地民委和高校也有很多专家。古籍目录最好能形成知识体系，最后可以根据内容进行目录的分类汇总。第三是古籍修复困难，彝文古籍在时间界定、材质和装帧形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修复方法和汉文古籍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专门的人员和技术[6]。5.4数字化转换及建库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标准数字化转换过程中，不管是手工录入、扫描还是拍照，都存在参数和技术的选择问题。首先是彝文输入法和字库的选择、扫描清晰度、照片和音视频的像素、尺寸、码率、分辨率等参数的选择。其次是数字化后文件存储格式、加密方式的选择、数据库结构、编目标准和规则等。另外，还有硬件参数和建库设备的选择，包括服务器、存储、数据库仓储及管理平台等。参数选择不合理会造成成本浪费、数据库质量低、使用不便等问题，只有这些参数、技术和格式的选择达到最优和统一才能使最终的数据库呈现出最好的效果，实现标准化和最优化建库、检索和共享。5.5缺乏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彝文古籍数字化是一项融合了计算机技术、古彝文知识和古籍修复技术于一体的工程，同时具备这几种知识的人才几乎没有。如何培养一支有合作精神的团队，是进行彝文古籍数字化的关键。团队中即要有懂彝文、精通彝文古籍的分类、编目和版本知识的，也要有懂数字化及数据库等现代技术的，还要有懂古籍修复技术的成员，所有团队成员要对我国的彝族文化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团队成立后，还要对团队成员进行培训，比如向古籍整理人员进行计算机技术教育，让计算机专业人才学习彝文知识，通过交流与协作，最终建立一支能够取长补短的综合型团队[7]。此外，还可以在大学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通过本科教学与实践直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5.6缺乏简单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彝文古籍数据库建设，需要长期持续地进行，投入较大，仅靠政府的投入不能完全支撑古籍数字化的发展，需要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这就涉及古籍如何避免非法商业利用的问题。目前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数字化古籍文献的版权。但大多数数字化单位都无能力开发或利用相关计算机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也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数字化古籍，只能把数字化的产品收藏起来，不与其他单位共享，最终会对数字化古籍的利用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数字化的成果使用效率，也不利于彝文古籍网络共享检索获取平台的建设。6　结束语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已成为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主要手段和趋势，这是人类文明载体的一次巨大变革。面对彝文古籍的保存和使用现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人全方面发展的需求，我国的彝文古籍急需得到数字化保护与利用。2014年举行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重点关注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发展规划，希望“古籍保护条例”和各类相关标准能够得到修订和升级，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古籍保护更加目标明确、有法可依、系统科学[8]。[1]吉木友色.浅析信息社会背景下彝文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彝文古籍数字化[J].科技资讯,2012(5):226.[2]王明贵.彝文古籍状况述要[J].贵州文史丛刊,2002(2):84-87.[3]张邡.关注中国彝文古籍保存现状.[EB/OL].[2015-06-23].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1272.[4]禄玉萍.彝文古籍数字化刍议[J].毕节学院学报,2008(5):32-35.[5]文启扬.浅谈彝文古籍收集整理面临的问题及人才培养的紧迫性[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4(9):125-126.[6]邵正坤.古籍数字化的困局及应对策略[J].图书馆学研究,2014(12):32-34,79.[7]苏文珠.古籍数字化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河北科技图苑,2007(3):19-21.[8]张庶卓.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将建成.中国广播网[EB/OL].[2015-06-23].http://money.163.com/14/1012/23/A8D3L7PT00254TI5.html.（编发：王域铖）AncientBooksinYiLanguagePreservationStatusandItsFacingChallengesinDigitalProtectionGAOJian-hui,LIQuan-hua,YIZheng-xiang,LIZhong-liang(LibraryofChuxiongNormalUniversity,Chuxiong675000,China)TheancientbooksinYiLanguageisverypreciousculturalheritageforYipeople.Itcontainshugeculturalvalueandpracticalvalue.Usingmoderndigitaltechnologiestoprotection,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isveryessential.ThispaperinvestigatesthedistributionandcollectionpresentsituationoftheancientbooksinYilanguage,researchtheirtypesandcharacteristicsandanalyzesthecurrentchallengesfacedbydigitalprotection.ancientbooksinYiLanguage;digitalprotection;problemanalysisG255G255A2095-5197（2016）01-0019-0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文古籍及其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立项编号：13BTQ042）,楚雄师范学院彝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专项项目“楚雄彝族文献数字化开发与利用研究”（立项编号：YZZX1202）成果之一。高建辉（1982-），男，馆员，硕士，研究方向：在线图书馆、古籍数字化、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李全华（1963-），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图书馆学、教育学、文学；余正祥（1980-），男，馆员，硕士，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微服务、数据库应用技术；李仲良（1968-），男，研究馆员，硕士，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信息不对称理论。2015-07-13

李素华摘要：本文对贵州省入选1～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情况作简要分析，总结贵州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特点和规律，并对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工作提出相关建议。关键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贵州《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是落实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办[2007]6号）文件精神，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对我国现存古籍中具有特别重要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籍予以重点保护，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公布的一份古籍名称目录。目前共公布了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13026部珍贵古籍入选，其中贵州省经省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组织申报，先后有17家收藏单位（个人）共计179部古籍入选。本文拟通过对贵州省入选的179部古籍基本情况的整理和分析，简略总结贵州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特点和规律，提出相关古籍保护工作建议。一、贵州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情况分析1.入选数量在全国占比先升后降“国家珍贵古籍”由各省申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专家审定，最终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其中第一至三批，由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和2010年6月11日发文公布;第四至六批，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和旅游部于2013年3月8日、2016年5月24日和2020年10月30日公布，各批次数量分别为2392部、4478部、2989部、1516部、899部、752部，共13026部。贵州省各批次入选数量分别是9部、47部、55部、53部、7部、8部，共179部。贵州省各批次入选数量在全国占比分别为0.38%、1.05%、1.84%、3.50%、0.78%、1.06%。从图一可以看出，全国各批次数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说明全国珍贵古籍普查和申报工作已接近完成，数量将趋于减少。对贵州而言，各批次入选数量和贵州在全国占比也有先升后降的特征，其中第二、三、四批数量相对集中和均衡，共计155部，占总数的86.59%，至第四批达到3.50%的高点，说明贵州的“国家珍贵古籍”虽占比较小，但普查和申报工作也接近完成。2.系统分布和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全省共有17家收藏单位（个人）有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按所属行政管理系统可大致分为民宗、档案、教育、文旅、个人5类，从表1、图二和图三的各系统入选收藏单位数量和入选古籍数量分析图中可以看出，从高到低依次为民宗系统有5家63部古籍入选，档案系统有3家61部古籍入选，文旅系统有3家32部古籍入选，共占入选古籍数的87%;教育系统和个人收藏者各有3家入选，入选古籍数量分别为16部和7部，共占入选古籍数的13%。从图四的地区分布图上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黔南州5家77部、贵阳市7家省直单位（个人）53部、毕节市4家48部、六盘水市1家1部，入选古籍地区相对集中在黔南州、毕节市和在贵阳的省直单位（个人）。3.入选古籍类型以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为主据表1和图五，贵州入选古籍从语种来看，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水文古籍71部，占比40%，分布在黔南州和省直的8家收藏单位（个人）;彝文古籍55部，占比31%，分布在毕节、六盘水和省直的6家收藏单位（个人）;汉文古籍35部，占比19%，分布在3家省直收藏单位;布依文古籍17部，占比10%，分布在黔南州3家收藏单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共144部，占贵州入选古籍总数的80.45%，分布在14家古籍收藏单位（个人），占收藏单位总数82.35%。而汉文古籍只分布在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等少数省直收藏单位，说明贵州珍贵古籍的民族地方特色明显。难能可贵的是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五代归义军时期写本唐朝玄奘大师所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三》和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唐写本北凉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为敦煌遗书，具有重大历史价值。4.入选古籍版本类型以抄本为主从表1和图六可以看出，贵州入选古籍版本类型依次为抄本120部，占67%，是6批申报的版本类型主体。写本31部，分布在7家收藏单位，占17%，其中荔波縣档案史志馆（原荔波县档案馆）、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史志局（原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馆）、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占主体，共24部;刻本18部，占10%，分布在4家收藏单位，其中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占主体。稿本5部，占3%，全在贵州省博物馆;套印本5部，全在贵州省图书馆，占3%，属于较为稀有的版本类型。5.入选古籍版本时代以清代为主从表1和图七可以看出，贵州入选古籍版本时代依次为清代155部，占86%，是各收藏单位的主体版本;明代18部，占10%，分布在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图书馆等3家省直收藏单位;明代以前只有6部，占3%，其中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有4部，贵州省博物馆有2部，均为汉文古籍，分别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两种（北宋）、《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唐）、《新编方舆胜览七十卷》（元）、《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十卷》（宋）、《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三》（五代归义军时期）和《通志二百卷》（元）。6.各收藏单位对入选《名录》珍贵古籍的保护情况参差不齐从表1各收藏单位（个人）对入选《名录》珍贵古籍的保护情况来看，有的采取“裱糊存放”“原样存放”“单独存放”等初级保护措施，有的则“登记、著录，编号上柜”，采取消毒封存，阅览电子文本，“拟定修复计划，着手实施修复”，还有的单位则不但对珍贵古籍“制作精致木箱盒，单独存放”，而且“采用樟木隔板书柜”，将珍贵古籍置于“有恒温恒湿设备和新风系统”“安装防火、防盗自动监控系统”的库房。各单位（个人）由于自身条件、重视程度等主客观因素，对珍贵古籍的保护程度也不一致。二、加强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工作的建议1.高度重视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工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甄选自全国各地最为珍贵的古籍，所收录每一部古籍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水文、彝文、布依文和少量珍贵汉文典籍是贵州入选《名录》的亮点和优势，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对于发扬光大地方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征集、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2.加强对已入选《名录》的珍贵古籍的保护工作力度当前我省入选《名录》的17家收藏单位（个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情况参差不齐，收藏保管条件普遍较差，容易受水、火、虫、霉侵害，建议从三方面着手做好这些古籍的保护工作。一是做好原生性保护。要组织资深古籍修复专家对这些国家珍贵古籍进行修复;二是对于古籍数量较多的收藏单位，财政要专项资金保障标准化古籍书库的建设和运营，书库要具备自动灭火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库房监控报警系统、配备无输水管线、空气净化装置、温湿度监测仪，有防紫外线措施、防虫杀虫措施，有专用的书柜、书盒或函套等。数量较少的，组织或动员这些收藏单位（个人）将国家珍贵古籍移送附近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进行委托保管;三是做好再生性保护。要组织对修复完整的国家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影印出版等，对古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移保存和再揭示;四是做好古籍管理和利用。首先，要“藏”好。所有国家珍贵古籍保管单位要建立完整的古籍保护制度、保护规范标准，加强古籍保护和管理。其次，要“用”好。要善于对再生性古籍资源做好开发利用，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这些古籍进行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做汉化翻译，使这些古籍价值得到充分彰显。3.进一步挖掘和推荐贵州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贵州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数量和比例在全国仍相对较低，应进一步加大挖掘和推荐力度，争取能有更多的古籍入选后面批次。从前面系统和地区分析来看，入选的收藏单位只占了全省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研究院（所）等单位数量的小部分，同时在黔西北毕节、六盘水等彝文化地区，在黔南三都、荔波、都匀、独山等水文化地区，在黔南、黔西南、贵阳等布依文化地区都还有申报潜力。应在古籍全面普查登记的基础上，遴选和推荐相应珍贵古籍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同时，考虑民间收藏古籍的征集难度较大，要加大民间古籍文献搜集工作的宣传，对于已濒临失传的古籍，要采用再生性保护技术手段对原本进行复制和保存，并提供一份复制品给原书收藏者等方式，鼓励和激励民间古籍积极申报。参考文献：[1]中國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3]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4]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5]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6]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2/content_5556771.htm[7]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8F%8D%E8%B4%B5%E5%8F%A4%E7%B1%8D%E5%90%8D%E5%BD%95/4027468？fr=aladdin

佚名《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简称《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并予以收录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记忆文献遗产会因“集体性遗忘”、气候条件以及人为蓄意破坏等多种可抗或不可抗因素而遗失。为防止集体记忆的丧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计划”，呼吁保护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馆藏文献，并让它们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截至2013年6月，共有100个国家的299份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及文献集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有9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医书《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就在其中。日前，中国与韩国学者正就“慰安妇”档案加强交流与合作，并拟将相关文件和调查资料共同申报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文｜吴勰，印金成贵州彝文信息技术研究概述文｜吴勰，印金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工作就启动了，经过30多年不断发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其中我国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现代彝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成绩斐然，先后完成了“文字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等国家标准研制工作，并先后获得了国际ISO/IEC10646标准，即每个民族文字字符在Unicode编码体系中的唯一性，实现与全世界多文种的统一编码、同平台显示。通过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学科的基础研究工作的扎实推进，成功解决了民族文字信息技术的输入、输出难题。在现代移动通讯手机上也实现了民族文字的数字化传输与应用。近几年，藏文、现代彝文等在语料库建设、智能机器翻译、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化产业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与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共同进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掘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开发的各种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产品在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是民族地区信息化产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建设工作。早在2008年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就指出，“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是信息时代提出的新任务”。彝文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之一，开展彝文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是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开发彝文信息处理技术，实现彝文的数字化应用，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彝文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作用。彝文信息处理技术是随着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彝文字符的音、形、义等信息进行处理。即对字、词、句、篇章的输入、输出、识别、分析、理解、生成等的操作与加工技术，是实现彝文信息化的关键性技术。贵州在彝文信息处理基础研究工作中，目前主要以开发贵州彝文计算机输入软件为突破口，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技术，同时积极研制相关规范标准，开创了贵州彝语文信息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格局。一、主要研究进展及取得成果（一）整理彝文字符，建立《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集﹒大字符集》字符(Character)是各种文字和符号的总称，包括彝文字符、标点符号、图形符号、数字符号等。本文中“彝文字符集”（YiCharacterSet）是指在贵州境内使用的彝文字、标点符号、图形符号、数字符号等彝文信息交换所需的多个字符集合。彝文字符整理是彝文信息处理的基础研究工作。从2012年贵州开展贵州彝文字符整理工作，笔者通过负责贵州省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研制”，在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继超老师的支持下，以贵州《简明彝汉字典》、《彝文字释》为选字蓝本，以贵州经典传世彝文文献《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等为选字范本，在常用字整理工作中，采用“源自古籍，保持风貌，字形美观，便于书写，符合用字规律”原则来开展工作。对于异体字整理按照“最大限度剔除异体字数量，选择使用频率高的字形，充分遵循彝文的构字规律，选择结构合理、笔画简易的字形”为选字原则。构建5000余字《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为贵州彝文信息处理学科发展奠定基础。2014年根据贵州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翻译的用字需求，笔者与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的刘云老师合作，依据《滇川黔桂彝文字集•贵州卷》里彝文字符，同时参考贵州传世彝文文献。对彝文字符进行增补，对于同组异体字整理中尽量选择结构合理、笔画简洁的字形，放弃弯曲复杂疑难笔画，纠正有的使用者在日常使用中故意增加笔画，或手写错误字形，整理出4000余字，并对彝文字形进行矫正、规范，建立9000余字《信息技术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大字符集》，能满足彝文日常应用、彝语文教学、彝文文献整理、翻译等用字需求，达到彝文信息技术开发的用字需求。（二）开发彝文印刷字体，建立彝文字库彝文印刷字体是以《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集.大字符集》为研究蓝本，采用TrueType这种新型数字化字形描述技术，根据彝文字体设计“易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基本原理，按照“平、直、正、方、圆、匀”的要求设计彝文基础笔画。在此基础之上设计TrueType彝文“正体”字形，建立彝文字库。此外2014年在贵州省民委古籍办支持下，笔者与研究团队合作开发出“彝文楷书字体”。彝文楷书字体是以彝文经典古籍文献为基础，以彝文经典书法作品为依托，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同时参照学界前期研究成果，如《简明彝汉字典》，《贵州彝族语言文字》等学科著作，对彝文书写规律、笔画特征、字型结构、书写笔顺等研究成果，归纳彝文楷书字体的艺术特征及基本规律。按照“笔形塑造规范、字型重心平稳、文本编排合理”的要求，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的王明亮老师用毛笔书写而成，再用专业字体软件FontCreator对彝文字形进行修整，建立彝文楷书字库。彝文楷书字体实现与彝文传统手写字体风格相一致（见图1），不仅能满足彝文日常办公应用，同时也能满足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的用字需求。建立的彝文计算机字库，实现彝文字体在计算机中的显示应用，彝文字在计算机文档中像其他文字一样可进行排版和打印输出，实现开发彝文输出技术目标。（三）研制贵州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方案，设计彝文笔画输入方法，开发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贵州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内容：第一，根据彝文构字规律、字型结构、书写笔顺等基本要素，在《彝文编码字符集》基础之上，整理彝文构字部件，建立彝文部件系统，设计出彝文部件码，为设计彝文字形输入码打下基础。第二，基于现有英文键盘字母区，根据人体工学原理对字母键盘的合理化要求，依据彝文部件与英文字母键形状相似的特点，在英文键盘字母区，对彝文部件码进行规律分布，设计出彝文笔画键位图。第三，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彝文书写笔顺，设计出彝文笔画“传统和简易”两种输入方法。同时根据彝文字形构字特征，设计彝文末笔结构识别码，以减少彝文笔画输入码的重码率。如上所述，彝文笔画输入方法是在彝文字形特征基础之上，依据彝文基本字型结构，按照彝文书写笔顺，结合不同用户使用需求，成功研制出彝文笔画输入方案，解决彝文字符输入问题。基于Windows平台的核心组件输入法管理器（IMM）-输入法编辑器（IME）结构开发彝文输入法程序，攻克“输入法与操作系统的关系，IME用户界面”等技术难题，采用VC++编程开发接口式贵州彝文输入法，生成彝文输入法安装程序，实现彝文输入法软件在计算机中方便快捷的安装使用，实现开发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目标。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的成功开发，实现了彝文方便快捷的数字化输入，彻底改变彝文手写的历史现状，使得彝文以电子文本形式得以永久保存，为保护和弘扬彝文古籍文献搭建数字化平台。二、彝文信息技术应用及实际效果开发的贵州彝文信息技术在日常办公应用、彝语文教学和彝文古籍文献翻译整理方面得到很好应用。现在主要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和贵州民族大学两个单位的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翻译整理中得到有效使用，改变彝文手写应用现状，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的数字化应用。（一）用彝文输入法软件编辑出版《通用彝文字典》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承担的教育部"国家语委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及信息化项目“古彝文整理及计算机输入软件”，研究成果为“超方言古彝文输入法软件”。该软件用于录入、编辑排版了2016年出版的《通用彝文字典》，该部字典采用数字化整理方式，字典中的国际音标、彝文字、汉文以及标点符号等全部实现电脑录入，编辑排版整部字典86万字内容。比较以前出版彝文书籍，书中的彝文字均是在汉文、国际音标等字符已经排版好的前提下，在打印出的样稿中手写彝文字符，因此用彝文输入法软件编辑排版《通用彝文字典》，这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彝文书籍编辑排版的繁琐工作量，提高了彝文应用质量，更是开拓了彝文新兴的应用领域。（二）实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贵州目前用彝文软件整理的彝文文献有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翻译整理《彝族卢比精选译著》，贵州民族大学与六盘水市档案局合作翻译整理《彝文通书》，这两部彝文古籍都用贵州彝文软件来编辑整理，其中彝文字符的录入、编辑、排版与修改均采用数字化技术，文献中的彝文字符、国际音标、汉字等字符实现了同平台应用，开启贵州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新征程。三、价值与意义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贵州彝文字符进行全面、系统的开发，着力解决了“彝文的输出、输入技术和基于IMMIME输入法结构开发彝文输入法程序”等3个关键性技术，自足开发出贵州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系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长远的社会意义。通过开展彝文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彝文计算机输入系统，解决彝文字符人机交际问题，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方便、快捷、高效的数字化应用，使得彝文告别手写应用现状，使古老的彝文获得新兴承载方式，满足了现代信息社会对彝文数字化应用需求。在彝文信息处理学科基础研究之上开发彝文信息技术，解决彝文字符信息数字化输出和输入的基础性实用技术，构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平台，实现彝文数字化关键性技术突破，为贵州彝语文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填补贵州彝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空白局面。四、存在问题与发展建议（一）存在的问题首先，目前我国传统彝文没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际标准ISO/IEC10646编码空间，鉴于彝文这种情况，贵州彝文字库只能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编码空间，但会影响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系统使用的稳定性。其次，随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目前建立的彝文计算机字库中彝文字还不能完全满足彝文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的用字需求。第三，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之上，贵州开发的彝文计算机笔画输入法软件，仅实现了彝文笔画输入，彝文拼音、手写、语音等输入方法还没有实现，限制彝文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二）发展建议第一，目前我国传统彝文没有国际统一的编码标准，需要相关单位继续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交申请我国传统彝文的ISO/IEC10646的正式提案，实现传统彝文与全世界多文种的统一编码，同平台显示应用。第二，随着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开展的需要，不断增加彝文字符、包括生僻字、疑难字等，进一步完善彝文计算机字库，才能满足彝文计算机用字需求。第三，今后需要另立项目来开展彝文拼音输入方法研究工作。针对彝文读音各按方音念读，彝文读音不统一，且采用了国际音标注音等情况，研制贵州彝文拉丁字母拼音输入方案，开展彝文拼音输入法技术开发研究工作，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拼音输入。第四，随着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根据用户在实践中使用彝文输入软件反馈信息，需要对彝文部件码、键位等作少量的微观调整，进一步完善彝文笔画编码输入方案，不断提高彝文计算机使用效率。五、未来展望笔者从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从事彝文信息处理基础理论和彝文信息技术开发研究工作，多年实践证明，彝文字符作为彝文信息处理的研究对象，笔者深知由于彝文字符数量极大，对贵州境内彝文字符整理与开发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紧密结合彝语文学科建设、彝文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等实际用字需求，进行合理、科学规划，结合彝文信息处理学科特征，分阶段、有步骤地有序推进。从2012年到2015年，贵州彝文信息研究工作是在充分利用学界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开展彝文信息技术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成就，基本上解决了彝文字符输入和输出问题，实现彝文在计算机中的数字化日常应用。但上述研究成果仅是阶段性的，还没有完成彝文信息处理基础研究任务。从2016年开始，贵州彝文信息处理研究团队从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入手，在已建立《信息技术彝文编码字符字符集·大字符集》基础上，继续开展彝文字符整理工作。目前研究团队对贵州经典传世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全26卷进行数字化整理，《西南彝志》全26卷中仅彝文字就有30多万字，不仅字量大，而且质量上乘。现阶段在计算机中用彝文软件录入彝文字，对《西南彝志》中彝文字符进行系统梳理，增补400多个彝文编码字符集中没有的字符，不断扩充彝文编码字符集、彝文字库，完善彝文计算机输入系统。目前以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整理为突破口，尤其是像《西南彝志》这样传世经典文献，继续开展贵州彝文信息处理学科基础研究工作，才能开发出高质量的彝文信息技术。这一阶段通过研究团队未来3至5年不断努力，才能完成贵州彝文输入和输出信息技术开发研究工作。贵州彝文信息技术开发工作，只有在扎实基础研究之上，才能开发出实用数字化产品，真正解决彝语文、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难题，实现彝文被越来越多用户使用，真正发挥其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作用，用科技力量助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2016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计划项目“基于彝文古籍文献的贵州传统彝文字符整理及其输入法软件开发研究”（HQ135-7）成果之一。

2017年11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至此，我国已有11份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记录，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后期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近年来，随着一个个项目相继开展，大量的殷墟甲骨已经得到了精细化整理，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300多个，已释读的单字有1600多个。据悉，我国国家档案局和国家文物局早于2013年7月就开始起草《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与《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国际名录》两个中英文申请文本。2016年，又增补了甲骨文申报图文材料。2017年，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积极推动下，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咨询、一系列实地考察、初审、终审，最终成功入选。多維解读甲骨文虽老，甲骨学却很新2016年10月28日，一则发在报纸上的“悬赏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目前，我国虽然在甲骨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有了很多突破，但在等待释读的甲骨文中，任何一个字的破译都将是一场“攻坚战”。在甲骨文百余年的研究史上，虽然几次出现号称能破译全部甲骨文的、有轰动效应的“新方法”，但在“轰动”过后，并没有使真正的文字考释工作有所前进。有人说，商代的甲骨文简直就是当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有专家认为，甲骨文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和档案。但从目前来看，对这部“百科全书”的阅读与理解还远没有达到深入与全面的程度。百年来，为解读中华文化基因，几代学者著述不辍，他们或收集著录，或考释文字，或研究甲骨文蕴藏的古代社会奥秘，探索甲骨文的脚步从未停滞。然而，后继乏力是甲骨学研究长期面临的困境与难题，甲骨文的传承和发扬，需要培养更多的接班人。盼望此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能使甲骨文研究的低迷形势得以改观，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甲骨文研究的工作中，也让更多的人学好汉字、用好汉字、爱上汉字、传播汉字，使甲骨文这种古老的文字在新时代下焕发生机。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彰显传统文化魅力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记录，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后期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历经多年的申报，甲骨文终于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所做的又一次尊崇和呵护，是值得全民族自豪和骄傲的事情。正因我们国人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勇于向世界推崇民族的文化瑰宝，才能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而这一点一点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能更加认同它的价值，并自觉保护和传承它，从而形成更加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每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件背后，无不折射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正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正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正不断扩大，这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世界的福音。此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让中国的甲骨文成了世界的甲骨文，不仅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践行了中国“开放包容、文明共享、互利共赢”的大国姿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把优秀的、有历史价值的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实现文明的共享与思想的交流，从而碰撞出创造与进步的火花，搭建起和平与友谊的桥梁，正是这次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深层意义所在。

2017年11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至此，我国已有11份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记录，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后期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近年来，随着一个个项目相继开展，大量的殷墟甲骨已经得到了精细化整理，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300多个，已释读的单字有1600多个。据悉，我国国家档案局和国家文物局早于2013年7月就开始起草《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与《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国际名录》两个中英文申请文本。2016年，又增补了甲骨文申报图文材料。2017年，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积极推动下，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咨询，一系列实地考察、初审、终审，最终成功入选。甲骨文虽老，甲骨学却很新2016年10月28日，一则发在报纸上的“悬赏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目前，我国虽然在甲骨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有了很多突破，但在等待释读的甲骨文中，任何一个字的破译都将是一场“攻坚战”。在甲骨文百余年的研究史上，虽然几次出现破译全部甲骨文的、有轰动效应的“新方法”，但在“轰动”过后，并没有使真正的文字考释工作有所前进。有人说，商代的甲骨文简直就是当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有专家认为，甲骨文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和档案。但从目前来看，对这部“百科全书”的阅读与理解还远没有达到深入与全面的程度。百年来，为解读中华文化基因，几代学者著述不辍，他们或收集著录，或考释文字，或研究甲骨文蕴藏的古代社会奥秘，探索甲骨文的脚步从未停滞。然而，后繼乏力是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长期面临的困境与难题，甲骨文的传承和发扬，需要培养更多的接班人。盼望此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能使甲骨文研究的低迷形势得以改观，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甲骨文研究的工作中，也让更多的人学好汉字、用好汉字、爱上汉字、传播汉字，使甲骨文这种古老的文字在新时代下焕发生机。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彰显传统文化魅力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记录，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后期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历经多年的申报，甲骨文终于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所做的又一次尊崇和呵护，是值得全民族自豪和骄傲的事情。正因我们国人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勇于向世界推崇民族的文化瑰宝，才能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而这一点一点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能更加认同它的价值，并自觉保护和传承它，从而形成更加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每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件背后，无不折射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正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正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正不断扩大，这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世界的福音。此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让中国的甲骨文成了世界的甲骨文，不仅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践行了中国“开放包容、文明共享、互利共赢”的大国姿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把优秀的、有历史价值的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实现文明的共享与思想的交流，从而碰撞出创造与进步的火花，搭建起和平与友谊的桥梁，正是这次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深层意义所在。endprint

摘要：贵州现当代彝文文学翻译以当代的成就最大。现代的有罗文笔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最为著名，当代则以王子尧翻译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王继超等翻译的《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和王运权等翻译的《西南彝志》最为著名。翻译机构中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成就最大。翻译的主要是彝文古籍，包括少量口碑文献。今后要从四个方面开展贵州彝文文学的翻译工作。关键词：彝文文学翻译现代当代贵州中图分类号：I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113-117本文所说的彝文文学翻译，专门指现代、当代彝文翻译家把彝文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文学作品，包括古代彝文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的作品，不包括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彝文文学作品，也不包括彝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当代贵州彝族文学史上，彝族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文学的翻译，最早可上溯到汉代《白狼王歌》三章的翻译。明代朝廷专门设有翻译机构，编纂了《华夷译语》工具书，其中有彝汉文翻译文字对照。明清时期有学者把汉语《劝善经》《凤凰记》《陈状元记》《董永故事》即《赛特阿育》翻译为彝文书籍。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翻译，是丁文江请罗文笔翻译、于1936年公开出版的彝文古籍汇编《爨文丛刻（甲编）》，1这部著作被外国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志。1950年代成立的毕节彝文翻译组，除在“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了十年，翻译彝文古籍成就巨大，贡献尤伟。其他一些机构翻译出版了不少彝文古籍，其中有许多彝文文学作品。在这些工作中，涌现出了罗文笔、龙正清、王子国、王子尧、王继超等翻译家。龙正清是贵州省赫章县民族古籍办公室原主任、译审，合作翻译出版了《彝族创世志》《夜郎史籍译稿》，著有《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精气易发微》。王子国，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审。翻译、合作翻译出版了《土鲁窦吉》《载苏》《彝族源流》，著有《彝文字释》。一、现当代贵州彝文文学翻译的总体情况（一）毕节彝文翻译组的成就贵州省毕节行政专员公署老彝文翻译组是贵州省境内最早从事彝文古籍搜集、整理与翻译的机构。而改革开放以后的1986年至新世纪的2007年之间，毕节地区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纳雍县、赫章县、大方县的民族工作部门，在内部也成立有民族古籍机构或彝文翻译组织。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是贵州省的特有优势。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从1955年成立到1966年，共搜集彝文古籍282册，其中送20册给北京文化宫，送7册给中央第四语言工作队，实存255册。1966年因机构被撤消，这批古籍被转到毕节地区档案馆保管，1977年彝文翻译组被恢复为临时机构后，250余册彝文古籍由毕节地区档案馆转了过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文批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为国家常设机构，贵州省人民政府直接下文对机构定编。从地区彝文翻译组恢复到1982年，彝文翻译组共整理、翻译《奴仆工匠记》《彝文字典》《彝汉常用词语》《彝语千字文》油印本各1卷。为贵州大学中文系整理、翻译彝族民歌4000首，民间故事3篇共22万字。以地区彝文翻译组为中心，积极培养农村翻译人员，发展农村翻译网点，重点辅导毕节县龙场营区彝文翻译点，就地举办36人的农村业余翻译人员培训班，组成6个古籍整理翻译小组，共整理、翻译出《尼能人》《赫达以》《鄂莫以》《投确数》《书文史记》《婚姻歌》《丧礼歌》《民歌》《故事诗》等70余万字的初译稿。198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增订〈爨文丛刻〉》，这是三部影响很大的彝文经典著作。同时，整理、翻译出《洪水与笃米》《播勒娶亲》《绣荷包》《三才文史》《凤凰记》各1卷，分别以油印等形式印发给有关部门参考。1986年以来至2010年的24年间，彝文古籍整理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更名为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共同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120余卷、1826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这些成果是：《彝文典籍目录》《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彝文金石图录》《彝族指路丛书》《物始纪略》《黔西北彝族美术》增订、《爨文丛刻》（部分）、《土鲁窦吉》《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简明彝汉字典》《苏巨黎咪》《支嘎阿鲁王》《彝文指路经譯集》（部分）、《赛特阿育》《乌鲁诺纪》《益那悲歌》《明清彝文书法汇辑》《彝文书法字帖》《彝族美术·黔西北民间工艺美术辑》《估哲数·农事篇》《阿买恳》《诺沤曲姐》《摩史苏》《彝族创世史诗》《布默战史》《彝族毕摩经典译注》（部分）、《载苏》《彝文字释》《实勺以陡数》《彝族古歌》《叙事长诗》《彝文文献释名集》《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彝族原始信仰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一》。整理翻译尚未公开出版的成果计27部511﹒6万字。1（二）其他机构的翻译成果1956年到1958年，贵州省民委在威宁自治县黑土河一带收集51部彝文古籍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1986年到1996年期间，为配合全国彝族服饰展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奢香博物馆的建立等活动，各地展开了彝文古籍的大量收集。威宁自治县民委收集近200册，赫章县民委收集200余册，大方县民委收集近300册，其中的110余册交到奢香博物馆，纳雍、织金、金沙等县民委也各收集到10多册至20多册不等。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彝文文献中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大量征集彝文古籍时，在毕节地区境内征集去300余册。2008年至2009年，毕节地区档案馆从各县征集彝文古籍近180多册。endprint1980年代贵州民族学院成立了彝文文献研究所，该所成立之后即搜集、翻译了大量彝族古代文艺理论方面和彝族古歌方面的著作，先后出版了《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夜郎史传》《红白杜鹃花》《洪水纪》《彝族古歌》等翻译著作。六盘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成立的民族古籍机构翻译、出版了《指路经》等一些成果。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宗局的民族古籍办彝文翻译室整理翻译《阿诺楚》《支嘎阿鲁传》《哪哩传奇》等多部彝文古籍翻译成果。赫章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下设的民族古籍办（其中下设一个彝文翻译组），搜集、翻译了《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彝族创世志》《海腮摩启》等金石彝文文献和纸质彝文文献。大方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所属的民族古籍部门也翻译了《水西十三仓库》等数项彝文古籍成果。遵义市仁怀县（今仁怀市）政协成立有一个彝文翻译室，该室翻译出版了《彝族创世诗》《启谷署》等彝文创世史诗和彝族医药文献。1二、罗文笔与《爨文丛刻甲编》的翻译罗文笔（1868—1947），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彝文翻译家。罗文笔彝名相多阿伦，自号郇山居士，生长于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世代以务农为生，家境比较贫寒。他幼年时期入私塾就读，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学知识。因为废除科举制度，未能参加有关考试，成就功名，就在家乡开设塾馆，收纳学生，从事乡村教育近30年，培育了不少乡土人才，对贵州省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教育有贡献。他对彝族文学的贡献，体现在对彝文史籍、经籍的翻译中。罗文笔生活在传统彝族社会中，对彝族历史文化比较了解，决心为传承彝族文化贡献力量，从1915年开始向彝族毕摩杨腓力学习，经历几年之后，学习到了彝族毕摩熟悉彝文、传承文化的本领。民国十八年（1929）冬天，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路过贵州省大定县时，认识了罗文笔先生，请罗文笔帮助搜集彝文古籍，并请他翻译彝文古籍。罗文笔同意后，从1930年动笔翻译，到1932年为止，采用了彝文、注音、直译、意译的方法，一共翻译了自己珍藏和搜集到的彝文古籍7部，邮寄给丁文江先生，由丁文江题写书名为《爨文丛刻甲编》、撰写序言后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公开出版发行。《爨文丛刻甲编》全书包括彝、汉文和注音近100万字，是现代时期出版的一部影响巨大的彝文典籍译著，对研究彝族哲学、宗教、语言、文字、历史、民俗、地理等具有重大的价值，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一些学者纷纷撰写书评予以推介。日本上智大学博士粟源悟在《从明代彝族土司看民族联合纽带——彝族民族史研究报告之一》一文中，把《爨文丛刻甲编》的出版称之为（彝族历史）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是研究彝族的重要资料。因为罗文笔既熟悉彝文古籍，又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平，在翻译这些彝文古籍期间，丁文江曾经有意推荐他到政界任职。罗文笔却无意去做官，只想借助丁氏之力请政府在家乡办一所培养彝族孩子的学校，改变彝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丁文江承诺帮助办这件事情，但是丁氏不幸于1936年在湖南中毒去世，这事终究未能如愿以偿。罗文笔一生甘于淡泊，不慕荣利，追求真理，爱憎分明。1936年2月，红军长征过大方，他听到了宣传的革命政策，思想境界为之一新，欣然作了欢迎红军的贺诗，托金正安、陈永贞等三位至亲带到城里，面送红军指挥员陈希云、朱长青。罗文笔对彝文的翻译传授，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继承和发展彝族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中，《献酒经》《天路指明》（指路经）、《权神经》（祭龙经）等，都是很好的彝文文学作品。2罗文笔先生不但精通彝汉双语翻译，还会写诗。他1931年在翻译完《解冤经》上卷之后，写作了诗歌《翻译〈解冤经〉上卷终赋律诗一首》：此经原為禳祸灾，未到之先梦兆来。降祥降殃皆由己，消灾消咎祈神排。贤良诸君请查考，聪明契友早开怀。礼仪既备言辞准，洗净身心上瑶台。民国二十年六月四日贵州大定东瓜林1这首诗是对彝族《解冤经》内容的一种解释，用七言诗形式表达，有劝诫人们不要作恶，多做善事，消灾消祸，祸殃多是自己为恶所取，要洗净身心，方能到达理想的瑶台。诗歌的道德宣讲意味浓厚，诗味稍嫌不足。三、王子尧的彝族古代文论翻译王子尧（1954—），彝名阿侯布岱，贵州省赫章县人。198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译审，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民族历史学会理事，贵州翻译家协会理事，贵州民族语言文字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文字、翻译、古籍、民俗、宗教、玄学等文化领域方面的研究。自1977年至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已翻译、整理、研究出版发行的合著、专著有30余部，其中有多部作品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成果奖。在其著作中，《彝族古代文论》（译著，合译）是其代表性著作。后来这系列文艺理论采用彝文、国际音标注音、音译的对照形式，以《彝族古代文论精译》为名重新出版。2《彝族古代文论》是从彝族古代“羊皮书档案”（彝文古籍）中精选翻译、整理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译著。原文约为两万四千余行，音标、对译、意译总计约为五万二千余行，按二十诗行一千字计算，总计约为两百余万字数。从成书年代及时间跨度上看，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上始于哎哺时期，中经魏晋、下迄明清；从精选古籍的表现形式上看，全书都是以五言诗句写成，其内容已涉及到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起源、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的创作过程、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艺作品的体裁、作家的艺术修养、文艺作品的艺术欣赏，以及天文历法理论、哎哺八卦理论、人文科学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的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和哲学问题。该译著内容丰富，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所需的资料。例如历史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的历史；哲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哲学；社会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作家艺术家可以从中看到人民的艺术才华。endprint四、王继超的彝文文学翻译王继超（1957—），彝名阿洛兴德，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译审。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专业班，1986年1月从威宁县民委调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现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工作。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贵州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古籍保护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毕节学院和曲靖师范学院的特聘教授、客座研究员等。王继超从事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20年，成就卓著，其中有大量的彝文文学作品。20多年来，王继超整理、翻译、公开出版的彝文古籍，影响较大的有《彝族源流》27卷、《物始纪略》三辑、《彝族指路丛书》（8部）、《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苏巨黎咪》《估哲数农事篇》。还组织编译了《西南彝志》26卷，《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至第三辑；组织编写了《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黔西北彝族美术》等。各种成果合计26部58卷。其中《彝文典籍目录》前者于l997年8月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彝族指路丛书》获2000年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曲谷精选》获部级民族图书三等奖。参与组织编写的《简明彝汉字典》获贵州省社科一等奖。合作主编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毕节地区）》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继超在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彝文古籍之外，同时开展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前后发表了40多篇文章，总计30万字，结集为《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出版。1在如何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整合及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等，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他的专著《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2（合著）对彝族传统信仰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他的翻译作品中，如《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阿买恳》等，以及以“咪谷”为总题的丛书中，许多都是优秀的彝文文学作品。结语贵州的现代和当代的彝文文学翻译，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彝文文学的翻译，以彝文文献的翻译为主。贵州的现当代彝文文献翻译，又主要是翻译彝文古籍，即以历史上传承至今的书面古籍为主，也搜集整理和翻译部分口碑文献，这部分占的比例不大。而现代和当代的彝文文学作品翻译几乎没有发现。二是贵州的现当代彝文翻译，明显的是以彝文翻译为汉文为主，汉文翻译为彝文的极少，除了王明贵在《贵州民族报》上发表的彝译江泽民同志《诗二首》（寒江雪柳日新晴又是神州满目春）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汉译彝的文学作品。对此，要做好今后贵州的彝文文学翻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对策。一是继续做好彝文古籍中文学作品的翻译，集中力量译出丛书或类书型的成果。二是继续做好彝文作品翻译为汉文作品的工作。三是要开辟当代优秀作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彝语文翻译，开辟当代汉语优秀文学作品的彝译工作。四是要尝试开拓外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汉语优秀文学作品的彝译工作。这样，贵州的彝文文学翻译工作才能够比较全面的开展起来。OntheTranslationofYiTextLiteratureintheModernandContemporaryinGuizhouWangMingguiAbstract：ThecontemporarytranslationofYitextliteratureachievedgreatersuccessthanmodern.TheCuanWenCongKetranslatedbyLuoWen-biisthemostfamousoneinthemodernliterature，theYiancientliterarytheorybookstranslatedbyWangZiyao，YiOriginandYiTextPictureandCatalogtranslatedbyWangJichao，SouthwestYiAnnalstranslatedbyWangYun-quanarethemostfamousinthecontemporary.YiTextTranslationGroupinBijieachievedgreatersuccess，themainlytranslatedcontentsareYitextancientbooks，whichwereincludedsomereputationliterature.Fromnowon，weshouldhaveYitranslationworksfromfouraspects.KeyWords：Yitextliterature；translation；modern；present；Guizhou【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珍本彝文史籍《西南彝志》全26卷整理今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6XMZ005）和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重大项目“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合同编号：黔省专合字【2012】003号）的阶段成果。1丁文江编，罗文笔译，爨文丛刻（甲编）[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彝学网http：//222.210.17.136/mzwz/news/2/z_2_40005.html。1彝学网http：//222.210.17.136/mzwz/news/2/z_2_40005.html。2罗正仁，早期彝文翻译家罗文笔[A]，载沙玛·加呷主编，彝族人物录[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291-292。1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177。2沙玛拉毅主编，《彝族古代文论精译》[O]，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1王继超，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2王繼超，余海，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