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黔驿道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非庄蹯、奢香所建。该驿道开通以后即成为中央王朝内陆边防的生命线。贵州建省的主要目的是保此一线以通云南。

关键词：七百年元明清滇黔驿道

中图分类号：B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34—37

元代特别重视交通。有元一代在今贵州境内开通的多条交通线，使贵州成为“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经过40多年经营，终于在元朝奠定的基础上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使贵州成为独立的省。当时全国设南北两京师，加十三个布政使司，合称十五省。贵州独立建省不仅早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华北的河北(与今北京、天津同为直隶，称京师)，东三省，甚至早于华东的江苏、安徽，华中的湖南、湖北。因为此时今江苏、安徽属南直隶(亦称南京)，湖南、湖北还未从湖广布政司分出。

建省时的贵州，境域仅及当今的一半，被称为“蕞尔之地”，而且“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淳，土无货殖，……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经济实力“实不如江南一大县”，财政长期仰仗四川、湖广协济。那么，设置贵州省有什么意义呢?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对建省原因目的一语道破：“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清初顾祖禹《贵州方舆纪要》也说：“惟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故疆理制置，不容不亟焉”，“开一线以通云南”，多半的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从商开始，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便已处于游牧部落的包围之中，西周灭于犬戎，秦汉以后，匈奴、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主要边患，正所谓“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13世纪，蒙古军在对南宋正面进攻失败后，开创先例，实施“斡腹之举”，找准云南这个软肋，从青藏高原东沿南下，“跨革囊”渡金沙江，取大理作根据，然后南北夹击，最终灭南宋而入主中原。明王朝统治者深深以此为鉴，在边防上非常重视云南的战略地位，天下粗定后，立即派大军收复云南，并驻重兵死守之。驿道作为当时兵员、辎重、信息的惟一通道，自然必须随时保持畅通无阻。是时，从中原进入云南的路有四条，官方通常取道东路普安入黔旧路和西路乌撒入蜀旧路，另两条(建昌路和粤西路)利用不多，以至多数地段在明代大部分时间被废弃而湮没。而其中普安入黔旧路为云南通达内地的咽喉要道，最为重要。这条大道既捷近又相对平缓，同时距游牧民族所在遥远。不存在被截断的危险，遂成为明王朝由内地入滇的首选通道。以至明人有言：“黔者滇之门户，黔有梗，则入滇者无途之从矣。”明初在贵州遍设卫所，卫所多沿此驿道东西向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其主要目的即是保障入滇驿道的“往来无碍”。简述至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开一线以通云南”所指的“一线”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从湖广向西横贯贵州的入滇驿道(该主要目的是“通云南”，本文以下驿道历元明清三朝，一直使用到民国初年，名称时有不同，考虑到此道主体在贵州境内，其一般情况下称之为“滇黔驿道”)。

有明一代，中央王朝始终把滇黔驿道当做内陆边防的生命线。此种情势，空前地提高今贵州境域的军事战略地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中说：“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撤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飙驰葭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噤吭，且为我所搤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日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这一番从攻守两方面分析得出的对贵州战略地位的结论，既是对蒙古军灭宋军事行动的总结，也被以后许多历史事件所证实。明代后期平播与奢安两大事件震动西南，明亡后南明永历政权据贵州抗清10多年。清康熙末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入藏，打破了南北军事上的地理屏障，使西南再次成为内陆国防的软肋，为防止漠西蒙古故伎重演，从川藏进入云贵，策动土司反戈，威胁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雍正在滇东北和贵州大规模强制“改流”，进一步消除隐患、打通梗阻。民初护国、护法始于云贵，红军长征转战贵州而绝处逢生，抗战时贵州成为日军始终难以深入的大后方，解放军进军西南先取贵州，1960年代以备战为目的的“大三线建设”也将贵州作为重点之一。历史证明，600年前朱元璋和朱棣为“开一线以通云南”而设立贵州省，确实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滇黔驿道，顾祖禹称为人滇东道，是一条从昆明出发横贯贵州通达湖南，最捷近、客货流量最大的交通要道，是贵州驿道的主动脉。滇黔驿道开通之初称“中庆(今昆明)经普安达黄平道”，简称普安道。据《永乐大典·站赤三》载，其修建动因和经过是这样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奏：据总把孟皋受命至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区视察，言普安(今贵卅I盘县)至罗殿(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州贵阳)、葛龙(今贵州贵定)等蛮夷地区可安立4站，在湖广行省新添一带可立1站，到黄平、镇远后即接通“常行站道”，东进可达江陵路(治今湖北江陵)；以上地区地势平稳且出产良马，“比之黎、雅、乌蒙驿路捷近二千余里”(按黎、雅、乌蒙驿路即中庆经建都(今四川西昌地区>至成都道，为至元十三年重新开通的青溪关旧道，其路线大致与近代成昆铁路相合，长约1300里，沿途险阻甚多，有金沙江、大渡河、雪山等)。翌年(1291年)，元朝派使臣撒里蛮等踏勘了通道立站地并绘图呈上，经世祖忽必烈批准，遂于次年开通这条道路，随后并设置驿站。

中庆经普安达黄平道所经过的地点，据《析津志·天下站名》：由中庆至镇远，必须经过普安、德渐迷、面梦、摩溪、麻峡、麻站、罗仲、偏桥诸站。《永乐大典·站赤八》还提到普安路辖有塔刺迷、南梦、摩溪3站。由以上记载可知，这条道路的走向是从中庆出发，经过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在今贵州盘县以南)、普安(今贵州盘县)、普定(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州贵阳))、葛龙(今贵州贵定)、麻峡(今贵州麻江)、黄平达镇远，然后接通辰州以上的“常行站道”。此后，由镇远继续北上，经晃州(今湖南晃县)、辰州、常德、公安达于江陵；再北至安西(今陕西西安)、兴平(今陕西兴平)，与从四川西来的驿路在交会，从兴平继续往东北即抵大都(今北京)。

在明代的记载中，滇黔驿道改称“普安入黔旧路”。其走向是：自云南府(今昆明)经杨林、易龙驿、马龙、南宁(今云南曲靖)、白水、平夷(今云南富源)、亦资孔驿(今贵州盘县亦资孔)、普安(今贵州盘县)、新兴驿(今贵州普安县)、安南(今贵州晴隆县)、查城(今贵州关岭永宁)、关岭，安庄，普定(今贵州安顺)、平坝、威清(今贵州清镇)、贵州(今贵州贵阳)、龙里、新添(今贵州贵定)、平越(今贵州福泉)、清平(今贵州凯里清

平)、兴隆(今贵州黄平)、偏桥(今贵州施秉)、镇远达湖南沅州。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从广西南丹进入贵州，经独山、都匀至麻哈(今贵州麻江)便踏上普安人黔旧路，以后沿着该道走平越、新添、龙里、贵阳、平坝、安顺、镇宁、关索岭(今贵州关岭)、永宁、新兴所、普安、亦资孔，从胜境关入云南，所到之处记录了当地的人文地理。

有人说滇黔驿道为战国时楚将庄躏所开，根据不足。庄蹯入滇路线，《史记》、《汉书》说是“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即沿长江进入；《后汉书》、《南阳国志》则说是“从远(沅)水伐夜郎”而后入滇；总之，是溯长江经过川东还是溯沅水路过黔西至今未有定论。而且记载庄蹁入滇事件始末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已言，庄踌留滇为王的原因是“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有学者推测，庄踽入滇所走的是逢山开辟随即湮没的荆棘小道，因而此道直至宋末并无记载。南宋时，产自大理的良马通过自杞、罗殿卖给南宋设在邕州(今广西南宁附近)的买马提举司，其主要通道即大理经自杞到广西横山寨的道路，称邕卅l道(即前面提到的粤西路)。大理国对南宋的入贡也多经由邕州道。故时有“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阳)”的说法。蒙古军对南宋的夹击，南路由兀良合台率领，就是先破横山寨，然后下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静江府(今广西桂林)、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抵潭州(今湖南长沙)，最后与北路忽必烈在鄂州会合的。邕州道的大致线路，按明代方志记载，是从云南出发，向东经宜良、师宗、罗平进入贵州：再经黄草坝(今兴义县城)、安笼所(今安龙县城)渡红水河入广西，然后走泗城州(今广西凌云)、田州(今广西田阳)、果化(今广西平果)达邕州。可见南宋时从云南到内地的主要路径还是绕道广西再北上走湖广，虽然也途经今贵州西南部，却无东西横贯贵州直达湖广的滇黔驿道可走。邕州道在中庆经普安至黄平道开通后，被甩开并冷落多年。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奢崇明、安邦彦反叛，“东西道(普安入黔旧路、乌撒人蜀旧路)断，因北走金沙、大渡，日建越路”。但建越(今四川西昌地区)“多夷患，复不能以时开通”。天启四年(1624年)，云南巡抚朱泰祯从内地赴滇，一行人滞留成都竞达数月之久，其他士民商旅“裹足以数万计”。人们不得已又才一度南向“问道粤西，自广南(在云南省东南部)达南宁”。

还有人说，滇黔驿道为奢香所开，此种说法也不合乎史实。一是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军取滇黔驿道攻下云南时，滇黔驿道已建成90年，而奢香开辟驿道则是洪武十六年以后的事；二是中庆经普安至黄平道西部路段所经的普安、普定等地都不在奢香贵州宣慰司的辖境。《明史》载：“(奢)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顾祖禹《贵州方舆纪要》说得更明白：“(奢)香归，开贵州西北赤水、乌撒道以通蜀乌蒙。”据后人考证，奢香所开驿道为两条，均以偏桥(今贵州施秉)为中心：一条向西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县内)、陆广(今修文六广)、谷里(今黔西谷里)、水西(今黔西城关)、奢香(今大方大渡河桥西北)、阁鸦(今大方响水小阁鸦)、归化(今大方双山归化)、毕节(今毕节二铺)；为沟通川黔、川滇黔的驿道，走向均与滇黔驿道有异。近年修建的贵毕高等级公路，大体与后一条路线吻合。驿道开通后，沿途共设以龙场驿(在今修文境内，百余年后明代大儒王阳明一度被谪于此地做驿丞)为首的九个驿站，史称“龙场九驿”。如果说滇黔驿道是主干道，那么奢香开辟的应当是滇黔驿道的重要支线。

在郭子章的《黔记·驿传》中，普安入黔旧路被分为“下游”、“上游”两段。由贵阳至沅州的道路为“下游”(后世称黔湘驿道)，从贵阳达昆明的驿道为“上游”(后世称黔滇驿道)。两段全长1890里，基本上沿行元代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旧道。

清代，上游路线段为绕开“陡窄纡盘”、“崎岖难行”的关岭盘江等处，先作改移。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批准云贵总督鄂尔泰《请另开上游新路六驿疏》，将原黔滇驿道自安庄驿(今镇宁境)至湘满驿(今盘县城关)间一段从镇宁州属黄果树岔开新路，改经郎岱厅(今六枝特区)毛口，渡北盘江至普安州蒿子卡与旧路相接。毛口渡又叫“西林渡”，是据鄂尔泰姓氏“西林觉罗”前二字所取之名。新改路线约240里，较旧道“既平且近”，途中驿站改8为6，每站相距40余里。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又批准了鄂尔泰的《请开下游改站疏》，对下游黔湘驿道作改建，“由黄丝驿以下之虎场营分路自鱼梁江直达杨老驿”。新路避开武胜关、陡箐营、葛镜桥等处险要，比旧道捷近30里。全线改道后驿递商民皆称便捷。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次改善黔滇驿道，开老鹰岩新路，自上寨驿30里经白沙过老鹰岩一段，原为“黔道首险”，凿山拓宽后，“四人舆已可前行”。迄至清末，滇黔驿道几经改易，在贵州境内，以贵阳皇华驿为中心，西有清镇、平坝、普利、安庄、坡贡、郎岱、阿都田(今晴隆北境)、白沙(今普安东北)、上寨(今盘县东北)、刘官屯、亦资孔11驿，长550里，东有龙里、新添、酉阳、杨老、清平(今凯里炉山)、重安江、兴隆、偏桥、镇远、青溪、玉屏(原名平溪)11驿，长490里。清代贵州仅在此道设立驿站，其余的驿道仅设递铺，由此可见清廷对此道的重视。

上游黔滇驿道虽云“便捷”、“四人舆已可前行”，较之下游湘黔驿道，由于山体高大沟谷深峻，显然要艰难得多。以新开的“既平且近”的黄果树至蒿子卡段为例，郑珍、林则徐等许多名人都曾经过并有记载。道光十六年春，“西南巨儒”郑珍迁任云南，经此道自郎岱、毛口到花涸，写下这样的诗句：“路若壁挂百盘肠，人行如狗尽日忙。……我投旅宿惫欲死，担丁舁夫更何似。”“晓闻花堀子归啼，暮踏花堀日已瘦。……云木相连到忽断，初在眼前行转远。”在林则徐笔下，“过罗伽坡、回龙坡，路俱险恶”，“凤凰关、石龙关，俱陡削”；青浦王昶雨天路过时，“岩高路滑，屡窘于险”。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乌居龙藏从花贡到盘县两头河，途经4个驿站翻越4座大山，181里走了4天。民国9年(1920年)，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李烈钧从亦资孔驿到郎岱驿，5驿问路程约250里，走了6日。

1936年，南京至昆明的京滇公路(今320国道)开通。公路从贵阳经安顺至黄果树后，走关岭、永宁、盘江桥，甩开了黄果树至蒿子卡段的旧驿道。随着汽车运输业的兴起，滇黔驿道逐渐被历史淘汰。1960年代贵昆铁路开通后，滇黔驿道更逐渐被人遗忘。

今天，滇黔驿道大多湮没无存。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一些残留的路段和驿站、关隘遗址正不断被人们发现和修复，日益显现出珍贵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面对它们，我们着实应好好凭吊一番。这条驿道上700年来留下的故事和历史文化沉淀太多太多，值得我们缅怀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