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考辨
《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4期 作者：宋晓勇
摘 要：六百多年来，贵州省名因何而得、起自何时，向来颇多争议，相关说法计有五六种之多。但其中占主流的有两种，一是源于宋太祖《谕普贵敕》中“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一语，一是田祐恭曾任“贵州防御史”一职。通过研究发现，这两种观点也都不可靠。本文对“贵州”一词的起源，“贵州”作为行政区、地名所涵盖的地域及其沿革，作一次文献上的梳理和分析，为澄清这个迷雾贡献一己之言。
关键词：省名考辩 《谕普贵敕》 贵州防御使 建省本末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4-66-77
贵州建省六百多年来，省名因何而得、起自何时，向来颇多争议。有宋太祖《谕普贵敕》说，有“贵州防御使”说，有“贵竹长官司”说，有“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说，有“罗氏鬼国”说，而以前两者为主流。实际上每一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因正史对今贵州省名字的来历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为贵州省正名的问题，不独困扰于当今。贵州自明清以来的历代修志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求证，可谓“由来上尚矣”。笔者关注贵州省名的来历非止一日，姑就多年读书、思考所得，就教于方家。
一、“贵州”一词的初见
“贵州”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武德九年“改南尹（按即南尹州）为贵州”。1这个“贵州”在今广西，与今贵州无涉。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一记载思州境内的山川时道：“思王山，在州西南三百七十里，抵贵州界。”2此“贵州”疑窦丛生，颇能惑人。
据周春元、王燕玉、张祥光、胡克敏编著《貴州古代史》记载，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土著首领田祐恭入朝，重和元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地涉今贵州省凤冈、德江、湄潭、正安、思南、印江、石阡等县，治所安夷，在今贵州省凤冈县东南。3
据此，或谓《方舆胜览》所记思王山“抵贵州界”，此中“贵州”必今贵州省名字的前身无疑。且这一记载也为今贵阳地方在宋代的地名为“贵州”找到了史料依据。其实，《方舆胜览》所记“贵州”乃“费州”之误，限于篇幅，此处不对“贵”“费”之误作详细论述。
二、宋代的贵州在何处
首先需要明确，两宋时期，在地方政区建制中主要实行的是“路—州—县”三级模式，府、军虽也隶属于路，但政区级别比州略高，然较少设置。“贵州”作为州一级的行政区，隶属于当时的广南西路。据《方舆胜览》卷三十八至卷四十三进行统计，该路下辖的二十五个州，“贵州”乃其一也。
历代有关职方、地理类的文献，在阐述政区的归属关系时，其目录的编排和行文的体例，都讲究一级辖一级，最忌越级隶属。以成书年代先后为序，北宋《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州郡部十八”、《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岭南道十”、《元丰九域志》卷九、《舆地广记》卷三十六“广南西路上”，南宋《舆地纪胜》卷一百十一、《方舆胜览》卷四十，及元代所修《宋史》卷九十“地理六”等七部文献，都将此“贵州”系于岭南道或岭南道改名之后的广南西路之下。根据民国《贵县志》卷十五《职官表》记载，宋代在广南西路的贵州政区内设有防御使、知州、通判、推官、教授、郁林令等职官，而且每种职官的任职人员姓名及任职年代等信息，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从任职者姓氏五花八门的特点来看，这些职官都是朝廷任命的流官，而非世代世袭的土官。上述文献的记录充分表明，此“贵州”是宋朝非常正式的、设官分职进行治理的、需籍其人口和土地、定期向中央朝廷申报税赋的“州”一级的政区机构。否则在宋代的职方文献中，它也归不到“路”这一级的政区之下，民国《贵县志》中的宋代职官表也将无内容可以填写。
因有正式的官僚机构对其进行治理，宋代中央朝廷对其政区的基本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成书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对此“贵州”政区的属县情况、辖区的四至八到、人情风俗、名胜古迹、地方土产及山川河流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1。而成书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卷九，甚至对此贵州政区内的人口及赋税情况进行了精确的记载：“户：主四千二十二，客三千四百三十八。土贡：银一十两。”2相比之下，因为今贵州境内的贵阳地区尚未纳入宋朝的有效管辖之内，所以，当时不仅对今贵阳地区的人口和土地情况没有任何记载，甚至连其下的地名都很难找到。
这也反映出一条普遍规律——一个地方要想进入正史的记载，则朝廷必须郡县其地，并设官分职，对其进行有效地治理。凡职官设置未到达的地方，对朝廷而言基本就是“盲区”，因而官方主导的文献也就无从记载。而职官到达的地方，就会有职方信息源源不断地上达朝廷，官方主导的正史也一定会将其纳入版籍进行记载。职官到达的地方，就算正史对之语焉不详，一般也都会有地方志等文献将之载录下来。
《方舆胜览》等文献均记载，南宋时期“贵州”的治所在当时的郁林县。查南宋广南西路之郁林县，1995年10月以前，其地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贵港市志》之“建置沿革”在阐述其政区在唐、宋时期的建置沿革时说：“唐武德四年……设南尹州总管府……贞观九年，改属贵州（南尹州改名贵州，贵港市北山古名宜贵山，故名），州治所及郁林县治所均在今贵港市城区。”“宋开宝五年，怀泽、义山、潮水、郁平并称郁林县，属贵州怀泽郡。州、郡、县三级治所均在今贵港市城区。”3通过查阅《贵港市志》还可知道，明洪武二年降贵州为贵县，此后直到清亡，贵县均隶属于广西布政司之浔州府。1988年12月20日，撤销贵县，设立贵港市，属玉林地区4。1995年10月，贵港市从玉林市析出，升格为地级市，驻地迁至新设立的港北区。从此，古贵州离开其延续了一千三百六十年的驻地——古郁林县。
也就是说，今广西境内的古贵州，其历史是非常“清白”的，两宋时期“贵州”一词作为州级行政区划名而存在，其所标注的地理范围与今贵州省无涉。2011年出版的《贵阳通史》在《绪论》中对宋代“贵州”所辖的地理区域是这样界定的，“当时1的‘贵州专指今贵阳一地”2。这种表达方式，着重体现了今贵阳地区对其前身“贵州”的地理沿革的继承与归属之感。然其“专指”一词，显然无视同时期广南西路所辖的、正史有明确记载的、有确定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贵州”的存在。
三、文献关于“贵州”为贵阳前身的记载非常模糊
通过古文献模模糊糊的记载分析，人们推测，两宋时期，有一个地方的地名也叫“贵州”，但它仅仅是个地名而已，不是行政区划名。这个地方就是今贵州省的省会城市贵阳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
清道光《贵阳府志》卷四《沿革表第一上》在追溯今贵阳地区在唐代的地理沿革时道：“矩州，今贵筑也。贵筑即‘贵州之转声。”3在叙述宋代的地理沿革时又说：“五代之际，罗甸王之支属有曰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用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为支撑这一说法，修志者以略带商榷的口吻小心翼翼地考证道：“普贵之有贵州，则有宋太祖敕书可凭，或不诬也。”4此中关于宋太祖的那道敕书，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也就是说，根据道光《贵阳府志》的记载，与今贵州省名有关的“贵州”一词，其作为地名始于北宋初。因《贵阳府志》自问世以来的一百七十年间，一直是研究贵阳乃至贵州历史的重要文献，所以，该志的观点影响颇大。
四、宋太祖《谕普贵敕》的可疑
论者常以北宋初宋太祖在赐予挈土归顺的普贵的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服”5之句作为今贵州省名的文献记载之始。
《全宋文》卷八“太祖八”全文收录了《谕普贵敕》一文（据其注释，系从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贵州通志》中辑出），但紧跟其后却又通过一条注文提醒读者道：“此文可疑，唐、宋之‘贵州乃在今广西贵县，非今之贵州，普贵事亦不见宋代文献。”6编者的这一提醒不无道理。既然《谕普贵敕》是宋太祖在招降西南夷期间赐予普贵的文书，那么，类似口吻的敕书应该类似今日“朋友圈”的“群发”，不会只专谕普贵一人，当时凡属于“西南夷”的地方豪族首领应该会人手一份。然而，作为北宋九朝诏令、敕书汇编大全的《宋大诏令集》（宋绶子孙辑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独不见《谕普贵敕》的任何记载。
目前所见最早记录这篇敕书的文献为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三《贵州宣慰司下·人物》记载：“普贵，一名宇归，五代末为罗甸王。宋太祖开宝中，招降西南夷，以诏书谕普贵曰：‘予以义王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服。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攻伐之兵、征讨之典……”1或慑于其恩威，“普贵遂纳土归顺，仍赐王爵，以镇一方”2。对此，继修的明嘉靖、万历两《贵州通志》，万历郭子章《黔记》，清康熙、乾隆两《贵州通志》及民国《贵州通州》等皆踵而记之。道光《贵阳府志·大事纪上》将普贵纳土归顺的时间记为乾德七年3。然考宋太祖乾德年号，仅有六年，所谓七年，诚难考信。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图经新志》所记是宋太祖在招降西南夷期间，将敕书下发给普贵后，普贵才率土归顺的。其它文献记载的意思，如道光《大定府志》等，却载为普贵主动率土归顺，朝见时宋太祖才赐予了这份敕书。据此，今人或以为宋太祖听不懂普贵的方言，翻译官又不是很地道，将普贵发音中的“矩州”二字，翻译成了“贵州”，率臆想耳。
在以《谕普贵敕》为贵州省名之始的观点上，道光《大定府志》与道光《贵阳府志》相同。其卷四十七《水西安氏本末上》在阐述安氏土司的历史时云：“宋乾德五年，矩州石人部落王子若藏入献方物，命为归德司戈。寻又使其子普贵纳土，太祖嘉之，封以王爵，命为矩州刺史。矩州，语讹为‘贵州，太祖因其俗授之敕书，于是始有贵州之名。”4可见，该志以普贵纳土归顺于先，而宋太祖赐书于后，遂有“语讹”之笔。
还需注意的是，道光《贵阳府志》与《大定府志》的核心纂修人，皆为我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晚清湖南人邹汉勋。因此，两志皆以“贵州”为“矩州”之语讹，且又都以宋太祖《谕普贵敕》的記载为贵州得名之始的观点并不足为奇。
任可澄和柴晓莲两位先生显然也倾向于以《谕普贵敕》作为今贵州省名记载之始。民国时期，由任、柴二先贤分别操刀的《贵州通志》之《前事志》和《人物志》，就力挺《谕普贵敕》为贵州省名之始的论述。任老在论述中更加灵活和客观，他说：“果太祖诏词为不诬，自当以《贵志》说为是。”5二老论述的详细内容，限于篇幅，不作赘引。新中国成立后，省内文史界对贵州省名的来历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主流观点均以宋太祖《谕普贵敕》中的“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之句作为今贵州省得名之始。如1986年出版的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2003年出版的《贵州通史》、2007年出版的《贵州省志·大事记》、2011年出版的《贵阳通史》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五、《谕普贵敕》的出处
溯本求源，历代文献关于这篇《谕普贵敕》的记载，其本来的面目和出处，极有可能出自水西安氏族谱的记载。明末藏书、著书家，官至广西、四川右参议的曹学佺著有《大明一统名胜志》，该书成于明崇祯三年。其贵州分卷开篇之“总叙”在阐述贵州名字的来历时说：“土官安氏《家谱》有宋初敕谕云‘惟尔贵州，远在要服，则贵州之名已见于宋前矣。”6在曹所处的年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等明代地方志早已行世多年，然而，他对“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句的转引，并不依据《贵州图经新志》等地方史志文献，而是安氏族谱。这说明，曹学佺极有可能见过水西安氏的族谱。
但曹学佺并不相信这份敕书，他说：“贵州之名古未有也，其治所则殷周之鬼方……《宋朝纪要》以鬼方多贵竹，原设有贵竹长官司，因以名州。”1显然，他认为贵州省名的前身是贵竹长官司，而贵竹长官司的得名，又源自当地盛产贵竹之故。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记载，贵竹长官司是当时宋、安两大土司集团归顺朝廷后，于洪武五年正月设立的土司政区2，其治所在今贵阳城。那么，就比“早”来说，以明初贵竹长官司为贵州省名的出处，比宋太祖《谕普贵敕》之说晚了将近四百年。
六、关于普贵的“口音”问题
我很怀疑，普贵所操既是当地本民族语言，即史籍所谓“蛮语”，其口中对汉字“矩州”的发音，还能是“矩州”或“贵州”的汉音吗？
汉字为单音节，一个字一个发音，而少数民族语言多为多音节。一个汉字翻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话，通常需用多个音节来表达。
古文献将今贵州省鸭池河以西地区称为水西，其发音以汉字发音标注之为“亦奚不薛”。文献还记载，今开阳古称蛮州，其发音以汉字发音标注之为“大万谷落”。道光《贵阳府志》卷四《沿革表》在追溯元代罗氏据有今贵阳地区时，论及了罗氏在水西的传统势力范围：“罗氏之有姚、郝诸州者，统号曰‘水西部，而蛮语曰‘亦奚不薛。亦奚，水也;不薛，西也。”3该志卷八十七《土司上》记载水东宋氏土司沿革：“水东宋氏，其先镇州人……宋太祖开宝八年……朝廷因置宁远军蛮州总管府，以（宋）景阳为宁远军节度使、蛮州总管府都总管。夷语讹‘蛮为‘大万，‘州为‘谷落，因呼为‘大万谷落总管府。”4
以此推之，当普贵以一口纯正的多音节方言表达汉字“矩州”这两个单音节字的意思时，其口中的发音似应为“某谷落”或“某某谷落”——总之，是一个三音节或四音节的发音。那么，宋太祖或翻译官将其三、四音节的发音讹为双音节的“贵州”发音的几率能有多大呢？而若以普贵接到宋太祖的敕书后才率土归顺的，则撰写敕书时两人根本不相见，大宋朝草诏的翰林学士们，更不可能因普贵口音而发生“矩”“贵”之误了。此其一。
其二，宋太祖赵匡胤时期，他所治理的天下分为十三个“道”5。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均记载，当时今广西境内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那个“贵州”隶属于“岭南道”6。那么，赵匡胤即使是听“恍惚”了，又或许是翻译官翻错了，他能允许普贵所献的土地也叫“贵州”吗？他难道连问都不问一下，就轻率地在敕书中将普贵所献土地也称为“贵州”吗？
或谓天子日理万机，彼时赵匡胤正忙着督练水师，为平定南唐的战争作部署，他哪里知道他的大宋朝境内已经有了一个贵州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多年来，一直被用作赵匡胤不识贵州的“挡箭牌”。
七、赵匡胤到底知不知道“贵州”
首先，“贵州”对赵匡胤而言并非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名字、新政区。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和平而完整的继承了后周的天下后，为平稳过渡、稳住政权，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仅默认了后周的各项制度和人事安排，而且还连全国的政区都未作任何调整。而“贵州”一词用作行政区划名，始于唐武德九年（626），及至五代十国时期，其地先属后汉，政权更迭后，“贵州”的疆域最终进入赵匡胤为之服务的后周朝廷的版图。赵匡胤和平继承后周天下后，“贵州”的疆域自然归宋所有。在这一过程中，“贵州”政区的地位和名字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据北宋初宰相薛居正所纂《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周书》之《世宗纪一》记载，赵匡胤的“铁哥们”、老上级、后來的周世宗柴荣在为后汉属臣期间，就曾任过“贵州刺史”一职，“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讳荣，太祖1之养子，盖圣穆皇后之侄也，本姓柴氏”，“（后汉高祖乾祐）二年，太祖镇邺2，改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检校右仆射”3。《旧五代史·周书二·太祖纪二》记载得很清楚，柴荣任“贵州刺史”一职直到其姑父郭威夺取后汉政权并建立后周朝廷且改元广顺元年之时4。而这一时期，赵匡胤一直在柴荣麾下任职，是柴荣最为倚重的得力干将。作为曾为后汉服务的一员武将，其顶头上司就是“贵州刺史”柴荣，后又作为后周朝廷的一位裂土开疆的大将，再后来又作为君临天下的一代帝王，“贵州”一直与赵匡胤如影随形，他又怎么可能对“贵州”政区之名一无所知呢？
其次，据民国《贵州通志》之《前事志六》等文献记载，普贵率土归附，事在宋太祖开宝七年（974）5。然而，综合《宋史·太祖纪》及《续资治通鉴》卷七记载，赵匡胤早在普贵归附之前的乾德二年（964）六月就已经任命其次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6;开宝四年（971）十二月，赵匡胤又下诏，“贵州防御使德昭、宰相赵普并益食邑。”7开宝六年（973）九月，此时距离普贵将于次年来朝大概已不足一年的时间，又“以皇子贵州防御使德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8。可见，在赵匡胤的日常政务处理中，频繁的出现与当时“贵州”政区有关的人事任免，这也再次说明，当时广南西路的那个贵州，是朝廷能够有效管辖的一个非常正式的政区，并且他的次子赵德昭就被任命为“贵州防御使”一职，他又怎么可能对“贵州”之名一无所知呢？
当一个操着叽里咕噜的方言、服饰怪异的人率土归附，居然也声称自己为“贵州人”时，赵匡胤及其草诏的翰林学士们，难道连一点好奇之心都没有吗？
其三，既然上述地方文献均记载，矩州之地早在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时期（960—976）就已经“转声”或“语讹”为贵州，而且还将今贵州省名之“贵州”一词写入了敕书中，那我们不妨来看看宋太祖之后的宋代史籍是怎么记载的。
《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著，成书于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雍熙末端拱初，其成书上距宋太祖时期仅八至十三年的时间。因此，该书所记，最接近于宋太祖在位时期的情况。该书卷一百二十在记载当时江南西道所属夔州路治下的州县时，特列“管番州五十三”一栏，并注明，在这五十三个管番州中，有九个州属每年朝贡的“朝贡州”。在这九个朝贡州的名单中，“矩州”即其一也1。既然每年都需遣使去给朝廷送大礼，总得在“大礼包”上标明是哪一个州的进贡，朝廷记录下来后，也便于遣返时“还礼”。显而易见，彼时该州朝贡上书时自称为“矩州”，而不是“贵州”。
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还可知，彼时矩州的地位应该比今天的开阳当时的“蛮州”略高。因为矩州属朝贡州，而“蛮州”属羁縻州，不具备朝贡资格。在宋代的史籍中，羁縻州的地位比“化外州”更低。
然而，《太平寰宇记》也仅仅是对矩州“登记”了一个名字而已，对其土地上的人口、山川、河流等职方信息一概付诸阙如。这与同书卷一百六十六对“岭南道”2所属的那个贵州政区基本情况的详细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3。这说明，当时的矩州也仅仅是象征性的朝贡而已，朝廷并不能对之实施有效的管辖，也就无法掌握其政区的基本情况，官方文献因而也就无从记载。
到了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期，矩州已沦为羁縻州。《元丰九域志》，王存等撰，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上距宋太祖时期至少已一百零四年。该书末卷单列“羁縻州”一栏，在夔州路所辖的四十九个羁縻州中，矩州名列其中，排名在蛮州之前4。这说明，直到宋神宗元丰三年，矩州仍没有被“转声”为贵州。
《舆地广记》，欧阳修族孙欧阳忞著，定稿于宋徽宗宣和年间，上距宋太祖时期至少已一百四十三年。该书并无矩州的任何记载，这极有可能说明，宋徽宗时期，矩州已经脱离了与朝廷的联系。因这种偏远的州郡与朝廷的联系较为松散，鞭长莫及，且叛服无常，所以，古文献和古方志常将这种地处偏远的州郡与中央朝廷失去联系的现象称为“没于蛮”。
到了宋朝第十四位皇帝宋理宗时期，矩州又恢复了朝贡。《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著，定稿付梓于宋理宗绍定二年至六年期间，上距宋太祖时期至少已二百五十三年。其卷一百七十六记载，矩州属于朝贡州5。
综上四部宋代不同时期的地理总志记载分析，最晚到宋理宗绍定年间，“矩州”之名仍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被转声为“贵州”。
八、从元代开始，今贵阳之地在正史中有了明确的“贵州”地名
到了元代，在今贵阳设立“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这形成了两个“贵州”并存的现象。
明洪武二年，受命纂修《元史》的总裁官宋濂和王袆显然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因元代今贵州省的贵阳市地区，已有非常明确的“贵州”地名，而且还有“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这一土司政区。所以，为与当时广西行中书省所管辖的那个行政区划意义的“贵州”区别开来，《元史》称两地分别为“广西贵州”6和“贵州”7。显然，后者所指“贵州”在今贵州省境内。
现在再来玩味《明太祖实录》所记洪武二年十月戊寅日将广西之贵州降为贵县的举措8，除划一蒙古政权遗留下来的复杂的政区归属关系外，明显带有为今之贵州“避讳”的考虑——时移境迁，在地缘的敏感程度上，广西之贵州必须要为今日之贵州腾名字。盖因当时朱元璋开今贵州之一线以经略云南的战略思路已经确立，他认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故今贵州的战略地位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棋盘布局上显得越来越重要。若不将广西贵州降为贵县，則在频繁的公文调度中，将无以区别于当时日趋繁忙而紧张的今贵州。他接下来对今贵州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就是有力的证据——洪武四年十二月置贵州卫;洪武五年正月，以宋、安二姓土司之地，置贵州宣慰司;稳住贵州局势后，于洪武十四年九月，命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兵分两路，过境今贵州征云南。并顺势在贵州进入云南的驿道沿线遍设卫所;洪武十五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年间又先后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贵州”一词终于由地名演化为一级行政区，而且成为了一省之名。
九、田祐恭真做过“贵州防御使”
谈到贵州省名字的来历，还必须提到一个人，即思州、思南田氏土司的先祖，两宋时期今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人田祐恭。
据清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千五百二十一《职方典》之《贵州建制沿革考》记载：“宣和元年以田祐恭加贵州防御使，嘉定庚午以宋永高升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之名始见于此。”1此说，比宋太祖《谕普贵敕》之说晚了一百四十五年，而比贵竹长官司之说又早了近二百五十三年。
针对康熙《贵州通志·大事纪》以田祐恭于北宋徽宗宣和元年被大宋朝廷加以“贵州防御使”的官衔作为“贵州之名始于此”的依据，乾隆六年曾来黔主纂《贵州通志》的著名学者、翰林院庶吉士、云南姚州知州靖道谟在其《贵州考》一文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他说：“贵州之名见于唐，本为南定州郁林郡……宋州郡俱因之……则唐宋时，贵州当为今2广西浔州府之贵县。”3关于宋代广南西路所属的那个贵州，明清时期为广西浔州府之贵县这一问题，前文已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靖道谟认为，康熙《贵州通志》关于田祐恭于宣和元年加“贵州防御使”的记载，本于明嘉靖《思南府志》卷一“丘墓”中所载田祐恭墓志。对于这篇墓志，靖道谟的质疑之声最大，他说：“其文词鄙俚，不似宋人手笔，而祐恭为贵州防御使之说，尤为可疑。”“窃意祐恭墓志必明人所作，田氏子孙假于宋代以夸大其祖宗尔。”“总之，黔省开设才数百年，文献微，得一残编断简，即为收之。然纂辑志乘，传诸久远，当以历朝正史为权衡……”4他并亮出自己的观点说：“故黔省‘贵州之名，当自元时顺元路之‘贵州等处始。”5于是，在其主纂的乾隆《贵州通志》卷三“沿革”中，有“（至元）二十年，讨平九溪十八洞……置‘贵州等处长官司，领于‘顺元安抚司。此‘贵州之名所自始也”之语6，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又为贵州省名字的来历，提供了第四种说法。清人谢圣纶盛赞靖道谟的这篇文章，在其《滇黔志略》卷十七中他这样写道：“靖先生《黔中考》及《夜郎考》最为明晰，而《贵州考》尤根据精审，足破从前舛讹附会之说，因备录之。”7
据《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六》记载，靖道谟所说的“贵州等处”或“贵州等处长官司”，其全称为“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1，隶属于当时的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那么，元代“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之说，又比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之说晚了一百六十四年，而比明初“贵竹长官司”说早了八十九年。
窃以为，田祐恭加官“贵州防御使”一事不假，以下详述之。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五记载：“初，程千秋既入蜀，其后军将王辟复叛去。至是陷兴山县，遂破归州。辟不知地利，帅臣直龙图阁张上行，檄本路兵马钤辖、中亮大夫、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义兵以木弩射之，辟败去。祐恭，思州人也。”2田祐恭墓志记载，此战田大获全胜，“蜀赖以安”3。这里明确记载田祐恭官衔之一有“贵州防御使”一职。而且李心传还特注一笔，“祐恭，思州人也。”这一笔，连同名同姓的多虑都给打消了。
更可珍贵的是，李心传在著录这条史料时，又加了一条批注，指明了其史料的来源，是根据他撰书当年十月份夔州路关于此次战役的奏报“修入”的。批注云：“此据赵甡之遗史及今年十月夔路安抚司所奏修入。”4据此，我们又可知，李心传和田祐恭是同时期人。他所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以当时人叙当时事的视角来编撰的，其关于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一职的记载，毋庸置疑。
《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八在阐述夔州路所辖思州的政区沿革时，又引《黔州图经》5的记载道：“建炎五年，贵州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钤辖、珍州南平军、务川城一带都巡检、兼知务川城田祐恭《乞于黔州建置僧寺状》中，止带知务川城。”6这里也明确记载田祐恭官衔之一曾有“贵州防御使”一职。
通过这则记载还可知，当宋高宗“建炎五年”田祐恭向朝廷呈报《乞于黔州建置僧寺状》的公文时，其职衔中已不带“贵州防御使”一职，而“止带知务川城”。查宋高宗“建炎”年号只有四年，次年改元“绍兴”。这里的“建炎五年”当系误记，应为绍兴元年。而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八记载，绍兴元年的贵州防御使名叫陈宥7——断续的史料一经逻辑串联，历史事件的轮廓便如“草蛇灰线”一般，若隐若现。
然而，在同时期广南西路所辖政区中存在着一个“贵州”的情况下，李心传和王象之的上述记载，也不能证明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中的“贵州”，就是今贵州省名的前身。
十、田祐恭“贵州防御使”的职务并没有为贵州省的得名作出所谓的“贡献”
有学者认为，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一职，是“‘贵州一词写作行政区划法定名称（即改“矩”作“贵”），以此为始”8，“‘贵州名称写入文字，见于文献，以此为始”9。这种推测，不仅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而且还忽略了同时期广南西路下辖的那个正史有明确记载的、具有正式的行政区划意义的“贵州”的存在。
2007年7月出版的《贵州省志》之《大事记》说：“宣和元年，诏命思州承宣使田祐恭加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首用于建置职官。”10这一说法似乎是由以上观点演化而来，此说注意到了同时期的广南西路之下那个具有正式行政区划意义的贵州，遂在行政区划的“首见”问题上，退而争取今贵州省名“首用于建置职官”的“名分”。但该志还是忽略了那个从唐初到明初一直存在的“贵州”——今广西贵港市。
前文已述，综合明嘉靖《思南府志》所载田祐恭墓志、清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特别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记载，田祐恭确实曾被大宋朝廷加官为“贵州防御使”一职。在这一职务上，田祐恭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前后“小同事”——宋高宗的养子、即后来的宋孝宗赵瑗。正是这位宋室南渡后的第二位皇帝，在八百多年后，解开了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一职之谜。
《宋史》卷二十八《高宗本纪五》记载，绍兴五年五月“戊戌，以贵州防御使（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1同书卷三十三《孝宗本纪一》又记载：“（绍兴）三年二月，除和州防御使，赐名瑗。壬寅，改贵州。”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十一在追溯广南西路所属贵州的地理沿革时道：“中兴以来3，孝宗为贵州防御使。”4稍晚的《方舆胜览》卷四十在阐述当时广南西路所辖贵州的地理沿革时，也提到了这件事：“后孝宗为贵州防御使，本州不曾陈乞恩例，今领县一，治郁林。”5这四条史料说明，宋高宗养子赵瑗在即位当皇帝前，确实曾被封予“贵州防御使”一职。
根据任职时间推算，田祐恭于四十五岁时任“贵州防御使”，十四年后，当时才六岁、已被宋高宗赵构收养在宫中的赵瑗才被任命该职，并加封为“建国公”。通过《宋史·孝宗本纪》的记载分析，这是对赵瑗的首次任命和封爵。
《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两部南宋文献，可说以当时人叙当时事，且文无重出而事可互见，足证宋孝宗赵瑗曾任职过的“贵州防御使”一职，其“贵州”指的是当时广南西路所辖的那个贵州，也即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否则，王象之和祝穆在著书时，不可能不约而同地将宋孝宗曾为“贵州防御使”的材料，都归在广南西路所属的那个贵州之下。
笔者根据《宋史》的记载进行统计，发现在宋朝历史上任过“贵州防御使”一职的人，地位都相当显赫。其阵容相当豪华，他们是：宋太祖赵匡胤次子赵德昭6、四子赵德芳7、赵匡胤亲侄儿赵德恭8，南渡以后，则有宋高宗养子赵瑗9，以及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等皇室成员和著名将领10。
那么六岁的儿童赵瑷如何去担任一个州的防御使呢？
宋代官制，官名和实际司掌的工作完全脱钩。官名所代表的级别，仅用来衡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俸禄，及其在朝堂上立班的班位和秩序，称“寄禄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一》在开篇序言中总括宋代官制时说：“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11也就是說，“寄禄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命，根本不能担任与其本职相适应的工作。比如官吏部尚书者，非有皇帝的特命，根本不能过问吏部的事情，只表示其享受吏部尚书的品级和俸禄待遇。至于吏部的差事，则“别以他官判职事”。
明代王鏊在其《震泽长语》卷上《官制》中点评宋代官制时说：“宋承五代之弊，不能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1对宋代职官的名不副实，王鏊感叹道：“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2清康熙时期王士禛在其《池北偶谈》卷三《谈故三》中论宋代官制时也有“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及“官自官，职自职，名实舛互”3等语。
据南宋孙逢吉所著《职官分纪》卷三十九《节度使》记载：“国朝节度使、并兼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长史为节度、观察等使，不临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御、团练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4从这个记载可知，宋代的节度、观察等使，根本没有机会“临”本部，而以本州的刺史、长史实际履行节度、观察等使的职责。即节度使和观察使是“寄禄官”，实际干活的本州刺史或长史是“职事官”。如果连刺史和长史都不来本州赴任的话，则“以它官知判州、府事”。而对于本文最关键的一点是，“防御、团练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也就是说，在防御使不赴本州上任的情况下，也和节度、观察使不临本部一样，“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历代职官辞典》“防御使”词条也说：“宋设于诸州，无职掌、无定员，不驻本州，仅为武臣寄禄官，秩从五品，位次观察使，高于团练使。”5这个记载说明宋代的防御使一职都是“遥领”，任职者根本“不驻本州”。
综上所述，宋代的诸州“防御使”一职，本就是武官们的“寄禄”空衔而已——享受这个待遇，实际干的却是其它的工作，根本不会去“防御”的那个州走马上任。这也就是宋孝宗赵瑗为什么在六岁时，就能够“防御”贵州的原因。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田祐恭当上“贵州防御使”后，他真的会去广南西路的那个“贵州”上任。以故，纠结其任职地与籍贯之间的距离远近，从而推知他在哪个贵州任职更为合理，在方法论上根本不可行。
十一、结语
关于贵州省名之来历，以所谓宋太祖《谕普贵敕》一文及以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一职为贵州省名之始的观点，经过上述论证，现已经被排除掉。其余四种说法，作为一种合理的推测、推论犹可，但目前都找不到可靠的史料依据。
今日贵州之省名不再受广西“贵州”同名之累，盖始于明洪武二年十月戊寅日将广西之贵州降为贵县的举措6。后因田祐恭后裔、彼时已分化为思南田氏和思州田氏的两支土司内讧经年不绝，相互攻伐不断，明廷多次协调未果后，遂于永乐十年命镇远侯顾成领兵一举荡平，以二田之地设为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乌罗、新化及黎平等八府，由流官治理。为统辖这八个府，又于永乐十一年二月辛亥日，在今贵阳城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1。这一天，是公元1413年3月3日星期五。
综全文所述，关于贵州省名字的出处，笔者深感智尽能竭，只能掩卷三叹。作为一名地方文史的爱好者，笔者关注贵州省名的来历非止一日。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从人云亦云到独立思考的漫长过程。因在日常阅读中所积累的史料，越来越不支持以宋太祖《谕普贵敕》和田祐恭“贵州防御使”一职作为贵州省名出处的观点，而这两个观点在目今研究我省名字来历的众多“派别”中，在话语权的掌控方面，几乎处于压倒性的绝胜态势。笔者虽无能为贵州正名，但深感有将看到的史料和分析的思路公之于众的必要，遂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为同好者一助。
Abstract：For more than 600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why and when the name of Guizhou province was derived from. There are as many as five or six related theories. However，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ne is derived from the phrase “Were Guizhou， far away must be served” in Song Taizu's “Yu Pu Guizhou”， and the other is that Tian Yougong once held the post of “Guizhou Defense History”.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se two views are not reliable.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origin of the term “Guizhou”， the area covered by “Guizhou” as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place name， and its evolution， and it contributes to clarifying this mist.
Key words：province name textual research;“Yupugui”;Guizhou defense envoy;the foundation of the province
責任编辑：王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