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卫学与地域文化
《贵州文史丛刊》 2016年4期 作者：郭红+王文慧
摘 要：尽管卫学的教化作用主要突出的表现于卫所，但由于卫所在贵州设置的重要性，卫学的发展实带动了贵州整个文化教育的发展。由于卫学及卫所的特点，使得明代贵州卫学占据教育优势，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担当了地方民风教化的职责，对于贵州的文化地理单元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卫学 明代 贵州文化 民风教化 文化地理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4-89-97
明代，贵州所设置的官学之中，包含有府州县司卫学，他们一同作用于贵州文化，共同教化当地，在这其中，卫学的作用尤为显著。其在贵州官学中所占数量众多，设置时间较早，占据交通要道的区位优势，卫所内移民也具有更为良好的教育基础，突出的教化作用在贵州文化研究中不容忽视。贵州教育史研究专家张羽琼教授曾有多种著述论及贵州卫学1，对其与民族教育、科举、社学、书院等的关系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孙兆霞、雷勇2也从科举的角度分析了明代贵州卫学参与国家对地方社会构建，本文则主要从府州县学与卫学的对比出发，分析卫学的教育优势及其在地域文化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卫学与贵州教育
在明代贵州地方官学的体系中，包含有府学、州学、县学、司学及卫学。而卫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贵州，府一级均设有学。永乐十一年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时，贵州领有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一；后领府十，州九，县十四3。这其中各府州县司虽还略有变置，在明末基本稳定下来。相应的各府州县司学的设置亦存在一个变化的设置过程：贵州宣慰司儒学置于洪武二十五年4，永乐五年时设有湖广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儒学5，由于永乐十一年时将二宣慰司地改置八府，隶属贵州6，于是分别于永乐十一年设思州府学，永乐十三年设思南府学1，至于八府之中的剩余六府：镇远、石阡、乌罗、铜仁、新化、黎平，于永乐十二年十月下诏设六府儒学2，但宣德九年时，新化府废，将其所领俱属黎平府3，正统三年又革乌罗府，所属归入铜仁府4。此后在剩余六府基础上又增四府，分别为：程番、都匀、安顺、平越。程番府学于成化十一年设5，后改贵阳府学6；都匀、安顺、平越三府学则分别由原都匀、普定、平越卫学改置而来。至于州一级，永乐十三年将贵州普安安抚司改普安州，隶贵州布政司7后，永乐十五年亦将原普安安抚司儒学改为普安州儒学8；定番州则先为程番府学，在程番府移入省城改贵阳府学之后，万历年间于其原中峰书院故址上另建州学9；黄平州学则于万历三十一年增设10。其余六州：镇宁、永宁、广顺、开州、麻哈、独山均为附学11。十四个县中，婺川县于嘉靖十九年建学12；印江县学由郡人御史萧重望万历二十七年题，郭子章会同御史宋兴祖覆题建13；新贵县学则于万历二十八年由郡人御史李时华题，万历三十一年增设14；永从县儒学隆庆间建，但在万历六年时巡抚都御史严清、巡按秦时吉题革15；湄潭县学于万历四十八年建16。其余九县：瓮安、安化、镇远、施秉、龙泉、贵定、清平、铜仁、余庆则没有建学。可见在明代贵州境内，府学教育发展尚属良好，十府中均有设学，而州学及县学则发展较为落后，九个州中仅有三处设学，十四个县中即便加上后被废置的永从县学，也仅有五县有学。卫学相较之而言，总数上与府州县学相当，在明代贵州都指挥使司所属的二十个卫中，除贵州卫、贵州前卫附学贵州宣慰司，永宁卫附学永宁宣抚司，普安卫附学普安州，镇西卫附学威清卫外，其余各卫均设有学，所占比重大。再比照时间，可以发现州学及县学大多在万历年间所设，而卫学则多设于宣德、成化年间。若以万历年间为段限，在此以前，贵州官学中卫学的数量实多于府州县学数量。
设学的比重较大，数量占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卫所中迁戍的军士多来自中州等教育状况相对良好之地，生徒具有一定教育基础，使得卫学的教育状况较为良好，其在科举中式中亦有突出表现。参照明代贵州最晚编纂的一部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中的科举中式情况，在该书成书以前，贵州共有举人一千一百四十五人，其中贵州宣慰司学占了二百八十六人，为全省之冠，永宁卫附永宁宣抚司学，占了一百零九人，其余各卫学共有举人四百零一人，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一，科举优势也十分明显。
在地理位置上，卫学也具有着优势。其依卫所而分布于省内的主要驿道上，交通相对便利，更利于文化的传播。贵州驿道在元代时就已开始构建，明代主要是在其基础上加以维护增修，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即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1，洪武二十一年在“湖广五开至靖州置驿十二”2，洪武二十四年又“遣官修治湖广至云南道路”3。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为由湖广经贵州到达云南的驿道，“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4，其由湖广辰州过镇远经贵阳、安顺斜跨贵州全省，由亦资孔驿入云南。若以贵阳为中心，又可被分为湘黔和滇黔两段。平溪卫学、偏桥卫学、兴隆卫学、清平卫学、平越卫学、新添卫学、龙里卫学、威清卫学、平坝卫学、安庄卫学、普定卫学、安南卫学均密集的分布于这一干道之上。而赤水、毕节、乌撒则控扼由四川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其由“云南沾益州而北，道乌撒，越七星关趋毕节，而后臻赤水、永宁”5到达四川，相应的这三所卫学亦分布于这条驿道之上。由贵阳经都匀到达广西的驿道上则分布有都匀卫学（后改府学）。五开、铜鼓卫学则位于由五开到靖州所置的驿道上。最后设置的敷勇卫学亦处在省内通道奢香所开的龙场九驿上。设于驿道之上的卫所可以保障驿道的畅通，而驿道的畅通则又为卫所间文化的传播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利于卫学的发展。府州县学则略有不同，由于府州县主要针对当地改土归流而设，地理位置上多位于苗蛮众多的山区，王杏对此有概括性描述“卫所衙门设居冲路，而府州县司则当山谿深峻之间，林菁蒙翳之处”6，其深入苗区，远离交通要道。如黎平府“中有九股黑苗，聚落于古州……自古不服中国，今为仲家诱出，焚略边境，黎平受害特甚”7；石阡府“万山包裹，独处诸郡之中，不与他省接壤，旧志所谓地非四达，鲜有贸易者也”8；独山州更为严重，“荒凉触目，四面苗彝，凡州中所行，辄皆棘手。钱粮、讼狱无一不问之土司也。宪章典故，毫无足征也，州牧惟尸位而已”9。嘉靖年间的思南、石阡等府则尚还“道理迂远，原无驿递衙门”，后因抚巡官议题才添设兵备一员于思南府驻扎10。区域的不便对学校的设置和发展也产生了障碍，府州县中多数未有设学，即便设置有学也可能废置。如黎平府属永从县学，隆庆年间建成之后旋而被废，广西的荔波县学（今属贵州），亦因生员“皆苗蛮、傜、僮鴃舌之徒，教养无成，不堪选贡，徒费民供，无益国家”而请罢学11。卫学较之而言，由于处于交通要道之上，更容易与外地进行联系，尤其在卫学主要分布的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为省内主干道，“往来者多”12，其间不乏谪戍文人，使得这些地区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原文化浸染，再加上卫所本来即是外地汉人迁谪的主要接受地，办学基础更为良好，易得开风气之先。
此外，卫所本身所具有的戍卫功能使之较府州县而言更能保障卫学的持续发展。明代于边疆要害之处设置卫所主要出于军事的考虑，而在贵州这一“苗蛮众多、屡叛不定”的区域，卫所的镇戍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镇远府“无城郭，依山为卫，隔河有卫城，今省卫入县实以守兵，诚控御良策也”13；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在明中期分别迁入普定、安庄、安南三卫之中，徐霞客评论：“考一统志，三卫三州，旧各有分地，卫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卫同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1，正表明了卫所军防对一城控御的重要性。王杏《又议条陈军民利病事略》亦有言：“惟民之安危无定，故设军以护之；……军也者，防护藩篱也”2，卫学在其中可以得到相对安全的屏障。府州县的职能则有所不同，其主要在于管理当地子民，军事护卫功能较弱，一旦发生苗变，城不能抵御而周边卫所军士又无法及时赶到时，学校较容易遭到破坏，洪武年间广西荔波县儒学即曾因蛮寇作乱而致使学舍被焚毁3，思州府学也曾在正统年间“毁于兵”4，石阡府学则在正统末“毁于寇（苗燹）”5，铜仁府学正统十四年“毁于苗”6，尽管这些学校此后有所重建，但均在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之后，学校教育的持续性被打断，并不利于当地文教。
二、卫学与贵州地方风俗
在明代，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能在于“化风俗”。洪武八年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时，即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7，沈炼在《清丰风俗论》中也有探讨此二者关系：“然则倡明敎化，令风俗淳美，其道何由？风俗者，譬人之气质也，敎化者，譬人之问学也，变化气质则莫如道问学，变化风俗则莫如明敎化，故为人上者之敎化不可一日不明，犹君子之问学不可以一日而不道”8。而教化的诸多因素中，学校显得尤重，正所谓“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9。嘉靖《贵州通志》中提法更为具体：“国家化民成俗之本，不可一日废者，学校也，世儒弗达于斯乎？泮宫作而采芹之颂出，学校废而教化之意荒，簿书奔走之烦，偎狱讼征科之严急，视诸治化本源轻重何如也？”10从中可见学校之兴对化一地之风俗的重要性。对于贵州来说，由于其地处偏远、少数民族众多，学校在当地“化风俗”的功能就尤显重要。清人田雯亦感叹：“臣非敢过渎宸聪，实以黔省穷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11。在明代贵州卫所之中，卫学也承担着此种化导风俗的职责。其设置之后，确使得地方教化有所进步与转变，入明以来“建置军卫，播移中土，设立学校，慎择师儒，衣冠所浸，礼仪渐同”12。
贵州卫学主要承担着对两类对象的教化：其一为卫所内的移民。贵州卫所之中的戍守军士主要由外地迁入，其多来自中州、江南、湘湖等地，尽管文化基础优于贵州，但由于职责以戍守为重，在夷多民少的边地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的过程中，有着反被夷化的可能13。如安庄卫：“卫士卒皆中国之久戍边境，习其风土之气，性颇强悍”14；乌撒卫亦是“卫之士卒皆谪自中州，既久处边幅，皆强悍桀骜”15， 对于此种已然有了夷化现象的边地，卫学的教化功能尤能彰显，安庄卫自朝廷建学立师化导之后，得以“反其淳朴，衣冠礼乐亦彬彬矣”16。而对于中原文化仍保持较好的卫所，亦需要以卫学敦务其教化，以使之能保持原有知晓礼仪的文化状态，预防其反被夷化，如普安卫“郡城军民多自中州迁戍，风俗可观，士事诗书，农勤稼穑，然尚文重信尤胜他郡”1；毕节卫“戍此者皆中州人，其冠婚丧祭之礼能不混于流俗”2；赤水卫“守御官军多中州之人，讼简而盗稀”3；新添卫“卫城附郭河西民曰旧人者，盖前代中州之裔，读书尚礼，亦颇富庶家或百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俗最善”4； 平越卫“卫中军士多中州缙绅之裔，崇文尚礼不失其旧”5；清平卫“卫人皆江南迁谪，故其语言平顺，敦尚礼仪，词讼亦寡”6；普定卫“汉夷杂居，风俗各异，汉尚文义，夷习鄙陋”7。此类卫所占绝大多数，卫所之中移民多保持有较好的中原文化习俗，学校教化之重在于保证其俗不变，从而强化此种文化上的优越性。此情形亦为当时的贵州按察司副使李睿所意识到，其请建卫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在于担忧“武弁戎行子弟俊秀英发者，多非建学校殆变于夷者也”8。除此之外，部分卫所中迁谪而来的外来之民本身还需有待进一步的教化，如威清卫“卫军士皆湖湘人，俗诈而健讼，仍其素焉”9，兴隆卫的士卒亦多来自湖湘之地10，这些迁谪之民来到当地之后，虽未反被夷化，也未见带入中原文化。兴隆卫即是在成化间经历李文祥左迁此地后，协助当地办学，才“革去淫祀，遏绝浮屠”， 继而郡人布政周瑛又采用 “朱氏家礼，冠婚丧祭，悉举行之，观感之余多仿效”11。郡人皆由四川迁调的都匀卫中，亦存在有“丧皆供佛饭”之俗，后“兵备副使阴子淑谆切教谕，幡然悔悟，冠婚丧祭一用朱氏礼。”12
另一类则是卫所周边夷民，由于贵州“四顾皆苗”13，即便卫所主要设置于贵州交通要道之上，仍与苗蛮相杂而居，如普定卫，附郭有“夷民五种，风俗习尚各不相同”14；安庄卫“环城百里之间皆诸夷巢穴，风俗粗鄙，异言异服”15；平越卫“其郊外之民乃苗狫仲家，性凶狠好斗，轻生易死，不知礼仪”16；平溪卫“宋元以前土彝杂处”17；毕节卫亦“居乌蛮巢穴”18。这些地方的卫学还需教化当地卫所中的夷民，使其风俗有所转变。在卫所学校设立之后，苗蛮之民逐渐开始受到浸染，风俗有所改观。如普定卫周边夷民，受卫之熏陶而“渐染中原衣冠之俗，亦尚义而重文，服食器婚丧之礼皆可观矣”19；安庄卫环城周围夷民与卫人错居后“近亦颇为汉俗”20；平越卫郊外原不知礼仪的苗狫仲家，“迩来渐革其旧，服役公庭，衣服言语稍如华人焉”21；平溪卫自明后“语言服习大类中州，俗尚淳厚，民耻健讼，有太古之遗意焉！”1；毕节卫则渐能“读书循理，用夏变夷”2。一番教化之后，卫所周边苗蛮的生活习性均逐渐体现出受儒学浸化的文化面貌来。
在卫学的化风俗功能上，由于卫所的特殊性使其有着与府州县学颇有所不同，作用尤为突出。一方面，贵州卫所多处于通往周边各省的几条主要交通要道之上，其分别贯通了由四川到云南，湖广到云南，贵州至广西，贵州至靖州的通道。而驿道对于中央治理贵州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明代初期，朝廷在解决云南问题时必取道贵州，而贵州本省内的苗蛮又屡叛不定，也需要朝廷不断派兵镇压，因此保持驿道的畅通无论对于经略云南还是贵州均显得至关重要。在中央与地方就黔地的军事状况的对话中，多次提到此问题。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得知讨击苗叛的云南守御的驻军粮饷不足后，即谕曰：“……兵卫相属，道路易通，无事则分兵驻守，有警则合兵剿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蛮夷生变，道路梗塞，则非计也”3。洪武三十年，黔阳、辰溪等处蛮民叛乱并欲梗阻饷道，以阻官军行进，朱元璋意识到此问题，即敕楚王桢，令其与都督汤醴、宁忠驻营黔阳、辰溪之地，“如蛮人复来，就擒捕之，以通驿道”4，驿道的畅通不仅为军事所需要，亦是保障省外物资能及时运送至省内的前提条件，在贵州独立开科以前还是士子赴湖广、云南就试的重要交通途径。而保证驿道的畅通除了惯常的军事镇压外，采取教化手段以改变当地风俗亦是重要的一项手段。使夷民受中原文化之影响而渐知中原礼仪，则更可从根本上改善苗蛮屡叛而阻塞道路的情况。正如李介立在《论贵省事宜》中言贵州苗民多事时，也提议到：“若宣教化，尚文治，则高枕有余矣”5。从这个层面来讲，卫学的化导风俗功能就显得十分突出。另一方面则在于而卫所内移民有其自身条件的优势，其在迁入贵州之前，已具备了一定的教育基础，迁入贵州之后，通常又居住于卫地治所，就学方便，成为学校的主要教育对象，相对夷民来讲，卫所内移民对于儒学的接受更为容易；且其迁入之后，“群聚而成都邑”6，形成相对独立、集中的社会群体7。卫学的教化使其更易保持文化的优越性，再加上数量众多，从而成为黔地化导风俗的前沿阵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风俗形成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再加上贵州相对闭塞落后的地理环境，卫所中夷民的教化的过程实际是缓慢而艰难的8。尤其对于地处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如龙里卫平伐司的花仡佬，其“性犷戾居深山，言语莫晓，婚嫁论牯牛，大者为上，死则置于山洞，务农为本，不知交易，材薪水米俱以背负，轻命重财，易惑难化”9。清人陈鼎也有言，黔省三十余种苗蛮中，“惟宋家、蔡家、马镫龙家为战国时楚伐宋、蔡、龙三国，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为苗者，知中原礼仪……而花苗、东苗、西苗、牯羊苗四种淳朴外，其余皆不可礼法教育者，惟土司官威刑，使得以治之”10，郭子章也有着“黔固夷薮也，俗难顿化”的感叹11。此种情形亦使得卫所移民首先保持其本身文化上的优越性，进而浸染苗夷的教化更成为要事。
“移风易俗在于教化之熏陶”1，而一旦风俗得到开化，必然又开启其“向学”之心，从而使得学风兴盛，与卫学形成良性循环。
三、卫学与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
贵州一隅至明永乐十一年才始设布政司而成为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划，从而初步具有了地方行政制度的空间组成形式，也有了形成独特文化地理单元的条件，但当时尚属建置之初，省域内大部分地区中央还无法顾及，地方行政区划的建置还未能遍及全省，而已有的地方府州县的政区又还不稳定，行政区的整合迟迟未能实现，再加上贵州一省本身地形复杂，多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内部之间不易联系与交流，因此尚还难以形成具有独立性的贵州文化形态。在此种背景下，亦难以判定其中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的特征。但另一方面，随着贵州原先支离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在明代被纳入统一的行政区划管理之中，中央对此地的开发日渐重视，大批移民的进入，文教的兴起，使得汉文化在各区域内部开始缓慢发展，并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在交往之中渐趋融合，使贵州文化的形成成为可能；尽管此时的区域文化特征还不够突出，但各地域已开始出现逐渐吸收先进文化的因子，文化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并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在地方文化的发展中，学校教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各地区学校的兴办，明代贵州才得以长足的进步。“作为教育制度化的一个代表，学校直接标志着教育发展的规范程度和水平。因此，学校的设立和分布状况，就可以成为评价特定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物，并且也是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比较的一项指标”2。鉴于此，可以依据学校在各地的设置情况，大体窥见各区域文化水平的发展状况。从片区来看，各类官学主要分布在明代贵州境内的黔中、黔东北、黔东南、黔西北、黔西南、黔南几个片区，具体情况如下：黔东北地区设置有思南府学、铜仁府学、石阡府学、思州府学、镇远府学、印江县学、婺川县学、湄潭县学、平溪卫学、偏桥卫学；东南部地区则分布了黎平府学、永从县学、铜鼓卫学；黔西北地区有毕节卫学、赤水卫学、乌撒卫学；黔西南地区分布有普安州学、安南卫学、安庄卫学；黔中一线有贵州宣慰司学、程番府学（后改贵阳府学）、定番州学、新贵县学、黄平州学、兴隆卫学、清平卫学、平越卫学（后改平越府学）、新添卫学、平坝卫学、威清卫学、龙里卫学、普定卫学（后改安顺府学）、敷勇卫学；至于黔南地区则仅有都匀卫学（后改都匀府学）。从当时学校的分布状况，大致可看出各区域的教育状况发展中存在着的差异的事实。
相对而言，黔中一线及黔东北部的学校分布最为密集，教育状况也更为良好。其中，黔中地区的地势较为平缓，山区之中多分散有一些小型的盆地和坝子，从而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交通较为便利，由湖广至云南驿道的中段即位于此。且地处腹里，“苗蛮叛乱”情况不致太严重，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学校中，除了文教状况最为突出的贵州宣慰司学设置于此外，卫学中教育情况最为良好的普定卫学与清平卫学也分布于此，从而带动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黔东北部是卫学分布相对较少的一个区域，其官学设置数量较多主要得益于该地开化较早，府州县设置较多，又多具备办学的条件，文教得以兴起。尤其该地文化发展最盛的思南府，唐代时就已置務州，元时又置思州军民安抚司，地理形势上有乌江贯穿其间，得水路之便利，“人文亦可观，较之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矣”3。而这一区域地接湖广、四川两省，由湖广通向云南的驿道的东段经过于此，分布的卫学虽少，但平溪卫“自建卫来，地灵人杰，户诵家絃，书香喷墨”1，文教亦颇盛。其地靠近文化更为先进的中原、江南地，与外界接触更早，机会也更多。西南部的教育状况较之前两个区域薄弱一些，仅设有官学三所，其与云南、广西毗邻。湖广通往云南驿道的西段横贯此地，还有北盘江贯流其间，交通条件良好。这一片区开化亦相对较早，元时普安州地已有普安路，永宁州及镇宁州在当时也已有建置，学校设置虽不多，但所设三学均处于交通线上，文教已有一定发展，尤以普安州学为突出，徐霞客亦感叹“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前有蒋都宪，今有王宫詹，名祚远，非他卫可比”2。至于黔西北、黔东南地，教育状况均较弱。黔东南地仅分布了三所官学，其中的永从县学存在一段时间后被废置，此地与广西、湖南接壤，向来为苗蛮众多之地，尤在都匀以东、黎平以西，还夹有一片生苗区，“名曰古州八万，地大苗众”3，一直未纳入中央区划之中，尽管如此，但由于五开卫寄学黎平府，其中多有迁谪之人，亦使得文教颇兴。黔西北亦仅有官学三所，其地土司众多，“为蛮夷草穴，臣服不常”4，仅设有三卫控守，发展亦相当迟缓，但由于四川至云南驿道经过此处，时有移民进入，充实学校生员，教育状况渐有发展。至于黔南一地，最为落后，仅在靠近中部地区的都匀卫（后改都匀府）设有一学。
在这上述几个大的区域中，各地建学情况不一，但是每一区域内均有卫学的存在。除东北部、东南部卫学所占比重较少，南部情形较为特殊外，其余各处卫学均占到官学中的多数。在黔中一线分布的官学中，卫学数量占到一半以上，设置时间大多早于府州县学，从地域来讲，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此区域的文化发展主要依赖于卫学的教育。至于西南部，虽然文教最盛为普安州学，但卫学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此区域内的镇宁州、永宁州均附学于卫学，使得卫学还承担了对当地州县子弟的教化，镇宁州亦“日久渐更务学”5。至于西北部则更为突出，仅有的三所官学均为卫学，其文化发展由卫学的教育状况体现，而自各卫所学校设立之后，当地文教渐兴，赤水卫产生了贵州第一位进士张谏，毕节卫亦“文风武略可观”6，卫学的存在更是俨然成为明代贵州西北部教育开发的先行者。
但在这些笼统的区域的文化开发中，由于贵州一省学校设置尚未遍及，各地域的学校数量并不多，再加上贵州一地崇山阻隔，交通不便，使得上述地域文化发展的状况更多是一种点的呈现，尚难以达到面的展开。而由湖广通往云南横贯贵州的驿道之上，学校密集分布，再加上驿道本身的交通功能，各区域间文化传播交流相对便利，更能集中反映出这一片区的文教状况，呈现出带状特征。在这条驿道之上，分布有平溪卫学、思州府学、镇远府学、偏桥卫学、兴隆卫学、黄平州学、清平卫学、平越卫学、新添卫学、贵州宣慰司学、新贵县学、龙里卫学、威清卫学、平坝卫学、普定卫学、安庄卫学、安南卫学、普安州学。依《一统路程图记》所记的道路情况来看7，两学之间多相距六十里，偶有差池也是七十到五十里，就路程来说，各学之间的分布较为均衡而密集，亦如同一条“贯珠”8，此种设学状况利于分布于这一线各府州县卫司生员的入学就读，不致造成教育的空白区，从而能够保持驿道之上文教的持续发展，进而以整体的区域特征浸入周围地区，带动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1。而卫学在这一线中，数量众多、分布平均、且学校本身教育发展状况良好，因此成为地域文化开发的重要因素。
四、余论
教育在一地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官学体系中的一种教育形态，卫学与贵州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首先体现在其在贵州教育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在省内所设的官学中，经过勘比，卫学无论在数量、比重上均占有相对的优势，设置时间又大多早于府州县学，在具体教化功能的运作中，亦会更早作用于当地卫所，从而使卫所文教先行得以开发；另一方面，在地理位置上，卫学依卫所主要分布于省内的几条主要交通线上，在由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经贵州通往云南，以及贵州至广西，五开至靖州的驿道上均有各卫学的设置，学校所处之地交通状况便利，从而更利于文化的传播，使得卫所之地更易受到来往其间中原文化的浸染；此外，由于卫所在设置之初即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具有较强的防御戍守功能，而在苗蛮众多且“叛服不常”的贵州，卫所的此种镇戍功能更能保障卫学在其间稳定发展，进而保持了卫所之地教育的持续性。正由于卫学在贵州教育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优于府州县学的教育特征，使得明代贵州一省的教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仰仗卫学的教育功能。
其次，由于贵州之地苗夷众多，风俗异于中州，因此化导风俗就成为一件要事，在卫学对当地风俗的教化方面，主要针对两类对象，其一为卫所内迁谪而来的移民，这类人大多来自中原、江南、川、陕等文教盛于贵州之地，他们通晓中原礼仪，因此教化之责在于保持其原有风俗而不反被夷化，其二为卫所周边的“苗蛮”之民，其大多习俗“鄙陋”，卫学之责在于使其渐知向学，而变其风化。在化导风俗的过程中，由于卫学多位于中央治理贵州极为重要的驿道之上，从而使得驿道附近的苗蛮之民在卫学的教化下渐知向学，进而可减少驿道之地的“苗乱”，保证驿道的畅通。而卫所本身内部组织结构的相对稳定与紧密、文教的相对兴盛亦使得卫所成为化导周边夷民的重要的先导之地，卫学的教化功能恰在于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先进性与这种社会群体的紧密性。
地域文化的讨论对于明代的贵州而言，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此时的贵州刚刚具有了形成独特文化地理单元的条件，区域的文化特征似乎也有了探讨的空间条件，但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整合过程，草创之初的贵州尚难言其已有了独立的贵州文化的形态，自然更还未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的特征，但不可忽视的是，贵州各地域的文化随着学校的设置，已开始有所发展。而卫学在这其中突出的作用实际上从以上分析的两个方面均可以看出，而从全省范围内的设学情况来看，亦可再次证实这一点，在明代贵州狭长的地形中，每个区域中均有卫学的存在，虽然并非文教情况都最为良好，但是在各自的区域中却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西北部，俨然已是当地教化中的先行者。而在更能集中体现当时文化状况的湖广至云南驿道上，卫学的重要性无论从数量、分布、教育状况等方面也更全面的体现了这一点。
Ming Dynastys Guizhou Guardian learning and Local Culture
Guo Hong Wang Wenhui
Abstract：Inspite of Guizhou Guardians Cultural function which is embodied mainly in it，but because of its development it really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Guizhous cultural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tic feature of Guardian Learning and Guardians，which made a priority of Guizhous rapi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It has a more strong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It also has a cultural teaching for the local people，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towards Guizhous forming culture and georgraphy
Key words：Guardian Learning，Ming Dynasty，Culture
1 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论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四期，第86～89页；《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六期，第107～112页；《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第103～107页；《论明代贵州社学的兴起》，《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一期，第40～42页。
2 孙兆霞、雷勇《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基于贵州明代卫学社会影响的考察》，《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五期，第97～104页。
3《明史》卷四十六志二十二《地理七》，第1197页。中华书局，1974年。
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卯条，第5页，总第324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5《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永乐五年五月丁巳条，第1页，总第0935页。
6《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永乐十一年二月辛亥条，第1～2页，总第1661～1663页。
1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782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
2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永乐十二年冬十月乙亥条，第1页，总第1797页。
3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四，宣德九年十一月庚子条，第5页，总第2574页。
4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二，正统三年五月庚寅条，第2页，总第0815～0816页。
5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792页。
6 （明）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第9页。贵州师范大学藏明万历刻本。
7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永乐十三年十二月丙戌条，第2页，总第1906页。
8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永乐十五年六月甲辰条，第2页，总第2014页。
9 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第23页。
10 （明）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毕御史三才疏略》，第17页。
11 （清）莫与俦《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第2页。《黔诗纪略》卷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784页。
13 （明）郭子章《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下》，《子章疏略》，第8页。
14 （明）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第15页。
15 （明）郭子章《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下》，第18页。
16 乾隆《贵州通志》卷九《学校》，第220页。《钦定四库全书》。
1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二，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条，第1页，总第2232页。
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丁巳条，第3页，总第2867页。
3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甲申条，第8页，总第3123页。
4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贵州一》，第5243页。《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
5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贵州一》，第5242页。
6 嘉靖《贵州通志》卷十《经略》，《又议条陈军民利病事略》，第448页。
7 （清）陈鼎《黔游记》，《丛书集成初编》三千一百八十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8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贵州古籍集粹》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9 （清）莫舜鼐（康熙）《独山州志·序》，见（乾隆）《独山州志·旧叙》，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百二十五册《贵州府州县志》第四册，第130页。
10 嘉靖《贵州通志》卷十《经略》，第454～455页。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戊辰条，第3页，总第3277页。
12 《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七，宣德四年八月壬寅条，第11页，总第1370页。
13 （清）陈鼎《黔游记》，第1页。
1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八《黔游日记一》，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页。
2 嘉靖《贵州通志》卷十《经略》，《又议条陈军民利病事略》，第448页。
3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戊辰条，第3页，总第3277页。
4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780页。
5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787页。
6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790页。
7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三百六十四册，第260页。
8 （明）沈炼《青霞集》卷八《清丰风俗论》，《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七十八册，第125册。
9 《明史》卷六十九志四十五《选举一》，第1686页。
10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参议蔡潮记略》，第780页。
11 （清）田雯《黔书》卷一《设科》附《请建学疏》，《丛书集成初编》三千一百八十二册，第5页。
12 嘉靖《贵州通志》卷五《公署》，《巡抚都御史王学益请增解额疏》，第641页。
13 参见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3页。
14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五《安庄志》，第2页。上海图书馆藏明传抄本。
15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六《乌撒志》，第13页。
16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五《安庄志》，第2页。
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贵州志》，第2页。
2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六《毕节志》，第1页。
3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七《赤水志》，第1页。
4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一《新添志》，第11页。
5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平越志》，第2页。
6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平越志》，第12页。
7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四《普定志》，第7页。
8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布政司参议李芳记略》，第803页。
9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三《威清志》，第11页。
10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三《兴隆志》，第2页。
11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第347页。
12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八《贵州志》，第15页。
13 （清）谢圣纶《滇黔志略》卷二十一《贵州·学校》，《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489页。
14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四《普定志》，第7页。
15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五《安庄志》，第2页。
16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平越志》，第2页。
17 康熙《平溪卫志书·风俗》，抄本。
18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六《毕节志》，第1页。
19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四《普定志》，第7页。
20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五《安庄志》，第2页。
2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平越志》第2页。
1 康熙《平溪卫志书·风俗》，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
2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六《毕节志》，第1页。
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六，洪武十五年七月己巳条，第4～5页，总第2292～2293页。
4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洪武三十年八月辛巳条，第4～5页，总第3668～3669页。
5 附于周宁霞、石在《从<黔游日记>到<论贵省事宜>》，见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研究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四辑，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6 （明）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第6页。
7 参见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十八卷第二辑，2003年6月，第151～157页。
8 此问题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十八卷第二辑，2003年6月，第153页）亦提到：由于卫所移民与偏远少数民族之间风俗习惯“差异太大，再加上他们和当地少数民族隶属于不同的管辖体系，所以接触并不多，互相的交流少，文化浸染速度相当的慢。”
9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第344页。
10 （清）陈鼎《黔游记》，第6页。
11 （明）郭子章《黔记》卷之十六《学校志上》，《申饬学校事略》，第5页。
1 乾隆《独山州志》卷三《地理志·风俗·序》。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二百二十五册《贵州府州县志》第四册，第194页。
2 吴宣德《中国区域教育发展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 （清）陈鼎《黔游记》，第12页。
1 （清）郑蓬元《平溪卫志书·序》。
2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八《黔游日记二》，第41页。
3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一《黎平府》中所记总督高其倬疏言，第174页。
4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第825页。
5 万历《贵州通志》卷七《镇宁州·风俗》，第150页。《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6 万历《贵州通志》卷十《毕节卫·风俗》，第197页。
7 （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一《北京至十三省水陆》之五《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一百六十六册，第491页。
8 嘉靖《贵州通志》卷十《经略》，《萧端蒙议处驿站事略》，第472页。“……舆地之势仅通一线，而驿站沿布垒若贯珠”该条史料主要形容驿站，而实际卫学依卫所的分布也是如此。
1 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亦提出：由于贵州卫所驻地基本沿湖广入云南的交通道路呈线状分布，并不与少数民族混居，又有自身的文化优势，这种优势又能够长期保持下去，是贵州今日之文化地理分区的源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百一十八卷第二辑，2003年6月，第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