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土书画研究院首席书法家王殿奎书：振兴
（天下口碑插播导读）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
发布时间：2022-06-07
——访中国国土经济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原司长高俊才
《今日国土》：请问高司长，发生疫情这几年，针对国际国内经贸形势，党中央连续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对此，您怎么看？
高俊才：“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地改革”，到农村改革，再到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的“两不愁，三保障”，这一系列重大行动和重要政策，都把解决吃饭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解决“吃饱”问题，不言而喻需要足够的粮食；解决“吃好”问题，增加肉蛋奶等供给量需要更多粮食进行转化。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美好生活，粮食问题都具有特殊重要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每一年都需要根据新情况进行新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今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也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19个“一号文件”。《意见》坚持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稳”和“进”以及二者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意见》提出“稳住农业基本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需要；“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定”，“三农”稳中求进是乡村振兴工作的总基调；“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稳定水产养殖面积，提升渔业发展质量”，“稳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大力推进北方设施蔬菜”，粮袋子、菜篮子、肉盘子，三者皆稳，安定人心，利国利民；“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等，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一个“稳”字。同时，“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可使油瓶子多装中国油；通过“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等，使农民的钱包子更加鼓起来。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使粮袋子、菜篮子、肉盘子、油瓶子、钱包子“五子登科”，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稳”与“进”，守正与创新，大局稳定与发展改革，是辩证统一关系，稳定是发展改革的基础，发展改革是更高层次稳定的保障，稳定与发展改革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发展改革是硬道理，大局稳定和稳步前进是硬任务，“稳”与“进”必须“两手抓、两手硬”，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高俊才（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陈志强摄
《今日国土》：您曾说过，"共产党与农民心连心”，在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方面您是如何解读这句话的？
高俊人：建党百年史，是党组织农民、领导农民、依靠农民和为民造福的历史；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历史；是农村与城市互动和融合，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党中央和党的领袖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百年以来共产党与农民心连心。
毛泽东同志出生在农村，他对农村和农民非常了解，1926年曾在广州任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周恩来、澎湃、瞿秋白、恽代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等都到农讲所讲过课。他对农村深入调研，1927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当时影响很大。井冈山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现在到博物馆还能看到。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亿万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建国后毛主席亲手拟定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上世纪三十年代毛主席在瑞金调研后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后在他的领导下，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抗旱排涝，现在的9万多座水库，其中8万多座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府组织农民兴建的，水利建设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保障用水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改革之初，对农民创造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讲，“‘凤阳花鼓戏’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当时对农村“大包干”经验的肯定，使广大农民和分管农村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吃了定心丸，加快了农村改革的进程。他赞誉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是“异军突起”，解除了人们的思想包袱。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为解决粮食等农产品短缺和工业品短缺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他强调，坚持党在农村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当时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在近二十多年中得到了持续贯彻和不断发展。他非常重视三农工作，有一次他出国前，专门为农业问题给我委陈锦华主任打电话，锦华主任找农经司等有关司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现在还记忆犹新。
胡锦涛同志2003年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重中之重”的原则非常重要，一直到今天还继续坚持，今后还将长期坚持。2006年他提出“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一系列具体任务和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我委根据中央精神，把基本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大幅度增加涉农投资。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并于2006年取消农业税，对三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青年时代在陕西农村插队多年，并担任过大队书记，他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2013年12月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曾讲到他插队那段历史，非常生动。他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亲自部署“精准扶贫”工作并每年多次到深度贫困地区实地考察调研，对于2020年全面脱贫并实现小康，起到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又提出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2020年12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今年3月6日习总书记在两会“下团组”时强调：“养活中国要靠自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到实处”。
近百年来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走过的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从“两权分置”到“三权分置”，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极不寻常的探索之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与时俱进地提出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得到了民心，建立和发展了红军，赢得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桶金”；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减租减息，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维护了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土地改革，得到了解放区亿万农民的支持；建国初期，通过土地改革，新政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顺应农民意愿，成功地实行了农村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十八大以后，新时期精准扶贫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首先是“不愁吃”。
《今日国土》：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从您的经历和职业角度看，您认为怎样才能尽快发展农村的产业，尽快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高俊才：百年征程从头越，击楫中流谱新篇。“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先讲讲我的亲身体会，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自己亲身体验了饿肚子的滋味，四五岁时在幼儿园吃不饱，母亲把嫁妆卖掉为自己买饼干吃；当时看到村旁水塘里的水草，被村民争着打捞上来蒸熟充饥；把树叶、野菜与玉米面合在一起蒸着吃......。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多年里，看到广饶县、垦利县的大量饥民到潍县老家等要饭，即使大年初一他们也不回家，到我们家要饭，母亲把我们过年才能吃到的馒头饺子给他们吃，他们无比感激。1975—1978年我当生产队长期间，正是“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年代，自己和全生产队的二百多人共同努力，通过大干苦干和科学种田，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增产，每人每年分得四百多斤粮食，其中三分之一是小麦，三分之二玉米和薯类（五斤鲜薯折一斤薯干），当时解决了吃饱的问题，但吃好的问题（包括多吃细粮、经常吃肉蛋等）是后来才逐步解决的。那个年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农民吃自产粮，市民吃商品粮，商品粮凭国家定量发的粮票供应。因为自产粮多以粗粮为主，商品粮以细粮（白面、大米）为主，所以农村青年的首要追求目标就是通过当兵、当工人、上大学等途径“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吃商品粮。1978—1982年我在南京上大学期间，学校发的粮票不够用，每年都用家里的粮食到当地换成粮票带到学校用。1982年我大学毕业到国家计委工作后的前几年，每个月都定量发粮票，到粮店买粮要凭粮票和购粮本，买单位食堂的饭票、到饭店吃饭和出差，都要凭粮票和钞票，如果粮票用不完，可以到菜市场买菜（一斤粮票折合2—3角钱）。直到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才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敞开供应。因为多年亲身经历的原因，一直对粮食问题有着特殊的感情。
高俊才入户了解农民增收情况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情况入手，算一笔账。从贫困地区的情况看，从2016年到2019年，我国累计超过5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从3416元增加到9808元，年均增幅达到30.2%，四年累计增幅1.87倍。
“但是，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6021元，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仅仅是其61.2%，与42359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则差距更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将乡村振兴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一是继续通过‘三个结合’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减少农民数量（更多农民到城镇务工经商乃至落户为城镇居民）与提高农民素质相结合；增强“造血”功能（发展产业）与必要的“输血”（政府补助）相结合；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企业带动和农民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相结合。这“三个结合”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近几十年来积累得出的经验。在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三个结合”的实现形式。二是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有资料显示，城乡公共基层设施的人均投入之比为5：1，今后需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同时，今后的水利工程建设投资，应继续向虽已脱贫但基础条件还比较差的地区倾斜。
《今日国土》：您作为在国家发改委多年从事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专家，您认为如何促进数字化发展特别是乡村数字化？
高俊才：顺应数字化大趋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古今中外，凡有大志者，必顺应时代潮流。我曾在在北京大学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讲，当今世界，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深度融合，新理念、新技术与“新基建”深度融合，“三空融合”与“三新融合”互相推动。融合创新是大趋势。未来企业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化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到2021年底，我国的5G基站已超过140万个，比上年末提高约一倍，有关部门提出，2022年底将达到200万个，同时提前谋划6G。随着各种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将进一步有效连接、协同升级。
到2021年末我国网民已超过10亿，网络购物用户已超8亿，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对数字化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可低估。
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政务云”“商务云”“云计算”“云存储”“云旅游”等等，“云”的空间不断扩展、功能不断增强，大数据范围、数据量和的作用都在不断扩大。
有专家讲，历史上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厂房和机器是最重要的资产，未来数字资产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据专家介绍，2013—2020年的7年间，流量增加100多倍，今后还是快速增加趋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是大趋势。要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乡村数字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具体体现。乡村数字化包括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民生数字化等多个方面，应统筹推进。
我国城乡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三农”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我国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乡村体现地很明显。数字化发展的短板在农村，农村的短板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农民群体的短板在老年人。短板既是问题，也是潜力，政府和企业都应重视补短板。
在过去多年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创新来带动扶贫和就业。到河南省固始县了解到，从各类大小捐赠活动，到通过电商产业园帮助贫困人口打开线上销售渠道，为当地开发精准扶贫大数据系统等，成为实现脱贫的“助推器”。
从2021年开始，全国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工作重点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方面的振兴。总体目标是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乡村振兴事业中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这里从数字化发展的角度谈两点。
一是要解决城乡不平衡问题，在10亿多网民中，农村网民的规模为3亿左右，互联网普及率远低于城镇。在全面小康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各种需求越来越多，更多的农民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网民，这对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性措施。
二是解决老年人“智能生活”不充分问题。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越来越高，而其中的网民占比却相对较低，老年网民与老年人数的比例严重失衡。在北京的超市买菜，看到大多数人也包括老人，一般都用手机微信、支付宝付款，既省时有省事；到老家等农村的超市调研，发现年轻人用手机付款，而多数老人还用钞票付款。智能化方面，老年人还没有完全融入新时代，对生活带来不便。
现在的非网民，大多是弱势群体，按照“共享发展”的理念和可能，弱势群体也应享受现代化的“智能生活”。我国网络普及率，如果提高到发达国家85%的水平，将产生近2亿新网民，这些新网民将成为新的数字消费者，既能提高生活质量，又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因为物理设施而产生的“数字鸿沟”正在被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年龄因素、文化程度和使用技能等非物理因素。根据有关调查和分析，非物理设施因素是非网民不能上网的主要因素。
消除非物理设施造成的“数字鸿沟”，需要四个方面主体共同努力。一是子女，应当“数字尽孝”，手把手教会父母使用手机上网。二是公益性机构，社区、村庄、老年大学以及公益机构，组织培训。三是企业，开发更有益于老年人用的老年版产品，使界面易用，降低使用门槛。在推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应用加快普及应用的各项工作中，要为老年人这个潜力巨大的群体，提供更多符合其特点、满足其需求、适应其兴趣的产品和服务。四是老年人，提高对信息化、智能化的认识，增强学习运用智能化产品的自觉性。多措并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今后5G、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开放应用，都要更多地考虑农村人尤其是老年人，使这个庞大的群体同步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社会。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防止返贫问题，也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既要解决经济收入问题，也要解决基础设施和智能化、数字化生活滞后的问题。这些工作都需要发挥企业的重要带动作用。
《今日国土》：非常感谢高司长能够接受我们专访，虽然您已退休，但您仍然关心关注农村经济工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不断带来一些最新的信息和政策，在这里我们代表他们向您表示感谢！（本刊记者：柳忠勤 王京涛 陈志强 本文选自《今日国土》杂志 2022年1-2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