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婧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710130）

陕西丹凤船帮会馆装饰艺术研究

何 婧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710130）

陕西丹凤船帮会馆不但是船帮社会组织的活动场所，而且地理位置特殊，历来都是水陆换载的著名码头。会馆建筑装饰艺术兼具南北两种艺术风格，对此地域的经济、文化及风俗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旨在宏观文化研究背景下，依循建筑装饰理论研究思路与图像学的科学阐释，对其南北兼具、色彩浓烈的独特建筑装饰艺术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

陕西丹凤船帮会馆；装饰研究

明清之际由于商品贸易流动的日益频繁，人口流动的急剧增长，陕西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会馆建筑。陕西丹凤船帮会馆就是其中的重要典型代表，作为船帮社会组织的活动场所，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历来都是水陆换载的著名码头。然而，其会馆建筑装饰艺术兼具南北两种艺术风格，对此地域的经济、文化及风俗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目前学术界较少从南北兼具角度对船帮会馆建筑的装饰艺术进行整理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即始于此。

一、陕西丹凤船帮会馆的地理概况

本文所研究的陕西丹凤船帮会馆始建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是现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船帮会馆之一。此会馆虽然在行政区划角度地处陕西省境内，但其实际地理位置应为陕西南部地区。陕南是“陕西省境内从北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的一个庞大山区，它位于长江、黄河两个水系之间的秦岭、巴山地区。”其文化特征总体属于长江水系文化，而与黄河水系文化虽有所区别，但其间联系紧密。

船帮会馆位于今日丹凤县城西南隅，此处是“北通秦晋，南结吴楚”的交通要冲，更是丹江航道中水陆换载的著名码头。当地人也称其为“平浪宫”，“明王宫”，“花庙”。可见，会馆不止作为建筑空间存在，更与民间风俗、祭祀崇拜及艺术审美等直接关联。依据文献记载，丹江航道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均为建都长安的历代王朝的主要补给交通线。直至陇海铁路线开通之前，中国东路货物大多都是沿长江入汉江逆水而上到龙驹寨（今丹凤县），然后在此由北向西驮运分散至西安、甘肃。也有从此出发，经洛南转运至潼关、山西等地，所以旧有“水旱码头”称誉。

如前所述，正是因为丹凤县的地理位置重要，使得这一地域集中了多座会馆建筑，其中还有盐帮会馆（1907）、马帮会馆（清代）、青瓷帮会馆（1707）等。但是，无疑船帮会馆是这其中地位最突出者，其建筑装饰艺术风格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直接影响了其他会馆建筑。

二、陕西丹凤船帮会馆的建筑与装饰

今日的陕西丹凤船帮会馆坐北朝南，位于丹江北岸，南面丹江，北依凤冠山。会馆建筑在布局上沿中轴线布置主要建筑，最南端为戏楼，次为客厅，再次为正殿和东西厢房。船帮会馆现保留戏楼和大殿各一座，呈南北对峙状。戏楼是会馆的主要建筑，有它集南北建筑之精华，使其有北方建筑庄重大方的格调，又有南方建筑华丽、细腻的特点。戏楼建筑雄伟，单体高27米，巍峨壮观。其总体上在规模和雕刻艺术上，比其它帮会的会馆都为宏伟壮观。

船帮会馆从建筑功能上讲，主要是以供帮员食宿、聚会、娱乐的场所。所以，会馆建筑在很大层面要满足不同的日常需求，故此建筑呈现出功能区域的不同区分。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戏楼建筑华丽、装饰精美，又被称之为“花庙”，或“花戏楼”。这一个“花”字，就全部概括了这座古建筑整体与局部的风貌和艺术特色。

尽管船帮会馆并不是丹凤现存四座会馆中年代最久远者，但是其建筑却最有特征。其中戏楼建筑坐北向南，为砖木结构，宽度达36米，进深11米，台口8米，装饰雕刻题材有山川河流，亭台楼阁、车马仪仗，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士农工商等。而其中的人物形象雕刻最为精巧，根据笔者调查分类，其题材有：帝舜耕田、夏禹治水、青牛挂书、文王访贤，以及有农人挥锄、村妇饲猪、樵子负薪、行旅赶车等世俗现实生活题材；也有映雪夜读、赤壁夜游；还有两军交战的战争场面等。此外，尚刻有图案花纹、二龙戏珠、凤凰展翅等传统吉祥纹饰。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时代、艺术、技术与文化的物质呈现。丹凤船帮会馆建筑装饰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不同的装饰体验，同时也是航道水陆文化交流与宗教习俗的形象生动再现。

时至今日，当我们目睹这些题材多样、艺术表现手法丰富的建筑装饰时，无不为其“工匠精神”所深深折服。虽然它们也曾在多种场合出现，但作为一种乡规民约的形象外化，其教化功能尤为显著。因为船帮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其水路运输线路漫长，人员构成复杂，需要时刻处理内部的多重矛盾与冲突。而在这种五方杂处情形中，如何维护其权威，显示权力约束就更为重要了。这一方面要依靠其内部的组织与纪律，而更大程度则是要依赖个人的自律与自觉。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共同的理解与认同深入人心，否则其帮规与行约则会沦落为一纸空文。这些具有多方寓意的装饰纹样在吉庆之余，更多的是传递共同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作为潜在的教化与榜样，配合戏楼说唱展演，使其成为易于理解的民间话语深入人心。这也符合船工们文化素养普遍较低的具体显示。同时，这些装饰纹样与题材也不断整合不同地域文化与宗教信仰，其发展变化是动态的、开放的。这也折射出船帮文化的精神与文化特征。

当然，任何宏观的艺术史研究最终都要归根于具体的图像学阐释。建筑作为特定历史时代所涌现和产生的会馆文化的“标识”、“标记物”，它是本籍文化的物化“语言”。而建筑装饰艺术的发展仍要以文化审美为依归，某一装饰题材或者纹样母题，一经形成之后，往往就会长久流传下来，甚至进而汇聚成为独具本民族重要特质的艺术传统。换而言之，装饰艺术的发展是超越朝代更迭与政治变迁的风格演变史。任何纹饰、形制都会经历一个由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其每次转型也都会受到工艺制作的影响与制约。所以我们将在文化经济交流的背景下，以装饰艺术最为关键的三个因素：纹饰、形制与工艺，来考量界定其装饰风格。另一方面，南方建筑典型的“马头山墙”等出现在丹凤会馆建筑风格中，也可佐证其多姿多彩建筑装饰的思想与魅力，成为文化渗透发展的见证。

总而言之，丹凤会船帮馆有交通上的主导便利，同时也有政治上的优势，所以其影响力会借助这两面传播出去，成为本地域文化等的策源地。今天，我们在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下，整理发掘其建筑装饰艺术，对研究南北水陆文化交流与贸易互通在建筑装饰艺术中的运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何婧，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讲师。

本文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2016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陕西丹凤船帮会馆装饰艺术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JK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