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梁建喜

（商洛学院 图书馆，陕西商洛 726000）

“商洛”是陕西省东南部一个地级市的名称。1949年3月，称陕南行政区商雒分区。1950年5月改为陕西省商雒专区。1964年9月，因“雒”字生僻，改为商洛专区。1969年改称商洛地区。2001年8月撤地设市，称为商洛市。在古代，商洛时而称上雒（洛），时而称商雒（洛），时而称商州，时而称洛（雒）州。从古到今，商洛的名称无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离不开“上”“商”和“洛”“雒”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构成商洛名称来源的基本元素。

长期以来，商洛人皆认为：“商洛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1]其代表性著作便是《商洛地区志》。近年来，又有商洛研究者认为：商洛之名来自两座邑名或两个国名。“商则本于商邑，洛则本于上雒邑”①。本研究认为，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商洛之“洛”，来源于洛水，并非上雒邑

早在西周时期，今日商洛境内就有了“上洛”之名，意即洛河上游地区。这是一个自然地域名称，并非后世才出现的行政区划名称，也不是古国名或者城邑名。这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级人物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该地图集“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页面中，不但在今商洛市洛南县境内偏东方向明显地标注着“上洛”二字，而且在横贯洛南县境然后东北流入黄河的这条河流上标注着“洛水”之名[2]17-18。春秋时期，地图上的“上洛”变成了“上雒”[2]29-30。

由此可知，“上洛”确实因洛水而得名。那么，洛水之名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夏时期全图”页面中，就有洛水之名。在“商时期中心区域图”页面中，也标注着洛水之名[2]9-10。同时，可以看到，在夏商周三代，今商洛境内，除过洛水之外，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拥有名称，例如后世被称为丹水、金钱河、旬河、乾佑河等四大河流，那时一律都是无名河。这充分说明了洛水的历史极为悠久。所以说，商洛之洛（雒）源于洛（雒）水。这是毫无疑义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文“洛”“雒”互见，似乎有点疑惑。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历史文献中“洛”与“雒”混写现象的出现及其原因。

在古文献记载中，洛水和雒水本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它们发源地不同，流域地也不同，注入河流也不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对于两条河的名称是这样规定的：“河南曰豫州……其川莹、雒，其浸波、溠”，“正西曰雍州……其川泾、汭,其浸渭、洛”[3]。其义很明白：川，即河流，在豫州地界的那条河叫雒水，在雍州地界（含今陕西关中）的那条河叫洛水。

但在实际上，先秦典籍并未严格遵守这一规则。《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4]成周建在豫州的雒水边，即今河南洛阳所在地，本该用“雒”字；瀍水、涧水皆注入雒水，但是此篇却一律写作“洛”。

《尚书·多士》也是将“雒”写作了“洛”。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兹洛，用告商王士……今朕作大邑于兹洛。”[4]42但《尚书·多方》“尔乃自时雒邑”[4]48句中却正确地使用了“雒”字。

《诗经·小雅·瞻彼雒矣》：“瞻彼雒矣，惟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5]。

《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6]这里的“洛”本该用“雒”。

《逸周书·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7]。此句中，洛、雒同是一条河，可写法却不同。

《山海经·海内东经》：“洛水出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8]这里的“洛”也是该用“雒”的。

《左传·哀公四年》：楚“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9]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载：“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雒。”[10]

《战国策·秦策》：“楚、魏战于径山。魏许秦以上雒，以绝秦于楚。”[11]

以上是先秦文献洛雒混用的例句。下面再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如何使用洛、雒二字。

《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作召诰、洛诰。”[12]133《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12]1519

这里，《周本纪》与《鲁周公世家》记述的是同一件事。但在《本纪》中用“洛”字，《世家》中却用“雒”字。可见，直到汉代，洛、雒二字在史书中是可以混用的，并没有秦地用“洛”，豫地用“雒”的严格区分。

之所以先秦以至于汉代文献中出现洛雒混用的现象，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都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皇帝曹丕造成的。因为曹丕迷信阴阳家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改雒为洛。从此以后，不但雒阳改为洛阳，以前的文献典籍中，雒字也被洛字代替，洛雒混杂，引起地望与史实的混乱。同时，曹魏的改动一直持续到明代朱常洛（光宗）时，为避皇帝讳将“洛”又改回到“雒”①。

本文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有以偏概全之缺憾。因为，曹魏并非全国性政权，曹丕改雒为洛影响不了蜀国和吴国。因此，中华大地上，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收藏的汉代及先秦的文献典籍，应该还使用洛雒的原貌。另外，曹魏之后，也不见得“雒”字一概改为了“洛”字。略举两例：其一，西晋学者皇甫谧在他的《高士传·四皓》篇中写道：“四皓……乃共入商雒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其二，西晋学者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哀公四年》篇释文里有“菟和山在上雒东”“仓野在上雒县”等记载[13]。西晋是紧随曹魏的王朝，但其时学者并没有理会曹丕的改雒作洛。西晋尚且如此，而后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直到宋元明清，还有哪一个王朝能在乎曹丕呢！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洛水（雒水）的确是商洛名称的源头之一。夏代就有洛水之名，至今至少有4 000多年的历史了（夏朝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西周就有上洛之名，至今至少有3 000多年了（西周始建于公元前1046年）。至于“洛本于上雒邑”的观点①则是有两处小缺憾：其一，混淆了“上雒”与“上雒邑”的概念。前文已经提到，西周和春秋时的上洛和上雒，只是一个地域名。既非国名，亦非邑名，也不是后世才出现的郡县名，谭其骧的地图集已经标示得很清楚了。前述代表性观点作者引用了三条史料，意在证明上雒是邑名，是今日商洛的一个源头。分别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春秋左传》载：哀公四年（前491年）楚“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载：“晋烈公三年（前417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雒。”《战国策·秦策》载：（约公元前300年前后）“楚、魏战于径山。魏许秦以上雒，以绝秦于楚。”其实，这三条史料中的“上雒”全部都是地域名，而不是城邑名。如果，《商洛地名探源》作者认真阅读过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不会有这种误判了。其二，该观点把商洛名称演变之“流”当成了“源”。洛水之名4 000多年前（夏朝）就有了，这即为商洛之“洛”的源头。而公元前491年（春秋晚期）出现在史书上的“上雒”，距今约2 500年。正因为有了洛水（夏朝）这条河名，才能有“上洛”（西周）这个地域名。有了“上洛”这个地域名之后，后世才会出现行政建置的上雒郡或上洛县。有了郡和县的建制，其治所才会被称作“邑”。这样，“洛水”“上洛”“上雒邑”它们三者，谁是商洛名称之“源”，谁是商洛名称之“流”，难道还有疑问吗？

附带说一下，上洛（雒）的初意是洛水上游之意，但是到了后世丹水上游也被囊括进来称作上雒（如西晋始建上雒郡，其郡治就在丹水上游今商州城）。不过这是后世之变化，已经不属于探“源”的范围了。

二、商洛之“商”来自何处

这个问题相比于商洛之“洛”来自何处要复杂一些，需要分头论述。

（一）“商山”是否是“商”的源头

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商山在哪里？商山之名何时出现的？商洛文化研究者郝臣杰等[14]认为：“商山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丹凤县商洛镇南面的商山和商州城区南面的高车岭应是狭义的商山；而自商州区流峪口至丹凤县竹林关以上之丹江南岸的流岭则应是广义的商山，广义商山的范围包括两个狭义商山……商山这个名字在汉代以前的典籍里通称楚山，汉代以后则称之商山。其所以由楚山改称商山，主要源于曹植所写的《商山四皓赞》一诗。这首诗最先把四皓与商山联系起来，最先提出商山四皓这一称谓。”

四皓出山辅佐太子一事，发生在西汉初年。《史记·留侯世家》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派人请留侯张良出主意阻止高祖。张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12]2045结果是，刘邦见太子有四贤人辅助，羽翼已成，遂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张良说的是四老人“逃匿山中”，并未指明是什么山，可见当时尚未有“商山”之名。曹植首提“商山”之名，是在东汉末年。据郝臣杰等考证，东汉建安十六至二十年（211—215年），曹植随其父曹操西征潼关、汉中，途经商洛，写了一首诗，题为《商山四皓赞》[14]15。这样说来，“商山”之名大约在公元211—215年始现。这个时代也太晚了一点，比起秦朝公元前221年在今商洛境内首设县制—商县的时间还要晚400多年。

（二）再看源于“商邑”之说

前文已经提过，《商洛地名探源》①认为“商则本于商邑”。何谓“商邑”？即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公孙鞅（卫鞅）的封邑。公孙鞅就因为封于此地而号称商鞅。

那么，商鞅封邑在哪里呢？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已经证实，它就在今商洛市丹凤县城西2.5 km处的古城村。

1982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就已经将“商（邬、於商）”标注在今丹凤城西了[2]35-36。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西北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人员对该村古遗址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调查时发现有夯土等建筑遗迹，同时发现有青铜兵器、日用陶器及陶质建筑材料等遗物。调查者通过对比分析之后认为，古城遗址中所出土的铜剑、铜带钩、鹿纹半瓦当、板瓦等遗物的时代应当属于战国时期。此外，遗址中还发现过一件模印有商字的瓦当残块。”[15]2

199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商洛地区文管会组成考古队，再次对古城遗址进行了较细致的调查。其发掘报告称：在所获遗物中，“发现了较丰富的战国晚期时秦物质文化遗存，其时代与国别两方面恰好与商鞅封邑基本吻合……尤为重要的是，在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战国晚期的‘商’字瓦文，其更为直接地表明古城遗址应即商邑故址之所在。因此，以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都说明丹凤古城遗址应即当年商鞅封邑故址。再从历年丹江上游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来看，亦应当排除了商鞅封邑在古城遗址以外的可能性。”[15]187

“商邑”见于史书，其年代比起“商山”来要早550多年。《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12]2233

尽管如此，商邑还算不上商洛境内最早的名“商”之地。

（三）“商塞”比“商邑”的历史更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1996年发掘商邑遗址时还发现：“在该址东侧的古城梁子上发现了一条城墙遗迹，南北长约1 000 m。经过局部解剖了解到，该城墙的修筑年代不晚于战国晚期，根据文献记载本研究认为，这段城墙应当就是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城商塞’时所修筑的城墙遗迹。”[15]187-188此古城当年既称“商塞”，它的地理位置恰好符合“塞”之字义。按《古代汉语词典》释义，“塞”为“边关、险要处”。这也这也证明了公元前351年前后，秦国东南的边界应该就在商塞东面一带，这里临近商丹盆地的东端。在此地筑城，再借助城东面北南走向的古城梁子和城西面北南流向的老君河，这一城一梁一河的组合，就阻断了穿行在商丹盆地中的东西陆路交通线，并且，此“商塞”南临丹江，亦可控制丹江水上交通。要知道，当时，遐迩闻名的武关是在楚国手中，因此这“商塞”便成了秦国东南部一座十分重要的边塞。

说起年代，“商塞”又比“商邑”早了11年。这样，本研究似乎可以认定建于公元前351年的“商塞”就是商洛之“商”的最早来源了。可是，问题随即而来了：“商塞”又从何而得名？

（四）“商塞”之“商”源出多处

1.楚国商县说

《左传·文公十年》记载，楚成王四十年（公元前632年）使“（子西）为商公”。西晋学者杜预注谓：“商，楚邑，今上雒商县。”[13]224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西晋时期的上雒郡治正巧是上洛县治（这是雒洛二字同时并用于行政建制名称的特例），就是今天的商州城[16]。

当代学者钱穆认为：子西为商公之“商”乃“商洛故城，今陕西商县东。”[17]

王学理也认为：今丹凤城西的“商城”因楚国的子西为商公而得名[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用考古资料结合《左传·文公十年》的记载认为：此商塞“极可能与当年楚国的商县具有密切联系。如若联系近年对商南过凤楼春秋楚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资料，我们初步认为春秋时期楚国的商县故址极可能就在这一地区。”[15]188

2.鄀国商密说

清朝学者江永在探索“子西为商公”这个问题时说：“疑楚成王时，楚地未能至商州，其使子西为商公，或是商密之地。”[19]

当代有多位学者同意江永之说。杨宽主张楚国的商县在商密，原为鄀的国都，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楚将其占有之后改建为县[20]。李玉洁在其著作《楚国史》中虽然没有明说商即商密，但她指出商就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21]。而《淅川县志》则指出，淅川县西南只有一处春秋时代的遗址，即大石桥乡柳家泉附近，那就是鄀国都城商密的遗址[22]。

（五）商塞之“商”可能间接来自商密

通过对以上两种说法进行分析对比，本研究认为：楚国商县不可能设立在今丹凤古城村一带。依据有三。

其一，不符合楚国设县的原则。杨宽指出：“根据文献记载，追溯春秋楚县的起源，可以看到有许多县是灭亡边境附近的小国之后改建而成；也有不少是利用原来边境附近小国的旧的国都改建而成；又有少数是利用原来设在边境的别都改建而成。”杨宽列出六个“利用原来边境附近小国的旧的国都改建而成”的楚县，即商县、期思县、叶县、沈县、寝县、白县。杨宽指出，楚国“在方城以西设置商县”，后来又“在商县以北设置了析县，在方城东北又设置了沈县……成为楚国北进的强有力的军事据点。”[20]按杨宽所说，楚国所设之商县是在析县之南，而析县在南阳盆地中，并不在雒范围内。还有春秋中期之时（即“子西为商公”时），地处丹水上游的今商洛丹凤古城村一直到今商州城一带，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国旧都，可供楚国选作军事据点而设立商县的。在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笔者看到的是，春秋时期，在今丹江上游地区，没有任何城邑（如小国旧都、县城等）的标示。可见，谭其骧也不认为楚国的商县会设立在今商州一带。

其二，楚成王时期楚国不可能在此地设县。据何光岳研究，春秋时期，楚国最盛时的疆域，要算共王和昭王末年，其西北可以到达丹江上游一带[23]。史料表明，共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90—560年，昭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15—488年。而楚国商县的设立必定要早于子西为商公之时，即公元前632年以前。而子西为商公之时又要早于共王末期70多年，早于昭王末期140多年，那时候，正如清代学者江永所推测，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丹江上游地区，怎么可能在其地设县？

其三，丹凤古城村的考古资料不支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于1984年和1996年两次对古城村遗址进行发掘，虽然有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楚人的墓葬被发掘出来，但是并没有发现春秋中期的任何城墙建筑遗址[15]156-160。如果楚国曾经在此设商县，而且此县还是由小国旧都改建而来的，那怎么可能不留下一点小国旧都或县城的建筑遗迹？

本研究赞同商密说。因为，其一，商密原是楚国北部的一个小国鄀国的国都，符合楚国设县的原则。其二，设县以后沿用了商密的“商”名，故称商县。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在标示“下鄀”“商密”的同时也在括号内标示出一个“商”字[2]29-30。这就很能说明其时“商”即“商密”。其三，商密在丹水下游的岸边，在此设立商县，与楚国中心地区（江汉平原一带）的水陆路交通十分便利。

或问：即使楚国商县设在商密，但其远在河南南阳盆地，与今商洛境内古城村的“商塞”得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研究认为：虽然商密、商塞不在一个地方，不能同地沿袭“商”名，但是，因异地的影响而间接使用“商”名，也不是不可能。西汉时期的望都县（在今河北省）就因为可以望见远处的都山而得名。战国时期的商塞同样可以因临近南阳盆地的商县而间接得名。“商塞”或许可以理解为秦国的东南边疆通往楚国商县的要塞。这个商县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西周子爵级别的诸侯国鄀国国都商密[22]532。它的得名比起战国时期的商塞来，要早至少几百年。如果从它立国的西周时期算起，那就更是历史悠久了。可以说，它早就声名远播于周边地区了。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高于丹江上游地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明确标示，春秋时期，南阳盆地西部有两个诸侯国：许（都城析）、下鄀（都城商密或商）。而今商洛境内连一个县城级别的城邑都没有。战国时期，南阳盆地西部的两个诸侯国都消失了，但是当年商密（或曰商）的影响或许还在[2]45-46。所以，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年）修筑东南边塞的时候便使用了“商塞”之名，意即“通商之塞”这个边关“商塞”后来成为“商鞅封邑”，秦统一天下之年（前221年）又在此地设立了商洛历史上第一个县——商县。隋朝开皇四年（584年）改商县为商洛县。这是“商洛”二字首次联袂并用成为行政建置名称之始。

由此，本研究认为，今日“商洛”之“商”的直接源头就是商洛境内第一个名“商”的城邑商塞（前351年）；间接源头可追溯到西周时期鄀国的都城商密（前11世纪）或者春秋中期楚国设在商密的商县。

三、结语

商洛最初的名称，是西周时期的“上洛”，春秋战国时期的“上雒”，意即洛水上游地区。此名当时只是一个地域名，其初意仅指洛水上游，但后来却扩展到了丹水上游，而且到后世逐渐由地域名变成了行政建置（小侯国、州、郡、县）的名称（例如西汉首设上洛县，东汉设上洛侯国，西晋首设上雒郡上洛县）；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年）在丹水上游修建了商塞，从此今商洛地区境内首次出现了名“商”的城邑，而后演变成为商邑、商县；隋朝在秦朝商县的城址上设立商洛县，首次将“商洛”二字连用；再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商雒（洛）”逐渐取代了“上雒（洛）”成为今日陕西东南地区的名称。因此说，今日商洛之名其实是一条河流（洛水）与一座城邑（商塞）名称之合璧，就像安庆和徽州构成安徽省名，甘州和肃州构成甘肃省名一样。

注释：

① 见2007年《商洛文化研究》第一辑《商洛地名探源》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