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力
 

编者的话：国际秩序走向何方，不仅关系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也关系人类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在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国际体系力量分布深刻调整，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本刊于2024年第6期推出了“从大历史观看大变局：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演变（之一）”，力图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把握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演变机理和发展规律，本期将继续就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敬请垂注！

【摘要】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挑战。中美两国总体上维持战略相持的基本态势，双方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重塑世界格局。网络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投影，映射出当今国际安全局势的复杂性。中国要妥善应对当今时代背景下安全因素数量与复杂程度的急剧上升，平稳渡过中美战略相持期。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战略谋划，主动塑造内外安全环境，坚决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科技竞争  数字时代  国家安全  国际秩序  时代主题

【中图分类号】D822/D815/TP3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9.008

只有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从诸多矛盾的叠加时期和混乱状态中认清主次，才能做到临危不乱、危中寻机。中美两国总体上维持战略相持的基本态势，两国博弈的主线分明且贯穿本轮国际体系演变全过程，全球在愈演愈烈的動荡中寻求新的平衡稳定。国际局势由变局转为乱局，乱局中有危局，有的甚至升级成战局，而更多的是迷局和困局。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断深化，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和网络空间的竞争将重塑世界格局。

时代主题遭遇挑战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未彻底颠覆，但是全球对安全的担忧与重视程度正在急剧上升。旧的国际体系正在瓦解，新的国际体系尚未成型，国际局势更加动荡，大国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重塑。中国外部面对有失控之虞的国际安全大环境，内部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加之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以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各种复杂变量，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近年来，以下五大挑战尤其突出：一是急剧恶化的国际战略环境。其中，尤以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全球无止境扩张势力，成为全球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的两大助推力，正在将全球拖入强强对抗的危险局面。二是中国经济在经济规律作用、外部环境影响及内部因素干扰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面临较大压力。三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安全和稳定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四是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大国博弈的战场和焦点发生变化，覆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太空、极地、深海等各个安全领域。五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已经到达“临界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数量及其带来的损失急剧增加，其中，物种的灭绝、各种前所未见的新病毒引发的疫情等都是危险的信号。

如今评判，上述五大挑战均未缓解。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非洲动荡、巴以冲突、红海困局；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日益凸显的全球粮食、生物安全威胁；全球人口增长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能源供需失衡、地球生态失衡，等等，都预示着未来几十年全球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这一确定的暗淡基调和前景，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组成部分。

百年变局中的国际权力角逐，新冠疫情遗留的各种“后遗症”，全球经济不振引发的社会动荡，非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安全与生存危机，加之数字信息与产业科技革命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使高度的不安全感弥漫全球，现有国际秩序遭遇冲击，且释放出越来越危险的四大信号：一是国际安全治理短板暴露无遗。全球大多数国家面对着“管不了的霸权”，即美国＋北约；遭受着“看不见的威胁”，如生物和网络威胁；面临着“够不到的敌人”，如来自外空、深海的威胁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无奈、无力和无助。当今的全球安全机制当中，除了北约一家独大，其余组织安全机制难有作为。更何况在各大力量博弈激烈的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二是全球安全赤字不断扩大，主要大国扩军备战，对抗、冲突领域正在向网络、人工智能、数据、外空、深海、极地、生物等领域延伸，大国间战略互疑、地缘矛盾不断加深。三是“脆弱地带”趋于失控。中东、非洲、南亚、拉美等欠发达地区，在大国关系急剧动荡以及世界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冲击，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原有冲突调解进程遭遇停摆、难民危机频发，甚至发生政变和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危机。四是部分国家、组织趁乱谋利。个别国家可能铤而走险，对外制造冲突甚至不惜以战争手段转移矛盾；而蛰伏已久的国际犯罪集团、黑客组织、恐怖分子也乘机滋事。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高度敏感，各国社情民意日趋激化、极化，例如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继乌克兰危机后，再度引发全球网络舆论乱象。在全球各大社交网络平台上，各国民意不断被撕裂、操控。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全球失业率的上升恐将带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进一步加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美呈现战略相持态势，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相关领域展开全方位竞争，同时，也伴有各层级的对话以及个别场景下的有条件合作。中美两国的博弈过程错综复杂，其难度超过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大国竞争和权力交替的案例，绝大多数场景下无先例可鉴、无规律可遵、无经验可循。双方需要极其高超的战略运筹能力和洞察力，各自的领导层所依仗的，是由各自的战略文化、全球视野、历史积淀、统御能力、决策水平，以及国家的综合实力构成的战略能力。但是，决不能简单套用所谓的“两极对抗”来描述当前的中美态势，因为中美双方的实力不对等，中国并不是苏联，也无意卷入、挑起阵营对抗。但是，两国的综合国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且正在本轮新科技与产业革命的赋能下继续扩大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新兴大国的突出代表就是金砖国家，即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为代表的国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当前，印度在全球各类组织机构对未来世界主要大国综合国力排名中稳居前三，以及巴西和南非在本轮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中的政治立场等都是其外在表现。在新兴大国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力量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中国14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正在形成的强大力量，是百年变局的最大驱动力，将彻底改变国际体系原有的权力结构。也可以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亮点是中国这一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古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的历史性的复兴回归。由此引发的必然反应，则是美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社会，尤其是霸主国美国，对中国走复兴之路的种种不适应、反感、抵触，乃至对抗、干扰、阻挠和破坏。未来，以下这些可能的特征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美国面临“领导力赤字”。一方面，美国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9·11”事件之后的两次权力巅峰期，其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持续下降，对全球事务的主导能力相对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战略地位的整体衰落，以及日韩等国家战略自主能力丧失，沦为美国的附庸。美国逐步颠覆了其作为所谓“民主灯塔”形象，在全球治理架构中渐失人心，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与此同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在科技、网络、信息、数据、人工智能等赋能下，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仍在持续增强，继续遥遥领先。反观欧洲国家，战略上受制于美国，种族矛盾日益激化，经济低迷不振，受乌克兰危机所累，在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难以领先，正在继续走向整体衰落，可能在局部出现分裂分化。从另一层面看，日益失去战略自主的欧洲有利于美国实现战略整合操控。

美国成为全球动荡之源。一是美國自身麻烦不断，深陷债务困境，产业回归及供应链重组困难重重，美元霸权遭遇挑战，两党政治争斗，军工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决策，族群冲突，社会两极分化等，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二是美国在全球不择手段打压中国，逼迫各国选边站队，扰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导致世界政治分化、碎片化、意识形态化，国家安全泛化日趋严重。三是在金融、科技、网络、外空、生物五大“绝对优势”领域，美国全面出击，并在传统安全领域挑动盟友，在中国周边制造摩擦冲突，并持续向中国境内渗透，同时在中国海外利益高度集中的地区挑唆捣乱，意欲干扰和阻断中国的复兴进程。

世界经济将持续低速增长。各国立足“最坏打算”，着力打造极限生存能力，加紧争夺和储备粮食、能源、锂矿、稀土等战略资源。中美争夺不断向全球战略性资源所在地延伸。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将面临更加痛苦的抉择，面临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秩序、产业链供应链混乱，美国推高利率收割全球，加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在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危机的作用下，新一轮的瓦解分化会在发展中国家发生，更多国家将陷入困境。本轮中东危机，伊斯兰世界作为一支全球性的政治力量仍缺乏有效整合，前途未卜，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将进一步恶化。

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进入决胜期。当前，科技创新越来越展现出其“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意义，新一代网络与信息技术（如太空互联网、6G等）、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航空航天技术可能出现较大突破，甚至改变当今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大在全球攫取科技人才的力度，得益于人工智能的标志性突破、全方位的科技布局及创新实力，仍将继续引领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而中国点亮新能源之树，在人工智能领域奋起直追，并将其应用于产业领域，也将成为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引领者，发展新质生产力即为佐证，尤其是在产业变革方面。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一方面继续努力融入全球化科技生态，另一方面被迫探索一条自立自强自主的科技发展之路，营造新的科技生态。

全球主要大国的军事资源高度聚焦新领域。大国间的军事对抗向生物战、网络战、数字战、人工智能战、太空战倾斜，相互间军备竞赛形势的复杂程度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核安全领域，危机爆发更突然、升级更快速、管控难度更大。其中，外空和网络是冲突最频繁的领域；而生物、人工智能则是“暗战”的高危领域。

总体而言，世界将在大变局导致的乱局中震荡调整，中国和美国是国际安全诸多议题的聚焦点，中美关系、大国竞争是未来全球数十年的主基调，甚至贯穿本世纪。美国在全方位持续打压中国的同时，重振旗鼓，推行排除中国的“小圈子”；欧洲国家虽不愿也无法与中国彻底脱钩，但“去风险”已然成为其战略选择。而中国则主要聚焦国内事务，对外一方面持续推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等机制构建新的朋友圈，另一方面也被迫秉承底线思维做好各种极端场景和突发事件的应对准备。在此过程中，联合国等原有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越来越力不从心，旧的全球治理体系作用有限，新的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国际关系进入高度复杂敏感期。国际政治当中新旧难点如领土纠纷、宗教冲突、族群对抗等，热点如中东的巴以、南海、台海、印巴，以及燃点、爆点在非洲、拉美等新领域逐渐显现，呈多点爆发之势。

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博弈重塑世界

中美博弈到了目前阶段，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却是双方的共识：即在本轮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中取胜，从而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在科技竞争过程中，避免出现“科技意外”，避免点错科技树是双方关注的焦点。美国战略界和科技界把华为在5G领域的“意外领先”视为当年美苏争霸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拜登上台伊始，就给自己的首席科学顾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五大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未来技术和产业中，美国如何确保自身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1]拜登对其的担心程度可见一斑。然而，2022年底至今一年多的时间，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各自出现一起小的“意外”事件，表面上看虽然无法和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意外”相比，但是依然给双方带来了冲击。一是从2023年底至今，美国的OpenAI团队发布的ChatGPT及后续应用；二是2023年9月，中国的华为公司突然发布Mate60 Pro手机。前者意味着美国在本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程中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居于领先地位，后者则被解读为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突破了美国的围堵。同年，中美双方都宣称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取得突破，困扰着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能源困局似乎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要深刻理解当前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博弈态势，必须首先洞悉本轮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总体趋势。从目前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以量子技术为制高点，在人工智能、生物科学、地球空间科学等领域多点开花、集群突破。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创造、治理及人类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均将发生重大变革。国际社会权力重构、格局重组，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以下五大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是智能社会成为基本社会形态，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以及社会治理、军事作战等全面实现智能化；二是人类借助生物医学改造自身，不断延寿、完善和拓展自身，甚至创造新物种；三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进入新阶段，人类的感知能力全向拓展——看得更遠至深空、更深至深海，虚拟与现实结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更可持续，新材料不断被设计创造，地球工程也将出现并发挥作用；四是科技在数据、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实现全维度跨界融合、交叉渗透，推动新变量涌现，科技创新周期更短，新的科学体系、范式、认识论、方法论、工具箱、思辨模式出现，从而形成物理、生命、数据（网络、信息）三个空间相结合的全新宇宙观；五是科技巨头拥有巨大影响力。

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对全球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以下五大风险将逐渐显现。一是空前残酷的国际竞争。科技与产业革命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直接后果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固化、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巨变、全球秩序的动荡乃至战争风险的加大。二是不断遭遇挑战的国内治理。科技使得国家决策流程、治理模式、信息监管等发生巨变。三是巨大变迁的社会结构。新的技术鸿沟、失业转岗人口剧增以及新出现的安全隐患、伦理、隐私、法律问题突出。四是不可预知的人、网、物三维融合风险。新的算法、新科学体系、行业间学科间交互出现的新问题、创新迭代加速对原有生态带来的挑战等。五是数字化世界安全风险无所不在，例如量子霸权、人工智能安全、网络攻击、数据安全、网络犯罪、安全漏洞等。此外，新物种侵害、基因突变、新型生物武器、病毒等都是可预计的新威胁、新挑战。其中最需要强调的，就是在本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当中获益最大、取得领先地位的国家，将会在新时代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

在未来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决胜期，像美国这样原先就在相关领域拥有传统优势的国家自然具备了最强的竞争优势。而中国这样的后起追赶国也以自身的人才优势、产业优势、举国体制以及不断完善的创新体制机制力争领先地位。伴随着中美博弈态势总体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全方位竞争斗争不断深化。目前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脱钩的意图未减，两党的脱钩共识已经通过系列举措成为大趋势。从特朗普到拜登，包括2024年美国大选后，无论谁当选总统，多管齐下、不择手段打压及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都将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分析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典型事件，如剔除华为、“清洁网络”、“小院高墙”、“芯片法案”等，均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及举措。在打压中国的同时，美国也重新调整了本国的科技布局：争夺“量子霸权”，加速“脑科学”进程，重掌太空；主宰智能时代；布局“后摩尔时代”；争夺6G主导权，等等。

预计今后，在与华技术脱钩方面，前沿技术依然会是美国的重要着力点。在发布“脱钩”有关重大举措前后，美国国会、政府官员将轮番出马，产业界部分人士跟风，配合舆论炒作，对中国进行抹黑。同时，立法管制、加大审查、结盟封锁、遏制围堵等，都将成为美国长期采取的对华技术“脱钩”措施。仔细审视，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工具箱，具体包括了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包括“反向审查”）、电信许可和设备授权、签证限制、进口限制、金融制裁、技术制裁（禁令、行政令等）、联邦政府使用和支出限制、执法手段等。

由此可以预见，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复以往，但机会窗口依然存在。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领域有五大态势依然能够持续：一是未来20年～30年内，科技全球化红利依然存在且发挥作用；二是世界科技发展正呈现“多中心”格局；三是中国科技发展政策的自主空间不断遭受挤压，知识产权、创新生态的压力不断上升；四是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在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为人类科技宝库增添具有更强科技感召力的中国元素；五是中国在维护科技全球化生态的同时，要在美西方的科技围堵下走出一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投影

至今，对于网络空间尚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是网络空间起源于网络与信息科技的发展，当前科技的未来发展态势决定了网络空间的未来。人类对网络空间的认识经历了变化的过程。网络空间的诞生，好像是一个自在之物，是网络工程师们搭建起来的独立、虚拟的空间，所以一直有人把它称为虚拟空间、“第五空间”。1996年，约翰·巴洛发表《网络独立宣言》，宣称工业世界的政府和法律，不适用于网络空间，国家对网络不享有主权，“网络空间不在你们的疆界之内”[2]。这是我们认识网络空间的一个阶段。后来，我们看到的是网络空间与人类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交织交叉。最初，民众只是在网上搜索信息、下载软件、在BBS上发言，后来逐渐发展到在网络空间互动、收集和发布信息、购物、进行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交换以及从事电子商务、政务活动，网络空间日益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互交织在一起。发展到今天，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和真实世界已然完全融合。网络如同水、空气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就是被数据、信息赋能后的网络空间，因此，现在再把网络空间称作“第五空间”，看作虚拟、独立的新空间，已经不合时宜了。网络空间让人类深切地感受到，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乃至人工智能社会已经到来。面对这样一种新的人类生产生活形态，全球各国民众和政府都在努力适应。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投影，在新的生活空间，未知远远多于已知，新挑战、新机遇、新威胁、新风险越来越多。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意味着当前全球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数字世界、网络空间中找到其投射、对应的数字影像和信息痕迹，当然也包括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各国的合作与竞争。2021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空间战，充斥其中的信息战、认知战、网络战、数字对抗、无人机作战、人工智能对抗等，都带给各国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所谓数字时代，是人类社会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全联网等网络、信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而步入的新时期。无论如何表述，信息空间、网络空间、数字空间等，都是人类目前生存的现实世界，是被网络、信息、数据赋能的，正在经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量子化，虚实混合融合的空间。以新一代网络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深度展开，海量的数据每时每刻都在生成、传输、存储。数据已被视为生产要素，关乎民众个人隐私、国民经济运行、企业商业利益、政府治理效能乃至国家安全。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极其重要的数字化转型，即从人类诞生以来的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人类社会”的二元文明形态，向“物理世界＋人类社会＋数字信息网络”的三元文明形态跃升。

简而言之，数字数据信息，赋予人类认识世界的新视角、新工具；我们生存的空间，已然是“实体的物理世界＋虚拟的网络空间”的新型复合体。数字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制造、创造等活动，甚至人类本身的存在，都可以用数字的视角来观察、衡量、计算、存储、传输甚至交易。人类正在学会用数据记录世界，用数字解读世界，用计算感知世界，用算法影响世界，用算力支撑世界，用人工智能赋能世界。

网络空间被人为撕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趋凸显的安全风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战略相持，在网络空间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为推动的所谓“网络空间技术民主联盟”与“数字威权主义”的对峙，已经撕裂网络空间，加剧了网络、数据的碎片化、孤岛化，导致网络空间走向分裂。我们可以从如下事件中找到理据。其一，2013年6月爆出的“斯诺登事件”揭露了美国大范围从事网络监控的行径，彻底动摇了互联网的信任基础，然而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继续在网络空间倒行逆施，为所欲为。其二，2020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推出了针对中国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美国的所谓“清洁”之策，实际上是彻底撕裂网络空间秩序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逆全球化”之举，反世界大势之措。其三，在2019年底召开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上，德国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一个世界 两种愿景 多个网络》的论文，并以此为题邀请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国际电联等机构展开讨论、表明立场，引发深度关切。其四，2022年7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面对网络空间的现实：碎片化互联网的外交政策》的报告[3]，指出“全球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称美国推行开放的全球互联网政策宣告失败，数据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资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主张美国制定全面的数字、网络和外交战略，并建议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主要推动三项工作：一是构建互联网联盟；二是与盟友制定规则，与对手达成谅解，并积极主动、先发制人应对网络攻击；三是将数字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五，俄罗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对本国的“主权互联网”进行了测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副总理曾公开致信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系互联网域名空间的多边管理机构），主张撤销俄罗斯的顶级域名和根服务器节点（后遭到拒绝）。其六，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3月颁布《云法案》（全称《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规定如美国政府调取，所有美国企业必须将储存在境内外的数据提交给政府。其七，美国与欧洲大搞所谓“去风险化”，公然在网络空间拉帮结派营造“小圈子”，先后推出“未来互联网联盟”“人工智能联盟”等联盟阵营，谋求技术垄断和网络霸权。其八，既有的围绕是否加入《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阵营分裂，以及在“网络主权”与所谓“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之间出现的分歧，等等。以上种种以及此类诸多事件，导致“一个世界一张网”的网络空间实际上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人为渲染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国家安全化现象撕裂。

安全问题在网络空间日渐突出。网络安全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一是国际秩序混乱引发的网络空间对抗加剧，网络对抗、冲突和网络战接续发生；低烈度、灰色领域、全时空对抗、平民化面孔、“边缘化极限手段”成为网络攻防的常态；二是在世界经济颓势下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各国的数字化转型加剧了网络安全的复杂性，数字生态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云安全、数据中心安全等问题日渐突出；三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太空互联网对网络安全的重塑；四是全球海底光缆建设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化、阵营化现象以及光缆面临攻击等多重威胁；五是网络安全观的冲突加剧，面对网络空间信任关系崩塌的现实，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是寻求共同安全，还是盟友“小圈子”的安全，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的重大问题；六是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网络安全新挑战，需要更新升级传统的网络安全思维，形成动态、开放的网络安全新思维。伴随着网络空间的深入发展和延伸，网络安全在大国博弈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震网”病毒的出现、勒索病毒的肆虐、美国部分网络武器的诡异“泄露”、猖獗的黑客及黑客组织，以及正在出现的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网络攻击等，都在不间断地危害着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和发展，损害了民众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主权、利益。

中美两国的网络安全关系敏感复杂。多年来，中美两国在“网络主权”与“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两大规则理念存在分歧，对于在诸如网络攻击及溯源、网络战的门槛和红线、网络监控与网络窃密、IT供应链安全及完整性以及网络安全漏洞管理、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通报（热线）与威胁信息共享及发布、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数据安全与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分歧都未得到解决。双方在网络问题上缺乏政府间的对话沟通机制，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变本加厉地强化其网络空间情报获取能力，将网络空间行动视为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重要工具。同时，美国对中国大搞“网络威慑”，把实施了近十五年之久的“网络威慑战略”落实到“持续交手”“前置攻击”甚至搞所谓“前沿狩猎”，针对中国实施的网络行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严重危害了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全球数字合作遭遇国家安全与国际政治的天花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网络信息与数字技术竞争的实质是大国政治竞争。2021年3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华为遇见历史，大国斗争与电信危机，1840-2021》[4]，称各国在电信领域的竞争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报告回顾了两个世纪以来相关竞争的6个关键案例，得出结论：全球电信竞争的实质是大国政治竞争，竞争对手永远不可依赖，必须扶持本国的电信巨头。在全球电信领域和网络空间，在5G、AI、物联网、区块链、量子等技术发展的关键期，美国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将中美科技竞争的野火延伸到网络空间。而持续三年的乌克兰危机中网络数字化作战手段的大量应用更是加剧了人类对数字空间发展前景的担忧，为全球数字合作带来阴霾。借鉴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经验教训，推进全球数字合作，需要大国示范，把各种国际组织及双边、多边的自愿、非约束性倡议文件向约束性机制框架推进；需要建立惩罚机制，携手打击网络犯罪行为；需要啃“硬骨头”，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急难险重问题；需要拿出最佳实践案例，向国际社会推广。

寻找确定，规划未来，塑造安全

妥善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平稳渡过中美战略相持期，在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居于不败之地，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谋定这四个方面的确定性因素，加强战略谋划，主动塑造安全。一是安全因素的上升；二是中美两大力量的战略相持；三是本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结果决定着大国博弈的胜负；四是网络空间在数字时代的极端重要性。

必须有新的安全观和理念。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国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国际国内安全挑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2024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坚定维护中国在数字时代的和平、安全和发展走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国际社会多边各方，才能具备足够的力量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国要明确新安全格局下的重点目标和实现路径，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逐步落实到现有的国际安全机制中，处理好“守旧”与“革新”的关系，以共同安全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中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事一方，更是这盘大棋局的对弈一方；无论是否愿意，中国已经被历史推到了棋手的位置。无论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考量，中国必须要成为这场大变局引发的大乱局的稳定力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大做强自己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夯实国家安全的根基。从历史上看，国际权力转移的本质就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数字时代大国博弈的关键。权力的新旧交替必然伴随着动荡、冲突甚至战争，但是最终会塑造出更加先进完善的国际体系，推动人类文明更可持續地发展。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美战略博弈具有长期性，中国与美国在实力对比上有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盟友体系、科技实力、军事力量、国际话语权、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在金融、生物、网络、太空、极地领域差距更加明显。美国当然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必然会在这些领域利用实力优势对中国打压和干涉。未来十年，刚好跨越美国两个总统任期，但是美国总统大选对中国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因为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的复杂严峻程度总体上不会降低，只是处理和应对的方式手段不同。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美国如果不调整对中国敌视、打压的战略，就必然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威胁和障碍。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要在这个时期尽最大努力稳定中美关系，并择机改善，争取让世界在中美合作的双轮驱动下前行。未来十年，防范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突发事件、及时管控危机是重点。“大欧亚板块”—“美欧板块”的逐渐成形也许是未来十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努力维持全球化大盘，另一方面要着力营造新板块。未来中美两国谁能处理好国内议程，谁能争取到更多盟友，谁能抓住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良机，谁能在国际场合讲好自己的故事，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找到出路，谁就会走得更远，成为这场世纪大博弈的最终赢家。

因势利导，运筹国际科技合作与科技外交。要维护包括对美科技合作在内的全球科技命运共同体合作，同时加快完善中国科技创新的环境，统筹相关法律、制度、金融政策等，在科技领域增强新质创新力，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要在科技领域坚定维护中国的科技安全，从政府、技术产业等层面做好极端形势下实现全产业独立自主安全的准备，面向极端场景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并开展极端情况下反制裁手段的工具箱储备工作。

团结国际社会多边各方，坚定维护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是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地位不被动摇，坚决维护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设备、设施的安全不受侵害，坚决维护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实现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和平发展的权利不被剥夺。换言之，就是维护政治安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确保网络的开放接入和互联互通。一是尽快设计机制化路径，让全球安全倡议在网络空间落地走实。二是广泛开展网络外交工作，同国际社会各方围绕当前凸显的人工智能治理、平台监管、数据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网络攻击溯源、打击勒索病毒、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热点难点密切沟通，尽可能达成共识和解决方案，进一步争取国际话语权，形成和扩大数字朋友圈。例如在数据和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中国应深刻认识中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参照，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广泛吸收借鉴美、欧、俄治理经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数据治理，探索适合自身的最佳治理范式，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数据和人工智能治理之路。2023年11月8日，以“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字世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中国浙江乌镇召开。习近平主席在视频讲话中指出：“我们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我们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我们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5]。

着眼大国竞争，快速提升战略能力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与能力。回顾美苏冷战的全过程，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后，最终决定胜负的就是各自的战略承受力，或者说战略耐久力和持续力。相较于美国，苏联的体制机制过于僵化，高层脱离群众，民众生活压抑，社会缺乏活力。由于将过多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国家经济畸形发展、民生困苦，最终各种矛盾彻底引爆导致其解体。以史为鉴，向史而新。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国力上升的关键期，要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制定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民众以更大信心，推动经济恢复活力，维护社会稳定，释放创新潜能，增强文化凝聚力。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急处理和危机管控预案，做好防范国际安全形势突变巨变的预案。同时，着手规划调整国内经济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布局，向东北、西北、西南延伸新产业布局，及时优化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要加强安全风险综合防控能力建设，高度关注生物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以及太空安全能力建设；着力在生物、人工智能、网络、金融领域补齐短板、实现突破。

注释

[1]王一苇、仲英杰：《美国第一位内阁级科学顾问，拜登交给了他五个问题》，2021年1月17日，https：//new.qq.com/rain/a/20210117A09O4C00。

[2]J. P.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8 February 1996，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

[3]奇安网情局：《美国智库建议美国政府制定新的网络空间外交政策》，2022年7月13日，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44668。

[4]"HUAWEI Meets History， Great Pow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isk， 1840-2021，" 25 March 2021，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4135986/huawei-meets-history/4944162/.

[5]《習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11月9日，第1版。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