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钰 宗义湘
 

【摘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科技赋能、装备驱动、设施筑基与政策改革。生产力变革转换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显著，有利于降低劳动强度，提升人均劳动产出；降低生产风险，提升土地产出水平；缩短作业工期，提升抢收环节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升绿色发展效能；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生态循环能力。未来，要注重科技创新赋能，稳定粮食安全向“前”突破；装备力量驱动，引领粮食生产向“深”迈进；设施建设筑基，提升粮食产能向“新”拓展；政策改革蓄势，推动粮食产业向“绿”转型。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粮食生产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8

生产力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之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写进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新质生产力”也逐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追踪梳理已有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已有数百篇相关研究的期刊文章，但关于农业粮食方面的新质生产力研究成果寥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然而也要看到，我国粮食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特别是存在一些掣肘粮食竞争力提高的因素。增强粮食竞争力是我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情况直接关系全国14亿多人吃饭问题，并对国际粮食市场供需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利用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安全，形成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作用和粮食安全保障的良性互动，对未来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联

基于农业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要对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进行特性刻画（见图1）。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具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性，即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这也是同传统生产力最鲜明的区别。此外，还有两个独特属性。一是自然性，受资源条件约束强。农业生产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必须依赖和尊重自然规律。由于农业生产对外界因素环境具有强烈依赖性，这也决定了其易受到光照、水源、土地以及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二是弱质性，受政策变动影响大。纵观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历程，实施政策支持是其普遍做法。发达国家不仅政策支持力度大，而且手段丰富多样，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政策体系。未来，我国的农业政策将面临大变革、深重塑。培育我国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农业的基本属性和我国国情特色，要考虑设施建设、政策变革两个重要变量。因此，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装备、基础设施和政策改革“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核要义是以科技装备创新为主线，整合资源要素，引入新业态、新模式等手段，提升农业要素优化组合而形成的配置效率，以设施建设、政策变革为“两翼”，增强对自然条件的适应力和对自然灾害的抗御力，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塑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农业生产力质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着力点，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发展、成就显著、经验丰富，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需求不断升级，可利用的农业资源禀赋相对贫乏且还在不断减少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粮食供求还存在着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以科技装备创新为引擎，拓展粮食生产外延边界，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其迸发的新动能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打造新质生产力与粮食安全的新交互形态，进而推动粮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科技赋能、装备驱动、设施筑基与政策改革。

科技赋能。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和生产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发挥着“千斤顶”的支撑作用。先前由于原始创新不够，我国农业科技重大原创成果和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成果供给不足，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在生物技术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风险，必须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走内生性创新之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性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内生性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在源头上提高创新能力。当前我国已经具备走粮食科技内生性创新之路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特别是依托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推行重大任务联合攻关机制，在分子改良、分子聚合育种等原始创新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装备驱动。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技术进步产生诱导作用，同时，微观生产主体会通过价格信号，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廉价的相对丰裕要素对昂贵的稀缺要素的替代，并节约相对稀缺要素的使用。随着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快速增长，由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格不断增长。在动力要素成本结构中，上述理论表现为人力成本的快速增长，对人力有较高替代作用的装备动力相对而言价格水平较低，当装备动力实现对人力的替代，就会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进而节约动力要素总成本。同时，农业科技创新日益从以生物技术为主转向生物技术与装备化技术并重，农业装备正深刻影响着作物品种选育方向、耕作制度变革方向、栽培模式改进方向。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不仅有利于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的突破，也有利于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应用。

设施筑基。从经济学层面看，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可忽视。改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既可以减少私人投入的数量，又可以根据投入要素相对价格调整私人投入结构来降低单位产品私人成本。[1]同时，完善的设施条件有利于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产业之间的有效转换与合理配置。但从效益的广义层面看，设施的作用范畴不止于投入回报，更大的回馈来自止损，特别是应对自然不利因素的侵袭。[2]粮食作物生产“靠天吃饭”的特征使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侵袭，拉长应对周期，提高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政策改革。事物发展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推广也将呈现反复性和渐进性的特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要相互适应和动态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必将要求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也要通过深化政策改革，推进农业领域生产关系调整，进而与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相耦合，以促进两者良性互动。

生产力变革转换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

从近年来粮食生产变化情况看，创新的作用日益明显。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提速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巩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有力保障。2012年～2019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上升，2016年后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提高，2018年后中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加速提升。[3]2012年～2020年，中国深化绿色发展理念，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1.027加速增长至1.157。[4]农业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新农人”、具有更高科技含量的农业生产技术装备等新的生产资料，成为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催生新模式、新动能，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生产效率不断增长，要素配置持续优化。

降低劳动强度，提升人均劳动产出。传统农业劳动者是依赖世代摸索积累的经验进行生产的小农，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结合，形成持久稳定的农业生产形态。但劳动资料是犁、耙、镰、锄头等以人力或畜力为动力的传统工具，很难减轻人力劳动负担，无法适应现代生产生活对农业生产的要求。现代科学技术使人们从依靠经验进行生产决策转向依靠可信数据。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更强技术应用能力的新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技术、新装备，利用基于激光平整、物联网系统的水田智能监测设备，精确设定稻田水位，实时监测苗情墒情，利用小型气象监测站和传感器，测量气温、水温、泥温，精准掌握作物生长情况。农民从起早贪黑查看农情，到动动手指就能获取农事信息，轻松完成耕、种、管、收等工作。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5]农业劳动资料从传统人力、畜力驱动农具向以能源为动力的现代农机跃迁，预示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机器本身减轻劳动”“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6]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用现代化机械装备农业，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12年的57%[7]增长至2023年超过73%[8]，其中水稻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5%，玉米超过90%，小麦超过97%，[9]缓解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农业机械化发展极大减轻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强度，2012年～2022年，稻谷、小麦、玉米平均每亩用工量从6.43日下降至4.17日，与此同时，单位用工产值从2012年的171.82元／日增长至2022年的345.81元／日，[10]将农业劳动力从低效生产中解放出来，使其获得更大自由度，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降低生产风险，提升土地产出水平。小农经济“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11]而土地平整化使机械化作业得以广泛实现。在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现代农业应用农业大数据使农业生产过程更可预期，配合完备的水利设施、排灌系统，有效应对农业生产的旱涝风险。数据要素是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农业数据，可以为有效防范农业生产风险提供新方案。智慧农业集成空天地数据，结合环境信息对作物生长进行建模，高效指导农业生产，科学确定耕种收时机，精确设定水肥条件，及时给出灌溉、喷药作业建议，有效应对高温、干旱等不利天气，准确预防病虫害。气象数据助力准确识别各区域热量资源变化，例如，黑龙江基于气象观测信息动态调整积温带，为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提供重要信息，为种植结构调整、作物选种提供依据。

完善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强土地生产韧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整治田块“化零为整”，增加耕地面积；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对土壤进行改良、培肥，提高耕地有机质含量，释放土地生产潜力；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善农田小气候，防范缓冲自然灾害，耕地的承灾能力得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在抵抗自然风险、防灾减灾稳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2023年，农作物受灾面积从2494万公顷下降到1054万公顷，农作物绝收面积从183万公顷下降到98万公顷，受灾率从15%下降至9%。[12]2022年底，全国已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保土保肥保水，亩产增加10%～20%，[13]为粮食生产创造了新的增长点。

缩短作业工期，提升抢收环节效率。在以现代农机装备为主要劳动资料的农业生产经营中，正逐渐实现工业生产的标准化流程，高效、快速、整齐成为现代化农田的作业特点。机械化收割减少农作物成熟后在地停留时间，降低因天气变化或其他自然因素导致的损失风险。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指导下的农机，能够快速完成土地耕作、播种、收割，相较于传统人工劳动，极大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2023年3月26日到4月16日，全国春播面积从0.55亿亩[14]推进到1.4亿亩[15]，日均完成约400万亩；10月22日到11月11日，全国秋粮收获进度从77.0%[16]推进到96.2%[17]，日均收获约1262万亩。在现代农机助力下，农业生产可以与时间赛跑。

针对“烂场雨”，2023年河南在夏收期间投入21.6万台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高峰期日收割1543万亩，高出常年日收进度200万亩，[18]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利天气导致的损失；针对小麦“一喷三防”作业要求，无人机飞防作业安全、精准，一架无人机一天可作业面积400亩以上，是人工喷药效率的20倍以上，[19]病虫防治及时高效。此外，及时收割作业为延长作物生育期、作物营养输送和后续作物种植争取到更多时间。生育期延长有利于干物质积累，增加千粒重和产量，[20]农作物机械收割作业快、工作时间短，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产量和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复种地区两季作物接茬时间短，机收、机播让“上午收小麦、下午播玉米”成为现实。机械化作业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还提高了作物种植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在气候变化和不确定的天气条件下，确保了作物适期播种和收获，同时也使更大范围内的复种成为可能。

减少环境污染，提升绿色发展效能。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着绿色农业观念，倡导用地养地结合、“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21]主张农业生产要顺应自然。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受益于农药化肥带来的产能提升，粮食产量经历了较长的增长期。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之前，我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从1978年的884万吨增长至2015年的6022万吨，[22]增长了5.8倍，同期粮食产量仅增长了1.2倍；农药使用量从1991年的77万吨增长至2015年的178万吨，[23]增长了1.3倍，同期粮食产量仅增长0.5倍。化肥农药的投入产出并不平衡，粗放施肥、用药导致面源污染较为严重。

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做加法”提高要素投入质量，同时也要“做减法”，优化化肥农药等要素配置。测土配方施肥根据土壤情况量身定制氮磷钾、微量元素肥料配比方案；缓释肥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变化缓慢补充释放肥料，调节了作物生长肥料需求与土壤肥料供给之间的矛盾；精准变量施肥农机根据土壤信息因地制宜进行平衡施肥，改善了传统施肥中施肥过量、肥料浪费的问题。此外，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集成推广，专业化防治推动农药喷洒作业从传统人工“肩上背”到现代无人机“天上飞”，农药喷雾技术、喷雾器械及农药剂型向精准、低量、对靶性方向发展，从传统全面均匀施药到精准识别杂草和病虫害，高效控制病虫草害。2015年～2022年，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从6022万吨降至5079万吨，年均减少2.4%；2015年～2021年，农药使用量从178万吨下降至124万吨，年均减少5.9%。现代农业技术通过优化化肥农药投入量，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降低农户生产成本，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奠定了基础。

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生态循环能力。马克思认为，生产节约分为两种，其一是废料再利用的节约。“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4]“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25]技术打破了传统认知的桎梏，既解决了废料污染环境、占用空间的问题，又衍生了新的产品，增加了产出与收入。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26]

以秸秆综合利用为例，把过去只能燃烧作草木灰的秸秆，变成复合肥、瓦楞纸等原材料，在提高附加值的同时，减少了秸秆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2021年，全国秸秆利用量6.47亿吨，综合利用率88.1%，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0%、18%、8.5%、0.7%和0.9%，秸秆还田量4亿吨，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质平均增加5%～7%。[27]农业技术在秸秆综合利用中的创新实践，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又如，农膜一直以来都是稳产保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但是传统农膜难降解、难回收，成为破坏土壤的主要污染源。在贵州湄潭，废弃农膜绿色回收再处理技术探索出解决白色污染的长效机制，智能化总控破碎机对地里回收的农膜进行处理，经过切断破碎、摩擦清洗、漂洗造粒、注塑成型加工为塑料框篮或生产育苗托盘，废弃农膜摇身变为新产品，深度改变了农膜利用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化利用，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得到了有效利用，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

粮食生产提质增效面临的突出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粮食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明显改善、品质持续优化升级，粮食生产由保障口粮安全过渡到注重质量、营养和生态等多目标的大食物安全观。同时也必须看到，粮食生产短板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在：部分品种土地产出率较低、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转化增值率偏低、农资利用率整体水平不高、产品综合利用率有待提升。厘清关键问题，有助于更好推动粮食产业强国建设。

部分品种土地产出率较低。从国际比较视域看，近年来，粮食土地产出率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但各国土地产出水平参差不齐。三大主粮中，中国稻谷土地产出率高于东南亚稻谷主产国，玉米土地产出率低于农业强国美国，[28]小麦单产水平高于美国且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由图2可知，从2000年～2022年稻谷主产国土地产出率来看，中国高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2022年中国稻谷土地产出率为7079.6公斤／公顷，分别比印度、越南、泰国的4229.4公斤／公顷、2988.2公斤／公顷、6019.5公斤／公顷高67.3%、136.9%和17.6%。印度、泰国、越南稻谷出口份额虽位于世界前列，但亩产量较低，其原因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化水平、品种选择等方面。印度水利工程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致使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从而影响稻谷亩产量；泰国稻谷亩产量低很大程度源于品种限制，其以传统水稻品种为主，且稻田单一化连作易诱发病虫害，限制了稻谷产能提升；越南稻谷种植依赖人工栽秧，栽培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规模小，进而影响稻谷种植的经济报酬。

从玉米主产国土地产出率来看，中国玉米土地产出率远低于美国，高于发展中国家巴西（见图3）。2000年～2022年中国玉米单位面积产量稳中有升，由4597.5公斤／公顷增至6436.1公斤／公顷，增长幅度40%。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玉米土地产出率依然较低。美国农场主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程度高，标准化管理形成了高产优势，提高了玉米生产效益和产品竞争力。中国和巴西两国玉米单产波动上升的趋势基本一致，2020年～2022年两国玉米单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1.5%。巴西玉米单产年均增速最高，主要原因在于巴西玉米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巴西自2005年正式批准转基因玉米种植，2017年转基因玉米普及率已高达88.4%，极大提高了玉米单产水平。

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小麦土地产出率呈现显著优势，单产水平高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小麦主产国。2022年中国小麦单产水平为5855.4公斤／公顷，高于美国的3127.3公斤／公顷、澳大利亚的2847.0公斤／公顷、加拿大的3405.6公斤／公顷。中国小麦锚定高产、稳产目标，农户把“千粒重”“亩产量”作为衡量生产技术、提升种植效益的重要指标，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小麦单产实现了跨越式增长。[29]此外，中国重视小麦生产的规模化、区域化、专业化，强调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通过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实施精准施肥，为保证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河南、山东等地的麦农正在转型专业化种植，河南作为“小麦之乡”，全程机械化作业水平程度高，截至2020年底，小麦生产已经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9.3%，科技手段有效助力了小麦单产的提升。

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由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各国劳动生产率整体有所提升，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一是2003年～2020年以来，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泰国五国粮食劳动生产率呈波动增长趋势。2020年，以上五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粮食产量分为3426.4公斤／人、162148.5公斤／人、44860.1公斤／人、13817.9公斤／人、3109.5公斤／人，比2003年分别增长241.6%、22.9%、51.3%、229%、42%。其中，中国和巴西两国粮食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年均增速均超过1.1%，高于美国的1%、澳大利亚的1%。粮食综合农业机械化率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提升，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中国自2004年起实施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截至2020年底，扶持了3800多万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农机具4800多万台；巴西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领域的科技投入，通过推广灌溉系统、集约化牲畜饲养等技术，促进了粮食生产方式转变、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转型，实现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二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粮食劳动生产率差距显著。2003年美国、澳大利亚粮食劳动生产率分别是中国的132倍、30倍，巴西的31倍、7倍，泰国的60倍、14倍；2020年该项比值有所缩减，美国、澳大利亚粮食劳动生产率与中国比值下降至47倍、13倍，与巴西比值缩小至12倍、3倍，美国粮食劳动生产率与泰国比值降至52倍。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粮食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绝对优势，其重要原因在于其现代农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为支撑现代粮食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农业强国，粮食生产分布集中，平均经营规模较大，各地区依据资源禀赋特色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特色产品，为实现粮食节本增效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便利；澳大利亚注重利用先进技术和推进农业机械化，使其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相较而言，中国粮食劳动生产率较低，日益成为农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劳均耕地面积小、耕地质量不高且细碎化。2020年，中国有27285.7万户农户经营耕地，而经营耕地面积在30亩以上的农户只有1152.5万户，占比不足5%，耕地细碎化阻碍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普及。此外，中国已经步入劳动力短缺时代，[30]出现了“刘易斯拐点”，2006年～2019年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者平均年龄由46.6岁增长至55.3岁，60岁及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由15.0%增至39.7%，农业就业人口老龄化降低了专业化优势，从而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1]

转化增值率偏低。中国粮食加工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但转化增值率不高。2015年中国粮食加工业总产值为3.9万亿元，2020年达到了6.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2%，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平稳增长，效益不断提高。尽管粮食生产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延伸，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倍增，[32]但对标发达国家，农业增值增效空间亟待拓宽。从粮食产业来看，202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6949.15万吨，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集贸市场均价为每百斤122.4元，测算所得粮食转化增值率约为2∶1；放宽至农产品行业，目前中国农产品转化增值率为2.52∶1，低于发达国家的3∶1～4∶1范畴。

农资利用率整体水平不高。化肥农药投入产出比反映了各国农药化肥的投入产出效果，投入产出比越高，意味着施用效率越高。[33]通过对2000年～2021年稻谷、玉米、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进行测算可知，中国农资利用率在全球范围中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2021年稻谷主产国化肥亩均投入量中，印度化肥投入产出比最高，中国次之，最后是泰国，稻谷投入产出比均值分别为24.8、19和9。从纵向看，中国、印度、泰国三国化肥投入产出比波动较为平稳，2021年，中印泰三国的化肥投入产出比分别为22.3、23.6、10，与2000年相比分别变化－0.07%、－0.19%、0.15%，可能原因在于稻谷单产提高与化肥投入量增幅相一致。横向来看，中印两国与泰国化肥投入产出比的差距维持在一定水平，泰国化肥施用综合效率相对较低，中印两国稻谷化肥投入效果优于泰国（见图5）。

美国玉米化肥施用综合效率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图6所示，从数值上来看，美国化肥投入产出比最高，中国玉米投入产出比最低。2000年～2021年玉米主产国化肥投入产出比从大到小的排序为美国、巴西、中国，平均值分别为94.4、23.6、15.9。美国玉米化肥投入产出比是巴西的4倍、中国的5.9倍。尽管随着“化肥减量增效”政策实施后，中国的化肥投入量呈现下降趋势，但总量仍高于美国，单产水平也与其存在一定差距，这就造成中美两国在化肥投入产出比方面差距较大。从纵向看，美国玉米化肥投入产出比小幅增加，2021年美国玉米化肥投入产出比为94.4，相较于2000年增加1.7%。中国和巴西两国玉米化肥投入产出比总体呈现出平稳特点，化肥农药投入产出水平变化不大，但整体有所下降。2021年中巴两国的玉米化肥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5.9、23.6，与200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9.7%、0.59%。

中国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水平同样低于发达国家（见图7）。通过测算2000年～2021年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我们可以发现，加拿大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均值最高，为36.2，是中国的2.6倍。虽然中国小麦单产水平高于加拿大，但中国小麦化肥投入量高于加拿大，中国小麦化肥亩均投入量均值是加拿大的4.4倍，因此中国与加拿大的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差距较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化肥投入产出比均值分别为28.7、27.4，均高于中国13.7的水平。纵向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波动下降，202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8.2、38，较2000年分别上涨27.1%、44.2%；美国和加拿大小麦化肥投入产出比分别为27.4、20.8，较2000年下跌10.3%、52.9%。

产品综合利用率有待提升。发达国家农林废物产量低于发展中国家，农林废物利用经济效益较高。以秸秆为例，2012年全球秸秆总产量为50.81亿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秸秆产量大国，秸秆总产量高达9.40亿吨，占全球秸秆总产量的18.50%。[34]与此同时，中国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也在逐年递增，2021年全国秸秆产生量8.65亿吨，较2018年增加了3500多万吨。从秸秆综合利用主导方式来看，发达国家形成了“秸秆直接还田＋厩肥＋化肥”的三合制施肥制度。美国土壤氮素3／4来自秸秆和厩肥，秸秆直接还田量占秸秆总产量的68%；[35]且美国高度重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值化利用，如将秸秆转化为纤维素乙醇等，增加了秸秆利用附加值。中国秸秆资源则以肥料化和饲料化利用为主，[36]根据2022年《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2021年全国秸秆利用量6.47亿吨，经计算秸秆总体利用率只有74.8%，与美国秸秆综合利用率90%以上的水平相比，相差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大约1.3亿吨秸秆被浪费。

以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生产

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道路上，要着力推动粮食生产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切实提升科技对粮食增产增收的支撑作用，[37]实现内涵式发展、多元化发展，以科技创新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赋能，稳定粮食安全向“前”突破。科技创新是控制粮食产业链最前端的关键手段，也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应抢抓创新战略制高点，用科技支撑粮食生产优质升级。一是有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广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农业技术、智能化农业技术等应用，改良粮食作物品种、多途径提高粮食生产率及质量效益。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体系建设，打通科研成果到现实生产力的通道，将粮食科技成果的产生与实际需求进行对接，创新粮食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形成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涉农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率，畅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支持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到田间地头开展科技服务，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让科研成果更“接地气”。二是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培育高产高油大豆、优质功能水稻、优质节水小麦、耐旱宜机收玉米、耐盐碱作物等新品种，通过生物技术产品创新，挖掘育种价值新基因，打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面向产业发展需求研发多基因叠加、多性状复合新产品，着力解决种业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三是推动农业产业链条核心技术研发。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推进育种、育苗、栽培、收获、加工、包装、物流、保鲜等全产业链集成技术的研发，推广粮食产业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的多业态发展模式，最大限度挖掘品牌农产品市场价值与技术优势。

装备力量驱动，引领粮食生产向“深”迈进。培育生产效益增长点，用装备力量驱动粮食产业延伸。一是强化粮食生产装备支撑。加强智能化、复合型农业机械研发应用，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研发企业投入资源研发粮食生产装备。加强耕地“宜机化”改造，提升粮食生产装备的性能和效率，提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二是聚焦粮食生产数字化建设，提升智慧农业科技创新力。紧抓“新基建”机遇，在农业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与智能机器人、智能化农业机械与装备、信息实时采集技术和设备、区块链等领域部署数字农业科技专项，抢占粮食科技创新制高点，培育世界粮食科技引领能力。三是完善粮食产品追溯体系，打造优质粮食产品品牌。建立“一物一码”追溯体系，运用5G通信网络及田间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囊括农产品从种到收的完整数据，实现产品全周期可追溯，有效提升流通系统的透明度，增加消费者信任度。

设施建设筑基，提升粮食产能向“新”拓展。加大一般服务性质的“绿箱”支持投入，推动政府的公共投资替代粮农的私人生产投入，让粮农在同等支出下获得更大产出或以更少支出获得同等产出，从而相应降低粮食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一是加大粮食生产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粮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加大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土壤改良、高标准农田、机耕道建设等的投资力度，创造规模经营和机械化作业条件，并将晒场、烘干等配套设施纳入投资建设范围。加大对农田水利和节水灌溉设施设备的投资力度，集中建成一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大力普及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二是加大粮食流通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打造可持续粮食供应链。加快物流节点库建设，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在东北、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布局物流节点库，增加粮食公共储备、质量检测、流通与市场促销方面的公共投资，改善流通领域的基础设施条件、制度安排和运作效率。

政策改革蓄势，推动粮食产业向“绿”转型。粮食发展已从注重数量到质量、效益并重，从注重生产功能为主向注重生产、生态、生活功能并重转变，迫切需要掌握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高技能人才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支撑粮食产业建设、丰富支持绿色低碳科技研发的政策工具箱。一是建立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应开辟增创绿色新亮点，实现粮食产业生态发展。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绿色技术，引领农业环境改善。增强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研发与应用，部署实施以农田生态恢复、精准施药技术、种养生态平衡、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生物灾害绿色防控等为核心的农业绿色生产科技专项。建立以绿色生态为主导的技术体系，研究生态交易方式机理，完善生态产权确定技术和生态利益、生态补偿测算技术等方面政策，形成农业生产生活相协调的技术体系，实现农业生产和乡村自然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和谐统一。二是深化改革，着力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增强小农户与大市场、大农业的衔接能力，提升合作化、组织化程度，通过集中决策、统购统销等方式，节约交易成本，增强对新技术、新工具的学习能力。农业科技人才作为引领科技进步与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坚实力量，代表农业科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应切实提高其科技素养，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生产绿色转型的机制与对策研究”和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3&ZD110、2023BS03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琳、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宋洋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释

[1]朱晶、晋乐：《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10期。

[2]农业基础设施涵盖的种类很多，各类设施对粮食增产的保障功能和程度存在差异，农业基础设施的常规概念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电力基础设施。

[3]唐建军、龚教伟、宋清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要素流动与技术扩散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7期。

[4]金绍荣、任赞杰：《乡村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改革》，2022年第12期。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8、483页。

[7]《2012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7%》，2013年2月26日，https：//www.gov.cn/jrzg/2013-02/26/content_2340477.htm。

[8]高云才等：《丰收中国舒展美丽画卷》，《人民日报》，2023年9月23日，第2版。

[9]常钦、李晓晴：《农机增动力 丰收添底气》，《人民日报》，2022年9月2日，第18版。

[10]每亩用工量、家庭用工天数每亩产值数据参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页。

[12]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3]常钦：《更多粮田变良田》，《人民日报》，2023年1月16日，第2版。

[14]朱隽：《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人民日报》，2023年3月27日，第5版。

[15]邹伟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人民日报》，2023年4月19日，第1版。

[16]《全国秋收进度近八成 秋播秋种工作有序推进》，2023年10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1023/c1004-40101204.html。

[17]郁静娴：《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九成半》，《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2日，第1版。

[18]《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推进“三夏”生产》，2023年6月22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7874.htm。

[19]《河南上蔡：146万亩小麦实现统防统治全覆盖》，2022年4月26日，https：//www.moa.gov.cn/xw/qg/202204/t20220426_6397748.htm。

[20]王尚明等：《基于头季稻+再生稻产量的再生稻关键技术试验》，《江苏农业科学》，2021年第20期。

[21]《陈旉农书》。

[22]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2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2015年到2022年的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的数据来源同上。

[23]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5年到2021年农药使用量数据来源同上。

[24][25][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7、118、95页。

[27]李晓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超88%》，《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0月13日，第4版。

[28]姜长云、李俊茹、巩慧臻：《全球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和经验启示》，《学术界》，2022年第8期。

[29]刘锐等：《中国小麦国际竞争力分析》，《麦类作物学报》，2022年第9期。

[30]孔祥智：《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估算》，《改革》，2019年第5期。

[31]林本喜、邓衡山：《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4期。

[32]高芸、钟钰、刘晓雪：《粮食增产千亿斤：压力抑或潜力？——基于技术进步方向和关键要素的判断》，《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4期。

[33]钟钰、陈希、王立鹤：《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的中美巴三国大豆竞争力分析》，《国际贸易》，2021年第10期。

[34]王红彦等：《国外农作物秸秆利用政策法规综述及其经验启示》，《农业工程学报》，2016年第16期。

[35]孙宁等：《国外农作物秸秆主要利用方式与经验借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5期。

[36]杨传文等：《中国秸秆资源的时空分布、利用现状与碳减排潜力》，《环境科学》，2023年第2期。

[37]钟钰、巴雪真、陈萌山：《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理论构建与治理进路》，《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2期。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