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莹
 

【摘要】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呼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旨在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改革科技创新的人才发展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9.007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核心，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要素均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在劳动者方面，当数据成为劳动对象、算法成为劳动工具时，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必然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如能够利用、操作、维护数字技术和现代高端先进设备等。在劳动工具方面，传统机械为主的生产工具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现代劳动工具具有虚拟与真实交织共在的特性，既包括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现代计算中心和数据处理中心、电子信息设备设施和各种通信工具等通用性设备，还包括适用于不同领域、行业和群体的商业软件、硬件设施和应用。在劳动资料方面，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资料已变革为数智化、高效化、绿色化的新型劳动资料。传统劳动资料与智能化劳动资料的融合升级极大提升了劳动效率，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紧密融合，形成共生的价值循环体系，不同行业之间可以实现业务交叉、数据联通、运营协同，形成新的产业融合机制和社会协同平台。在劳动对象方面，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对象的范围和领域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了数智化设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还体现在各种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上，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实现了对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的渗透和融合，无论是实体性要素还是渗透性要素都被赋予了数字属性，不同要素之间不再是孤立静止的关系，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有效的信息匹配和数字链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引，指明了实践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改革命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明晰改革的逻辑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探索改革经验和现实规律及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主线。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具体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而其中内含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关于生产关系为什么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当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城市手工业经过工场手工业的形式逐渐集中，特别是出现以蒸汽磨代替手工磨，即以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人们就难以实现对社会化的、集中的、巨大的生產力的分散经营和个别经营。少数新兴的富有者占有了这些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劳动者和他们的生产资料则相分离，继而成为雇佣劳动者，从而形成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一生产关系体系。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以劳动力为起点，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为起点。随着生产方式的革新，建立在对特定历史时代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研究进程上表现出相应的内容转向。这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要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发展。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改革是指改变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和不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上层建筑。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改变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和不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不断激发，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改革必须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的目的也必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2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5]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结论。将改革进行到底，始终是推动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这一意义上看，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也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呼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既包括变革现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也包括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未来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并不是有了新质生产力之后，无需主观努力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通過主动改革才能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更加坚实，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力气力抓落实，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6]在中国改革的唯物史观逻辑指导之下，我们应着眼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探索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领域改革的具体路径。

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实践中依然存在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从产业要素发展看，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都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要素。我国产业要素之间协同性不足、要素资源错配，科技创新对产业体系发展支撑能力较为薄弱，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存在“两张皮”的脱节现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依然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化发展，产业发展与国际产品、要素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亟需提升产业开放层次，增强产业开放的内外协同性。

从产业体系发展看，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实体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动力体系，高效的现代服务业、顺畅的现代流通业和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保障体系。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加快发展新产业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相一致，为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推进要素资源商品协同，从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战略思路。目前来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例如，产业结构升级滞缓制约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产业经济向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脱实向虚”的产业结构走势未得到有效遏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压力大，数字经济仍未完全释放增长红利，等等。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从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向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方向发展。产业生态的融合性重塑是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生产方式进一步社会化的新表现。新质生产力推动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融合效应，这就要求进一步实现数智化生产资料与数据要素的共享和融合。

从数字经济发展看，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将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推动力，有效带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经济活动中，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存在数据要素共享难度大、有效性低、安全保障压力大和市场监管难等问题。总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从数字技术发展看，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异化程度。首先，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弱连接”关系容易诱发在劳资关系认定上的机会主义，从而导致劳动关系认定面临困难、劳资冲突时有发生。其次，平台的中介逻辑、网络效应和垄断趋势影响着劳动关系，数字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社会权力的新力量。再次，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者内部发生分化成为可能，如低端劳动者“边缘化”和高端劳动者“核心化”同时发生。最后，数字鸿沟体现了社会主体间的不平等性，其扩大也会造成新质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技术只有与人的劳动相结合、为劳动者所掌握和应用，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化解数字技术与劳动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之二。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实践中依然存在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条件的变革，实质上就是“变革生产方式本身”[7]。生产方式是一定生产力构成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技术组合方式，以及与这一特定生产力发展条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社会组合方式。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展到现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组合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物质生产为主体的生产力发展为以科技劳动为主体的生产力，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劳动的发展历史，所体现的是劳动的种类、结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及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和怎样实现生产的差别与变化。从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依次经历了体力作用、自然条件作用和资产条件作用、智力作用为主的三个阶段，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也依次经历了劳动主体因素、劳动客体因素、劳动主体因素（劳动主体的智力水平与劳动客体的物质形态更紧密结合在一起）分别起主要作用的三个阶段。其中，劳动主体的智力水平与劳动客体的物质形态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明科技劳动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劳动方式的形成，创新性劳动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演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经济一体化社会逐步形成，科技不再是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的体系，而是逐渐融入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各环节。经济的科技化和科技的经济化推动了现代科技型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而后者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和突出。

从科技发展水平看，科技的生产力功能发挥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科技发展的水平及其向社会生产转化的可能性程度；二是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对科技的需求程度；三是科技与生产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完善程度。科技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通过不断融入生产系统、经济系统发挥出巨大作用，而科技融入经济系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科技的生产力功能的实现程度。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核心支柱产业，但在部分技术要求高的細分行业仍存在一定技术缺陷，面临“卡脖子”难题。

从工业软件发展看，工业软件是智能制造的大脑，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软件起步较晚、技术储备存在不足。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软件产值仅占全球产值的6%，与中国工业产值全球第一的地位严重不匹配，高端工业软件领域主要由外资主导。[8]中国自研的计算机芯片与美国英特尔、英伟达等生产的芯片仍有较大差距。数字时代下，算力将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目前有13个超算中心，在算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部分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中国的5G技术虽然在关键指标、基础性技术、网络架构设计、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均实现了领先和主导，但也存在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制造等基础硬件受制于人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在巩固传统优势领域的同时，加快补齐技术短板，不断提高产业体系的完整性。

从基础科研发展看，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存在投入不足，基础科研成果转化率及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增长受到影响等问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增长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研发主体地位确立、激励机制、科技研发成果等方面机制不顺，知识链、技术链、产业链脱节。此外，近年来，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企业采取极限施压手段，阻断中美技术交流，强推中美科技脱钩，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局面，导致我国科技创新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活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推动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单纯依靠资金等硬件投入，还要加大创新环境等软件投入力度。如以合理的行政手段干预科技资金投入管理和运行使用，提升创新资源之间的协同性；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机制，彻底破除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从人才市场发展看，创新性劳动最为核心之处在于创新，创新意味着变革与突破，谁能抢占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产业结构也逐步由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跃进。尽管我国科技人才总量规模宏大，但人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形成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高端创新型人才不足，因此亟需积极培育一批能力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科技人才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全面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解决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充分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就是要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经济体制支撑。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加快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9]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是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政府要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规划，引导各类创新资源投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产业战略支撑。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优势。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推进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合作平台，以及推进数据开放与共享、设计技术交易平台，加强以创新人才培养等方式促进要素的市场化流通。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制度，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的监管机构要加强协同配合并形成合力，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从法律层面明确数据要素的产权归属，制定数据要素的价值评价体系，为数据要素的评估和交易提供科学根据。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强数据开放共享，强化数据信息安全。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和竞争机制，注重人才与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的融合，积极培育创新型人才，弥合劳动者的社会分化。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对于拓展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至关重要，要通过深化产业链合作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制定差异化的国际市场影响策略，提高产品的国际适应性。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还为全球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契机。中国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营造开放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借鉴并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结合自身科技优势，积极构建全球创新中心，推动和引领世界范围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在国内层面，科技创新能够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造就崭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层面，科学技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随着数字技术的演进，数字经济这一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正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篇章正全面开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0]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和第一驱动力。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新跃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科技融入经济系统的方式，充分发挥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体制支撑。

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加强技术转化应用。“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11]共性基础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企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类技术。为此，应增加基础性研究投入，构建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的良性互动模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成果开发利用管理机制。技术转化应用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与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及发展新产业等活动。技术转化应用既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经济的过程，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技术、产品和市场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三大影响因素，需要政府、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多方共同发力，研发出更适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高科技成果，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除此之外，还可以加快建设一批专业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速器，探索建立健全科技成果高效孵化机制，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政策制度落地落实。

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充分结合。企业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主要载体，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的合力。要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筑牢国家创新体系基础。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源头创新的主力军，必须增强其原始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高其“从0到1”的原创能力。深化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和高等院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符合创新规律、职能定位清晰的治理结构，完善科研组织方式和运行管理机制，加强分类管理和绩效考核，增强知识创造和供给，筑牢国家创新体系基础。

改革科技创新的人才发展机制，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大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对从事不同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实行分类评价，制定和落实鼓励创新创造的激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充分调动和激发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科技创新人才后备力量，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提升奖励的荣誉性和激励性。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因此，要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加大对科研人员转化科研成果的激励力度，构建服务支撑体系，打通成果转化通道，通过成果应用体现创新价值，通过成果转化创造财富。加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完善技术转移工作体系，制定具体措施，推动建立专业化的机构和职业化的人才队伍，强化知识产权申请、运营权责。逐步实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与下属公司剥离，强化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鼓励以转让、作价入股等方式加强技术转移。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发整体效应。”[12]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其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样态和主导性生产要素并不相同，建立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样态和主导性生产要素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是改革的逻辑起点。因应生产力发展而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即为改革。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要以改革促创新、畅循环、强保障，通过深化经济体制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031）

注释

[1]《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69页。

[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6]《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18年9月2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20/content_5324033.htm。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8]黄奇帆、陈春花、吴声等：《数字上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19页。

[9]《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5月6日，第1版。

[10]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1月3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26页。

参考文献

刘冠军，2021，《馬克思“科技–经济”思想及其发展研究》（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盖凯程、韩文龙，2024，《新质生产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涛等，2023，《“十四五”时期重大生产力布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张雷声，2024，《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人民日报》，3月4日，第17版。

韩喜平、马丽娟，2024，《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当代经济研究》，第2期。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