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酒缸，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存，证明莒人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酿酒技术。

大汶口文化时期储粮罐，学界普遍认为，只有粮食有了富余，才可能开始有规模地酿酒。

盉，大汶口文化时期酒具。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钱欢青 摄

学术顾问鲁文生学术支持山东省博物馆学会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发自莒县

“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且不说李白、张旭两位“艺术大侠”酒量究竟有多大，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建元素，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但关于酒的溯源，长久以来却存在多种猜想和假说，无论是传说的仪狄造酒，还是杜康造酒，都注入了先人对酒的美好想象。学术界普遍认为，能有充分证据证实酒的起源的，是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套酿酒器具，这些器具包括滤酒缸、接酒盆、盛酒盆，和盛放发酵物品的大口尊。尤其是滤酒缸，证明早在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酿酒技术。

这些中国最早酿酒器，如今陈列在莒州博物馆，向世人证明着先人的智慧。而它们的出土过程，则还有着一个曲折的传奇故事。

陶文大口尊带来“好运气”

莒县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先生告诉记者，酿酒器的发现，和“陶文大口尊”不无关系。

1960年暴雨冲出三件分别刻有“锛”、“斧”和“日月山”的陶文大口尊后，为了考察其年代，1962年夏，苏兆庆陪同山东博物馆的王思礼、张学海两位先生徒步去陵阳河遗址考察。苏兆庆记得，当时沭河水很深，走在木桥上，水还能没到大腿，“我们三人互相牵着手前进，这样还有随时被冲到桥下的危险。事后想来才有些害怕。”经过考察，王思礼和张学海分析：“陵阳河的文化遗存比山东典型龙山文化还早，是山东又一新的文化典型。”随后，考古部门进行了试掘，挖了五座墓葬，因资料少和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公布，后来先公布了泰安大汶口的报告，所以这一新的文化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而事实上，正如后来张学海先生所说，“陵阳河遗址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

1969年，苏兆庆背着三件陶文大口尊上北京展出后，在古文字学界和文物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们纷纷撰文，认为它们将中国的文明史和文字史提前到了5000年前。进京展览的三件陶文大口尊，是大水冲出来的，没有地层关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遗物，而不是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遗物。为确认“大口尊”的地层关系，就必须进行正式发掘，找到共存物。

1978年秋天，苏兆庆到省博物馆办事，恰好在省博物馆接待室里遇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队长高广仁先生，他和夫人邵望平也都写过有关陶文的文章。苏兆庆请高先生帮助发掘陵阳河遗址，但高先生说省博物馆已在陵阳河做过工作，我们再插手，怕影响两级关系。他让苏兆庆自己发掘。苏兆庆说我们的经济能力和技术力量均难承受。他说这好办，“你自己发掘有困难时我可以帮你，因为陵阳河遗址太重要了。”高广仁的一席话，坚定了苏兆庆要发掘陵阳河遗址的信心。但是他也怕和省博物馆关系出问题。于是就在临沂文物处(莒县原属临沂)等地造舆论，说要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来莒县发掘陵阳河遗址，确认陶文大口尊的地层关系。消息传到济南，省博物馆跟临沂文物处和苏兆庆说，省里明年春天一定去莒县对陵阳河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1979年4月3日开始，山东博物馆和莒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以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小朱家村等遗址进行发掘。令苏兆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发掘，不仅确定了大口尊的地层，还发现成套的酿酒器，用他的话说：“大口尊带来了好运，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酿酒器。”

徒手挖缸，挖得手都出了血

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至今苏兆庆都清楚地记得当时考古发掘的“阵容”：省方领队王思礼，参加人员王树明、袁旺、赖修田，万良、张振国、何德亮等；莒方领队苏兆庆，参加人员张安礼、柏春明等。从4月3日到30日，考古人员清理了墓葬五座，但他们期待的“东西”却还没出现。“五一”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考古项目又经历了停工风波，一直到5月9日才重新启动。

5月9日早晨8点开始，苏兆庆和赖修田组织指挥60多个农民工在陵阳河道里打探沟，直到中午12点多才让收工回家吃饭，忙忙碌碌一上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农民工散去后，苏兆庆和赖修田在河边洗手后沿河床由东向西走，边走边看，无意中发现一块高约10厘米，宽7至8厘米厚的陶片，苏兆庆赶紧伸手去拿，没拿动！立即兴奋地说：“找到了！拿不动就说明它在泥里，是个‘大家伙’！”两个人无比高兴。

因为当时已经收工，没有工具，两人不约而同地双膝跪在地上，用手不停地挖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两人足足挖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把那个“大家伙”挖出来，就稍微喘息了一下，这才感到手有点疼，一看，哎呦！流血的手上沾了许多泥土。此时，两人谁也顾不上包扎，又不停地挖了起来。

苏兆庆点上一支烟，看了赖修田一眼，兴奋地把目光聚焦到了陶片上。赖修田和苏兆庆对视了一下，望了一眼斑斑驳驳的沙滩，也把目光投射到了陶片上。两人蹲在陶片旁，如同两块山岩。各自沉思了一会儿，就商讨起了下午施工的细节，越谈越高兴，都忘了肚子还在咕咕叫。

下午6点多，两人和农民工终于挖出了一件滤酒缸，此缸为夹砂红陶，高3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44厘米，敞口，斜直壁，底部有直径9厘米的圆形漏孔，通体饰蓝纹，形体硕大。后经专家鉴定，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罕见的酿酒器。

这就是当时的陵阳河遗址6号墓。6号墓是目前大汶口文化时期最大最丰富的墓葬，随葬品多达206件，大口尊，成套酿酒器等重要文物一并出土。

5000年前，莒人就已发明酿酒技术

苏兆庆说，6号墓中出土的成套酿酒器具，实属重大发现，堪为莒人早在5000年前就已发明了酿酒技术的物证，也是莒地原始农业发展，粮食已有剩余的标志。

之后，在苏兆庆的建议下，考古人员在6号墓四周扩方，继续发掘。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陵阳河遗址考古发掘终于结束，这次发掘，总共清理了45座墓，出土了2800多件文物。其中有“大口尊”、“酿酒漏缸”、“瓮”、“高领罐盆”、“鬶”、“鼎”、“豆”、“盉”、“壶”、“单耳杯”、“薄胎高柄杯”等大汶口中晚期文化遗存，其时间距今约5000年左右。

在6号墓出土一套酿酒器之后，17号墓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酿酒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件高60厘米、口径33.5厘米的灰陶尊，刻有一个涂了朱红的会意字，其上成串的小圆圈与上部相通，看起来好像是有水正在往下滴，是滤酒的会意摹画，与其他酿酒器互相印证，专家因此认为，这件灰陶尊上刻画的图案，应该是原始酿酒业的实物描绘，是祭祀酒神的祭文，可以将其解释为“酒”字。

苏兆庆说，凌阳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大墓中的酒具占了随葬品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酿酒技术在5000年前就早已开始了。另外，这批墓葬规模不一，大墓均有原木组成的葬具，随葬品多寡悬殊，质料优劣有别，贫富分化明显。6号墓长4.5米，宽3.8米，有木椁，随葬品多达206件，而且器形大，质量好，可为同时期墓葬之冠；但个别小墓长仅2米，宽0.80米，随葬品只有六七件，且陶质粗劣。从位置上看，大中型墓集中在遗址北部，靠近河床处；小型墓在遗址中部或偏南处，这是贫富分化的标志与说明。苏兆庆认为，陵阳河遗址的发掘极其重要，它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酿酒技术的发明与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探寻我国私有制的产生、文明的起源、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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