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艳 云南省档案馆
1938年4月25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经过北面榜书“地靖坤维”的三牌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搬迁入滇，在滇8年期间，为国家保存了重要的教育及科研力量，并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其显著成就和优良学风，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誉。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复员北返，今年已经70周年。留存在原西南联大校址内的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依然矗立。通读一千一百言碑文，跨越时空的学风扑面而来，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士人使命”品格，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与西南联大的精神气质融为一体，永放光华。
家国危亡悬一线 学人爱国自当先
西南联大与八年抗战相始终，这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铸就西南联大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同时期其他南迁、西迁的大学不同，西南联大有一群人用双脚丈量了从长沙到昆明的大地，他们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切身感受民间的贫苦，体察民族之不平等，了解社会民情和民风民俗，从而将爱国精神转化为具体认知，成为西南联大精神之柱和学风之核。对于西南联大学人，爱国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知自觉，他们用爱国精神塑造自己的学风，因为只有为国家民族才能做到纯粹和坚韧，渡过学习的苦海，达到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境界。
学者表达爱国精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弘扬学术。西南联大总务长、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讲：“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持严谨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学人为国家民族而担当，异常振作，在图书资料匮乏、设备仪器简陋的条件下，默默在自己的领域努力耕耘，在学术的道路上执著追求，创造了中国学术成就的典范，如华罗庚《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多元分子之振动光谱及其结构》、张青莲《重水之研究》、闻一多《楚辞校补》、冯友兰《贞元六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无不深沉厚重，成为经典。
大学表达爱国精神最有效方式，就是学以致用。西南联大师生积极投身社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参与抗战后方建设，如参与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抗疟工作、煤化工和酒精等抗战能源生产、滇池开发规划、农业研究及开展云南植物调查、民族调查、人口调查、师资培训等。西南联大学人新的思想、技术、人才突然充实到云南各个领域之中，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云南工业最为鼎盛、师资力量和受教育人数增长最快、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引进最多、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最为蓬勃、文学艺术最为多样、报纸杂志最为丰富、社团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西南联大的到来，还改变了昆明的社会意识和文明风貌，云南的民主运动引领全国。在抗战最危急时刻，为筹备抗战最后的后方，曾昭抡教授带领西康考察团，再次用步行的方式，穿越今天四川西南部的高山峡谷，西南联大学人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奋斗精神。
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不惜为国家牺牲。西南联大有800余名学生从军，约为联大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长沙临时大学期间也有300余人参军。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大多从事翻译、电讯等急需的技术性工作，特别是在远征军、中国驻印军、中美空军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成为盟军协同对日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缪弘在西南联大五次献血，写下“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浇灌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的坚定诗篇后，慨然从军，在反攻桂林的战斗中洒尽最后一滴热血。
西南联大将从军学生姓名郑重镌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昭示西南联大将爱国精神作为自己最为崇高的价值。
流落天南飘零境 不改初心仍弦歌
抗战时期，民族危难，西南联大担起传续中华文化的重责，辗转飘零，万难不悔，最终胜利完成使命北归。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艰难的步行旅途，成为传播文化和精神的课堂，没有教室和书桌，没有课本，湘黔交界处的辰谿沙滩上的篝火堆成为闻一多传授远古神话的讲堂。在封闭偏僻的贵州玉屏县衙，曾昭抡为一群小学生演讲，为他们开启一扇外面世界的小窗。在安顺，闻一多告诉学生，自己的《红烛》《死水》那样的诗已经过时，国难时期，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他在否定自己艺术的同时，给学生们播撒下抗战时期文化人的价值观。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三千五百里文化长征，不是文化苦旅，而是西南联大士人们在苦难和迷茫中的自我救赎，自此伊始，无论如何艰难，西南联大始终育人不悔，弦歌不辍。
对于西南联大的教师们而言，生活的巨变并没有让他们沉沦，虽每天为生存奔波，却仍然坚守自己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校务繁忙的梅贻琦亲手拟定学校的学术研究计划；清高的朱自清已渐渐忘记咖啡的情调，饥饱不均，但他对学生作文总是逐篇修改，为学生们精心安排应读书单；哲学家汤用彤在1942年就卖掉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学生仍然教诲不倦，面色毫无忧容；法国文学教授吴达元对学生第一天交的练习，第二天就发下来，而且改得非常仔细；气象学教授李宪之一家六口，仅靠学校的薪给过活，但他总是对学生说：“时间过去了是抓不回来的”；查良钊常为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奔忙，粮食紧张时，亲自跑到玉溪去弄米，跑遍昆明为同学借粮；地质系主任冯景兰对学生异常严格，上一堂课教的内容，第二堂课必然提问，而且每名学生的回答成绩立刻记录在卷；西洋文学史吴宓每逢考试，总是提前半小时到讲堂，穿着正式的服装，如临大典，同学一进去就很谦和的递一份考卷。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视弘扬学术、教书育人为自己的使命，学生们耳濡目染，很多虽远离家乡，靠贷金生存，生活之困苦较教师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同样刻苦承接老师传下之文明薪火。西南联大学生读书是真正的“求学”，初到昆明之时，学生宿舍八人一间，油灯昏暗无法读书，于是抢图书馆座位比去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天未黑，馆外便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涌向汽灯，有的挤烂笔记本，有的挤破手指，但仍有很多人没能抢到有一点灯光的地方，于是他们走到凤翥街的茶馆与马帮混在一起看书，然而茶馆也很有限，只得夹着书继续向前走，摸索所有可能有灯光的地方，不让自修的时间白白流走。教室也分散在城里，跑错课堂是常有的事，迟一步便只有站着听课。吃饭都是站着吃，早晨是稀饭，午饭晚饭是粗糙的红米，且数量不够。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都没有沐浴室，只有一间空房子，让同学自己在井里取了水去淋浴，1945年3月这件屋子也被改作辅食部，连这样一间“沐浴室”也没有了，至于在学校里用热水洗脸或是洗澡，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艰苦的条件磨炼了学生们的意志，更觉学习机会宝贵。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却走出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享誉世界的杰出人才，培养出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屠守锷、郭永怀、赵九章等灿若星辰的国家和民族的栋梁，这些学生学术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甚至超越了他们的老师。
西南联大的师生在国难关头用自己的坚韧和情怀，延续了中华的文脉，华夏文明在他们手中薪火相传，更加发扬光大。《西南联大纪念碑》有言：“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西南联大独特的学风，使他们经受住欲望的诱惑和世俗的羁绊，克服生活苦难，得以穷索知识星空，追求学术独立和人格自由，支撑他们创造大学教育的奇迹。这种独特的学风，更使得“刚毅坚卓”的校训和“科学、独立、自由、民主、包容”等不是挂在嘴上的苍白名词，这种品格只能属于拥有爱国精神和士人使命的心灵纯净的学人。 来自《云南理论网》20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