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

站着吃饭

杨振宁（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校友）说：

當时西南联大，我们吃饭是在学校里。那食堂非常简单，没有椅子也没有板凳，是站着吃饭。有好多桌子，每一张桌子围着八个人，都是站着吃。饭是拿一个大桶，从厨房挑过来。因为饭桶很大，又是很多人吃。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基础性原理，就是你第一碗饭去盛的时候，你不能盛得太满，要盛得半满。你赶快吃，吃完了以后去盛第二碗，就可能盛得很满。假如你第一碗盛得比较满，你吃得比较慢，你去盛第二碗的时候，饭没有了。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子的生活状态下，努力念书的。

郑敏（诗人，西南联大校友）说：

在那时的生活里，没有感觉到特别穷苦的感觉，虽然其实是非常苦的。

你一到饭堂，进去吃饭，你听见所有的人在敲碗。为什么要敲碗？他要把里面掺杂的稗子、石头敲出来，不然不能吃。大家都是站着吃，从来没有坐过，念了四年，没有坐着吃饭过，都是站着吃。好像没有人觉得过不下去了，很基本的生活还是有的。

有时候家里也给我一点钱，然后我们就去吃米线。我还记得，太辣了，我们的享受就是到此为止。有时候泡茶馆，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特别丰富。

跑警报

抗战时，中国空军人数和飞机都非常少。昆明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我父亲说过：因为没有对空的战斗力，日机飞得很低，低到可以看得清楚飞行员的面目，听到他的狂笑声。联大的师生们同昆明人民一起蒙受着空袭灾难。

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说：

昆明不像重庆，没有防空洞。昆明都是平原，不好打洞。我们就往学校的后面跑，有点高高低低的地方，趴在田埂旁边，看见轰炸，昆明城里投弹幕烟，都看得见。我记得在警报后有补课。至于什么时间补，都到西门口看。

王希季（中国卫星技术专家，西南联大学士）说：

我们还要学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跑警报那个地方，上课是不上的，但是回来补。自己跑警报，你带的东西可以做作业。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要为了要打赢日本人。因为中国的弱，被日本一炸——云南挨炸的惨象你们可能根本不清楚，简直非常惨。所以就加强学习、要自强。那个时候跑警报，电灯也没有，有时候断电，但是学习不间断。

郝治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校友）说：

我们去（上学）的时候一直在被轰炸，那个时候，云南当地的学生、学校都疏散到乡下去了。我们联大的学生都是住他们的空房。 1939、1940 年轰炸得最厉害。早晨天不亮就拉警报，就跟现在抓囚犯的车的声音似的。那个一放，我们就得赶快起来。

‘炸完以后，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胳膊、腿什么的挂在树上，就在我旁边。因为跑得很远，有的老百姓就跑不动了，拖家带口的。我们学校死过儿个，但是很少。因为我们没有家累，反正警报来了就跑。

炸完了以后，回来没电，学校做不出饭来，就饿着肚子。因此在我们学校外面有一个卖大饼的；后来他家就发了财。我们头天买好了饼，放在一个布袋里，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贵重的东西放在枕头底下。警报一放就赶快起来，把这个铺盖一卷放在床底下。

名师云集

刘长兰（西南联大英文系学生）说：

那个时候的教授，没有名气是不大容易到这几个大学来教书的，所以校内都是名教授。我们也很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是光靠名气，他们确实讲的东西很多。像钱穆（著名历史学者），在那里教书，他是绍兴人讲的浙江话，不太清楚。我因为在南京住很久，所以我对南方话还可以懂，好多同学下课我要给他们翻译一下。但是钱穆上课讲书的时候，大家听懂听不懂，都是很认真地听。

钱穆讲书非常热情，他矮矮的，他在大教室上课。大教室是有阶梯的，阶梯一层层上去，他在下面是一个讲台，好像一个小舞台。他说中国历史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讲，我也没有资格。我为什么要讲？我爱这个历史。他说到“我爱这个历史”就跳起来了。他人跳起来讲：所以我要讲这个历史。

教授风采

姚秀彦（西南联大历史学系四十五级学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说：

联大是三个学校合并的，所以名师如云。就我们文学院来说，中文系几个教授，有个教授就是写《联大校歌》的那位，写的真是壮烈、动人。闻一多、朱自清这些都是名人。我们历史系有陈寅恪，吴晗教明史的，哲学系有几个教授，都是名师，你跟他们学都是享用不尽。联大的老师，现在很难让后人体会。现代的大学，无论台湾也好，哪里也好，设备是非常好，高楼大厦、新的设备，行政效率也高。但是没我们那时候的情调。

那时老师跟学生完全像一家人。你随时随地跟着老师的问题，到他家里，打桥牌，给他倒点水啊，在他家里吃便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到好几个老师家去过，比如龚祥瑞（著名法学家），他是教我们政治学的，师母我也认识。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无话不谈，就像家里人一样。以后的大学，看着规模非常的大，学的东西非常多，但是那个情调没有。

（西南联大的）授课不是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你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随时听他的教训。不但是知识，而且是生活，尤其在晚上，因为上课总是有一定的进度了，每天晚上都有讲演，学术性的、生活性的。所以生活上老师的陶冶、熏陶那是很多的。

男女学生谈恋爱

郝治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校友）说：

那个时候男女之间的交往是非常自由，没有什么强迫的，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合适，觉得不太合适，说开了那就还是好朋友。

我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跟我的爱人，我们是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后来天津党让我们转移的时候，我们又一块儿转移到昆明去了。所以我一直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人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原来就比较好，同学都比较理智，一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好了不短时间了，我们干吗去插手呢？

我到了联大以后是以进步学生身份出现的，我还当了两届学生会的主席，所以一般的家境好的、公子哥这样的学生，他也不敢找我。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多半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思想合得来的进步的同学。进步的同学就无所谓了，你要不行，合对来，不合则去，没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总体上来说，那时候我们的勇敢、坚定，敢于拼搏，有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比现在一般知识女性强得多。现在的女孩子不能吃苦。那时候，我们独立自主的意识比现在强。

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

沈克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不及格的学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就稀里糊涂，后来一算学分就只一百三十一个，就差一个学分，他又念了一年。

另外，西南联大非常重视体育，这是清华的传统，必须上四年体育。体育课要考试，还有点名。如果你体育课有八次缺席，这一学期的体育课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要重修。等于你要学八个学期的体育，一个学期不能差。差一个学期，到毕业的时候不让毕业，留下来就是上体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