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延 刘京京

学术休假指高校教师在一所学校内满足一定服务年限后享有的停止教学工作，有计划地带薪从事学术活动的假期。该制度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大学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影响十分广泛的一项教师管理制度。在民国时期高校学术休假的实施中，影响最大者非清华大学莫属。据李红惠考证，除了清华大学在1937年9月暂缓教授出国休假研究和1939年恢复国内外休假旧制，抗战期间其他国立大学均叫停校方资助的学术休假制度。[1]合组西南联大后，清华大学仍单方面维持着本校教师的学术休假权利，这也使得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持续时间远超其他高校。

当前学者对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已有相关探讨，如李红惠、王运来从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变革、休假教师的群体分析以及制度的实施成效三方面对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进行了考察。[2]但尚无聚焦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的专门讨论。此外，当前关于民国高校学术休假的研究多从制度视角出发，以制度文本渊源流变为主线展开分析和讨论，对学术休假权利的享有者——教师的学术休假相关活动缺乏足够的关照。因此，本文拟从活动视角出发关注教师主体，对全面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变迁中学校与教师的互动，以及该制度恢复实施后教师的休假活动进行分析和探讨，由此路径重新审视这一特殊时期教师学术休假的意义价值。

一、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嬗变

学术休假制度作为清华大学一项重要的教师管理制度深受教师群体认可，甚至被视为清华之特色，据曾任教于清华的蒋廷黻回忆，清华大学有两项值得称道的措施，一是待遇优厚，二是“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这“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3]对该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和理解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挥的作用。

(一)迁校前清华教师学术休假制度的形成

据李红惠、王运来考证，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肇始于1921年清华学校时期的教员任用与游学规则。[4]当时清华有“本国教员在校服务五年以上确有劳绩，并曾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准赴外国游学一次。游学时支半薪，并与以官费”的相关规定[5]，此后陆续有马约翰等数位教员申请并获批休假进修。1928年清华正式更名国立清华大学后，相继有《专任教授休假条例》《教员助教休假及研究津贴条例》等制度文本出台，对各级职称的教师学术休假作出专门规定。1932年5月26日，清华评议会议决通过《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6]，其中第七章为教师学术休假相关规定，对教师参与学术休假的资格条件、申请审批流程、休假待遇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确定了清华大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的基本面貌。

(二)迁校中清华教师学术休假制度的停滞与恢复

1937年9月，奉教育部令迁入长沙并与北大、南开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后，清华召开迁校后第一次校务会议，并议决本学年出国研究教授暂缓出国，正在国内研究者，照在校服务教授薪俸成数支薪。[7]清华学术休假制度实际上自此暂时被搁置。

迁滇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后，清华评议会、校务会议等各项制度逐渐恢复，清华教师看重的学术休假制度在经过一年多的停滞后重新启动。1939年5月24日，经清华大学迁昆后第一次评议会议决，同意于下学年恢复《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五十条及第五十七条国内研究办法，教授、专任讲师与教员重获学术休假机会，但仅将休假范围限制在国内。[8]然而仅仅恢复国内休假研究制度尚且无法满足许多科系特别是理工门类的研究需要，故又有金希武等49位教授于1940年5月22日联名致信梅贻琦，认为去年恢复的教师国内休假研究办法“仅为与国外学术无深切关系诸科目而设”，希望教师休假出国研究办法亦能恢复。此项提议被拿到同年6月17日的清华评议会上讨论，议定由学校相机设法办理。[9]可见学校对教师利用休假发展学术诉求的理解、体谅与支持。此外，1942年12月16日清华评议会上讨论议定清华教员助教请求休假在国外研究者可照《清华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七章第五十九条国内休假研究待遇规定办理，同时限定每年至多5名。[10]1943年3月7名专任讲师或教员职称的教师获批以国内休假待遇赴国外研究[11]，至此清华教员、助教赴国外休假研究权利亦得以恢复。

(三)迁校后清华教师学术休假制度的细节变迁

在国土大量沦陷的形势下，南北交通困难异常，以致前往战区的休假教师常常无法经过重重阻隔按时返校服务。为补救起见，清华校务会议议定现留战区各休假研究教师，凡于本学期内返校者，除到校之月照送薪津外，另由校补发薪金两个月，作返校旅费补贴[12]，尽显学校对在外教师的关心与照顾。由于战时货币剧烈贬值，物价持续上涨，学校对教师学术休假的旅费及抄写费补助亦屡有调整，以尽可能满足教师研究需要。1943年6月22日清华评议会上议决教师国内休假研究所需考察之旅费改定至多以4000元为限，抄写人员纸张费用改定以2000元为限。[13]1944年3月又改订以上两项费用以共8000元为度。[14]但此时的8000元亦无法与1939年的500元同日而语，以一项当时人统计的昆明大学教授薪津及薪津实值为参照，以1937年上半年的薪津水平为基数，1944年上半年约9417元薪津其实值仅有10元。[15]然而即使这样的调整亦属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对学术休假制度的艰难扶持。

上文已谈及，战争环境下对出国休假研究的教师仅能给予国内休假的待遇。因此，外汇置换成为计划出国教师面临的首要困难。关于外汇问题，制度规定亦有几度变化：1943年12月29日清华评议会上议决教师此后请准国内休假而出国研究者，应由学校盖以国币发给薪津，由本人自行购买外汇，并不另由学校代向各国驻华领事馆作经济担保。[16]这样规定下来将外汇兑换事项完全交由教师自行解决，平添了教师走出国门的困难。1944年3月27日清华评议会再次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议定下学年度仍维持“休假研究教师之拟出国研究者，其须预购外汇之经费应由各该教师自行设法筹措”的决定，但学校则尽可能为教师提供便利，一方面可以将教师之薪津分4期(每期3个月)预支，另一方面如有必要时学校可为各员向其筹借款项之机关或个人证明该员可在本校分期领取之全年薪津总额以资保证。[17]

学术休假制度个别条目虽然屡经变动，但整体制度仍在1939年讨论恢复后施行至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4月，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北返复校在即，清华评议会商议国内及国外休假研究在下学年度均暂停一年，但本学年已通过而未实行的国内休假人员，得院长、系主任允许后仍可于下学年内完成其休假计划。[18]抗战时期大多高校学术休假制度均因种种原因被迫暂停施行，而清华大学则在迁校安定后迅速恢复，并在恶劣的战争形势下维持至抗战胜利后复校。正因此，有研究者评价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是实行学术休假制度时间最久和影响力最大的国立大学。[19]

二、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休假的主要活动呈现

根据清华大学评议会会议记录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时间里共审批通过47位教师的学术休假申请。在战争环境中，相比其他大多数高校，清华这一数据已相当可观，可见清华学术休假制度于抗战期间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对教师学术休假相关活动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教师的视野再次认识学术休假的意义和价值。

(一)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休假的申请活动

根据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规定，满足条件并打算申请学术休假的教师需要对休假期间的学术研究制定专门的计划，并与申请函一同呈交学校，由学校评议会讨论研究并审批。[20]除递交书面申请，还有教师选择向校长面陈自己的研究计划以便获取支持，如1943年3月12日上午陈省身、王信忠两位教授曾来到家中拜访梅贻琦，介绍自己的赴美研究计划。[21]教师们制定的研究计划一般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进度以及经费需求等方面，或与申请函并呈，或单独成书。如，电机工程学系教授章名涛在研究计划中谈到：当前电工学者往往偏重于追求机械原理，忽视对数学原理的关注，由此造成“每遇艰难之问题，只能用实验方法以获结果，而未能以数学殚究其理”的遗憾。因此，计划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用学习工程者之立场研读数学，并择其有关电工者汇编《电工数学》一册”，并请求研究补助费五百元。[22]朱自清则发现中国文学范围内，“散文之发展”一题目，现在尚无研究之人。故计划从历史和体式两方面入手，于历史方面拟专门研究上古(至汉初)时代散文之发展；于体式方面拟先择数种古裁籍，统计其句读长度(即字数)作为研究之基础，并请求五百元拟作抄缮及其他助理工作的劳务费用。[23]

在申请过程中，教师们并非完全着眼于个人的学术成长，而是将学校利益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去考量。一方面，申请学术休假的教师在申请函中常谈到此种研究对于将来学校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益处，如外文系教授吴宓所拟研究计划即有“多读西洋文学书籍，以充实《欧洲文学史》科目之内容”一条，以改进所授科目教学效果为目的之一。[24]生物学系教授彭光钦则出于对当前《普通生物学》教学工作中缺乏教科书问题的考虑，计划利用学术休假编著《普通生物学》教材以期对教学有所帮助。[25]另一方面，教师们往往会提前自行协调所承担的教学任务，以不使自身休假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造成不良影响。如，浦江清申请休假前先与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沟通并征得其同意，确定自己休假对本校校务和国文系教务均不造成障碍。张席禔则在申请函中更为详细地说明了“普通地质”“地史学”等教学工作的协调安排。[26]可以说，清华教师在为自己争取学术成长的宝贵机会时亦时刻心系学校，尽力不使自己休假影响学校工作，同时着眼于以自己的休假成果换取学校教学科研各方面的发展，实现学术休假的更大价值。

(二)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假期的学术活动与生活调剂

朱师逖指出：学术休假“意义不只是供给久任教授在定期服务后有较长的休养时间而已，主要地还在使他们有充分时间离校去实地考察或利用学术设备做进一步地研究或著述的整理”[27]。抗战时期清华教师在学术休假期间的活动，主要为从事学术事业，但是受战争影响，不得不对急转直下的生活有所调剂。

1.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假期中的学术活动

在申请获批后，清华教师们由于自身专业和学术需要的不同，利用学术假期的方式亦十分多样，现就其中四种从事学术事业的典型活动进行分析。

远地考察。充足的休假时间为有实地考察需求的研究者提供了机会。如，冯景兰1939年借休假研究的机会前往川西康东一带考察矿产资源，调查区域的山地南北长约1500里，东西宽约500里至800里。其带领调查队涉足宝兴、芦山、天全、雅安等10县，途中常常翻山越岭，十分艰苦。然而，冯景兰也借此机会得以浏览西南地区的名山大川，峨眉之奇秀，大小相岭之雄伟，飞跃岭、马鞍山之险阻，金沙江、大渡河峡谷之深幽，贡嘎雪峰之高洁尽收眼底，令其常有美不胜收之感。[28]

整理著述。学术休假期间教师们整理思路收集资料，完成平时未竟的学术事业，钻研素有兴趣的学术问题，从而催生丰硕的学术成果。如金岳霖在学术休假期间撰写专著《知识论》，“此书原拟分为十六章，去年一年内共写完十一章，约三十万言。最近重读已写各章，仍多(需)修改之处”[29]。闻一多在学术假期将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并行推进，其中专书9项，专题17项。[30]浦江清于休假期间在《图书季刊》《国文月刊》发表4篇文章，并完成《谈〈京本通俗小说〉》《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两篇文章初稿。[31]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休假研究中，这样的学术生态使陈省身的“高斯——博内公式内蕴证明”思路逐渐清晰，最终诞生了其具有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32]

学术交流。学术假期也是教师们与领域内专业人士进行学术交流的机遇，在借他山之石增进知识的同时传播自身的学术影响。如，陈省身在赴美途中，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讲演四次，并在加城数学会讲演一次，以为“我国科学家如能在印作较长之停留，亦是增进中印关系之一道”[33]。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参与研究工作后，陈省身曾至哈佛大学等多地讲演，并与H.外尔、冯·诺依曼、谢瓦莱等世界闻名的数学家一同共事，在交流碰撞中不断产生学术火花。孟昭英休假研究期间在美国参与美国政府关于“超短波”的非公开性质战时研究项目，感觉到“一切技术仪器与普通高频者迥异。理论方面，亦多进步”[34]。

攻读学位。职称级别较低的部分年轻教师则利用学术假期前往国外进行深造，攻读学位。如，体育系教师夏翔自1941年接受学校资助前往美国春田大学深造学习并于1943年获得硕士学位，钟士模于1943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并于1947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35]

2.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假期的日常生活调剂

学术休假固然当以追求学术进步为主要目的，但是依然有浓厚的休假色彩在其中，教师可以从平日长期且固定的教学工作中完全抽身出来，支配自己的休假时间，平衡工作和生活。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利用学术休假在研究学问的同时调剂生活，解决生活问题甚至人生大事。对这一现象校方亦予以体谅和支持，如1942年12月16日清华评议会上议决如本系原有同仁能将其所任课程分担，可许电机系专任讲师严睃于本学年所余数月内在国内休假研究，理由竟是因其家庭现有特殊困难。[36]可见，学校并非要求学术休假教师全身心投入研究事业中，反而支持教师利用学术假期在研究之余解决生活困难，以便未来更好地服务于学校。

利用学术假期调剂生活也是全面抗战时期清华教师学术假期的主要活动之一。如，章名涛申请并获批学术休假后，于1940年7月乔装成商人回到北平探望母亲，与爱人完婚并相伴一年。[37]浦江清利用学术假期护送母亲从安南取道香港返回上海，并与已返回上海的妻子、女儿相见，侍奉母亲、陪伴妻女一年多后方返回昆明。[38]朱自清则在学术假期伊始便前往成都与家人团聚，休假期间与好友叶圣陶交往频繁且多有诗文唱和，四女朱蓉隽亦在假期出生。[39]

(三)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休假中的艰难曲折

国家处于战乱状态中，交通环境恶劣、日军侵略盘剥以及因战争而受影响的经济、生活、设备条件，为教师学术休假平添许多困难。原本计划于1944年下学年行使学术休假权利的吴宓便曾受战争中交通不便的困扰短暂打消休假念头，以“豫湘各地战事紧急，默察局势，恐道路一时不能平靖，交通不能便利”为由致函学校暂不休假。[40]实际成行的休假研究教师更是亲身经历着种种困扰。如，章名涛身居北平，因真实身份被日军得知难以直接回到抗战后方，只得通过香港大学的好友争取一香港大学临时讲师的身份，取道香港返昆，但章赴任后又逢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亦频频遭受日军轰炸，难以出行，后经多方努力绕道河内，跋涉两个多月才回到昆明。[41]浦江清休假期满后因越南为日军占领，返校海路难以通行便请假1年，于次年5月决心冒险越过日军封锁线经浙赣路返回昆明，自沪返昆时长177日，途经9省近8000里，一路可谓艰辛异常。[42]

对教师休假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学校则尽量予以支持和帮助。如因物价持续上涨，学术休假期间迁居晋宁的闻一多研究费用不足，向学校申请增补费用，清华方面则于第31次校务会议议决通过“中国文学系休假教授闻一多续请增加研究补助费二百五十元”的申请。[43]因种种原因教师未能完成研究计划内容或不能按规定于休假结束返校服务，学校亦多抱理解与体谅的态度。如，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原本计划于休假期间完成专著一部，但因“精力日衰，居处设备愈坏”，仅完成一部分，只得以“抱愧殊深”“实无成绩可言”报告学校，而学校亦未追回研究经费。对章名涛、浦江清、刘崇鋐身处战区未能按时返校一事，校长梅贻琦一方面致信催促，另一方面对“战区交通阻梗，返校旅途自亦不无困难”的状况抱以理解和同情，并专门提请校务会议，为其争取两月薪津作为返校旅费补贴。[44]虽然学校要求休假教师严格遵守休假时长，在研究期满后返校服务，并于校务会议上讨论出一定的违期惩罚措施，如“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期满后，因故不能返校服务者，应将休假研究期内所领薪金及研究补助费归还学校”[45]，但休假教师仍然致函校长一再申请延长学术假期，如1943年休假赴美研究的陈省身于8月致信梅贻琦校长希望明年继续请假一年，至1945年7月再致信校长以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合著之书尚未完成为由请求继续休假半年至一年。[46]孟昭英亦于1944年6月致信梅贻琦校长，以赴美途中时间耽搁及返校交通艰阻为由请求延长一年假期，以便继续深入学习研究。[47]

三、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教师学术休假的成效

全面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在艰难中扶持的学术休假制度维系了深受本校教师认可的学术休假传统，不仅在战争环境中推动着教师的专业发展，帮助他们更好地研究学问，而且使得本国部分学术事业与国际接轨，能够接触到当时的学术前沿。此外，教师的休假成果对学校和社会发展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深化教师专业领域研究

高校教师既有教育教学之职责，又承担学术研究之任务，因备课上课等教学工作占去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只能利用余下碎片时间从事研究，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其而言是一项重要课题。如，浦江清在休假研究计划中便直言“虽云教学相长，平时毕竟为教课及改卷所累，余暇时间亦至零碎，一年曾不能读几部书”[48]。历史学系教授刘崇鋐于1940年申请学术休假时也谈到：“寻常逐日上课，逐日准备，常苦时间匆促，有读书不能详尽透澈之憾。”希望通过学术休假的机会完成对19世纪英国之自由思潮和19世纪中英两国关系两项专题的研究。[49]可以看出，清华教师已将学术休假作为解决教学与研究的矛盾，深化学术研究的一项绝佳选择。

在学术假期，休假教师不仅有大量时间研究自身专业领域，还可以长期地沉浸于学术氛围之中，极大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科研产出。如，闻一多于学术休假期间按照乾嘉考据之法结合晚近新出的材料对于先秦两汉古籍中难解之处做进一步探索，于学术休假1年间发表《〈周易〉闲诂》《〈乐府〉诗笺》等5篇学术论文，且尚有未完成的文章及书稿数项，在上古文学史研究方面大有创获。[50]赴越南休假研究的王力阅读了大量东方语言书籍，对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撰写的论文《汉越语研究》后来发表在《岭南学报》，这篇文章至今仍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的一篇权威性的论著。[51]再如，1943年赴美休假研究的陈省身，在与诸位优秀数学家的交往中深受影响，其回忆与外尔“有很多的来往，有多次的长谈，开拓了我对数学的看法”[52]。这种深度的学术交往和思想碰撞助力了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生。1943年11月，陈省身撰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高斯——博内公式内蕴证明》，并发表在普林斯顿大学主办的《数学纪事》，由此闻名于国际数学界。[53]

(二)促进学术事业与国际接轨，接触学术前沿阵地

学术休假制度自被借鉴到我国之日起便带有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联系的目的。1914年9月，胡仁源在《北京大学计划书》中提出每年轮流派教员赴欧美各国休假研究的构想，目的在于使“校内人士得与世界最新智识常相接触，不至有望尘莫及之虞”[54]。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亦始终有出国休假一途。尽管受战争影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从时间纵向而言，全面抗战八年间能够出国休假研究的教师较之前已少之又少，但是如果从空间横向去考察，其他高校几乎断绝学术休假机会，教授学术休假仅凭教育部1940年后于全国选派，清华资送出国休假研究制度的实施对大学教师乃至我国学术界与国际接轨，接触学术前沿阵地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霍秉权在学术假期赴美进入在国际上享有“开拓研究新领域的先驱，从事博士级以上教育的创始者”盛名的卡内基研究所参与加速器研究。[55]孟昭英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从事微波和雷达的早期开创性研究工作，成为“微波波谱学”先驱者之一，1947年回国后在清华开设“无线电学”“电波学”等课程，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内，并且购置当时最精良的无线电、真空管和微波器材带回国内，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先进的无线电学实验室。[56]

(三)服务学校与社会，拓宽专业研究价值

据《教师服务待遇与规程》规定，教师享受学术休假权利的同时应履行休假期满后至少回学校服务一年的义务，可见学校亦是学术休假的直接受益对象。于学校而言，清华在艰难抗战中恢复并一直维持的学术休假制度，一方面，使得教师们加深了对学校的感念与认同，无形中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甚感学校之惠”“不负学校予以休假研究之良机”等流露感激之情的表达常可见于休假教师与学校的来往信函和报告之中。这种感情转化为教师们继续服务学校的决心，如完成休假的浦江清不顾路途艰辛，毅然决然选择冒险回校，尽管途中费尽周折，仍然拒绝了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和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留校任教的邀请，耗时近六个月返回学校服务。[57]另一方面，专业领域得以发展的教师们其科研的进步对于教学工作亦有直接的增益作用，如闻一多在学术假期期间为准备下学年开设的“上古文学史”课程，对诗歌、舞蹈、戏剧诸部门之起源及发展进行专门的整理和研究[58]；利用学术休假赴越南河内远东博古学院研究东方语言的王力回国后计划在西南联大开设“汉越语研究”课程[59],将休假期间的研究成果以课程形式直接惠及学生。

除此之外，西南联大教师学术休假所体现的社会价值亦不容忽视。冯景兰休假研究期间对川西康东一代的考察研究，撰成《西康省荥经县铜矿简报》《雅宁两属矿区视察总报告》等考察报告，并测制十万分之一路线地质图11幅，五千或一万分之一矿区地质图6幅，地质剖面图20余幅，为西南边区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提供了大量丰富翔实的信息。[60]朱自清除计划内的研究，还受委托与叶圣陶合作为四川教育科学馆撰写《国文精读指导举隅》及《略读指导举隅》，为中学教师语文教学提供参考，并且发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诵读的态度》等多篇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为改进当时中学的语文教学水平作出理论贡献。学校之外，清华教师们利用学术休假完成的科研成果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理论和实践贡献，进一步拓宽了学术休假的价值。

自全面抗战以来，全国诸多高校的学术休假制度在奔波迁徙中停摆，而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大学则在艰难中将这项制度重新恢复实施，这为清华教师于战争环境中的学术成长与专业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虽然国内与国际环境均复杂多变，但教师们依然以积极态度申请行使学术休假的权利，在颠沛流离中享受学问之乐。清华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在战时的实施不仅持续发挥着提升教师学术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而且在战乱中依然使我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联系，得以接触前沿的学术成果。同时,学校对教师的学术休假“投资”亦收益到反哺，不仅使学校教学与科研事业有所进步，而且增强了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