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与土地
《粤海风》杂志 2017年3期 作者：谭运长
祠堂文化的存在，是与旧时的土地制度有关的。其源头，大概可以追溯至周朝的分封制与嫡长子继承制。由此形成的所谓宗法制度，其实质，包括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大夫、士这样一个尊卑长幼的贵族体系，以及从天下到国、家（领地）的土地所有权体系。秦以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贵族体系瓦解了，但是其土地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宗家所有的实质。
旧时的土地制度，3000年没有大变化，这是祠堂文化可以一直延续下来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国民党政权一直没有进行土地革命。所以哪怕到了民国时期，祠堂文化的根基也并没有真正动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推翻了旧时的土地制度，另一方面消滅了地主、乡绅阶级，祠堂文化才算是被连根拔起。这情形，眼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白鹿原》，即有所反映。
长期以来，土地的分散经营与集中管理，一直是一对矛盾。在旧时的土地制度里，具体的情形往往是：王朝创立之初，统治者采取鼓励垦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基本上做到耕者有其田，土地分散经营的方式显示出充分的活力，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逐渐繁荣起来。接着，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开始不适应新的生产形势，土地所有权出现了转移、兼并，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许多自耕农失去了土地。随着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失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王朝的政治根基受到动摇，于是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导致王朝的更迭。
值得注意的是，旧时土地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似乎并不存在类似“圈地运动”那样的掠夺性。土地的集中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调节。土地的所有权，大多转移到以宗姓为单位的祠堂的名下。所谓的地主，很多情形下只是祠堂土地即族田、“义仓”的管理者、经营者，而并不是土地的所有人。自耕农将土地所有权让渡到自己宗族所在的祠堂名下，由祠堂选派贤能者集中管理与经营，并且其本人还能享受到集中经营的“红利”。例如其子孙读书科举，即可得到祠堂“义仓”的鼓励与资助。所以，土地集中到祠堂名下，一些自耕农身份变成了佃农，但依然还存在某种“主人翁”式的归属感。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起初也是从“耕者有其田”开始的。但是这种分散经营的情形没有维持多久，就开始走向人民公社化的集中了。人民公社的实验，可以说是失败的，这才产生了改革开放初期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白了就是从大土地到小土地的转变，重新激发小农经济的活力，其成绩是是公认的。如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了将近40年，土地分散经营产生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了。例如，单位劳动力在土地经营上产生的效益，已经比不上进城打工，导致大量土地抛荒的现象。当下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大概就是要解决土地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让土地产生规模效益。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流转，即体现了这一方向。
在土地集中经营的过程中，传统的祠堂文化似可产生特殊的作用。纯粹市场化的土地集中，农民的参与度较小，其归宿感弱，在当前情形下，经营效果也很可能要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农民完全失去了土地，成为被雇佣的农场工人，是否将导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各方人士难免还有疑虑。
在广东的有些乡村，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的土地集中经营方式：祠堂经济合作社。具体地说，就是由乡贤投资，组建祠堂经济组织“合作社”，实行土地集中经营。族人以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参与其中，并享受分红。族人本着祠堂的凝聚力与归属感，既受雇于合作社，同时也是合作社的股东，实现了土地分散转向集中的“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