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祠堂
《延河》杂志·绿色文学 2014年2期
作者：田友国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地，是一种人文的历史。对于宗族后裔，祠堂需要仰视，祖先应该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祠堂理应保护。然而，面目真实的祠堂鲜见了，屋檐上摇曳着几枝枯荣，墙缝间伸出了几块草朵，香火黯淡下去了，许多的祠堂颓败了，坍塌了，消逝了，甚至于挪作他用，一点原汤原汁也没了。有自然灾害侵袭的原因，这是不可抗拒的。更有人为毁坏的原因，这是无法原谅的。
一
祠堂的没落是多因的结果。
一座祠堂从选址到用料到建造到质量监理，无不倾注了宗族后裔的心血。他们追求的就是祠堂永远屹立着，永远以站姿表现祖先的生命延续。然而，不管祠堂建造多么坚固，多么结实，都经不起战乱的蹂躏。祠堂以及祠堂里的祖先最担心的是社会动荡，宫廷政变，兵器的更新换代，以及战火的燃烧。当古代军人庆贺新的武器装备诞生之时，祠堂早已感应到了灾难，提前开始颤抖了。一旦烽火烧着了天空，祠堂也就在劫难逃了。古代军人也有祠堂，但他们烧毁的不是自家的祠堂，而是外姓祠堂，这叫他们没有愧疚感。如果毁了别人的祠堂，受到几声责难，他们会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搪塞，甚或，有的军人毁坏了祠堂，践踏了祠堂文化，却连连晋升，拥有了统领千军，烧毁祠堂的更大兵权。长江流域到处是古战场。于是，祠堂便在一阵阵焦味中坍塌了。
中华民众依恋土地与家乡，又不囿于土地与家乡，他们是勤劳的群体，也是有梦想有追求的群体。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制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比如纺织品、陶瓷品，本土市场饱和了，他们必须采取新的交易方式。另外，部分人并不满足家乡贫瘠的土地，目光掠过山岩，或是树冠，伸向了外面的世界。于是，许多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祠堂，出外谋生，或开辟商品市场。于是，产生了徽商、赣商、晋商等。于是，许多的商人赚了许多的钱，富甲一方，但他们的宗祠却鲜有后裔去祭祀先祖了，他们的先祖只有少许的游客瞻仰。这样一来，香火没人续，祠堂也就睡着了。
随着佛教、道教对百姓大脑的渗透，许多百姓将对祖先的感情分割了一部分，献给了佛教与道教。清康熙年间，百姓普遍祭祖，但不如祭佛道神灵那样虔诚。“祭先之礼，岁时不阙，第不如祭外神之诚恪耳。”这是清人倪赐对当时情况的概括。晚清，寺庙已经取代了祠堂，成为当地居住与活动的中心，而少长之序这些宗族意识的外在表现，已经失势了。祭祀祖先的仪式也开始松散，家族男丁外出从商，或为官，祠堂就荒废了；有的家族分散各地，难以聚首，就是祭祀也是香火稀疏。时间一长，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头叩向祖先了，而是把头扬向了现实生活。宗族后裔产生了这样的心理背景，祠堂能不落败吗！
千百年来，民众大多以聚族而居的方式，延续着中华血缘宗法的传统。古有“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之说。祠堂意在促进人丁的兴旺、家族的发达。但进入近代，有许多抱负远大者从上海登上远洋客轮，出国留学。尤其是现在，出国留学、贸易、定居，跨国嫁娶，已成时尚。于是，传统的家族制度解体。另外，农村人口密集走进城市的户籍簿。而城市以两人为核心的小型家庭又迅速普及，曾经以大家族为荣耀的心态不复存在。快节奏的生活与祠堂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人们对祖先的祭拜与知识快速的更新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冲撞。于是，祠堂在宗族后裔的淡然中也沉静下来了。
有人说，一个宗族祭祀活动愈发达，这个社会就愈发因循守旧。历史在前行，社会也在进步。一个过世的祖先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楷模，就算他显赫过，风流过，其行为方式也会随着他的谢世而落伍。如果以祖先来规范活人的思想意识，何谈人的创造力！就算还有，也是被祖先大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祠堂妨碍了社会进步。
中国古代统治者鼓励建造祠堂，有一种心态是，民间越是因循守旧，越是保守不变，江山社稷就不会改姓，皇宫的色彩就不会变色。在这方面，宋代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推动民民间祭祀活动的深入发展。明清时期有过之而不及，多以伦理道德武装百姓头脑，以为这样会实现长治久安。宗法伦理与法治相比，显得温情脉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道出了千年封建统治者的驭人之术。
社会的变动也逐步变更了祠堂的功能。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宗族发展也出现分野，各地祠堂被充公，或被没收。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家庭为依托中心的制度被完全消灭，国家权力对宗族作为“地域社会集团”合法性完全否定。宗族、祠堂的旧有形式，更多地以文化形态存留下来。现在的祠堂不再是祠堂，是校舍，是村公所，是卫生所，是库房。即便祠堂的格局没发生什么变化，也不以祭祀为重，而被游客的惊奇所笼罩了，或为旅游景点，或为人文公园，但都添了一项创收功能。
而自然风雨的冲刷，也是导致祠堂损毁或消失的原因。
二
许多祠堂已淹没在了历史的风烟之中。
两千多年来，农耕社会与宗族社会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盛的社会基础。祠堂承载了姓氏血缘家族的发祥渊源、繁衍播迁、盛衰荣辱、传承世系、社会功业以及文化特色。祠堂是家族祖先的根，后人没有理由不保护家族的根。尽管祠堂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但祠堂蕴含的历史文化却是不可否认的。封建社会的消亡使祠堂也失去了“护身符”，开始惨遭毁坏、推倒，发出了疼痛的呼叫。更为忧心的是，大众对祠堂的现状熟视无睹，麻木与冷静。长此下去，祠堂总会有一天从历史文化中淡出。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史有“天下第一村”之誉。
流坑村以古村落、古祠堂闻名天下。一千多年来，流坑董氏一直单姓聚族而居。董氏迁入流坑后，耕读传家，见贤思齐，有誉为“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董氏在流坑讲学，传播孔孟之说与阳明良知之学，意在以礼教规范族风，使族人成为道德楷模。
公元1927年8月的一天，孙传芳部下邢玉堂率兵到达流坑村，对董氏大宗祠发出惊叹的同时，也对董家女儿董春女的艳丽发出了惊叹。当即，他就把董春女掳去做妾。一个女人在枪口下呻吟。一双惊恐的眼睛抵挡不了一支枪杆子。董家忽略了这些环境因素，仍以族规论罪，判定一女嫁二夫是失贞，失节，而且嫁给土匪，更是罪孽深重，让家族蒙上奇耻大辱。于是，族长在董氏大宗祠召开紧急会议。鉴于董春女被邢玉堂纳为妾，又有荷枪实弹警卫，治董春女之罪难以下手。于是，会议决定，将其母绑上石头沉进乌江。
邢玉堂以暴力挑战董氏宗族的道德力量，董氏宗族却以暴力体现自己的道德力量。接下来，恼怒成羞的邢玉堂剑指流坑，开始以野蛮的方式强奸董氏宗族的意志。董家人“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拿起农具，高昂头颅，迎接成千上百全副武装的军阀部队。他们用正义与气节驱走了邢玉堂的部队，捍卫了家族的尊严。但，董氏大宗祠一夜之间也化为了灰烬。
大火过后是一片废墟，大宗祠残垣断壁，只剩下两尊昂首相视、雄风犹存的红石狮子，九十六块旗杆石和前院的门楼与东、西侧牌坊，铮铮立着的还有五根高达八米的花岗岩石柱。这是董氏家族不屈不折的脊梁。
董氏大宗祠由军阀焚毁了，曾经的壮观景象沉进了董氏后裔的想象中，遗址的苍凉、残垣的伤痕，五根石柱的苍劲，叫人禁不住想起北京的圆明园。
周敦颐的《爱莲说》影响深远。莲，从污泥里钻出来，但一尘不染，整天在清洁的水里洗濯，但一点儿也不妖艳。周敦颐追求的就是莲一样的人生。于是，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兴建了许多的爱莲堂。
湖南衡阳也有一座爱莲堂。1944年，衡阳抗日保卫战中，兵火留情，没有烧毁爱莲堂。周恩来总理生前题字“爱莲堂”，后由堂侄周华瑞临摹，制成横匾，高悬于中堂门上。祖堂神位上供奉着周敦颐、周树人、周恩来的照片。
爱莲堂，承载着周氏宗族以及湖湘文化，也是衡阳城的地标。但是，爱莲堂却被此起彼伏的推掘机摧毁了。在这个遗址上，一座丧失文化底蕴而徒有现代技术躯壳的富人住宅区开始长高。据说，有关方面出台了补救措施，计划择地重建。但，这还是爱莲堂吗？
三
祠堂是中华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虽然祠堂文化在当代出现了演变、转型，甚或消亡，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底蕴却深值在大众心中。近年来，随着国学的蓬勃展开，儒家思想观念的回潮，寻根行动的普及，家族观念的再造，蕴涵人文气韵、宗族聚合、血缘情愫的祠堂又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等温暖的词汇使用频率逐渐加大。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祠堂的创伤在大众的呵护下开始愈合，祠堂文化开始复兴。
敦本堂是江西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田北村祖上建造的总祠堂，另建有奎观堂、叙伦堂、菊记堂等支祠堂。2004年之前，菊记堂已完全倾覆，却没人提出重建的动议，倒是几位村民分割了祠堂旧址。不久，又在上面各自建起了私房。奎观堂、叙伦堂和敦本堂虽未倒坍，但也日益老化，常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颤抖。村民有了新房住，也不愁吃与穿，开始饮水思源，报本敬宗，惦记祖先了。他们反思了菊记堂的倒坍，以及占地建房，认为千万不能让另三座祠堂重蹈覆辙，再发生倒塌。于是，村民以一种朴素的人文精神，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先修建总祠堂。随后用了三年时间，重新修建了另两座支祠堂。
这是村民的文化觉醒。
扬州何家祠堂为园林住家式，又名光德堂，取园主人何芷舠之父何俊公“登祖宗之堂可对先灵读传记之文，可光旧德我”句。光德祠由东向西形成大小祠堂，大祠堂为两层楼砖木结构，小祠堂为单层砖木结构。寝堂中掘一眼井，颇为罕见。祠堂分两部分：飨堂部分是家族举行祭祀大典的预备场所，又作议事厅、聚会厅、法庭，讨论处理宗族大事，也是子孙学习家规的地方。寝堂部分供奉祖先神主，其后檐墙前设神橱，供奉历代神主牌位。
然而，由于年久失修，翘角损坏严重，瓦望变形，屋面渗漏，大门厅中半亭屋面坍塌，楼板被白蚁咬蛀；又因破坏原有结构，寝堂后檐墙新开六档小窗，西山马头墙被拆，何家祠堂已是摇摇欲坠，抢救文物迫在眉睫！
于是，专家论证并通过了《何家祠堂维修方案》。
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修，以排除险情，修旧如旧，保存风格，恢复原貌为宗旨。对大门厅揭顶重盖，并恢复西山马头墙。对寝堂也揭顶重盖，封闭后檐六个小窗。整修东西山墙下端砖细博风板、砖细挑檐挂枋。凿除同质砖地，恢复箩底砖地。更换被白蚁咬蛀的木楼板，增添木楼楞等。据了解，更新的箩底砖全为苏州生产，质量在国内最好。木材均取自然生长的杉木，并经长时间的晾干后才用于施工。于是，何家祠堂在大众的内生动力中恢复了何氏家族的荣耀。
贵州省遵义市郑莫祠是为纪念西南两位巨儒而建的，一位是郑子尹，一位是莫友芝。
郑莫祠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区老城的一片荷花池畔，砖房瓦顶平房，正面门额悬匾，谓“郑莫祠”，系书家杨文湘所书。门联“阐汉宋两朝学术，为西南百代儒宗”系学者赵乃康手笔。
左右均为拱门立柱回廊，里面有三间屋，正中间为祠堂主人及配祀木主，左、右为办事用房，右侧立《创修郑莫祠附设图书馆碑记》的石碑。
郑子尹，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守旨，博览群书，精研宋学，著述宏富，经学和文字学的成就很高，有许多独创性见解，学界推尊为汉学大师。中过举人，并在风情浓郁、璞玉浑金、无迹不古、山水独秀的黔东南榕江、荔波任过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大批英才。莫友芝之父是翰林院庶吉士，把乾嘉学派的汉学传到了西南。莫友芝不鸣一官，承继家学，又广交天下英儒硕彦，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晚年入曾国藩幕府。郑子尹与莫友芝齐名，桑梓生辉，清廷皆授文林郎，清史稿也都列入儒林及文苑传。
二君成名于清道光、同治年间，又逝世于清同治年间，而且，先后归葬于乌江的二级支流乐安江畔。乐安江是一条孕育璀璨历史文化和诗歌的河流，中游有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滩，聚居着黎氏家族，并与郑氏望山堂、莫氏青田山庐衡宇相望。黎、郑、莫三个家族互为师友，创造了晚清黔北山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沙滩文化。又结为姻姻，延续香火的同时也延续着沙滩文化，其代表人物当推郑子尹、莫友芝。于是，二君死后回到了故乡，由乡人凭吊其墓冢。
1929年，当地名流联名向驻扎遵义的北防司令黄道彬（丕谟）建议建造郑莫祠。黄道彬是一位开明人士，率先捐款两千元。之后，地方绅士纷纷出资，县长金章也出五百元，师长蒋丕绪出一千元。于是，郑莫祠开始兴建。建成后，每年都有祭祀活动，纪念歌都会响彻在荷花池畔：“播水潆洄，播山苍秀，中有名圣在前清道咸时候。发为文章政篆籀，海内交称学中泰斗，吾遵义文化，惭落后，唯郑莫，两先生，学问人品，允宜馨，香俎豆。瞻崇祠，齐俯首。”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遵义，郑莫祠被国民党军政部占作弹药库，四周建碉堡，设岗哨，门禁森严，不准擅入，祭祖活动也一度中止。所幸的是，战乱期间郑莫祠没成为攻击的目标，保存了下来。但是，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郑莫祠在风雨中孤苦伶仃地站着，渐现破败之象。幸运的是，1987年，当地政府出于对文化的依恋，民族的情感，拨款全面修复，并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修复的原则：整旧如旧、外形基本不变。于是，郑子尹、莫友芝的灵魂安居了。
四
祠堂不可再生，又具有见证文化的特殊价值，但时常有人忽视祠堂所蕴涵的文化与神韵，并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毁坏木本清源、德被千载的祠堂。有的祠堂香火远熄，经年未有人影的出没，早已朽烂不堪，周边蒿草蓬勃，现出一派荒凉。尤其是滇文化、黔文化、蜀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赣文化、徽文化、吴越文化等等，相互渗透，阴阳互补，扩散融合，声名远播时，一些不肖子孙割断血缘脐带，与一些不法贩子竞相打起了文化的主意，变卖、盗取古祠堂的文物，发不义之财。更有甚者，非法拆毁、倒腾古祠堂。
也有觉悟者。江苏常州礼嘉镇村民对祖先留下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庆幸不已，并相约承继先贤遗风，如白氏宗祠、岳氏宗祠、王氏宗祠、陆氏宗祠、张氏宗祠、奚氏宗祠就向有关方面申报了文物保护。于是，常州文脉延绵，钟鼓响鸣了。正是因为对祠堂的自觉保护，常州引来了许多海外华人回乡寻根，追思先祖，焚香祷祝，行跪拜礼。
值得一提的是，祠堂不仅遍布于华厦古代的土地上，而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有它的身影。河流是地球最早的生命元素，而祠堂却贮藏着一个姓氏的生命源头，以及如河流一般的生命交替。华人远离故乡，远离祖籍，身在异乡，这就更需要血缘的温暖，祠堂的慰藉。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祠堂便在异域的天空下竖立起来了。于是，一座祠堂里便聚集了许多华人，以及袅袅升腾的香雾。当然，在这里还有一种景象是非血缘的互认亲人，异姓连枝。
祠堂沉淀着深厚的人文根基，从这里可以寻找到人类前行的履痕。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祠堂是一项公益事业。现在，文化强国已经列为国家战略。各级政府开始思考祠堂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出台了相关的办法，以遏制各种对祠堂不协调、不合理的利用，打击对祠堂的掠夺和破坏性开发、毁灭性拆建，实现祠堂“千年香火由此旺”和祠堂文化的延陵世泽。
古人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崇尚根本，弘扬祖德，是一代一代人的精神选择。五千年前，长江流域就有了姓氏的产生。姓氏是人的符号标志，更是一种血缘的归属，“一脉相承”这个词就有这样的含义，并由此成为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张澍是清乾隆时代的基层领导者，他先知贵州玉屏县、遵义县，续知四川屏山县，后知江西永新县、资溪县。张澍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著述颇甚，其书曰：“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宗族观念在百姓之间根深蒂固，寻根谒祖、爱国爱乡已融合在百姓的情感之中。于是，姓氏的溯源便成为了一种寻根文化，百姓对祠堂的守护也自觉了。而且，由家族的认同扩大到国家的认同，由宗族的团结扩大到民族的团结。
现在，文化复兴正向高潮。
尽管祠堂有些脆危，但如果拥有全民的拯救态度、报本返祖的情感，以及敬畏的心态，对毁坏祠堂的行为能举起森林般的双手制止，祠堂就会永久地坐落在未来的仰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