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敏一 魏铎
 

[摘要]《兰州通史》别开生面，以多维视野、多元化书写、长时段考察兰州的历史轨迹与阶段特征，梳理兰州城市历史的肇启、变迁历程；立体式绘就兰州的文明演进史、社会发展史及兰州人的生活史；揭示了兰州城市演变发展的文化内涵、地位和作用以及规律性与特殊性，古今紧密衔接，为兰州的未来发展爬梳依据。新写法的运用带来新的收获，著作在理论视野、书写路径、编纂理念与学术观点方面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对丝绸之路城市史的编纂与书写具有切实可行的借鉴作用及启发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兰州通史》；城市史；地方史

[中图分类号] K291/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085-07

兰州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接的黄河河谷地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得到人类不断的开发，历史文明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兰州通史》全方位考察兰州历史丰富多样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力图全面反映兰州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和社会方面的历史及其演变，系统揭示兰州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区域特征以及规律性和特殊性。《兰州通史》呈现了一个立体多元的客观历史世界，表达了一个全新多元真实的认识世界。

一、《兰州通史》的编写理念与多维视野

《兰州通史》视野宏阔，立意高远，具有鲜明的新时代前沿性特点。著作编纂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处理兰州历史的各方关系，客观还原、解释、呈现兰州历史，揭示兰州作为丝路重镇、“黄河明珠”在维护国家疆域稳定与安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进西北边疆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

《兰州通史》当属官方修史、史家修史，是一部“致用”之作。著作的编纂是兰州地方政府文化建设中的重大文化工程，建党百年的献礼工程，旨在服务兰州地方经济社会、研究兰州城市历史演变、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著作全局性、系统性思考兰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定位。基于当代兰州是历史兰州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2]，当代世界也是历史世界的延续和发展的思路，《兰州通史》着眼于兰州作为丝绸之路节点城市、“丝路明珠”城市的目标，兰州是丝绸之路城市链环中的一环，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著作在书写的全过程与整体性中周祥考量兰州于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目标[3]，准确定位兰州的历史，合理把握兰州的未来。

《兰州通史》完全贯彻了在文化传承、国家安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明交流、华夏文明的起源地、黄河文化、生态文明、交通枢纽方面的理念，既遵循了通史研究的一般规律，又在编撰体例、写作路径、表现方式等诸多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使得著作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视野到史料择取，从对历史兰州的整体变化及兰州城市的過去与现在之关系的认识到不断还原、解释、呈现兰州的完整历史世界，富于开拓创新意识。《兰州通史》注重创新，但不标新立异，是在汲取前人经验最新成果精华的基础上创新，在借鉴和吸取精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承。

《兰州通史》以多维视野观察兰州历史。从国家视野看兰州历史，既立足兰州，又不局限于具体兰州的界域，将观察兰州的视野扩大到了国家史和整体史的更大范围内，将兰州的历史问题放在更加宽广的西北史、中国史乃至全球史的进程中来思考和认识[4]，揭示兰州在国家史、整体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地方为切入点，从细部的剖释、微观的研究来揭示地方背后整体历史的脉理。把兰州地方性、区域性的史事对接具有牵动国家全局的重要学术问题，推进研究深入展开的问题意识，使兰州城市史的书写不拘泥于地方层面表达国家层面的历史进程与认识，而是通过兰州的地方性知识，丰富和深化对国家史、整体史的认识。从地方的视角近距离审视国家历史的变化历程，更加细致，更加贴近真实客观的历史世界，更能阐明地方中的国家历史，更能揭示国家历史中的地方史。这种以地方史透视国家史、整体史，再以国家史、整体史观照地方史研究的书写路径，深透地呈现与解释了兰州地方立体多元的真实历史世界，提升了地方城市史的价值与意义。

《兰州通史》从广阔的“一带一路”全局视野，以兰州城市为核心，又不囿于兰州城市，覆盖西部和西北，考察兰州在“一带一路”中连接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与地位。注重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内涵的书写，凸显了城市的地域特色。从秦汉至明清时期，兰州历史中农耕与游牧民族交融、中西文化交流及其与王朝国家之间联动的史实，揭示了兰州地区的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在不同时期，其内涵、性质和作用有不同的体现，在丝绸之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兰州通史》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兰州历史，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古代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政权的根本利益所在。兰州战略地位重要，对兰州地区安全的关切，真切体现了各王朝与政权的安全形势、安全意识和安全政策。兰州的安全稳定程度是中原王朝国家综合实力在西北边疆地区的直接反映。兰州的安全形势反射中原王朝国家的安定与兴衰。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兰州地区相关的国家安全形势也完全不同，安全政策也往往不同。如在北宋时期，朝廷对兰州地区弃舍还是保留的讨论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无论大一统王朝还是割据政权，都因兰州的地缘优势，而成为巩固和争夺的对象，或内属成为控制边疆的战略支撑点，或据为己有成为进攻敌对方的军事平台。对国家与安全内容的书写，揭示了兰州地缘优势在国家安全中的固有作用和特殊地位。

《兰州通史》注重文献和实地调查的互补，凸显兰州历史的亮点。史料选择包括正史、地方志、笔记、游记、回忆录、报刊、档案、年谱、口述、访谈、考古资料、碑刻、影像、地图著作，搜集出土文物、乡土文献等第一手稀有史料[2]。从材料的择取入手，通过进入“历史现场”，实地探查，切身体验，获取足够的历史感悟。通过兰州的地方名胜古迹、博物馆、档案馆，深入基层，就历史的“细部”与地方人士座谈交流，对兰州历史文化的内涵与特色、现存兰州历史资料和档案等征求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学者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考察明肃王墓、黄家祠堂、谈家祠堂情况，搜集到明清时期的珍贵碑刻资料，探寻并知悉明肃王及其后裔的有关历史掌故、藏书、家谱及文物资料。经过探访青城古镇高氏祠堂、青城书院、城隍庙、罗家大院、兰州水烟制造作坊，考察永登县满城遗址、汉长城和明长城遗址等历史遗存、遗迹，探寻兰州的历史遗存和保护现状以及文物与档案资料及其历史文化价值。通过考察红古马门溪龙出土遗址、非遗项目——尹氏红古刺绣，知悉兰州当地的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状况；考察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和张一悟烈士纪念馆，领悟革命精神。

二、《兰州通史》凝聚主编精品意识与团队智慧

《兰州通史》宏大的多卷本规模、团队的组织以及编纂的进程以及管理理念与实践，无不凝聚着主编和团队追求精品成果的强烈意识和学术智慧，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地完成。

《兰州通史》由《先秦卷》《秦元卷》《明清卷》《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五卷构成。各卷编纂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例编排，涵盖兰州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在编纂规模上，《〈兰州通史〉编余》《兰州简史》著作，形成了《兰州通史》的著作系列，提升了《兰州通史》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兰州通史〉编余》包含了《〈兰州通史〉编纂始末》《编者心语》《学术兰州》《诗咏兰州》《兰州历史大事记》等部分，为《兰州通史》编纂进程的实录，是认识《兰州通史》编纂方式、书写路径、学术思想与价值的窗口。无则不能熟识全著，知其然；有则释疑解惑，知其所以然。如《兰州历史大事记》与《兰州通史》相得益彰，完善了兰州的历史。《学术兰州》选取兰州历史一些研究重要问题的论作，学术性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兰州简史》不是《兰州通史》的简单缩写本，而是史料的扩充，行文的简明化，注重通俗化与故事性，以普通读者阅读为导向，提升可读性。《兰州简史》的出版将更进一步地扩散、传播、宣传兰州历史文化，有益于增强《兰州通史》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兰州通史》系列着眼长远设计的考量和做法，在当代城市史出版、传播及受众导向方面很有启示意义。

《兰州通史》由最权威的专家担任写作。总主编田澍教授为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何玉红教授在宋史、西北史等领域成就突出。《先秦卷》主编段小强教授，为马家窑等史前文化与敦煌学、考古学领域专家。《秦元卷》主编刘再聪教授于敦煌学、丝绸之路与汉唐史研究领域拥有崇高荣誉，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大（重点）项目《唐朝“村”制度与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首席专家；主编胡小鹏教授在宋元史、西北史、民族史领域卓著成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首席专家[3]。《明清卷》主编武沐教授在明清史、西北史、少数民族史方面领域成就丰硕[3]。《民国卷》主编尚季芳教授擅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3]。《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编吴晓军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近现代史和生态环境史研究，论著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3]。《兰州通史》撰写成员对兰州历史有比较全面深入研究，囊括陇上绝大多数耕耘于学术前沿的地方史专家，学养深厚，体现了使命感、责任感及独立思考精神，为学术信誉和质量高度负责。

《兰州通史》的精品、创新意识鲜明。著作能够成为学术精品，得益于总主编的责任心与精心组建的专业团队的学术积累，加之团队充分借鉴前人编纂经验和吸纳学术精品成果，以及团队学术智慧和精品意识的汇聚与付诸实施，使得著作圆满实现打造精品成果的初衷。在继承与创新方面，形成了在汲取最新精品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传承，在传承基础上创新的路径，使成果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兰州通史》著作成为主编责任心、团队智慧凝结的范例、兰州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将兰州城市史的研究提升到新水平。

《兰州通史》编纂设立了编纂工作委员会与编纂委员会，实施管理机制化[6]。组建撰写团队、确定编写规模结构、选定各卷主编和作者、编写论证、确定编写体例和大纲、研讨、审稿，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出版等活动都置于委员会的机制下运行，科学规划，有序推进，确保编纂工作的运行制度化、科学化、高效化。《兰州通史》总主编田澍教授、何玉红教授自始至终亲力亲为，从宏观上把握著作的撰写方向与质量，步步推进。编纂委员会成员学术严谨，团队意识明确，坚持不懈。《兰州通史》编纂工作委员会马玉凤主任高度负责，联系和協调各方，出版社组织编辑队伍提前介入，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编纂任务。同时，总主编注重新生力量的培养，坚持修史与学史并举。《兰州通史》编纂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化工作机制成为著作高质量的制度保证，是对大型城市史编纂管理制度探索的成功实践。

三、《兰州通史》呈现的多元历史世界

《兰州通史》上起远古，下至20世纪末，基于丰富可靠的史料，全面、系统地勾画兰州城市文明的肇启，揭示发展轨迹及规律性。注重多维视角、全方位考察兰州历史，多元化地书写兰州历史，解释国家范围的特殊个性，阐释兰州历史的形成、发展与国家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其相互关系与交互影响，呈现了一个立体多元的真实历史世界，表达了一个视野多元的全新认识世界，揭示地方史的本质特征。

《先秦卷》在大兰州历史理念下，阐明传说时代到战国时期，兰州地区从蒙昧走向文明，逐渐演变秦郡县的历史进程，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考古资料考证先秦时期兰州地区历经以彩陶、青铜刀、铁条块为标志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文化序列。旧石器时期，兰州地区先民掌握用火方法和打制精细的石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彩陶文化的兴起开始将兰州地区纳入早期中华文化圈，兰州地区彩陶丰富的刻画符号，极有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陕甘地区彩陶自东向西的拓展传播线路，表明兰州是彩陶、海贝、“西方谷物”小麦、绵羊马匹、玉石等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和驿站，为丝绸之路前身[7]。夏商西周时期，兰州居民已经掌握冶铜技术。夏代大禹导河积石、划分九州，商末氐羌致鸾鸟、穆天子西巡的历史记忆表明兰州先民在华夏文明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羌、戎、匈奴民族活动于兰州地区，畜牧业上升、铁器出现。秦人对兰州地区的经营与榆中县的设置，界戎、拒胡的万里长城体系的修筑，表明兰州地区开始纳入中原王朝郡县管理的疆域范围，随着秦文化的强大，兰州地区诸族开启“华夏化”进程。特别是秦长城西端的榆中县城成为丝绸之路与长城之间东西南北交通的交汇点，是中原沟通北方、西南戎部及河西走廊绿洲至西域的交通枢纽，形成中华大地的地理中心与中华诸文化区的边缘叠加地带。兰州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庙底沟、马家窑彩陶文化，青铜文化，民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诸多联系和历史事实，表明了兰州在羲皇文化东进、中原文化西传，推动中华文明演进及中华民族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十分清晰地考证了兰州地区的先秦文化融汇了多元文明、比较完整的文化序列及文明贡献。

《秦元卷》长时段、立体式反映秦至元时期兰州的史实。在国家史、整体史的观照下，始终把兰州放在中国西部的全局地位上考察其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性与特殊性，注重考察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国家安全、边疆治理与兰州的关系及发挥的作用，揭示在大一统时期和分裂时期的兰州城市盛衰变化的规律与特殊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西部疆域达到兰州地区一带，兰州成为内属地域，自此以后兰州同中原王朝、政权及中华民族共命运。两汉时期，兰州成为中原王朝向河西走廊、湟水流域推进的基地。公元前81年，汉昭帝设置金城郡，兰州始有郡级机构[8]。秦汉时期，大量移民拓边，兰州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已经成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成为割据政权的军事政治中心。魏晋王朝依靠兰州控驭秦凉之地，为铲除河西大族的割据奠定基础。十六国时期，兰州先后被10多个政权统治争夺，兰州成为河西政权向东发展的平台，也是关陇集团经略凉州的支撑点。西秦乞伏政权先后建都勇士城、金城与苑川，兰州第一次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都城。北朝时期，兰州成为北魏、西魏、北周诸政权控扼河陇的堡垒要塞。因地处交通要道，兰州成为粟特人从事中外贸易的重要商业据点。隋文帝开皇元年（581），置兰州，从此兰州成为滨河之城的专名，沿用至今。兰州总管府的设置以及薛举政权定都兰州，标示兰州地区成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隋唐之际，兰州成为割据势力争夺的目标。唐代，兰州成为中西交通大动脉上的节点城镇，蘭州城市的范围基本定型。苑川十二马牧的运行、金城木塔寺建造、西行求法高僧玄奘途经金城，以及麸金、麝香和麻布贡品的出现都昭示着兰州在边疆治理、经济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兴盛局面。隋代至唐代前期，兰州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进入第二次兴盛期，兰州一度成为唐王朝经略西北地区的枢纽重镇。“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时期，兰州成为吐蕃驻牧地，民族杂居，吐蕃的部落制代替唐朝的郡县乡里制。兰州的经济发展受到遏制，交通地位不复存在。宋夏金时期，兰州成为诸方争夺的边防要塞和交通据点，宋初陷于河湟吐蕃。宋仁宗时期，永登皋兰陷于西夏。李元昊继位后，兰州成为西夏的势力范围。1081年，北宋将领李宪收复兰州，使唐广德以后陷于吐蕃统治的兰州重归中原王朝管辖。元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兰州交通枢纽地位得以恢复。宋夏金元时期，兰州成为汉、吐蕃、党项、蒙古等部族活动的地域，文化交流活跃。特别是青藏高原被纳入为中原王朝的疆域，兰州成为沟通河西走廊、巴蜀与青藏高原、关中与北方大漠的周达之地，交通枢纽地位极为重要。清晰地表明，在秦至元时期，兰州一直处于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疆域的赢缩、经济繁荣与衰退、民族文化的胡华与华夏化、社会生活的边缘化与内地化交替演变的历史处境中，揭示了兰州在大一统时期处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分裂时期处于政治断裂的边缘，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地位升降和作用隐显巨大变动，国家的统一是兰州安定繁荣的前提，兰州的繁荣稳定，对西部边疆安定极具战略意义等一系列的判断和规律性认识，极有历史穿透力。

《明清卷》梳理了兰州由明代西北边镇到清代甘肃省省会的巨变，揭示了兰州城市政治地位跃升的根由，以及晚清大变局开启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化社会全面转型的历程。明代兰州因黄河镇远浮桥建造、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的繁荣、兰州卫与庄浪卫的设置而成为西北地区一大都市。肃王迁兰，为兰州带来大量人口和劳动力，对兰州的发展更加有利，提升了兰州的防御能力。1478年，兰县升为兰州，其战略地位辐射河西走廊、河湟和河洮岷地区。明朝的兰州，成为控制和支援河西走廊的战略支点，向西则控制河西走廊、新疆，西南可辐射到西藏，向南则填补陇右地区的军事防御空白，向东北则兼顾宁夏的安全，向东以秦州、西安为依托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清朝时期，兰州成为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被视为关西巨镇。清代兰州快速崛起，主要得益于设陕甘总督、甘肃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及甘肃设省，兰州成为省会城市。1764年后，兰州集总督府、省会、府治、县治于一地，战略地位巨变[9]。晚清时期，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下，兴办军民工业，教育、商业、交通由传统全面转向近代化的史实。晚清的大变局加速了这一转变。清代的兰州地区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众多民族，域内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的交汇处，并与内地联系紧密[5]。明清政府通过对兰州地区的控制和经营，使其由边陲转变为腹地。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兰州地区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产生极大影响[5]。该卷还注重兰州地区的宗教、边墙、明清时期丝绸之路在境内的驿道、贡道和自然灾害与赈灾救济等史实的描述[9]，将兰州历史生活化。

《中华民国卷》将兰州置于近代以来，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之下，勾勒西北兰州在变局中迈向近代化的演变，历经北洋政府、民国时期兰州近代化转型发展的机遇、历史变迁，勾画了兰州社会向近代化全面转型的历程，注重中国共产党人在兰州地区的奋斗，以及旅外学生、乡贤、当地民众和外地人对兰州的奉献；注重抗战时期的兰州成为西北抗战大后方，形成西北地区政治、国防、民族交融、交通、商贸和文教为中心的枢纽城市和模范城市，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特别是西北师范学院迁兰，成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拓荒者，省立甘肃学院的国立化以及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和国立兽医学院的成立，使兰州成为大后方高等教育的重镇[10]。民国政府置战区于兰州，兰州成为控制新疆的前沿阵地。注意从西北边疆开发的宏观视野考察兰州近代化历史，尤其是探险家、旅行家、考察家以及兰州籍旅外群体视野下的兰州历史。这些史实的勾勒表明在千年大变局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交织、救亡与建设并存、进步与落后共生的大转型态势下，兰州依然是国家疆域内发挥作用的关键区域和城镇，体现了其固有的历史地位。该卷还注重运用微观分析，论述兰州的重要历史问题。如水车、水烟、软儿梨特产，听戏，游园，衣食住行等历史的剖析，成为还原、呈现、表达兰州历史世界的“引爆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着力书写兰州城市新生和兰州人民解放后的新生活和奋斗史。宏观抓线索、微观抓亮点，突出兰州的地方特色，注重兰州进入解放以来发生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大事。从农村的土地改革到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在兰州建成兰炼、兰化、兰石大型现代企业，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色金属、航空航天和核工业领域独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发展历程的再现[3]，都是宏观与微观结合叙述的体现。同时，注意农村城镇化的变迁，从三年困难时期的城乡居民生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突起、兴建“引大入秦”水利工程等近40多年来农村城镇化取得的新成就。政治上注意西北局兰州会议、围绕兰州铁路局整顿进行的尖锐斗争、真理标准问题在兰州地区的讨论等重大事件；文化建设关注写剧作《丝路花雨》《读者》杂志、文溯阁《四库全书》入甘、生态建设重视南北两山绿化及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等成就[11]。尤其在交通方面，陇海线、兰新线、包兰线、兰青线在兰州的汇合[2]，使得兰州再一次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形成以东方红广场为中心，中山桥-白塔山、兰山公园—三台阁、黄河母亲雕像等集群地标的树立，体现现代兰州城市的形成。揭示了兰州是党和政府建设新甘肃，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繁荣西北、建设西北地区城市的缩影，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全方位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启兰州地位全面提升的新进程。

《兰州通史》全书贯通古今，阐理深刻，揭示了兰州地方历史的内涵和根本特征，形成诸多独到的认识，揭开了一个新颖的兰州历史世界；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学术性和存史性统一的大型专著，填补了空白。确为一部区域性地方通史的精品之作、一部标志性的丝绸之路城市史著作，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李超.《兰州通史》：世界了解兰州的“金钥匙”[N].兰州日报，2021-12-3.

[2]杨俊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看“两个相结合”的思想意义[J].观察与思考，2022，（01）：41-48.

[3]魏明孔，王荣霞.城市史的新写法[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32（01）：207-212.

[4]何玉红.地方通史编撰不能画地为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19.

[5]陈亮.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 D].兰州：兰州大学，2019.

[6]田澍，何玉红，马玉凤主编.《兰州通史》编余[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67.

[7]田澍，何玉红，段小强，陈亚军主编.兰州通史·先秦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00.

[8]田澍，何玉红，刘再聪，胡小鹏主编.兰州通史·秦元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49.

[9]田澍，何玉红，武沐主編.兰州通史·明清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94..

[10]田澍，何玉红，尚季芳主编.兰州通史·民国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553.

[11]田澍，何玉红，吴晓军主编.兰州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