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是土壤，个人是种子，这块土壤培养了我，提供给我这样宝贵的机会。

阳丽君：您是什么时候入职新华社中国图片社的？

郝远征：我原籍河北，老家离白洋淀不远。因为父亲是军人，所以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后来，父亲工作调动，我也跟着来到北京。1966年，我读初一时就休学了，1969年入伍参军。我从小没学过摄影，在部队也不会照相。甚至还曾在拍完照后，把胶卷抻开，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复员之后赶上图片社招人，于是，1974年我正式入职新华社中国图片社。

我的摄影道路，其实充满了巧合。刚入职的时候分配去烧锅炉，当时，中国图片社有一个做彩色暗房培训的学校，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儿来学习。摄影家顾棣的姐姐顾瑞兰是负责人，她为新中国图片制作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也在那里学习过，但因为温度掌握不好，洗出来的照片经常会偏色。好在了解了冲洗的三原色原理，通过不断练习，我基本掌握了。

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去世，洗照片需求骤增，大卡车天天往图片社拉相纸，堆积如山，因为库房小，只能将相纸拉到篮球场，用大帆布盖着。洗照片包括显影、停显、定影、水洗、干燥等环节，大家都穿着背带式皮革工作服，流水线协作。我在水洗环节，水哗啦啦流个不停，人也跟着忙活不停，这比烧锅炉穿着白大褂按电钮累得多。

后来，我调到了器材组。器材组主要是管理胶卷、相纸、相机器材，新华社记者到我这里领取拍摄物资。许多记者会把胶卷片头给我，这极大助推了我走上摄影之路。

阳丽君：您最开始拍摄的是新闻、纪实类照片，并不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人像作品。

郝远征：1981年，我得到一个胶卷片头，恰好赶上植树节，便拍了一些种树的照片。《北京日报》的王振民看到后，推荐发表在了头版，隔了几天，我收到了五块钱的稿酬。我非常兴奋。自此，我开始拍照、投稿。那时候，社会上的比赛也很多。四月影会影展，我的作品《云是鹤家乡》入选；《北京日报》举办公开摄影比赛“北京一日”，我在妇幼保健院拍摄的妈妈抱着一个噘嘴小孩的照片，获了一等奖。可能是天分和运气的共同加持，我的作品在北京市、全国经常获奖。

或许器材管理做得不错，我又被调到图片社广告摄影室，做起了专业摄影。这样一来，我便没有继续新闻摄影，转而开始关注产品摄影、广告摄影。我调到新华社摄影部之后，也参加了汶川大地震、国庆60周年等新闻报道，拍摄了大量反转片，这都是珍贵的影像资料。

当时，摄影室是图片社最赚钱的部门，我的主要精力也放在拍摄产品上。我拍的广告摄影曾获全国广告大赛一等奖，还有一次一等奖空缺，我获了银奖。那时候，图片社管得也严，加上拍摄任务重，我与摄影界的交流不是很多。我在广告摄影室一直干到1998年。

章开元：郝远征赶上了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摄影少不了这五个要素：第一是动机，第二是硬件器材，第三是摄影技术，第四是洗印技术，第五是照片用途，缺一不可，这五个要素他全具备了。

阳丽君：区别于新闻摄影、艺术摄影，广告摄影要求摄影人掌握扎实的技术和娴熟的技巧，表现产品美感，特别考验摄影人的基本功。

郝远征：调到广告摄影室后，我进行了大量拍摄与总结，经常是大家下班后，我还在独自揣摩。这样的沉淀与打磨，使我养成了对光的高度敏感，在光的选择、应用、调和等方面，形成了独特认识。那时候没有电脑，但我能在底片上进行五六次合成，而且看不出一点痕迹。

虽然广告摄影要尽可能满足厂家、广告公司传达商品信息、传播产品理念的需求，但往往需要摄影师创意先行。因此，过硬的基本功是基础，在这之上，摄影师才能进行手法创新，进而生发更多创意。

阳丽君：除了提升实拍技术，您还一边工作一边进修，接受了系统的摄影教育。

郝远征：1986年在单位推荐下，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在摄影专业进修三年，收获很大。人大第一分校招生两届，为中国摄影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学习课程涉及摄影史、摄影理论，但在当时，大家普遍更崇尚实拍。

章开元：摄影师的工作就像开车，交规背得再好，缺乏上路经验，事故也在所难免；有的人没背交规，但天天上路，开得自然好。摄影也是这样，需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前期的拍摄，郝远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拍摄经验，人大第一分校的学习经历又补足了他的理论储备，再加上勤奋和天分，自然而然就成功了。

阳丽君：您是什么时候加入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人像摄影室，给领导人拍摄肖像？

章开元：1944年郑景康拍摄了经党中央批准、可以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主席标准像，这幅标准像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悬挂的毛主席像。1952年，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正式成立。郑景康到摄影部后，根据他的特长和当时形势需要，经中宣部批准，摄影部在王府井大街设立人像摄影室，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精英、劳动模范、文化名人等拍摄肖像。当年，有人采访郑景康：“为什么是你给毛主席拍标准像呢？”郑景康回答说：“因为新华社拍肖像的就我一个人，所以就选择了我。”在郑景康之后，这项给国家领导人拍肖像的工作停滞了很久，到了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新华社重新启动了这项工作。对光线认知清晰、理解能力强、基本功扎实的郝远征也自然成为这项工作的接班人。

郝远征：1999年我正式加入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人像摄影室。当时，摄影部拍肖像的人非常少，我接手这项工作完全是职务使然，算是继承了郑景康先生的衣钵。

阳丽君：从2002年起，您先后参加了党的十六大至二十大以及第十至十三届全国两会的报道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代表拍摄人像，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您拍摄的领导人标准像，经新华社授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一张张“中国名片”，影响很大。

郝远征：党代会、两会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熟练运用室内灯光，在封闭、独立的环境严格按要求完成拍摄任务。

章开元：1999年，郝远征从图片社调到摄影部，这不是平白无故的。给领导人拍照，重要的是得一次成功，不可能重来。郝远征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每次拍摄他都能成功。

徐波：我跟郝远征认识多年，但从没听他讲过与领导人相关的拍摄经历。

郝远征：这项工作特殊，有相关规定。再者，我不爱炫耀，认为没有炫耀的必要。单位是土壤，个人是种子，长成花朵还是植物，取决于所处环境的性质，没有土壤，个人哪能生根发芽。全国摄影人数不胜数，比我拍得好的也不在少数，但我所在的这块土壤培养了我，提供给我这样宝贵的机会，这是我一直以来就明确的。

每一张人物肖像，讲述的都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阳丽君：拍领导人，过硬的技术是一方面，心态也很重要。拍摄时，您都如何与他们交流？

郝远征：首先，领导人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反而特别谦和；其次，用平和的心态对待、平等的方式沟通，拍摄氛围也会轻松。

每次拍摄前，我都会提前做准备工作，了解、研究被摄者的个人习惯、工作特征、家庭情况，甚至手势、表情等。拍摄时，聊一些与被摄者相关的话题，这可以让他们放下戒备，拉近心理距离。

记得有一次，我去给一位首长拍照，车刚到，首长夫人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从屋里迎了出来，一面帮着拿器材，一面寒暄，就像老熟人，没有半点架子。拍完照之后，我们跟首长说想合个影，首长连说“谢谢”。我不禁问“跟您合影是我们的荣幸，您为什么还要谢谢我们呢”，他回答说“因为你们看得起我呀”，这番话让我经久难忘。

章开元：摄影属于舶来品，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传统的影响。一是西方人眼睛的视觉神经细胞比东方人丰富，他们人像摄影的“基因”也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早期绘画的“密码”，画面整体色调偏暗。二是西方人轮廓立体，侧面肖像会加强这种立体感。因此，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标准像相当一部分是正侧或稍斜侧。

郝远征：郑景康拍摄时，用的是胶卷，需要经过测光、冲洗等环节，不确定因素很多。现在都用数码拍摄，即拍即看，现场就可以请被摄者挑选、确认，降低难度的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功率。

传统观念中，标准像要柔和、减少反差，而我恰恰相反，会有意识利用光影、塑造反差，好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被摄者的认可。现在，拍摄标准像、护照，两个耳朵都得露出来，工作照可以不露或少露。我拍的很多人像侧面居多，这取决于中国人鼻子较塌、脸形较扁的面部特征。当然，每次拍摄都需要根据被摄对象具体分析。

阳丽君：有人开玩笑称您为当代的“御用摄影师”，除了领导人，您还拍摄了众多社会名人和普通百姓。

郝远征：拍摄领导人是我的本职工作。但“御用摄影师”往往是专为某一类人拍照的，而我不是，上到国家领导人标准像，下到普通人证件照、全家福，只要上门，我来者不拒。大家觉得我拍得好，口口相传，便树立起了口碑，经常带着家人、推荐朋友过来。我也爱拍普通人，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普通人接地气，拍不好再来，很放松。

虽然拍摄对象不同，但当进入工作状态时，所有都被抛诸脑后，他们只是拍摄对象，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

阳丽君：人像摄影以表现被摄者的样貌为主，但构图、灯光、环境、情节、道具等均塑造着人物性格、特征和风采。您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郝远征：2015年，全球艺术肖像摄影工作室法国巴黎雅顾摄影机构正式入驻中国，想选择中国的摄影师做合作伙伴。当时，朋友推荐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然后把作品匿名拿给法国摄影师看，结果选中了我的作品。雅顾摄影机构延续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用光和拍摄技巧，虽然用数码相机拍摄，但还是用钨丝灯，被摄者坐在那儿很久不能动，拍摄费用昂贵，这是一种经营理念。

与雅顾不同，为使人物展现出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我借鉴了电视、电影的手法，在布好光后动态抓拍。一个动作、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能真实反映人的真实内心，因此，摄影师要集中精神，抓住这一关键时刻，用光影去刻画人物的心灵。

从用光区分，人像摄影分为自然光、影棚灯；从形式来区分，包括胸像、半身像、全身像等。拍摄条件不同，拍摄方法也不同。在影棚拍摄时，我主要依靠布光塑造人物形象。大家常说，拍人像要用85mm和135mm镜头，但我用70-200mm，方便灵活，并尽量用小光圈清晰表现人物。我也允许瑕疵，希望照片尽可能保持真实。当在家里拍摄时，我会根据家里环境、人物特征提前设计、构思。拍摄离不开器材、技术、沟通的配合，说来也奇怪，我平时不善于交谈，但在拍摄中，反倒跟人交流很流畅。慢慢地，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总的来说，人像摄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需要光线技巧与心灵表达的有机结合。

徐波：在拍摄中，您也会利用很多道具，画面颇具意味，构思巧妙、灵动，留给观者无限想象空间。

郝远征：一般而言，我在拍摄之前会做预案。比如，拍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马龙的时候，我提前让他多带点训练球。拍摄时，乒乓球一撒，快门定格，发现球的形状构成了“北斗七星”，很巧合。拍作曲家舒楠的时候，我让他带着指挥棒，现场拍摄时，我放起音乐，他立马进入状态，十分投入，甚至忘记了我在给他拍照。

做充足的预案，是为了在拍摄时掌握主动权，当然也有临时的拍摄任务，只能依托拍摄经验，结合被摄对象的气质、形态、服装等，做临时预案，现场发挥。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的时候，他已90岁高龄。我选用大面积黑色作背景，并在画面布局中，将人物占比缩小，去表现个人与时代无法抗争的关系。我边跟他聊天边拍摄，在回忆中，老人的喜怒哀乐反差很大，画面颇有张力。

在我的镜头下，他们或沉思、或雀跃、或期盼、或凝望，神态各异，个性鲜明。细细品味，每个传神的姿态背后似乎都蕴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每一张人物肖像，讲述的都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徐波：2023年，在首届中国·中山郑景康影像双年展上，您的作品《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克荣》《全国劳模女法官刘黎》《瞿独伊》等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郝远征：王克荣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护士，也是专门为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服务的组织—红丝带之家的“家长”。拍摄那天，有患者去世，她说想默默献上一朵花。我选用了“人”字形作为前景，与她的工作、当天的情况形成呼应。

刘黎是审理“李阳家暴门”离婚案的法官。在拍摄时，我向她了解这个案子的情况，讲述到妇女保护等相关内容时，她情绪十分激动，我抓住了她表露真实内心的一瞬。

瞿独伊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新华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女。我拍摄她时，她已近乎失忆，日常处于嗜睡、不清醒状态，拍摄难度很高。我跟导演李柯勇配合拍摄，我建议他带上收音机播放国际歌，我则特意准备了带有国徽、党旗的背景。现场拍摄时，当国际歌一响起，瞿独伊果真被唤醒了，寻着歌声望去，眼睛泛着光，我赶紧拍了几张，特别生动。两三个月后，老人去世，享年一百岁。

因此，不论是拍摄还是做其他事情，我认为都需要有所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

摄影占据了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因为爱，只有一条路走到底。

徐波：这些年，我有幸看到远征在影棚里的拍摄状态，可以说，是脑、手、嘴、脚四联动。

郝远征：拍照就像打仗，在匍匐、仰卧等各种姿态中调整角度，完成“射击”，都是为了“命中目标”。角度是不断寻找出来的，这是我一以贯之的拍摄意识。虽然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只要在拍摄，便一点都不觉得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热爱。

阳丽君：您拍了一辈子人像摄影，分享下您观察到的中国人像摄影现状。

郝远征：我们那个时代，穿喇叭裤、梳大背头属于奇装异服，会受到批判。现在，年轻人借助AI创作已很流行，虽然有些我看不太明白，但我并不排斥。摄影风格的丰富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艺术就应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以包容的态度去看待，以平静的心态去欣赏。因为只有彼此包容，传统才能延续，摄影艺术才能进步。

我拍摄的属于传统肖像，手法不算新颖，但比较耐看，是从被摄者现实活动与性格特征出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个性的彰显。很多人愿意拍这种肖像，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时代记忆。

章开元：现在，大家普遍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摄影与照片的关系。以前，摄影必须冲洗、放大、制作，现在则完全实现了数字化，通过电子耦合传播。但事实上，一张好的肖像照应该具有悬挂性，出现在个人或者公共空间中，反复观看，在这物性的载体中感受精神面貌、时代印迹。

樊航利：随着时代发展，人像摄影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当被摄对象审美与您的拍摄标准冲突时，您如何平衡？

郝远征：我会尊重被摄者的意见并给出自己的建议。这就好比顾客买东西，不能强买强卖。人像摄影有两条标准，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美。被摄者的追求不同，但在追求美的同时要遵循真实。

樊航利：拍人像摄影几十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镜头中沉潜。您感受到了哪些变化？

郝远征：之前，摄影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在摄影记者手里，我们看到的照片有限，而且经过筛选、过滤，反映的是社会切面，不足以体现真实大众生活。现在，互联网畅通，平台壁垒被不断打破，信息能快速实现共享、传播，因此，我们也更贴近真实生活。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裕，大众的精神需求也随之提升，并日趋丰富多彩，这体现在人的样貌、体态、谈吐、习惯上，更显自信、昂扬，一张张照片便是见证。但这些变化又隐藏在电子屏幕后，隐没于海量影像碎片中。

阳丽君：现在，您也会有意识培养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创造机会。在传递人像摄影这根接力棒时，您有什么建议？

郝远征：我希望能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技术方面我也倾囊相授，没有任何保留。现在，学习技术的途径很多元、很便捷，大家赤诚相待，彼此关心爱护，亦师亦友。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做人。许多时候，我也会向他们请教电脑、网络的问题。项目上，我拍摄，他们负责修图，因此，不能抹杀他们的付出。

温家宝总理给我题字：真与善是人像摄影的灵魂。我想，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所有摄影人，甚至是对各行各业从业者的鼓励。

徐波：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去新疆出差，正好遇到地震。我边喊您，边准备往外跑，您第一句话说的是“带上相机”。

郝远征：这完全出于下意识。我们那时候，爱好可以成为工作，是非常幸运且幸福的事情。我这一生什么也不会，就是拍照，拍照占据了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因为除了摄影，别的我玩不转，只有一条路走到底。

作者简介：

郝远征，1952年生于河北。新华社高级记者，国家一级摄影师。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摄影函授学院教授、导师。曾任职于中国图片社广告摄影室（1975至1998年）、新华社摄影部人像摄影室（1999至2017年）。2013年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展览“镜像人生”。2016年获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曾在全国各大摄影节举办展览，获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银牌等摄影奖项十余个。摄影作品、理论文章曾发表于《人民画报》《文明》《中国摄影》《中国摄影报》《摄影世界》《人像摄影》等刊物。多次在中国摄影金像奖、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国家艺术基金、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等重大摄影活动中担任评委，被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授予“爱心大使”称号，2024年被评为“时代风尚”学雷锋最美志愿者。

责任编辑/樊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