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祥杰

1990年代初，我30岁开始了自学摄影并尝试拍摄照片。当时处于懵懂误撞与激扬狂热的高烧状态，逐渐地便有了更高理想的期待与追求的愿望。却苦于摄影资讯的匮乏与自身生存环境的局限，迫切渴望能有个把摄影高人的际遇与点拨。彼时我可以从有限的中国摄影报刊杂志中，多少了解到陕西摄影群体的“西北风”名号。堂？吉诃德般的一帮关中汉子，犹如屹立四方城墙上迎风呼哧的一面摄影大旗，摇旗呐喊，擅拍能写，运动的声势和动静颇大。

其实就是一帮在“文革”中成长，经历各异，喜爱摄影的陕西热血青年，逐渐聚合起群体智慧的能量，相互交流帮衬间或一同外出群拍，镜头多聚焦与人与黄土地的现实记录。其间他们有幸赶上了国门渐开，西风东进，思想解放，文化艺术思潮萌动活跃的1980年代。他们不满于宣传摄影意识形态下的“假大空”现象，以身体力行创作的大量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影像作品，苦读摘录马列主义著作和大量引进的西方哲学文艺理论。侯登科和胡武功无疑是陕西摄影群体中的急先锋与骁勇善辩之人，曾经的他们就好像我心目中的一座摄影大山，令人景仰敬佩且难以逾越。

1990年12月31日，我与工厂里的影友邢志昊相约结伴，背上各自精心暗房制作裱糊在白板卡纸上的几百张6×8黑白照片，搭车前往30公里外的临潼铁路工程处宣传部，去寻访期待已久的摄影家侯登科。待见到现实真人时，方知还是个副部长，可他并不像个企业干部。此后我与侯登科开始了十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冬天他总是穿一件随意披着，粘满着胶布的咖啡色羽绒服，春秋季多是撸胳膊挽袖的绿军装，夏天多是穿着松垮的跨栏白背心加短裤，一幅活脱脱的农民工模样。谈起话来，侯登科文思缜密，旁征博引，酒后更是古今中外，高谈阔论。当然谈客很重要，要对路才成。

在我看来彼时的侯登科，处于人生的低谷阶段。一方面来自于理想主义精神期待的全面坍塌，社会转向由经济整体驱动过渡，引发焦虑性压力。而另一方面在摄影中基于努力摆脱群体思维的定势，重建回归个体观看行为立场的撕扯努力，令侯登科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暧昧与煎熬中。在我们稍后往来的书信中他有谈到：“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年这样体验过丧失勇气和活力的彷徨，从来也没有像今年这样清楚自己的历史定位—过渡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整体上属于两个时代，两种价值观的中介环节；我们的全部情感、理智和生存方式都将伴随着它赖以产生的时代的消亡而迷茫彷徨。但是，意识到并不等同于体验到，体验是悲哀的，苍凉的……”（引自1993年3月15日侯登科给彭祥杰的信）

无疑侯登科自我精神的受难与苦闷，与他的敏感和善于自省的体验行为关联。思虑决断的一部分后果，是让他着手卖掉四台尼康相机，更新换代为两台徕卡M6旁轴和两台R系列的单反相机，暂且以器物抚慰排解灵魂深处的忧伤。勤于书写侯登科后来谈到：“为自己拍点片子，寻求一点精神麻醉即是了。我也曾告诉过你，尚能用摄影寻得一点人生的温馨就行了。这是真话，在现在更是真话，它不再是我的事业，只是我的自言自语。他们把摄影当成事业，或者与事业相关的事，这与我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是的，我也是夹杂着许多心理才体悟出今天的，但这是在那个特定年代产生的。但现在不同了，对于他们的要求也当不同。我不否认他们也许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我怀疑他们在摄影上终究发现的是他人、他物，而难以发现自己，发现自己人性的欠缺与苍白，而这，我的确发现了。”（引自1994年12月29日侯登科给彭祥杰的信）

显然在路上以摄影的名义放逐远行，不失为一种视觉体验上的策略调整，侯登科的精神世界是内心敏锐聪慧复杂多面的混合体。1990年代初，是他摄影生命中少有的，或许也是仅有的西藏和新疆大范围跨地域的行摄。同行忠诚的旅伴，来自侯登科内心可以托付和信赖的朋友于德水和李百军。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他们那一代摄影师在遭遇人生低谷时的共同出走和相互取暖。旅途的艰辛并没有让侯登科停滞思考的步伐。他谈到：“存在已经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和“新生”的东西保持协同，并加入到‘新生的行列中去。新生的存在和生存方式，恰是我们无法真正接近的。我们是一些可怜怀揣的理想主义者，在和一种实用主义的强劲价值观冲撞时，它又是多么乏力啊！生存的困扰，远不如存在的困扰强大。”（引自1994年12月29日侯登科给彭祥杰的书信）

尽管如此，侯登科最终还是带回来了一批淡化沉重与宏大叙事、专注影像瞬间气质、人物形态鲜活、充满地域特征的好照片。他在无比忐忑的期待中，认真冲洗出旅行中拍摄的底片，影印出整卷胶片的缩样，末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窃喜，打电话催促我赶来临潼分享。我被其中拍摄于新疆《三个戴军帽的人》和拍摄于西藏《山顶上的藏民》有所震撼，真诚感叹几近奉承的话语，自然没有少谈。惹得老侯兴高采烈像个孩子般手舞足蹈，立马就要请我喝酒吃肉咥面。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侯登科是具备了摄影直觉的天赋和视觉美学教养的经典纪实摄影家。他的影像，生动自然，形式干净，决绝果断，不拖泥带水。对于摄影临场瞬间行迹预判的掌控切割能力，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年青摄影师的记录摄影中已不多见，无不令人唏嘘遗憾。是时代之变，观念质变，还是摄影理想面对市场企图的变通妥协？

2002年12月21日，时任《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李波匆匆赶来西安访谈侯登科，为杂志将要呈现的专题做专访。房间里的暖气很足，老侯穿着王征从宁夏弄来的一件古怪的羊皮袄，盖着毛毯，还要披上羽绒衣，可他还是觉得冷。李波在后来杂志刊发的侯登科专题中写到：“此时的侯登科已经非常明了自己的病情，虽然已经很消瘦，说话时气息短促，但是思维仍然非常敏捷，而且非常坦然。这是侯登科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引自《中国摄影》杂志？2003年5月号）

侯登科在回答李波访谈的提问中诚恳地总结了自己摄影的前期历程，他谈到：“从拍片子来看，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那些复杂的社会生活其实是很难用镜头表现出来，镜头不是表达人的思想的最佳方式。在1983年以后，随着对社会和政治的了解，我更多地是把摄影作为一种批判的手段。我的第一个作品集里是一种审视、冷峻、判断的目光。那种创作图像、理解图像的方式与当时的文化界状况有关，当时文学界的《班主任》、艺术界的星星画展都在批判极左，这比摄影界的观念转化早了两三年。当时的摄影还是延习了‘文革后期那种概念化、口号式的作风。当时全国思想界、文化界都在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对过去和对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进行审视和判断的时候，摄影界却没有反应。摄影本身应该是接触现实最直接的，但在当时的作品中、在摄影评论中恰恰看不到这些，这种反差让我无法理解。

“在我之前有胡武功等人，在观念、实践起步都比较早，后来有石宝琇、潘科等等人，大家动机不完全相同，但目标基本相同，都感觉到摄影界的观念落后，需要进行自我清算。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理论武器，当时文学界已经给定了的东西，我们顺势拿来套，和摄影界对比，或者说是希望摄影界这样发展。当时我们还得到了许多朋友，包括北京‘四月影会的一些朋友的帮助，当时的一些媒体开始介绍国外的摄影状况，对我们形成新的启发。这个过程一直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直到‘艰巨历程，一直到89年。”（引自《中国摄影》杂志？2003年5月号）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对于侯登科的了解和认知究竟还有多少未知？我们对于侯登科摄影遗产的整理选择和编撰出版是否代表了他的认同？即使《中国摄影》最终在杂志专题中所呈现的侯登科访谈文章，在我看来也未必是全文刊发。例如《黄土地上的女人》是侯登科离开我们后第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和展览，也的确在老侯留下的摄影遗产中，涉及女性的底片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但是，在现有的方谈文字中，老侯并没有留下有关这个题材的片言只语。我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有一天，侯登科摄影的全部遗产可以进行数据化平台开放共享，为后人了解学习理论研究等工作，提供一种类似摄影公益性质的数据文献支持，我想这应该也是侯登科在天之灵所愿意看到的。

2010年4月，“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组委会接受了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资助5届10年共100万元的奖项资金承诺，并以200张侯登科的摄影作品回赠谷仓作为影像收藏。7月我受谷仓和“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组委会共同的委托前往郑州于德水处，浏览和挑选侯登科摄影遗产中全部底片档案，约4.3万余张。说实话，在侯登科的摄影生涯中，所拍摄的这4.3万余张底片，作为那个年代的中国摄影家，也许不算太少，但是放在今天这个影像的时代来看，或者放在一个历史时空的维度上来审视一个摄影家的一生拍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经常地我也会回忆起那一次挑选侯登科底片档案的过程，在选择这些照片时的犹豫徘徊与惆怅，我既看到了侯登科摄影的起步、求索、自省、修正、拍出大量好照片的高峰期，也窥视到了他生命后期摄影的无奈与叹息。

我以为侯登科最好的照片，其实是那些人物在环境中处于相对自在静态的瞬间凝固，影像结构的关系相互平衡，可以挂在墙上反复凝视，具备了视觉美学特征的作品。我认为在当代纪录摄影的演变中，凝固一个影像，未必是需要叙述它。今天我们可以在浩瀚的互联网中观看到国内外有关记录摄影表述形态的拓展与更多可能性。它不再是主题结构单向的故事叙述，它不再必须是承上启下相互关联的逻辑传递。纪实摄影没有了的唯一的正统法则。好的照片应该能为观者带来更多心里暗示的想象空间。所谓一睹一世界，未必是真理。摄影的记录与表达的疆域，还有待我们去认知探求的空间。尤其在今天我们记录中国现实的摄影，需要勇于尝试超越现实的感知。因为我们唯此安身立命的时代情境，已处处充斥着超越现实的场域与错愕。

然而这些年在我自己的摄影中，侯登科的身影已经渐渐远去，成为我内心里一种摄影精神的怀念与感召。时代的迅速，让我们今天的摄影，与他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摄影实践相比，具有了非常大变化。作为摄影者，我没有再去延续侯登科他们那一代人的摄影方法和传统。在今天这样一个影像泛滥的数字时代，摄影的边界被不断挑战和快速折旧，乃至消失。我要爱护自己，要学会保持好奇心，延缓拍摄的高峰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去健康地拥抱明天。

作者为陕西籍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