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伦·史密斯

几近匿迹的张海儿，曾被艺术批评家凯伦·史密斯誉为“最有经验且最先锋的中国摄影师”。在刚过去的2017年里，他以数次参与展览的方式，重回观众视野。这里，我们奉上他的若干旧作和凯伦·史密斯对他的文字描述片段，以飨读者。

2017年，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张海儿”这个名字：先是在9月初，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为其举办了题为《缪斯》的大型个人展览，在同时段开幕的影像上海博览会上，香港刺点画廊仅展出了他一人的作品。后是12月，在广东，作为连州摄影博物馆的四个开馆个展之一，他展出了题为《女孩》的系列作品。稍晚，他又以三十幅黑白作品参与了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广州影像三年展》。也许因为近二十六年来张海儿几乎从未参与公众活动，所以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同样不为人知的是：1988年，他曾作为当代摄影的先锋，成为最早参加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的六位中国人之一。

生命中的缪斯

张海儿1957年生于广州。他的父母均出生于泰国——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回到中国，上学读书。与他们一同回国的张海儿的外婆，则是张海儿成长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在泰国，外婆家境贫寒，但她却从这个世界汲取了无穷无尽的知识”，张海儿回忆道，“比如传统中药中对植物的各种使用方法。她从不识字，却充满智慧。”张海儿也将他对于艺术和绘画的喜爱归因于外婆的鼓励，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缪斯”。

1974年，中学毕业的张海儿便与当时的众多学生一起被送至农村向农民和农场工人学习。他花了三年时间务农——尽管和大多数拥有艺术天赋的“下乡”青年一样，偶尔会被农场当局指派去做宣传画绘制工作。张海儿于1977年回到广州，他最初的想法是找份工作，一份能让他留在广州并与艺术搭边的工作。通过一些特殊的门路，张海儿在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歌舞剧团得到一个职位。但时代正在改变。当时国家刚恢复高等教育，大学在1977年秋季开始重新开放，入学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考试。为了如愿进入广州美院，张海儿准备参加1979年的招生考试。于是他决定在等待期间接受歌舞团的工作。从单位正式接收入团通知的那一天，张海儿在骑车回家等红灯时，目光落在街边电线杆的一张小小的海报上——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将于第二天在广州举行，张海儿便参加了考试。

正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他遇见了自己一生的缪斯——胡源莉。她是他的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在1982年9月毕业，11月13日结婚，此后一直都是亲密无间的伴侣。张海儿为胡源莉拍摄的照片数量似乎证明了一个事实——她一直被珍爱。“缪斯”展览中被选为主视觉的那张照片（本文首张图片）是他们最早一起进行肖像实验的成果之一。

空白的画布和光的画笔

张海儿最大的愿望本是当一个画家，以摄影为谋生手段，是他从未想象过的。他小时候拍下的第一张照片，用的是从哥哥朋友那里借来的相机。这是一个简单的箱式照相机，在当时还相当昂贵和少见，但是没有测光表。“在拿到相机之前，我花了好几天通读一本说明书，研究怎样测量光线并计算曝光时间。我哥哥则拿着一只钟来计算秒数。”

后来，他用一架“孔雀”相机拍下了成年后的第一批照片。三个月之后这架相机就坏了——“质量太差”，他说。1985年，在入读广州美术学院之前，张海儿买了一架尼康相机，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后来，他突发奇想地在写生工作室中为一名裸模拍了几张照片，这给他惹上了麻烦。“有一天的那么一刻，作为调剂，我拿起搁在一旁的照相机，漫不经心地为她拍了几张照片。那时我还未热衷于拍照，也没有意识到就此惹下了祸种。后来事态发展得很快，开始是系党委书记找上门来谈话，然后是科室主任的训斥和院保卫部的调查取证，最后公安局的警察也来了，查的就是我给裸体女人拍照片的事……末了，如那时所有这类事情的结局一样，我乖乖地交出了照相底片，并写了一篇貌似深刻的检讨书。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居然还为这件天知地知的事是如何被上面知晓的这个问题煞费苦心而百思不得其解，以致无暇细想：为何一具裸体在绘画上没有问题，拍成照片就成了祸害呢？”

渐渐地，摄影便反客为主，成为了张海儿的主要表达工具，他变得越拍越频繁。那几年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种种观念和欲望相互冲突，催生出了张海儿的一些最具纪念意义的照片。有些照片来自广州街头，有些拍的是身穿本地设计、即穿早期西方时装“山寨版”的模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被他叫作《坏女孩》的那个系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创作，主要拍摄于1987到1988年中期。“但我仍未想过以照相为生。两年来就成天和美术学院的同学或前同学们厮混着，互相以各自美貌年轻的妻子为缪斯，拍下数以万计的照片。”他还风趣地补充了几句：“各位家眷居然也常常从公司溜号出来和我们厮混，而且，常常是她们为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家伙获取猎物。”

以拍照为生

也许张海儿注定要成为一名摄影师，但倘若没有在1987年的广州遇见时任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组织者之一的卡尔·库格尔，他成为职业摄影师的转变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当時的卡尔正在中国各地为1988年的摄影节甄选作品——届时，旨在揭开改革开放十年间的中国面纱的摄影作品展将会是整个摄影节的重头戏。卡尔广州之行的落脚点是在美术学院招待所，他与摄影师一同观摩作品的教室则位于张海儿每天从画室回宿舍必经的走廊。那个晚上，恰巧经过的张海儿看到卡尔正在收拾自己的个人作品，于是好奇地进入散场后开放的教室与他攀谈起来。卡尔提出次日清晨相互观摩作品，于是第二天，对卡尔中国之行目的一无所知的张海儿怀着与同行相见的期待如约前往，并未预见到这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得知自己入选阿尔勒摄影节时，用张海儿自己的话来说，那是“戏剧性的一幕”。在上次见面若干个月后，卡尔又回到中国。由于那时候的普通人家没有安装电话，卡尔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日子便登门造访，“忽然有人敲门，我看到一个淋得湿透的人，他进门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想邀请你到法国。”这个毫无上下文、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张海儿整个人都懵了。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己更称不上是一位“摄影师”，而是“典型的业余（摄影师）”。

阿尔勒之行大获成功。张海儿对法国一见钟情，尽管他在1988年夏末回到了中国。但这次参展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机遇，随后他不仅开始为法国Ⅷ图片社工作，还受邀于1990年在德国海德堡美术馆举行了个展——《张海儿：来自中国的摄影》。

张海儿的“坏女孩”之所以会在1988年的阿尔勒脱颖而出，因为“在1988年，这种‘生物并不正式地存在于中国。”VU图片社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戈约尔在2014年如此评论。现在，当我们面对这些作品时，它们似乎从未过时，画面中的女孩似乎也从未老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