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媒体人王江揣着满腹理想开始了大京城的闯荡，作为颇有点小自负的摄影发烧友，当时的行李里边有一台尼康D80数码相机。为了买它，他咬牙卖了一台尼康胶片机，除去一台被玩到烂熟的D80，当时他兜里还有一台诺基亚N95拍照手机，像素只有500万。那一年，他在某些摄影杂志上偶尔会看到荣荣映里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人的艺名，直到某一天看到了那两位长发飘逸又都瘦成闪电的人，他在心里默念“搜戴斯乃～～～（原来如此）”。

回溯到2000年，荣荣和映里在没有遇到彼此之前分别叫卢志荣和铃木映里。那时他们一个在中国游荡于东村，一个在日本无聊地做着摄影记者。直到荣荣在东京做展览，两个语言不通但是在创作上都同样苦闷的人对上了眼，于是就有了后边让我困惑的“荣荣映里”。

2007年，荣荣和映里已经合作了好几部系列作品，他们以裸体的方式牵手在自然景色中自拍，那种和谐程度总让人联想到“神仙眷侣”。但是他们没有满足于自我的创作。出于对中国摄影生态的认识，荣荣映里觉得缺少一种推动力，应该有一个什么机构能够让整个中国摄影更加健康良性地生长。他们也没想好，但是至少先从一个摄影图书馆开始吧。

2007年6月，在朋友兼邻居艾未未的设计之下，一座4，600平方米的园区和2，500平方米的灰色景观建筑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矗立起来了。荣荣映里给这个建筑起了个名字——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之所以叫“艺术中心”是因为从一开始这对“神仙眷侣”就准备把三影堂建设成为一个非盈利机构，除去公共图书馆之外，它还有展厅、暗房以及艺术家居留空间。

在那一年的6月29日，网络时代下苹果公司第一代智能电话（iPhone）正式发售。

也是在那一年，离三影堂最近的望京居住区平均房价6000元-7000元/㎡，普通百姓陷于房價到底要涨还是要落的焦虑之中。

同样在那一年，作为二级市场的试水，华辰影像拍卖已经运作了一年。他们在努力劝说投资者尝试入手影像市场。但是依然疲于应付“照片有什么好买的？我买完了你们再接着印怎么办？”这样的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在中国的大型摄影节中平遥摄影节已经举办过6届；连州国际影展举办了两届，而大理国际影会还要再过两年才会诞生。同样在两年以后丽水摄影节成功地从沙龙方向转向了学术研讨。

2008年，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国摄影圈的事情：在伦敦佳士得秋拍中，中国艺术家王庆松的作品《跟我学Follow Me》以1175.179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嗅觉敏感的艺术品投资人再也不敢小觑当代影像的价值。

2008年前后，中国的摄影画廊不能说林立也至少像雨后春笋一般，仅在北京的798艺术区内，大大小小与摄影有关的画廊就有10多家，那时的展览开幕式应接不暇，我基本不在画廊就在去画廊的路上。

在影像一、二级市场都一片繁荣景象的大环境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依然以非盈利机构的姿态运转着。那时，坊间有一些传言是关于三影堂运作背景的，甚至有人说铃木映里其实是日本某大财团的千金，所以三影堂才能维持下去。在某次采访中，荣荣苦笑着对我说那是没有的事，其实三影堂开幕的第二天他就已经发愁到底怎么维持下去了。但是后来究竟是如何维持下去的？面对我的刨根问底，荣荣“狡猾”地用了一个词：“信念”。

2009年，在市场与学术双繁荣的条件下，荣荣映里决定再做一件对中国摄影有推动作用的事情：首届三影堂摄影奖在那一年正式启动了。有了美国特尼基金会和日本资生堂的赞助，这个奖项不仅提供了年轻摄影师的交流平台，也给了获奖者实打实的现金奖励。要知道早在1996年，同样是为了推广中国的当代摄影，荣荣与摄影师刘铮一起创办了《新摄影》杂志，即使是那样一个简单的杂志，荣荣也搭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

在首届三影堂摄影奖中，蒋鹏奕获得了美国特尼基金会奖学金，朱红绫拿到了资生堂奖。而最受关注的大奖被阿斗凭借作品《沙马拉达》摘走了。

2009的同一年，另外一件引人关注的事件是解海龙的作品《大眼睛》在拍卖中以30.8万元成交。这笔资金后来也被用于改善中国希望工程的建设。可以说这是摄影改变社会的一个生动案例，人们对于摄影文化的关注空前高涨。

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情形下，大家对三影堂以及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都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但恰在此时噩耗传来，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所在的草场地地区发出拆迁的公告。把三影堂视为己出的荣荣映里自然很着急，但是他们决定用艺术家的方式给开到家门口的推土机制造一点“麻烦”。

这一次荣荣映里找到了阿尔勒摄影节。有摄影节鼻祖之称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摄影节。它和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80年代，在1988年的第19届阿尔勒摄影节上，组委会邀请了包括吴印咸、陈宝生、张海儿等人的展览亮相阿尔勒，那是中国摄影人第一次在国际性摄影节中集体登台。

2010年正好是阿尔勒摄影节的第40个年头，在荣荣映里、思想手文化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机构的联合邀请之下，这个老牌摄影节首次跨出法国来到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这是“草场地摄影季”的第一次亮相，在随后2010-2012年连续三届的成功举办之后，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已然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摄影文化机构，这带来的结果是险些被拆除的三影堂保住了。

这三届草场地摄影季的成功运作，打开了三影堂与海外知名摄影机构、摄影人的合作序幕。与摄影季相伴而行的三影堂摄影奖也更加的开放和多元，海外目光的吸引给中国摄影师带来更多的机会，例如第二届三影堂奖的获得者张晓直到今天都不断地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展览或者海外的艺术家居住计划。

除了带给中国摄影师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草场地摄影季更是把世界带回到了三影堂：日本国宝级摄影家细江英公、知名摄影师山本昌南、开创了杜塞尔多夫体系并且培养了数位天价艺术家的贝歇夫人、知名艺术家托马斯·鲁夫等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甚至可以载入摄影史的大咖们相继到访，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三影堂摄影奖的评选，更是通过讲座、专家见面会、专访等形式与中国的粉丝们面对面。这让那些神话一般存在的重要人物第一次以生动鲜活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可以亲耳聆听他们各自讲述的世界观、摄影观，更了解了他们日常生活化的一面。

2011年11月8日，德国艺术家安德列亚斯？古尔斯基的作品《萊茵河II》在纽约佳士得创造了433万美元的拍卖纪录。这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摄影作品也开始进入了天价时代。

2012年，为了扭转运营的负盈利，保证空间的良性发展，荣荣映里决定在三影堂院内开设+3画廊。这是一个独立于艺术中心的商业空间，+3 画廊通过与国外优秀画廊和顶尖博览会合作，增进中国摄影在世界其它地域的呈现。那一年+3画廊的开幕展览交给了来自日本的摄影师原久路，他的作品具有浓浓的画家巴尔蒂斯味道。

在艺术市场上当代艺术家的影像创作一路高歌，而在生活领域人们的拍照习惯也悄然发生着改变。2010-2013这几年随着传感器素质的提升，智能应用的跟进，手机摄影技术从拍摄到修图再到分享都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就仿佛当年数码相机革了胶片的命，随手拍随手发的手机摄影也开始了对传统相机行业的碾压。技术的革新带来了认识的变化，手机摄影也开始进入摄影艺术家的视野。

2014年，贝歇夫妇最早的学生，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康迪达·赫弗来到三影堂担任第六届三影堂摄影奖的评委。有她参与的那届评选中，来自福建的女摄影师朱岚清凭借作品《负像的旅程》获得了大奖。

2015年对荣荣映里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当年的9月1日，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有了它在厦门的孪生兄弟。中心面积3600多平方米的厦门三影堂地处厦门市集美新城，内部设有艺术展厅、+3画廊、影像制作部、摄影教育部、摄影主题书店、咖啡厅等。

2015年在新开馆的厦门三影堂里，暂停了两年的阿尔勒摄影节合作项目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这一次被冠以新的名字“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这几年的时间里阿尔勒摄影节的总监从佛朗索瓦·赫伯尔更换为萨姆·斯道兹，但是他们与三影堂之间的合作依然密切。于是在集美，2015-2016年连续两届“集美·阿尔勒摄影季”上我们都看到了从法国远渡重洋而来的优质展览。

其实2015年在首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开幕之前荣荣在北京就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作为国际最高端的策展人会议，第33届Oracle大会在北京三影堂成功落地举办。这是一场学术界的闭门会议，也难怪乎虽然来了那么多学术界策展界的高端人物，却连圈内人士都很少知道。

2017也就是今年，刚刚结束不久的三影堂摄影奖已经进行到第九届，其实现在想来具体是谁获奖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重要的是这个平台还一直存在下去。

在2017年，望京居住区的房价已经接近10万/㎡，居民们大概已经不焦虑了，反正也买不起。作为二级市场的代表，华辰影像拍卖的交易总额已经过了亿元，稳定的海内外藏家市场业已逐渐成型。我的相机虽然换成了更加小巧的索尼微单，但是依然积灰许久，因为今天掏出手机轻轻一划，随手就可以拍到还不错的照片。回看一下本文的开头，你或许会不能免俗地感慨这时间就仿佛手指头缝里溜走的沙子，悄无声息却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三影堂的十年是中国摄影的十年，也是你我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