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摄影史论图书）

作者：陈申

版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7-12

【评委评语】

这是一本有深度的历史个案研究的专著，作者为此前后花费了9年时间收集材料、考证事实、检索材料，试图还原中国早期摄影史中第一个摄影团体“光社”的真相，探讨“光社”的主要成员、当年的大学者刘半农的摄影成就与事迹，不仅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丰富了中国早期摄影史的内容，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摄影进入中国以后，如何本土化的过程。从历史看，“光社”无疑是摄影本土化的第一个重要民间社团，对后来摄影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一本书还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性，作者认真的态度值得成为研究摄影史的楷模，为这一领域树立的学术标准。这一点尤为重要。

—杨小彦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一直为中外摄影艺术史研究家所关注，但由于实物的缺失和文献的不足，这一时期的摄影家和社团活动情况，一直是未解的谜团。30年前，《中国摄影史1840-1937》卷的出版，勾勒出大概的轮廓。这些研究，吴群、胡志川等先生都取得了史学发现和学术建树。近年来，光社作为一个中国艺术摄影史研究中的个案，越发成为研究焦点，但是由于史料与考古实物的缺少，这个重要的研究题目一直被含混地绕过。

我生活成长在光社解体的几十年后的新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摄影史研究中的问题。对于光社，我早有研究的心愿。其原因不仅仅是我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摄影史的研究写作，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我与光社的世缘。我的祖父陈怀珍，字聘之，1919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后在北大留校任教，并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及孔德学校兼课。本文提到的很多北大老前辈，或为祖父的师长，或为我家世交。例如沈尹默先生，与我家有几代人交谊。我的父亲年轻时，也在蔡元培先生力主开办的北京孔德学校读书，北京孔德学校是蔡元培倡建，无论是与北京大学的血缘关系还是孔德学校的师生，很多方面与光社多数社员都会有联系。曾在那里当过校长的沈尹默先生的长子—沈令杨世伯和我家一直交往到生命最后，沈令昕世伯与先父不仅是同学还是盟兄，我至今还使用沈伯伯在1980年代去美国前为我刻的几枚印章。30多年前从事中国摄影史研究时只是凭借史料文献，现在回想起来甚感遗憾。刘半农先生之子刘育伦与家父乃孔德校友，他是学物理的，在孔德时是光社主要成员吴郁周的得意门生，他1986年于电力工业部核电工业局退休后，一度常来我家。按理说，我应该在这些亲人前辈口中得到更多的有关光社成员的生活信息，但非常遗憾，当他们在世时，我实在是不识庐山真面目，都没想到向他们问及他们家人，以及光社成员的情况。

我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时，得到刘育伦世伯允可，2000年重新出版了刘半农先生的《半农谈影》，亦仿照当年光社年鉴例，特印1000册以流传于世。据说这本小册子的再版发行受得了很多摄影读者的热捧，现在想起颇有欣慰之感。

此外，上世纪80年代我也与老焱若先生之子、音乐教育家老志成先生相识，有过多次畅叙，但后由于工作繁忙便没有更多联系。等我写作此书时，老志成先生已经辞世而去。2003年以来，我多次到江阴，仰拜刘氏三兄弟故居纪念馆，并得馆方慨允，将刘氏家属捐赠之刘半农先生全部摄影作品原作扫描复制。光社存在前后不足十几年的历史，演奏了中国艺术摄影走向第一个时期的辉煌序曲，开启了展现中国摄影艺术精神的舞台帷幕。从上世纪50年代起，那时一些当事人还在世，但光社本身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除当事人外对光社的了解仅凭借一两篇回忆文章。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摄影史1840-1937》卷写作前，史学家们才意识到问题的重要，但似乎为时已晚，半个世纪过去，当时光社的两位创办元老—陈万里与黄振玉均已过世。其他成员或已作古，或销声匿迹。如今，就连社员的下一代子女都难以找到。更困难的是社员作品原件的缺失，私人收藏多数在“文革”中毁掉。因此研究者只能依靠有限的文档文献和作品印刷品。尽管在中国摄影发展史有关文本中一直存在叙述，但有关光社成员身份的细节仍显模糊，作品研究缺乏实物依据，更重要的是未能作为专案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因此留有遗憾。

对光社历史和存在价值的关注，不仅是对中国早期摄影社团组织的个案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摄影艺术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光社的全部历史，要从1919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如果从民国二十二年（1923年）年底光社的前身—北京艺术写真研究会正式成立算起，据今已有94年，绝大多数历史原貌在随岁月消失。本案除参考了多年前所见文献史料，更依靠近20多年本人搜集的光社一部分社员作品。此外，1989年江阴刘氏兄弟纪念馆对外开放，征集到部分存世的刘半农先生的原作及原底片，我曾多次拜访，并得到江阴诸多朋友的友善相助。除此之外，我在近20 年陆续收集到光社社员部分摄影原作，多少弥补了历史实物的缺失。

2012年5月，由福建师范大学徐希景引领，一同去天津访问了陈万里先生的后代，也就是陈万里的孙女陈申老师。天作巧合，她与我同名同姓，一字不差。此次访问中了解到，当年因为社会动荡与年代久远的原因，除了捐给了龙泉市有关机构的少量遗物外，所留下关于光社与陈万里的有关以资研究的东西几乎无存，但是此次访问对陈万里的家族历史和社会关系总算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本书实际上进入写作阶段是从2012年11月开始，中间除其他事情中断外，也发生了研究上的无数瓶颈。因而断断续续进行了半年之久，并且旗鼓之声早已在外。2013年7月初，当此书即将完稿时，与我的同道朋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弗兰克与马修大学教授柯伟勤（ Richard K. Kent），遵照两年前约定计划，再次赴江阴市博物馆，对馆藏刘半农摄影原作及江阴刘氏三兄弟故居考察，因為“光社研究”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此次还有福建师范大学徐希景同行。

本书稿完成后，我电请在美国的柯伟勤为我写序，并由我的学生沈阳翻译成中文。对于中国文化，我不主张用西方新流行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偏激理论，中国的文化前贤已经赐留于我们多种治学之道和经验。对于一些西方的治学方法，我不否认确实有些似懂非懂、以讹传讹的误认，因此，本书的写作，我尽量使用通俗语言，这样也许离五四时期学养深厚的学者大师们提倡的精神更显靠近。

节选自《光社纪事：中国摄影史述实》后记 文/陈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