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岚

那日松 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摄影学术顾问、北京798映艺术中心及映画廊艺术总监、《像素》杂志主编、著名策展人。曾长期在专业媒体做图片编辑工作，熟知中国摄影界的整体水准和发展状况，为如今专注于中国摄影的推广和宣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同于其他摄影从业人员或摄影专业机构，他在摄影艺术中多了一份敏锐判断和独立思考。

199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北京下着大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住在宣武门胡同里的那日松。那时没有手机，也还没有BB机，人们有什么急事都直接找到家里。“走吧，带你去见吕楠。”好朋友站在门口兴奋地说，头发还滴着水。

时隔二十多年，当那日松作为大理国际影会的策展人之一坐在大理山水间的小石凳上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吕楠当时住在西单一个胡同里，其实跟我住得很近，就隔着一个路口。那时的吕楠还留着长发，坐在一个破沙发上，正前方是一台昏暗的台灯，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臭味相投”成兄弟

碰到吕楠之前，那日松对摄影还提不起兴趣，人大中文系毕业的他原本以为自己应该去《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单位，成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这是当年很多文艺青年的理想。那日松的愿望没有实现，但被分配到《大众摄影》也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至少是国家机关，有固定的工资。那日松那时对摄影并不来电，九十年代，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眼里，摄影的力量远远不及电影和文学。“当时感觉做摄影的都是一些摄影干事，摄影师是一份很好的职业，但仅仅是职业而已，为了宣传某些活动和产品服务。”那日松这样描述他曾经对摄影的误解和认识。

那几年，那日松在《大众摄影》有点心猿意马，甚至中途两次想过要跳槽，只是都没有成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无意间从一本杂志上翻到了吕楠拍摄的照片。“当时就被镇住了，觉得照片原来还可以这样拍，摄影真的可以达到像电影和文学这样的高度，至少这个叫吕楠的摄影师做到了。”那日松这样描述自己那一刻的感觉，也正是在这样电光火石的一刻，摄影从此和阅读、写作一样，变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个读着海明威和略萨的高傲青年，终于开始学着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审视摄影。

如果是采访吕楠，那日松或许不是主要话题，但是采访那日松，呂楠绝对占据很大的篇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臭味相投才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吕楠拍摄西藏题材的时候，两人常常三四年都见不了面，但是突然有一天吕楠打电话说他回来了，想见面聊聊。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并不会使两人疏远，很多话不用说彼此就会明白。“就比如说，我从来不会担心他在西藏音讯全无，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生存能力特别强的人，而他对于我制作的照片也完全放心，因为他相信我的能力。也是这种默契，让我们俩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那日松说。

八十年代的纯正气质

那日松身上有一种安静的气质，哪怕在大理国际影会这样热闹的环境中，他也可以静静地坐上两个小时接受记者的采访。新华社的图片编辑陈小波与他聊天的时候，跟他提及到一些英雄式的策展人，他们富有朝气、纯正、充满活力，显然旁观者对那日松报以极高的期许，这种期待也源于他的专业能力和教育背景。曾经充满诗意、朝气蓬勃的中文系才子，哪怕经历改革的浪潮、拜金的洗礼、社会的磨砺，那些理想主义的痕迹总是以某种倔强的姿态遗留下来，从而不露痕迹地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人。

在这个“文学青年”已经沦为贬义词的时代，那日松依然承认他曾经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是以一种郑重的口气。他中学时读顾城，大学时看外国诗歌，印象最深的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略萨的《城市与狗》。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四十五岁要退休，然后种种地、写写书，这些都是典型的八十年代人的梦想和生活，只是在通向梦想的道路上有人选择了妥协。而今，四十出头的那日松面对记者对于未来的追问仍然只是笑笑，他说：“退休是一定的，但是退休并不是完全不做事，只是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话那日松

关于吕楠

记者：据说你刚入摄影这一行时对摄影不来电？

那日松：当时我是被分配去《大众摄影》的，虽然不是我所喜欢的，但也算幸运。本来想去《中国青年报》工作，但是最终没能实现，所以留在这里干这个工作。我的观点就是做一件事就要做得像样，虽然不喜欢，但既然已经做了，就要把它做好。

记者：你后来是怎么开始对摄影感兴趣的？

那日松：应该是看到吕楠作品的时候，我当时总觉得摄影是特别没文化的东西，只能算是比较好的一种职业，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一本杂志，看到了吕楠拍摄的照片，突然发现中国摄影圈里有这么一种人，他对摄影的诠释达到了和文学、电影一样的艺术高度，就突然觉得摄影还有点意思。

记者：你还记得第一次跟吕楠见面的场景吗？

那日松：当时偶然听说一个朋友认识吕楠，我便请他引荐。过了两天，我就跟着朋友大晚上冒着大雨去敲人家家门，那时候没有电话，也不能预约，就直接奔家去了，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家和吕楠家就隔一个路口。

记者：你第一次见到吕楠聊到哲学了吗？

那日松：一个黑屋子里台灯下坐着一个人，好多人第一次见到吕楠都是这样的场景。我觉得跟他还能聊到一起，我认为摄影艺术能达到跟文学一样的高度，他的摄影也的确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之后我就跟他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他很少跟摄影界有来往，展览邀请他也不参加，他的朋友也都是一些艺术家。

记者：你把艺术家和摄影家区分开来了吗？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摄影也是一门艺术。

那日松：其实摄影师和艺术家是不一样的，摄影师有职业性，身份更多是一种职业，或者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作为宣传的比较重要的一种工具，而不为任何人服务的这种人才叫艺术家。吕楠就做到了这点，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人服务过。

关于纪实摄影

记者：纪实摄影发展到吕楠这里该怎么往前走呢？

那日松：吕楠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纪实摄影，其实我也这样认为，纪实摄影在中国是一个政治性名词，在国外只有报道攝影和新闻摄影，到中国其实就是一种宣传摄影。“文革”时代的宣传，有的摄影师就会站出来反对这种不符合生活的东西，他们都不是新闻记者，但是他们可能是一些摄影干事，身份相当于一个业余爱好者，他们没有话语权，但是主动给摄影师们提出意见，所以纪实摄影可以统归于艺术创作的新闻性作品。其实很多摄影家拍的都是艺术纪实，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对象大多是矿工、农民，他们的纪实事件表现的是对社会的一种关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小情绪。但吕楠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摄影方式的影响，只是用了报道式的手法传达他对艺术的理解，他也可能拍一些虚的东西，但那都无所谓，对于他来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记者：很多摄影师都会花几年时间拍一个专题，你觉得这应该划入什么范畴？

那日松：他们都是艺术纪实，但他们并不想完全反映生活，里面也包含着个人的创作。

记者：优秀的摄影师往往会把自己的性格投射到其作品里，一些摄影家拍出来的作品完全体现出自己的一种状态，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那日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拍摄方式，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抱着一种消灭自我的心态，其实一看照片就能看出是什么样的摄影家拍摄的，说明他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像语言。

记者：你觉得国内同国外的观念摄影差距大吗？

那日松：差距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伪观念和伪纪实，尤其是观念摄影，有的过于简单，我称之为创意摄影，跟广告公司的创意师一样，进行一些元素的组合，刻意勾画出一个概念，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做得漂亮。观念并不是你强加上去的，好的摄影师是能让你一眼就把他的作品看懂。中国的观念摄影到后来也会变成一个商业性的符号，就是能进画廊能卖钱，其实观念摄影已经没有了，大家谈的全是谁要拍观念摄影谁就有希望。

记者：你是怎样看待观念摄影的？

那日松：观念是思想性的，只要摄影有好的思想就是一个观念性作品，很多摄影都有观念，如果那些观念是可以被大众接受、对人有正面作用的，就是好的观念摄影；如果只是为了商业利益强加在作品里，这种观念就不行。

关于文学情结

记者：你的文章写得简练潇洒，这和你中文系出身有关吗？

那日松：还是有关系的，我从前喜欢看书，中学时读海子的诗，大学时读外国文学比较多，也会模仿写诗，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记者：你还一直保持着阅读习惯吗？

那日松：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我就属于不读书的人了，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编图片、编杂志，很难再静心去读一本书。

记者：你读的最多的小说是哪一本？

那：我读得最多的应该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略萨的《城市与狗》，风格比较冷硬，对我影响比较大，以至于后来我写不了长的东西，都是以最短的语言写完。

关于摄影节

记者：你做了那么多摄影展览，能谈谈你的策展经历吗？

那日松：其实我做策展的工作比较偶然，2004年故宫要做一个国际摄影比赛，工作人员找我去帮他们策划，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策展人，就把资源整合到一起，把各国知名的摄影家请到中国来。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把那么多国外知名摄影家请来的？

那日松：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比如找美国的普雷基，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美国的朋友；请法国的摄影师，就请法国的朋友帮忙。那时对策展人没有什么概念，但已经被称为策展人了，因为每年都参加平遥摄影节，就开始实行策展人的职务，我就这样变成了策展人。

记者：你参加过几届平遥摄影节？

那日松：九届。我绝对是平遥摄影节的一个元老，可以发一个平遥贡献奖了，开玩笑的，但我的确做过很多对平遥的宣传。有一次我在现场采访，做了一个很大的专题。当时很多人不太重视平遥，但很多摄影师都是我们在平遥发现的。

记者：你在这次的大理国际影会上策划了王石的展览，还获得了金翅鸟环保公益奖，你怎么看？

那日松：我以前经常为一些企业家做展览，不是说我要挣他们多少钱，我只是试图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好的摄影师是什么样，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怎样的，让他们以自己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来为中国摄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王石是社会公众人物，他的粉丝众多，我希望通过给他策展让他知道摄影的魅力和价值，他也会影响周围的很多人。

记者：策划那么多届摄影节，你对大理有什么样的感觉？跟平遥摄影节有什么不同？

那日松：大理跟平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非常有特色，特别让人喜欢。大理跟平遥都是古城，居住的范围比较小，离展览的区位也比较近，方便展览和相互交流，这就是大理跟平遥很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是平遥历史比较悠久，展场比大理要丰富，而大理还没有一个正式专业的展场。

记者：大理国际影会的展场银海山水间不算专业展场吗？

那日松：银海山水间也不是为摄影节服务的，所以应该有固定的属于大理国际影会的展场，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地方。但山水间管理上要比去年更好一些，接待方面都还做得不错，至少没听到有人抱怨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打倒摄影节》，那个总监老说我批判摄影节，但是我夸奖摄影节比批判摄影节的多一百倍，而他只看到了我批判摄影节。平遥是个摄影庙会，可能不如大理专业，但非常自由，这也是许多摄影家喜欢这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