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洛奎（口述） 潘 宏 李光迪（整理）

 

一、初到13 兵团司令部

1950 年10 月25 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志愿军第13 兵团司令部为主，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出国作战需要一批翻译，我们这一批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1946年入伍后，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老兵。那个时候邓华也是我们的领导，他是老四野7 纵的。1949 年底，在中国的朝鲜族部队约有两个正规师，需要交给朝鲜，后来中国又凑了1 个师，那次一次交过去三个师。这三个师交给朝鲜的时候，我随部队留了下来。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当兵的人还是有股劲儿，总想扛枪打仗，对别的工作不是那么感兴趣。当时有一个政策，凡是朝鲜族人，只要愿意都能得到批准去参加解放战争（注：指朝鲜战争）。当时吉林省党委机关、政府机关还有其他各部门工作的朝鲜族人，约有百十多个人，得到批准以后组织起来，准备过江去朝鲜。我们从吉林出发，到了沈阳就卡住了，要求不能单独过去，需要和部队一块过去。我们听到这消息大家高兴坏了，百十多个人过去参加朝鲜战争，和这百十多个人跟随千军万马参加战争，那是什么力量？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跟随千军万马一块过江，参战打胜仗，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我们这些人到13 兵团报道后就分配了。那批人中当兵的不多，像我本来是部队穿军装的，又脱军装干那些事（收集情报），以后又到部队的不多。当时带队的是赵南起，他作为省委秘书一直在地方工作，他当时分到13 兵团司令部办公室。当时还没有成立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还是13 兵团司令部办公室。那时我在13 兵团机关，当时的一科、二科、三科就是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当时把我留下来，主要是为了收集情报，可以说就是很对口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到了情报科以后，我跟他们一块训练学习，准备出国。我们这100 多人到13 兵团机关，一下子解决了13 兵团机关入朝的翻译人员问题。后来成立志愿军总部，翻译人员也就这么解决了。而且，这些人大都分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办公室。我们这些人又都有一些资历，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所以都是分在机关的主要部门，这样就不是单单专门解决翻译人员的问题，这些人能立即驾轻就熟地投入13 兵团指挥部的工作。司政后机关的翻译人员就是这样解决的，部队下面的翻译人员则是从延吉市以及延边地区各大县城里征召了一些人。我们分到13 兵团机关的人，评级的时候，一般都比原来部队同等经历的人要高一点儿，待遇也不错，这些人的工作觉悟也比较高。

二、13 兵团机关情报科成员先过鸭绿江

过江前，事情很多，当时也没有什么正式的通知，军事保密要求很严格，每个人什么时候入朝都不清楚。当时的情况，是叫你走你就走，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记得当时突然说有事，让情报科组织5个人过江，有情报科副科长、绘图员、参谋，我当翻译，还有司机，就我们5 个人先过的江。后来从资料和电报上看，彭总下令四野的4 个军，10 月19 号过江，我们是20 号或21 号过的江，应该说，我们5个人是后于部队、先于兵团机关过江的。可以说，我们这5 个人是机关中先入朝的。入朝后，我们跑了一上午，到达朝鲜的一个镇子，相当于一个村吧，在那里刚吃过中午饭，突然赶上敌机扫射，我们就进了防空洞，而后上了山，到晚上我们就撤到了大榆洞。这时，兵团机关的一部分也到了朝鲜，志愿军第一个指挥部所在地设在大榆洞。

这个时候，很乱也很危险。彭总带了两个警卫员，先过江找金日成了解情况，好不容易找到了金日成，也就是21 号。21 号是我们13 兵团的指挥机关正式改编为志愿军指挥机构的时间。①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中央军委作战部起草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毛泽东对命令进行修改审定后，于1950 年10 月8 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此命令。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令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机关成立及十三兵团机关转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志性文献。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160 页。21 号，彭总在桧仓决定13 兵团的领导机构改成志愿军的司政后相应机构后，13 兵团机关开始入朝了。我以为我们是在大部队之前入朝的，实际上我们过了江以后不久，13 兵团机关也开始入朝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彭总是很危险的。彭总见到金日成后，决定了好多事情。我们5 个人实际上是兵团司令部机关入朝的先头部队，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早晨过江的，那么机关的部分人不是中午就是晚上入朝的。作为先头部队的任务，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当时说是去接柴成文，他是中国驻朝代办，我一直认为我们是去“探路”的。可是当时去的时候名义上是去迎接柴成文，可是我们实际过了江以后，因敌机轰炸，我们没干什么事只能往回返。我看《跨过鸭绿江》电影里面有随彭总入朝的小分队，先过江以后挨飞机轰炸，而且还提到情报科长崔醒农的名字，如果提到这个名字，那我当时应该在那5 人里。可是那个小分队里没提到有两个会说朝鲜语的侦察兵。看来真实的历史和影视作品不完全一样。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过江的时候，还是以13 兵团机关的名义，等过了江后，13 兵团机关已作为志愿军机关到了大榆洞。所以，我们13 兵团过江后先到的人也就落脚在志愿军司令部机关驻地大榆洞了。我就是这么入朝的。

三、我在朝鲜的情报工作

我在朝鲜待了7 年多，也可以说是最先入朝的，整个部队是1958 年撤回国的，我是1957 年回国的。这7 年多时间我一直在志愿军司令部，开始在情报处，后来五次战役以后又调到管理处，时间比较短，在志司机关的第三个岗位是司令部直属工作处。在情报处，主要工作是收集情报提供给指挥员，指挥员根据情报来指挥。搜集情报的活动太多了，我记得第一次战役（云山战役），我们的科长带领我们在云山附近设了一个观察所，当时有工作人员、有电台，白天到一线指挥部了解敌情、了解我军情况，回来后晚上整理上报，就是这样收集情报和处理情报。凡是战役战斗前，情报处都要派人去，当时什么情报都需要。凡是打仗的地方、重要的地方，都得去收集情报。打五次战役，打金城战役（上甘岭战役），后来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再到后来的谈判，整个过程中反正没有别的，就是到前方，到需要的地方去搜集情报，回来以后就整理情报提供给指挥员。记得有一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为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咸镜（南）道三个道（就是三个省）的交界处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打起仗来将不利于我们，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去查明这个通道情况。可是回来的路上翻了车，我被压在车里面，当时人家把我扒出来后，人是瘫的，后来抬到驻地桧仓，也没怎么吃药治疗，那时候年轻嘛，一个多星期以后就爬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受伤，像这样的事就印象很深。

还有一个情报渠道就是审问俘虏，审问俘虏是最迫切也是最优先考虑的情报收集方法。我们情报处到俘虏营去审问过两次俘虏，从俘虏那里得到一些情报以后，上报指挥员。第一次是情报处长带队，找五六个英文翻译与我们几个朝文翻译一同去审问俘虏。英国、美国俘虏一般是审问重点，所以英文翻译审问美国人比较多，别的像韩国的那些俘虏，也有不小的官，比如有韩国师长一级的在俘虏营。当时情况都比较急，先审问美国俘虏，收集到情报后得赶紧上报。第二次让我当行政负责人，带了三四个英文翻译和一个警卫班，好像当时还成立了党小组，我任小组长。美国俘虏兵是最怕受气，所以也都比较配合，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的情况比较多，很多情报也很重要。我印象当中最有价值最及时的情报，就是二次战役东线有关美军后撤逃跑的情报。我们曾到碧潼俘虏营专门去审俘虏，那是当时最大的战俘营。我们也去小的俘虏营，比如说长津湖战役、东海岸战役，抓的俘虏是关在一个地方。首先突击审问，把他们嘴里的东西掏出来，审战俘要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他们的供述。我在朝鲜待了那么些年，就是收集情报，总体讲工作很紧张，附带要做的事很多，动不动说走就走，直接上前线了。

四、跟随邓华司令员在“西海指”的日子

我在志司机关的第二个岗位是在管理处工作。那时干的事不少，但我主要讲两件事。一件事是志愿军管理处派我到朝鲜政府去解决变压器的事，我们总部的变压器功率太小，电供不上，所以派我到朝鲜政府去协调能不能换一个大点功率的变压器，当时派我带了一个司机两个人去办这件事。可去了以后发现朝鲜政府的对口协调部门根本就没有变压器，这就没法提变压器的事了。第二次是让我去解决办公用纸，我们出国以后带的办公用纸、办公用品有限，想让朝鲜政府解决部分办公用品不足的问题，结果去了以后，别说办公用品，连手纸都没有。去了两趟知道朝鲜政府这个情况后，也就不再找他们解决什么问题了。我在管理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干了这么两件事。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们去朝鲜政府办事，到中午的时候，我们想去平壤吃个中午饭。可是，我们刚进了一家冷面馆，乌泱乌泱的一群一群的敌机就飞过来了，那是平壤遭遇的最大的一次轰炸，我们当时躲进平壤市妇女会地下室的防空洞里，足足避了两个多小时。空袭结束以后，我们出来一看，整个平壤市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基本炸平了。我查看了一下我们的吉普车，当时是靠在人家的墙根停着，还没有坏，还能发动。所以说，朝鲜战场的危险事很多，随时都能发生，是无法预料的。

我在直属工作处工作是因为五次战役以后，作战处和情报处合并了，两个机构合并成一个组，人员也减下来了，五次战役以后打仗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我被分配到直工处做保卫干事。这一时期我拍了不少照片，因为我是保卫干事，当时有一个照相机，所以照片也比较多，工作上需要什么，我就准备什么。这个阶段赶上1952 年底上甘岭战役结束以后，美国有新的动作，想另外打开一个局面，实际上就是要再次实施登陆作战。所以，这个时候志愿军的工作进入了反登陆作战准备阶段。反登陆作战的司令员是邓华，反登陆作战的指挥机构、部队的调动，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要跟随邓华司令员行动。没过几天，邓司令说要出门，我就赶快出门，登上吉普车后发现车上除邓司令和司机以外，还有一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一共只有5 个人。那天车走到一个山岗上，秘书告诉我，说是首长去见金日成，我这才明白怪不得这么慎重，邓司令员到哪里去是很保密的事，我当时也没有多问一句。之后首长就直接到金日成的指挥部去了，首长去金日成指挥部，根本用不着翻译，金日成的汉语说得比我们还好。首长去见金日成时，我们几个人就在一个地方休息，后来朝鲜次帅崔庸健出来，对我们问寒问暖。从那里离开以后，我们没有回桧仓，就直接到海防部队去了。当时邓司令见金日成的时间不短，主要是他要谈的事多，我们什么事都没有，我们跟着去就是了。其实这一趟啊，邓司令员主要是作为反登陆作战指挥司令第一次跟金日成进行协商。为反登陆准备的事，毛主席亲自召回邓司令，曾当面进行探讨研究，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给志愿军司令部发了电报指示，说明敌人要登陆，志愿军必须坚决地协同朝鲜人民军粉碎他们的登陆阴谋。为加强这项工作，特别成立了反登陆作战指挥机构，明确邓华为指挥机构司令和政治委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当时，志愿军总部从司政后机关里抽调了一些人，成立了东、西海岸反登陆指挥部，其中，西海岸反登陆作战指挥部，简称“西海指”。“西海指”的机构是很完善的，我跟邓司令去过几次，从金日成那里出来以后，邓司令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考察，就是从部队到“西海指”，从“西海指”到部队。

这个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就是陪同朝鲜人民军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我和作战部的一个参谋，两个人陪同朝鲜人民军海军作战部长到北京开会。中方参会的人有李克农，他也参加朝鲜西部海防反登陆情况分析会，研究西岸海防情况，研究志愿军跟人民军协同作战问题。邓司令是指挥反登陆作战的，后来反登陆作战准备搞一段时间后，他又去参加开城谈判了。这次北京开会的全过程朝文翻译工作是我做的，在我看来，我们的指挥机构、指挥员、情报部门，以及与谈判斗争之间的协同是非常密切，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敌人不敢登陆了，又提出接着谈判。从这件事看出，搞反登陆作战的司令员能参加谈判，搞谈判的负责人适时参加反登陆作战研究，其实都是在做一个事情，对各种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想出对策。这段时间，我不隶属“西海指”，我又是警卫员又是翻译，跟随并保障邓司令，他到那里我就跟到那里，有点像专属秘书一样。

五、我认为反登陆作战准备宣传得不够

我对反登陆作战接触较多，所以对于一些问题感触也比较深，有关反登陆作战问题，我认为我们的电影也好，书籍也好，对这段历史的宣传是很不够、很不充分的，或许是因为反登陆作战没有打起来，或许是因为“联合国军”没有实施登陆计划，所以看起来反登陆作战准备就不是很重要，我认为不能这么看问题。研究抗美援朝，对反登陆作战准备要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反登陆作战准备是最能代表我们打“人民战争”的特点。大家公认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大大超过了朝鲜战争的任何一次战役的准备。不能因为没有打起来，就一笔带过，电影、书籍或媒体甚至连提都不提，这当然是很不够的。

当时的反登陆作战，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动员了方方面面的力量，我跟随邓司令员在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准备视察调研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接触的是最多、最频繁的，对西海岸准备工作的完备程度也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反登陆作战问题是个老问题，从我们打第四次战役开始，往南一直打到汉江以南，到三八线以南，有的志愿军部队已到过三七线。当时，彭总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敌人在我后防线的登陆动向。根据北朝鲜的地形，很容易出现两边海岸登陆的情况，朝鲜有的地方很窄，敌人一登陆就把你掐了，别忘了仁川登陆的教训。“联合国军”当时的地面行动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又想到这个办法，避开正面战场，再来一次登陆作战。所以，反登陆作战一直志愿军首长始终关心的事，上甘岭战役以后，这项工作成为整个志愿军的工作重点，具体时间应该说是在1952 年底到1953 年上半年。

我从头到尾，别看时间不长，却完整地参加了邓司令员部署检查反登陆作战准备活动。邓司令跟毛主席谈反登陆作战的时候，他都考虑到反登陆有可能是大登陆，也可能是小登陆这个程度了，他对仁川登陆的情况是认真研究过的，敌人是怎么登陆的，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都有自己的考虑，是很全面的，所以毛主席听了以后很赞赏。毛主席有关反登陆作战的决心不是一般的大，这一点一般人不好理解，当时的报刊都发表过。他提出三个肯定：肯定登陆；肯定在西海岸登陆；肯定在西海岸的清川江登陆。这样一来，反登陆准备工作，就不是建立在登陆与不登陆的两可之间，而是要做必然登陆的准备，当时的决心就是这样的。国防大学总结认为，反登陆是“以战止战”的经典范例，因为我们准备得好，对手看到没有机会，才没有实施登陆作战，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这个阶段，我经常跟司令员往下跑，去看部队的部署情况。邓司令想了解什么情况，他一定是亲自跑到一线部队去，要亲眼看看海防工事修的情况，我们一车5 人，真叫轻车简从。他的工作风格非常扎实，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邓司令每到一处工事都认真地看看，按着敌人肯定要登陆的情况，要求部队坚决抢时间，抢修工事。当时，西海指的工事跟原来的野战工事不一样，都是钢筋水泥工事，真是下了功夫的，反登陆作战是做了相当认真的准备，是很完整很充分的一次准备。

邓司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惧危险，不怕遇上敌机。在朝鲜白天是不敢走马路的，一般都是晚上行动，但我跟随他的那段时间里，没有晚上和白天的区别，总是根据需要，上车就开车，说走就走。说来也奇怪，他这么干却几乎没有碰到被敌机追袭的情况。他不怕，可朝鲜战场的情况那是真说不准呀！邓司令也受过伤，也是敌机轰炸，洪学智也都受过伤。夜行军的时候，如果遇到敌机，汽车车灯立即关了，但是汽车却没有停，汽车经常在躲闪中就翻到沟里了，有时还把人压到车底下，朝鲜战场光这一项，就死了好多人。彭总也遇过险，一次他出门后遇到敌机空袭，刚好有一个空房子，大家都钻到里边去了，敌机没有轰炸那个破房子，要是轰炸的话，谁都跑不了！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不仅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怕死，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也各个不怕死！

因为志愿军反登陆作战准备充分，敌人最终不敢登陆，邓司令后来要参加谈判，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在司令部机关一个工作组任组长，专门负责调查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的社情（社会情况）。志愿军司令部最后一个驻地是桧仓。当时那里的社情挺复杂，晚上敌机一来，地面动不动就打信号弹，说明地面是有指引的。后来司令部驻地的安全问题提上了日程，下决心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我们十几个人调查了很长时间，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一户地走访排查，把驻地附近老百姓居住村庄的位置、每一户的政治面貌，平时都注意些什么，都调查得比较清楚。我把这项工作的调查结果，没用文字，而是用平面图的形式呈报司令部办公会议，得到的评价是：图画得不那么正规，但是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社情很清楚。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此后桧仓周边的社情有了很大改善。

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畏惧牺牲

我们的战士，一句话“不怕死”！我们军队里无论是指挥员也好，战士也好，全军都是不怕死的。要是怕死的话，能出现长津湖冻死那么多人吗？当时的战士们就是冻死也一动不动！可以想一想，战场上冲锋就是意味着牺牲，明明是冲不得，那也得冲啊，没有牺牲的代价能冲上去吗？这些情况我们在司令部做情报工作，情况都是掌握的。你要是怕死的话，你能冲锋吗？面对人家的火力，子弹不断打胸膛，你还往前冲吗？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真的就是不怕死，我们比敌人多的就是这一点！我们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敢打敢拼、敢于胜利上。这个话讲得多了，有的人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像都很理解，实际上都不是很理解，你不知道什么叫不怕死，这个不怕死体现在哪里！

李承晚的部队，本来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一开始被朝鲜人民军打得稀里哗啦，美国仁川登陆成功后，就把李承晚的军队摆在前沿向北进攻。我们最初入朝的策略是开头要打开局面，就是要把韩国的先头部队打掉几个师。这一弄，打的是韩军，疼的是美军。第一次战役是与韩军碰到的一次战役（遭遇战），再后来韩国军队一听说是中国军队就跑，他们简直是不经打的。后来我接触过韩国当过兵的人，他们说没法跟中国兵打，中国是死多少补多少，兵源充足得很，而且战场上是真拼命。李承晚的兵也好，美国的兵也好，对我们部队的评价，一句话：不怕死！他们是怕死的，我们能打胜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这儿。不要说别的，一个是怕的，一个是不怕的，不怕的战胜了怕的。我不是乱说的，讲得是很普通的道理。

志愿军是死了不少人，不错，对这个事怎么看？很简单，军事要服从政治，小打人少死，大打人多死，不打人不死，哪还有什么别的理论呢？这个理论最突出、最精彩的就是这样的。李承晚的军队，就是靠美国的装备，可是他有什么“气”啊！毛主席不是说了吗，他们是“钢多气少”，我们是“气多钢少”，像韩国的部队，哪有什么“气”，就是靠美国武器那一点儿优势，所以整个朝鲜战场上，韩国军队显得微不足道，没什么可讲的！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真是好哇！战场上听指挥，让怎样打就怎样打，当时的口号就是“人在阵地在”！真是体现了听党话、党指挥枪！

我们的指挥员在朝鲜战场上，也是听党指挥的。国内“三反五反”的时候，我们的志愿军也进行“三反五反”。“志司”总结三反五反的时候，彭德怀也向他所在的党小组报告“三反五反”的问题，讲个人是在学习的基础上提高认识的，认为有一些浪费是不应该的。彭总当时无非就是多用了几个信封，多用了几沓办公纸，多用了一些办公用品而已。一个堂堂的志愿军司令员，他参加党小组“三反五反”也公开地向大家报告怎么学习、怎么检查的，这反映出来的是极强的组织观念，说明我们的军队始终就离不开党的指挥，这一点我感触最深。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离开政治的军事是没有力量的。

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现在社会上议论说，朝鲜战争打平局了，谁也没胜，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美国侵略到鸭绿江附近，我们把他推到三八线以南三七线，这不叫胜利，那什么算胜利？！什么叫平局？这种说法否定我们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中国不怕，不怕打，不怕牺牲。在打仗的方面说得够多了，在鼓气方面，祖国的慰问团也好，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好，历次的运动包括“三反五反”等等，这体现了党的意志，这都属于鼓气啊。党指挥枪是“主心骨”，反映在战场上战士们就是不拍死，就那么顽强地打，这是胜利的根本，我想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