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伏雷 张凯敏 张 涵

 

为贯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64、143 页。战略决策，1947 年7、8 月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简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与挺进豫皖苏边区的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陕鄂边区的陈（赓）谢（富治）大军相互策应，逐鹿中原，以调动敌人主力回援，策应内线作战。自1947 年8 月底进入大别山以来，刘邓大军在后方无依托的条件下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艰巨任务。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除留下一部兵力继续坚持大别山斗争外，于次年3 月率主力及时转出大别山，同陈粟、陈谢大军一起开始了大规模的机动作战，使逐鹿中原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工作为统一思想、凝聚意志、激励斗志，保证刘邓大军战略跃进的达成和大别山根据地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转战大别山期间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在敌我力量仍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纵观全局，科学分析革命形势发展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鲁西南战役后尚未休整、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天险关隘纵横等一系列困难之下实施，政治工作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形势。

（一）战略反攻的时机基本成熟，但敌对我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早在1946 年10 月，毛泽东就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②《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205 页。1947 年2 月，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指出，“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灭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①《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11 ～1212 页。同年5 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蒋介石政府无论是在军事战线或者是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②《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24 页。。经过一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损兵近百个旅110 余万人，已无力维持“全面进攻”，被迫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且重点进攻也屡遭挫折，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而人民解放军则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和发展，装备、技术、战术都有了很大提高，广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在胜利进行着。形势表明，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人民解放军虽然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严重困难。尽管国民党军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但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占据着优势，还能获得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有着广大的统治区。此时，蒋介石正调集重兵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企图以“哑铃战略”消灭解放军主力。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人被敌人的表面气势所迷惑，不能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较多地看到局部的暂时困难，作战指挥及行动存在保守和畏缩情绪。基于这种战略形势，政治工作必须深入开展思想教育，帮助大家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和进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树立敢于进攻、敢于胜利的思想。

（二）以跃进为基本进攻样式，远离后方作战，战场环境险恶。面对蒋介石“哑铃战略”两翼突出、中间薄弱的兵力部署特点，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避实击虚”，实施中央突破，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这块“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③《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550 页。，以“攻其所必救”，调动敌军主力回援，缓解陕北、山东紧张局势，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格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不能采取逐城逐地的进攻样式，而要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④《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 卷，第550 页。。这种进攻样式，实施起来困难很大，部队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离晋冀鲁豫解放区，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险阻重重，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前堵后追，企图以“追剿”“扫荡”“清剿”等方式消灭刘邓大军。从北方到南方，作战地域陌生，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伤病员安置、武器弹药补充困难等矛盾十分突出。据刘伯承回忆，“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不难设想，要实现这样的伟大战略计划，绝不是轻而易举的”⑤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三军经略中原》（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556 页。。毛泽东充分预计到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对这一行动前途作了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 卷，第551 页。可见，无论哪种前途，付出代价都是难以避免的。基于跃进这种无依托作战的行动特点，以及大别山斗争所面临的困难，政治工作必须紧扣主线，采取各种灵活有效的形式，为战略跃进目标的达成和大别山根据地的重建提供强大的思想政治保证。

（三）大别山群众有着优良革命传统，但敌我双方长期拉锯战，群众顾虑重重。大别山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五四运动后，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建党基地，李大钊、陈独秀曾亲自指导这里的建党活动，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湖北代表参加了党的一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领导创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即诞生于此；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华中抗战的战略支撑地，新四军第5 师在大悟山高举抗日大旗，成为华中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大别山作为老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锻炼的革命群众，但由于革命军队在这里发展壮大后又几经转出，国民党反动派随之卷土重来，每次都对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和残酷镇压，“红军从鄂豫皖老苏区退走后，国民党的军队像豺狼般的凶恶，红军战士的家属首先遭到了严厉的清查，逮捕和屠杀”⑦田晓光、韦敏士主编：《刘邓大军南征记》第2 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264 页。。刘邓大军初到之时，这里的反动势力尚未完全瓦解，仍然暗地里威胁和控制着群众，“谁和共产党见面，杀绝满门”①陈斐琴、缪海稜、殷步实主编：《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稿》，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第387 页。。群众对刘邓大军的到来，既感到欢欣鼓舞，又对解放军能否在此长期立足缺乏信心，不敢与之公开接近。面对初到时的这些困难，有的部队出现了疲惫松懈和纪律松弛现象，进一步加重了群众的不安和疑虑，有的部队打仗时顾虑很重，不敢放手发动军事行动，歼敌不够勇猛果断，这对部队打仗和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十分不利。这些情况的出现，要求政治工作必须迅速把官兵思想统一到行军作战和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上来，发扬艰苦奋斗、敢打硬仗的作风，树立以大别山为家、依靠群众的思想，坚决完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二、转战大别山期间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

面对复杂的形势以及官兵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刘邓大军能够成功实现战略跃进的伟大壮举，完成在大别山的战略展开并立足生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灵活有效的政治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绩。

（一）深入开展形势任务教育。1946 年7 月，毛泽东就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②《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187 页。1947 年2 月，毛泽东在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③《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11 页。1947 年5 月4 日、8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两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他们尽早结束内线作战，准备实施外线出击、进军中原战略计划，调动陕北和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回援，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统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在上述形势判断和战略方针指引下，刘邓大军把政治上的准备作为外线出击准备的一项紧要工作。一是开展外线出击形势任务教育。邓小平指示野战军政治部编写了《目前形势与方针任务的报告大纲》，并亲自到部队为指战员做思想工作。6 月21 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④杨胜群主编：《邓小平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627 ～630 页。的报告，对战略反攻的时机、战略反攻的意义、反攻出去打不打大城市、反攻出去能不能站住脚、假如美国出兵援蒋怎么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释。二是开展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形势任务教育。进入大别山后，刘邓首长多次召集会议，给大家作报告。8 月27 日，刘邓首长在《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34 ～35 页。的重要指示中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强调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指出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我们决不再走。8 月31 日，邓小平向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列举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胜利因素及具体任务。9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刘邓大军专门召集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这一指示规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作战任务，并指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革命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⑥《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30 页。1948年1 月30 日，邓小平在给中共鄂豫区委第二地委全体干部的讲话⑦《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 卷，第60 ～68 页。中，对大别山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一点，我们是胜利的，这胜利不是遥远无期的，而我们要准备长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估计到有困难”，并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别山发展成‘面’的巩固的解放区”。三是加强宣传工作提升教育效果。为保证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恢复了野战军政治刊物《军政往来》，在1947 年9 月1日的复刊号上全文刊登了邓小平8 月31 日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后续又连续刊登《到达大别山以后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怎样习惯南方生活》等文章。不久，又出版了《时事新闻》，转载刊发新华社广播，使指战员及时了解时事。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要求，“我各区党委、地委一经建立，即应赶快建立报纸，设法收听陕北、邯郸广播，联系实际工作，深入教育”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436 页。。通过这些举措，极大地扫除了大家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提振了军心士气，坚定了官兵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信念。

（二）高效进行战时政治动员。面对极其恶劣的战场形势，刘邓大军以灵活有效的政治动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一是提出了一系列简短有力的动员口号。比如，部队渡过沙河后，为了快速前进，摆脱敌人追堵，必须埋藏、炸毁一些笨重武器、车辆，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②《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 卷，第555 页。的口号；强渡汝河战斗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在千钧一发之际，刘伯承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③《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 卷，第556 页。，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93 页。；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时，喊出了“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34 页。的口号；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组织编写的战略进军歌曲，把“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⑥杨国宇、陈斐琴主编：《刘邓大军南征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217 页。等口号编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很好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二是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至刘邓首长，下到一线干部，都发挥了很好的先锋模范作用，纵队和旅的干部亲自下到团、营、连指挥作战，成为激励官兵战胜困难、奋勇杀敌的强大精神动力。

1947 年8 月23 日，作为千里跃进关键一仗的强渡汝河战斗已经开始，在“敌人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击”，而“我军正面则有敌人第85 师附第64 旅挡住了去路”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第93 页。的危急关头，刘邓首长亲自到担任先遣部队的第6 纵队第18 旅设在汝河北岸的一线指挥所指挥作战。经再三询问部队兵力部署以及一些技术上的细节后，刘伯承指出：“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不管敌人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一定要前进，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战略计划”；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第93 页。具体部署确定后，刘邓首长冒着枪林弹雨，坚持随部队一路走，邓小平说：“不要管我们，快去打仗，一定要从敌人中间打出一条路。”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第94 页。除指挥作战之外，刘邓大军各级领导在生产、生活、执行群众纪律等方面也都处处以身作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部队坚持大别山斗争“无声的动员”。三是适时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刘邓大军战略展开初期，由于缺乏南方作战经验、群众基础薄弱、反动武装袭扰等原因，前几仗打得不够理想，有的部队甚至出现消极避战和纪律松弛现象。针对思想和作风方面的问题，刘邓大军在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刘伯承严肃地指出：“要创立大别山解放区，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这两个轮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推动这两个轮子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增强斗志”⑩李忠诚编著：《中原奇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205 页。。他批评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在晋冀鲁豫战场吃肉，偏到大别山来啃骨头”的思想情绪，强调“我们啃骨头，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要“看一看友邻的胜利、全局的胜利”①李忠诚编著：《中原奇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第206 页。。邓小平指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是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猛地去作战。”②李忠诚编著：《中原奇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第206 ～207 页。这次会议为树立扎根大别山思想，克服怕打硬仗情绪和纪律松弛现象，取得大别山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三）强化对敌政治攻势。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盘踞在大别山的土匪数目庞大、无恶不作，他们有着长期的反革命经验，对解放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构成重大威胁。1947 年10 月10 日，邓小平起草《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强调把消灭土顽“看成最严重的政治任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 册，第434 页。，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土顽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展开了强大政治攻势。其主要形式有：一是政治宣传。采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布告等方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解放军军事捷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各处散发和张贴；宣传立功赎罪政策，鼓励土匪弃暗投明、回头求新路，允许敌行政人员继续供职、以功抵过；此外，还通过社会关系同国民党乡保长、绅士等上层人物谈话，或以写信等方式，宣传时事政策，解除地方人员和家属思想顾虑，争取早日洗心革面，不再继续与人民为敌。二是积极劝降。针对不同的劝降对象，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或地方组织，采取写信、寄送劝降书或直接出面等方式劝降，成效很大，使得大量土匪人员自动缴械投诚。三是建立两面政权。对于游击区的敌乡保政权，区分情况采取“争取对我态度较好的，瓦解动摇的，打击最坏的”④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伟大的历史转折——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历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25 页。策略，以逐步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为我所用，缩小打击面，减少群众损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

（四）做好争取群众工作。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到国民党区域战争是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⑤《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31 页。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正是遵循“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 卷，第557 页。的原则。在争取群众工作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严肃军纪，取信于民。邓小平在《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中，强调“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在王大湾会议上，又特别强调：“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问题，必须把它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⑦杨胜群主编：《邓小平传》（上），第662 ～663 页。1947 年9 月2 日，部队在驻地经扶境内小姜湾村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刘邓首长均作了重要指示，并对所有进入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通过自上而下打通思想，部队的纪律观念得到显著加强，涌现出许多遵纪爱民事迹，极大地密切了军民关系。二是广泛动员、放手发动。一方面，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建“天池部队”随军南下，充实地方工作骨干，支援根据地重建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战略展开，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群众说明刘邓大军这次回来后将坚定地和大别山群众一起，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逐渐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三是改进作风、关爱群众。在大别山，刘邓首长多次强调：“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必须反对一种浮夸、浪费、奢侈、铺张，不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⑧《李达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第270 ～271 页。部队从刘邓首长开始，带头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时刻关心关爱大别山民众，维护群众利益，解放军所到之处，尽量做到不扰民，并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帮助群众割麦、插秧、医治伤病等，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别山群众“宁愿挤出嘴里的粮食支援大军，脱下脚上的鞋支援大军，拆掉棉被做棉衣支援大军……”①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伟大的历史转折——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历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38 页。，呈现出一幅“鱼水相依情意浓”的场景。

三、历史启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胜利实现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和决策指示在部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始终着眼战略全局，对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作了周密部署和通盘规划，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决定刘邓、陈谢、陈粟三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展开，以此配合内线兵团作战。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调整部署，先后粉碎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跨越重重障碍，终于进入大别山区。进入大别山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即于8 月30 日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9 月1 日，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中，全面阐明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并指出：“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②《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30 页。这时，刘邓大军刚刚由内线转入外线，由南方转到北方，饮食不习惯，穿不惯草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等，给部队造成不少困难，因而一部分同志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仍然思想准备不够。为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9 月27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河南光山县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在会上指出，创立大别山根据地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为此，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消灭敌人。他还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住脚。这次会议，对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以及大别山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战略战术、战斗精神等空前提高，思想和行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二）确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1947 年6 月30 日，刘邓大军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乘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经28 天的连续战斗，歼敌9 个半旅5.6 万余人，取得了战略进攻开始后的初战胜利，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遵照中共中央“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指示，刘邓大军立即调整部署，先后粉碎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和急行军，于8 月末进入大别山区。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部队在疲劳行军后，还得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打马掌。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曾有二十几天不见油盐，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战胜了种种难以设想的困难。

从当时全国战局来看，跃进大别山后，刘邓大军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其进行围攻，他们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斗争异常复杂，局势非常严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正是垂死挣扎的表现。邓小平指出：“我们既要了解敌人是垂死的，又要了解敌人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要准备克服诸多困难，这样我们办法便会更多。”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 卷，第64 页。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削弱的情况下，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取得了张家店、高山铺等一系列作战的胜利，并粉碎了1947 年11 月底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大规模围攻。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经过激烈艰苦的斗争，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在此期间，“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 万余人，解放县城100 余座，在4500 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第73 页。。由此，逐鹿中原的斗争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树立依靠人民打胜仗的思想。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大别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由于革命军队在这里发展壮大后又几经转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武装对当地人民进行过多次残酷镇压。大别山人民见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一方面欢欣鼓舞，庆幸重得解放；另一方面又担心解放军站不住脚，怕敌人回来后施加报复。加之部队初到，反动统治尚未彻底摧垮，仍在暗地里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公开与解放军接近。为了迅速展开工作，重建政权，发动群众，解放军在寻机歼敌、打击土顽的同时，主力所到之处，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全国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大量歼敌的有利形势，说明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壮大，是在歼灭100 多万敌人以后的战略大进军，并誓与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决不会再走，以消除群众的顾虑。在斗争环境复杂的地区，采取了秘密串连的方法组织群众，以保护群众安全。与此同时，主力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农会，领导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开展游击战争，密切配合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大别山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收治伤员，迸发出了翻身解放后的高度政治觉悟和自觉奉献精神。刘伯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素具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也充分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全力支持我军，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协助我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第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