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于慧铎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将重点置于华北地区。中共能否继续在敌后坚持，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成败。事实上，对敌开展全面的政治斗争，实施广泛的政治攻势，对巩固思想阵地，击破日伪政治上的欺骗与阴谋，争取与团结敌占区广大同胞共同对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1939 年后日军转向华北后方，中共与日方在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日益尖锐，直至1943 年，是中共敌后生存最为艰苦阶段。通过这五年，可以更好地观察中共政治攻势的展开与发展。

在敌后抗战过程中，不是每一地区、每一阶段都适宜展开政治攻势，只有在恰当的时间点对主要的对象发起攻势才会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共在军事上的劣势，起到扭转战场局面的作用。因此，如何选择正确的时机，成为中共开展政治攻势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共在华北地区的抵抗与生存变得日益艰难，每一处敌后根据地都在敌人的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是，日本国土小，其人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这一根本性的弱点，使之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逐渐陷入不利局面。日军第110 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在一次部队会议上表示：“随着从军日期的延长，表现出许多的精神散漫和人心懈怠”，“长期的事变，使士兵均懈怠志气，不守纪律，更发生许多幻想，在共产党赤化魔手之下，愈加繁盛，而对我官兵宣传反战与阶级斗争，使部队内部发生许多的不安现象。”①《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第12 页。

在具体做法上，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了两期对敌政治攻势，且每一期都是根据敌人实际情况而制定了不同的基本方针。1941 年12 月到1942 年2 月间，中共开展了第一期政治攻势，“就是要抓紧时机，开展广泛的宣传鼓动，以求在敌伪与敌占区人民中间，在思想上首先占得阵地，以夺取我在政治上的优势”。敌方随即在宣传上进行了反击，在“新民会成立宣传局，我出版《实话报》后，敌出版《建设报》，敌伪传单中有许多是针对我们宣传回答的”。虽然第一期政治攻势中，存在有“宣传内容的重点不够”“对敌人一切宣传的反击与驳斥很不够”等不足，但不能忽视的是，这场思想的激战，已经引起了敌伪在政治上的变化，尤其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产生了“异常动摇”，各地伪军不断反正，中共首先在政治上开辟了阵地。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 册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第623 ～624 页。

在1942 年春季展开的第二期政治攻势中，中共中央北方局继续对日伪军与敌占区的人民进行日寇即将失败的宣传，联系各种具体事实进行相应的动员工作。②参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 册下，第625 页。在吸取第一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政治攻势的形式与内容作了改进，例如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指示，在“冀中与平北、冀东，均应设立出版专门对敌占区人民与敌伪军宣传的小报，冀晋察分社新闻台即将开始播发反对四次‘治强’的社论与对敌区宣传的短论、消息”。在此政治攻势下，日方士兵“不但向我方投诚，而且有与我们发生关系者，有为我们作宣传工作者，有为我们掩护工作人员而保护其安全者，总之在他们的队伍中有援助我们的出现了”③《八路军军政杂志》第4 卷第3 期，十八集团军政治部，1942 年3 月25 日，第20 页。。与过去相比，投诚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投诚者的情绪以及心理活动也产生了质的变化，由最初的厌战情绪开始走上反战行动，足见政治攻势所产生的功效。

现阶段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日军的宣传工作方面，多对日军的宣传内容展开论述，并着重于宣传采用的方式以及影响，④参见王欣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宣传工作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5 期；淘祺谌：《由日方档案看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对日军宣传战》，《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10 期；冯秀香：《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日军标语宣传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20 年第2 期。勾勒出中共对敌宣传攻势的场景。但从广泛意义上来看，宣传攻势并不局限于宣传工作的内容，如果单从宣传工作内容的角度来进行学术考察，未免过于片面，而无法展现宣传攻势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宣传攻势是政治攻势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目的具有一致性。本文以华北地区为对象，试图阐释宣传攻势的多样变化，分析在敌后恶劣的形势下，中共如何灵活运用手段与敌进行较量。

一、宣传攻势展开的背景

从1939 年的“治安肃正”到1941 年的“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已然开始做长期作战的准备。桑木崇明做出判断称：“究思以‘建设守成’为目的之肃正作战，由于不断之讨伐与复杂困难之治安工作之实施，故其辛苦极大，而其成否则可断言，为决定在于武力经济思想战中与‘匪团’比赛忍耐性之斗争上。”⑤《左权军事文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303 页。这意味着在实施手段上，武力已经不是日军进攻的唯一方式，多样化的进攻态势已然出现在敌后战场上。

在抗日斗争中，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左权说过：“有民众的积极配合，就给战争战斗胜利以极大的保证。否则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⑥《左权军事文选》，第572 页。日军同样也认识到占领区群众立场、态度的重要性，对中国百姓进行了长期的欺骗宣传。“在他们所占地区，散发大量‘灭党反共’的标语、传单、口号，并经常派人下乡宣传、开会，用种种手段来欺骗人民”⑦《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 卷第8 期，十八集团军政治部，1940 年8 月25 日，第117 页。，“其宣传活动是采用了一切手段，从最广泛的报纸、杂志、广播、演讲、戏剧，到举行运动会、座谈会等，从动员青年、少年到动员妇女，动员敌伪的一切宣传报导机关”⑧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99 页。。

当时在第120 师战斗剧社担任对敌动员工作的高鲁，在其日记中就记述了日军的一些宣传手段：“敌人吸收人民参加敬老会。伪政府在各县城中，召集区村中的寡妇、贫民、秀才举人等参加敬老会，以收买人心。如给穷人一些钱、衣物、或请吃饭。他们还进行欺骗宣传，说：‘维持东亚和平’、‘剿共灭党’、‘应感谢日本人根绝赤祸’。还由敬老会搜罗地方的戏子进行耍狮子、踩高跷、唱戏等娱乐活动，以引起人民对敬老会的兴趣和注意。这种宣传在敌占区未组织起来的人民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①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14 页。此外，日本还推行了一整套奴化教育政策，意图在思想精神上征服占领区群众，以确保占领之目的。以冀中平原为例，在“五一”大“扫荡”后，整个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日伪“一方面捕杀我抗日教师，强迫教师自首投降；另一方面，强迫各村成立伪小学，强迫儿童入学，讲授伪课本，进行奴化教育”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 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220 页。。日军的欺骗麻醉宣传，模糊了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认识，其产生的消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晋中部分群众痛恨汉奸，不恨日本，说汉奸坏日本好”。此外，对群众悲观失望的情绪、厌倦思想的产生同样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如茂林事变、苏日协定之后，由于谣言之流传，群众情绪低落，认为中国抗战没有前途”。③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 卷（1941.1—1941.1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628 页。

面对敌人日益残酷的“扫荡”与“围剿”，反“扫荡”斗争日益成为各根据地的常态化斗争。为在日益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有力反击敌人的思想进攻，中共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开展对日伪军的宣传攻势。从宏观上来看，日本军国主义受国际大背景以及整个战场走向影响，在政治上日益不利；在微观层面上，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以及游击队来说，在“反‘扫荡’中，敌人后方空虚，这是我们进行政治攻势的最好时机”，“多次经验证明：这个时候的政治攻势，不仅最易进行，而且对反‘扫荡’的战争配合亦有极其重大的作用”。④《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第434 页。可见在反“扫荡”时，除有必要的军事进攻外，政治攻势的密切配合必不可少。反“扫荡”的胜利不仅是对敌人的驱逐以及阵地的夺取，更是在思想上揭穿敌人的政治欺骗，争取和巩固党在对敌斗争中政治上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二、宣传攻势的主体与方式

（一）多样化的宣传主体

与土地革命时期不同，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战争的复杂性大为加剧，宣传攻势行为主体的多样化成为必然趋势。

（1）武装宣传队。抗战时期，中共对敌宣传攻势的参与主体渐趋多样化，其中以武装宣传队为最具有代表性。武装宣传队“是由军队的民运工作部门、敌军工作部门、宣传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配合组织的。人数每队至少四五个，最多不超过十个，携带短枪，深入敌占区，甚至离敌人据点非常近的地方，进行宣传”⑤《八路军军政杂志》第4 卷第3 期，第33 页。。除武装宣传队外，各个根据地的武工队也承担着类似的职能，例如1942 年太行区“各地都先后组织和派遣了由军队和地方干部、民兵组成的武工队和精干的小型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格子网’内，开展宣传攻势和游击战争，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三：地方武装斗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6 页。。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武装宣传队相比，武工队在敌占区有三重身份，分别为宣传员、战斗员和组织员，担负着多重任务。武工队下设的宣传组即“负责进行对外口头、文字的宣传，建立点线工作，接关系”⑦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 辑（文献部分 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409 页。等工作。所以，无论是武装宣传队还是武工队都兼有宣传员的身份。

在具体工作中，要求武工队在对敌占区百姓进行宣传时，“应力求通俗化，并配合民众喜见乐闻的艺术形式”①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 卷（1942.1—1942.1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345 页。，例如教民谣、画图画、扭秧歌、写标语等。面对敌伪军时，要进行广泛的政治攻势，这是武工队的主要任务。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1064 页。以太行区为例，武工队挺进敌占区后，“有时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形势，有时秘密串联组织群众，向敌占区、游击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送抗日报刊和画册、书籍，发放专为敌占区办的《中国人》等报刊宣传品，武工队把神秘的电话打到敌人的据点里，用喇叭对据点内的日伪军上课，到伪军家里进行前途教育，给伪军建立‘红黑榜’、‘善恶榜’，不定期公布伪军的善恶行为，瓦解伪军伪组织”③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29 ～130 页。，甚至还会利用新旧年交替时机，按着敌人的官兵、驻地、姓名，一张张地送到敌人手里去。这种准确到位的宣传攻势，其中百分之八十起到了作用。④《八路军军政杂志》第4 卷第3 期，第33 页。虽然不能普遍性实施，但是对特定地区某一阶段来说是十分有利的。通过这些形式，不仅使敌伪人员内心发生动摇，更是大大地振奋了敌占区人民的爱国心，激发了抗战热情，降低了武工队员在敌占区的工作风险，为后续斗争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2）群众。借由群众进行对敌宣传，是对日伪军宣传攻势的有力补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一路线是中共的根本工作路线，也充分体现在开展对敌宣传攻势上。在进行宣传攻势时，中共坚持把政治宣传工作建立在广大的民众基础上，使其变成一种民众运动。只有把这个工作深入到民众中去，使民众了解它的重要性而自发进行时，瓦解敌军工作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从而成为对敌斗争中的一种有利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由于群众缺少对敌进行政治宣传的经验，特别是面对日军语言不通更是增加了很多障碍。为此，在发动群众进行宣传攻势时，需要加以辅助方能顺利实施。首先，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瓦解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向其说明具体的工作办法，并把进行这一工作的收获告诉他们。“当我们的宣传员或敌军工作人员涂写日文标语的时候，应当向老百姓解释我们写日文标语的意义，号召他们也来参加这一工作。”⑤《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2 期，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1939 年12 月25 日，第83 页。例如，在晋东南一带，就有许多民众团体写的瓦解敌军的日文标语；从长治到高平间的路上，沿途均有农救会、牺盟会、小学校、自卫队、儿童团等各团体写的日文标语，这些事实说明，“只要坚持宣传与教育老百姓，老百姓是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而切实去进行的”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2 期，第82 页。。

其次，用一些通俗读物、漫画、戏曲等来进行深入的动员。例如“一一五师的×团，经常出壁报，贴在驻军附近的村庄，一半漫画，一半文字，说明如何进行瓦解敌军的方法”⑦《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2 期，第83 页。。群众在耳濡目染之后，再利用学习到的方式向敌军进行宣传。还可以充分发挥俘虏的作用，把进步的俘虏组织起来，让他们说出对于战争的想法。通过将现实的敌人带到群众面前，进行现场教育，有利于纠正群众中一些“见敌就杀”的落后观念，使群众在接下来的宣传攻势中优待俘虏，进而感化俘虏。

最后，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民众，对日伪军进行宣传攻势，在地方政权及民众团体中建立起相应的工作组织。“例如冀西专员公署设立了敌军工作科，并开办了敌军工作训练班。又例如冀南××县政府设有敌军工作股，在区公所则设有敌军工作干事等，专门负责瓦解敌军工作”⑧《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2 期，第84 页。。随着组织的建立与成熟，人民群众在开展宣传工作时，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杂乱无章到系统有效，宣传攻势在瓦解敌军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取得的效果越来越大。

抗战时期敌强我弱的程度悬殊明显，在与敌寇对抗的过程中，民众力量的参与与融入为争取战斗的胜利以及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极大保证。以百团大战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太行区就“动员群众七万余人，征调牲口四千五百头，参加破路斗争。此外，晋中地区还供应军粮一万四千石，电线杆一千八百根，柴草一百余万斤，军鞋三万双，蔬菜二万余斤，羊一千多只，其他物资难以计数”①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第110 页。。由此可见，“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与民众之中”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11 页。。中共认识到蕴藏于民众之中的巨大力量，坚持把政治工作触角深入到基层社会，将群众的个人利益与组织建设融为一体，并以制度的形式，与群众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如果没有获得群众的接纳与认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也无法将群众引领到对敌斗争中去。

（3）日本人反战团体。1939 年先后成立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成为开展敌军工作的重要桥梁。1943年6 月八路军总部颁布的《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凡有了日人干部，这些干部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 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 年，第217 页。这些反战团体就此成为对敌宣传的有力武器。反战盟员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几十种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如书写日文标语，编写散发传单，在前线和碉堡前喊话，用电话谈心，给熟人或朋友通信，编发日文刊物、报纸，制作发放节日慰问袋，日语广播，编写诗歌、话剧、歌曲，与日军联欢等等。他们采取切合日本民族习惯、切合日兵思乡厌战心理、切合日军觉悟水平和接受水平的方法，直攻日本士兵的心。”④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在华日人反战纪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10 页。

这些反战团体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宣传力量，往往超过敌后的八路军战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政治上渐趋不利，日伪军内部在思想以及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随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了对敌军全面的宣传攻势，并且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以日本人的立场，用文字用广播来指出日本人民之前途及日本士兵之出路。因此引起了日本士兵爱读我们宣传的浪潮”⑤《八路军军政杂志》第4 卷第3 期，第16 页。。据日军资料显示，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军投诚行为明显增加，“华北地区在1940 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犯罪。到1941 年发生了两件，1942 年也发生了两件”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280 页。。可见日本人反战团体的活动，引起了日军内部的极大恐慌，在“战场上宁死不降的大大减少了，到了绝路就自杀的也减少了，而投诚逃亡的人数增加了”⑦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在华日人反战纪实》，第14 页。。据统计，1943 年“从年初到11 月止，发生官兵投诚事件18 起，其中准士官一人，下士官一人，士兵15人，文职人员一人。华中仅1942 年一年，就有日军14 人主动投诚新四军”⑧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在华日人反战纪实》，第15 页。。

作为对敌宣传攻势的重要参与主体，反战团体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日军的士气动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多样化的宣传方式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敌宣传攻势无论是在人员组成上，还是工具使用上，抑或是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与完善，宣传方式日趋多样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喊话。口头宣传是对敌宣传攻势中最省时省力的方式。抗战时期多采用火线喊话，“在火线上向敌兵呼口号，是很有力的宣传工作之一”①《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1 期，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1939 年11 月25 日，第70 页。。但需要注意的是“战斗初开始时是不宜呼口号的。在敌军阵地动摇或敌兵被我包围时喊口号，收效最大”②《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1 期，第70 页。。“同时因口号内容的不同，喊话时不要随便乱喊，要针对情况”③《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2 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1939 年2 月15 日，第33 页。。在地点的选择上，注重选择堡垒地带以及周围地区，使其“成为我们对敌宣传活动的中心场所，选择堡垒的突出点孤立薄弱的部份，利用我军事的骚扰、破坏、封锁包围，不让粮食弹药资材进入堡垒，增加敌之恐慌与疲乏，不断进行喊话掷传单的工作以动摇其守备决心，用人为的方法制造不满情绪，达到战斗勇气之沮丧、与部份摧毁这些堡垒为目的”④《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 卷第6 期，十八集团军政治部，1940 年6 月25 日，第57 页。。

（2）标语、传单。对日伪宣传攻势中最受重视的文字宣传方式，主要是标语和传单。标语大多是用墨涂写在墙壁上，或者把写有标语的纸张贴在墙壁上。但“要注意的是，针对那一种区域书写那一类的标语（如我后方则不必写对敌军标语，接近敌人的区域，则多写对敌军标语，有特殊情形的地方须提出适合当地具体情形的标语）；形式上要讲求美观，字体要用通俗的，勿使群众看不懂；地点要选择在靠近道路的侧旁及高处显目的地方”⑤《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2 期，第33 页。，“应多在庙宇祠堂或树干上石块上涂写”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1 期，第71 页。，“在同一个地方，不要写重复的，同一块墙壁不要横书直写，毫无次序等等”⑦《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2 期，第33 页。。中共要求，涂写标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敌宣传的经常性工作。“不论行军驻军，都应不疲劳地发动全体识字的干部和战士自动的涂写。尤其在敌人后方作战的部队”⑧《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1 期，第71 页。。传单大多是以散发的形式传到敌军手中，且方式较为多样。例如在战争结束后将传单等宣传品散在战场或塞进亡敌衣物中，或是在战争或行军中对传单进行不间断的散发，亦或是利用地方小贩或民众的关系将传单带到敌区，也可将宣传品制作成慰问袋，投到敌军的阵地里。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11 期，第71 页。在内容上，“要注意具体与通俗，不要过于冗长；形式上，用以散发的要小一些。张贴的须印大一些”⑩《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2 期，第33 页。。

（3）戏剧。戏剧可谓是最能吸引群众、给群众以深刻印象的一种宣传方式了。抗战时期，八路军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话剧等方式对敌进行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第115 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人员龙实在日记中写道：“每到一个地方，宣传员分散做群众宣传工作，住的时间一长，情况又允许的话，就给军民演一场戏……演戏本身就是宣传，演出前讲一段话也是宣传。”⑪龙实：《战地日记》，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第55 页。除对群众的宣传外，这些文艺工作者更是以文艺的形式对敌伪军和伪政权进行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仅1942年三次政治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冲锋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艺术团体，就曾在游击区、敌占区演出315 次，展览109 次，写大标语234 件，街头宣传215 次，吸引观众12.5 万余人，编大小剧本188 个，歌曲91 支，通讯、报告、宣传诗等154 篇。”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 册，第186 页。以抗敌剧社为例，其“创作的《弃暗投明》（歌焚作）、《回头是岸》等剧在政治攻势中演出后，观众中常有些敌伪人员的家属特意留下来，向我们探听八路军对待敌伪人员的政策，并表示要捎信给自己的儿子或丈夫，要他们不再给敌人作事，或者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看清形势留条后路。后来，不少伪军或做伪事的各种人员，纷纷向我们表示要‘拉关系’、‘擦黑点’、‘将功折罪’。冀中的文艺工作者参加政治攻势中，散发歌篇，使不少厌战的伪军学会并唱起内容为离间敌人的《五更叹》，对瓦解伪军起到一定作用”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 册，第187 页。。

三、宣传攻势的地域与对象

抗战时期，中共的对敌宣传攻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会因为敌人的性质相同，就实施同等的宣传力度，更不会因日伪军都处于敌对面，就采取统一的宣传攻势手段，而是根据战争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斗争对象的现实发展状况，采取最为适宜的宣传方式。

（一）地域之别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②在某些地区（如北岳区、太行山、山东）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146 页。之外的敌后地区，被划分为敌占区、游击区、游击根据地（不包括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这三种地区虽然没有一条清晰明确的分界，但是彼此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且又有随时转换为彼此的可能性，宣传攻势的展开不可避免因地区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敌占区。在敌占区，敌人的统治秩序较为稳定，“是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确保的地区，没有我们的党政军民组织（党的组织有时采取绝对秘密的隐蔽活动的形式），我之武装力量不能进行经常的活动”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 册上，第841 页。，且大多分布在“敌占城镇点线及其附近”④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 卷（1943.1—1943.1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527 页。。虽然在这一地区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作用不容忽视，但这一时期中国军队在军事上无法形成与日军的相对平衡状态，也无法仅仅依靠武力这一种斗争方式就可以实现地区性质的转变。这就决定了必须要依靠另一方面的斗争来与之配合，即中国进行民族生存战争所提供的政治优势。黄敬谈到：“军事上的弱点一定要凭政治上的强点来补充，我们必须和群众靠得紧紧的，才能制胜敌人。”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 辑（文献部分 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5 ～16 页。宣传攻势由此成为中共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鉴于敌占区处于敌人统治秩序之下的特殊性质，中共宣传攻势的组织工作异常艰巨。在党的组织上，要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依据的原则是“党的组织愈短小愈好，团结的群众愈多愈好”，“党员的面貌愈灰色、愈隐蔽愈好，而每个党员在群众中的活动则愈公开合法愈好”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507 页。，“要尽量利用合法形式”⑦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 辑（文献部分 中），第53 页。。

此外，还建立了群众性的敌占区工作机关，“吸收敌占区逃亡来的青年、士绅、知识分子、反正的伪军等参加，分担宣传、连络（与各种人用各种方法连络）、调查（调查群众生活、汉奸活动、敌伪阴谋……）及救济（招待，介绍职业）等工作”⑧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 卷（1941.1—1941.12），第713 页。。在宣传工作方面，“抽调坚强干部参加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区摧毁伪自卫团、警备队、警察所、区公所、特务队，特别应坚决消灭以叛徒所组成的特务队及其类似组织”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第666 页。，“抓紧活的事实广泛在群众中揭穿敌特欺骗的宣传，可制造些假情报欺骗敌人的办法，并在其中建立自己的耳目”，“对于敌占区两面派之伪组织要尽量争取，抗战政府及我根据地应对他们取宽大态度，建立和提高政府的威信，并要他自愿的缮具书面保证（此书面保证应存各该管辖县政府），其中心内容应包括保障抗属及我军工作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秘密执行抗战政府的法令，经常供给政府及我军有关敌伪之情报。但反对用威胁强迫他承认，就能承认一条或甚至不坚决反对我们也好”。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第667 页。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敌占区的宣传攻势中，“大量宣传品往敌占区的输送，不要依靠隐蔽站，否则必然暴露，遭受损失，最好是在武装宣传时带去，这种武装宣传主要是配合根据地的斗争。除此而外，不应经常采取。如果经常采取，就会使敌人更加警惕，妨碍我之行动，削弱我之隐蔽活动”②《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179 页。。在中共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与密切配合下，在敌占区的工作顺利推行，在保护革命者的同时，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准备好打倒敌人的力量。

（2）游击区。游击区是敌占区与游击根据地之间的过渡区域，有的是由敌占区演变而成，有的是由游击根据地蜕变而成，“它经常表现两种对立的秩序之斗争，敌我双方的秩序都不稳定，有时我摧毁它的秩序变为抗日秩序，有时敌人的秩序合法，我又不得不隐蔽下去，故秩序经常动荡”③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 辑（文献部分 下），第20 页。。在游击区内，中共根据实际的情况以及当地当时的特点，灵活地在游击区内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它“是在敌人的刺刀下逼出来的，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产生的，它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又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消失”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 册，第626 页。。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一面欺骗敌人，一面打击敌人，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作掩护，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⑤《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年，第267 页。，而正确运用革命两面政策是中共在接敌区进行宣传攻势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抗战相持阶段，敌人频繁“扫荡”，密布据点，构建了严密的封锁线。同时，大量伪军填补了日军兵力不足的空隙，负责守卫各个敌占铁路沿线以及堡垒。这些伪军与伪组织是中共实行两面政策的主要对象与目标。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时，“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强调‘埋伏力量’，帮助被我掌握的伪军应付日军，让他实行两面政策”⑥《吕正操回忆录》，第327 页。。尽力争取伪军为“革命的两面派”，除获取情报外，还在伪军中谨慎地进行组织工作。根据每一个据点伪军的特点，建立秘密的内线组织，“如‘抗敌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⑦《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237 页。。通过这些“革命的两面派”以及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以他们为中心，在敌人内部与中共外部之间建立关系，进行配合。通过他们，不仅可以与特务分子以及有势力者结交，而且能教育其他伪军和伪组织，进而从伪军内部对其逐渐加以消化，直至反正和瓦解。但在日常生活中要让这些“革命的两面派”“尽量用灰色面貌出现，表面上给敌人做事，实际上起破坏作用”，“或以其他慈善面孔，如宗教、良心等等来掩盖自己面孔，达到自己革命工作的目的”。⑧《罗瑞卿军事文选》，第442 页。例如，有些伪军在“清剿”前，“就事先送出信来，或战斗时枪向高处打”，或是“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隐蔽，或以多报少诱敌来袭，或以无报有、以少报多来威吓敌人不敢出动”。⑨《吕正操回忆录》，第327 页。而对于伪军中的“两面派”，则多采取控制政策，在争取与教育的同时，还要以他们的弱点以及顾虑来控制之，例如控制他们的家属，扩大他们与日军的矛盾，亦或是以武力来威胁等，软硬兼施，让其从摇摆不定的状态转变为倾向我方，尽快坚定自己的主场。

（二）对象之别

宣传对象的立场差异，也决定了宣传攻势所采取的方法手段有所不同。

（1）日军。长期因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优势所产生的自负、顽固的特性，决定了日军官兵不会因一两次战斗或战役的失败而普遍地产生信心不振的状况和军事失败的忧虑，“与日军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堡垒，希望日军大批哗变及大批投入华军等等，……在今天尚不可能，尚不是实际，须经过种种阶段才能达到”，也只有在国际形势对其不利的情形下，以及战争的持久进行对其优势的不断消耗下，才能不断利用这其中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发挥自身政治优势，进而取得对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9 年10 月颁发的日伪军工作训令，指出对敌军的工作方针应当是“用各种方法消弱和减低日军的战斗力，使日兵对中国军民不作盲目的仇视，从感情上的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的接近，……以减低日军战斗力”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第388 页。。在对敌军士兵的宣传内容上主要为“促进思家思乡心情的；强调战争残酷和痛苦的；提醒其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的；指出敌军军队生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助长其对长官不满的；暴露侵略战争本质，揭露敌军的欺骗宣传的；清除敌军对中国军民的偏见，打破民族隔膜的；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和目的的；说明我军的性质和俘虏政策的”②《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 卷第10 期，十八集团军政治部，1941 年10 月25 日，第25 页。。但在具体实践上更具复杂性，例如口号的内容上，要求“顺畅不可生硬，适合日本社会的风俗人情，使所有的传单宣传品完全是日本人的口吻，而不是中国人的语气”③《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 卷第6 期，十八集团军政治部，1940 年6 月25 日，第57 页。，像“打倒天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就是不适当的，只会使宣传效果适得其反。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第521 页。

特别是在喊话时，由于中日两国语言的差异性，不可能做到每位战士都能用日语向敌军进行宣传。为克服这一障碍，第129 师的做法“是开训练班，从每个战斗连队中抽出3 至5 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聪明的、口齿伶俐的年轻战士，到团政治处集训1 周左右。集训的内容是，明确争取瓦解敌军工作的意义、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方法，学习日语喊话。学习结束后，回连队组成敌工小组，在连干部的领导下，教全连学会对敌人喊话，并具体组织平时和战场上瓦解敌军的工作”⑤《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106 页。。据李公朴回忆，他在晋察冀军区体验生活的6 个多月看到，“学生们跑到山上去喊日本话，喊日本口号，让日本俘虏在山下听。然后由日本俘虏改正，什么地方应该喊高一些，哪一个字发音还不够正确。就是如此艰难困苦接近实践地训练出来的第一批干部，晋察冀敌军工作的奠基人”。在内容与方式上，对日军的宣传工作都随时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且日军无论是情绪还是思想的转化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在应对这一局面时更加灵活与多样，要运用自身的政治优势来制定相应的策略方针。

（2）伪军。对伪军进行宣传攻势时，有利时机的把握与利用相对容易一些。伪军作为日军的辅助力量，“其中的大多数，则是被强迫被欺骗或者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参加的”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8 期，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1939 年8 月25 日，第548 页。，“许多士兵是被日军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在当地有很多社会关系”⑦《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232 页。。伪军本质上来说是受日军统制的，“敌人对于伪军的使用与统制上，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一般的是：无论用在守城或进攻方面，均系混合使用，将日本军队与汉奸武装夹杂在一起，一面便于监视，另一面可以威胁”⑧《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5 期，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1939 年5 月15 日，第17 页。。这不可避免使日伪之间存在隔阂，此外伪军的内部也因为派系的不同而矛盾重重，而恰当地利用这些矛盾可为争取与瓦解工作清除一些障碍。

对伪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其反正或是做内应，以配合打击日军，因此伪军工作以攻陷伪军的感情与思想为主，而从参与主体来看，伪军工作主要由敌工部门完成。对伪军的口号是“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提高伪军官兵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敌忾心，揭破日寇的欺骗阴谋，指明当汉奸当伪军之无出路，而号召其反正到抗日方来。这是宣传鼓动的最高与最基本的要求”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8 期，第83 页。，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替日本人送死”⑩《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112 页。等口号。

此外受制于地缘、亲缘关系所产生的人情社会，伪军极易因家属、朋友等群体的影响而产生明显的情绪波动。这一特征决定了他们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可能随时发生思想转变的群体，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宣传攻势时，需针对这一特点充分发挥政策的灵活性，通过多种渠道扩大我方在伪军中的政治影响力。

一是利用好伪军自身的一切关系，特别是伪军家属。“对伪属一般地应争取他们，通过他们去争取伪军，瓦解伪军。不愿为我积极工作者则应从政治上加以劝告。说明其前途，使其逐渐为我积极工作。过去许多关系都是通过伪属建立起来的”①《罗瑞卿军事文选》，第445 页。。具体做法上，是在敌占区的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亲朋中广为传播“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等政治宣传口号，做到家喻户晓，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进而规劝伪军调转枪口打日军，或者是拖枪投降，抑或开小差而悄无声息地回家。这些宣传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充实一些新的内容。由于在敌占区的伪军及其家属消息较为灵通，故而在宣传时口号也灵活应变，这样可以更好地打动人心。

二是做好打入伪军内部工作，要“抓得力的人员打入伪军内部去作抗日活动，是争取伪军反正的决定条件。只有在其内部建立核心领导，团结一切觉悟与动摇份子到抗日方面来，才更能变一切可能反正的条件使之成为实际”②《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 卷第8 期，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1939 年8 月25 日，第85 页。。

三是利用好“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原则。在对伪军进行争取的同时，不放弃政治上的打击。“对于某些汉奸头子，必须在政治上予以痛击，利用其污点在群众中宣传，揭穿其欺骗的面目，以缩小他的欺骗市场，小的在一定地区内也应打。必须如此，才不致模糊群众的认识，才不致使某些规劝伪军留后路的口号，被某些伪军、伪组织人员抓住去掩盖他的汉奸行为与欺骗群众”③《罗瑞卿军事文选》，第445 页。。

四是充分利用战役或战斗的胜利。每一次对敌作战的成功与胜利，都会对战斗附近所驻扎的伪军产生强烈影响。利用好一次成功的军事打击，在其威慑下，适时地宣传敌军工作政策，进而对伪军进行争取，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在百团大战中，“共有14 批人数达1845 名伪军先后反正。由关外调来驻守保定车站的17 名伪军，相约乘夜携械逃出投奔八路军，受到当地军民2000 余人的热烈欢迎”④王政柱：《百团大战始末》，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190 页。。正是利用了百团大战的胜利，使伪军受到极大震撼的同时，对其加以感召，促使“伪军伪组织更加动摇恐慌或自动地瓦解反正，或走向两面派”⑤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 卷（1940.1—1940.1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621 页。。还在一些小的战斗胜利后，不失时机地对伪军进行宣传瓦解，例如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虽在瓦解效果上没有大规模战役明显，但对于地方性伪军来说，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五是在宣传形式与内容上更加多样化。例如冀南军区在1942 年冬季对敌宣传攻势中，对伪军、伪组织展开“红黑点”“良心大检查”运动。“据一个县统计，在1942 年5 月以前，受害的抗属达4000多家。在伪军中开展‘红黑点’运动的半年多时间里，受害仅17 家，还是在日军强迫下干的”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234 页。。而对于伪军、伪组织的争取成功，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作用于各个方面，例如作战时即可充当内应，日军参谋部制定的“剿共计划”中记述称：“共军在袭击我方据点时，或开城迎入，或协同共军进攻皇军，或在作战时故意放枪，通知情报。使敌早期逃逸，或投奔敌人，如此种种不一一而足”⑦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0 页。。此外，还可将反正的某些伪军组成外围军，“给以其他名义，在生活上优待他们，不强派干部（自动要求时也可派去），不把他们编散，甚至照原有薪饷发他们。用这种外围军去影响去争取其他伪军，其作用是相当大的”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 册上，第539 页。。可见中共在对伪军争取与瓦解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和手段，而是抓住伪军的特点展开积极有效的活动，以实现伪军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最大化。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利用伪军在战争中的特殊性质，利用其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属性，在降低战争对自身伤害的同时，争取、瓦解伪军，以至最终为我所用。

四、结语

需要明确的是，宣传攻势是政治攻势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目的具有一致性。因此在对敌进行宣传攻势时，不能只囿于对敌伪的表面宣传工作，更要将组织工作涵括进来，必须将宣传与一切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尤其要善于把宣传攻势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政治攻势的成果，才能使其他斗争易于进行。正如罗瑞卿所指出的，“一切对敌斗争的胜利，都便于政治攻势的展开；而政治攻势的进行，也正是为其他斗争准备与创造胜利的条件，也正是保证其他斗争容易达到目的。”②《罗瑞卿军事文选》，第422 页。

为了使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更好地结合，在发起攻势期间，“军事行动的作战计划，应与政治攻势计划一致，这是增大政治攻势力量的有利条件，也是使军事行动更能达到胜利目的的主要保证”③《罗瑞卿军事文选》，第423 页。。为使二者在实际工作中配合好，“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决不是一般的、普遍的”。例如在“边缘区和腹地如果遭到敌之‘蚕食’跃进（安据点），我们在反对时，就要求有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行动”。④《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78 页。这种配合对保护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敌占区内，则“主要是开展政治攻势，而且一般应是公开的普遍宣传，组织上则是更便利于我们的隐蔽，从敌人的空隙中去进攻敌人，更便利于我们公开与秘密的配合”⑤《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79 页。。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回忆，在太行区1942 年从夏季到秋初的两个多月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中，“我们到敌占区、游击区的587 个村进行了宣传，召开了591 次群众大会，剧团演出36 场，散发宣传品215623 份，各种标语31024 条，给16 名日军、177 名伪军指名写信。同时，摧毁336 个村维持会，逮捕435 名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了百余个抗日民主村政权及部分抗日民主县、区政权。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进行了513 次战斗，毙伤日伪军574 名。强大的宣传攻势使敌伪大为恐慌。在据点内的日军不敢轻易外出，很多伪军、伪组织人员送情报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有的掩护抗日人员，要求抗日政府记上名字。伪军、伪人员家属主动配合政治攻势，要求亲属尽快回到抗日人民中，不要做坏事”⑥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第162 ～163 页。。可见宣传攻势作为政治攻势的主体，有了它的配合，使中共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二者结合的胜利证明了，只要善于结合，在其他斗争方面依然会取得成果。例如在太行区和顺的反抽丁斗争中，由于经常性宣传敌人的人力困难，并紧抓生活的具体事实，不断地教育群众，使群众真正地识破敌人的阴谋，收到了很大的效果。“1942 年7、8 月，和顺敌人抽丁，新民会召集青年开会，要大家当场报名参加警备队，结果无人参加。”⑦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 卷（1942.1—1942.12），第1056 页。政治攻势的开展，不是独立进行的过程，不能机械地与其他斗争对立开来，经验证明：“凡是善于结合的，不仅政治攻势胜利了，而且当前的其他斗争也胜利了，否则政治攻势的成果，就是不大的，就是不能巩固的。”⑧《罗瑞卿军事文选》，第422 ～423 页。

综合而言，1939 年后的华北地区的敌后环境日益复杂，中共在敌后的生存越发艰辛与困难。无论是经验的积累还是局势的逼迫，面对武器装备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日伪军，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为达到瓦解敌军以及减少自身伤亡的目的，对敌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攻势，使其成为对敌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方式。这一宣传攻势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面对日军多样化的进攻方式，利用反“扫荡”的契机开展宣传攻势，成为配合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手段。第二，充分认识到宣传攻势的多样性与复杂化的特点，采取多样的宣传方式，运用不同的参与主体，将宣传攻势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以此增大宣传攻势在实践中的价值。第三，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策略方针，将灵活性灌注于对敌宣传攻势之中。应该说，正是依靠灵活的斗争策略，促进了敌人的内部分解和分化，这是中共与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对敌斗争的一个关键性区别，也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战中愈发茁壮与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共在对敌斗争时，无论是面对国民党军还是面对日军，都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兵力的差距、物质资源的贫乏、武器装备的落后等。这些不利因素要求在对敌斗争时，不仅需要军事斗争这一基本手段，还需要开展宣传攻势来对敌人进行内部瓦解，以求以最少的人员伤亡来赢得胜利，而这一方式本是红军初期为求得生存在实践中得出的对敌斗争方式，但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斗争对象的复杂多样，到抗战时期已发展成为独特的瓦解敌军手段。虽然有些宣传手段或是内容，在面对日伪军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抑或是对敌斗争方式因时间、地点以及对象的不同而无法应用于实际战场上，但是从对敌斗争的历史进程上来看，中共及人民军队正是充分发挥广大干部、指战员和群众的智慧和能力，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灵活多样地变换斗争策略，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逐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不断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