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正海

（贵州大学 附属中学，贵阳 550025）

酉水是武陵山区非常重要的河流之一，是渝东南、湘西北、鄂西南的重要河流，它发源于湖北宣恩县，流经重庆市的酉阳、秀山辗转湖南湘西龙山、花垣、保靖、永顺、古丈、沅陵等县后注入沅江，最终汇入洞庭湖。酉水流域流经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孕育着苗族、土家族、汉族等多个民族。生活在酉水流域的人民从古到今曾创造过不少的灿烂文明。酉水流域主体民族之一的苗族就曾创制过板塘苗文、老寨苗文、古丈苗文三种苗文。板塘苗文“大约创制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应在 1880 至 1927 年期间）”［1］，是清末湘西北花坦县苗族秀才石板塘创制的一种方块苗文，曾经流行于渝东南、湘西北、鄂西南等苗族地区，石氏使用其所创制的方块苗文辑成《苗文字正谱》一册（此书已经佚失）。据说《苗文字正谱》收录了1000多个方块苗文，但是赵丽明先生与刘自齐先生 “曾经整理石板塘遗留的苗歌抄本，从保存的茁歌本中收集得方块苗文近500个”［1］。如今，板塘苗文还在湘西北花垣县的龙潭、雅桥、麻栗场等乡镇民间传播，被用于记录、传抄民歌。老寨苗文是由花垣县麻栗场乡老寨村的苗族艺人石成鉴 “创制于20世纪50年代”［1］，用于记录茁歌和写作苗剧。通过赵丽明先生的整理，“得到（老寨）方块苗文 100 个左右”［1］。如今，老寨苗文还在湘西北花坦县麻栗场镇老寨村一带使用。古丈苗文最早记载见于清代董鸿勋所撰《古丈坪厅志》，其“创制时间应在19世纪后半叶”［1］，此类方块苗文如今已经不再使用。虽然有杨再彪、罗红源，赵丽明［2］、刘自齐［2］，李雨梅［3］等先生曾撰文讨论方块苗文，但是先生们很少从微观方面来讨论，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结合几十个方块苗文词语①进行微观分析，详细探寻出方块苗文造字法。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通称为方块苗文。文中的苗语读音主要参考笔者母语所注，仅供参考。笔者才疏学浅，文中纰漏在所难免，敬祈方家、读者指正。

一、假借造字法

赵丽明先生在《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研究》一文中认为：“少数民族把汉字作为记音、示意或标识语法的符号来标记本民族语言的方法就是中国传统文字学 ‘六书’中的‘本无其字’的假借法。”［4］赵氏之说甚是，可据，笔者持相同观点。因汉字非专为苗语创制，假借其来记苗语词汇必然出现无字记苗语某个字或词语。因此，在假借过程中，出现“音读”与“训读”现象在所难免。不仅仅苗族假借汉字记录苗语出现此番情况，其它民族假借汉字记录其民族语言亦如是，“音读”与“训读”是一种变通之法。

（一）直接假借汉字来记音（音读法）

人们习惯上把借用记音的汉字叫音读字。［4］运用音读法所假借汉字与苗语词语仅有语音上的联系，换言之，仅借音不借义。按照所记苗语词汇的音节，可分为以下情况：

1.记单音节词

（1）“哈”者，一也；假借汉字“哈”记苗语“一”［ɑ42］读音。

（2）“偶”者，二也；假借汉字“偶”记苗语“二”［ɯ42］读音。

（3）“补”者，三也；假借汉字“补”记苗语“三”［pu35］读音。

（4）“彼”者，四也；假借汉字“彼”记苗语“四”［pjei35］读音。

（5）“罢”者，五也；假借汉字“罢”记苗语“五”［pjɑ35］读音。

（6）“着”者，六也；假借汉字“着”记苗语“六”［tɑu54］读音。

（7）“中”者，七也；假借汉字 “中”记苗语 “七”［ʨjɑŋ44］读音。

（8）“亿”者，八也；假借汉字“亿”记苗语“八”［ʑi22］读音。

（9）“仇”者，九也；假借汉字“仇”记苗语“九”［ʨou42］读音。

（10）“个”者，十也；假借汉字“个”记苗语“十”［ku22］读音。

2.记双音节词

直接假借两个汉字来记苗语某个词。相对而言，此类型较为少见。例如：

（11）“喇哈”者，一月也；假借汉字“喇”、“哈”记苗语“一月”［lɑ54ɑ42］读音。

（12）“喇偶”者，二月也；假借汉字“喇”、“偶”记苗语“二月”［lɑ54ɯ42］读音。

（13）“喇补”者，三月也；假借汉字“喇”、“补”记苗语“三月”［lɑ54pu35］读音。

（二）训读法

人们习惯上把借用示意的汉字叫训读字。［4］换而言之，一般情况下，训读是指仅把所假借汉字当作示意的意符，不假借其音，即“借义不借音”。其训读过程，根据借音借义的不同，又分音训、义训。音训是指与所假借之汉字有点语音上的相似，我们可将其理解为“借音兼借义”；义训是指与所假借汉字未有语音联系，只借用汉字之义，我们可将其理解为“借义非借音”。例如：

1.音训

（14）打鸟［pɣ42nɑu42］

在词语“打鸟”中，汉字“打”仅假借其义，不借其音而改读苗音，因此“打”就是运用义训之法；汉字“鸟”不仅假借其义，且假借其音，因此“鸟”是运用音训之法。

2.义训

（15）打架［pɣ42ʨ35］

在词语“打架”中，汉字“打”仅假借其义，不借其音而改读苗音，所以“打”就是运用义训之法；汉字“架”不仅假借其义，且假借其音，因此“架”是运用音训之法。

（16）汉字苗文：

上 单 告 棒 太 花 山。①

排碧苗语：

ʥhɯ35tε44qo31paŋ35thε35xwa54sε44

译文（笔者所加）：爬上了山坡太花山（地名）。即：爬上了太花山之山。

例子（16）“上单告棒太花山”综合运用了多种假借法。运用训读的义训法，假借汉字“上”来记苗语词语“上”（ʥhɯ35）；直接运用音读法，假借汉字“单”来记苗语词语“到”（tε44）；运用音读法，假借汉字“告”、“棒”来记苗语词语 “山坡”（qo31paŋ35）； 运用音读法， 假借汉字“太”、“花”来记苗语地名“thε35xwa54”；运用训读的音训法，假借汉字“山”来记苗语词语“山”（sε44）。例子（16）中的“告棒太花山”是一个短语，汉义为“太花（地名）之山”。短语“告棒太花山”情况有点特殊，有必要做点补充说明。现在说明如下：

“告棒太花山”有两个类名，即苗语类名“告棒（qo31paŋ35）（山坡、山）”、汉语类名“山”且常被忽视，在苗语的汉语借词亦有相似情况，如：

（17）［ɣ44］（衣服）＋［tɕɑ55ʑi44］（夹衣）＝［ɣ44tɕɑ55ʑi44］（夹衣）

（18）［ʑei35］（ 菜 ）＋［po55tsha42］（ 菠 菜 ）＝［ʑei35po55tsha42］（菠菜）

（19）［ne44kɯ22］（路）＋［mɑ44lɯ35］（马路）＝［ne44kɯ22mɑ44lɯ35］（马路）

（20）［to35］（瓜）＋［si33kwɑ42］（丝瓜）＝［to35si33kwɑ42］（丝瓜）

例（17）［ɣ44tɕɑ55i42］（夹衣），汉语词语“夹衣”本就有表类名的语素“衣”，当借入苗语词汇系统时，再加注了苗语表衣类的语素［ɣ44］（衣）；例（18）中的［ʑei35po55tsha42］（菠菜），汉语词语 “菠菜”本就有表类名的语素“菜”，当借入苗语词汇系统时，再加注了苗语表菜类的语素［ʑei35］（菜）；借入“马路”、“丝瓜”时，也是在原有表类名语素的基础上，再分别加注了表路类的语素［ne44kɯ22］（路）、表瓜类的语素［to35］（瓜）。短语“告棒太花山”的语法结构是“告棒（qo31paŋ35）（山坡、山）＋太花山（thε35xwa54sε44）（地名）”可简化为“中心语＋修饰语”，是苗语的常见修饰式短语。苗语修饰式语序大多数是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如甜酒［tɕɯ42tjɑŋ22］（酒＋甜）、旱地［lɑ42qhɑ44］（田＋干）、枫树［ntɑu54min55］（树＋枫）、火药［ŋkɑ31phu54］（药＋枪）、眼泪［v35me44］（水＋脸）、蜂蜜［thɑŋ55te44］（糖＋蜜蜂）、烟斗［tʂɑŋ54ʑεn31］（斗＋烟）。运用假借汉字来记苗语时，不同时刻、不同之人，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所假借汉字会较大随意性。因此，假借造字法只用于方块苗字创制的初期，当文字创制发展到较成熟阶段很少采用。

二、转注造字法

酉水流域湘西北的方块苗文属于汉字式文字。何为汉字式文字呢？赵丽明［3］先生将汉字式文字定义为：“它指非汉族仿造的民族汉字，是在文字形体符号上，完全借用汉字的零部件，并按照汉字的造字法，重新按形组装构成方块字，转注标记民族语或方言。”赵先生［3］进而认为：“借汉字的部件、方法，造新汉字的方法就是‘六书’中的‘转注’造字法，是动态的造字手段，造字过程，其结果是形声、会意等静态结构”。赵丽明先生认为转注是一种造字法，甚是，笔者亦持相同观点。下面笔者就会意造字法、形声造字法在酉水流域湘西北的方块苗文中的运用予以微观分析。

（一）会意造字法

与商周的汉文会意字不同，方块苗文的会意字，基本上是以两个表义的构件组合一起，让其会合后产生新的构意，其中的表义构件都是假借汉字来作为示意符号。

流＋下从“流”，从“下”，会［ŋwɣ44］之意。

吞＋下，从“吞”，从“下”，会［ŋqɣ54］之意。

色＋红，从“色”，从“红”，会［ȵʨin54］之意。

打＋死，从“打”，从“死”，会［pɣ42tɑ42，打死］之［tɑ42］意。

身＋另，从“身”，从“另”，会［ʧɑu44qwe35，为官］之人意也。有人在为官前与为官后判若两人，故以“”表［ʧɑu44qwe35为官］之人的概念与内涵。

飞＋去，从“飞”，从“去”，会［en54，飞离开］之意。

合＋目＋目，从“合”，从“双目”，会［tɯ54，瞌睡］之意。笔者老家在倦极思睡之时常说“上眼皮儿跟下眼皮儿已经打架了”，构词理据颇好。

呆＋心，从“呆”，从“心”，构词理据仿古甚浓，会愚蠢、愚笨之意。

前＋面，从“前”，从“面”，会［kɯ44nə22］，前面］之意。

门＋出，从“门”，从“出”，会［pʐəŋ44ɑu35，出门］之意。

尖＋口，从“尖”，从“口”，会［tɑ35nεn42，老鼠］之意。盖取鼠脑大嘴尖之貌也。

毛＋皮，从“毛”、从“皮”，会［pi44，毛、发］之意。“皮将不存，毛将焉附”，故从“毛”、从“皮”。

月＋一，从“月”、从“一”，会［lɑ54ɑ42］之意。

月＋二，从“月”、从“二”，会［lɑ54ɯ42］之意。

月＋三，从“月”、从“三”，会［lɑ54pu35］之意。

方块苗文中的会意字的构件都是来自汉字系统，假借汉字作为义符后而进行“以义会意”。它的构字模式是处于以表意符号的阶段，并没有经历过“以形会意”的阶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苗语的修饰式短语中，其结构是：大名＋小名，即，中心成分＋修饰成分，“”、“”、“”三个词语以苗语词法来安排这三个词的直接构件位置颇有新意。

（二）形声造字法

关于汉文形声字产生途径，陈炜淇先生、唐钰明先生曾有论述：（1）原字加声符；（2）原字变声符而另加意符；（3）另造新形声字以取代原会意字；［5］喻遂生师在给笔者讲授文字学专业课时，曾将甲骨文形声字的构形方式总结为以下五条：（1）由象形字加注声符而成；（2）由表形字加注形符而成；（3）由假借字加注形符而成；（4）由声符形符直接拼合而成；（5）会意兼形声。［6］

形声造字法是一种能产性较高的造字法，在酉水流域湘西北的三种方块苗文里，形声字占很高的比例。方块苗文的形声字是怎么产生呢？或者说，方块苗文的形声字的构形方式有哪些呢？下面就此进行微观分析。

1.形符（汉字偏旁）＋汉字（声符），左右结构

（36）哝［nəŋ22］者，吃也。从“口”，“农”声。

2.汉字（声符）＋汉字（意义相近的汉字），左右结构

“鸟”是“鸡”的类名，“介”是声符。

3.汉字＋汉字（声符），左右结构

4.汉字＋汉字（声符），上下结构

从“雨”，“送”声。在笔者老家，打雷后一般会下雨，故从“雨”也。

从“雨”，“奴”声。

从“米”，“列”声。

从“知”，“面”声。

，从“山”，“比”声；；从“山”，“比”声。

，从“雨”，“加”声；，从“雨”，“助”声。

5.汉字＋汉字（声符），半包围结构。

从“毛”，“比”声。

，从“門”，“得”声，，从“門”，“竺”声。

总之，与汉文的形声字迥然不同，方块苗文创制者们有时假借汉字的偏旁来作方块苗文的义符，有时假借整个汉字来作方块苗文的义符或音符，然后再按照汉字传统“六书”中的形声造字法来创制方块苗文。因此，所创制的方块苗文在形体结构上承袭汉字，创制的方块苗文的部件与部件组合方式也有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半包围结构等。在酉水流域湘西北方块苗文的形声字中，可看出其深受汉字本字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论述的酉水流域湘西北的方块苗文并非自源文字，而是假借或仿照汉字而创制的借源文字。其会意字的构件都是来自汉字系统，假借汉字作为义符后而进行“以义会意”。它的构字模式是处于以表意符号的阶段，并没有经历过“以形会意”的阶段。在形体构造方面，方块苗文创制者对所假借的汉字或没有改动或只是做较小的改造。他们时而假借整个汉字来作为义符或作为音符，并与另一个义符或音符重新组合来创制方块苗文；时而也会假借汉字偏旁与一个独立汉字重新组合创建方块苗文的字词。严格意义上讲，创制者们大多只是对不同汉字或者汉字偏旁在结构、位置上的再创造。这与西夏文创制者在创制西夏文时不承袭汉字原形结构而是仅采用汉字的点、横、竖、撇、捺、拐、提基本笔画作为西夏文的构字偏旁部件的造字方法有较大不同。由于酉水流域湘西北的方块苗文是仿照汉字创制出来的一种非自源文字，因此无论形体结构还是构词理据其都继承了汉字。如，在形体结构方面，其字形都是方方正正，结构具有匀称的特征。酉水流域湘西北的方块苗文也具有点、横、竖、撇、捺、拐、提基本笔画，字形也有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半包围结构等；在构字方式方面，大体上以汉字的传统“六书”原则为主流，其中，会意造字法，形声造字法居多，却没有象形、指事两种造字法。

注释：

①本文方块苗文主要来自杨再彪、罗红源《湘西苗族民间苗文造字体系》一文，在此谨致谢忱！

［1］杨再彪，罗红源.湘西苗族民间苗文造字体系［J］.吉首大学学报，2008，（6）.

［2］赵丽明，刘自齐.湘西方块苗文 ［J］.民族语文，1990，（1）.

［3］李雨梅.湘西民间方块苗文的造字哲理［J］.中南大学学报，1991，（3）.

［4］赵丽明.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研究 ［J］.清华大学学报，1999，（1）.

［5］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6］喻遂生.文字学课件［Z］.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