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酒文化
作者:葛金平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诗与酒形成不解之缘,并演化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借助酒的催生、烘托与陪衬,中国古典诗词获得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散发出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无穷的艺术魅力。
古典诗词;酒文化;艺术空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诗词与酒形影相伴,二者的结合好比才子配佳人,有一种天作之合的缘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言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又是一个酒的国度,酒文化历史悠久,饮酒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人雅士饮酒品酒的偏好,注定了中国古典诗词与酒之间的不解之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饮酒题材可谓源远流长,酒文化一直对中国古典的诗词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国古典诗词的历史,与之有关的名篇佳作也就不计其数。
一、古典诗词蕴含着丰富的酒文化
古典诗词文化与酒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朦胧隐约,空灵飘逸,后者醇香浓郁,热情奔放。酒,是诗源文泉,是性情的载体。就文人雅士而言,酒是神品妙物,当美酒勾兑到诗歌之中,诗歌便让酒的形象临风若仙,美酒也使得诗歌芳香醉人。
早在三千多年前,《诗经》305篇中,酒融入诗的作品达到44篇。如《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战国时期屈原笔下的《楚辞》也有多处描写酒的诗句:“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九歌·东皇太一》);“操余弧兮反沦降,授北吉兮酌桂浆”(《九歌·东君》)。汉乐府民歌中有许多作品与酒有关,如《相逢行》中极力描写了富贵之家豪华的酒宴场面:“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在魏晋以前,酒与礼息息相关,“礼”与“醴”相通,备醴酒以行礼,藉以表达人道之醇厚真挚。礼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是等级秩序的标志,是为人处世、人际交往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而酒则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酒文化折射、演绎和传播着现实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规则,酒文化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同时也对“德”起到强大的传播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大动荡、大混乱时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外部征战连年,饿殍遍野。此时,酒作为秩序和仪礼的形象大大消退了,成为了人们作为逃避苦难现实、寻求自我人生超脱和表达社会理想追求的工具。借酒麻醉自我、躲避现实成为一种时尚,是否饮酒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能否称得上“名士”的时代标准。《世说新语·任诞篇》有这样的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和田园诗派大诗人陶渊明,他们虽然文学主张不同,作品风格各异,但却都留下了与美酒有关的千古佳作。建安诗人通过饮酒,倾吐出慷慨悲凉的生命之歌,酒成为他们认识自我,并试图超越自我的手段和工具。如曹操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歌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至今读来,犹觉豪气逼人。
曹魏正始时期,社会政治黑暗,许多大夫文人采取了避世自全的生活态度,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山阳县的竹林之中,不问政治,借酒酣畅,用酒来显示自我狂傲不羁、超脱世俗的名士之风,世人号为竹林七贤。七贤中,以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嵇康是继曹操之后在四言诗创作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如《酒会诗》:“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字里行间体现了诗人清峻、高邈的诗风及对遁世的企望。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对酒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把酒与诗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饮酒所得的境界凭借诗歌表现出来。陶渊明饮酒,既和时代风气有密切的关系,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生活的时代充满了篡乱,虽然不及阮籍、嵇康那样直接有生命之忧虑,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性命危险。与竹林七贤逃世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是,陶渊明在隐居中借酒来坚守节操、探索真理,无论进退得失、荣辱曲伸,都不忘却现实人生,不忘却自己肩负的道义与责任,这正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最让人感动的高尚品格。如《饮酒》(其九):“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全诗借“田父”劝之“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表面是要主人公改变自我的性情,出去做官,融入到“举世皆浊”的社会中,适应当时黑暗社会的需要,但是对其自身而言,诗人看不惯官场中那种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愿意与那种钻营经济之道者为伍,流露出要坚守刚正坦率性格的决心。再如《饮酒》(十四):“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归隐田园,“酒逢知己”的乐趣。诗人邀请故人饮酒,而友人却“挈壶”而至。他们之间没有虚伪的寒暄应酬,有的却是“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的宾主相得之情;没有喝酒可以凭借的几案,却有席地而坐的惬意;没有悠扬悦耳的丝竹之声,却有风吹松叶的自然之音。围坐的是故人,面对的是自然之景,此情此景怎么不会令人陶醉呢,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刚饮几杯“已复醉”,既醉之后更是随意欢笑,举觞相酬,欢然自得。身在这样一副悠然自适的醉酒图中,诗人也早已陶醉其中而“不觉知有我”,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自然之中,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里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玄理,然而与饮酒复醉的主观感受相合,所以并不显得突兀和生硬,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这首诗通篇理趣盎然,余味隽永,充满自然之趣,诗人把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对自然充满热爱之情,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无拘无束。陶渊明诗酒结合的生存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陶渊明以酒入诗的创作手段,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酒结缘的文化心态在中国文人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饮酒从解馋过瘾中脱胎为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并演化为文人骚客表现思想情感不可缺少的工具。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后,唐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逐渐向定型的方向发展,饮酒不再是文人骚客因对社会不满而自暴自弃的方式,而变成借酒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独特的认识、思考与感悟。唐诗中有相当多的名篇,都与酒有关,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有李白的《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一系列咏酒诗,即便非以咏酒为表现题材的诗歌,有很多也是诗人趁酒兴而写出来的。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人以田园山水诗表现出盛唐时代的和谐宁静,反映出诗人们喜山好水、淡泊宁静的思想状态,其中作品很多都描叙了诗人饮酒游赏、把豪放的诗情合着酒意融入自然,达到令人神往的境界。如孟浩然的《春中喜王九相寻》:“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酲。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豪侠诗人王翰、王昌龄、崔颢等更是以一种豪情壮志,用酒与诗抒发诗人心中的英雄豪气。豪侠诗酒充满着高昂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襟、强劲的激情、浪漫的情怀,充分反映出盛唐时期士人开朗的心情和豪健的气魄。如王翰的《凉州词二首》(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高扬着为国出征的雄壮激情,深含着诗酒抒发的豪迈情怀,以酒入诗来歌咏心中之志,成为盛唐文学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如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信和自负,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的气度和自由创作的浪漫情怀,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不仅是“诗仙”,还是名符其实的“酒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这是对诗人酒生活的真实写照。《将进酒》更成为酒与诗的千古绝唱。盛唐时期的诗人,几乎个个都是诗酒狂客,这个精英荟萃的创作群体,用酒与诗把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心态表现得潇洒狂放,树立了诗酒的高峰。
宋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词渐渐兴盛起来。宋代词人更多的是细细品位酒中雅趣,饮酒也就成为文人追求心灵安适和审美愉悦的一种清雅艺术凭借手段。宋朝的词酒,闲雅清旷,浅斟低唱。婉约派词人晏殊、柳永、李清照等人以词和着酒咏叹闲情愁思、风花雪月。诗词语言清新朴素,音律精妙,声调和美。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细致敏感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另一种风格的诗酒,是以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为代表的和着烈酒豪情、伴着爱国主义的慷慨英气的豪放派诗酒,那种“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的英雄气度、慷慨悲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如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表现了词人刻骨的悲愤与浓烈的爱国情怀。南宋后期,政局较为稳定,以姜夔、史达祖等为代表的词人,以词咏怀人,词酒又回到了“浅斟低唱”的主旋律。
二、酒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广阔艺术空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酒是思想的载体,酒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情感宣泄与情绪上的体验。中国人饮酒的最高境界是似醉非醉,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灵感,思想情感在酒中得到尽情的舒展,喝下去的是酒,散发出来的是激情,释放出来的是原始生命的力量与冲动。酒成为中国古代诗词创作者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酒是诗人流露离愁别绪的载体。酒与诗人的真性情有关,诗人酒后写出的作品最能体现诗人的真情实感,由酒境而酿出诗境,更能在情感上引起人的共鸣。“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这便是李白借酒与明月清影共饮,想用一醉来忘却自己心中的忧愁苦闷和孤独寂寞。李清照的《醉花阴》中“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从生活片断的点点滴滴,生动塑造了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而陆游的《钗头凤》中“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则把因爱而被迫分离的痛苦,和对家长制扼杀美好爱情的控诉表现得淋漓尽致。柳永的《雨霖铃》中“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执手告别,依次层层描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态,犹如一首带有故事性的剧曲,展示了令人伤心惨目的一幕。
酒是诗人抒情达意的平台。喝酒显心情,酒既能浇愁,亦能助兴。如陶渊明的“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表达了诗人孤寂落寞,忧愤难平的情结。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郁愤情怀。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写下的“生平第一首快诗”,表达了诗人欣喜若狂的心情,“纵酒”二字畅快淋漓地表达了诗人此时的激动喜悦心情。杜牧《江南春绝句》描写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画面,酒旗的飘舞不仅给人以动感,使江南春色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而且它仿佛在告诉游赏山水的人们,在饱览这如画的风景时不要忘记饮酒助兴。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感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词从从酒写到月,从月归到酒,从空间感受写到时间感受,意境豪放而阔大,词人因酒起兴,借月发端,思想感情犹如长了翅膀一般,天上人间自由地飞翔着,仿佛是与明月在对话,并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
酒是诗人传递友情的依托。古人常是以酒赠别,把离别的浓浓感伤融于酒中,以此作为预祝远行之人的饯别方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以酒赠别情融于酒中,为诗词创作提供了材料、灵感和兴致。南朝的沈约《别范安成》中“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表现的是老者离别不舍之情,把酒作为日后相思的慰藉,此时的酒不但为创作提供材料,更重要的是灵感(情感)的重要来源,道出了人生聚少离多的悲哀与暮年面临别离的无奈。以饮酒为背景传达友情的诗词不胜枚举,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中“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万里送鸿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等,诗人把酒作为传递情感的手段,表达了朋友间热忱可贵的感情。
酒是诗人表达志向的窗口。诗言志,而诗中的酒,能折射出高远的志向,凝结成雄浑的气势,产生荡气回肠(的)情感。如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短短两句话,把将军誓死报国的决心、临危不惧的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激动人心。辛弃疾《破阵子》中表达的诗人的生平理想即是“了却君王天下事”,所以即使是在“醉”里都在挑灯看剑,醉酒中透射着一种特有的壮烈气氛,其报国拳拳之心天地可鉴。范仲淹《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词中的“浊酒”承载了浓浓的报国之志、深沉的爱国之情。
酒把诗词带入一个新的领域,引领了蕴涵在诗词中的情感,醉乡里的境界,承载了古代文人自由的情感天地,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尽情驰骋的空间,极大地提升了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
I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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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2]09-0096-03
2012-04-18
葛金平,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