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作者涂普生同志说，苏东坡谪贬黄州创作的诗词是其诗词创作的巅峰，是豪放派诗词的代表，一点不过。黄冈是诗人之邦，是诗词之邦，著名诗人闻一多的《红烛》，曾照亮了反帝爱国的光辉道路；一代诗宗胡风创办的《七月》诗刊，被称为七月流派，曾造就了一批诗坛精英。本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灵秀，高举东坡大旗、赤壁大旗、诗词大旗，将加大对东坡诗词的研究，不断刊发此类文章，激励和引导诗词创作，逐步形成富有特色的东坡赤壁诗词流派。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我国著名诗文大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元丰七年离开黄州赴汝州，在黄州谪居了四年零四个月，共创作诗词文赋札740篇(其中诗词286首)。他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这二赋一词，成为千古绝唱，使其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座高峰。《赤壁赋》、《后赤壁赋》双双被收录入《古文观止》；《念奴娇·大江东去》被誉为豪放词之代表。以二赋一词为标志，苏轼在黄州卓然形成了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巅峰，并且因此登上了北宋文坛之巅峰，使其成为中国文坛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以至成为“一提到苏东坡，中国总是会心地一笑”(林语堂《苏东坡传·序》)人物。苏轼在京城、在地方州府做过多年的官，也在除黄州以外的地方谪居过，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为何只在黄州登上文坛极顶呢?小小黄州又何以能够成就苏轼这么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呢?

一、黄州为苏轼提供的心灵之家，奠定了苏轼一举登上峰巅的思想、情感基础。

“乌台诗案”终审结果，苏轼终被免干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接到贬谪的通知时，惊魂未定的他，写了《十二月二十九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其中有这么两句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宋神宗元丰三年正月二日，苏轼把家眷放在河南，同大儿子苏迈一道，怀着“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孤寂无奈而随缘自适的心情，动身到黄州。苏轼出河南，进黄州地界的麻城，就有当时的隐士陈慥(字季常)带着两匹高头大马，途中相接，然后迎到麻城的歧亭，小住了几天。这是苏轼第一次接触到热情好客的黄州人。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一到黄州他就写了一首名为《初到黄州》的诗。诗中有这么两句：“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元丰三年二月至五月间，苏轼居住在黄州定惠院，写了一阕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的这首词写出来后，有过一些传说。其中有这么一个版本：苏轼被押出湖州，临上船时，有一个姑娘塞给他一包金饰。这个姑娘是碧浪湖边的丝娘，名叫沈娟。苏轼到黄州后，还专门打发儿子苏迈到湖州寻找沈娟。沈娟听了苏迈的讲述后，珠泪涟涟，断断续续地小声说：“今生…福…报无缘矣!”说罢，剪下一绺头发托苏迈带给苏轼，然后溘然长逝。有人说，苏轼的词是为沈娟写的。其实呀，苏轼是托物寄情，状写他当时的孤高、凄清、寂寞而无奈的心境。苏轼一下子由朝廷重臣变为戴罪之人；由“春风得意”变为“愁懑郁怀”，并且差点儿被砍了头。这对他本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苏轼当时的心境可以这样来概括：死里逃生，惊魂未定；一落千丈，郁闷难忍；身处下州，孤寂凄冷；满腹愁惑，凭谁而问。此时，他思想上矛盾、惶惑、痛苦，以及空虚消沉的情绪。是可以想象的。对于首次死里逃生、首度外贬谪居的苏轼而言，这时最最需要的是心灵之家，尽快调整心理。他到黄州后，急切寻求的是安身之所，安心之所，安神之所。尽快做到身安、心安、神安。

应该说，当时黄州为被贬的苏轼提供了急切寻求的安身之所。初住定惠院，后住临皋亭。此二处均在长江边上。他看到长江，看到长江之水，想到了四川老家。他在心里想，长江半是峨眉雪水，饮食沐浴皆取之，何必归乡哉……再者，黄州有鱼、有竹子，有长江、有赤壁。黄州太守徐君猷还专门在东坡之上划了一块地给他耕种，以遣闲愁，苏轼高兴得很，于是为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应该说，苏轼在黄州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安身之所了。至于苏轼急切寻求的安心之所，苏轼也在黄州寻求到了。黄州城所濒临的长江，是一部底蕴深速的书。苏轼常到长江边，放眼神游，想到了万里长江上所上演的历史活剧，想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及其结局，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人生，思想上逐步产生了一些意念：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并由此得出一些答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同时，黄州有安国寺。安国寺主持继莲大师常请苏轼到寺里谈佛论禅。后来，苏轼便三几天就去一次，“焚香默坐”、“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并且每月到寺里去洗一次“佛浴”，他觉得不仅洗掉了“身垢”，也洗掉了心上的“荣辱”……这就使得苏轼在黄州寻求到了安心之所。身安下来了，心安下来了，神安之就相随了。他常“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结交了很多的渔人、樵夫、农夫，甚至牧童。苏轼常同牧童一道到黄州东南的黄泥坂放牛，而且常常是晨去晚归，有时倒在草地上唱歌、睡觉，直到日落西山，放牛伢喊醒他，才一道回去。此时的苏轼，可谓“上有保护伞，下有好人际，农时耕东坡，心里少余悸。”他再也不害怕官场倾轧，再也不害怕被人陷害了。可以过着平民，但比平民稍强的日子。于是，他精神上实现了一种解脱，可以做到神安了。苏轼在黄州寻求到了他急切寻求的安身之所、安心之所、安神之所，初步完成了他的心态和心境调整，并且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悟出了很多道理，对人世间的人和事了解得更为深刻，为其在黄州一举登临文坛巅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二、黄州有激发苏轼创作诗词佳作灵感的诸多文学元素

古时取火需要燧石，写作灵感也需要文学元素这个特殊的“燧石”来激发。

苏轼在黄州之所以能写出佳作，是因为有激发苏轼灵感的特有的文学元素这个特殊“燧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激发苏轼创作灵感的特有的、能与苏轼思想情感契合共鸣的文学元素。举其要者，即：黄州有特有的景观，如黄州的长江、黄州赤壁矶、黄州赤壁山等；黄州有特有的历史事件。如发生在汉末的赤壁大战；黄州有特有的历史人物，如活跃在赤壁大战之中的孙权、刘备、曹操、周瑜、孔明等；黄州有特有的文化环境，如有杜牧、王禹偁等诗文遗韵，有崇文重教之风尚，有深厚活跃的民间文学等。文学是人学。但在某一个层面上讲，文学是“想”学，是想象之学。想者，相心合一也，即物相、事相、人相与心灵碰撞的

思维活动。想者，有联想、遐想、幻想、奇想之别。但任何之想，都需要触发。黄州所特有的景观、特有的历史事件、特有的历史人物及其命运、特有的文化环境，与苏轼当时特有的心态及需求相碰撞，便产生了契合和共鸣，产生了灵感，产生了创作激情。这对于苏轼来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拿黄州的赤壁、长江这些特有的景观来说吧，黄州城郊的黄州赤壁，一说是黄州龙王山的鼻子，属丹霞地貌(即红色摩崖)。整座山矶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土石皆为赤色。故名赤鼻。又因赤鼻与赤壁谐音，故名赤壁。一说是“屹立江滨，截然如壁而有赤色”，故称“赤壁”(《大明一统志》)。明代诗人李东阳形容说：“矶头赤壁当天倚，下有山根插江底”(《赤壁图》)。在唐宋时期，此地就是游览的景点。黄州赤壁蜚声人间，还是因为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这场战争，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联胜强的典范。极有意思的是，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皆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元丰五年间，游览黄州赤壁之后，由黄州赤壁而生发灵感，并触发创作冲动而创作的。都可以说是黄州赤壁这一黄州特有的景观，黄州特有的历史事件，黄州特有的历史人物及其命运，黄州特有的文化环境，与苏轼彼时的特有的心态及需求的契合与碰撞的结晶。苏轼由黄州赤壁而联想到人间的种种传说，由种种传说而联想到赤壁大战，由赤壁大战而联想到活跃干赤壁大战中的曹操、周瑜、诸葛亮、孙权、刘备等一连串风云人物的沉浮俯仰；由风云人物的沉浮俯仰而联想到自身遭际，自身境况；由自身遭际、自身境况而联想到人间之道、人间之态、人间之理、人间之哲……写作灵感于是被激发，并产生创作之冲动。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横竖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写出千古名篇巨著，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能有人要问，黄州有激发苏轼写作灵感之燧石，有激发苏轼写作灵感之文学元素，这个是客观的。但为什么只会激发苏轼的灵感，而且激发得如此之奇妙呢?其实，理解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苏轼劫后余生，黄州是他的第一个贬谪之所。黄州对苏轼而言，具有别的地方所不可能有的三大激发点和契合点：(一)排遣内心积郁；(二)寻求心灵解脱；(三)寻求新的寄托，乃至“愁向长江觅诗文”。这三大激发点和契合点，对于苏轼人生来说，具有首次、首需、首求的特点，所以也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唯一性。这样，苏轼在黄州写出传世杰作，是不难理解的。

三、黄州是苏轼的第一面审视自己人生的镜子。

黄州谪居时期是苏轼的第一个人生反思时期。在这个反思时期，他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进行了分析与抉择，同时进一步靠近了革新主张，产生了改革、创新的冲动，出现了苏轼人生中的第一个“拐点”。应该肯定，苏轼年轻时就有济时之心。(“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他主张对国家“慢慢调养”，做到“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只是具有较强的温和色彩罢了。当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时，他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出发，反对这种激进的、求治太切的变革，他在《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了与王安石相对抗的观点和主张，提出“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和“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纲领，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提出了全面责难。随着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变成封建宗派的倾轧和报复，并因此发生“乌台诗案”，几至丧命，终被贬谪黄州。所以，苏轼到黄州，是他从政治深渊中刚爬起来、从生死线上刚转回来后，到达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进入的第一个人生反思时期。抚平创伤，痛定思痛，痛定思因，痛定思前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到黄州后，反思的时间多了，触发反思的时机也多了。尤其是他彻底放下了官架子，到社会底层广泛接触民众，了解民生、民思、民愿、民需，对自己是大有触动的。触动的结果，深化了反思；反思的结果，越发产生了改革、创新的欲望，越发完善和提升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以，当司马光辅朝，全面否定新法时，苏轼又站在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立场上，要求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并坚决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法》，斥司马光是“司马牛”(《铁围丛谈》)，还上疏哲宗皇帝。不难看出，苏轼谪居黄州对自己人生反思的结果，使自己思想进一步靠近了改革和创新，这不仅反映在他的政治主张变化上，以及革新、守旧阵容氛择上，而且更加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反映在他的巅峰之作“二赋一词”上。正因为苏轼在黄州出现了其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对改革、创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认识，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改革、创新意识浸润到文学创作之中。在黄州，苏轼作赋，对汉赋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将政论、游记、散文、诗歌、人物、情节，与赋融为一体。前赋写秋，前乐、中悲、后纵，情感跌宕，字字珠玑，寓理寓哲；后赋写冬，理趣、野趣、幻趣，妙趣横生，如云似雾，引人入胜。苏轼填词，起兴“大江东去”，气势盖世。全词突兀、放达、铿锵，一泻千里，无羁无绊，波澜壮阔，开一代词风之先河，成为千古绝唱。改革、创新是苏轼在黄州创作的传世佳作的灵魂，是苏轼得以在黄州登上文坛巅峰的最耀眼的看点。也是苏轼在黄州之所以能创作传世佳作，登上文坛巅峰的最主要原因。

苏轼在黄州一举登上文坛极顶，这件文坛盛事的本身，底蕴极其深厚。这对诗词等文学创作，对人生，对处世处事，极富有挑战性和启迪性，是很值得体鉴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