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 源，陶卓民，李 涛，张维亚

(1.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2.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3.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4.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南京 211169)

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下，文本中包含的地理信息及其空间意义备受关注。在地理意义的生产—协商—再生产过程中，实现情感价值呈现和“他者”群体对于文本价值的认知[1]。与现代文本相比，历史文本的意义在于在大时间尺度提炼地方文化建构的动力和过程[2]，基于朝代演替把握多重领域对文化的影响程度，在文本挖掘的基础上提取历史空间信息，完成地理分布特征和历史演变的研究[3-4]。在大量文学素材支撑的基础上能否扩大地理认知的挖掘范畴，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通过景观分布来反馈区域发展与演变进程，实现在历史层面与空间层面发展的双重审视，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研究对象

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信息研究大多从地方视角出发，反映作者主观引导下的地方文化意义[5-6]。在文本产生和解释过程中，景观通过价值表征和象征解释等维度对地方性进行建构和再现，产生相互作用[7-8]，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促使空间研究实现对主体体验的关注和对审美模式的探寻[9-10]。要达到地方建构的目的，需要以景观作为桥梁，以物质层面的客观地理环境为基础[11]，从地区人文景观格局的视角把握地方发展的脉络，基于景观单元的区域尺度将文化区和文化一致性、异质性呈现出来[12]。

诗词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诗句中的地理环境要素建构出地区历史风貌，内含地方文化脉络，对现代的城乡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3-14]。诗人基于地理环境借景抒情，诗词中的场景构建借助景观排布得以实现[15]，进而通过对空间注入文化内容实现地方建构[16-18]。透过诗词中的景观信息，能够在小尺度的场景建构中汲取类型、色彩等属性的配比情况和情感负荷[19-20]，获得现代景观建设思路上的意境引领和文化定位[21]；在诗词内容中寻求地方建构的方式，在第三空间的层面将诗性精神转化为诗化空间的途径，以此达到地方感的引导和地方价值的提升[22]。区域尺度上，根据诗词中不同类型的景观语义的相似性探寻区域景观格局，继承历史文化选择下的区域景观建构风格[23]。在大尺度空间视角中，以地名分布来解释和印证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变革，关注诗人的生命历程和感知重心的关系[24]。本研究将诗词中的景观信息纳入大尺度时空维度进行讨论，对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LISA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均属于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模块[25]，优势在于能够将时间因素纳入动态的空间统计数据中，将空间单元与邻域间的高低值关系、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以及相互关联的强弱程度描述出来。在魏晋至清代诗词中景观的研究中，采用LISA时间路径和空间跃迁方法描述省域间景观提及频次的时空演变过程，运算过程依托区域系统时空分析软件完成。

2.1.1LISA时间路径。LISA时间路径是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的连续性表达，主要包括相对长度、弯曲度等指标，分别描述空间单元在发展过程中的活力与依赖性，已普遍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研究中的时空数据演变分析案例。针对诗词中景观提及频次的时空演变研究，选取相对长度和弯曲度两项指标进行刻画。

2.1.2时空跃迁。时空跃迁方法用于研究局部邻域空间关系在时序上的变化情况，随着时间推移分为4种类型[26]。0型：省域自身和邻域单元都不发生形态转移(高高→高高、高低→高低、低高→低高、低低→低低)。Ⅰ型：自身跃迁，邻域不变(高高→低高、高低→低低、低高→高高、低低→高低)。Ⅱ型：自身不变，邻域跃迁(高高→高低、高低→高高、低高→低低、低低→低高)。Ⅲ型：自身与邻域都发生跃迁(高高→低低、高低→低高、低高→高低、低低→高高)。时空流动与凝聚是指特定时段的某跃迁类型数与所有跃迁数之比[26]。

2.2 数据来源

在新体诗中，带有空间位置信息的典型景观能够承载特定地方情感。本研究以魏晋至清代诗词中的典型景观[20]为研究对象，诗词作品来源于中华诗词网(http://www.zhonghua shici.com/)，景观经纬度信息通过百度地图获取。剔除无法成篇的断句和佚名作者作品，获得有效诗词31 707首。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对诗词作品进行三轮景观数据采集：第一轮通过分词和检索确定有效景观对象，根据是否具有位置属性划分为典型景观和类型景观[20]，典型景观包括山岳、水文、建筑、地名4类共计1 553个；第二轮分别对诗词中的类型景观和典型景观对象进行频次计数，类型景观共111 776次，典型景观共9 093次；第三轮考证景观历史并以现代名称为基准进行矫正。

为突出体现诗词中景观空间分布的现实意义，对景观发展过程中的位移不予关注，忽略其在大尺度空间单元上产生的细微位移误差。同理，考虑到统一性和现实意义，采用现行行政区划分和地方名称标注空间单元。水系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geodata.cn)，提取国家一级、二级河流矢量边界；古代书院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书院制度研究》[27]与《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28]。

3 诗词中景观的时空分布模式

诗词中的景观历经数千年变迁，在地域分布上呈现的空间格局见证了文明发展进程中文人认知与社会改造能力的跨越式发展。依据历史承接性与朝代相似性原则，结合文学发展背景将时间考查单元划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表1)。为考查诗词景观的时间维度特征、实现数据降维，以上述4个时期为时间单元统计类型景观数及典型景观数。参考已有量化指标[20]构建典型景观指数(L)，用以刻画单位年限内的典型景观数量；为进一步探究各时期诗词景观的典型程度，构建景观典型性指数(K)，代表该时期内典型景观与类型景观的数量之比；变异系数(Cv)代表省域间典型景观数量分布差异；再以景观点密度与提及频次的核密度分布考查各个时期典型景观的空间演变模式。

表1 魏晋至明清时期的文学背景和景观指数

3.1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代了古体诗的新体诗将景观作为构景与抒情的重要手段。在此起步阶段，诗词中景观出现的年均频数为0.791，景观的典型性指数为0.099，相对较强；虽然景观年均提及频次不足1，但在空间上形成了典型景观分布的基本格局。典型景观分布遍历27个省域，省域间典型景观提及频次差异较大。典型景观点密度分布较为零散，在陕南—晋南—豫北—冀南—鲁北一带呈现出连片低水平聚集，在北京周边、湖北南部和长江下游区域形成小规模集聚。景观提及频数核密度的区域间差异较大，高值主要零散分布在河南、陕西两地，在长江以北的分布态势与景观点密度较为一致，但长江以南地区典型景观提及频次的核密度偏低，未形成明显的聚集特征。

3.2 隋唐时期

随着诗词作品数量激增，景观提及频次增长显著，典型景观指数(17.266)增加近22倍。诗词中的典型景观遍布32个省级行政区，省域分布差异减小。诗词中景观的空间分布在核心-边缘结构下以散点和组团模式发展，以“双核心-多组团”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形成2条发展轴线：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形成双核集聚中心并沿东北方向延伸；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形成显著的集聚区。典型景观依托西安及周边区域强劲的行政辐射力，在点-核密度的空间分布上保持绝对优势。随着文学重心南移，唐朝后期诗词中的景观分布向南方扩张，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最大景观集群。

3.3 宋元时期

唐宋朝代更替期间的动荡局势加之宋词、元曲等文学体裁的出现，导致诗词在文学品类中所占份额降低，诗词中景观提及频次锐减。典型景观指数(4.081)与景观典型性指数(0.050)均骤降，典型景观区域分布差异进一步缩小。景观提及频次的点-核密度数值整体下降，景观空间分布从隋唐时期多核心组团的全域发展转为单核心的孤立发展。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景观集群规模保持了前期优势，向内陆延伸至长江中游地区，在西部四川盆地呈现出单一的景观集群；长江以北的景观集群由连续的带状分布转变为单一的簇状分布，北京与山东北部出现小规模景观集群。

3.4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典型景观指数(2.040)继续回落，而景观典型性指数(0.486)跃升。表明诗词中代表基础场景和情感意象的类型景观锐减，典型景观的功能性得到相对提升。北方仅以北京和西安为中心形成微弱的集聚区，点-核密度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随着文学重心南移过程的推进，典型景观分布重心完全移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书院教育兴盛，诗文流派迭起，典型景观的点-核密度数值下降但空间分布范围扩大。其他区域的典型景观呈现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4 诗词中景观的时空演变规律

4.1 LISA时间路径分析

计算全国省域范围景观提及频次的LISA时间路径的相对长度与弯曲度发现，两者空间分布分别呈中心向四周递减和西南向东北递减趋势(表2)。

表2 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与弯曲度

LISA时间路径的相对长度在全国省域范围内，陕西(2.815)和河南(2.152)两省典型景观数量和提及频次均居于前两位，景观提及频次的时间路径相对长度最大，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以溢出效应为主极强的时空依赖，形成强大的双核内聚。湖北(1.912)、湖南(1.896)、江苏(1.733)等南方省份在景观数量和频次增长过程中具有后发优势。

LISA时间路径的弯曲度在全国各省份间差异较大，高值区域呈现出东北—西南向延展的带状分布，由渤海沿岸省份呈楔形向西南各省份延伸。河北(668.521)和天津(619.620)景观提及频次的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大，受北京(289.457)政治和文化辐射影响大且依赖性强，因此，景观提及频次的空间演变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江苏(18.213)、上海(18.524)、浙江(26.311)景观提及频次的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小，景观提及频次波动平稳，与区域发展的稳健节奏和文化系统的发育成熟有关。

4.2 时空跃迁分析

魏晋至清代诗词中各省份景观提及频次的空间转移矩阵和跃迁类型见表3。t代表空间转移矩阵的时间单元，t/t+1代表空间转移矩阵行与列之间的单位时间推移，即魏晋时期到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到宋元时期、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3种情况的总和。总体来看，全国范围内各省份景观提及频次均未发生显著跃迁，0型跃迁发生概率为67.647%，Ⅲ型跃迁发生概率为2.941%；时空凝聚(0.696)超过时空流动(0.294)两倍有余且相对移动率(s=0.369，s∈[0,1])不足0.4(表4)。说明诗词中景观分布的空间格局稳定且具有较强凝聚性。从反映景观提及频次长期分布的遍历分布数值来看，“高高”(0.375)与“低低”(0.314)两类空间形态比例较高，高低两极的景观提及频次所在区域与其邻域间的空间结构较为稳定；“低高”(0.215)代表的自身低值对邻域高值的依赖型占比远高于“高低”(0.096)代表的自身高值对邻域低值的溢出型，说明诗人对景观的认知存在对强势地区的依赖效应(表4)。

表3 景观频次的空间转移矩阵和时空跃迁类型

表4 诗词中景观频次的时空移动与分布

魏晋至清代诗词中景观提及频次的时空跃迁包括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Ⅰ型跃迁中，“高高→低高”包括甘肃、山西、重庆各1次；“低高→高高”包括安徽、甘肃、四川、重庆各1次；“高低→低低”1次(广东)，不存在“低低→高低”跃迁情况。Ⅱ型跃迁中，“高高→高低”包括河北、陕西、四川各1次；“高低→高高”包括湖南和江苏各1次；“低高→低低”包括北京、广西、内蒙古、青海、香港、天津、西藏各1次；“低低→低高”包括广西2次，福建、广东、贵州、辽宁、青海、香港、天津、西藏各1次。Ⅲ型跃迁中仅发生“低高→高低”1次(广东)与“低低→高高”2次(江西、浙江各1次)，各省份均未发生“高高→低低”和“高低→低高”的跃迁情况。

在各时空跃迁类型中，以“低低→低高”和“低高→低低”数量最多，共计17次，占跃迁总数的51.515%，说明典型景观分布的低值区域更易受到邻域的影响，高值邻域的溢出作用相对较强。时空跃迁概率为0的省份共有10个，其中黑龙江、吉林、海南、新疆、云南、台湾、澳门位于古代文人认知范围的边缘区域，因此，其典型景观在诗词中较少出现并且不曾发生时空跃迁；河南、湖北、山东空间自相关保持在“高高”，本省与邻域的景观提及频次均保持高值状态。

5 诗词中景观分布的影响因素

5.1 自然因素

将自然地理环境中的高程与水系要素与诗词中典型景观的空间分布进行矢量叠加后发现，典型景观主要分布于海拔500 m以下的地区，占82.228%；分布在海拔200 m以下平原地区的景观占58.532%；典型景观普遍分布于二级河流与湖泊沿岸，在干支流交汇处形成集聚。沿海各省份皆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景观集群出现，但以广东沿海最为密集，西藏、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为主的内陆边疆一带分布较为稀疏。由此可见，典型景观分布呈现出低海拔、临水系的共同特征。究其原因，自然地理环境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乃至城市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对区域景观的发展产生多层面影响。

5.2 政治因素

在“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影响下，都城凭借政治底蕴在文人群体中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将古代都城的空间分布与典型景观空间分布进行叠加后发现，诗词中的景观围绕都城呈现聚集分布，聚集形态和程度因时期而异。南方政权在三国时期(吴)与南朝时期皆定都于南京，使其成为魏晋南北朝历时最长的都城，共计226年，而这一时期的北方都城位置较为分散，历时均不足百年。隋唐时期先后共计有306年建都西安，基于强劲的政治及综合影响力形成了城市密集区，在景观的空间分布上出现强大极核。宋元时期都城的空间分布向东北方向延伸，开封(累计定都时长183年)、北京(累计定都时长161年)经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时间较长，但政权稳定性相对较弱；南宋定都杭州147年，时间连续且稳定，因此，这一时期诗词中的典型景观大规模聚集于此。明清时期政治重心分布区域分散但时间相对集中，北京和南京定都时长分别为474年和80年，成为北方和南方典型景观的集聚中心。

5.3 教育和文化因素

书院教育由唐朝开始兴起，初期主要集中在江西(15个)、湖南(8个)、陕西(7个)等省份，典型景观在书院发展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集聚，但与书院分布的集聚重心并非完全吻合。究其原因，书院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对文化和认知的影响程度有限。宋元时期，虽然诗词中的景观数量锐减，但书院教育的发展增速较大，在长城以内的诸多省份发展起来，江西(288个)、浙江(205个)、福建(96个)三省的书院数量最多。宋元时期后，文学重心和诗词中景观的分布重心南移，在江浙地区形成集聚，二者集聚区域和发展方向较为一致。明清时期书院的空间分布范围延伸至东北和西北地区，与典型景观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进一步增强。总体来看，书院与典型景观空间分布趋势一致性逐渐增强，原因在于教育对区域文化发展的推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历时性。

5.4 社会经济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且水利灌溉起步较早，为景观发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史之乱后，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在稳定的局势中发展迅速，区域经济带动了文化领域的进步，在各个时期典型景观的空间集聚上得到印证。随着明代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促进了城乡商业与市镇的崛起；清代区域经济初步形成，主要有长江中下游经济区、运河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典型景观的点-核密度分布重心较为一致。此外，唐宋时期交通条件提升显著，以西安(长安)为中心连贯东西建构丝绸之路，大运河贯通南北，结合航线打通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商贸发展。经济发展带动了诗词中景观认知范围的扩张，促进了典型景观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东西向带状集聚和大运河沿线南北向的延伸分布。

6 结论和讨论

6.1 结论

诗词中的景观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时空认知不均衡态势。在时间维度上，诗词中的景观始于魏晋，盛于隋唐，落于宋元，稳于明清；在空间维度上，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景观空间分布基于核心-边缘结构，经历了由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流域的南移过程。典型景观的点-核密度分别代表了诗人认知的广度和深度，两者分布区域基本一致，但重心不完全重叠。这种不完全重叠现象反映了诗词中景观的典型性差异以及其代表的地方文化的深厚程度和辐射能力。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以景观高频次集聚的陕西、河南等省份为重心向外递减，省域间弯曲度差异较大，景观分布的整体空间格局稳定且凝聚较强。区域文化的形成具有历时性和动态性，积淀在典型景观中的区域文化要素趋于稳定后在时空发展路径上发挥出辐射能力，产生对周边区域的溢出效应。

自然地理环境为景观发育和诗人认知提供了基础条件，以高程和水系为主构建了诗词中景观认知框架的基本单元。政治局势的稳定性、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和经济发展的先进性程度影响到各时期诗词中景观的时空序列分布，各维度的空间发展重心与典型景观的集聚区域多有重合。政治、经济、文化要素通常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交互影响，政治对诗词中景观频次分布的影响主要依靠都城政治辐射力，经济因素对于诗词中景观的分布具有指向性，文化的积淀对诗词中景观的影响更加具有直接性和稳定性。

6.2 讨论

(1)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相联系，地理环境在景观认知层面的作用机制能够进一步在微观视角回答人地关系的交互模式问题，关于降水、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对诗词中景观发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讨论。从现代景观建构实践中继续挖掘诗词中景观时空演替轨迹，在区域视角寻找文化景观的空间溢出途径、过程和由此逐渐确立的地方形象。

(2)古人通过诗词将景观审美观念和文化基因世代相传，基于地方文化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存在继承发展的连续性，如何深入挖掘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机制，需要结合社会学和美学的视角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不论是“借景抒情”还是“见景生情”，景观始终是情感表达的出口，因此，对于景观背后的情感解读、抒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