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远，张雪纯，马培衢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的矛盾，村庄内部的村容村貌、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基层组织等公共事务呈现出衰败的景象[1]。如何通过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等实现各行为主体协同治理催生集体行动，使农村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已经成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贯彻新发展理念面临的紧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滕头村作为绿色发展的典范，在国家生态宜居理念提出之前就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生态立村的新路子，但是学者们对滕头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却很少关注。通过中国知网平台搜索关键词“滕头村”，共有332篇文章，搜索“滕头村生态”共有196篇，搜索“滕头村绿色发展”仅有9篇文章。从发展思路来看，何英杰等从红色引擎角度出发研究滕头村绿色发展的机制问题[2]；傅企平从打造“滕头模式”的绿色产业出发，阐述滕头村生态立村的具体实践[3]；周健宇通过滕头村等一系列案例指出生态和经济之间并不矛盾的观点，从理论分析视角提出要走绿色发展之路[4]。已有研究更多聚焦于滕头村绿色发展的动力、思路、实施等方面，缺少对滕头村公共空间场景下绿色发展路径的关注与探讨。

乡村绿色发展实践路径是特定情境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杨世伟提出，乡村绿色发展必须采用系统思维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出发，把发展理念转化为政策机制和具体行动[5]；段艳丰指出，制约乡村绿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制度体系不健全，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结合多方力量协同发力[6]；高红贵等提出，乡村绿色发展的着力点必须把生态和产业相融合，打造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7]；李东雷等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出发，提出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对乡村经济绿色发展影响较大[8]。奥斯特罗姆通过对上千个公共池塘资源案例的研究，把一系列影响因素都整合到了一个分析框架中。然而滕头村绿色发展作为公共资源的典型案例，却很少有人沿用这种系统框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且少有从社会面和生态面协同耦合的视角去分析区域绿色发展机制和路径问题。而绿色发展尤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突出社会面与生态面的交互耦合。为此，本文从奥斯特罗姆“社会-生态”系统的诊断方法出发，运用多层级变量来分析滕头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通过滕头人在公共空间行动场景中的互动，深入挖掘各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和互动结果。

(二)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框架

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学者们在研究人类集体行动时，越来越注重把生态因素纳入到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奥斯特罗姆考虑到原有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不足以处理多层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引入了“社会-生态”耦合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资源系统(RS)、资源单位(RU)、治理系统(GS)、行动者(A)这4个构件属于一级变量，它们共同影响着在特定的行动情景中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结果，并且这些交互作用和互动结果也会直接影响这四个系统的变化。除了这四个核心系统之外，滕头村绿色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加入了两个宏观背景，即社会、政治、经济背景(S)和生态系统(ECO)，四个核心系统在两个宏观背景的驱动之下，共同决定着滕头村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过程(I)和产出结果(O)。因此，SES 框架的第一层级一共有8个构件(详见图1)，其中这些一级变量都可以被分解为二级变量，并且还可以依次往下分解。

图1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概念示意图

二、滕头村“生态立村”发展模式分析

(一)滕头村概况

滕头村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萧江平原上的小村庄，位于奉化城北6公里，距离宁波27公里，面积大约2平方公里，目前有300多户人家，880人左右。目前，滕头村已从一个田地贫瘠、房屋破旧、污水横流的贫困村发展成为“生态立村”的典范。先后荣获全球生态500佳、首批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示范区和中国十大名村等70多项世界级、国家级荣誉，2020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97600元，走向了三生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二)以SES框架分析滕头村绿色发展路径

把滕头村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则四个子系统的内容如下。(1)资源系统：包含着滕头村这一特定区域内的整个显性和隐性的资源，具体由各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动植物等多种社会资源和生态资源组成。(2)资源单位：包含着滕头村中各种资源的存在形式或其各类载体，如动植物种类、生产要素的面积和规模等。(3)治理系统：包含维护整个滕头村运行和发展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治理规则。(4)行动者：包含在滕头村内为了娱乐或者是以获取某些商业利益为目的而进行资源利用的本地者或外来者。在生态振兴战略背景的推动下，随着治理系统中“美丽乡村”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滕头人通过村庄内部具体的行动情境，在社会信任和相互监督的互动下，促成村庄集体行动进而实现乡村绿色发展。本文从SES框架的一级、二级、三级变量出发，对滕头村生态立村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具体实践如表1所示。

表1 SES框架下滕头村绿色发展中多层级变量的运用

第一阶段，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谋求绿色发展。第一步，改水改土造田。1966年，在党支部书记傅嘉良的带领下，村庄公共领导力(A5a)得以形成，开始对村庄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GS2a，GS8)。1981年，滕头村建立了排灌通畅的标准农田，土地进行集中整合，肥力得到恢复(O2a)，为滕头村日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第二步，发展村级企业。在改土造田实施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傅嘉良和村领导班子开始把目标放在发展村级企业上。1969年，滕头村进行了投资活动(I5)，办起了胶木厂，一年的纯利润达到了一万多元。改革开放后，各种经济产业蓬勃发展(S1a，S5)，村里先后建立了服装、羽毛制品、皮革、建材、电工设备等一些工业制造厂。1992 年，浙江滕头集团公司成立，进一步为滕头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阶段，探索生态产业化道路。滕头村早在1993年就创立了全国最早的村级环保委员会，在引进项目时，环境因素成为了准入的关键门槛(GS8a)，显示出了滕头村较高的自主治理能力(GS6a)。傅企平书记一直强调生态立村，对社会生态有着较强的认知(A7)，在他的带领下，全村开始组建园林公司、林果特产队等，最终在全村800多亩土地上建立了花卉苗木基地、蔬果园、畜牧场等，形成了水里养鱼、岸上养牛、地里种菜的循环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旺盛(RS5)，实现了经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O2b)。滕头园林是奉化市第一家村办企业的上市公司，现今在全国已有超过10万亩的苗圃基地(RS5)，年销售额以亿元计算。这个阶段滕头村人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A8a)，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走绿色发展之路。接着，在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上对滕头村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报导和解读，进一步扩大了滕头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成为首批4A级旅游景区后，前来旅游、观光、考察的中外人士日益增多，滕头人借此利用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旅游(RS5)，开发农家风情旅游区和生态酒店，现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示范地，收益相当可观。从2008年开始，滕头村每年的旅游综合收入均在1亿元以上。本阶段，滕头村人利用生产要素、生活要素、生态要素等资源单位提高了村庄的经济价值(RU4)，吸纳更多行政力量携带资源回归乡村(I1)，加大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力度，盘活了村庄闲置资源，扩大了资源单位的规模(RU2)。滕头村政务信息的透明化、规则制定的公平化、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认同感都极大地反映了制度供给(GS7)对村民绿色发展观念的转变，也使得《村规民约》等一系列自主制定的规章制度得以顺利推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监督(A6b)与各项活动的监督力度(I9)，催生了村庄集体行动，增强了村民对生态立村的价值认同与社会信任(A6a)。自主治理带来的村庄收益提高了村民生态保护的自觉性，降低了监督成本。一些具有本土化知识的乡贤精英(A2)的出现，也加强了集体成员在行动过程中的互惠信任(A6a)。

第三阶段，借力开拓新发展空间，催生新资源(RU)加入，促进农村集体行动能力(O1a)。以乡村绿色发展为定位，滕头人继续拉长产业链，在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上又推出了餐饮、住宿、娱乐等附加产业，打造经济联合体。2019年，滕头村用小火车将塘湾村、傅家岙村等7个村的线路连通，扩大了农文旅融合发展规模，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其经济收入[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滕头村绿色发展的成功实践离不开村庄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动力因素。内生力量主要是指推动滕头村绿色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即村庄领导力、村民集体合作以及环保委员会组织的推动等。外生力量主要是指推动滕头村绿色发展的外部推力以及外部资源的嵌入，即媒体对滕头村绿色发展的记录、宣传以及外部行政力量资源的涌入，加速了它的成长进程。因此，滕头村绿色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实现了由主要依靠内生力量到内生与外生力量相结合谋发展的转变。

三、结语

本文把滕头村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运用SES 框架多层级变量分析其绿色发展路径，发现奥斯特罗姆所识别的治理关键性影响变量的确富有解释力，在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两种重要的动力因素下，滕头村绿色发展模式得以有效运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公共领导力赋能乡村建设、规划先行、持之以恒，因地制宜动员群众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二是村民集体合作助推乡村振兴，改土造田、旧村改造、兴办企业，充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坚定不移走合作发展道路；三是舆论宣传，动员多方力量参与，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全方位、多角度报道，扩大知名度；四是外部资源嵌入乡村，激发经济活力，围绕生态立村战略，以循环经济理念抓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是社会面和生态面耦合的结果，未来绿色发展之路仍然是乡村治理改革中的关键，需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切实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