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土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书法家王殿奎（已故）2018-10-18山西振兴村首届“振兴日”书：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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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起点视角下山东省乡村振兴效果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周平 渠涛 邵波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为标志，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规定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据此，为准确把握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构建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对战略实施之前（2018年之前）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明确战略起点水平。这对客观评价乡村振兴战略效果、推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前，乡村发展评价体系已是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成果多以2005年颁布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为研究对象，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战略效果[1-4]。另外，李秀霞等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和地域特色5个方面建立“4+x”的评价体系[5];郭翔宇等从新型农民、发达农业、和谐农村等方面建立评价体系，运用加权求和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进行评价应用研究[6];王学军等从农村投入水平、政府效能发挥和新农村建设绩效3个方面建立评价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进行综合应用评价分析[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展开。贾晋等从五大振兴目标入手，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体系进行理论解构，建立“六化四率三治三风三维”的评价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权法，对全国30个省份进行评价[8];韦家华等围绕5个维度的目标，构建28项指标的省级评价体系，借助案例法验证了乡村振兴评价体系的有效性[9];张挺等把五大目标作为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分，建立包含15项三级指标、44项四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对11个省市的35个乡村进行实证评价，证明乡村振兴效果与战略实施时间成正向关系[10];徐海丽运用文献研究法，建立由5项一级指标、30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案例法分析体系评价效果，强调统计监测的重要性[11];郑兴明在县乡村调查基础上，明确了战略实施现状和困境，构建了福建省乡村振兴潜力评价体系，包括5个准则层和15个指标层，并用AHP和德尔菲法验证了体系的科学性[12];闫周府等针对乡村振兴的共性特征以及区域差异性，建立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和43项三级分项指标，并通过德尔菲法等方法综合赋权进行效果评估[13]。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乡村振兴评价体系研究上，已积累较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乡村发展研究以及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现有研究成果中，评价体系的指标来源过于倚重文件性文献资料，体系构建方法和评价应用方法需更加系统化。因此，本研究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山东省为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与熵权法相结合的复合权重确定法以及聚类分析方法，对乡村振兴战略前山东省2015—2018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应用分析，明确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效果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山东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既要遵循科学性和普适性相结合、导向性和综合性相结合、操作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等理论原则，也要遵循对接国家战略、符合山东实际、借鉴经验做法等应用原则。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利用以下相关文献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逆向归纳法，通过开放性编码获取73项初始概念，从主轴编码获取23项主轴概念，并与给定的上述5个维度的核心概念对照，反向推演出16项新主轴概念，从中获取对应的初始概念，以此建立由5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31项三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见表1）。
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山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3.山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山东省推动乡村振兴的五大工作方案》，4.山东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监测方案、山东省十强产业监测通报制度实施方案、山东省三大攻坚战监测方案、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监测方案的通知》中的乡村振兴战略监测方案部分，5.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和湖北省等5省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①，6.检索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CNKI）的社科类相关文献后获得的代表性成果①。
（二）数据来源
本文相关数据来源于2015—2018年山东省及17市的《统计年鉴》《农村统计年鉴》《社会统计年鉴》《县域统计年鉴》，山东省及17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政府工作安排报告》，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库，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等。表1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C7）、村级综合文化中心覆盖率（C18）、“雪亮工程”入户数量（C20）、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占比（C21）、村级综合治理中心建设达标率（C22）、民主自治参与度（C23）、农村居民治安满意度（C24）和村社邻里相互信任度（C25）等指标数据无法从上述统计资料中获取，因此，借助网络爬虫技术及访谈调查方法，对C18、C21、C22、C23、C24、C25的原始数据进行推算;通过上述方法依然无法获取数据的C7和C20，在实证分析中予以省略。
（三）研究方法
1.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确定权重。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Ai），i∈（1，2，3，4，5），系统层（Bi），i∈（1，2，…，16）和应用层（Ci），i∈（1，2，…，29），采用Thomas九级标度法[14]，构建判断矩阵，利用matlab计算其最大特征值、特征向量和权重，各层次CR值<0.1，通过一致性检验后，用算数平均求得各项指标权重（）。
2.熵权法确定权重。设定m个评价对象（17市），n项评价指标，建立矩阵（X=（xij）mn），以分别对2015—2018年数据（Yj）进行标准化处理（Yj[0，1]），然后求取4年算数平均值Y2015—2018，通过计算熵值和冗余度获得指标权重（），如第j项指标的熵权为： ，其中， 。
3.确定复合权重。参照社会要素型评价体系指标的權重计算方法[15-17]，运用FAHP和熵权法相结合的复合权重确定法，设定复合权重为：
（1）
三、指数评价结果与分析
（一）权重水平
运用FAHP与熵权法相结合的复合权重确定法，确定评价体系指标权重水平（见表2）。29项三级指标中，位于前五的分别为农业劳动生产率（0.120）、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0.10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0.050）、农药施用控制（0.049）和化肥施用控制（0.039）;16项二级指标中，位于前三的分别为农业效率化（0.154）、农业产业化（0.145）和生产污染控制（0.082）等;5项一级指标中，在首位的是产业兴旺（0.418）。另外，三级指标的各项标准化值在全省17市离散程度上，农村道路“户户通”的村庄占比的SD值为0，17市水平相当，而农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SD值最大（0.807），17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从山东省乡村振兴总体评价指数看，位于前三的是威海（0.704）、青岛（0.635）和济南（0.566），排名第一的威海是排名最后的菏泽的3.2倍。威海的乡村人口占比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地处胶东半岛东端，自然条件优越，整体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例如，2017年威海农村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土地生产率两项指标分别达到88.1%和80.59万元/亩，远远高于全省其他城市。从分项评价指数看，分项优势呈现在胶东半岛城市、省会城市济南等传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集聚的趋势。从产业兴旺指标指数来看，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4.3倍，排名前六的城市为威海、烟台、青岛、济南、东营和济宁。从生态宜居指标指数来看，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2.4倍，排名前六的城市为青岛、日照、威海、济南、东营和临沂。从乡风文明指标指数来看，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4.9倍，排名前六的城市为威海、烟台、淄博、济南、烟台和东营。从治理有效指标指数来看，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7倍，排名前六的城市为潍坊、烟台、威海、济南、青岛和淄博。从生活富裕指标指数来看，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3.5倍，排名前六的城市为青岛、东营、潍坊、威海、淄博和济南。分项评价指标指数排序靠后的城市多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其中在治理有效指标指数排序上排名第一的是排名最后的7倍。因此，排名落后地区需要着力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大力改善农村生态宜居水平、提升乡村文明和乡村治理水平、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以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表3中居后位的城市地区分布也存在例外。例如，在生态宜居指标指数排序上，位于胶东半岛的烟台排位偏后（14位），主要原因在于化肥施用控制、农药施用控制等生产性污染控制水平低于其他地区。
（三）评价指数层次分布
利用多元统计聚类分析方法，进一步对表3中17市乡村振兴总体评价指数和分项评价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在此，根据聚类系数折线图，将聚类数目确定为4，分别确定山东省17市在乡村振兴总体效果以及分项效果中的层次分布（见表4）。
表4 山东省17市乡村振兴效果的层次分布（2015—2018年）
层次 Y Y1 Y2 Y3 Y4 Y5
第一层次 青岛、威海 威海 青岛、威海、日照 济南、淄博、烟台、威海 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 青岛、东营、潍坊
0.670 0.298 0.128 0.087 0.061 0.113
第二层次 济南、东营、烟台、潍坊 济南、青岛、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滨州 济南、淄博、东营、潍坊、泰安、临沂、滨州 青岛、东营、潍坊、莱芜 淄博、东营、泰安 济南、淄博、济宁、威海、滨州、莱芜
0.552 0.197 0.122 0.077 0.042 0.080
第三层次 淄博、济宁、泰安、日照、滨州、莱芜 淄博、泰安、德州、聊城、莱芜 济宁、德州、莱芜 枣庄、济宁、泰安、日照、滨州 枣庄、济宁、日照、临沂、德州、滨州、莱芜 枣庄、烟台、泰安、日照、临沂、德州、聊城
0.430 0.130 0.104 0.049 0.029 0.064
第四层次 枣庄、临沂、德州、聊城、菏泽 枣庄、日照、临沂、菏泽 枣庄、烟台、聊城、菏泽 临沂、德州、聊城、菏泽 聊城、菏泽 菏泽
0.310 0.091 0.084 0.029 0.013 0.032
注：表中数字为平均指数。
四、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乡村振兴效果空间分布
根据表4分层结果，借助ArcGIS10.3揭示乡村振兴效果的空间分布格局（见图1）。
图1 山东省乡村振兴效果四个层次的空间分布
按照山东省现代空间区域划分原则，全省可划分为7个区域：鲁北地区（滨州、东营）、鲁西北地区（德州、聊城、济南）、鲁西南地区（菏泽）、鲁东南地区（临沂）、鲁南地区（济宁、枣庄）、鲁中地区（淄博、莱芜、泰安）和沿海地区（潍坊、日照、青島、烟台、威海）。乡村振兴总体效果在同一层次内部的地区分布并非完全连片，存在一定跳跃性;不同层次之间的空间分布面积差距较大，第一层次分布面积小，其他层次分布面积大，呈现由沿海地区至鲁中地区向鲁西南地区优势递减的趋势。这种优势递减趋势也呈现在分项效果的空间分布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同样以沿海地区为佳，其中，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在空间分布上基本连片，层次内部各地区基本相邻，较少跳跃，优势地区和劣势地区均存在空间集中趋势;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存在一定的上位层次内部地区跳跃现象，下位层次内部地区基本融合，提示优势地区存在分散、劣势地区存在集中的趋势。总之，振兴总体效果以及分项效果相对较差的地区为鲁西南地区，以及鲁东南地区和鲁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强弱分布趋势与这些地区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序基本一致。
（二）振兴影响因素分析
从乡村振兴评价指数和层次分布的结果看，除乡村所处自然环境和条件因素之外，在农业技术水平、乡村人力资本改善等条件下，乡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水平、所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地方财政水平以及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模式等因素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可将乡村振兴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四项：1. 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X1）;2. 农业水平，以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测度指标（X2）;3. 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城镇化率为测度指标（X3）;4. 地方财政实力，以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测度指标（X4）。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方法，通过测度各影响因素与振兴评价指数之间的关联，明确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5所示。振兴总体水平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人均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0.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与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在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地方财政实力是驱动山东省乡村振兴、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振兴分项指标上，产业兴旺与四项影响因素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以及地方财政实力越强，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越高;生态宜居与城镇化水平、地方财政实力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因素相关性不显著，表明改变旧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城镇化率以及拥有较强的地方财政实力可以促进生态居住环境的改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与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关不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地方财政实力的提高均可以提升乡风文明、治理效果，也可以促进生活富裕，但如果单纯依靠发展农业很难产生这样的效果。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利用相关文献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逆向归纳法，构建由5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31项三级指标构成的山东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1. 胶东半岛城市、济南等地区优势明显，后位城市多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鲁西南地区和鲁西北地区;2. 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由沿海地区至鲁中地区向鲁西南地区优势递减的趋势，其中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存在空间集中趋势，总体效果以及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存在上位层次地区的跳跃现象和下位层次地区的相邻融合现象;3. 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地方财政实力是驱动乡村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城镇化率以及地方财政实力可以促进生态宜居，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地方财政实力的提高均可以提升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二）讨论
乡村振兴效果评价的理论渊源基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上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何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是什么是理想乡村。关于第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会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建立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消除城乡福利差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国民经济三次产业部门的产值、就业和收入的结构性变化关系，强调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18]。第二个问题则可以在乡村经济地理理论中寻找答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发展的重点逐渐转为高投入、高产量的集约型农业以及对生态系统与文化景观保护等社会需要的满足，这样的乡村模式被称为后生产主义乡村[19]。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理想乡村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将逐渐消解生产主义乡村功能，在社会空间结构上，乡村制造业空间、聚落空间、农业空间以及城乡空间从过去相互独立分布逐步演变为各种要素在全地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格局[20]。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体现于乡村优化和集聚资源，通过乡村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社会治理结构等结构变迁，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实逻辑上，乡村振兴要符合乡村内在发展规律。1.乡村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升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乡村产业的发展规律;2.振兴对象并非所有乡村，部分衰败乡村将最终走向消亡，城乡边界逐渐融合，同时乡村的生活生产以及生态功能空间凸顯，呈现要素空间聚集下的分散形态，这是城乡空间的演进规律;3.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农耕文明传统背景下，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善和重建农村文化，提高农民文化素养，是乡村文化的发展规律;4.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面临从人缘关系社会向制度化、契约化社会逐渐转变的趋势，乡村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乡村治理制度发生变迁，这是乡村治理的发展规律;5.城乡人口的流动由城至乡的单向形式，向城乡之间的双向形式转变，流动动因由单一经济动因向多因素混合性动因转变，这是乡村人口的流动规律。
（三）对策建议
第一，高度明确“五位一体”的振兴指向。1.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以此为重点，实现资源要素的乡村集聚，着眼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2.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约束性要求，为确保乡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拒绝走以破坏生态换取发展的老路;3.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软环境，良好的乡村风气和乡村习俗可以促进乡村文明进化，营造和谐的乡村社会环境，推动各项目标任务的有序推进;4.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充分利用乡村自然禀赋，有效解决区域治理问题，降低产业生产成本和外来资本进入乡村的交易成本;5.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民生目标，主动回应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逐步缩小收入、公共保障等方面的城乡差距，确保乡村居民分享发展红利的权利，成为乡村振兴的直接受益者。
第二，鼓励探索特色化的乡村振兴模式。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因此，对不同区域、不同乡村，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有序推进，根据地域特色、文化传承和民俗风情，遵循乡村发展内在规律，科学把握发展特征，重点发展基于资源禀赋又各具特色的乡村产业，充分利用乡村功能的公共属性，通过规划引领、特色分工、特有功能价值显化、政府投入等多重手段，找到不同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独具特色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有序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第三，实施差异化乡村振兴举措。围绕乡村振兴总目标和分项目标，以乡村绩效评价为基础，挖掘当地的资源潜力，提升拥有资源的价值，在区域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探索差异化举措的实施路径。针对乡村振兴单向指标评价得分偏低地区，要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有针对性地对具体指标进行精准提升，全面实现振兴目标;针对乡村振兴评价总体落后的地区，要针对其战略起点水平总体目标完成度相对较低的状况，强化振兴要素集聚，加大总体投入力度，加快全面振兴发展，实现发展水平的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举措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这样才有利于农民权益保护和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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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