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促进共同富裕，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全球视野下观察分析现有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路径与实践，可以发现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创造大批的高收入就业机会，新时代下更具高品质包容性创富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调整与变革。

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首先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然后又需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实现全面进步与综合发展而跻身于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的阵营中，也仅有少数发达经济体（北欧、德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实现了共同富裕。

从过去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非常之低;中国特有的国情以及在全球大变局的发展背景下各种复杂因素叠加可能进一步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占比很小。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研究报告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容低估。

中国国情与全球大变局叠加，可能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挑战。第一，中国人口基数大，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所需要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之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加上老龄化不断加深，人口结构上有未富先老的压力。人口负增长的可能趋势也加大这一难度。第二，中国目前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障碍。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尚未成熟，法治建设也有待于完善。第四，1960年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全部得到了美国的大力帮助和扶持。从当前中美关系及未来预期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当下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可能会有碍于中国的跨越。第五，如火如荼的颠覆式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机器替代人力的趋势，可能深刻影响就业的结构，打造高收入、高品质就业机会难上加难。对此，笔者《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一文有详细讨论。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发展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虽然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涉及以下标准：除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包括工业化水平、生活品质，以及人类发展指数（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

以韩国二战后发展的过程为例。1994年韩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而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1998年时人均GDP回落到8000多美元。2006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韩国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自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后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韩国不仅在人均收入，还在社会、卫生、文化、教育等发展指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人类发展报告2020》，韩国以0.916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23位，被划入拥有“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组别。一直到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认定韩国为发达国家，这也是1964年以来的首例。

同样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之中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也不多。到目前来看，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包括西欧的几个发达国家（比如，北欧四国、瑞士、德国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这些共同富裕国家的特点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比较成熟而全面的社保体系相结合。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独步全球的创新能力和引领世界的公益、慈善社团组织及公民社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美国的一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组合拳也未能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一点讲，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的、公平公正的、全面的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必要条件。

近4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化、虚拟化，以及颠覆式科技等多个变革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多个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现象。将来，全球大变局中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平衡、叠加疫情的影响，或将会加剧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因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变得愈发重要。有鉴于此，笔者判断将来社会主义会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拥抱和践行更为完善而强势的社保体系。

在全球大变局以及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仅依靠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社保体系的“组合拳”来实现与维持共同富裕，或许会力不从心。将来，应对日益严峻的重大社会问题（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与阶层固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仅仅依靠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公民社会及国际组织单一的力量和单打独斗的方式是很难解决的。面对一系列问题，以及未来颠覆式科技带来的新的变革，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第三只手”——社会创新，来积极配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再分配的“有形之手”。因此，未来全方位的社会创新在共同富裕之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全球大变局下，实现与维持共同富裕的挑战越来越大，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绝对不容低估。目前，共同富裕在国内受到高度关注，引发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政府强调的高品质创富。无可置疑，高品质的、包容性的创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以及共同富裕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全球大变局和中国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创造高品质与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为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值得探讨。

打造高品质就业机会及包容性创富需要多方面调整变革

打造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结构，有助于中国实现稳定健康的长期发展、达成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2011年，笔者《伟大的商业机构和打造中产社会》一文分享了对此的关注：需要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的中产阶层，进而形成“中产阶层社会”，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在。为此，政府与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伟大商业机构的打造。我们需要众多的超越家族的商业机构首先给其员工带来世界级的收入，同时也给股东带来世界级的回报。从这个角度来说，伟大商业机构对社会的一个核心责任就是为社会打造中产阶层。而包容性创富的基石则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一，聚焦实体经济，打造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需要以全球视野学习与借鉴不同国家的高端制造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显著成就。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0年，制造业占中国国内GDP的26.18%，是第二大经济支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规模为1.04亿人。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在实体经济中创造一批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

目前国内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未来通过转型升级，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中为中国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聚焦点。这需要我们在全球进行全面的学习和借鉴。

德国有诸多世界级的企业，比如大众、西门子、巴斯夫、宝马等。德国前总理科尔认为，“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在战后崛起的关键”。德国制造的背后，其独具特色的“双元制教育”值得关注。所谓双元制教育，即教育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平行进行，学生在学校中接受专业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培训，同时在企业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与此同时，德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亦独树一帜，为德国提供了70%以上的就业。它们之中佼佼者虽名不见经传，却在各自的行业内占领全球市场的主导甚至垄断地位，被称为全球“隐形冠军”。德国有超过1300家“隐形冠军”，对德国制造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強大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为德国创造了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

日本高端制造也为日本创造了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这可能得益于日本近年来在基础研究的整体突破，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以及其独特的专注、精细、“工匠精神” 与传承，日本培育出一批有口皆碑的世界级大型企业以及诞生了大量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的家族企业。

“中国制造”实现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向高端制造的转型，德国模式或许具有更为直接的可借鉴性。短期之内培育日本的“工匠精神”的挑战可能比较大，相比之下，重视优秀技工培养的德国模式更容易被学习。如何借鉴德国模式，可能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等社会各方面团体的合作，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中国的制造业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笔者所谓的非主流行业，也就是劳动密集、科技含量相对不高的行业，如服装服饰、生活用品、通用零部件等。意大利在这一领域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的打造上，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以鞋业为例，中国和意大利均为鞋业出口大国，但是价格差异显著。据《世界鞋业年报》统计，2019年，意大利鞋平均出口单价为57.11美元/双，位居全球首位。与此相比，中国鞋均价仅为4.72美元/双。意大利制造讲究品味与格调，拥有众多的世界顶尖设计师，以其创新的设计引领行业发展趋势。不论是产品设计，品牌打造，材料，工艺的沉淀、持续改进与传承，以至奢侈品培育与管理的理念上，意大利在多个行业的高附加值模式（在时装、 高端箱包、鞋业、眼镜、家具等行业）可以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带来许多启发。

美国也是制造业大国强国。201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为16.6%，仅次于中国（28.4%）。取势于其在基础研究与科技发明上引领全球的优势、领先的企业管理与治理体系、打造世界级品牌的独到能力，美国也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制造企业。根据全球最大传播集团之一WPP发布的2020年全球品牌100强榜单，美国独占51席，中国以17席位居第二。

在颠覆式科技出现的今天，尤其是AI时代的到来，对全球制造业带来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新浪潮，中国制造业需要做好准备，在全球学习的同时也要学会拥抱科技带来的数字化转型变革。

第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摒弃“向下思维”，转至“向上思维”，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

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成就得益于多重因素：充沛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对环保的不够重视（在发展初级阶段）、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学习曲线及规模优势、产业集群带来的范围经济优势，以及积极拥抱全球化并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历史性机会等。

成本优势为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面向未来，这一竞争模式与思维可能存在诸多局限性。这种笔者称之为“向下思维”的打法可能阻碍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向下是有限的，向上是无限的。中国企业的“向下思维”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了众多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为遏制全球通胀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但是，这种“向下思维”主导的行业几乎都是中产阶级的“埋葬场”。价格战主导的竞争结果是行业中大批高附加值就业机会以及中产阶层的消失。“向下思维”的行业，最后的成功者自身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在核心技术以及品牌上做出必要的投入，在员工利益、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方面同样力不从心。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摒弃“向下思维”，转至“向上思维”，加大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投入、重视管理流程与理念创新、加强产品的设计与体验和品牌建设及渠道创新等方面，提升中国制造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进而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创造一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为共同富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及提升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基础研究的强大是实体企业在核心技术取得整体突破的一个先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可以作为基础研究水平对比指标之一。从诺贝尔奖基础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得主看，截至2020年，美国有305位，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分别有89位、57位、35位和18位。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有25位得主，印度有6位，中国与巴西则分别只有1位。

中国在基础研究的进步相对较慢，可能有多种原因。无可置疑的是，这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的治理与管理、创新性科研人才的培养体系以及行业从业人员心态都有关系。在基础研究上取得进展，需要以好奇心驱动才能带来足够的耐心和定力，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可以长期对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做到锲而不舍、心静如水、水滴石穿。此外，中国的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如何在治理与管理机制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与创新， 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高端科研人才加入中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企业？这需要超越“以中国应对全球”，建立“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发展思路。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才更有可能尽快缩小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差距，站在全球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同时，中国也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近20余年来，中国实现了渐进式的技术发展和进步。从专利申请数据看，2002年，中国专利办公室接收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近4万件，到2019年，这一数字大幅升至124万余件。近年来，中国公司也扩大了在美国和欧洲申请专利的范围和数量，《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排名已处于全球前15位，且在本国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商标、外观设计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领域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

应该看到，目前中國在科技创新水平取得了令人自豪的进展。但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生态体系，以便于更为有效地推动科技进步向生产力转化、助力打造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在这方面，我们与美国相比还存在着差距。

从近年独角兽公司的特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美国不仅总量更大，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独角兽公司更多是创新驱动，在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做得比较好。根据CB Insights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独角兽》，2015年-2020年，美国和中国分别诞生了约230家和130家独角兽公司，约占全球总数的70%。其中，在2020年的510家独角兽公司中，美国公司占比为49%，中国公司占24%。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独角兽公司提供了更多原创的、具有一定全球可复制性及可借鉴性的创新，一直是被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比如早期的谷歌、脸书，近年来的优步、奈飞。虽然中国独角兽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但大部分中国独角兽企业仍然处在复制、学习与借鉴的阶段。

第四，“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与大风流创新。

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现有的共同富裕模式可能存在两大局限。一方面，和中国相比，它们缺少不断涌现的经济上新生代创富力量（这一话题将另行专文论述）;另一方面，相较于美国，它们匮乏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而大风流创新是目前美国独有的、可以创造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渠道。

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能够持续产生原创性和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的国家，比如最早的英特尔、微软，后来的亚马逊、谷歌、脸书，现在的优步、奈飞等。这些公司以其大风流创新引领世界潮流，为世界提供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开辟新的行业和生态体系，能够做到给员工带来世界级工资，同时给股东带来世界级回报。比如，2019年，谷歌员工年平均薪资约为25.8万美元，脸书为24.7万美元，奈飞为20万美元。

在过去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之上，取势于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未来，中国有条件、也有可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产生大风流创新的国家。目前，字节跳动已经以其短视频和推荐算法风靡全球，引得脸书等公司效仿，并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发达国家）雇佣了10万员工，在全球创造了许多高收入机会。

在“洋务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仰视思维之下，我们时常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议之中。在这种仰视思维下，中国企业以往主要是聚焦拷贝与追随，少有做到原创、超越和引领。面向未来， 在过去成功的基础上，我们有条件也有可能打造一批大风流创新的企业。首先我们需要有“月球看地球”的俯视视野，同时在全球视野下通过价值对接来进行全球资源整合，聚焦解决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彰显中国企业在新时代下的全球责任与担当。以源自中国的，并具有全球可复制性、可借鉴性，并引领全球的商业模式、管理理念模式、科技与发明创造以及社会创新，为全球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基于俯视思维与全球担当的组合，希望中国像美国一样，出一批又一批的大风流创新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带来诸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为打造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作出贡献。

第五，完善企业群体结构。

笔者在2019年撰文《企业制度群体结构及优化》指出，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的整体强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石。

拥有一批竞争力、创新力和价值创造力突出的世界级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世界上的企业类型各异，笔者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程度，在1997年将企业大致分为三类：家族型（A类）、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和国有型（C类）。在此制度分析框架下，笔者提出了“企业制度群体结构”的理念。欧美及日本发达国家的企业群体构成主要是家族企业型（A类）和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中国目前以家族企业（A类）和国有企业（C类）为主。

纵观全球，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其企业制度群體结构基本是“A类+B类”的组合。这些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诞生了一批超越家族所有与控制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具有一定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造了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的B类企业。

在创富的包容性方面，B类企业具有独特优势。尽管B类企业的CEO与员工之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但是相较于A类企业，在创富的包容性方面更为平衡。A类企业所有权高度集中，企业家与员工之间财富差异更大。作为东亚首个高收入国家，也是东亚经济体中唯一拥有一批B类企业的国家，日本在企业群体结构上的现代性及合理性可能是其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全民中产阶级与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

B类企业在人才竞争上也更具优势。美国企业在管理和科技创新上的领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人才优势。B类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整合全球最优秀的人才。相比B类企业，家族企业（A类）受制于家族影响及相关的所有权限制，外部精英人才在家族企业中经常会碰到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而国有企业（C类）受制于治理体系和薪酬激励难以和国际接轨的短板，也很难做到广泛吸引天下英才。

过去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企业制度群体结构实现了以C类为主到A类与C类共存的变化。面向未来，为了更好地整合全球人才，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B类企业。面向未来，加快培育一批B类（现代企业制度型）的企业，形成一个“A类+B类+C类”组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群体结构，对于打造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非常现实的战略意义。

面向未来，新的一轮放松管制，可能为中国创造新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释放新空间，例如金融、电信、石油、石化等等领域和产业。新的一轮颠覆式科技的出现，同样会带来新的一批高品质就业机会。随之而来的挑战之一，则是如何在创富的同时做到更具包容性。B类企业的发展与培育、构建更为合理的企业群体结构，对于实现共同富裕会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第六，企业价值取向的调整。

全球企业价值取向方面各有不同。过去美国信奉的“股东价值最大化”风靡全球。在当今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浪潮之中，这种过度聚焦股东利益的模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2019年8月19日，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引领美国商业的CEO们集体发声：美好的社会比股东利益更重要。

日本企业则是以员工、客户、供应商以及股东利益的平衡而著称，日本企业的这种价值取向对于其形成全民中产阶级社会及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资本主义”，也非常重视员工利益而不仅是聚焦股东利益。日德企业价值取向相比于美国，相对中庸和平衡。CEO与员工薪酬比率也体现了这一点，根据彭博社2018年的一项统计，在上市公司中美国CEO薪金与员工中位薪资的比率为265，德国为136，日本为58。

2021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总数超越了美国，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可喜可贺的成就。面向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更加重视和聚焦员工利益、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的规模，更要重视打造更多的高品质就业机会，给员工带来世界级的工资与待遇。面向未来，我们招商引资的着眼点可能也要做一些调整，需要更多地关注吸引的投资与项目是否可以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就业机会。

价值取向的调整，还需要关注到财富的使用与配置。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企业家从财富的整个循环上，也就是为何经商、如何经商以及如何使用财富三个方面，对财富整个循环的社会功能进行新的界定。

未来，全球各经济体的企业价值取向仍会各有不同，但企业价值取向的多元、平衡、包容以及积极向上的社会功能是不容置疑的。在全球，尤其是中国在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之下，这要求企业从战略定位上，重新认识及界定新时代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功能、社会目的，将企业的社会性穿透到企业的整个管理执行过程之中，并在未来的社会创新中扮演积极重要的角色。

第七，全球：视野与责任、学习和借鉴、价值对接与资源整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此深入的今天，中国已成为近130个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尽管要面对当下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浪潮，但是无可置疑，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繁荣和共同富裕、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的打造，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以全球视野进行学习和借鉴，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

虽然今天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总数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绝大部分上榜的中国企业主要局限在本土市场，很少能在全球主流市场和主流行业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字节跳动、华为可能是少数例外。将来中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可能需要培育一批能够在全球赚大钱的实体企业和可以管理全球财富的金融企业，这也是为中国创造一大批高质量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这需要中国企业在全球视野下修炼全球价值对接能力，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纵观全球，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不容低估。以儒家经济圈为参照。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经过20多年的奋斗才刚刚迈入发达国家，但与共同富裕尚有差距。日本是儒家经济圈中（也是东亚经济体中）率先实现了全民中产阶级的共同富裕的经济体。日本的全民收入倍增计划、B类企业的崛起、企业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尤其是员工利益优先、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价值）等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成功做到共同富裕国家的共同特点和必要条件是成熟而完善的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发达而几乎全覆盖的社保体系（有形之手）相组合。成熟而完善的市场经济是造富与创富的根本。《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上，首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其次，构建起“亲”和“清”的政商关系，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是实现创新驱动、产生高附加值工作机会的一个前提条件。第三，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多方面进行调整和变革聚焦打造一大批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要做到这样的高品质造富，核心是继续培育、重视与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的成功与企业家精神是高品质创富和共同富裕的基石与前提。

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在社保体系的投入，逐步改进和完善社保体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透明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更加重视社会创新。通过社会创新来跨界整合社会资源，使之成为新时代下有效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推手和有效补充（第三只手）。

（编辑：李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