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东，杨慧莲，郑风田

（1.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4.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农业税费取消后，基层治理资源依靠上级政府供给，以项目制和财政转移支付为标志的乡镇体制改革极大改变了村庄治理的过程和逻辑。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资源丰富、能力突出、带动能力强的村庄能人崛起，形成独特的能人治村现象。这一现象既是社会分层在村庄政治层面的嵌入和投射［1］，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必然［2-3］。各地不断推进的“双培双带”“三培三带”工程要求村级干部政治素质高、发展能力强，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甚至提出“自己不会富，不能当干部；只管自己富，不是好干部”的口号，加快经济能人进入村庄权力中心的进程，使能人治村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4］。在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经济能人治村已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而在中西部等资源匮乏地区，因财政薄弱，乡镇政权依附上级政府，项目进村与经济能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5］。

村庄的发展和振兴与能人带动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能人带动是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重要条件［6］。能人集村庄经济、政治等权威于一身，在集体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能以特殊的经营管理才能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农民致富，也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积极争取政府项目［2，7］，还能依靠富足的经济实力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在以发展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环境中，能人当选村干部后凭借其突出的企业家才能和丰富的资本积累主动变革村庄发展路径，把经营村庄作为村庄治理的核心理念［7］。具体而言，经营村庄是把能人村庄视作一个经济实体进行经营，将企业的管理手段、经营理念与运营方式运用于村庄发展，并引入成本收益核算，将资产保值增值确定为村庄的主要目标［8］，通过市场化方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最终实现乡村的整体性发展［6］。

在地方发展主义目标下，经营村庄不仅是基层组织逐渐适应发展形势，也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很多地区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集体收入列为乡村治理工作考核目标，并鼓励和动员经济精英参与农村治理［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营村庄成为新的强势话语，经济能人型村干部由村庄管理者转变为村庄经营者，在上级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运用村庄领导人的公共身份，合法经营村庄公共资源。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融合嫁接现代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不仅带来行业更迭与产业链跃迁，也为传统语境下的农村发展与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创业精神提供良好的契合平台［10］。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突出亮点与经营村庄的新方向［11］。

能人经营村庄不单是静态的要素流动，且是一种资本与村庄持续互动的动态交流过程［12］。经营村庄目前更多的是对新时期能人带动村庄发展的一种模式概括，相关研究对这一新的村庄治理模式缺乏系统性分析。尤其作为村庄经营者的能人，其如何带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及其作用机理如何，现有研究并未对此作出充分回答。基于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与多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能人经营村庄的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通过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自下而上构建理论，从理论上分析能人带动村庄发展模式是对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扎根理论与案例研究相结合能将案例村庄发展经验的特殊性推广到一般性，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质性研究方法［13］，其主要观点是，研究者不进行理论预设，而是带着问题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思考，提炼出范畴与类属，并逐步上升到理论［14］。扎根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质性研究程序缺乏规范、信度较差和量化研究深度不够、效度不高之间的分歧，是定性研究方法中较为科学的一种方法［15］。案例研究提供了一种抽象并构建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方法，在回答当前尚未被充分解释和有待探索的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同时，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人员在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问题的内在规律和理论［16］。本文目的在于揭示能人带动村庄发展的机制及实现过程，既要回答取得的绩效，又要剖析实现的过程，本质上属于探索性研究。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多案例研究能通过案例的复制以支持结论，提高案例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有助于对同一类现象进行充分归纳总结，将案例所反映的内容由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同时，多案例之间也能互相印证和补充，提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由于扎根理论对资料具有高度依赖性，案例选取和资料搜集均为扎根分析提供素材，其与案例研究方法相得益彰［17］。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湖北彭墩村、陕西樊家川村和贵州舍烹村作为研究对象，所用资料来源于多个渠道：一是参与式观察。笔者所在团队于2016 年底至2017 年初对彭墩村进行调研，于2019 年8 月对樊家川村进行调研，于2017 年2 月、2018 年1 月以及2019 年11 月对舍烹村进行调研。在调研期间一方面通过与村庄各类人员交谈获取资料，了解能人作用及村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深入现场了解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情况。二是半结构式访谈。调研期间课题组对3 个村庄的各级管理人员、项目/部门负责人、村民代表、外来人员等进行多次访谈，在充分了解村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关键事件及能人型村干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三是二手数据。主要包括当地村庄提供的书籍、纸质文档、电子材料等，另从宣传栏、公告牌等处获取大量信息。同时，这3 个村庄均是当地着力打造的典型，新闻媒体及网络资讯也提供了丰富资料。多样化的信息资料有助于分析的相互补充和交叉，有助于验证事实。

彭墩村，位于湖北省荆门市石牌镇，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春种一架坡，秋收一箩筐”。2003年起，在外从事餐饮生意的经商能人张德华带领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驻彭墩村，确立“以企带村、村企共建”的发展模式，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重点发展种养殖、加工业和旅游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樊家川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交道镇，三面环山，西临洛河，是龙首坝景区所在地。2009年，交道镇打破常规，选拔能人加入村委，并向在外经营一家大型汽贸公司的樊建武发出邀请。在樊建武的带领下，樊家川村重点发展观光休闲现代农业，实现由“米粮川”向“花果山、美景区、观光园”的华丽转变。

舍烹村，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普古乡。全村以山地和坡地为主，属多民族聚居地，村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是典型的“空壳村”。2012年，在外从事煤炭生意的陶正学带着多年创业积攒的资金返乡，带领舍烹村成立合作社和旅游公司，以特色山地农业为发展方向，其率先实践探索的“三变”改革（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产）模式被多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三）数据分析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资料进行逐句分析与归纳，从相关段落或语句中提炼初始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进行归类，提炼出不同范畴的过程。研究者以“贴标签”的方式归纳每个语义切片的内涵，实现原始资料概念化。一级编码概念的层次相对较低，数量庞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需进一步提炼以将相关的概念“聚拢”在一起，进行二级编码。本文先随机选取2/3 的原始资料进行逐句开放式编码，形成69个相对独立的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范畴化后形成13个范畴①考虑到篇幅限制，初始编码结果部分省略。。

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已形成的初始范畴基础上，总结归纳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存在的联系，具体做法就是根据不同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将相似的范畴归为同一类属，并提炼出主范畴。本文经提炼共形成4个主范畴——能人返乡创业、经营村庄、外部支持、村庄发展，各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开放式编码范畴如表1所示。

表1 能人带动村庄发展：经营村庄的逻辑与路径分析

3.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对主范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梳理，建立核心范畴和其他范畴之间的关联，并以“故事线”方式描绘行为现象和脉络条件，构建新的理论架构［18］。本文确定“能人返乡创业对村庄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这一核心范畴，其内在关系为：能人返乡创业是内驱因素与起点，对村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经营村庄是能人返乡创业的主要作用路径，外部支持是村庄发展的主要外力，在能人返乡创业带动村庄发展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由此初步构建“能人返乡创业-经营村庄-外部支持-村庄发展”模型（图1）。经营村庄中最重要的是经营能力的发挥，能人将企业经营理念应用于村庄治理，通过成立企业或类企业组织，进而以企业引领村庄发展成为能人经营村庄的重要选择［19］。在该意义上，能人创业与经营村庄相耦合，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创业”一词也概括了能人经营村庄的策略选择与根本特征，特别是一些返乡能人，将带领村庄发展视为再次创业的过程。

图1 “能人返乡创业-经营村庄-外部支持-村庄发展”模型

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性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r）是指不可以获取额外数据以使分析者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之特征的时刻［17］。本文用余下1/3 的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重新编码和概念化，未发现明显新颖的初始概念、范畴和关系。由此可以判断，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具有良好的理论饱和度。

三、“能人返乡创业-经营村庄-外部支持-村庄发展”实现路径

根据扎根理论对案例进行挖掘，利用编码技术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能人作为乡村振兴中必不可缺的的人才，其返乡创业是起点、经营村庄是手段、争取外部支持是策略、村庄发展是目的。进一步分析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即对能人返乡后通过经营村庄实现发展的路径进行分析。

（一）能人返乡创业是村庄发展的起点

1.能人返乡创业 能人返乡创业往往与政府拉动、老百姓期许、家乡情怀、追求人生价值、企业发展转型等相关。首先，能人更具企业家精神，能够以突出的经营能力、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识别村庄发展潜力与机会［20］，为村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能人治村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理性”抉择：一是希望通过能人治村发展经济，改变村庄落后的面貌；二是借助能人掌握的各种资源顺利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21］。村民选举为村庄能人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村庄领导人愈来愈多地表现出“能人取向”［22］。

其次，项目进村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旋律，这需要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承担村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职能，特别是来自政府或外来企业的投资进入村庄时，村级组织的生产组织功能被强化。能人具备市场经营能力，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引导其参与乡村振兴项目，既解决前期投资问题，也解决后期项目运营问题。另外，能人村干部在村庄内部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可有效解决村庄内部矛盾，起到组织动员和整合群众的作用［23］。

再次，传统社会对村庄精英有“富不忘乡亲”的希冀，尤其是在村庄发展过程中，农户对能人带领其致富充满期许。对能人而言，在事业成功后“反哺家乡”实现家乡情怀，也能够满足其对政治地位、社会声望、人生价值等方面的追求。

最后，对于一些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在农村建立基地，不仅能保障产品质量，还能降低成本。另外，政策形势变化也为能人返乡提供契机，2012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贵州经济转型发展指明新的方向。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在外经商的能人陶正学意识到乡村是未来发展的新“蓝海”，随后毅然返乡，将带领舍烹村发展作为新的创业实践。

2.村庄发展基础 人、财、物是村庄发展的“三要素”，能人返乡创业也正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破解村庄发展难题。首先，能人在返乡后凭借突出的经济优势成为村庄集体行动意见领袖。能人本身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在村庄具有良好信任基础，因此建立了社会权威，而通过村民选举正式成为村庄发展带头人，从而获得政治权威。集多重权威于一身的能人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动员与团结村庄内部发展力量［24］，为村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其次，能人外出创业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为村庄前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撑，扫除影响村庄发展的资金障碍。相比普通村民，能人强大的社会网络优势帮助村庄与外部系统对接，促进要素流通与产品交换，引进外部力量支持村庄发展。能人自身发展积累和外部资源进入能保证村庄发展的持续性。

当然，村庄自有资源是村庄得以发展的根本。虽然在最开始发展基础薄弱，但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资源清产核资、成员身份认定、折股量化，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奠定基础。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社会资源也都是发展的基础。

（二）经营村庄是带动村庄发展的重要手段

经营村庄是能人带动村庄发展的重要手段，将企业经营理念和方式应用于村庄发展，不仅带来生产方式变革，也深层次改变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经营村庄包括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带动农户参与产业两部分。

1.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能人返乡后根据企业管理经验形成关于村庄发展的创新经营理念，以此推动村庄发展变革。彭墩村发展带头人张德华说：“我回彭墩是我的第二次创业，创业就是创新。”凭借突出的企业家才能，能人对村庄发展充满期待与决心，设定宏伟的发展目标，并对此抱有极大决心。村庄以开放的思路创新发展，以市场化为发展导向，创新生产经营模式。

首先，能人根据先前知识与经验，有效识别村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对村庄发展进行规划，将村庄发展与区域整体性发展相结合。并在此过程中将创新理念嵌入村庄发展，以产业为基础，构建企业、合作社、园区、村庄、农户等主体联动发展的经营模式。比如，彭墩村入选钟祥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确立以农业园区为基础，以“公司+基地+农户”为经营模式的“以企带村、村企共建”发展道路；樊家川村确定“整村规划、建设农业园区”的发展路子；舍烹村实行“合作社+公司+园区”的经营模式。多主体经营以村庄发展为起点，与农户利益相联结。不同主体分工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有助于提升农业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其次，在村庄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能人创造性地整合村庄分散资源，推动规模化集中经营。规模化经营是以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通过将土地等资源承载的社会功能剥离，将土地资源转化为要素资源［25］，催生市场共同体的形成。比如，彭墩村全村居民迁出老宅，统一盖房集中居住；舍烹村由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根据发展规划进行山地农业布局和开发旅游项目。村集体通过对资源集中整合开发，以市场化定价实现其经济价值，获得的收益进一步投入资源开发、产业升级与村庄发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

最后，在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一产、做强二产、打造三产；以标准化、规范化方式取代传统粗放经营，提升产品质量，推动品牌建设；通过农产品加工，采摘观光等方式不断延伸产业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比如，彭墩村在大力发展种养经济的同时建成各类农副产品加工厂；舍烹村合作社把大棚种植和室外栽种相衔接，争取做到“天天有果摘，夜夜有花香”，旅游公司开发温泉别墅和特色小镇，并基于当地多民族性，还原彝族古歌等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山歌比赛等活动。

2.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 农民是村庄发展的主体，村集体经济发展要与农户发展相嵌套，并将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实现政治的、文化的嵌入。带动农户参与产业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产关系与村社理性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土地流转、成立合作社等尽管提升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但对农户而言意味着不再掌握土地经营主导权和土地经营习性由此发生改变。同时，规模化经营相当于剥离土地对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这需要村集体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如就近就业、老人关怀照顾等。从整体发展来看，能人返乡创业以现代农业为基础，通过规模化和组织化经营实现与外部市场的有机衔接［20］。为了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一是动员农户认可新的发展理念；二是动员农户参与产业，实现协同发展。

在乡土社会，能人处于乡村关系网络中心，是人情交换的中枢，可以利用“村里人”身份的乡土内生性与嵌入性进行社会动员，通过拉家常、喝酒等日常活动利用人情关系先说服村庄精英，形成关键群体，然后再让这部分人利用社会网络动员更多村民参与集体事务，由此建立彼此认同、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另外，公共设施在农村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能人“以私济公”，通过让利性投资提供公共物品是实现社会动员的普遍行为，是村庄内部“权威-利益”交换机制的具体表现，也是建立自身威信、获得良好口碑的重要方式［26］。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带动农户参与产业，需要对其反复集中培训，进行指导性教育，灌输发展理念，“走出去”参观学习是最可行的方式。确立发展目标后，农户更希望找到现实的榜样，并通过相应组织带动发展。能人自己以及较早参与新产业富起来的个体能够提供切实参照，其他农户从“干中学”逐步掌握发展技能。产业基地、合作社、公司等组织架起生产端与市场端之间的桥梁，是能人创业实践的经营主体，也是联结农户的中介组织，能有效降低农户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特色产业、现代农业发展过程对技术要求程度高，且需要保持创新性与先进性，还需要不断聘请专家进行指导。面对较高的投入门槛，需要村庄和政府进行产业配套支持，尤其对于发展能力弱的贫困户，需要通过针对性的帮扶确保农户参与到产业中。

（三）外部支持是村庄发展的重要支撑

村庄的发展不仅要盘活个人和集体资源，还要善于利用外部资源。乡村能人具有强大的内外部资源调动整合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村庄发展提供支持［27］。能人将村庄发展与政府区域性发展规划紧密相连，并通过建立产业园区、示范村等成为区域发展的重点，这样有助于获得更多政府支持。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资源分配呈现运动式、策略式治理特征，往往选择将资源集中投向经济条件较好、发展能力强的示范村和典型村［28］，有能人带动的村庄更有可能利用政府资源作出成绩，自然更有可能获得支持。同时，当村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性做法具有推广价值的时候，当地政府会对此大力宣传推介，也能够得到高层政府的关注，并通过政策、文件的形式宣传推广，如发源于舍烹村的“三变”改革实践探索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推广。能人在带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政治领袖，收获诸多荣誉，能人的政治身份这种社会资本也是企业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的途径。政治身份还在无形中形成一种政府信用背书，这种政治担保有助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稀缺资源，为吸引投资、引进产业、扩大再生产等提供便利。

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政府对村庄发展不仅提供资金、人力支持，还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技术难题与经营不佳的困境，由此形成的经营创新保证项目的持续与发展效率，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避免浪费与过度、低效的投资。比如，舍烹村猕猴桃初期发展较差，六盘水市农投公司和盘州市农投公司以种植和管理技术入股猕猴桃产业，主动创新发展，采用立体化、层次化的种植模式进行产业调整，延长采摘期限，支持村庄产业发展。

除了政府资源外，国家也激励社会资源进入农村，并出台相关政策促进社会资本向农村转移。市场资本的进入将小农户与大市场联结在一起，促进现代生产要素流通，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加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小农经济模式向规模经营模式转变，促进产业集聚与产业链延伸，极大推动农业商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同时，科研院校对村庄发展的支持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科技投入也提升抗风险能力。

随着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完善，村庄自有资源不足会限制其发展，市场上同类型产业的增多也加剧了竞争，整合更大范围的资源形成规模经济能够实现集聚效应。“联村”制度将产业相近、地域相邻、资源互补的村庄联合起来，通过整合各村在产业、土地、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有效破解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难以跨行政区域、跨行业优化配置的问题，推动农村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产业也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合理的布局。发展区域以“联村”形式扩大的同时，村庄产业融合也进一步深化，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进一步提升。

（四）能人带动实现村庄全面发展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能人通过村庄经营显著提升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能人通过返乡创业整合开发农村资源，提高发展效率，实现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农户也通过多样化参与产业、入股分红、家门口就业等方式显著提升收入水平。

其次，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村庄生态环境优化，尤其发展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农旅一体化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也显著提升，实现生态宜居目标。

再次，村企融合发展重塑村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在能人带动与号召下，其周围形成了本土精英与外来人才组成的中坚管理层，本土精英熟悉本村环境与人情关系，擅长与农户打交道，加速产业在村庄的布局；外来人才的企业思维与市场嗅觉将村庄发展与外部市场连接起来，提升发展效率。另外，农户的信任是能人贯彻发展理念、村庄快速发展的根本，群众的支持使村庄成为一个具有极强凝聚力的发展组织。

最后，集体经济发展也推动文明乡风建设。村庄经济获得发展后，村集体更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推动村庄文化建设，提升村庄发展软实力。

四、结论与讨论

农业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通过对精英吸纳构建整合型精英结构，村庄治理由稳定村庄秩序向促进村庄经济发展的转换。国家政策支持下大批村庄能人崛起，形成独特的“能人治村”现象，村干部由村庄管理者转变为村庄经营者。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和多案例相结合的方法，以湖北彭墩村、陕西樊家川村和贵州舍烹村为例对能人带动村庄发展的逻辑与路径进行分析，构建“能人返乡创业-经营村庄-外部支持-村庄发展”理论模型。结果表明：能人基于政府拉动、家乡情怀、经济利益追求等动机返乡，将带领村庄发展作为再次创业实践；通过创新经营理念对村庄分散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产业布局，在规模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延伸产业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依托内嵌于村庄社会网络的便利，以人情关系、外出学习、示范带动、让利性投资等方式对农户进行广泛动员，带动其参与产业发展。外部支持是村庄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对能人带动村庄发展提供支持，将其作为典型进行打造，项目、政策、资金倾斜投入，对创新性做法宣传推广，“联村”制度推动规模扩张与经营创新，促进产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更合理布局与更深层次融合。同时，市场支持促进产业集聚与产业链延伸，科研院校支持促进技术创新与价值增值。发展绩效表明，能人通过对村庄经营能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重塑村庄治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优化与文明乡风建设，各经营主体也在发展中实现共赢。

综上所述，本文重点分析能人带动村庄发展的经营村庄逻辑与路径，在肯定能人经营村庄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还需关注能人经营村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局限与面临的风险。一方面，如何避免能人利用自身经营能力和资源优势将村庄集体资源变成个体私人财产是非常需要关注并深入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能人带领村庄过程中还面临如何调动普通农户参与积极性、达成集体行动、形成冲突解决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即能人如何克服经营村庄过程中面临的高昂交易成本，构建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等问题也亟待后续追踪调查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