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晓玲

（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海西宁810008）

 

杨玉环很早就进入了文学领域，李杨爱情故事也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关注的题材，从盛唐开始，无论是诗歌、散文、笔记，还是在野史、小说、戏剧中，历代文人都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杨玉环这样一位独特女性的特性。由于各式文学体裁的不同，作者的创作态度不同以及受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等，作者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精心裁选材料，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她，解读她。纵观历代文人笔下的杨玉环形象，有着明显突出的演化过程。作为政治形象，她从被动牺牲到咎由自取到无畏奉献；作为爱情形象，她从沉溺享乐到污秽不忠到纯洁忠贞、勇于牺牲，最终成为丰满独立的文学典型。

杨玉环；形象变化；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芳于世的女性形象寥寥无几，而被历代文人屡次置于书卷笔端的更是屈指可数；唐代的杨玉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却时常见于文人墨客的笔端，并已经渐渐走出了历史的轮廓，但是，她的形象是如何与历史的中的形象渐行渐远的？历代文人热衷于对这位传奇女子进行再塑造，特色不一的女性形象寄寓了创作者的思想的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代的时代审美特征和认识。本文将从不同文人笔下的杨玉环形象出发，从具代表性的《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三部作品着手，分析在文学世界中杨玉环形象的演变过程和变化原因。

一、《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形象

（一）《长恨歌》中的杨玉环——妖娆绝世的倾城美妃

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玄宗贵妃杨氏，隋粱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1］而在白居易的笔下，杨玉环的出身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比较上述文史记载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长恨歌》中过滤了杨玉环的身份，她只是养在深闺中的美丽女子，期间嫁寿王为妃，之后出家，最终还俗归宫的曲折历程被史官刻意回避。不仅如此，诗中也未提到杨玉环与安禄山的情事，这与史书上所谓“宫掖不禁”，“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2］468不同，将其塑造成一位美丽清纯的少女形象，这样则为李杨爱情设置了一个纯洁简单的开端，淡化了历史真实，也能从心里层面被读者所认同。

在淡化历史背景的前提下，作者对杨玉环的形象作了美化处理，从外表上看“天生丽质难自弃”总体描述了杨玉环的气质，出落大方，天生的美丽资质光彩照人，令人羡慕；“六宫粉黛无颜色，回眸一笑百媚生”，人间有如此佳人，眼眸传情，令人倾心，她的美貌压倒群芳，绝世超群。全篇诗歌更是使她脱尽撩人性情的世俗情味，即便是在讽刺唐玄宗后宫荒淫生活的时候也对杨玉环用了“洗凝脂”、“云鬓花颜”这种赞扬性质的词语，脑海里立时就会显现杨贵妃那绝世的容颜。在白居易的心目中，杨就是绝世佳人的典范。另外，杨玉环生前居住的地方用“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来描绘，死后亦住在“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仙境，使其身份也高贵起来。但从部分诗句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并没有否认“贵妃”是红颜祸水，如“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但是白居易将祸水之感模糊化，将抒情重点放在李杨二人爱而不能长久的无奈和遗憾之上，是以一种更为包容的眼光来看待杨玉环。

风华绝代的美貌与高贵的身份于她只不过是陪衬，悲惨的命运也增添了人们的怜悯之心，但最令人动容的绝对是她的痴情，是她对爱情的坚贞。在她临死时对唐玄宗仍然情意缠绵不忍离开“宛转娥眉马前死”。在历经死别后，玄宗奔蜀路上的酸楚绝望；还朝路上经由旧地的戚哀回忆；回朝之后日间睹物思人，夜晚辗转冷衾，欲及情于梦中却“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与之呼应的在《长恨歌》中的“闻到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3］白居易用大段的诗句来写杨玉环升仙之后依然对唐玄宗的痴情与思念，生动形象，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就如杨玉环在眼前般痛苦的神情、泪水纵横，她坚信，此心如金、钿①金和钿：金钗和钿盒，相传为唐玄宗与杨贵妃定情之信物。一样坚牢，忠于爱情与誓言，虽则天人永别，终会有日可以相对诉请。这种期盼和坚守，这是贵妃对爱情的专注和执着，也是杨玉环的精神寄托。这确实是一场惊心动魄、令人折服的爱情！使得她对唐玄宗的爱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遗憾和感伤、“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是神来的一笔，一对有情人生死两别，多年后白发新生仍至死不渝，心念不改。就这样，一位真挚忠诚、妖娆绝世的贵妃形象跃然纸上。

总之，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是纯洁、美丽、痴情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完美结合的绝代佳人形象。由于体裁的受限，叙事诗《长恨歌》中的杨玉环形象并不丰满，在对杨玉环形象的塑造上还处于起步的状态，没有把杨玉环的性格特点表达充分，在描写李杨爱情时杨玉环也多处于被动的状态，缺乏主动追求爱情的特质，这些就为后来的文人留下了更多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杨玉环——蛊君误国的红颜祸水

元代的白朴创作的《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对李杨二人的爱情与悲惨遭遇进行了再创造，讲述了杨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

“开元二十二年，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圣节，妾身朝贺。圣上见妾貌类嫦娥，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赐号太真。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半后服用，宠幸殊甚。”［4］350第一折开篇就交代了杨玉环是寿王的妃子，唐玄宗被杨玉环绝世的美貌迷住了，使其先成为女道士，然后取入宫中封为了贵妃。这与《长恨歌》中交代的杨玉环的出身正相反，这就先为李杨爱情的纯洁性打了一个问号，而且作者对杨玉环与安禄山的私情也毫无避讳。

其实在《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禄山事迹》等野史稗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杨安恋”大肆的渲染，着实让人难辨真假。关于杨贵妃的“秽事”，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载的“贵妃洗禄儿”之事影响最大，流传也广：“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2］469说杨玉环用锦绣做成的大襁褓裹住安禄山，让宫女用彩轿抬起，唐玄宗亲自去观看“洗儿”并给予赏赐。清代的《历代御批通鉴辑览》里曾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清代著名学者袁枚也为贵妃鸣不平：“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不载，而温公通鉴乃采《天宝遗事》以入之。”［5］可见对于“杨安”之事各执其说。但是在《梧桐雨》中却是多次反复的写杨玉环与安禄山私通与暧昧的关系。第一折中，写了安禄山进入宫廷后，因与杨贵妃有暖昧关系，被杨国忠发现。奏明皇帝，安禄山被逐出宫外，改封渔阳节度使，去镇守边关，安禄山去渔阳后，杨贵妃更是日夜思念，心中却只挂念安禄山，完全没有贞洁的概念；第二折安禄山起兵造反时说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无疑，又为杨玉环安上了一个罪魁祸首的罪名；第三折陈玄礼“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4］359，把罪责归到杨国忠和杨贵妃身上，二人是安禄山叛乱的促成之因，这些都渐渐加大了杨玉环的反面形象；在马嵬兵变之时，杨玉环也没有舍身救君。在死亡面前，杨玉环贪生怕死，向玄宗求情希望君王记得昔日恩情，“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当玄宗叹息道“妃子，不济事了，大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杨妃竟试图威逼，贪生怕死的爱情主人公形象令人感到遗憾和难以同情。

在《梧桐雨》中杨玉环并非主角，主要笔墨用在刻画唐玄宗身上，杨玉环没有唱词也难逃红颜祸水的命运，白朴在刻画杨玉环形象的时候采用了大量野史以及民间传说，将杨玉环描绘成一个对待爱情不忠贞、不坚定，的蛊惑误君的坏女人形象，将杨贵妃置于祸国殃民的位置上，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三）《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慷慨捐躯的倾世佳人

《长生殿》以细致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爱情生活和矛盾冲突，编织了唐玄宗与杨玉环由此产生的纠葛、波折，建构了更为吸引人的戏剧故事。洪升笔下的杨玉环形象更加丰满鲜明，较之前代文学作品的塑造手法和形象相比，这部作品在杨玉环形象塑造上突破更大，作者通过具体的事件突出了杨玉环的性格特点，以及对杨玉环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独特的诠释。

洪升在创作《长生殿》时就决心“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首先，作者未提到杨玉环为寿王妃，也没有提到与安禄山的私情，这和《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出成长、养在深闺人未识”持同样观点，为李杨爱情开始的纯洁性做了铺垫。作者也着重展示了杨贵妃的美貌、聪颖伶俐、才华横溢、多彩的生活情趣以及丰富的感情。杨玉环外貌“贵妃仙姿佚貌，绝代无双”有“杨柳腰身”，“粉嫩容颜”。在《春睡》中，“瞧科，爱她红玉一团，压着鸳衾侧卧”［6］14，写了她的美丽娇慵。其次是才艺，杨贵妃锦心绣口，精通音律，能歌善舞。在《制谱》和《舞盘》中杨玉环制谱竟能“锦字荧荧银钩小，更度羽换宫没半米差”，起舞也是“浑一似天仙，月中飞降”。这都还不够，在《窥浴》中，“亭亭玉体，宛如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6］96以宫女们的眼界看，描绘了杨贵妃体态的迷人，让她们夸耀杨贵妃之美，就连女人都羡慕。

作者不仅详写了杨玉环本身的魅力和才艺，还用细腻的笔端写出了杨玉环对爱情的专一以及敢于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希望君王独宠一身之愿，“乍出宫门，未定惊魂，渍愁妆满面啼痕。其间心事，多少难论。我含娇带嗔，往常间他百样相依顺，不提防为着横枝，陡然把连理轻分”［6］30，《夜怨》流露出的即是杨玉环在那时渴慕专一爱情而受阻的痛苦之情。在《密誓》中杨贵妃说：“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6］100。在这里，洪升不仅写了杨玉环的美人韵事，也写了杨玉环的不足，但也只限于写女人常见的如嫉妒、吃醋、生气烦恼等性格弱点，而绝不涉及品格的不堪。正是因为这些弱点才更加突出了杨玉环对唐玄宗的钟情，体现了她敢爱敢恨主动追求爱情的特点。

对于杨玉环的死，洪升一改前人的写法，没有像《梧桐雨》里塑造的杨玉环一样怨恨抱怨，而杨玉环对唐玄宗的忠心不渝使她牺牲了自己。六军哗变，胁迫唐玄宗必须处死贵妃。唐玄宗尽管一下子不忍下令，宁可国破家亡也不舍弃，可六军还是要坚持杀掉杨贵妃。杨贵妃在生离死别之际，既未哀叹乞求，也没有抱怨，只是下跪央求唐玄宗，为保帝王，身愿赴死，前人还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她更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克制住了自己的惊悲，悲怆地说出了：“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算将来无计解军哗，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6］104可是她何尝是甘心的？但是为了保全唐玄宗，她决意赴死了，她定了定神，凄惶而又坚定的说：“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6］113洪升在此突出了杨玉环自我牺牲精神，颠覆了历史认识。

洪升笔下的杨玉环形象是丰满的、有骨有肉、有血有情，她不仅拥有外貌上的美丽，她更是多才多艺，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观点；她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鲜明的个性，她主动追求爱情向往专一的感情，突破了传统女性的传统思想；她对唐玄宗的真情、忠心，甘愿为君牺牲赴死更是突破了自古以来人们对她是“红颜祸水”的偏见。杨贵妃的艺术形象也就是这样逐步展现，递增迭加、渐渐深化丰满起来的。

二、杨玉环形象变化的原因

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文学作品中却呈现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形象变化以及性格特点，杨玉环的形象也从单薄的，片面的逐渐过渡到丰满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文学体裁异同与受限

唐诗、元杂剧与传奇剧本在文学体裁上有很多明显的区别，包括叙事方法和文字形式的长短等，这些对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有着很大的影响。

《长恨歌》属于叙事诗，叙事诗是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与小说戏剧相比，它的情节一般较为简单，用诗的形式和体裁，又有人物、故事等小说的内容，而且情景交融，兼有抒情诗和小说的特征。《长恨歌》是首抒情成份较浓郁的叙事诗，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述故事的手法上，作者采用的是我国传统诗歌常用的抒写手法，叙事、写景与抒情三者完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叙事情节上集中完整，抒情方面回环往复的特点。因为字数格式毕竟有限，缺少语言、动作等具体体现人物形象的描写，使得杨玉环的形象不典型、不突出。

戏剧则追求戏剧性、舞台表演艺术效果，并展开冲突为主要目标，注重展现人物性格。元杂剧的剧本体制，绝大多数是由“四折一楔子”构成，在艺术上是以歌唱为主、结合说白表演的形式，它的特点是全剧或一折都是由主要角色主唱，“一人主唱”它有比较集中的大段唱腔，可以酣畅淋漓地塑造主要人物形象，除了主唱者外，其他角色一般只有宾白，次要角色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也限制了同主要角色之间的的情感交流，元杂剧《梧桐雨》共四折一楔子，唐玄宗是主唱，而杨贵妃是附属于主角而存在的，她没有唱词，作者有意无意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污秽的宫廷尤物，我们也只能从她一些简单的对白中揣度其心声，所以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相比之下其形象就相对的单薄。

而传奇戏则更多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和剧情的复杂化，较之诗歌与戏剧而言，剧本的容量增加分工更为精细，也更能有利的塑造出人物形象。剧中人物重点表现认为语言、动作和内心独白、心里刻画等，注重人物性格的动态展现过程。除了具有元杂剧在叙述方面的长处外，《长生殿》也打破了元杂剧只主角一人唱到底的局限，她不但有了一系列的语言、行动的描写，还有了复杂的心理活动。所以能够把杨玉环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为丰富、细致。

（二）与作者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

不同的作家面对自己的作品有不同的感情，也赋予了作品不同的意义，由于作家的学习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感情经历的异同也会造成不同作家心态、人格、道德观点等等的不同，所以文人在对杨玉环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描述再创造时也会持有褒有贬的不同态度。作者家庭婚姻生活的好坏更是直接影响了对于杨玉环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

白居易在游学时期就已接受民间思想和文化的熏陶，钟情于爱情题材，诗以言情，白居易选择李杨爱情这一题材必须要着重刻画人物情感，依据《白居易世袭家族考》《白居易生活系年》系列著作得知，白居易在年少时候曾经有一位名叫湘灵的青梅竹马，二人由于封建门第观念的阻碍被迫分离，白居易亲身经历的这段爱情悲剧为《长恨歌》打下了基础，这段处于萌芽期就被斩断的纯洁爱情为他自身带来了痛苦的同时也能设身处地的去体会李杨之间的爱情，他对杨贵妃与唐明皇二人的爱情寄于了更多的同情与祝愿。《长恨歌》对感情的把握细腻真切，尤其是对天人相隔的凄苦相思的描写。透过文本，从创作心态的深层面来看，文章也折射出白居易本人对人生，对爱情，对得失的感慨与无奈。“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些诗句都深刻抒发了诗人内心的真实感受，诗人深深了解这种相爱却不能相守，不为世俗认同的情感创伤，赞颂李杨帝妃之间爱情的同时，何尝不是为自己曾经至纯至真的爱情感伤。

白朴出身于官僚士大夫家庭，生活在金元之际，本应过得舒服闲适，但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在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在战乱中被蒙古军队劫走，于是他对元蒙的统治深感不满。从小就饱经丧乱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的白朴，把李唐王朝作为自己故国的象征，用间接隐晦的方式，寄托他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兴亡之叹。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也经常表现出不满于现实的故国之思，从总结历史兴衰国家兴亡的教训目的而言，白朴毫不留情的纰漏了唐明皇的荒淫不务朝政。但在归结朝代兴衰原因之时，他仍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一切罪乱归咎到杨玉环身上，使杨贵妃在文章中沦为一个红颜祸水的符号。

洪升描绘的杨玉环属于至情至圣之人，这与洪升本人美满的爱情婚姻生活有一定的联系，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称心如意，对他在作品中塑造杨玉环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影响，洪升与妻子黄兰原本是同年同月生的表兄妹，“少小属弟兄，编荆日游憩；素手始扶床，玄发未绾髻。”［7］二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从小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黄家是硕儒世家，家风淳正，黄兰又很有学养，熟识音律，懂得文学，德性贤淑，与洪升志同道合。后来在家道衰落之时，夫妻移居北京后，生活窘困，即便如此，妻子黄兰依然不怨不愤、矢志不移，不断安慰体贴洪升，不离不弃。也正是贤妻的体恤和关爱才使洪升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的折磨和心灵的重压，因而在他的心目中，妻子是一位美丽多情、温柔体贴、知书达礼、理想的红颜知已。所以，洪升是把自己对妻子的爱情、敬重及对理想男女生活的赞美统统渗透进了自己的戏剧创作中，因而，对杨玉环这一任务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实反映的是洪升本人的行为追求和思想感情。

（三）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社会文化的思潮也影响着文学作品。唐代时期道教十分盛行，自唐初李渊起就开始积极扶持和倡导道教，以提高其门第出身和地位，唐太宗李世民将道教确立为国教，唐玄宗李隆基也非常崇尚仙神道术。唐朝统治者希冀借助道教思想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以此来巩固皇权，这些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使道教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道教并不倡导绝情禁欲、经受苦难，相反，它迎合了人性中享乐纵情的一方面，修炼者可以借助修炼达成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愿望。所以，崇尚道教也深入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白居易《长恨歌》亦是渗入了诸多的道教色彩，在描绘杨玉环时完成了从由人到仙的形象转变，增添了神秘玄幻的色彩，营造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氛，将杨贵妃的亡魂塑造成一位美丽专情的仙女形象，不吝笔墨地描绘杨贵妃惊为天人的绝色容颜，并将一个以色侍人，恃宠而骄，红颜祸水形象转变为忠于爱情，纯情善良，的正面形象。

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冲击。在政治上，元代统治者为了方便管理他们建立了具名等级制度，把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级，而最后两个阶层的汉人和南人则是属于被排斥被压迫的对象，所以，当时士人的民族情绪十分浓厚，表现在文章创作中就是将安禄山塑造为一个令人万分憎恶的谋逆反臣形象，将杨玉环也与之联系起来。元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的控制方面，打破了中国传统礼教、传统理性的思想现状，也转变了当时人们的心里观念，思想较之前代开放，因而对杨玉环曾是寿王妃这一事并不避讳。在元代残暴的民族压迫和严酷的思想统治下，作者把社会现实与“安史之乱”联系起来，在剧中暴露了“因歌舞而坏江山”的唐玄宗，作者抨击的矛头是指向外族入侵着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的“文武两班”寄托了故国之思的意图。

由于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动摇，从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学开始，人们开始逐渐觉醒，自我意识强烈，到清初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深刻洞悉当时社会的弊端，对封建传统制度、礼教、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积极影响到了许多文人学者的思想转变，追求个性自由，男尊女卑思想也有所淡化，洪升就是被影响人之一，在他的笔下，女性不再是以前文人学士作品中的卑微形象，她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个性和理想，《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坚持的就是追求爱情专一爱情平等的观念，物质欲望，超越了身阶地位，超越了男尊女卑意识，从而让读者们看到了一个为爱勇于牺牲，执着不悔，善良坚贞的女性形象，杨玉环这一形象的重塑与再造也是这个时代思想进步的体现。

三、结语

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对历史、对社会的思考。杨玉环，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文学世界也大放异彩，并逐渐走出了历史的轮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赋予了作品不同的情感，由于作者自身立场的不同而褒贬不一，杨玉环的形象亦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由单薄到丰满，由个性模糊到个性鲜明，充满了丰富内涵的文学形象。在新时代里，杨玉环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的故事仍将继续。

［1］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3493．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白居易．白居易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6．

［4］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袁 枚．随园诗话［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60．

［6］洪 升．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洪 升．洪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4．

Study on YANG Yu⁃huan’s Image Changes－Case Study of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Rain on the Plane Tree and Palace of Eternal Life

XU Xiao⁃ling
（Dept．of Literature，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 810008，China）

YANG Yu⁃huan has appeared in literature for a long time，and the love story between YANG Yu⁃huan and Emperor Xu⁃anzong has become the subject of numerous literary works．Starting from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men of letters hav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Yang’s character in poems，prose，historic records，novels and dramas．Authors try to explain Ya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ue to the variation of literary types，the different writing attitude of authors and influence from the changing society and cultural thoughts．Studying all the literary works about Beauty Yang，it is found that her image has an obvious changing process．As a political image，she changes from passive sacrifice to having only herself to blame to dedication；as a love image，from being indulged in enjoyment to uncleanness to pure loyalty and willing to dedication，YANG Yu⁃huan ultimately becomes an in⁃dependent typical figu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Yu⁃huan；image changes；Song of Eternal Sorrow；Rain on the Plane Tree；Palace of Eternal Life

I206．2

：A

：2095⁃8153（2015）05⁃0077⁃06

2015⁃09⁃20

徐晓玲（1988－），女，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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