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荣启

四、组织革命竞赛的背景条件

在中央苏区，广大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劳动）竞赛，竞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央苏区为什么要组织革命（劳动）竞赛？究其原因，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客观的政治、经济原因。

第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确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几千年来，中国劳动者是奴隶、雇工，除了出卖苦力一无所有。而自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革命迅速开展，产生了一批国家企业，使劳动者获得了新生。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获得了解放。在苏区广大的土地上，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千百年来受剥削的劳动者一跃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苏维埃政权的阶级领导。他们的劳动“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他们开始“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必然引发劳动者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中央苏区革命（劳动）竞赛得以开展的根本原因。据记载，兴国长冈乡“群众热烈订立革命竞赛，村与村，这丘田与那丘田，你和我等，自动的竞赛，热闹得很，没有一个人愿意做春耕战线上的落后者”。彼时劳动者的热烈情绪可见一斑。

第二，开展革命（劳动）竞赛是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赣南和闽西是山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在红军进驻后，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滥杀无辜、烧毁房屋、抢走耕牛，在苏区制造“无人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南昌行营颁布“封锁办法”，对苏区进行封锁，对出入苏区的一切物资“非有护照及通行证，不准放行”，企图把红军消灭掉，将新生的红色政权置于死地。面对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困难，发展经济、保障战争供给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摆在了新诞生的红色政权面前。毛泽东指出，只有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为此，毛泽东在江西南部17 县经济工作会议上号召，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形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氛围。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中央苏区的革命（劳动）竞赛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革命（劳动）竞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模范人物，又带动了革命（劳动）竞赛的开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军事上的供给，人民生活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第三，公有制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发展为开展革命（劳动）竞赛创造了条件。处在崇山峻岭中的中央苏区，在红军没有到来以前，基本上没有工业，只有少数的个体手工业，经济很不发达。苏区中央政府建立后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和工业政策，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并陆续建起了印刷厂、织布厂、炮厂等一批国家工业企业。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政策决议案》明确规定：“为保障完成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将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的经济命脉实行国有，对尚不实行国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与手工业由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群众监督生产。”同时还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由于政策及时到位，中央苏区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的工人数量达到11 万人，较大的国家工厂达到32 个，还有众多的地方政府的工业企业和手工企业，当地建立了各种合作社2300 多个，社员数量达572658 人。

在国家企业开展革命（劳动）竞赛，评选先进模范人物，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带头作用，对于调动企业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效果很好。对产量高、有发明的工人采用“上红板”（光荣榜）的形式进行表彰，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劳动）竞赛的广泛开展，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据记载，“在革命竞赛底下，更是涌现出不少的生产战线上的个人英雄，如博生会同区南塘乡主席十四天内领导群众开荒田八百担，并修堵挡三十丈。濯田左拔乡张庆有一家一个半月开荒一百二十一担，下坊村松橱头夫妻二人，开荒七十担，宁化一个女同志开了十五担荒田，兴国上沙区杨登乡杨牛村红属钟氏一人开十八担荒田。胜利车头区中段乡十五岁女孩王春发，自己学会犁耙后，领导妇女及红军家属的妇女十多人学习。这些都应该高高地放在我们的红板上”。

对于中央苏区开展的革命（劳动）竞赛和奖励先进模范人物，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提高劳动热忱，开展生产竞赛，激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方法。”刘少奇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中也曾指出：在国家工厂中，我们应该把组织与提高公认的劳动热情作为最重要的任务。组织群众的生产竞赛，组织生产突击队，发现新技术，增加工作的速度与效能，应该看作是提高国家工厂生产力的主要方法。

五、井冈山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劳模

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精神哺育了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劳动竞赛，当时被称为革命竞赛、生产竞赛，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机关到学校，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1932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组织局发出《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的通知，号召全党要“发动群众积极性，用组织模范队和革命竞赛的新方式……转变全部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也发布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生产竞赛，乡与乡赛，村与村赛，家与家赛，团体与团体赛”，并制定了有关竞赛的评比标准和奖励办法。而始于农村的革命竞赛，也很快在根据地的国家企业中开展起来。

中央苏区开展的革命竞赛，虽然时间不长，仅有三年左右，随着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革命竞赛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但通过竞赛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模范单位、树立劳动榜样、推动经济发展，这种创造性的办法却影响深远。这是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运动中发现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劳动运动思想的成果。这个成果虽然不成熟，只是中国劳模运动的雏形，但它却揭开了中国劳模运动的序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红色政权建立后如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进行了成功实践。

1927年9月9 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1927年11月，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第一个立足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座历史丰碑。与此相应的是，怀有救国救民崇高革命理想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和“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磅礴力量，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动力，是中国革命制胜的法宝。

在革命进程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到赣南瑞金，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事实证明，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在赣南发展很快，革命根据地也逐渐扩大，将赣南、闽西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红色政权。正是井冈山精神哺育了红军，壮大了红军，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催生了中国劳模在中央苏区的诞生。

井冈山精神哺育的中国第一代劳模，他们身上闪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同井冈山精神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