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坤冰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世界遗产”框架体系外，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与大部分世界遗产将眼光聚焦于精妙的古代建筑或雄浑的自然景观不同， GIAHS更强调人类为了生存对自然环境进行的改造利用，将眼光转向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农业，强调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尤其是“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复合系统（Systems）的动态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效能。我国悠久灿烂的农耕文化历史，加上不同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巨大差异，创造了种类繁多、特色明显、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号召，自2012年开始，我国农业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久安乡：人工栽培型古茶树群的发现

在2011年5月之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的古茶树群一直安静地躺在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中，仅为当地村民采摘加工。这些古茶树，或几株散落，或相聚成林，分布于各山头田埂。久安乡人只知道他们祖祖辈辈都是从这茶树上撷取芬芳，却从未留意过这些茶树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

走进久安乡各个自然村的田间地头，到处可见古老的大茶蔸和大茶蓬，有的老树树干上已经爬满了青苔藓。在最为集中的一片茶树林里，足有碗口粗的茶树干互相交错缠绕着，墨绿的青苔静静地爬上老茶树粗粝的树皮……最为惹眼的是一株“茶王”：“茶王”高5米左右，盘踞于一块岩石之上，树冠足足覆盖了3间小瓦房，遮蔽了70多平方米的面积。当地村民们说小时候曾在上面搭床睡觉。每年冬季来临时，“茶王”那饱经沧桑的面容总是让人以为它会永远地沉睡过去，随岁月的流逝，逐渐与脚下的土壤岩石融为一体。但当次年春回大地之时，这古老的茶树精灵总是最先绽放出树冠的点点青翠，如期地加入久安乡的春之序曲。

2011年，久安古茶树经过来自中国农科院的古茶树专家团鉴定，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古老最大的栽培型灌木中小叶种茶树。这一消息经由各新闻媒体发布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2015年，国家农业部发布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参评的“贵州花溪古茶树与茶文化系统”上榜。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一朝成名天下知”被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古茶树”背后的商业价值，但在热闹的媒体宣传与商业资本介入之下，我们更需要冷静下来思考：是什么支撑起了久安古茶树列入中国重要文化遗产名录？为什么我们在古茶树后面还要加上“茶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指的又是什么？久安古茶树与它生存的生态环境、周围的少数民族又是什么关系？ 在笔者看来，茶树，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自然的植物;茶，作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种独特饮品更是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久安乡的茶文化系统充分展示了当地的苗族、布依族和汉族群众几百年来与古茶树群相依相伴，和谐共生的农业智慧。

地景：与稻田共生的古茶树群

茶树的生长与空气、温度、光照、土壤等因素都密切相关，目前，贵州是国内唯一兼具“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条件的原生态茶区。

久安乡位于贵阳市花溪区西北部，距花溪区19公里，离贵阳市区21公里。久安乡全年雨量丰富，尤其在春茶采摘前的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年降雨量为1000—1100毫米，无霜期260天左右。从地形上来看，全乡地形为中山、山地，海拔在1090—1402米之间，坡土多，坝子少。太阳总辐射热量3768.12光焦耳/平方米，年日照时数1200—1300小时。

久安乡民族风情浓郁，自然风光秀美，村庄分布坐落在丘陵里，山的海拔并不高，但湿度大，尤其在冬季里时时刻都是笼罩在一片雾气中。水田点缀在山间，远远近近地闪耀着片片银光。房屋以村民自家盖的一楼一底的小洋房居多，三五成聚。时常可见农民牵着牛慢慢地从田边走过，旁边跟着自家的土狗，透露出安于故土的那份恬淡心境。而成片的茶园或是零散分布的古茶树就分布在水田周边的山坡上，或者就在田埂边，或者村民们的房前屋后。这与威廉·乌克斯对中国典型的茶园分布场景描述一致：低地种植水稻，山地种植茶树。

从久安古茶树的分布来看，虽然可以看到单行（条形）种植的痕迹——这说明是人工栽培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水平不高或者没有用心管理，使得古茶树不能成片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路边和田边。我们看到当地很多零星分布的茶树，这里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居民就近种植，方便采摘和加工;二是自然繁殖的原因，由于风、鸟等外力的传播，形成不规律的分布。另外，从现有古茶树品种繁多、树龄不一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古茶树不是一次性种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时期慢慢积累，才有今天的数量。

久安乡古茶树与周边的稻田保持着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凡是分布在耕地周边的古茶树，一律定植在耕地的保坎上。与茶树伴生的耕地，其地表极为平整，土壤中的残留物均含有湿生植物残株的痕迹，茶树植株有侧根的主干暴露在地表之上。这样的分布特点和生长样态，表明这片古茶树的经营与当地苗族開始从事固定稻田耕作相同步，因为需要利用这些茶树去维护耕地保坎的稳定性能，而不仅仅是出于考虑作为旱生茶树怕水的缘故。

此外，在古茶树的周边有大片由壳斗科乔木为优势树种形成的混交林，一些树墩至今还保留着多次砍伐留下的痕迹。这足以表明这些混交林并不是自然长成，而是人工定植并多次砍伐利用的老树，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次生林，是古茶树群落的伴生群落。而茶叶在加工过程时，炒茶的木材需混交林提供，因而我们不能将这片古茶林作为孤立的植物群落加以探讨，而必须高度关注其与周边次生环境的关系。

稻田与古茶树穿插的种植格局为茶树提供了有益的生长环境：厌氧型的微生物由于受到了稻田伴生微生物的节制，很难对古茶树构成威胁。这些古茶树能够健康存活数百年，可以说部分是得益于人造次生生态环境的保护。总之，这片古茶树林的长寿存活，乃是人工技术控制的产物，而不是纯自然生长的结果。

当地少数民族与茶文化

久安古茶树群落所处的地理区位，恰好位于乌江水系两大支流的分水岭上，东面的支流被称为（西）清水江，西面的则为猫跳河。这两条支流的名称，在明代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元朝在上述地区之基础上设置了八番顺元蛮夷官，主要与布依族人群打交道。不过，随着开发的深入，从事游耕生计的苗族和仡佬族开始引起了朝廷的关注，苗族中的一个地方势力得以脱颖而出，被朝廷委任为金筑安抚司，进而设置了金筑府和相关属县，从而奠定了明代金筑土司的基本建制。而久安古茶树群落正好处在金筑安抚司的领地范围之内。明代金筑安抚司的贡品，包括茶叶和马匹两大项目，税赋极低，全境仅缴纳五百担粮食。极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贡赋配额，推动了当时属金筑管辖下的久安的古茶树的栽培，并派生出了茶树与稻田相穿插的种植格局。

久安乡总共有7个自然村，当地居住的大部分是汉族，有少量的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但从他们的语言、习俗中却透露出历史上与茶树种植的密切联系，从布依族遗存至今的石板房可以看出他们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今天，久安乡的苗族仍保留着传统的制茶技能：将采摘下来的鲜叶晾晒萎凋后，再倒进大铁锅轻微炒制即可。这种炒茶方法简单易操作，但却最大程度上保持了茶叶的鲜嫩，因此对茶叶本身的品质要求很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至今贵州境内的很多少数民族仍然用他们的“土话”把茶称为la、jia、pu等，这些都是唐代以前“茶”的古称。而在汉语里，唐代中晚期以后就称茶了。至今，久安一带仍有苗族称“喝茶”为“喝槚”。在苗族村寨里，“槚”（jia）是苗语对摘叶饮用的茶树和摘果榨油食用的茶树的统称，直译为“栽种的树”或“培育的树”。

从久安乡的人居环境来看，尽管这里离繁华的贵阳市中心不过十多公里，然而却仿似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布依族、苗族的特色鲜明可见。离久安乡最近的石板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板堆砌出来的镇，地面铺的、屋顶盖的全是清一色的薄石板。石板房以石条或石块砌墙，墙可垒至5至6米高;以石板盖顶，风雨不透。总之，除檩条、椽子是木料外，其余全是石料，这种房屋既坚固又美观，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相得益彰。

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久安茶文化系统

在寻常百姓的普遍认知里，“遗产”一词不难解释，它指的是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财务、债权等。实际上，“遗产”一词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丰富，它不仅指向“祖先遗留下来的物品”，还指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思想观念、制度等，以及前辈传给后代的环境和利益。以此“遗产”概念观之，久安古茶树鲜活的生命力从明朝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是黔中地区的各族祖先们在长期从事农业劳作的实践中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种“遗产”，其中最宝贵的就是如何与周边其他植物、动物、次生环境和微生物等和谐相处，如何共同形成不断良性循环的土地利用智慧。因此我们将这样的层次丰富的“人—茶—环境”和谐发展的整个农业景观称作“茶文化系统”。它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样性，不仅经济适用，且形成了具有视觉审美价值的独特农业景观。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素有“山地王国”之称的贵州由于地理交通的限制，恰恰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山地特色的农业景观。在人类发展的主题越来越强调生态价值的趋势下，这种即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有利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文化遗产”必将成为贵州在未来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