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特乐图郭晶晶

（1. 内蒙古艺术学院 2.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

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十二）

博特乐图1郭晶晶2

（1. 内蒙古艺术学院 2.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

结语：蒙古族音乐研究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向

从1918年间成书的罗卜桑悫丹（1875—？）《蒙古风俗鉴》一书算起，中国蒙古族音乐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根据学科发展的特点，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又明显地分成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孕育并发端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当中，以罗卜桑悫丹的《蒙古风俗鉴》和卜和克什克等人创办的《丙寅》杂志为代表。①该两项研究特点如下：首先，他们都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民歌；其次，它们均为内蒙古东部地区喀喇沁、科尔沁、东土默特一带地方性民歌的研究，包括古代民歌、近代民歌和民俗音乐等；其三，其中的民歌资料，仅记唱词而未记乐谱；②最后，从研究视角来看，注重资料性，进行初步的分类研究和历史与民俗背景的记录和探讨。今天看来，虽然这些研究尚属于资料和初步解释层面，但把它们放置在整个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历程当中来看，它们开拓性地运用民俗学的方法和理论，对蒙古族民间音乐进行搜集整理，试图对每一首民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说明，其实是迈出了蒙古族民间音乐“从口传到书写”的历史性一步，并将其推到了当时国内相关领域较高的位置。

第二阶段，蒙古族音乐学资料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初期，以胡尔查、许直等人的《蒙古民歌集》（内蒙古日报社印行，1949年）[1]和后来安波、许直、胡尔查等人编的《东蒙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奥其、松来编《内蒙古民歌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4年）[1]为标志，音乐学科意义上的蒙古族音乐研究正式开始。自国建初期开始，由音乐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相关领域专家介入的蒙古族民歌、歌舞、说唱、器乐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逐渐成为蒙古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在各方学者的努力下，以五大“集成”为中心，出版了数十部民歌集、说唱音乐曲调集、乐曲集，其范畴广泛，收录曲目数量浩大，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硕成果。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数量浩大，形式多样，包括了民歌、歌舞、器乐、说唱等蒙古族音乐的所有体裁，其中民歌搜集成果，既有《蒙古族民歌五百首》（上、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蒙古民歌一千首》（1-5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蒙古族民歌集成》（1—5卷）（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1995年）等大型综合集成；也有像《蒙古民歌丛书——呼伦贝尔盟卷》（一）（内蒙古人出版社，1984年）、《蒙古民歌丛书——阿拉善盟集（上、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蒙古民歌丛书——锡林郭勒盟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蒙古民歌丛书——巴彦淖尔盟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蒙古民歌丛书——呼伦贝尔盟集》（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鄂尔多斯民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科尔沁民歌》（一、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年）等，大量地方民歌集；还有像《民歌——民间歌手查干巴拉演唱集》（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科尔沁长调民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专题民歌集。其次，蒙古族音乐的搜集整理，成为地方蒙古族音乐学者坚持贯行的学术传统，尤其五大“集成”的编撰，训练并带动了不少地方学者，他们把地方民歌的搜集整理当作己任，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传统，因此，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地方民歌集在出版。其三，这一时期，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虽然逐渐脱离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向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但这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学术局面。最后，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形态学研究、音乐史学研究、民俗音乐研究以及其它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蒙古族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和理论视野的拓宽，有了更大的空间。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三十余年，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工作虽然逐渐脱离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向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但这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学术局面。然而，如果说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多是在本民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孕育下形成和发展，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蒙古族理论音乐学研究则却基本独立于民俗学，并以国内音乐学研究为依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

第三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理论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国内以蒙古族音乐为对象的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标志。[2]两部“初探”，前者旨在建构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形态学分析模型；后者努力设计出蒙古族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其中，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在承认蒙古族音乐的个性特征的前提下，强调与中国其它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特征，并以蒙古族民歌为对象，借鉴和吸取了当时我国“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学科理论以及中国民族调式研究的相关方法，用大量的实例来系统地论述了蒙古族民歌曲调的调式特征。乌兰杰的学术论文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从音乐史、比较研究、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等多视角对蒙古族各历史时期各种音乐体裁进行研究，并把蒙古族音乐与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建构蒙古族音乐史的宏观框架。两部著作对于20世纪末蒙古族音乐学科理论的建立来说，具有开拓性意义。

两部“初探”出版以后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呼格吉勒图《蒙古族音乐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莫尔吉胡、道尔加拉、巴音吉日嘎拉合著《蒙古音乐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乌兰杰《草原文化论稿》（台湾蒙藏委员会印行，1997年）、赵星《民族音乐艺术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满都夫《蒙古族美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等学术著作以及莫尔吉胡、乌兰杰、呼格吉勒图等人颇有洞见的学术论文。该时期的音乐学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首先，历史取向。呼格吉勒图的《蒙古族音乐史》和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一蒙文一汉版，相隔一年出版，均为蒙古族音乐通史。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和在台湾出版的《草原文化论稿》两部论文集，其绝大多数论文，是关于蒙古族音乐某一类型、某一体裁或某些古代作品历史相关的专题研究。满都夫的《蒙古族美学史》，却是用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来审视蒙古族民歌、史诗、萨满音乐、器乐音乐的美学史著作。总的看来，乌兰杰、满都夫、柯沁夫、呼格吉勒图等学者，根据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点，依据文献、考古、口述等资料，将蒙古族音乐的发展，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并与蒙古族音乐体裁的形成与发展、乐器的演变、风格的形成等相对应，探讨蒙古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次，宏观视角。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更多是要建构一个宏观意义上的蒙古族音乐进化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乌兰杰的蒙古族史“三阶段论”，还是莫尔吉胡提出的关于蒙古族古代音乐存承传播的“多纳茨”论，还是满都夫对萨满音乐、史诗音乐、民歌进行的系统研究，虽然都是以深厚的专题研究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蒙古族音乐悠久历史、普遍规律、广泛传播力等宏观问题的浓厚兴趣。其三，注重音乐形态研究。除了历史的关注之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音乐形态研究。如，吕宏久《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一书，是对蒙古族民歌调式的一次音乐形态学的系统梳理，赵宋光、乌兰杰等人合作的《蒙古族民歌精选99首》（中央民族出版社，1993年），虽然是一部配有钢琴伴奏的蒙古族民歌集，但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二位学者对蒙古族民歌调式、旋法特征的深入并富有意义的学术思考。我们看到，莫尔吉胡、乌兰杰、吕宏久、赵金虎、满都夫、赵星、福宝林、布林、巴音吉日嘎拉、格日勒图、松波尔、呼格吉勒图、李世相、潮鲁等学者的文著，都表现出对传统音乐调式、结构、旋法、唱法、演奏法等音乐形态问题的浓厚兴趣。

第四阶段，蒙古族音乐学研究的多元化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借助国际国内更加多元化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一大批蒙古族音乐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蒙古族音乐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蒙古族音乐演述的三种走向值得总结：第一种走向是，以莫尔吉胡、乌兰杰、吕宏久、满都夫、柯沁夫、格日勒图、呼格吉勒图、巴间吉日嘎拉、李世相等学者，继续推出有力度的研究成果，使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以及长调、器乐等蒙古族音乐的传统学术领域，得到继续深入和拓展。第二种走向是，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热的兴起，地方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高潮迭起，出版了大量地方民歌集，推出了许多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和学术真知的地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三种走向是，通过一些青年学子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蒙古族音乐研究与相邻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宗教学、历史学等相邻学科进行空前的整合，与整个蒙古学各领域进行越来越多的沟通和融合。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是在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是双轨并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蒙古族音乐研究却又重新回到与相邻学科重新整合的时期。其特点有三：一是，这时期国内音乐学诸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兴起，为蒙古族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背景；二是，国内外蒙古学的发展，要求蒙古族音乐学研究要全面开放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以融入到整个蒙古学的大环境当中；三是，蒙古族音乐学本身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以及多元文化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音乐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等需要，要求音乐学研究要走出封闭，才能够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历史脉搏，才能够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多学科的再次整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相对论深入人心，已成为人们进行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文化变迁理论却为人们思考民族音乐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社会学的统计学方法以及已开始广泛运用于蒙古族音乐研究当中，极大地改变着民族音乐研究的面貌，而且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开始系统地运用口头诗学、符号学等新学科的方法理论，不仅拓宽了蒙古族音乐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促进了国内外音乐学领域之间以及与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包·达尔汗在博士论文《蒙古佛教音乐的多元性》（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中，结合文献与田野，提出“质点扩散性文化观照法”，“质点扩散性文化观照法”，构筑了以音乐质点为基础层的包含“基础技术层面的多元质点”、“社会组织层的多元质点”、“思想意识层的多元质点”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三层面结构整合体，将混杂的不同文化物质分离分层，探寻不同文化特质间的组合状态和组合关系，是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尝试。崔玲玲在博士论文《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人生礼仪及其音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采取民族志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与研究，将音乐事象放置在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特定的人生礼仪民俗当中进行整体论的观照。博特乐图在博士论文《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中，通过胡尔奇这一近代以来科尔沁地区产生的职业艺人，对其负载着的胡仁·乌力格尔、叙事民歌、英雄史诗、好来宝等说唱音乐进行“人——音乐——民俗语境——区域环境”为一体的整体论视角的研究，尤其尝试将口头程式理论系统地引入到音乐本体的研究当中，所提出的曲调框架、曲调互文、认弦等一系列术语概念，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引起反响。在《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中，博特乐图把科尔沁说唱音乐及其艺人研究当中总结到的理论，拓展到长调、萨满音乐、英雄史诗、佛教音乐、短调民歌以及歌手、萨满、说唱艺人等蒙古族其它音乐体裁的思考上，结合民族音乐学、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以及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架构蒙古族口传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在《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却将民族音乐学与民间文学的相关分析与研究方法、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变迁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研究当中，尤其史诗音乐的理论研究与史诗遗产保护的实践研究结合的方法，值得肯定。

随着蒙古族音乐研究的深入及办学层次的提高，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如，周·特古斯的《与神灵对歌——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哈斯巴特尔的《鄂尔多斯礼仪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滕腾《蒙古族音乐数据库的设计与制作》（中国音乐学院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齐占柱《胡仁乌力格尔与乌力格尔图哆的亲缘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村落视野中的宴与宴歌——都嘎敖包嘎查“乃日道”习俗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杨杉，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声的调查与研究》（文慧，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仪式与变迁——巴尔虎“乃日”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乌云娜，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找寻逝去的记忆——口述与田野：〈蒙古民歌集〉、〈东蒙民歌选〉及解放初期东蒙民歌搜集活动》（王晶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作为歌唱的制度与制度中的歌唱——乌珠穆沁人的音乐生活社会》（李佳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变迁与角色重构——呼和浩特蒙古族新型音乐职业群体的调查与研究》（姚小雪，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潮尔音乐及其潮尔奇谱系研究》（包雪莲，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书写文本与口传音乐——〈闹阴司司马貌断案〉书写文本与扎拉森演述文本的比较研究》（白红梅，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个体·传统与新视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苏雅，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等一大批硕士学位论文。这些年轻学子的论文，逐渐与国内民族音乐学接轨，并向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口头诗学、表演理论等相关学科汲取养分，从过去蒙古族音乐研究注重宏观历史研究和文本研究的取向，转向对语境、表演、传人等因素的关注，将观察的重点放在音乐与民俗、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之过去关注历史与形态而言，这些研究突出对传统音乐的意义与功能以及现状、变迁等问题的探讨。

下面，对几位青年学子的代表性成果进行简单介绍的同时，主要对这些成果在理论与方法上取得的新的突破进行简要的评介。

徐欣的《草原回音——内蒙古地区“潮尔”的声音民族志》（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是作者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作者是生活在内地的汉族学子，而她的这篇博士论文是一篇充满新意的“异文化”音乐研究的成功范例。首先，作者采用“声音民族志”这全新的视角，通过“主体融入”式的研究立场，呈现出了一个局外研究者的立场转换过程。作者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聆听、理解、感受，体验、并最终领悟到潮尔音乐的精华要义，从而达到了与局内人“同情共感”的审美认知状态。另一方面，对局内观的大量表述与民间术语体系的搭建。作者对于潮尔声音世界的建构以局内观点为基础，引用了局内人的大量表述，并对于潮尔音乐存在的民间属于体系进行了挖掘与运用，体现出鲜明的“局内”立场。其次，作者立足音乐本体的研究，以对潮尔“声音感”的分析开启了通往“异文化”音乐之路。本书的还有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对“民族音乐美学”领域的涉猎，作者对蒙古人对潮尔声音观念、审美经验的大量描写与富有洞见的阐释，是国内非常少见的。最后，本书通过对声音感的分析，提出将“音色”这一要素作为潮尔音乐的风格性特征，并将声音中的“能量”作为重要的分析指标，进行了详细解析。此外，还从语言学角度对“潮尔”一词的词义、方言语音的辨析，对于“中亚地区双声音乐区”的界定与分类等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理论成果。

周特古斯的博士论文《与神灵对歌：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2年博士论文），把科尔沁蒙古族萨满音乐放置在仪式语境当中，通过音乐与仪式诸元素的关系的探讨来揭示萨满音乐的本质属性、内容形式和意义功能，尤其将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融会贯通，结合音乐学、人类学、仪式学的相关理论，建构了一个关于科尔沁萨满音乐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模式。论文以“音乐——人（萨满）——仪式”三维关系的立体视野中观察研究对象，对相关概念和术语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对蒙古族萨满本质与属性的探讨，对“艾伊”在不同艺术语境中的含义及其在萨满仪式系统中的意义，对民间术语“敖如希呼”的解读以及神歌、萨满鼓在仪式意义和功能的阐释，以及对蒙古族萨满神职系列及其职能的概括、萨满诸法器以及服饰的象征意义的阐释等，都颇有建树。尤其对科尔沁萨满鼓“鼓语”及几种鼓语节奏类型的解读，萨满鼓“频谱”中蕴含的“中立音”现象的测量和分析及其与萨满特殊音阶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萨满仪式声音景观的多行描述等分析和研究，都属于崭新的视角。

哈斯巴特尔博士出版了《蒙古族村落及其音乐生活——鄂尔多斯都嘎敖包嘎查音乐生活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鄂尔多斯仪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5年）两部关于鄂尔多斯传统音乐研究的力作。其中，《鄂尔多斯礼仪音乐研究》是作者在中国音乐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该书历时与共时、田野与文献、民间知识与学者知识、书写与口传等一系列关系中，探讨鄂尔多斯礼仪音乐，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该书分祭祀礼仪、民俗礼仪上下两编，对鄂尔多斯礼仪音乐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本书把鄂尔多斯祭祀礼仪音乐的研究，放置在蒙古族宫廷文化、祭祀文化以及鄂尔多斯部落文化的历史大背景当中，对蒙古族祭祀仪式音乐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鄂尔多斯成吉思汗祭祀音乐与古代蒙古族礼仪音乐之间的历史关联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通过大量的田野与文献，对古代蒙古族祭祀礼仪及其音乐，对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及其音乐中大量概念进行深入的阐释，通过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音乐的历史踪迹的探讨和《也葛·蒙古》《巴噶·蒙古》两首祭祀歌与清代《蒙古乐曲》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成吉思汗陵“八白室”祭祀音乐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富有洞见的深入探讨。最后，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成吉思汗陵“八白室”12首祭祀歌曲的文本与表演、仪式与音声、行为与禁忌以及对符号含义、文化功能等进行了阐释学的研究。本书的上编是对祭祀音乐的历史探讨，而下编却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分类研究和民族志个案阐释。下编三章，对鄂尔多斯民歌的各种民间分类和术语体系进行了文化阐释，对民歌与鄂尔多斯特有的部落传统、地方生活、民俗礼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鄂尔多斯民歌风格及区域传统的特征进行了深入描述。尤其书中对鄂尔多斯奈日音乐及奈日仪式上的表演进行了口头诗学、表演理论的阐释研究，对这种口传音乐如何在民俗中得以传承的民间形式，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

跨界族群的音乐比较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吴云的博士论文《“和而不同”——中、蒙跨界乌珠穆沁部长调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论文），运用“跨界”音乐研究的视角，对分布在锡林郭勒和蒙古国的乌珠穆沁部落长调民歌进行的系统研究成果。该论文的重要特点是有二：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比较视角和在蒙古族长调研究当中，创造性地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长调民歌核心特征——程式与即兴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今蒙古国境内的乌珠穆沁部落是1945年我国境内迁入的。近70年来，中、蒙两国乌珠穆沁部落，在不同的国家文化环境中，沿着各自的发展道路走向现代化，从而使得这一同一血缘、地域、文化与认同的部落群体的音乐文化的构成以及音乐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构成了他们音乐及音乐生活“和而不同”的当代状貌。吴云的博士论文将乌珠穆沁长调民歌的探讨，放置在乌珠穆沁部共同的民族认同、部落认同以及不同的国家认同所构筑的精神世界和各自不同的国家语境、文化语境下的生活世界这系列背景当中，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描述其“同源异流”的现状，同时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动力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进而看现代化背景中，长调传统文化的变迁，同时讨论了人们如何通过传统资源来建构共同的历史、建构族群身份，构筑当下的生活等问题。进行一步看，论文没有停留对乌珠穆沁长调历史、认同、现状的研究之上，而是运用口头程式理论以及民族音乐学口传音乐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乌珠穆沁长调这一中、蒙两国乌珠穆沁部落共有的文化形式进行本体研究，探究其表现在形态与风格层面上的独特的部落特征。论文中关于长调民歌口传性特征的探讨，关于元音和谐律与长调运腔与诺古拉之间关系的探讨，元音和谐律在衬词衔接中的引导作用与旋律之间的同构关联等，从长调民歌本身规律出发的研究思路，其视角新颖、方法得当。论文紧紧抓住长调的口传性这一基本特征，把乌珠穆沁长调民歌形态与演唱特征的探讨放置在程式性和即兴性的辩证关系框架的讨论当中，从腔词关系、结构关系、元音与诺古拉的关系等多层面上予以分析，并运用“曲调框架”和“互文”的概念，讨论长调民歌传统的内外部关联性及其独特的口传思维。这对于长调民歌研究乃至对于整个传统口传性音乐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中提出长调民歌传承与传播中的“记忆”问题，从“文本——语境——表演——记忆——传承”的整体论框架来观照长调民歌独特的记忆方式，进一步探讨其传承与传播的独特性。

蒙古族音乐的形态学研究，经过赵宋光、乌兰杰、吕宏久等老一代学者的开创，取得了以吕宏久《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为代表的蒙古族传统音乐形态学研究的传统。尤其，赵宋光先生提出的五度相生调式体系理论，在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青年学者李玉英《蒙古族民歌旋律形态研究——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中的民歌为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在方法上与赵宋光先生《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一脉相承，并是吕宏久先生《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一书的延续和发展。本书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中的潮林道、长调、短调三种体裁为例，通过音乐形态分析，紧紧围绕蒙古族民歌旋律中对仗原则的多样化显现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本书的主要见解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选，作者围绕“对仗原则”这一基本概念，建立一套基于蒙古族民歌本身特征的音乐形态学分析体系。在前人蒙古族民歌“对仗结构”的基础上，该生根据蒙古族民歌旋律结构与结构之间及结构内部的对称、对比、对应等原则，以句式落音呼应关系和音调逻辑为旋律分析的两大框架，提出句式落音的呼应关系包括四五度呼应、色彩性呼应、同韵高呼低应及同韵呼应等四大体系，而任何一种对仗关系，都是在句式落音的框架基础上建立的，它体现出句式或段落的调式与调性，句式间的平衡与对比、稳定与不稳定、开放或收拢等一系列关系，句式落音是对仗原则的中心的结论，不仅大大地拓宽和深化了蒙古族音乐形态学研究，而且建立起一套由表及里的形态分析体系，这无论是对于蒙古族民歌旋律研究，还是中国音乐旋律学、形态学研究来说，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其次，作者完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的理论梳理和系统分析。“集成”是蒙古族民歌经典文献，是一部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大型资料集成，汇集了许多民歌艺术大师的传唱曲目。然而，自九十年代初出版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对它的系统研究成果，而本次研究是对这部大型集成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本书通对潮林道、长调、短调民歌旋律中对仗原则的研究，提出对仗原则贯穿在所有蒙古族民歌体裁当中，而且因体裁和风格的不同而又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高度程式化的共性模式，所显现出来的形式千姿百态，而对仗原则及其多样化显现，正是蒙古族民歌形态的核心特征的论点。

苏雅的《个体、传统与新视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尝试了一个“通过个人来看一种传统，通过个案来看一人时代”的研究理念。这部书是作者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是至今蒙古族四胡艺术第一部学术专著。其研究对象吴云龙，在蒙古族四胡艺术的演奏、传承、创作、创新、教育等方面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公认的蒙古族四胡艺术大师。该书以作者多次对吴云龙先生进行的口述访谈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按照民族音乐学、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结合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的相关视角，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四胡艺术发展变迁的百年历史过程当中，通过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专业等一系列二元关系角度，对杰出的四胡艺术家吴云龙先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达到通过个体来看时代，通过个案来看整个蒙古四胡艺术发展演变的百年历程的目标，对吴云龙四胡艺术技艺、风格、历史、内涵等进行了深入阐述和颇有意义的理论分析。从整体方法上看，该书关注个体的音乐生涯与艺术特征的同时，关注对整个四胡艺术传统的观照，在多种元素的互动结构当中，关注个体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关注历史传统的同时关注四胡艺术的变迁及其变迁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如今的蒙古族音乐研究，队伍空前壮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宽，研究方法越来越丰富，研究视角越来越多样。蒙古族音乐研究青年一代学者，既有对传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继承、拓展、丰富，又通过与国际国内民族音乐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交流当中，吸收了许多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视域。展望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前景，与相邻学科之间的交融和整合发展，仍然是今后蒙古族民族音乐研究的总体趋势。然而，这并不妨碍各学科本身的独立性，相反，各学科将交融、整合和过程当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综观蒙古族音乐研究所经历的一个世纪，我们发现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相反，它一方面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的总体进程协调步伐，另一方面则以蒙古学诸学科为依托，在彰显自己的特色的同时，不断汲取姊妹学科之优长而逐渐形成起来的。而且，这种发展趋势远没有结束，毫无疑问，蒙古族文化的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需要音乐学研究的有力支持，而蒙古族音乐学科的进一步推进，也要借助这种学科整合所提供的动力。

注 释：

①关于《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在《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一）（载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有详细介绍。

②据《蒙古风俗鉴》记载，“古今歌谣类”所收录的14首民歌原来带有乐谱，但出版资料中乐谱缺失。（参见，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21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1]博特乐图 郭晶晶．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一）[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3）.

[2]博特乐图 郭晶晶.蒙古族音研究百年（二）[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4）.

【责任编辑 黄隽瑾】

Centuries Research on Mongolian Music(PartⅫ）

Boteletu1, GUO Jingjing2
(1.Inner Mongolia Arts University, 2.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J609.2

A

1672-9838（2017）02-118-07

2017-03-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蒙古族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3JJD76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博特乐图（1973-），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人，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郭晶晶（1982-），女,达斡尔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