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日勒图，杨 亮，闫子奇

（1.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2.内蒙古奈曼旗组织部，内蒙古通辽02830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乡风文明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还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蒙古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既要传承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更要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蒙古族文化的引领作用，取之精华，推陈出新，引导农牧民群众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因此，在蒙古族聚居的民族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必然要探讨蒙古族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关系，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一、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契合

（一）敢于斗争、开辟富强的“乞颜精神”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对于蒙古族而言“乞颜精神”无疑是蒙古族由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为他们的名字。”[2]258约在两千年前，蒙古部与另一些突厥部发生内讧。蒙古部惨遭失败，仅余两男两女，为躲避敌人，他们通过羊肠小道历尽艰险逃到四面唯有群山和森林、人迹罕至的额儿古涅-昆的地方重建家园繁衍生息，其各个分支渐以“乞颜”著称。当乞颜氏族人丁兴旺、牛羊遍野时，又陷入了地狭人稠、拥挤不堪的生存困境。狭窄的山谷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于是他们互相商量，全体统一行动，宰杀70头牛马，用剥下的整张皮做成了70个风箱，架起木炭和煤，一齐煽起熊熊烈火，直到化铁熔山开辟出一条道路，然后举族迁徙到广阔的草原，这就是蒙古族关于民族起源的化铁熔山的传说。所以“在成吉思汗的氏族中有这样一种习俗和规矩：他们在除夕之夜，准备好风箱、熔铁炉和煤，把少许的铁烧红，放到砧子上锤打，展延[成条]，[对自己的解放]表示感激。”[2]259拉施特所记载的这些，不仅仅是蒙古族关于本民族起源的描述，更体现出蒙古族后人要牢记祖先灭族的悲惨教训，无论遇到多大艰难险阻，都要发扬祖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辟未来的斗争精神，顽强奋斗。可见，乞颜精神自古以来就融入了蒙古族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蒙古族人民，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成为蒙古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乞颜传说孕育的乞颜精神：一是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永远都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开辟精神，为民族的富强而“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地开拓奋斗，开辟光辉道路。二是团结协作、坚韧不拔、尊敬自然、甘于奉献、向死而生的奋斗精神。三是不投机、不取巧、不信鬼神，相信人的力量，走自力更生之路，开辟美好未来的富强精神。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传说中没有宗教色彩，这与其他民族的历史传说相比的确十分罕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需要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蒙古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一道，更需要“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的斗争精神，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不懈努力。

（二）聚会商议、议事民主的“忽里勒台”制度

“忽里勒台”在蒙古语中意为“聚会”“会议”，其重要功能有：一是推举部落首领、联盟可汗，甚至大朝的皇帝。“虎儿年（丙寅年，1206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头，树立起九脚旄纛。在那里，被尊为成吉思汗。”[4]352这是一次对蒙古族极具历史意义的“忽里勒台”，对蒙古族民主意识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蒙古后人聚会商议和民主议事的历史依据。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贵由、蒙哥汗执政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忽里勒台”制度，到忽必烈建元时期，“忽里勒台”已上升到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是分封授土、奖赏大臣，决定重大军事行动。1206年的“忽里勒台”上，成吉思汗降旨：“共同建国有功者，在编组各千户时，封授为千户长。”这样“除森林部落外，成吉思汗任命的蒙古国的千户长，为九十五千户长。”[4]352—355此后，这一重要人员的分封任命形式，在蒙元时期成为一项基本国家制度。通过“忽里勒台”也商讨重大军事行动。“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5]12在蒙古的羊[年][1235年]，又举行了一次忽里勒台，“于是，[窝阔台]合罕英明地决定，让宗王拔都、蒙哥合罕、贵由汗和其他宗王们率领一支大军前往钦察人……地区，将那些地区全部征服。他们便开始准备[这次远征]。”[6]58—59三是颁布国家法律和制定重要规章制度。千户制、怯薛制、断事官制是蒙古建国初期重要的三项法规制度，也是通过“忽里勒台”大会颁布实施的。1203年底或1204年春，成吉思汗在帖麦该川召开“忽里勒台”，整顿军纪，并按千户制整编，成立护卫军，首建亲军制，此后这一制度成为怯薛制。[7]1206年的“忽里勒台”上，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又降旨说：“把全国领民的分配情况和所断的案件都写在青册上面。凡是失吉·忽秃忽与朕议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子孙孙，永远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4]370从此一直到至元二年（1265年）大断事官一直是蒙古的最高行政长官。[8]四是举行祭祀、设宴、狩猎等庆祝活动。《元史》中就有专门的记载：“帝会诸王、百官于欲儿陌哥都之地，设宴六十余日，赐金帛有差，仍定拟诸王岁赐钱谷”[5]49，说明“忽里勒台”制度也是处理这些重要活动的主要形式。

“忽里勒台”成为蒙古族民主商议国家大事的重要政治渠道，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到窝阔台汗时期，出于巩固国家统治的需要，强化了“忽里勒台”的相关规定，形成了议事的规则：太宗六年（1234年）“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羁，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5]33

（三）交流互鉴、博采众长的文明观念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9]220尽管当前所谓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兴风作浪，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念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文明观念，直至今天依然绽放出璀璨夺目的文化光芒。

蒙古族交流互鉴、博采众长的文明观，一是体现在蒙古族文化的形成。13世纪随着蒙古统治者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节节胜利，蒙古族迅速崛起，在西方建立了四大汗国，在中原建立了大元朝，“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5]1345国土幅员辽阔，蒙古族人民广泛接触到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尤其在中原文化与突厥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交流互鉴，博采众长，创造出具有蒙古族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二是体现在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崇尚文化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元朝时期，创造“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就是一次历史尝试。忽必烈即位后，诏曰：“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5]4544三是体现在对世界各种宗教的兼容并包。鲁布鲁克留居汗廷，就见过蒙哥及其皇族参加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典礼。在他（蒙哥汗）周围聚集了许多各教派的神职人员，[10]410但是蒙哥汗并未听信各教的自我宣传和相互贬低，对宗教的评判和取舍上也没有按个人的喜好武断决定，而是在恪守“一切宗教平等”（成吉思汗语）的原则下，通过各宗教自由辩论的方式，进行理性的比较。1258年奉蒙哥汗之命，由忽必烈主持，在上都举行了著名的佛教和道教的辩论会，史称“佛道之争”。[11]397合理地解决了中原地区儒、释、道三家长期的纷争给国家思想文化造成的混乱，这也为忽必烈日后“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忽必烈建立的元上都就是多元文化汇聚的城市，那里既有孔庙也有佛寺，既有道观也有基督教堂、清真寺礼拜堂，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四是体现在蒙古族善于汲取不同文明的有益成分，开拓自己的历史实践。蒙古统治阶级通过重用耶律楚材、许衡、刘秉忠、张文谦、姚枢、王文统等儒士大臣，学习复制中原先进的封建管理制度，刘秉忠“上书数千百言”，提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等诸多治国理政主张，“世祖嘉纳焉。”[5]3688—3692“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5]4596蒙古贵族利用色目人善于管理经济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商业体系，还借助西域人的军事科技，在冷兵器时代，组建了世界第一支炮兵部队，制造的回回炮“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5]4544，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四）崇拜自然、和谐共生的“腾格里”信仰

蒙古族传统道德中最具特色、最具借鉴的是崇拜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蒙古族历史上的很多习惯法、成文法中都有保护草原、水源和野生动物的法规，即便在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中也有许多禁忌，告诫人们不得破坏山水林田湖草等生命共同体。这与“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9]173的思想高度契合。

蒙古族崇拜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与其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在萨满教义中，几乎是所有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都能成为人的崇拜对象，随着萨满教义的发展，“天”成为众神之神，最受人们的尊崇。因此，蒙古族敬天畏天，认为万事万物都归因于“天意”，不敢做违天之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12]蒙古族对天的崇拜，逐渐演化为具体行动——祭天。“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也。”[5]1781这种对“腾格里”崇拜的信仰，逐渐演化成珍爱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深深融入到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影响着蒙古人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敖包祭”是蒙古族最为悠久的风俗，也是最能体现蒙古人崇拜自然的仪式。蒙古人通过祭祀敖包，把内心美好的期待传达给敖包，进而转达给“腾格里”，以祈求“天神”给予部落更多的“关照”。祭祀敖包那天，牧民们穿上新衣，骑上骏马，从四面八方向祭祀地点进发，也有很多牧民在祭敖包的前天晚上，就已经赶到敖包周围住宿了。在祭祀敖包前，牧民们会用五色哈达、彩旗、飘带等将敖包妆饰一新，使它生气盎然。祭祀仪式上喇嘛们点燃柏叶香火，鼓钹大作、号管吹响、法铃齐鸣，这时不论僧俗尊卑都向敖包三拜九叩，共同祈祷草原“风调雨顺，五畜骤增，无灾无病，禄马飞腾”，继而将马奶、醇酒等绕着泼散到敖包上诵读《敖包祭辞》。当祭祀活动结束后，在喇嘛的指挥下，分食祭祀敖包的酒肉，称为“敖包的口福”。分食口福之后，开始进行传统的娱乐游戏活动——那达慕，此时的草原到处洋溢着幸福与欢乐。[13]

从表面来看，祭敖包是祭自然诸神灵，“向天求雨、向地求草”，保佑草原风调雨顺、生机盎然，但其中蕴涵的保护生态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一是神圣性。祭祀的程序和规矩非常讲究，通过祭祀将自然界的山水林田湖草与人们心灵中的神圣神灵等同起来，提高自然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二是持久性。敖包祭祀每年都在七八月草原最美的季节进行，并常伴有“那达慕”，更加吸引人们热情参与，不断强化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敬重；三是广泛性。祭敖包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加，整个仪式富有传统生态教育意义，起到全民生态教育的功效；四是环保性。敖包一般以石块堆垒，牧民们自觉地将草地上的石块收集起来，堆成小堆，这样有利于牧草的生长，特别是规定了敖包禁地内的物品禁止动用和破坏，其生态保护的意义非同寻常。

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契合

（一）逐草而居、自由自在的生存理念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蒙古族豁达奔放的自由精神，是由蒙古族四季轮牧、自由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一是草原的广阔无垠的游牧空间，为牧民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生产活动区域，这种自然空间上的自由活动，为蒙古族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蒙古族早期的宗教——萨满教，崇尚自然的生活，对人的内心与灵魂没有过多的束缚和限制，这种信仰上的宽松自由为蒙古族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信仰基础。三是社会生产生活内容自然简单，各种思想束缚相对较少，为文化艺术的创作提供了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社会文化上的自由为蒙古族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四是古代蒙古社会，在社会管理方面对个人的管束不是很苛刻，牧民不仅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而且在部落管辖区域内可以自由迁徙，部落领主也享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种在社会管理上的自由为蒙古族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五是蒙古古代法律制度较为宽松，对于违反法律的人，多以罚取牲畜、没收财产为主，很少采取极刑，这种在法治上的宽松也为蒙古族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蒙古族认为自由精神也具有相对性。首先，生产活动上的限制。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经济是一种“依天地自然之利，养天地自然之物”的自然经济。牧民们深知，草原虽然广阔无垠，但能够承载牲畜的牧场毕竟有限，无限制繁殖牲畜只能使畜群质量降低，收获减少。还有火灾、洪灾、白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些都强制着牧民们认真思考养什么牲畜、养多少牲畜、采取哪些防灾措施等。其次，商品经济的约束。当牧民的剩余畜产品不能及时换取紧缺的农业产品时，游牧社会的生存就会遇到危险。所以，游牧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经济领域的自由开放，以求用商贸往来，解决游牧经济的“短板”。他们一直积极和中原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当这种贸易受阻时，不惜以流血的战争来开辟市场。他们也积极开展和中亚乃至西方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的雏形。对此，有国外学者形象地说：“成吉思汗的财政策略已变为如今GATT[关贸总协定]的基点，而当时的主要交往工具之一的蒙古驿站制，如今也以互联网的形式实现了”[15]。所以，蒙古族认为，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不受约束的自由，只有当自由与合理的、必要的约束相统一，约束成为自由最大化的必备条件的时候，自由才真正得以实现。

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了《大札撒》并委任断事官，确立赏罚分明的执法原则与严厉的处罚制度。与此同时，千百年来形成的伦理道德、信仰禁忌、习俗“约孙”又以成吉思汗箴言“必里克”的形式传播于大众之中，其功能不亚于法令、札撒的规范体系，从而不但用武力统一了原先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蒙古诸部，而且还用札撒（制度、法律）和“必里克”（成吉思汗箴言）使蒙古高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安宁祥和的氛围，这一切对我们今天自由观念的认知具有很好的历史借鉴意义。

（二）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政治认同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平等思想深入人心，《成吉思汗法典》也称《大札撒》，其第七条规定：“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与贵贱都平等劳动。”第八条规定：“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16]可见，蒙古族追求平等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劳动中，还体现在人们平等地追求信仰，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民族自治区的地方，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理论与实践贡献：一是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最高利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只有亲如一家，才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7]二是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平等是我们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也是我们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同时各民族共同繁荣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物质保证。三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典范。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要认真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并嘱托内蒙古“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18]。四是要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政治上的一律平等，但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只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充分解决好我国在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矛盾，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19]五是做到两个结合，即自治与统一相结合，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20]

（三）赏罚分明、崇尚公正的民族品格

蒙古族文化蕴含着公平、正义传统，在历史上蒙古族先民培育了赏罚分明、崇尚公正的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在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有诸多体现。

首先，体现在国家制度上。大蒙古国建立时，采取分封制，将大规模草场连同牧民以封地形式比较公正地分赏给黄金家族成员和有功之臣，受封者在其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权，但也有服从大汗命令、定期参加忽勒里台商议国家大事、为大汗提供军赋和劳役、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这种做法符合草原民族古老的公正观，得到广泛拥护，具有历史进步性。一是取消蒙古传统的旧部族制度，把旧部落统治下的民众，纳入到新的千户组织中重新整合，克服了蒙古内部的分裂倾向，对形成统一的蒙古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蒙古内部属民和领地等人口和财产的再分配，实现了蒙古新兴封建贵族对公正分配国家资源的政治诉求和普通牧民对建立和平稳定、安全有序社会的期望，对于巩固新成立的蒙古国家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大蒙古国以分封制度作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使军政合一的千户组织在蒙古草原得到广泛建立，大大加速了蒙古部落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的建立，这对蒙古族来说，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体现在公正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上。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发布改元诏，“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5]860，史称“脱脱更化”。脱脱是元朝历史上难得的贤相，被命为中书右丞相后，脱脱尽心主政，积极推进更化措施：恢复科举取士制；倡兴儒学；为遭到伯颜迫害的蒙古诸王平反昭雪；“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5]3343减轻人民负担，缓解社会矛盾；撰修辽金宋三史。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朝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11]324脱脱公正对待历史，其意义非常重大，不仅使三史修撰得以顺利进行，且备受后人的好评，至今仍有教育价值。

再次，体现在公正对待人和事的处事原则。20世纪90年代初，一篇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获得了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文章讲述了发生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真实故事。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日军军官命令随军家属跳崖自尽。有一个七口之家的日本家庭的六口人先后被害，只剩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成为孤儿的日本小女孩，开始面临她人生中最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家庭收养她，她就要饿死在草原上，这时一个蒙古族家庭伸出温暖的手，领养了这位日本孤儿，给她起名叫“乌云”。蒙古族阿爸阿妈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供她吃穿、供她上学，乌云也未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努力学习，被保送上了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21]善良的蒙古族阿爸阿妈深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草原上犯下的滔天大罪，让蒙古人民恨之入骨，但是日本孤儿是无辜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公正的对待。蒙古族人民能够公正地明辨事理，展现出中华民族公道自在人心、善恶分明、海纳百川的民族胸怀。

（四）恪守“约孙”、以法治世的“札撒”思想

蒙古族的法律形成，经历了由习惯衍生为习惯法，再由习惯法发展到成文法的历史过程。习惯法在蒙语中称之为“约孙”，它有效地维持了早期蒙古草原部落的畜牧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在习惯法成为成文法的过程中，“大札撒”是具有代表性的法律。

“大札撒”主要体现的是成吉思汗的法律思想。一是成吉思汗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成吉思汗]以非常严格的札撒为他们[无秩序的部族]建立了秩序（ǰamīšī）：贤明勇敢的人当了将官，他把奥鲁交给伶俐的人，让他们管理马群（gallabān），粗鲁无知的人，则给予鞭子，派去放牧畜群。由此，他的事业象新月般地日益兴旺”。[22]388《大札撒》的颁布，体现出蒙古族以法建国、依法治国的政治成熟。二是奖惩分明、依法治军的思想。成吉思汗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蒙古军队不断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之一。1202年秋，他率军讨塔塔儿部时，颁布了三项军令：“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都是我们的，我们共同分配；如果被敌人打退，退到最初冲出去的原阵地，就要反攻；退到最初冲出去的原阵地而不反攻者，处斩！”[4]241成吉思汗严格执行这三条军令，初战时他的亲族首领阿勒坛忽察儿和他的叔叔答里台三人违犯了军令，趁机抢掠财物，成吉思汗得知后派哲别、忽必来两位将军将他们抢掠的财物全部没收，严肃了军纪。三是尊重所有宗教、兼容并包的基本国策。随着蒙古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张，蒙古族接触到世界各种宗教，面对复杂的宗教问题，成吉思汗采取兼容并包的基本国策，对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作用。“成吉思汗命令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各宗派之师、教士、平民医生，以及其他学者，悉皆豁免赋役”。[23]四是捍卫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使得蒙古民族格外重视自由贸易。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蒙古商队被花剌子模的摩诃末杀人越货，使得蒙古的自由贸易受阻导致的。[22]280—284蒙古人虽然重视自由贸易，但是本身又不善于经营贸易，所以导致大蒙古国和后来的元朝出现许多“回回商人”帮助蒙古贵族经营生意的现象。

建立元朝后，忽必烈通过元朝的治国理政实践，为蒙古族“札撒”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一是政教并行的法律思想。忽必烈尊八思巴喇嘛为国家的“法王国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宜，实行政教并行的法律制度，政道旨在以行政法制管理国家，教道旨在以佛治心，用佛教思想约束人们的言论与行为，弱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二是蒙古、汉、藏各地文化不同，采取依俗分治的思想。蒙古本土实施蒙古法，用汉法经营中原，在藏区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措施。[24]

三、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契合

（一）热爱故乡、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25]蒙古族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做出了伟大贡献。一是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处于分裂状态，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连表面上的统一都难以维持。五个政权递嬗，十个国家同时并存的五代十国，给人民带来难以承受的兵燹之灾。随后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对峙，形成南北朝格局，战火不断。与此同时，周边还存在西夏、大理、吐蕃、西辽和黑汗等独立或半独立政权。这一时期，统一成为历史潮流。从成吉思汗开始，经七十多年的征战，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蒙古族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赞扬的。二是元朝的大一统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元朝建立后，有关地域禁令自然不复存在，这为南方与北方特别是中原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大量汉人、南人来到漠北，他们带去丰富的农业、手工业等生产经验，发展了北方农业和冶铁、炼钢、制陶生产等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北方的发展。

到了清代，蒙古族依然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次女，清朝孝庄文皇后，一生辅佐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皇帝，为清王朝的初创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26]著名爱国将领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保卫战中指挥部队，以“难以描述的勇敢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痛击英法侵略联军，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抗击外侵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唯一的一次胜仗。得知战败消息的英国政客们一片喧嚣，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来“教训中国人”。对此，马克思指出：“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当局曾经请普鲁斯先生由陆路入京，无须用军舰护送。”“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27]

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蒙古族涌现出乌兰夫、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带领蒙古族人民走向了光明的道路，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更值得称赞的是，1960年因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上海孤儿院人满为患。大孩子五六岁，小的只有两三个月。当时近千万人口的大上海，米库已空，孤儿院里的孩子的生存成了问题。康克清同志抱着希望向乌兰夫同志伸出了求援之手。当时的内蒙古不是没有饥荒，也不是没有困难，但内蒙古的干部群众感到作为模范自治区，要为党分忧、为国解难，向孤儿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在乌兰夫同志的亲自安排下，从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共接收安置了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省市的三千名孤儿，其中上海约有一千八百余名，其他几个省约一千二百名。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后，送到各旗县，由民政部门安排牧民领养。每个牧民来领养孤儿时，医务人员和保育员都要逐一介绍每个孤儿的身体情况、个性和习惯，交代他们抚养方法，在衣食住行方面应当注意的事项，确保每个孤儿健康成长[28]，其中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年仅19岁牧民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面对一群咿呀学语的孩子，这个未婚姑娘从喂饭、把尿做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温暖了每一个幼小的心灵。她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祖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都贵玛“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29]

（二）尽责敬业、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精神”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指出：“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30]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五年再赴内蒙古考察时指出“希望内蒙古的同志认真贯彻党中央要求，弘扬蒙古马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18]内蒙古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与希望，以“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奋力开创新时代内蒙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蒙古马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成长的蒙古马具有超强的耐力，特别擅长长途跋涉。它们不畏寒暑、不惧艰险，总是以一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穿沙漠、过雪原，在主人的指挥下驰骋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与它的主人一起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传奇。元代的“站赤”即驿站，是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管理边疆地区、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重要信息渠道。“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5]1345显然，蒙古马是驿站传输的首选交通工具。二是一往无前的精神。蒙古马向来是牧民辗转牧场、寻找水源、踏平坚冰、拓展疆土的重要工具，是蒙古人的心爱伙伴，只要主人一下指令，蒙古马就会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踏平前进的道路。不难想象，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所向无敌、百战百胜，与勇敢的蒙古马密不可分。三是甘于奉献的精神。蒙古马无论负担多么沉重，都默默承受、无怨无悔，还有蒙古马的乳汁是牧民不可或缺的饮食。“他们喝马乳，并且酿制得非常精细，味道和白酒一样。”[31]在解放战争中，内蒙古骑兵师就是驾驭蒙古马浴血奋战，同兄弟民族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新时代，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32]，是新时代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蒙古马精神的真实写照。四是忠于职守的精神。草原之子廷·巴特尔、人民的警察郝万忠、用生命诠释“三严三实”的卢玉宝、以生命守护草原的吉日嘎拉等人民公仆、勤廉楷模是忠于职守、践行蒙古马精神的典型代表。五是精诚团结的精神。蒙古马善于协调、纪律性强，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会与主人齐心合力、患难与共。内蒙古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20世纪50年代就被敬爱的周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内蒙古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做好了，在全国、在国际上都有积极意义。”[33]进入新时代，内蒙古要倍加珍惜荣誉，“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18]

（三）坚守承诺、诚信为本的为人处世准则

蒙古族是崇尚坚守承诺、诚信做人的民族。13世纪中叶，在蒙古草原上“如果任何牲畜丢失了，看到它们的人或者不去惊扰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指定看管丢失牲畜的人那里去；牲畜的失主到这些人那里去认领，他们没有任何困难就可以把它们领回去。”[34]可想而知，在当时蒙古草原物质资料极其匮乏、食物严重短缺的时代，蒙古人民还能继续保持着这种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从不无端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难能可贵，令人赞叹。

成吉思汗非常敬重诚实的人。1201年，帖木真与札木合所率十一部联军会战于阔亦田地方，效力敌方的哲别射伤了帖木真的白嘴黄马，当帖木真询问时，哲别的勇敢承认得到了帖木真的敬重并说道：“凡是与人敌对，对于自己所杀和所敌对的事，就要隐身、讳言。这个人却把所杀和所敌对的事不加隐讳地告诉我。这是个可做友伴的人。”[4]226于是哲别就留在帖木真身边，为帖木真屡建战功。帖木真对哲别的态度，体现了古代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用人标准：一要忠诚，二要勇敢。哲别的坦诚，表现了蒙古族“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的诚实品质。

忽必烈的“应天至诚”的治国思想。至元元年八月丁巳，年号以改元大赦天下，诏曰：“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5]99至元八年，忽必烈“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5]138定大都为国都，建立了元朝。忽必烈在诏书中将“至诚”与“应天”相对应，体现了忽必烈的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忽必烈的诏书中的“天”就是治理天下之道，“诚”就是诚心自觉执行治理天下之道，所以要以“至诚”去“应天”；后半句的涵义，是以“实惠”去“拯民”，体现了忽必烈治理国家的具体主张和务实精神。这句话完整的意思：以最大的忠诚去应天、奉天，用实惠去拯救民众，让他们得到实际利益，唯有此才能国祚延绵。这一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35]

（四）以友为贵、友善相待的“安达”情谊

蒙古族世代居住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冬季凛冽刺骨的寒风，夏季灼热刺眼的阳光，时刻都在考验着他们的生存能力。牧民们非常清楚一只弱小的羊羔，如果离开了羊群，在自然界只有面临死亡。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集体的保护，他的下场比孤独的羊羔更悲惨。所以，只有以友为贵，友善相待自己身边的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在严酷的社会与自然的斗争中生存下去。这一生存理念，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以“安达”情谊的形式充分展现出来。

建立友善的“安达”情谊是蒙古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至于食物，无论他们家中贮藏得多么微薄，也乐于与他人分享。”“他们都不是一些弱不经风的人，彼此之间从来不会互相嫉妒，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从来不会有任何诉讼。任何人都不会蔑视他人，而是竭力相互帮助和支持。”[36]的确是这样，当孛斡儿出遇到寻找丢失八匹马的帖木真时，便扔下手中的活计，自告奋勇，帮助帖木真，和他一起从盗马贼手中追回了八匹骟马。帖木真感谢素不相识的孛斡儿出说：“朋友，如果没有你，我怎么能找回这些马？咱俩分吧，你说要几匹？”孛斡儿出说：“我因为好友你[追寻马]，走来得很辛苦，我为帮助好友你，与你结伴同去[追寻]。我还要外财么？”[4]120—123后来，孛斡儿出辅佐帖木真完成统一蒙古的大业，两人团结战斗，亲密无间。

建立友善的“安达”的根基是“以诚相待”。蒙古族在安达交往之中，特别注重“言而有信，无信不立”。在蒙古民间谚语中就有“说话若是不算话，等于自己打嘴巴。”“要在敞亮的地方拴骑马；要对知心朋友说实话。”[37]142“骗友一次，害己终身”等[37]146。对背信弃义的人，蒙古人是格外痛恨的。当阿勒坛、忽察儿、薛扯·别乞等共同商议，拥戴帖木真为成吉思汗时说：“我们立你做汗！……如果违背你的号令，可离散我们的妻妾，没收我们的家产，把我们的头颅抛在地上而去！”[4]177

蒙古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也是体现友善的重要方面。早期蒙古各部将年长者拥戴为“别乞”，“巴阿邻氏为长子后裔，别乞之制，在咱们[亲族]中由尊长[担任别乞]，兀孙老人[你是巴阿邻氏为长的子孙]，可做别乞！做了别乞，穿白衣，骑白马，坐在上座，主持祭祀，选算年月[吉凶]。”[4]391蒙古族爱幼的传统，是非常突出的。家里的幼子被视为家族生命力的象征，称为“斡惕赤斤”，常与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成为家庭财产的主要继承者。“在蒙古人中间自古以来就有幼子掌管父亲的根本禹儿惕（营帐）和家室的这样一种习俗和规矩。”[6]3

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乡村振兴文化建设的引擎和指路航标，为蒙古族文化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民族的文化也必将融合统一，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重要思想价值，但也需要继续充实和发展，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标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丰富其时代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保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在维护国家利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抵制低俗、抵抗物质冲击和功利诱惑、抵御不良外来文化的侵蚀方面发挥应有作用。